《鲁迅诞辰140周年：150多个笔名记录战斗的一生》（真数 2021-09-25）报道：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一个个历史书上的人物以另一种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剧中的演员，无论是造型、五官还是神态，都能找到历史人物的影子，获得了无数好评。鲁迅是其中人气颇高的角色，只要“迅哥儿”出场，弹幕就会出现各种表白。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弃医从文，将文字化为匕首，刺破黎明前的黑暗，召唤人们向光明前进。鲁迅将对黑暗、暴力、侵略的愤恨，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期望，深深地刻进文字，嬉笑怒骂，但却力透纸背。
古往今来，无数时代的光鲜者在历史中被遗忘，但鲁迅的文章仍然被无数人推崇。面对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缺钙文字”，我们不能失去鲁迅。
今天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这位在中国社会转型前夜探求光明的伟大作家，留下的，是不断与时代搏斗的勇气和不屈的灵魂，不断被世人缅怀。鲁迅先生140岁了，但他从未离开过我们。
150多个笔名记录战斗人生
鲁迅先生一生使用过150多个笔名，是中国现代作家使用笔名最多的一位，而“鲁迅”则是其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鲁迅”首次见于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等共有500多篇。
关于“鲁迅”这个笔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录鲁迅对此的解释：母亲姓鲁，周鲁是同姓之国，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鲁迅先生本人将“鲁迅”的寓意解释为：“‘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迅行”是鲁迅1908年发表《文化偏至论》时使用的笔名，有迅飞疾驰、奋勇前行之意，也可以窥见鲁迅作为一名革命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决心。
在以笔为刃、大杀四方的革命岁月中，鲁迅用一个个深刻寓意的笔名发表一篇篇战斗性的文章，也是一种斗争艺术。鲁迅先生的笔名，记录了一个伟大革命者坚韧战斗的历程。
国民党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后，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迫害、镇压甚至枪杀左翼作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以笔为矛，字字发聩，进行了激烈的反文化“围剿”斗争（1927年-1937年）。仅在1933年至1935年的短短三年中，鲁迅就使用了74个笔名，希冀更多的文章得以发表，足见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和鲁迅坚定的战斗锋芒。
鲁迅的笔名数量虽多，但并非都是随手拈来，大多蕴含深意。鲁迅曾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写道：“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例如1912年发表《<越铎>出世辞》时首次使用的笔名“黄棘”，就出自屈原《九章·悲回风》中“借光景之往来兮，始黄棘之枉策”，寓意“以神木策马，驱之疾驰”，自喻迅猛前进的决心；“越丁”则为“越地一丁”，寓意鲁迅的家乡——古越之地浙江绍兴；“孺子牛”则借《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为孺子牛而折齿”的典故，表达其对革命事业、人民大众的奉献精神。
一个个笔名，是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勇敢、坚定、忠诚的永恒碑记。
“自我”的发现与书写
鲁迅的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是短篇，但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鲁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是最常使用，也是使用得最为复杂的叙述艺术。鲁迅将自传性经历融合到了虚构的叙述当中，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虚构叙述中表达自我的内心体验和情感。
文化评论员李欧梵曾说：“在鲁迅的小说中，约有三分之二用了第一人称”。在《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的25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占12篇，将近一半。
鲁迅代表作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故乡》等，多被收录在《呐喊》当中。
第一人称“我”在鲁迅作品中承担了重要作用。鲁迅常借用“我”来叙述故事，在断断续续地讲述中跳动着“我”的影子。如在《祝福》中，“我”在祥林嫂人生经历的叙述中就呈现隐形的状态，时隐时现，也带领读者不断地与作品拉进或拉远。
鲁迅的第一人称叙述，常以复杂的手法，表达一个知识分子追求解放自由而又苦闷彷徨的体验，构筑了鲁迅小说中关于“自我”的底色和传承性，形成鲁迅小说独有的气氛，李欧梵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
色彩意象：小说语言的装扮色彩
鲁迅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充满悲凉、愤怒、彷徨、希望、呐喊、绝望的世界，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鲁迅在文学创作中赋予了色彩以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强烈的色彩感是鲁迅文学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
经统计，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的33篇小说中，使用的颜色词达76种，共使用721次，不仅涵盖了黑、白、红、黄、蓝、绿这六大类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颜色词，还以基本色为焦点运用到花白、青白、土黄、橙黄、桃红、肉红、灰绿、石绿等具体的色彩层次上。数据统计发现，鲁迅小说语言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为白、黑、红，分别占31.90%、19.56%、17.34%。
白色是鲁迅小说中使用最多的色彩语言。鲁迅小说中的白色意象或隐喻缺乏生命的活力或者死亡，如《白光》中多次名落孙山的陈士成“灰白”的脸色；或隐喻凶残恐怖，如《狂人日记》中吃人者“白厉厉”的牙齿；或隐喻腐朽、愚昧、落后，如《药》中“花白”胡子的茶客；或隐喻社会环境的阴冷和寂寞，如《祝福》中“灰白色”的沉重晚云。
黑色在鲁迅小说中常常隐喻着社会环境气氛，渲染阴森、罪恶、邪恶、死亡、恐怖的氛围。《狂人日记》里“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就直接而强烈地将浓重阴森的环境氛围呈现到读者面前，给人以阴郁、压抑之感，反映了封建制度“吃人”的可怖和魑魅魍魉专行的绝望。
红色则隐喻着精神病态和精神创伤，也就是在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和压抑下，国民精神受到的扭曲和损害。《药》中鲜血淋漓的馒头，《狂人日记》中记录着“吃人狼子”的“通红斩新”书卷，以全篇中唯一的暖色调，刺红了全文的昏暗、阴晦，带来阵阵压迫。
鲁迅小说广泛运用白、黑、红三种颜色为主的色彩意象，与鲁迅家乡浙江绍兴的地方戏中角色的装扮色彩密切相关。绍兴地方戏曲的角色装扮喜用红、白、黑等色彩鲜明的颜色来隐喻角色性格、品质，以便更为清晰、强烈地被观众感知。这些都对鲁迅后来的艺术审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融入文学创作中，使得作品语言具备更为独特的表现力。
动物意象：动物隐喻下的人性社会
鲁迅笔下的动物世界异常丰富独特，涉及二十余种动物意象，从贯穿小说创作始终的“狗”“狼”意象，到较少出现的狮子、狐狸、鸟雀，鲁迅对动物世界的描绘与对人文世界的刻画相互指涉，“人”与“兽”的纠葛在字里行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在《呐喊》《彷徨》的25篇作品中，“狼”和“狗”的意象出现最多。涉及“狼”意象的小说篇目有6篇，共18处，涉及“狗”意象的有9篇，共17处。
不论是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还是《祝福》中，狼总是以“吃人”的残暴形象出现，这指代着吞噬民众的的旧文化、旧理论，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与“狼”不同，“狗”是忠于主人的奴隶，攻击性、凶残性远不如“狼”。鲁迅笔下的狗，摇尾乞怜、趋炎附势、恃强凌弱，极尽讨好服从主人，却对陌生人狂吠的嘴脸，正是代表着鲁迅深恶痛绝的旧文化、旧制度的卫士。
《狂人日记》：触目惊心的“吃人”狂欢
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疑是鲁迅作品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以“狂人”的视角，窥见歪歪斜斜的历史字缝里，满本都写着触目惊心的“吃人”两字，揭开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日记》中，有12个与“吃”相关的动作，这些动作一共出现了55次，“吃人”一词使用了28次，独立成词的“吃”出现了15次。
除了和“吃”相关的12个词之外，与“吃人肉”相关的行为还有13个，例如“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唇边还抹着人油”“用馒头蘸血舐”“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等等，令人陡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悲凉。短短四千余字，满目“吃人”景观，鲁迅用一场惊悚的“吃人狂欢”，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
那些年，我们一起学的鲁迅
从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的作品就被选入语文教材，直至今天，鲁迅仍然是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最多的作家之一。
鲁迅的作品常被认为文字晦涩难懂，有人认为鲁迅部分作品语言和思想太过犀利，不够贴近生活。近年来，一直就有鲁迅作品将被“请出”语文教材的传言。但鲁迅作品进入教科书的近百年间，不论篇目如何更改，数量如何增减，课本里的鲁迅仍是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集体记忆。
当前使用的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数量为11篇，仅为最多收录时期（第7套和第8套）21篇的一半，但保留的大多是《祝福》《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等历套教材中收录次数最多的、最为经典的篇目。从这些文章中，当代青少年仍然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语言的深厚，看到百年前文豪的身影与精神。
从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体裁上看，小说和杂文比例较多。中国现代小说是在鲁迅笔下开始和成熟的，因此，鲁迅的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入选小说所呈现的，基本是发生在鲁镇这样一个微型中国社会中的生活，反映封建制度对人的迫害，寓意深刻。
鲁迅的杂文入选篇数也比较多，但是篇目有较大变动，与国内政治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早期鲁迅杂文收录较少，是由于建国初期领导人认为“鲁迅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所用的冷嘲热讽，隐晦曲折不再必要了”，到了大跃进时期（第三套至第五套教材），政治活动频繁，鲁迅杂文具有很强的斗争性，为教育所需要。在经济建设时期（第六套至第八套教材），语文教育走上正轨，但余波未平，变化不大。90年代（第九套至第十套教材）后，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得到加强，鲁迅的杂文数量依然保持较高。新时期（第十一套），语文的人文性加强，工具性、政治性削弱，体裁数量相对平衡。
鲁迅的散文入选教材，经历了一个逐渐被重视的过程，反映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逐渐增强。鲁迅散文语言优美，贴近学生心理，适合中学生学习，能够很好地与学生产生共鸣，传递情感。《记念刘和珍君》悼念烈士，揭露黑暗，既具战斗性又有抒情性，对于中学生来说具有鼓舞力和贴近性。
当我们读鲁迅时，我们都在想什么？
中学时代虽流行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但离开校园，鲁迅仍然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作家。曾有数据统计，年轻人聚集区的B站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是鲁迅。那么，当人们穿过历史，现在品读鲁迅，都读到了什么？
我们对豆瓣上《呐喊》书评的540条共52万字长书评进行收集、分词，筛选无意义词语后提取高频词汇。
通过对豆瓣《呐喊》书评的词频分析发现，高频词汇按照其指代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小说内容的提及，如阿Q、孔乙己、狂人等；第二类是对小说意义内核的概括，如中国、社会、希望、生活、时代、精神等；第三类则指向鲁迅本人，如先生、文章、作品、作者等。
今天，一声“先生”难以道尽对鲁迅的尊重与敬仰，我们在读鲁迅时仍然能不断地回看和审视自己。阿Q、孔乙己、狂人，这些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在近百年后仍然经典不衰，在鲁迅批判现实的犀利笔触下让我们感觉处世的真实与警觉，积淀成中国人居安思危的生存哲学。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鲁迅的光彩，不仅仅为当时的青年照亮了探索的一隅，也仍然在当代青年的心中熠熠生辉。
作者：毛依凝 罗雅丽 马凡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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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哀嚎：
charley3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6:45:15
呵呵，中共的统治下，别说鲁迅这样的刺头了，就连老舍这样的顺民照样整死。亏的鲁迅死得早。不过这样也不成，中学课本在剔除鲁迅的作品，现在的学生还知道刘和珍君吗？
hua0928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6:36:04
看看当下共产党治下国内的老百姓，和一百多年前鲁迅猛烈批判的那个年代的麻木愚昧的中国人有啥区别么？一百多年了基本没变！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5:10:00
这样的人现代也有不少 不过早被关进监狱了
谢选骏指出：鲁迅是条变色虫，连名字都是假的——150个假名！多功能随机应变的虫子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文献之中。
，
《鲁迅长孙周令飞：“鲁迅说”大多数都不是鲁迅说的》（2021-09-25 中国新闻网）报道：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的日子。前后几天，周令飞非常忙，作为鲁迅的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他需要出现在天南海北各种纪念活动中。
最后，采访被安排在一个会议的茶歇时间。地点也非常鲁迅——绍兴咸亨酒店，因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咸亨也是鲁迅故乡的地标之一。
鲁迅又“回来”了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周令飞虽常回绍兴，但这还是他第二次出席如此隆重的纪念大会。上一次还是2011年，鲁迅诞辰130周年。
纪念的主体不变，但周令飞还是觉得，和十年前相比，如今鲁迅更“热闹”了。“他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次数变多了，网络上关于鲁迅这一话题的点击量也变高了，鲁迅又回来了。”
鲁迅又回来了，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十年前，提到鲁迅，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科书中的作品，会认为鲁迅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那个鲁迅，严肃、不苟言笑。
但十年后，鲁迅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流量担当”。周令飞做过一个统计，网上研究鲁迅的文章有8万多条，将近3亿字。
这只是学术上的“热闹”。更多时候，鲁迅很忙，忙着普度众生，忙着道尽世间“真理”。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年轻人，多吃蔬菜，少熬夜”“本身就穷，折腾对了就成了富人，折腾不对，大不了还是穷人”“有时看错人，不是因为瞎，而是因为善良”……
“这些网上的‘鲁迅说’，大多数都不是鲁迅说的。”周令飞说，近年来，鲁迅从教科书中那个匕首、斗士，转变为被追捧的人生导师。究其原因，是人们在物质日渐满足后对精神的追求。
他提到，鲁迅在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呈现的价值观，以及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争精神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都能引起不同阶层、年龄、岗位人们的共鸣。
“这好比一笔文化遗产。”周令飞提到了那句著名的“被玩疯了”的“两棵枣树”。
以前有人问他，鲁迅作品中这两棵树有什么含义？周令飞回答不出来，只觉得是强调，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如今，他恍然大悟。他的理解是：“一棵是物质的，一棵是精神的。”
他说，鲁迅就是一个“精神斗士”，也是中国精神的集大成者。这才会引发青年人的追捧。他们不再止步于追求“我要买个房子、车子”之类的物质满足，而是想要一种精神慰藉，于是鲁迅成为各取所需的心灵港湾。
从平面走向立体的鲁迅
鲁迅以各种方式“回归”，在周令飞看来，这能让大家见到更立体的鲁迅。“我不想大家一谈到鲁迅，就都是眉头紧皱、刻板严肃的平面斗士形象。这样的鲁迅，反而就不可爱了。”
他提到，以前大家见到的鲁迅，都是在教科书中，都是平面的。包括他自己，接触自己的祖父也是从课文开始。每次都是打开课本，再提炼中心思想。“可以说，老师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理解，老师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同学们也常常调侃周令飞：“又要背你爷爷的文章。”
周令飞坦言，学生时代这些内容自己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似懂非懂，自己对祖父的认识是一知半解，或者说“一片空白”。
后来，他明白，似懂非懂，是因为鲁迅的那个世界，那里面的人，都是几十年后大家所不熟悉的，这让很多年轻人对于鲁迅望而生畏。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走近、探究鲁迅这一位“80后”大叔。
比如在B站弹幕中、在脱口秀段子里、在影视剧里，鲁迅都以极其特别的方式出场；《狂人日记》《阿Q正传》里的不少桥段，成为网络热梗。
周令飞还遇到过rap、交互手游、文创产品等传播鲁迅的方式。他觉得，严肃的方式也好，诙谐的方式也罢，他都不反对，戏说的方式也可以，但要有底线，诽谤、侮辱可不行。
他想起了一个在武汉让人大为恼火的场景。在一个小摊前，店主挂出了鲁迅的图片。原本画中是鲁迅手持烟卷，但到了这里，烟卷变成了签子，上面串了臭豆腐。
旁边还写着“鲁迅说：臭豆腐好吃”。
这个他觉得突破底线了。
另一个要点，是基于真实。他谈到了之前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剧中鲁迅趴在地上写《狂人日记》，稿纸散满一地。但周令飞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在家族记忆中，祖父是个很整洁的人。买了东西的牛皮纸，他都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牛皮绳缠起来。甚至在鲁迅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选择下床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说“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他觉得这样一个讲究、有条理的人，不可能会把稿子四散，趴在地上写毛笔字。“这个感觉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符，这样的艺术表达对认识鲁迅没有帮助。”
但无论如何，周令飞还是希望能通过多种载体、方式，让更多人看到立体、3D的鲁迅。“也许鲁迅诞辰150年的时候，社会对他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家人眼中的鲁迅
无论社会给予鲁迅怎样的立体表达，在周家人眼中，生活中的鲁迅，是有七情六欲的，是鲜活的。获得这个认知，周令飞用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他对祖父的认识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一片空白”。之前在祖父的光环下，他甚至会回避甚至逃避有关鲁迅的一切。
二十年后，他开始做鲁迅工作，又是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接下了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和文化的重任。“这些年来我进步了，可以说和祖父最亲近。”周令飞说，这是每天在一起的二十年。他了解到，鲁迅并不是世人眼中横眉冷对的样子。“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幽默、爱笑，喜欢喝酒、抽烟、聊天、美食、看电影。周令飞给鲁迅贴上这几个“标签”。
他说，鲁迅是多面的。作家鲁迅和生活鲁迅、严肃的鲁迅和好玩的鲁迅、有钱的鲁迅和孺子牛鲁迅、精神鲁迅和物质鲁迅，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鲁迅，甚至喜欢恶作剧。
1926年—1927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担任教授。有天他去当地一个理发店理发，穿得不怎么讲究，甚至有点破烂。理发师怕他不付钱，就潦潦草草地给他剪了个头。剪完后，他从兜里抓了一把钱，塞到理发师手里就走了。
第二次，鲁迅又找了这个理发师。理发师想好好招待鲁迅，刮脸刮得特别认真。结束后，鲁迅掏出一把钱，从中拿了两块给理发师。理发师懵了：“为什么上次我随随便便剃个头，你给我那么多钱，今天却只给两块？”鲁迅说，上次我是随随便便给的，今天我也认真了。
这是周令飞在鲁迅回忆录中看到的，如今仍令他印象深刻。他没想到，祖父这么“好玩”。他领悟到，教科书中的鲁迅，只是平面的，生活的鲁迅才是三维、立体的，他甚至比别人的祖父更有快乐细胞，更有生活气息。
比如鲁迅十分好客，经常邀请朋友到家做客。有次他打开门，看到围坐在一起的朋友，十分开心，跳着华尔兹，嘴上数着节拍就进来了；他喜欢美食，却不会做饭，经常下馆子；他十分文艺，在上海的十年间，看了100多部电影，在和许广平恋爱的两年时间里，写了160多封信；他喜欢坐汽车出去兜风，喜欢喝茶，喜欢喝酒，喜欢微醺的状态，喜欢金石篆刻，喜欢拓片，喜欢碑贴，喜欢木刻，他喜欢很多东西。
周令飞觉得祖父有一颗好奇心。这一点周令飞觉得自己也遗传了祖父的基因，喜欢接触未知的东西，经常找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去了解，而且还要把它钻研透。
周令飞曾经庆幸，幸好自己没生活在祖父身边，不然每天都要被祖父“打屁股”。但父亲周海婴的回忆，颠覆了他的想象。
周海婴提到了鲁迅为数不多“管教”孩子时的场景：报纸卷成棍子状，抓起儿子就“啪啪啪”地朝着屁股打。“声响虽大，但一点也不疼。可你也能感受到他确实很生气。”周令飞说，鲁迅生气并不是一两天都闷闷不乐，可能过个5分钟、10分钟就好了。
他看到了这个“斗士”心底的柔软。这个柔软，不是像刺猬一样，把刺留给别人，而是一种敢为四万万民众鼓与呼的善良。
鲁迅到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后，每个月的工资也有两三百块大洋。这是什么概念？周令飞作了个比较：那个时候，佣人的工资是一块大洋。他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栋房子。
虽然收入颇丰，但鲁迅手头并不宽裕。周令飞解释说，祖父曾拿出很多钱支持革命者和青年人，还帮助萧红、方志敏和一些共产党员、年轻作家出版文集。这些在鲁迅的日记里都有所记载。“这也是祖父为国为民的情怀，就像他弃医从文，也是为了劳苦大众。”
不过作为鲁迅的后代，周令飞有时候也会有困惑。
前几年，周令飞曾经和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孙子对话。夏目漱石的孙子说，自己前半辈子一直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作为夏目漱石的后代，每天就是被人家说，你应该会写作，你不会写作，就是数典忘祖。但夏目漱石的孙子后来学的是漫画，从事漫画评论工作，人家也说这是不对的。
那一次对话让周令飞很有同感。
周令飞记得自己的父亲周海婴，在大学时候会打桥牌，也会跳交谊舞，但别人就会说，鲁迅的儿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不好好读书。
周令飞本人，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有一次有人给他递烟，他说不会抽烟，对方很诧异，鲁迅的孙子怎么可以不抽烟呢？鲁迅不是整天抽烟吗？这让周令飞哭笑不得。
不过，这些年鲁迅的“去脸谱化”，让公众对鲁迅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多元。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周令飞和鲁迅文化基金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丰富多彩的鲁迅和鲁迅精神。
今年祖父140岁。在周令飞眼里，祖父依然鲜活、生动，很有生命力。
谢选骏指出：这个“鲁孙”和那个“鲁迅”一样下贱——好的东西贵给自己，坏的东西推给别人；年轻时候叛逃，老了以后回归……两头通吃，岂不快哉。
《鲁迅外国好友身份曝光，窃取美国情报，秘密为苏联服务20年》（在下左慈 2020-08-12）报道：
这个德国人，是鲁迅笔下的好友，还是一位苏联间谍。曾在上海、东北、英国为苏联人刺探情报，她在国外情报界名噪一时。被认为是“苏联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间谍之一”，那她到底做过哪些事情，让她既可以和鲁迅交往，又能当间谍。
这样有名的女人，她叫乌苏拉。鲁迅日记中最早出现她的记载，是以“汉堡嘉夫人”的名字出现：“1931年6月11日，晚冯君及汉堡嘉夫人来，赠以《士敏土之图》一本。”
乌苏拉1907年出生在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一家人大都为共产党服务。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被视为德国左翼经济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揭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面目。他的六个孩子，有5个是共产党。
乌苏拉入党时19岁，后来在图书馆和出版社工作。因为她的共产党身份，让她后来失业了。在柏林，她和第一任丈夫鲁道尔结婚，丈夫也是共产党。
1930年德国内部形势，让夫妇二人呆不下去。鲁道尔在上海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工作，当时上海的房地产发展不错。也因为丈夫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乌苏拉出入上海外国人的高等圈子。
经常参加各种贵妇圈的乌苏拉，觉得身边的阔太太宛如一具活着的死尸。她们整日游手好闲，家务全交给中国仆人。因为乌苏拉的信仰使然，她非常排斥这些状况，并极力远离。
为此她企盼和党组织建立联系。极为巧的是，她认识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将之介绍给佐尔格。同时也认识了鲁迅、陈翰笙、宋庆龄、丁玲等人。
鲁道尔夫妇到上海第二年，就发生了九一八，次年发生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久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乌苏拉彻底投身到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在佐尔格的影响下，乌苏拉成为了苏联间谍。从此乌苏拉成为了苏联间谍，为情报事业奉献20多年。
1933年佐尔格去了日本，乌苏拉去了苏联受训。1934年夏秋，她被派去沈阳当间谍。
在这里她和恩斯特一起工作，二人日久生情，乌苏拉在1936年4月有了第二个孩子。乌苏拉的丈夫对乌苏拉的出轨不关心，对乌苏拉的第二个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
在沈阳时，乌苏拉租住在张学良以前情妇的别墅中。公开身份是书店经销商，有在丹东活动，和当地的抗联游击队有联系。乌苏拉除了搞情报外，还要为抗联游击队买炸药。1935年时，一位和乌苏拉接头的同志被捕，乌苏拉及时撤去北平免遭逮捕。
苏联也担心乌苏拉和恩斯特的感情，会让乌苏拉的间谍身份暴露，就将二人撤回苏联。
乌苏拉的贡献卓著，苏联人为此授予红旗勋章，还有上校军衔。
1938年秋，她被派去瑞士当间谍，在这里她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这时她的德国护照失效，为了能让乌苏拉继续留在瑞士，苏联派伦·毕尔顿和她假结婚。伦·毕尔顿和乌苏拉弄假成真，乌苏拉有了第三个孩子。
1941年时，乌苏拉到了利物浦，和早来英国的父母取得联系。乌苏拉的新住地和英国研发原子弹的基地很近，乌苏拉因此和为苏联提供核情报的克劳斯·福克斯合作。克劳斯·福克斯是德国物理学家，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当时正参与英国和美国的原子弹计划。
1949年底，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设局抓捕了克劳斯·福克斯，克劳斯·福克斯在次年1月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乌苏拉未免连累自己，提前去了东德。
回到东德后，乌苏拉以亲身经历写成过小说，但当局害怕泄密不准出版。直到1977年才以《索尼娅的报告》为名出版自传，索尼娅是佐尔格给乌苏拉的代号。这本书轰动图书界，获奖不少，也让美英情报部门懊恼不已。
美英情报部门为弥补，派间谍和记者上门问询。起初，她不想接受，但拗不过才答应了。
2000年7月7日，乌苏拉死于柏林。
欸，你说鲁迅当年知道乌苏拉的苏联间谍身份吗？
1936年7月，爱版画的鲁迅自费精印了103部。40本为赠送本，鲁迅将一本送到乌苏拉手上。
谢选骏指出：鲁迅不仅知道乌苏拉的苏联间谍身份，而且鲁迅自己就是一只苏联特务——
《鲁迅发给红军的贺信》（2006年08月01日 解放军报）报道：
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举世闻名，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鲁迅先生就曾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与著名作家茅盾联名给红军发来贺信。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封贺信的具体情况一直没有公开，成为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去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4卷，公开了这封珍贵的革命文献，笔者抄录了全文：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XXXX
一九三六、三、廿九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全文刊载，主要是祝贺红军渡河(黄河)东征的胜利，表达了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的信心和决心。全文短小精悍，充满战斗精神，更像一篇演说词。
有的媒体把“贺信”也称为“贺电”。最早记述鲁迅庆贺红军胜利一事的，是鲁迅先生的挚友冯雪峰，他在1951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
关于庆贺红军胜利的事，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中有过回忆，大概意思是1936年春节后的一天，他到过鲁迅家中，后来鲁迅送他下楼时曾对他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茅盾说很好，就是担心电报怎样发出去，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办就可以了。至于最后怎样辗转到中共中央，史料记载不详。每当有人提起鲁迅、茅盾发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事，茅盾都说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也没看到电文原稿。
尽管史学界对这封贺信的细节问题还有一些争论，但是鲁迅先生关注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安春红)
谢选骏指出：尸魔特癞是个著名的苏联特务，鲁迅和她勾勾搭搭，是个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同属苏联特务的关系。
《陈漱渝：关于鲁迅的网络传言》（2020-11-06 陈漱渝 中华读书报）报道：
目前新媒体发展迅猛，传播力强，这是好事。但网络上的文章和手机上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不能轻信。我不会在电脑上网，但在手机上也能看到不少关于鲁迅的流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如说鲁迅吹捧袁世凯，不骂蒋介石，与日本特务为友，跟共产文化决裂；又说鲁迅日常生活奢侈豪横，还说什么鲁迅跟东北女作家萧红关系暧昧。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袁世凯是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虽然不能说他一生中一件好事都没干过，但他最终是以卖国贼的身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又正式出任民国大总统。但干了两年就想复辟封建帝制，把共和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5年5月9日跟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民四”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然而网上有人说，鲁迅赞扬袁世凯的教育思想，认为他最尊重人才，最爱护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可靠史料的支撑。
大家知道，鲁迅曾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师。太炎先生就是因为大骂袁世凯攘夺国柄的祸心而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其女自杀，太炎先生亲手写了“速死”两个大字，想尽快结束生命。在鲁迅眼中，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执政时期北京城里充满了“杀，杀，杀”的白色恐怖，只见很多进步青年被秘密逮捕，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也印证了鲁迅的记述，那时的确茶馆里都张贴了“莫谈国事”的告示，因为饭店客栈等公共场所遍布了便衣侦探。至于说鲁迅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更是荒唐。鲁迅不是外交官，哪有可能代表政府在对外条约上签字。更何况“二十一条”是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掠夺中国的条约，最后并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说鲁迅文章中从未骂过蒋介石，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鲁迅是一个战士，但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鲁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蒋介石，但一直批判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一直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甚至在《“友邦惊诧”论》一类杂文中拍案而起，痛骂“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试问，当时的作家当中，谁有鲁迅这样的勇气？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执政之后，鲁迅的杂文集和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成了禁书。这难道还不显示出鲁迅的政治立场吗？
说鲁迅与日本特务为友，指的是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内山是一位基督徒，1917年在上海开书店，开始卖《圣经》，后来售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中文版日文版都卖，仅马恩文集就出售了350套。这书店一共经营了三十年，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鲁迅说，卖书当然是要赚钱，但是不卖人血。说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这是八十多年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造的谣言，鲁迅曾公开予以批驳。内山完造不仅不是日本间谍，而且多次掩护过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郭沫若就曾在内山书店秘密会见了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海分部的秘书李民治，随后在李民治家会见了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等地反共的情况。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出任起义部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内山完造有进步倾向，所以1937年8月曾经被日本警视厅关押，9月又被审讯关押，并没收了随身财物。1950年，内山完造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如今这位日本友人跟他的夫人一起合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现改名为宋庆龄陵园）。鲁迅结交的人当中有没有成为特务间谍的人呢？当然有，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荆有麟。鲁迅支持他办过《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去世后，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被镇压了。人的思想是会有变化的，人群是会有分化的，这并无损于鲁迅的日月之明。
至于说鲁迅晚年跟共产文化决裂，恐怕是当下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件事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关心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什么态度，对当时的苏联是什么态度，我建议他们还是去看看鲁迅当时白纸黑字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进了《鲁迅全集》，查阅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至于如何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但历史真相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渲染鲁迅晚年与共产文化决裂的人经常拿出来三个证据：
一，据鲁迅当年培养的文学青年李霁野回忆。1936年4月，李霁野从英国归国，到上海拜访鲁迅，谈话中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冯雪峰。鲁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雪峰是一位诚实憨厚的共产党人。1928年文坛发生“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曾误认为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很多是年轻而政治上不成熟的共产党员，所以鲁迅问雪峰：“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雪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然后彼此一笑。这显然是鲁迅的牢骚话，针对的是一些左倾幼稚病患者。跟鲁迅聊天的冯雪峰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纠正太阳社、创造社错误倾向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二，在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当中，鲁迅曾严词批评周扬等人像“奴隶总管”，“以鸣鞭为唯一业绩”，但同时庄严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批评共产党内某些人的不当言行，绝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整个组织。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所以绝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个派别跟整个组织划上等号。
三，有人还说，鲁迅拒绝到苏联访问和疗养，也是他跟共产文化决裂的标志。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鲁迅“拒绝”访问苏联这件事。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曾通过中国诗人萧三邀请鲁迅去苏联访问，鲁迅欣然同意，并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但由于右脚神经痛，恢复得很慢，未能成行。后来又有多次多渠道邀请，均未能遂愿。原因很多：其一，当年到苏联交通不便，要坐长途火车，路途十分辛苦，非鲁迅身体所能承受。其二，鲁迅1929年老来得子，一家三口远行在语言和生活上有诸多困难。其三，鲁迅认为他的阵地在中国，最初考虑在苏联待一两年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一旦离开中国，鲁迅觉得自己就写不出文章了。其四，敌人已经散布鲁迅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的谣言，鲁迅如去苏联正中他们的下怀。
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鲁迅不去苏联是因为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事实上，鲁迅对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清楚。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于1934年，但大规模扩大化是在1937年至1938年，那时鲁迅已经去世。鲁迅作品中对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权的解放，即颠覆了农奴制，民众成为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产力的解放，即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以上两点，至今也是判断社会制度优劣的准则。
关于鲁迅的日常生活，我曾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回忆做过介绍，说鲁迅生活是平民化的。比如喜欢吃农家炒饭，上海的蟹壳黄——这是一种南方烧饼，外焦黄里松脆，状如螃蟹。不爱吃鱼，因为要挑刺，浪费时间。改善生活时喜欢煮点火腿肉。又说他在南京读书时冬天无棉裤，靠吃辣椒取暖，养成了习惯，以致吃伤了胃。这样讲对不对呢？当然对，都有史料依据。但最近在网上盛传一篇文章，作者声称依据一份《鲁迅家用菜谱》，说鲁迅在上海时期，家里索性不开伙，一日三餐都是饭店的“高级外卖定制”，什么粤菜，绍兴菜，上海菜，基本不重复。看到鲁迅“暴饮暴食”，一些年轻作家“简直惊呆了”。还有人说，如果民国时期也排“作家富豪榜”，那鲁迅绝对首席。这种说法不仅是断章取义，而且是无中生有。
首先，这份家用菜谱是许广平1950年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共两本，都无明确的年代。一本是从11月14日至次年4月5日。另一本从4月5日至6月1日。《鲁迅家用菜谱》是整理者添加的名称，把时间确定为1927年11月14日至1928年6月1日也是整理者的推断，其他年份并非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状况是会发生改变的。少年鲁迅因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生活条件自然不会太好，所以到南京读的是免收学杂费的学校。那时南京冬天无暖气，靠吃辣椒取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基本上靠官费生活，那时公派留学生的公费不算少，至少衣食无虞，但鲁迅爱买书，甚至到德国去邮购，所以经常入不敷出，说自己“又穷落了”。归国之后正好发生辛亥革命，政局不稳，工作收入也不稳。直到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才有相对固定的月薪，每月有二三百大洋。这月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属中等。不过北洋政府经常欠薪，所以鲁迅把自己比喻为“精神上的财主，物质上的穷人”。鲁迅在厦门和广州都是匆匆过客，因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办的民办大学，虽然当时经济不景气，但教授的待遇相当高。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既不当公务员，也不当教授，靠稿费和版税为生。多亏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帮助，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帮忙，给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的名义，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当中每月领三百大洋薪水，使鲁迅一家三人得以在上海这座居不易的大城市能够定居下来，踏踏实实写文章。
1932年至1936年10月，鲁迅专靠稿费生活。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标准是千字五至十元，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但上海消费高，十元租不到一处小房间。鲁迅的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够开支”（1932年10月2日致李小峰信）。版税主要来自北新书局，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的24年中，总收入应多达十二万余元。但北新书局经常拖欠版税，差一点跟鲁迅之间引发了一次诉讼案件。鲁迅的收入除了要养活在上海的一家三口之外，还要赡养远在北平的亲属，并帮助经济困难的三弟以及帮助不少生活窘迫的进步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所以总体来看，鲁迅虽然并不缺吃少穿，但跟生活“精致”“豪横”之间还是有极大差距。正如鲁迅所说：“倘若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更何况这两本菜谱上的菜肴究竟是多少人食用也没有定论。如果这份菜谱时间确定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那此时鲁迅刚到上海，是否定居尚未决定，暂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所以多叫外卖，从不开伙。就餐者除鲁迅夫妇外，还有三弟周建人一家，乃至周建人的同事，多时是四家七口人共餐，所以这笔帐不能都记在鲁迅一人头上。再看菜谱本身，至多也不过是鸡鸭鱼肉，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更谈不上“暴饮暴食”。鲁迅常年有胃病，怎能“暴饮暴食”呢？
有人还将鲁迅的饮食状况跟他弟弟周作人对比，说周作人晚年吃的是臭豆腐，喝的是玉米糊。这更是一种荒谬的对比，恶意的歪曲。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身份虽然是文化汉奸，但仍然得到政府照顾，每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三百元稿费。这三百元当时是高级干部的工薪待遇。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月薪是54元，还要赡养家人。所以周作人属特殊阶层。文革时期周作人被批斗，晚年身体又不好，吃臭豆腐、喝玉米糊是可能的，但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至今我也爱吃臭豆腐、喝玉米粥，并不能以此证明我食不果腹、水深火热。
至于鲁迅与萧红的关系，有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也将其暧昧化。事实上，萧红是一位东北流亡作家，1934年开始跟鲁迅通信。鲁迅曾为她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同年底，萧红跟她的情人萧军从青岛到上海跟鲁迅开始了交往。鲁迅肯定她的创作才华，也欣赏二萧身上的“野性”，即率真质朴。后来，萧红发现萧军有外遇，内心痛苦，常去鲁迅家去倾诉，但鲁迅有病，接待她的多半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对萧红的关爱，是导师对青年的关爱，是一种父爱兼母爱，也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左翼作家的一种情谊。最近传说一家拍卖公司把鲁迅、许广平赠送萧红的一颗红豆拍卖了241500元，我就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一颗普通红豆，或者是鲁迅、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玩物，那无论如何也拍不出这种天价。如果说许广平把鲁迅给她的定情物转送给了萧红，那更是不可思议、有悖常理的事。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句话的确道破了有些人的心理。
总之，我认为要了解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鲁迅，应该以他白纸黑字留下的文本为主要依据，不能轻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华读书报）
谢选骏指出：上文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春秋笔法”记录了文化奸贼鲁迅的点点滴滴。当然，内山完造不是日本特务，而是苏联特务，就像苏联特务鲁迅一样。难怪他们紧密团结、互相利用，因为他们必须共产国际的组织安排。
《鲁迅死后，二房停了朱安生活费，独守空房41年的她说了句著名怨言》（2021-09-26 搜狐）报道：
民国时期，因为正值时代交汇之际，不少当时的名人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反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改革先锋陈独秀、民国才子徐志摩，他们大多厌恶曾经的旧时代，无比渴望的进入新时代，可同时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迎接新时代的事物，也不知该如何忘掉旧时代的事物。
1878年，绍兴城朱家出生了个女孩并取名为‘安’，和绝大多数当时的旧世界女性一样，朱安从小就被要求成为一位中国古典女性，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安逐渐变得脾气和顺，善于针线活，习惯做饭做菜，并且还不识一个大字，也如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一句‘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让朱安成了小脚姑娘。
在旧社会，这样一个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的女性是被尊重的，特别是那双小脚，很多人娶妻的标准之一便是对方一定要有一双三寸金莲，如清代著名改革派学者辜鸿铭，他否定很多清代顽疾，但唯独钟爱小脚，常称：“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因此如朱安这样的女孩大多都有幸福的一生，然而朱安不同，她正处于时代的交际处，她是旧时代的遗孤，又有一个新时代的丈夫，1899年，由于朱家要求过高，导致朱安直到16岁还没有嫁出去，
在当时，16岁已经是很大的年龄了，为此朱家只好选择让朱安‘下嫁’，而朱安‘下嫁’的对象便是绍兴当地的落魄鬼鲁迅。鲁迅的爷爷周介孚曾官居翰林院庶士，是实打实的京官，只要自己不犯错，周介孚日后官居高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周介孚却同时出现了两个意外，第一，清王朝快亡了，第二，周介孚自己科考受贿险些被斩，被关了八年才放回老家，此时周家也就衰落了。
鲁迅当时并不在绍兴，因此鲁迅的母亲先看到了朱安，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多么完美的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还孝顺，因此鲁迅的母亲做主，让鲁迅娶朱安为妻，鲁迅得知后大为恼怒，此时的鲁迅已经见识过了新时代的思想，对朱安这个小脚夫人极为讨厌，但毕竟是母亲的命令，因此鲁迅只有一个要求，朱安不再裹小脚。
消息传回绍兴，无论是鲁迅的母亲还是周家，甚至是朱安自己都没有太过在意，不让裹小脚，在那个年代太过可笑了不是吗？
两家人就这么沉浸在联姻的喜悦中等待鲁迅的归来，然而鲁迅听闻朱安并没停止裹小脚后愈发的不喜欢这个发妻，1902年，鲁迅来到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前往日本学医，就是找各种理由不回来。
直到1906年，鲁迅的母亲假意称病才把鲁迅骗回来，逼着他娶了朱安，朱安和鲁迅这才第一次见面，然而嫖娼成性的鲁迅对眼前这个发妻没有兴致，第二天，鲁迅发现母亲没事后便放下心来，并且没有和朱安去周家祠堂请安，晚上面对新娘打扮的朱安毫无性欲，独自来到书房睡觉，仅仅是第三天，鲁迅便独自一人离家出走跑回了日本。
那一晚新娘朱安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从小的教育告诉她，如今的她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已经是一位完美的女孩了，可鲁迅却始终不喜欢他，当时无论是周家长辈还是朱家长辈都觉得鲁迅只是还年轻，等他再长大些，自然会意识到朱安的好。
随着鲁迅的名声愈发响彻，本来希望周家把朱安还回来的朱家开始犹豫了，便开始指责朱安为什么没能得到鲁迅的爱慕，这无疑让她愈发自卑，后来鲁迅回国，只要一回家，就故意绕开朱安见面，晚上便睡在书房，朱安就以鲁迅名义上的妻子过了十余年，直到1925年，又一个消息传回绍兴。
在那一天，朱安和鲁迅的母亲得知了一个消息，鲁迅与学生兼知己的许广平相恋并事实成婚，消息传回绍兴，这对朱安而言无疑是打击巨大的，但此时的朱安已经麻木了，她并不知道该如何取悦鲁迅，只能如往常一样陪伴着鲁迅的母亲相依为命。
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鲁迅都没有碰过朱安，但他也很明白，自己绝对不能休弃朱安，在那个年代，一个被休弃的小脚夫人几乎没有好下场可言，鲁迅死后，周家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朱安和鲁迅母亲的生活逐渐变得紧迫了起来，但许广平却接替了鲁迅的职责，多次为鲁迅的绍兴老家打钱。
可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南方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面对日益紧张的家庭，朱安听从了鲁迅弟弟周作人的建议，开始出售鲁迅的手稿来维持生活，许广平听说后急忙联系朋友阻止朱安的行为，然而独守空房半生的朱安这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们总说大先生（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可我也是先生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邪不压正”，实际上却是“正不压邪”，因为鲁迅喜欢邪的，不喜欢正的——大奶比二奶地位高，二奶比大奶吃得开。鲁迅还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大奶罗一秀扔给毛老爹，把二奶陶斯咏扔给妓女店，把三奶杨开慧扔给屠宰场，把四奶贺子珍扔给疯人院，把五奶江青扔给共产党……鲁迅算是包干到底，先走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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