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介入中国内战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时间线》（2021年6月29日 BBC）报道：

1921年，十余名年轻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洋房内，秘密召开了他们的首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由此创立。

当时，中共在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但不到30年后，其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建立政权，成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唯一的执政党。

在经历了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个贫穷动荡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9000万。但在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力富强的同时，中共仍坚持其威权主义路线，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产生，对异议声音严厉镇压，并实施严格的社会管控。

中共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何发展壮大，又经历了哪些权力巩固的时刻？BBC中文带你回顾。

1921年：中共创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支持下影响力不断扩大。主要支持者包括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921年7月23日，50多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推选的十余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共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为了躲避警方搜捕，会议后来转至浙江嘉兴的一艘游船上闭幕结束，中共正式成立。虽然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但中共将7月1日设为建党节。

1923年：国共合作

1923年的中共“三大”决议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试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次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1927年4月：“四一二”事件

1927年，蒋介石势力在上海对共产党员进行清剿。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逝世后，随着中共势力在国民党内不断扩大，国民党因是否继续容纳中共产生内部分化。1927年4月12日，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在上海发动“清党”运动，处决和抓捕大量中共党员。

1927年8月：建立武装

“四一二”事件后，由汪兆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宣布与中共决裂。中共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暴动，但在国民政府军队的包围下溃败。中共随后在多个省份组建直接控制的反叛武装。中共将南昌事件表述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将该日期定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四一二”事件后，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第一次内战。

1931年：第一次尝试建政

1927年后，中共开始通过培养割据武装，频繁发起暴动，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当时，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并加大了对中共的打击力度，将其称为“剿匪”。中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农村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首次尝试建立割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共在下辖地区推进土地改革，对地主进行严厉打击，对被没收土地进行统一分配，规定民众强制劳动。中共还号召青壮年民众加入红军。中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联合底层阶级和在农村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政策，得到大量农民的支持。

1934年-1936年：“长征”

193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主力从中国中南部撤离，穿越大面积的高原和高寒地区，辗转从四川到达中国西部的陕西。这一过程被中共称为“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长征”期间，中共军队躲过了国民党当局多次围剿。

1937年-1945年：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12月，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合中共抗日。1937年9月，中共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中共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在随后的八年里，中共与国民政府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存。中共多次在后方发起对日本军队的反抗，同时也积极扩大根据地范围。

1946年-1949年：展开内战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和谈，但随后和谈破裂。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展开和谈，但以失败告终。双方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开始内战。据估计，有数百万人在内战中伤亡。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一连进行三次关键性战役——位于中国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与华北的平津战役。最后均以中共的胜利告终，国民党精锐力量被消灭。

1949年4月，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攻下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在5月攻占经济中心上海。中共军队占领南京总统府。

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更名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其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1950年：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土地改革运动，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力。当局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由，对农村人口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大批地主被迫害和处决。（中共后来宣布土改在1953年完成。）在土改运动中，“斗地主”成为农民“翻身做主”的象征。

1950年10月10日，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中国全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对所谓“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等大批反革命分子进行判刑和处决。镇反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据中共官方说法，共有71万人在运动中被处决，129万人被关押。

1950年10月19日：参与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19日，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中共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参加朝鲜战争（韩战）。中共将其称为“抗美援朝”。中国军队奋力援助朝鲜金日成政权，与韩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重新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附近。

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

195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发起党内整风运动，随后演变成反右派运动。中共在同年10月发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官方数据称，在波及全国的运动中，有超过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反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政策的人）。数十万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产生诸多冤假错案，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大部分右派分子后来逐渐被平反。中共亦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敌人，因此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批斗甚至处决。

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大跃进”运动，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快速增产。运动开展后，中国掀起全民炼钢潮，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实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政策。但“大跃进”生产的钢铁合格率低下，反而导致资源浪费。此外，农村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的现象愈发严重，最终导致粮食短缺。据信，有数千万人死于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全国性饥荒。

1959年：废除噶厦政府 达赖喇嘛出走

1959年3月，由于藏族民众抗议中共统治，解放军和藏族军民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在武装行动被镇压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高官流亡印度。中共将冲突定性为“叛乱”，并宣布废除噶厦政府，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中央政府自此在西藏推行土地改革，废除农奴制，摧毁寺院，推行土地公有制。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外号“邱小姐”。三年后，中国再次成功试爆氢弹，迈入有核国家序列。

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运动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为名义打倒党内的“走资派”，实则试图全面强化个人权力，打击异己。主要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批斗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官员，并伴随着大规模抄家、砸物和迫害。中国进入疯狂的文革时期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更加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在多地进行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还开展了大规模“武斗”。在文革中，包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军队元帅朱德、贺龙、彭德怀在内的大批中共干部、将领、科学家和普通民众被迫害致死；孔子墓等大量文物古迹被捣毁；经济活动和教育停滞。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正式统计数字。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中国官方后来将其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民间亦称其为“十年浩劫”。1971年的上海一片萧条。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10月6日，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中共军方核心人物采取行动，将毛泽东遗孀江青、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逮捕，他们被指在文革中煽动造反，夺取权力。事后，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革中一度被边缘化的邓小平复出。“四人帮”被逮捕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被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判终身监禁。

1978年：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改革计划经济，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大举放宽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允许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意识形态上放松管制，淡化阶级斗争。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曾经的宿敌美国宣布建交。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1979年：开始推行一孩政策

随着中国当时人口逼近10亿，1979年，中共领导人召开多次会议后，决定推行一孩政策，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1980年，中共发布针对党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一胎化在中国城乡全面推行。然而，很多地方的计生官员对违反该政策的妇女粗暴地进行强制流产、绝育，甚至导致杀婴事件。

1989年：“六四”镇压

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日益开放，要求中共加快民主改革、促进法治的呼声也愈来愈多。1989年4月，被视为是开明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大规模学潮，后演化成全国性的民主示威运动。示威学生长期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并发起绝食运动。5月20日，中共宣布在北京戒严，但军队被抗议学生和大批北京市民拦阻。6月3日至6月4日，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进行强行武力清场。军队动用真枪实弹，并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学生和市民。“六四”镇压中的死亡人数有很多不同版本，从数百人至上万人的说法都有。该事件导致同情学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并被软禁，大批抗议学生流亡海外或遭到处罚。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洲多国均对中国政府表示谴责，美国与欧盟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中共的武力镇压而结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六四”后，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空前的批评和孤立，邓小平决定弱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鼓励全国人民“向钱看”。他同时选择退居幕后，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2年1月至2月，名义上已无任何公职的邓小平到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视察，再次强调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路线，推动中共在“六四”后，重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江泽民在1989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

根据1984年中国和英国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移交香港主权予中国，结束对香港长达156年的统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与香港类似，1999年，中国从葡萄牙手上收回了澳门的治权。

2002年：胡锦涛出任总书记

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届一中全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次年接任中国国家主席职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温家宝接任国务院总理。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间，中国继续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因素的助推下继续稳步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让中国国际形象有所提升。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还在2005年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会晤。这是国共领导人在1945年之后的首次会面。200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海运直航、空中直航和直接通邮。胡锦涛任内，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但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中共对于异议人士和抗议者仍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在民主化改革上止步不前。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2012年：强力反腐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掌权后随即开始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官方数据显示，仅2013年，就有18.2万官员受党纪政纪处分。在反腐运动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国体制中属于正国级官员的周永康在2014年被立案审查。他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被判贪腐罪的最高级别领导人。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2017年：兴建新疆“再教育营”

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2009年“七五”事件以来，频繁发生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自2017年起，习近平领导的中共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在新疆普遍设立大型拘留设施，将大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没有经过正式审判的情况下，送入拘留。中国当局称这些设施是用于“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教育培训中心，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称该政策是“种族灭绝”。多国因此对中国进行制裁。据估计，高峰时有至多达百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送入“再教育”营。

2018年：习近平修宪

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集中个人权力。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他成为自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任期限制。外界普遍将这一举动视为习近平在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继续长期掌权铺路。

2020年：重塑香港

由于很多香港市民对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和非民主体制的不信任，2019年，香港开始爆发大规模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又称“反送中”运动。据组织者数据，抗议高潮时有近200万人走上街头，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局并未理会民众的诉求后，一些激进的示威者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抗议。中央和香港政府遂加大镇压力度。香港警方在几个月内拘捕超过一万人，有超过2500人被起诉。该运动被视为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中共在2020年6月30日从北京直接通过香港《国安法》，惩治被认为具有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境外势力言行的人，并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官方数据显示，近一年里，有107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

谢选骏指出：BBC掩盖了一个事实——香港的斗争，是英美与苏俄及其残余势力长期斗争的继续，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介入中国内战的产物。——俄罗斯，中国的死敌与世仇也！三十年前，俄罗斯在坑害了中国之后，玩弄金蝉脱壳的诡计脱离了马列主义的泥坑，而中国至今还深陷其中，不亦悲乎！

谢选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王败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去世，曾感叹实事求是难》（2020-06-20 编辑/赵三军 统筹/刘姝蓉）报道：

首都师大19日发布讣告称，该院离休干部、政法学院教授孙长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1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大白新闻注意到，孙长江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之一，这篇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文章，在40多年前发表时曾引起轩然大波，孙长江自述当时已经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并感叹实事求是难。他后来在杂志上撰文称，历史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再轻易地失掉。

记者出身的哲学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的讣告称：孙长江同志1933年10月出生，福建晋江人，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二十九军、福建军区永安军分区担任文工队员、记者、干事。1952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学习，1955年9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1973年4月任国务院科教组《人民教育》编辑部编辑，1977年5月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1983年1月调入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任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1994年创建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奠定了首都师大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基础。1998年10月离休。

孙长江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之一，为建立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孙长江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人师表、待人真诚，胸怀坦荡、追求真理。哲人其萎，风骨长存！

根据家属意愿，后事从简。特此讣告。

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曾做好去秦城监狱准备

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发轫于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这场大讨论，源于一篇看似平淡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供职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

据孙长江生前回忆，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时期。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隔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将近3年以后就是197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大家都在思考、议论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那么贫穷，怎么办？中国怎么往前走？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谁能够挽回这种局面呢？希望邓小平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把经济改变过来。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四人帮”强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左”的阴影还笼罩着中国的大地，“两个凡是”还束缚着很多干部的思想。如何冲破“思想的牢笼”，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他认为，正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命运，才有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写和刊发，以及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检验真理大讨论，而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也远远超过它的理论意义。

“那篇文章，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过来的，很是惊心动魄。”孙长江说，“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也记不清修改了多少回，当年，经过胡耀邦亲自审阅定稿后才刊发出来。”

当年孙长江才40多岁，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胡耀邦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胡耀邦在一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就提出工作也要看实践。但是，当时党校有的学员仍有误解，认为检验真理一个要看实践，一个要看毛泽东思想。

“我就说，这个不行，如果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发生矛盾怎么办？”孙长江说，后来，在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组织下，由他起草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好，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哲学文章，原准备在《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及光明日报商议，决定让孙长江把两篇合并起来刊发。

1978年5月10日，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孙长江回忆，《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面对这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表示：“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孙长江回忆，《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这是说孙长江吃了此文大半辈子，真是不虚此行了。然而，出生于共军共干应该知道，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非就是“成者为王”的翻版，他们昧着良心说这是伟大的创见，只能哄骗废垃，岂能瞒天过海。不行看看现在，别人给你们另一个“实践”，就成了又一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太太太可笑了。孙长江们，你们真是太太太可笑了。

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1980年代的中國！崛起與幻滅的時刻》（2019/05/28 華視新聞）报道：

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三十年，萬事都有因果，六四並非突然出現的單一事件，往前推的話，其實從1966年毛澤東文革就有脈絡可循，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埋下伏筆，接著1986年安徽學潮在中國遍地開花，最後引爆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80年代的中國，因為群眾對改革，對民主一度抱持希望。但也有專家說，80年代的中國正要從文革廢墟中站起，最後又在權鬥和武力鎮壓下幻滅，透過專題我們一起了解，北京之春如何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萌芽，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粉碎。

1978年的中國，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中國10億人口，有將近8成生活在貧窮線下；1978年的中國，來北京工作的貧苦工人們，把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期待寫成字報，貼在西單體育場外的牆上，而貼字報是文革時期，延續下來的習慣，連停刊的政治雜誌，也被知識份子轉貼在牆上，後來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被稱為民主鬥士的魏京生，挺身捍衛因此兩度被捕入獄。

在獄中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出獄後魏京生流亡美國，民主牆不只是一面牆，更是眾志成城的展現，因為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是很容易被掐掉的，大家聯合起來，就不容易被掐死，這是一種本能，所以形成很多小組織。

在破敗貧窮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改革，1978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實際上的領導人，隨即宣布改革開放，「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政治且慢，經濟可以先走，「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

經歷了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國百廢待舉，留下紅衛兵滿街跑，就怕形成另一股勢力推翻共產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把學生送回學校，當鄧小平提出拼經濟的改革開放，同為領導核心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似乎又比鄧小平，更傾向進行政治改革。

兩人對學生運動抱持開放懷柔，在胡耀邦跟趙紫陽的路線來講，可能在政治上有一些顧忌，有一些忌諱，已經踏到鄧小平的底線，改革開放進行十年，中國經濟的確出現巨大變化，同時也出現社會貧富不均，官場貪污腐敗的問題，當年重返學校念書的紅衛兵，已成了知識份子。

80年代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出現空前自由，連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敏感議題，都能被公開討論，而且年年都有學潮，1985年距離北京3000公里的新疆，爆發烏魯木齊12.12事件，

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這個學生運動一開始，維吾爾這些學生領袖，專門去漢族學生的宿舍，告訴他們，我們這次要求的是民主，這裡面包括的就是，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新疆的核試驗」，學潮一波波，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聲音，學生們更大膽的舉辦聚會，社會有種開放的氣氛。

1986年最大一波安徽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每天都有好幾萬學生上街頭，這波學潮平息後不久，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1987)，換趙紫陽上台(1988)，這是六四事件的伏筆，隔年胡耀邦過世，引爆六四事件(1989)。

如果把八九的事情，放到這十年的光景來看，得出結論是悲劇是必然發生的，因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阻擋反改革或保守的力量。

如果六四事件是必然，那麼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邊的工人，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似乎都曾短暫感受過北京之春，那種政治環境可能引起了，一些過分的期待，過度的期待，很可惜，期待並沒有轉變成事實，期待沒有變成事實，反而成為悲劇，而這場悲劇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都還不敢去面對。

谢选骏指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是亲共改革势力的幻灭时刻——它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强于大陆内地

《1980年代的中国香港比内地强在哪里？》（2021-05-02 厉羽萱）报道：

香港，坐落在中国南部沿海，被誉为“东方之珠”。提到香港你会想到什么？是香港人说的一口地道的广东话，是港式饮茶，是繁华的商业区，还是迪士尼游乐园，又或者是成龙、周星驰等一批国际闻名的港星。

总之，无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香港都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香港是一个高度繁荣与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它能够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并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一千一百多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近八百万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人口和经济如此发达的条件下，香港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享有极高声誉的城市之一，在各种组织评选的世界城市排名中常年名列前茅。

尽管如今的香港看起来如此光鲜亮丽，实际上它的历史并不简单，甚至堪称坎坷。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秦朝统一全国时期就有部署驻扎在这里，但是几千年来香港由于远离中原并未受到有效开发，基本处于荒岛状态。

直到晚清时期，中英鸦片战争清廷失败，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逐步得到开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直到一百五十多年之后的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进一步发展，才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都市。

纵观香港历史，纵使常年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但其发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早地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利用开发，在上个世纪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在经济、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发展格外迅速，以经济金融发展最为显著，相较于刚刚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内地，对比更加强烈。那么80年代的香港对比内地具体强在哪些方面呢？

香港较同时期的内地强在哪些方面？

比较两个地方发展的程度，首先想到的就是经济，而其中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GDP。以1980年为标准，香港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88亿美元，而同年内地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上海的GDP只有208亿美元，其他地方更是远低于这一数值。

提及人均GDP，虽然香港人口众多，但人均生产总值仍然达到了惊人的5700美元，完全可以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媲美，而大陆的人均GDP只有194美元，上海也只有1819美元。这一比较的结果不言自明，两地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香港的经济水平要远高于内地。

经济总量的天壤之别之下，并不是简单的生产总量之别，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差别。香港不同于内地，由于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重要枢纽，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世界交融上都起步较早，相应地代表着现代化趋势的工业化也起步很早，早早地摆脱了以第一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生产模式。

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转型，60-70年代其第二产业比重迅速增大，紧接着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80年代很快又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这一时期经济金融服务业比重大幅增长，更为现代化的产业诸如金融、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交织上升。

以股票交易为例，香港证券交易的历史起源于1866年，1891年的香港经纪协会成为香港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场所，20世纪又接连建立了三家交易所。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之后，1980年四家合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其金融体制已经高度统一且系统成熟。

相比之下，内地位于上海和深圳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才得以设立，从时间上已经远远晚于香港，因此80年代的香港在金融体制和金融服务上都远远领先于内地。

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模范，香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显然要领先于同时期的内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将西方城市建设的经验运用在这片土地上，构建了世界领先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因而香港也以具备“世界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而引以为豪。

基于香港环山绕海的自然环境和国际都市的发展目标，香港在城市发展中格外注重交通发展。二战后的前二十年，公共住宅和淡水库的建立满足基本需求，20世纪70-8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相应的公路和地下铁路的引入适应了卫星城和新城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内地的景象则是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中游走，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相当滞后。

除了经济金融这些现代化指标外，香港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相较于内地也呈现出极大的生机和活力。旅游业与金融、工商、贸易物流等一起被称为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香港的旅游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兴起，但受限于港英时代主要服务于商业人士。

1955年香港成立“发展旅游业委员会”，标志着香港现代旅游业的开端，自此游客大增，到了80年代，旅游产业进一步走向大众化综合发展的快速车道，除了欧美和东亚地区的游客外，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到香港旅游和探亲的人员进一步增长，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近10%，因而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香港高度繁荣的文化产业。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被誉为“亚洲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曾经创下年产超过300部港产片以及港产片票房年收入12.4亿港元的纪录，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著名影星如成龙、李小龙、周星驰等人都起步或成名于这一时期。

又如粤语乐坛中涌现出的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电视剧上TVB的风靡一时，香港文学的繁荣，漫画产业的兴盛，每一行都可以举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名人轶事，他们都是当时那个年代香港文化产业盛极一时的见证人。

80年代的香港为何创造辉煌？

众所周知，上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经济新兴体中，有四个地区最为瞩目，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较短的时期内他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就是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此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这一时期美国、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和拉美国家转移。

香港和新加坡类似，在此时经历了以传统的转口贸易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时期，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劳动力丰富廉价且具备优良港口的优势，实现了一波飞速的经济增长。

紧接着8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一、二、三产业比重调整明显，进出口贸易、金融等行业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行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到80年代已经呈现明显的经济服务化趋势。此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使得香港的经济增长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

尽管可以看出80年代的香港在发展状况上远好于内地，但不能忽略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才是香港取得辉煌的决定性原因。

提到80年代，自然会想到大陆地区刚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自建国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30年后，中国第一次真正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开放初期大陆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既有制度上的陌生，也有文化上的阻隔。

这时香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因为一直处于英国管理之下，香港保持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特征，内地与香港一江之隔，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受到额外的重视。

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设想即将在香港得到实践，这无疑为香港未来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自此之后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还是来自内地的商人、游客都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本身就具有绝佳的自然地理条件，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自此之后，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香港发展如日中天，同时具备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使得香港成为世界级的交通和经济枢纽。

结语

对于香港如何能在80年代创造辉煌，人们还有很多评论，诸如香港在处于英国统治期间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更易于踏上快速发展道路；与内地分隔而较少受到内地混乱的影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香港的繁荣，不过总体上香港的迅速发展仍然要将之置于内地-香港-世界的大视野下看待。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香港的独特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这绝不应成为抱怨的理由，认清现状，把握机会，才是香港与内地在新时代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1980年代的大陆是苏联殖民地——而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比大陆内地强在这里，直到2021年的现在也还是如此！

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

《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2021-01-19 界面文化©）报道：

作为一位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比何伟来中国更早，早在1980年代，他已经在中国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和苦练英语的青年聊天，在北京夜校教书鼓励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在昆明翠湖公园看人们唱《梁祝》，称赞他们是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保罗·索鲁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书写有其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一个友好的天真的外来者，在看不懂中国人的笑容时，在吐槽火车上的食物时，他显得不耐烦和暴躁，但他也特别愿意记录下旅途中自己的严苛与无聊，这使得他的记录超出了旅行风光和猎奇叙事的范畴。

与旅游观光相比，他更在意日常生活，他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记录一切看到的细节：看到一个人打开钱包，保罗会数数他有多少钱；乘坐出租车时，他会查看司机在面板上贴着的照片；看到有人在读书或杂志，他就记录下他人阅读的标题；他看到标语会抄下来，看到告示尤其是犯罪告示时，也会想办法翻译。

近日，后浪引进的保罗·索鲁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出版（原名Riding the Iron Rooster）。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何伟的中国记录，从保罗·索鲁的80年代至何伟的90年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的书写因此可与何伟的纪实形成对读，并使我们在这样的对读中从另一视角认识中国。

保罗·索鲁，美国旅行作家，出生于1941年，以火车旅行文学著名，代表作有《火车大巴扎》《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等。（图片来源：paultheroux.com）

金钱观

勤俭节约失色，缺乏与贪婪往往一体两面。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何伟的纪实中国系列体现了他对于金钱问题和阶级流动的敏感。他观察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在何伟的观察里，中国人看似是贪婪的，但这种贪婪值得探究。

金钱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以积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消极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实际上来源于匮乏——与其说钱能带来更多机会，不如说资源实在有限，钱能够抵偿诸如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

保罗·索鲁来到中国之后，对于80年代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由物价和汇率构成的。《在中国大地上》目录后专附有一页说明，是一条关于汇率的提示：“我初到中国时，1美元可兑换约3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4元。”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记录下了中国人的工资。从工厂工人的工资、市场小贩的收入，到体制内“领导”、退伍军人的津贴，他不光在在意数字，也注意到了工资差距的原因：工资级别很重要，计划/市场也有分别。

在大同机车厂参观时，他了解到工人的基本工资依级别而变——工人级别越高，挣得越多，工资构成是每月100元加上奖金和激励。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里，他偶遇一位退伍军人，得知对方每月的退休金加津贴总共271元。他还在北京自由市场调查了小商贩的收入，发现他们每月可以挣500元~700元，足够买“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

在上海人民广场，他遇到了大学毕业在纺织厂担任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挣80元，正在积极预备换去喜来登酒店工作，那里每月的薪酬是250元。当然，他打听别人工资的过程也并非总是顺利。在与上海一位宣传处长见面时，他得知对方自1954年开始至1979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便提出质疑，对方不予回复，只是笑笑，索鲁知道自己问得太多了。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美]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12

对于中国彼时的消费水平，保罗·索鲁也打听得相当清楚。和大同机车厂的工资依据级别区分一样，宾馆的住宿也有内外标准的不同， 在北京，他住宿的酒店每晚160元，这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店，当时的中国旅馆一晚上只要3块钱，“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北京的澡堂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每人只收6毛钱，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可以待上一整天。

在通往广州的列车上，他与一位姓赵的青年男子闲聊，男子抱怨女友吃饭点了肉和鱼，花费20块，这是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之后他不仅没饭吃了，还心疼到失眠。在桂林，索鲁自己也“被迫”吃了一顿由娃娃鱼、麂子等组成的违禁大餐，账单是200元。

记录下这笔高昂的开销，他再一次进行了类比：200元这相当于这些年轻人4个月的收入，足够老外买一张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两辆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加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价钱。

保罗·索鲁持续地进行换算，将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换算成人们愿意购买的物件，换算因此也是他观察中国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为直观地显示人们为了某件事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与何伟写到人们为了生育和工作的意愿支付罚款一样，索鲁笔下的罚款与意愿也有“等价交换”的意味。

在云南边陲的火车上，他碰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又超生了一个儿子，超生罚款的数额是1000元，“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索鲁记录道，“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她为二胎而付出的罚款相当于大多数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

除了观察记录，保罗·索鲁对中国人金钱观和消费意愿的书写，还有中国作家的文本作为支撑。他援引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下的家庭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觉得生活堪称完美，而他的儿子还想要录像机、门铃、摩托车和橡皮船。索鲁写道，摩托车、橡皮船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

对物质的迷恋和狂热，反过来又与素来宣扬的艰苦朴素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广东体现在可以谐音为“一切向钱看”的标语上，在当时“缺乏繁荣气息”的西北大地，他也观察到商业机遇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普通人，他想，“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换言之，从他当时观察的情况来看，缺乏与贪婪往往是一体两面。

精神面貌

最快乐的是翠湖边上唱《梁祝》的人。

保罗·索鲁喜欢观察人，在乘坐欧亚列车前往中国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周游列国并观察着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柏林，他看到人们在肉摊前流连，喜欢“浏览”而不是购买，人们盯着食物垂涎欲滴而继续往前走，场面非常“色情”；在华沙，他看到人们虽然受着贫穷饥饿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尊严而且友好谦恭。

在中国走南闯北之后，他发现最幸福的人们是在昆明翠湖公园唱《梁祝》的群众，“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在他看来，与昆明翠湖边唱戏的人相比，整个中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首先，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索鲁不只一次在书中抱怨中国人讲话大声，喜欢随地吐痰（他对中国人吐痰声音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与吐痰相比，清嗓子才是更要命的）、盯着人看，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羞涩、懦弱、谦卑与天真。

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观察分析他的中方陪同方先生，将他当作中国普通人的精神样本。方先生大概是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被派来跟随索鲁，是麻烦、不信任与不自由的象征。但他跟随索鲁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并非自愿，他是俄语专业人员，英文单词根本不认识几个，在无法与索鲁交流的时刻，他并不吝惜对索鲁微笑，那内容复杂的笑容反而让他更加低落。

“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还要故作坚强。……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用词刻薄，保罗·索鲁对方先生的观察并不是缺少同情的，他关心1980年代中国人复杂笑容背后的真实心境，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他与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最为明显。在上海，他与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交谈，这位学者曾在1930年代留学英国，也曾在1966年~1972年间入狱三年。他看到潘教授有着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有的特征，狱中艰苦孤独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他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甚至不以为然。

潘教授在席间说，“中国人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那就是金钱和权力，因为美国在这两方面比谁都强，所有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索鲁记录道，说这话时，潘教授有着深深的犬儒主义感，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with the ultimate cynicism, a bleak despair）。

这种凄凉的绝望感有时也笼罩于他与他人的交谈中，比如在上海，他还访问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他们有一段关于文革期间师生关系的回忆——在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上，女大学生向他分享了她的梦，梦中爸爸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弟弟。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迷恋以及迷恋本身的矛盾和荒谬，虽然有时候这些观察难免包含某种文化误解和偏见。他在呼和浩特逛鸟市，发现号称对鸟痴迷的人会将鸟限制在金丝笼子里，或者吃掉它们。他写道，这并不是迷恋鸟，他们渴望鸟儿，却并不会对鸟有感情。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乌鲁木齐，他看到市场里人们交易着野生动物，相信它们的皮毛、内脏、生殖器具有治疗养生的功用，索鲁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动物缺少感情，是因为自己也居住在逼仄的环境之中。“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Paul Theroux Ivy Books 1989

最为苛刻的指责发生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一章，他遇到的一位国际友人指责道，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共同奋斗”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刚刚设立几年，人们着急地抓着能够抓到的机遇，奉行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再友善、不再礼貌，陷入精神空洞与破产（spiritually hollow and bankrupt）之中。

这段对国人“精神空洞”的批评是索鲁直接引用他人言语，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然而类似指责在书中还有多处隐晦表达。一个目的地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当地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无话可说。在新疆古城高昌，保罗·索鲁试图寻找能解读古城历史的人，却心愿落空，当地人对高昌的了解不会比他更多。

何伟的书写继承了这种“有今天没明天、一切向前看”的观察，在《寻路中国》中，何伟追问为何人们的生计几经变化（从何伟熟悉的魏家身上，他看到这些从“安利”推销到旅游业的转折通常是草率的）并解释道，就一代人而言，中国经济的土壤就像鄂尔多斯的土壤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先做后想。”

反观光

“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重修的废墟之后。”

虽然浏览过了中国最热门的风景名胜诸如兵马俑、长城、峨眉山、悬空寺等等，也拜访过毛泽东故居这样的革命圣地，保罗·索鲁依然反对观光——既反对为了观光修建的相关设施，也反对观光包含的享受休闲之意。他不止一次在书中强调，去景点参观毫无意义，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景点的重修过于粗糙，他批评悬空寺的修复没有复原原貌，有些俗艳粗糙，桂林的岩洞也是俗气得有点“迪士尼”的风格，导游生搬硬套的讲解更让他失去耐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观光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旅游地是为了吸引游客短暂的注意力而设立的，真正的生活被淹没了。“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他们的生活。” 

他所见到的最好的景致并不在旅游目的地，而在火车沿途。在西部列车越过戈壁荒野时，他声称中国最美的景致就在丝绸之路北部沿线上；峨眉通往昆明的列车穿越隧道时，他又感慨，这里才有中国最美的景色。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像急行军一样，匆忙地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一提索鲁对荒野的追求以及相应地对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偏见——他曾在路过浙江农田的火车上感慨中国缺少真正的荒野，可见的土地都被用来耕种粮食，在西部才见到了令他吃惊的空旷景象，在成都他也抱怨中国的大城市不适合闲逛，因为高楼密集让行走的人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保罗·索鲁显然不是一个享受型的旅行作家：他要坚持的火车旅行在中国陪同者方先生看来都过于艰苦了；他注重记录旅途中的严苛与无聊，与风景名胜相比，他更在意旅游商店或者厕所；与城市景点相比，他更喜欢访问工人文化宫和跳蚤市场——并非不重要的不符合预设的素材，而是了解目的地与当地人的真实窗口。

火车也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旅行本身，他记录下火车餐，这通常是旅行美食爱好者都无法忍受的；还有列车员的坏脾气和官僚习气，他注意到他们总是还没到站都急着要他交床铺，遇事绝不通融，甚至让他体验到了“官僚体制的虐待狂的意味”，当然后来他也了解到列车员常常处于过劳的状态。

他明明不喜欢马戏和杂技，可还是在莫斯科和上海分别访问了马戏团。第一次是看演出，看完之后感慨自己实在太愚蠢了，“很难想象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第二次是纯粹的访问，上海杂技场演员介绍的一切都让他想起《动物农场》。

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他前往纪念品商店，发现这里没有在卖任何与纪念主题相关的商品，他也意识到，空空如也的景象本身就证明着历史的变化。可以说，与发现或欣赏什么相比，旅途中的不舒服与挫败，真实地记录了他曾亲身经历的中国的80年代。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懂，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没有厕所，所以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结果把“毛房”变成了“茅房”。我在1981年的毕业旅行时亲眼见过。那时毛猪刚死四年多，真是“人走茶凉”、“今非昔比”也。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就像妇女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选”变成了“手纸”，让毛匪这个色情狂娱乐至死，而且永世不得安宁。

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粮票无法出门旅行

《80年代的中国人都吃什么？》（2020-11-15 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报道：

爸妈小时候吃什么？

1980年的中国，好吃！

爸妈总说现在的饭菜没有小时候好吃，以前总觉得是因为回忆滤镜加持，直到我被1980年的美食纪录片馋哭了。事实证明，哪怕物资再匮乏，但在吃这件事上，我大天朝人民绝不认输，不信你看。

“当年的锅巴要两个人抬着走”

“螃蟹一个个比拳头都大”

“网红小笼包的队伍不输喜茶”

“是真的熊掌”

豆瓣评分9.3的美食纪录片

这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食的纪录片，是由日本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策划，岩波映画制作。一共五集，分别介绍了北京，广州，江浙沪和四川这四地的饮食文化以及中式料理的烹饪技艺。

北京·宫廷之味

清朝乾隆皇帝被称为顶级美食家，他的长寿秘诀被归功为长期食用燕窝。宫廷膳食里记录了熊掌、鱼翅、燕窝等美食，养生和口腹之欲一个都不落下。

吃个豆腐都帮你开出一朵花再画上水墨画，舍不得下筷的摆盘，每一道都像是在做艺术品。

平民吃什么

80s百姓吃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到东来顺吃羊肉，一盘抵现在三份。切肉师傅也都是百里挑一的技术人才，重金挖都挖不到，师傅的跳槽档期都排到一年后了。

北京隆福寺小吃店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半，一直是爆满状态，一天1.3万人流量，放在现在也是很惊人的。

江南·大鱼大肉包邮区

江南这集是从淮扬菜开始的，富饶的鱼米之乡，把大鱼大肉做成精致的模样，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代表江南的名菜

有着250年历史的松鹤楼里，这道松鼠鳜鱼是代表江南的名菜。介绍时说这道菜曾获得乾隆皇帝的好评，有一种国民食神代言人的既视感。

金华火腿是用乌土猪的整个后腿腌制后存放的，一串串挂在门口散发鲜艳的光泽，是当年名贵的增鲜调味品。

鱼要吃XXXXL号

青鱼

鮰鱼

刀鱼

在没有激素饲料的年代，青鱼、鮰鱼居然都是一镜头装不下的肥美壮硕。中间镜头不经意扫过了一筐刀鱼，放在今天一条就是一打人民币啊。

富得流油的江南人，一到秋天是不会放过大闸蟹的。一边赏菊一边吃蟹，吃完正好用菊花瓣洗手去味。

广东·最热爱美食的地方

影片中认为广东是最舍得在吃上花时间的一个省，并称它是“全中国最热爱美食的地方”，极高的赞美，看来广东菜很符合编剧的口味。

从早到晚饮茶

和现在一样，80年代的广州人就很喜欢喝早茶，泮溪酒家从庭院到包房的桌子，都是坐满了人。

整容级料理

百花争艳鸭

珠海丹心

金盏银盆

麒麟鲈鱼

这些菜的原材料是虾丸、海参、蟹黄、鱿鱼、鸭肉...经过整容级摆盘，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材料的影子了，精致的样子出一本摆盘美学都不过分。

真材实料佛跳墙

没有多余的佐料和水分，佛跳墙的配料都是真材实料。

纯手动烤乳猪费的不只是时间，要让每一面受热均匀，全凭师傅的手感。明晃晃油亮亮的外皮，抑制不住拼命咽口水。

四川·人均中华小当家

四川篇开头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辛香料，种类之多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编剧的震惊：“四川料理是以常识无法想象地大量使用多种香辛料”。

家常便饭都馋人

取景地选了一户普通人家，男主人下班后买了只熟鸡回家，一边敲打一边剔骨切片，最后调好蘸料就是一份鲜美的棒棒鸡了。对比现在下班后直接叫外卖的生活，多了很多人情味。

配上自家腌制的四川泡菜，饭都能多吃两碗。还有记录了麻婆豆腐、水煮牛肉、豆瓣鱼、回锅肉等家常菜，在家吃顿便饭都拿出中华小当家的气势。

40年的时光滤镜

中国美食博大精深，虽然是三四十年前的纪录片，但低饱和度+高糊分辨率也掩盖不了那些美食的诱人色泽。从平民菜到国宴一应俱全，看剧一定要配饭，不然太饿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蠢猪竟不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并未脱离饥荒，那时没有粮票是无法出门旅行的。

中国依然处于内战状态，为何旧政权颠扑不破

《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逻辑》（2018-05-14 郑永年）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只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了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不同时代的认知不同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改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五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社会主义”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邓小平政改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改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所有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坏，尤其是党内斗争毫无规则，大量的干部惨死于政治斗争。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文革”前个别领导人破坏体制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改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轻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改。80年代中期之后，政改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改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现致命性问题。“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改，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当掌控党政机构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党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分裂也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谢选骏指出：作者看到了中共国的“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但是他却未能说明中共国的“党政分开”为何在现实中会演变成“党政分裂”——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中共国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基本不同——整个中国依然处于南北朝的内战状态，所以南朝的旧政权“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就像历史上经历了五胡乱华后幸存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为何这个旧政权一直颠扑不破？因为共产党中国这个红区，至今没有回归中华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