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谢选骏: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比鸿毛还轻!罗昌平为中国而生就比泰山还重!



《财经媒体人罗昌平辱骂“冰雕连” 两大官媒发声谴责》(多维 2021-10-07)报道:


因为一条侮辱中国志愿军烈士的微博,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北京时间10月6日,在中国民众正跟随电影《长津湖》致敬志愿军战士之际,罗昌平在其微博上发表了对志愿军烈士的羞辱性内容: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沙雕连”。


罗昌平此举迅速引发网络舆论的关注,《解放军报》旗下媒体“钧正平”当日发文回应称,辱骂“冰雕连”,良心何在。


“钧正平”称,“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耸立在自己的阵地上。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也是对志愿军视使命荣誉高于一切精神的崇敬。如今,‘冰雕连’已经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此外,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中央也发文称,“这一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长津湖战役中,三支连队在极度严寒的环境中坚守阵地,除2人外,全员化作‘冰雕’。‘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缅怀,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某些人不能一边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生活,一边却昧着良心污蔑先烈。”


随着舆论的发酵,罗昌平目前已删除了相关内容。


但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在舆论的进一步发酵过程中,罗昌平以往的言论被一一曝光。包括用“蛋炒饭祭日”等羞辱性词汇污名志愿军烈士;羞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前领导人;发布辱华、反华图片;为诋毁英烈的问题大V站台;玷污人民币及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等。


10月6日下午,在众多网友的举报下,微博官方出面开启了“禁言模式”,给罗昌平的个人社交账户打上了“违反社区公约”的禁言标签,但并未封禁其账号。


资料显示,罗昌平现为天椒法务集团董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历任《新京报》核心报道记者、深度报道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编兼任《LENS视觉》杂志副主编。著有《递罪》《打铁记》《高官反腐录》。


网民哀嚎:

tina0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8:03:00

为什么在这类“宣传活动”中,总是出现反调?这反映出许多人其实内心并不认同这些宣传,虽然大多数人不出声,但总有个别人憋不住,有意无意地发出一些“不和谐”的调子,也自然引起官媒的注意,对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论调给予及时的打击,否则宣传就被破功了。

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20:31

成连士兵被冻死是愚蠢和无视战士生命的决策者和指挥员所造成的,在零下四十度穿着单薄的棉衣会被冰死或冻伤是最基本的常识,现在不但不追究那些当官的失职还要美化那些人为造成的悲剧,把那些惨死者说成是让人欣赏的艺术品(冰雕)才是对那些牺牲战士的亵渎。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5:55:47

西雅图eagles 发表评论于 2021-10-07 15:47:41

还好老毛儿子为了吃蛋炒饭被炸死中国没变成北朝鲜。

-----

我过去是非常厌恶金日成及其儿孙的,但是自从知道了蛋炒饭事件,不但不厌恶,甚至还有点儿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送给志愿军司令部那一篮鸡蛋,也就不会有毛岸英违反志司军令做蛋炒饭一事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没有抗美援朝,就是朝鲜人在电视上可怜地看着饿得皮包骨的中国人对着太祖和毛二画像山呼万岁;而有了抗美援朝,一切都反过来了,是中国人在电视上可怜地看着饿得皮包骨的朝鲜人对着大胖和二胖画像山呼万岁。


谢选骏指出:冰雕连不是保家卫国,而是为苏联而死——所以是个“沙雕连”!经不起春天的到来!保毛家、卫俄国,死的就比鸿毛还轻!


《大V污蔑抗美援朝“冰雕连”!这种人是怎么想的呢》(2021年10月08日 未来网)报道:


这种人到底咋想的?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发起长津湖战役。


在寒风凛冽的阵地上,第20军59师177团6连正在静静潜伏,等待着南逃的敌人的到来。寒冷比敌人的子弹、炮弹更可怕。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很快使战士们身体变得冰凉,漫长的等待下,冰寒刺骨,但每一名战士都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保持着战斗姿势。


当仓皇逃跑的敌人终于到来,整个连队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冲锋——历史会记住这悲壮一幕,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成建制被冻死在阵地上。


电影《长津湖》中“冰雕连”场景电影《长津湖》中“冰雕连”场景——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人们无法想象,在严寒天气下,这名叫做宋阿毛的战士,是如何掏出纸笔,用冻僵的手,一笔一划书写下满含着坚强意志与热血忠诚的诗句。


在惨烈至极的长津湖战役中,像这样成建制凝固成冰雕的连队,不止一个。那些勇敢的志愿军官兵,为了战斗的胜利,宁死不脱离战位一步,至死保持着威严整齐的战斗姿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冰雕连”三个字从此被载入史册,承载着志愿军官兵钢铁般的不屈意志、坚定的战斗决心以及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与忠诚,成为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71年了,他们所守护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强大,人民富足,即便是再寒冷的冬天,人们都可以在温暖的房间里安然度过。但现在,居然有人对这群最可爱的人发出了污蔑和抹黑的声音!


以反思战争为借口,攻击抗美援朝的正义性,甚至用侮辱性的词汇嘲讽污蔑英勇牺牲的烈士群体,何其可恶!何其可耻!何其可恨!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正是由正义奠基。虽然那场惨烈的战争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但这正义性是时光无法消弭的。


朝鲜内战爆发不久,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决定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战火很快烧至鸭绿江边,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美国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外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扩大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企图从南翼牵制中国。“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归根到底,这是一场由美国主导的、以帝国主义霸权和武装侵略逻辑挑起并发动的战争。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的决定是面对强加战争威胁奋起应战的英明决策,是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所说:“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正是因为出兵的正义性,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即使当时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志愿军与其武器装备差距犹如天上地下。


正是因为战斗的正义性,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官兵坚定着“正义必胜”的信念,敢于胜利,为了赢得胜利拼尽全力。所以年轻的战士以光荣的荣誉感高傲地耸立阵地之上,把生命定格成这支队伍不朽的精神丰碑。


正是因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受到国内民众的踊跃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被迅速组织起来: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的民间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赶赴抗美援朝战场从事战地勤务工作;在工农业生产线上,广大工人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老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工人自愿昼夜奋战生产物资,“多生产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保证以充足的物资供应志愿军的需要。


击落美军“双料王牌”的志愿军空军战士韩德彩后来回忆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青年工人开展抗美援朝增产劳动日青年工人开展抗美援朝增产劳动日

正义必胜!


志愿军在异国战场度过一日日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料峭的春天。他们用一次次静默的蛰伏、一回回无畏的冲锋,赢得了一场场胜利。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把美国打到了谈判桌上,把美方代表从傲慢无礼趾高气扬打到无奈妥协默然无语,把新中国的国威打响到全世界!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

抗美援朝战争完全实现了军事战略上的预想,一改近代以来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大国的尊严,空前团结起来。“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场胜利让敌人再不敢有侵犯中国国境的企图,让子孙后代不必成长于战火纷飞的环境。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都离不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带来的“和平红利”。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战争无疑是沉重的,但是为了和平的战争,为了守护家园的战争,是有意义的。那些不畏死亡、忠于祖国的战士,他们为之牺牲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是一场以弱胜强、以战止战的立威之战,它不需要背负所谓反思战争罪恶的包袱,反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


如今,在舆论场上,仍有个别人试图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质疑出兵正义性,试图抹杀伟大胜利。在他们的谬论中,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被认为是需要“反思”的战争、志愿军英雄成为被讽刺嘲弄的对象、志愿军的胜利归因为“炮灰论”“人海战术论”……无论他们对事实如何歪曲、涂抹、篡改、戏谑、诋毁,历史写在人民心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坚定不移捍卫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都无法抹杀。


长津湖清澈的湖水如明镜一般,静静提醒着人们,曾经有一支无所畏惧向死而生的英雄部队拥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所有军人的荣耀。他们的精神化作民族的脊梁,永垂不朽、历久弥新,至今激励着我们无所畏惧、勇于胜利。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即将过去的“十一”假期期间,很多市民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在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烈士的墓前,除了鲜花之外,还摆放着一些战斗机、航母的模型或图片,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告慰英灵,缅怀英烈,表达崇敬,继承精神。


而寥寥几只碰壁的苍蝇,必将受到人们旗帜鲜明地驳斥抵制,遭受人们的唾弃;其编织的荒诞的无稽之谈,也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先烈的荣誉,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永远有英雄的坐标在闪亮,让这个民族永远有榜样去敬仰。让英雄的精神去感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若有风雨再起,英魂必将传承!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猪头不懂,陈凯歌这个臭流氓导演的《长津湖》伪造的历史故事掩盖不了一个铁的事实——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是沙雕连,春风一吹,就比鸿毛还轻地蒸发了!


《又一个大V凉了,罗昌平嘲讽“冰雕连”为“沙雕连”被刑拘》(facebook twitter 微信 2021-10-08)报道:


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映,有网络大V、新京报原深度报道主编罗昌平在其个人社交账户上公开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沙雕连”。目前罗已经被警方刑拘。


该事件起因是网友“中国气象爱好者”发文,经过查阅当年的资料,可以推断当年的长津湖战役期间,附近山谷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5度,风寒指数达到零下55度;2000米左右的山脊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风寒指数可能低于零下60度。


就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罗昌平的注意,他将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英烈称为“沙雕”。其不当言论后,大量官方媒体相继对其展开公开反驳和批评。


解放军报怒斥罗昌平:辱骂“冰雕连”,良心何在!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直指其“一边享受着前任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生活,一边却昧着良心污蔑先烈”;观察者网称:英烈是军之剑、国之干、民族之魂,保护历史,是对英烈最基本的尊重,崇尚英烈,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底线,冰雪雄魂不灭,英烈不容诋毁。


在官方媒体对罗昌平展开批评的同时,网络上也是一片口诛笔伐。


面对网上一片喊打之声,10月6日下午,微博官方对罗昌平开启了“禁言模式”,认定其“违反社区公约”。面对这一结果,大量网友相当不满意,甚至怀疑新浪有意在偏袒罗昌平。


根据公开的简历资料显示,罗昌平现为天椒法务集团董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历任《新京报》核心报道记者、深度报道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编兼任《LENS视觉》杂志副主编,他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罗昌平的行为显然已经严重违反了《英烈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谢选骏指出:如果罗昌平因为揭露“冰雕连”实为“沙雕连”就被逮捕甚至处决,那他就会死得比泰山还重了!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比鸿毛还轻!罗昌平为中国而生就比泰山还重!

谢选骏:“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长津湖:志愿军断粮7日靠吃美军尸体活命》( 真实故事计划 2021-10-07)报道:


大家好,我是陈拙。前几天我和朋友去看了场电影。这场电影我从开机就开始等,一直等到上映,就想知道它最后到底被拍成什么模样。因为我听亲历者讲过真正的长津湖战场。


他说在当年的朝鲜战场,天寒地冻,食物断绝,无数战士被活生生冻死,饿死。为了活命,战士连敌军的尸体都吃。


讲故事的人叫孙佑杰,是长津湖战役的随军记者,他记录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但因他把战场还原得太过逼真,所以他的书稿一直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今天的故事,除了想告诉你们,真实的战场远比电影拍出的画面更加残酷,还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见证,那些埋葬在冰雪中的牺牲和爱情。


1995年,我出版了《鸭绿江告诉你》一书。


刚出版,就有人写信告我的状,说我侮辱丑化人民志愿军,要禁止这本书发行。


军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开始对书进行“地毯式”检查。


这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我在朝鲜的战地日记和采访手记,难道就因为真实,而不该被人看见吗?


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如果不能讲真话,那我宁愿沉默。


为出这本书,我已等了40年。


我还记得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闷罐车厢,全是27军政治部营职以下的战士,部队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


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的安静。


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


一直到车过山海关,部队才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密电令:27军出兵朝鲜作战。


密电是1950年10月27日16时发出的。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开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脸上挂着的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赴朝路上的“闷罐”火车


唯一的马蹄表时针已经指向了22点,照纪律规定该熄灯睡觉了,可大家让尿憋得无法入睡,都在等停车方便过后再入睡。


好在车厢内没有女同志,个别人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走到车厢铁门前尿起来。人人都知道这样不雅,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咣当咣当……”闷罐车终于在一个隧道里停下来,大家有10分钟的方便时间。


忽然,后面车厢底下有女兵在大声喊叫:“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哪!”


这是巴木兰大姐的声音。


巴木兰是我在军文工团时的战友,事后她对我讲,文工团是男女同乘一个闷罐车厢,腼腆的女兵苦于无处小便,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让小便慢慢渗进包裹里的衣服上。


当听到车门被打开后,女兵们便纷纷下车,四处寻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时还有手电晃动,女兵们就齐刷刷钻到了火车底下。


车厢里的男人见女兵们下车了,迫不及待拥到车厢门口,对着门外尿了起来,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拧开的水龙头一般。


最后一拨还没尿完,前面传来了开车的口令。火车下的女兵们一听急了,赶忙朝车门跑来,因为害怕掉队,就迎着骚气熏人的尿液登车。


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时又刹不住,只好边尿边提裤子,硬是将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个个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引得车厢内一阵哄堂大笑。


巴木兰天真活泼,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车到安东,她依旧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说起这件事。


我听过后,却半点笑不起来。


凭多年的战争经验,我已经察觉到,出兵朝鲜,将比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还要残酷。


部队一到安东,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


相对于一般人,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腥与生死的老兵。已经很难有事情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十分惊讶。


部队下了一道命令,彻底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痕迹,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装备上的所有徽号,收缴部队番号的印信。


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是新中国军人的标记。每个士兵视若珍宝。


现在出国替别人打仗,他娘的会随时牺牲不说,连自己部队的标记都没有,这是打的哪门子的仗。


许多战士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可军令如山,骂归骂,命令还得执行。我索性瞒过军政治部的首长,冒着受纪律处分的危险,私自带上了七把刻刀和两块刻板,准备刻版画。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刚准备进入朝鲜,发现东线山区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转到吉林的边境临江。


就这样,27军的79师后卫变前锋,我跟随79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


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了朝鲜的中江镇。


正在雪地上行军的志愿军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北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低达零下43度。


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在冰冷中沉睡的村庄沸腾了。


一听说我们要去前方打侵略的美军,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地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备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


我所在的237团3营7连指导员非常关心我,说我是随军记者,见多识广,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可以由我自己定。


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


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日常用语培训抓得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我深知美机的猖獗与厉害,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累得一动不动,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


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的炸弹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


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


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


我擦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突然想起刻刀和刻板还在屋中。我不顾一切,急忙向镇中跑去。


我在战时使用的木刻刀具


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


谢天谢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堆破木头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看着它们落了单,自然要来找我。


没想到找我这一趟,反倒救了他的命。


原来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


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天哪,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冲进还在燃烧的木屋,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还不如死了算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昨天大家还在一起热闹的地方,转眼就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


当时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国鬼子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掩埋了牺牲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军。


27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


我跟随7连进入东部的狼牙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


在冷得浑身颤抖的时候,还得靠吃冰雪解渴。


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


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战士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236团2营6连的许多战士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


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累得站在冰冻的路上没动地儿,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


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板。


一位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炮兵16团2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但雪天里,部队无法一直行军,还要休息。


所谓休息,也别提什么军用帐篷和借宿的民房,只能雪山露营,这对物资稀缺的志愿军部队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


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抗战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


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要深入作战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凭着我写的一篇战地新闻,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报社。


这时,27军已经自江浙一带北上山东津浦铁路沿线集结,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但直到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再问我,我的回答会更简单:“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梦想。打日本鬼子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


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


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但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轰炸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


美军先进的装备,随军的坦克大炮


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战士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留下署名部队代号的纸条,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


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7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


来领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的同志,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记者,这儿就你最有文化,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


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部队的代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


战争夺走了人们的理智和气节,面对饥饿,人们甚至会变得比野兽还疯狂。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27军终于出其不意地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美军的7师31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


这支队伍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时任的美国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被我军缴获的美军“北极熊”团团旗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


志愿军士兵穿着的都是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


11月27日夜间,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的29日,伤亡严重的27军停止了攻击。


当天夜里,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27军阵前指挥所。


军前指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副好几年都没睡觉的样子。


里面的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和各个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30多人,人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对方为啥指挥所这么安静。


值班参谋面色惨淡,告诉我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原地休整后,到30日夜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为了获取第一手阵前情报,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的最惨烈。他让我去找驻扎在内洞峙和新兴里的80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迷瞪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启程去了80师在内洞峙、新兴里的阵地。


在80师,我走了几个阵地,每到一个地方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诉我,英勇的27军已经无力再战了,部队根本打不动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饿的眼睛冒光,见美军也停止了反击,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失望而归。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的那个连队,断粮整整一周了。


部队饿疯了,为了保持战斗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抢回几个美军尸体,用刺刀割下美军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闭上眼睛,胡乱咽下去了事。


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美国鬼子!”


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但这位和连长要食物的战士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期间,部队一直靠缴获敌人的食品生存,啃树皮吞棉花的也有,直到占领了咸兴后,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


志愿军战士们在吃炒面


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


我舍不得吃啊,每次只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我的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气体熏坏了。


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也无法入眠,有时连稿子也看不清,再拖下去,恐怕会完全失明。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军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我跳下志愿军27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心里想的不是出发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


我在想,那猫也不过九条命,我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早该死了。


当时,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就栽进鸭绿江喂鱼了。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


回国后我被安排住进了野战医院,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


虽然我已远离了朝鲜,远离了战场,可除了编稿子,过去种种仍旧在我心头日夜萦绕,让我无法安宁。


夜里我常常无法入眠,经常需要服用安眠药。


眼睛刚好,我就开始动手写抗美援朝实录,可写了3万字就打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写高大上的歌颂文字,鲜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如果不能讲真话,那还不如保持沉默。


一直到1995年,21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才出版,我已经70岁了。


我在《鸭绿江告诉你》付梓之际的照片


虽然还有人想禁止这本书发行,但27军政治部专家组对书检查后,最后的结论是书很真实,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地方,看后感人肺腑。因为他们也是军人,知道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让我没想到是,这本书不但引发了国内的调查,还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在南北朝鲜,最先关注我这本书的是韩国人赵纪贞。


赵纪贞是木浦大学的中文教授,他将《鸭绿江告诉你》翻译成韩文,这是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反映朝鲜战争的书。


赵纪贞还力主韩国出版商,邀请我去韩国访问。


1996年,接到邀请的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曾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况且我还是一名志愿军。


可去了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对方待我很友好。


我问木浦大学的教授们,我曾是你们的敌人啊,为什么还这么欢迎我。


其中一位教授说,因为我尊重历史,我写的朝鲜战争非常真实,从来没有人这么写朝鲜战争。


他们还邀请我去板门店的“三八线”参观。站在“三八线”上,遥望着北部朝鲜,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那匹被枪杀的战马,想起了冲锋前要吃顿饱饭的战士,想起那个自残后流血死去的“胆小鬼”,想起了那两名奸污朝鲜姑娘被枪毙的“孬种败类”……


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个恋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鲜族姑娘。


那是1951年秋天,27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奉命将金城防御阵地交给67军,转移到元山的马转里休整。


我下连队采访时,借住在当地一家朝鲜老乡的家里。房东是金大爷,家里除了金大娘,还有他们17岁的女儿。


那姑娘一身白裙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闲就给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们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里间,为了让我安静写东西,她就搬到了外间,和父母睡一起。


有一日,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于缺医少药,“甜姑娘”来找我。我让文书买来一只鸡蛋,这在当时属于稀缺品,然后用老家姜丝炒鸡蛋发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


有天上午,我将洗好的手绢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取回来发现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爱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绣的,因为这五个汉字是我教给她的,这让我心潮激荡。


我能感觉到,在我治好了金大娘之后,“甜姑娘”似乎对我动了心,待我更好了。


她是我入朝后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鲜姑娘。


她身高一米六的样子,体型很匀称,乌黑的短发,面色像金达莱花一样,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一对小酒窝。


我看在眼里,只觉无可挑剔。


当时的朝鲜有“四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轻媳妇和姑娘多,青壮年男人少,他们都上了前线。


当时,朝鲜姑娘追求爱情大胆泼辣,这或许是一个因素。


当时美丽的朝鲜姑娘


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多优秀的志愿军官兵,“甜姑娘”单单喜欢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爱情思量。


可我身处战场,说不定今儿活明儿死,不说一线战士,光27军部的战地记者就已经牺牲了三位。


但即便是幸运活下来,部队有铁的纪律,国家也有政策规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鲜姑娘结婚,难上加难。


如果双方不结婚,那叫玩弄女性,绝没有好下场。


我决定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却“埋”不住了。


我离开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旧写稿子到深夜,钻进被窝后烦躁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为期两周的连队采访就要结束了,她把火炕烧得“滚烫”。


翻来覆去之际,“甜姑娘”轻轻推门进来了。这是我下连队熄灯后,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


她站在炕边,不说一句话。


我赶紧坐起来点上松油灯,一看她已经脱去了外衣,只穿着细线背心和短裤,身体几乎裸露在我的眼前。


明摆着,这是要以身相许。


一瞬间,我像被一股电流击打过,整个身体火烧火燎,后背开始冒汗。


那时我25岁,正值壮年,心上人以身相许,我怎能不动心。可我不能娶人家,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


我咽了一口唾沫,下炕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军大衣,劝了好半天,将她送出了房间。


“甜姑娘”到了外间,我听见她低低的哭声,我又何尝不是心碎。


第二天早上,我去连队伙房吃过早饭就要回军部了。回来告别时,金大爷、金大娘依旧待我很热情。


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她的儿子在朝鲜人民军里当班长,第四次战役刚开始就牺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们家的儿子。


我流泪了,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27军牺牲的三名战地记者中,我与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牺牲时,我也没有流泪,心里只有仇恨。


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我却被金大爷一家感动得一塌糊涂。


“甜姑娘”没有出来送我,但透过木窗棂子的薄纸,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鲜战场归来的战友们,记得最清、说得最多的是长津湖、“三八线”和上甘岭,但我心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北朝鲜元山的马转里,这里有个女孩叫“甜姑娘”。


人的初恋刻骨铭心,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今年94岁了,只要一想起抗美援朝,就自然会想起这位“甜姑娘”。


当年长津湖畔饿死我那么多兄弟,就是想让“甜姑娘们”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可惜,70年过去了,“甜姑娘们”还是没吃饱饭。


这篇稿件在《真实战争故事》发布时,曾因标题“战士吃美军尸体”太残酷受到质疑。


其实在孙佑杰的书出版之初,因为这个细节,直接导致书被举报,还要接受“地毯式”清查。


但27军组成的专家组对书逐字审查后,最终得出结论:真实感人。只有血肉横飞的真相和一条条消逝的生命,才能让人铭记战争的残酷。


转身避而不见,只会让人低估了这份残酷,轻视了烈士的付出。


这也是我将这篇故事转发到天才,带给你们的原因。


就像孙佑杰老人的那句格言:“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网民哀嚎:

Jennifer074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00:57:04

编造的痕迹太明显。长津湖战役如果真是胜利,中共为何到70年后才拍电影?不顾士兵死活,后勤无保证,零下40度穿着单衣,冻死了三分之一士兵。10:1的兵力不宣而战突然包围美军,但美军却全建制撤退,带走全部装备、伤兵,更难能可贵的是成功掩护了10万朝鲜难民撤离,其中就有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刘伯承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将长津湖战役当作一次教训给军官讲课,而美军却一直将这场战役视为一种光荣,颁发了很多勋章,谁在撒谎一目了然。

中共为了煽动仇美公然造假,想让韭菜们为他们去作冰雕连,不惜组织人集体去看这部片子洗脑,但很多人已经觉醒,不会再被骗。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29:29

2021-10-08 16:26:36 by 阿宽

------------------------------------------

凭什么自豪?凭小米加步枪可以打下中国,打平美国啊,旅顺、香港、葡萄牙多大?中国又多大?如果这还不够自豪,那还有什么可自豪的?

====

白吃!志愿军清一色苏联装备,哪里来地小米,步枪?

为了苏联淘汰的二战武器,毛泽东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不然怎会有后来的苏联逼债?

放着占领中国旅顺的苏联不去解放,放着台湾,香港,澳门不管,去当苏联的狗腿,帮助朝鲜统一,你自豪个鸟?

这个能自豪,慈禧都比毛泽东强,她可是挑战了全世界!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03:43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炮灰万岁,应该说,彭大将军带领这群炮灰去送死,可却活着回来了 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 应该说,老贼毛泽东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镀金 回来当太子 结果一命呜呼,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报应。


谢选骏指出:以前读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一句,以为是豪情壮志,现在看来确实历史的真实!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AntiBolshevik 2021-10-06)报道: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砥平里战役,共军韩战首次惨遭的滑铁卢,


关于韩战;


是中共和北韩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战争


始于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韩国开始,


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作为借口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势如破竹三天内占领韩国首都汉城。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


6月下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相继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声明此举为“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侵略,并敦促其立即停火,要求朝鲜军队撤回38度线。


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


由联合国成员国的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大韩民国(ROK)提供军事和医疗协助。其中美国提供88%的战斗人员,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军受美国统一指挥,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迅速扭转战局,切断北韩人民军退路,北韩陷入被动挨打不利地位。汉城被美军收复


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10月19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


10月19日当晚,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开始激烈的攻防战斗。


中共志愿军长驱直入。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中连续击退联合国军,将战线推回三八线甚至一度接近三七线,


并于1951年1月4日再次攻占汉城。


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击退中共志愿军的进攻,使战线在开战一年后再次回到三八线并一直陷入胶着状态。


1953年5月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当时战争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


北韩与中共方面曾要求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而联合国军方面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定。


6月7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并撤出开城韩国停战谈判代表团。不过谈判仍继续进行。


1953年7月27日,参战四方中的三边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


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


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南北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 。


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签署停战协定后停战。


北韩在停战后的实际控制面积少于韩战前的控制面积


========================================================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遍地都是志愿军的尸体



















砥平里战役是韩战中的长津湖战役两个月之后的又一次中美决战


 


【砥平里之战,属于 第四次战役。1951年2月13日至2月15日  】


【长津湖之战,属于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


 


美军称扭转韩战局势的砥平里战役为


“朝鲜战争的盖茨堡战役”


“第二次仁川登陆”


 


砥平里


砥平里——朝鲜南部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镇,位置在横城以西、杨平以东、南汉江以北,距离汉城40公里,其直径约为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砥平里就坐落在这个小小的盆地中。


1951年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令全世界为之震憾的血腥战斗:参与作战的志愿军5个主力师(5万余人)向被包围的美步兵23团(4000余人),连续2个夜晚发起进攻,最后阵亡3万余人,抛下1万多具尸体,无奈地撤出战场。


这段历史的真相,被中共隐瞒了近40年,直至1990年代以后,才逐渐在大陆浮出了水面,为国人所知道。


1950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4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宣而战,在朝鲜西线和东线战场,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使得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措手不及,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11月29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全面撤退。


就在联合国军撤退的同时,中共却源源不断地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至12中、下旬,中共再次将20万解放军冠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到了朝鲜战场。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面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取得令全世界震惊的空前“大捷”。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印度、埃及等联合国13个中立国家呼吁交战双方举行停火谈判,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如果中共接受停战谈判,就此罢手,那么朝鲜战争就会以中国“志愿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联合国军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全线崩溃。毛在中央军委会上说:“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提出先停火再谈判,分明是想借谈判获得喘息时间。我们决不上当。我们一定要打到釜山去,把侵略者赶下太平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决不班师。


信奉斗争哲学、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机会,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2月31日,彭德怀司令指挥志愿军全面越过三八线,将战争的火焰再一次燃向南方。在志愿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1月4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退至平泽、原州、三徙一线。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开创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在短短半年中三易其主的先例。


汉城的沦陷,又一次引发了南朝鲜百姓的逃难浪潮,深受战争荼毒的50多万汉城居民,怀着对共产政权的恐惧,再次惊惶出逃: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冰冻的江面上,到处是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以及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有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也没有人理会躺在雪地上,奄奄一息的人—–。


汉江上,美军搭建了两座临时浮桥,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涌上浮桥,狭窄的桥面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在不断摇晃,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掉到冰冻的江面上,凄厉的哭喊声和呼唤声在寒风中久久回荡。


 


这场由金日成发起的战争,给韩国南北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


 


1950年12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也在撤退途中遭遇车祸身亡。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被麦克阿瑟将军任命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上尉教官,由于他的出色军事才能,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注视。李奇微将军到达朝鲜战场后,果然不负麦克阿瑟将军重望,朝鲜战争的发展轨迹就此发生了改变。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45]。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在开始的第四次战役中,不得不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的局面。


 


自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开始了其战略撤退。所谓“第三次战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战斗,志愿军基本上是一路尾随在美军后面走过来的。


汉城,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一心想成为“全世界革命领袖”的富农的长子,就此以为志愿军的军事实力真的可以和美军平起平坐了,他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他不无得意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开始要“喊着打!”


中共的报纸和电台广播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导志愿军的“赫赫战果”:兴南、元山、平壤、春川相继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攻克,几十万美军和李承晚伪军被击溃,正在狼狈逃窜,中国人民志愿军横扫千军、锐不可当。


汉城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下令北京放鞭炮焰火庆祝,全国各地同时组织了数百万人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志愿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真实惨况,他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成千上万兴奋狂热、情绪高亢的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战场去打击“美帝侵略者”。


 


然而,在这场闹剧中唯一头脑清醒的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随着志愿军不断向南推进,战线越来越长,志愿军的后勤支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朝鲜南部地势平坦,极有利于美军机械化重装备部队的展开,志愿军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道“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我们打过去的,可以说是走过去的”。


然而,这些战场的真相,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就像无数被中国政府深埋在红色历史坟墓中的“黑匣子”一样,永远不得而知。


 


就在中共大肆庆祝汉城被“光复”的第三天,1月7日,联合国军停止了退却,李奇微将军下令第8集团军在西线和东线战场同时向中国军队发动了代号为“猎狗行动”和“雷霆作战”的反击,漫天的炮火再次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首当其冲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的炮火打击下,死伤累累,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策大将也被美军炮火炸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遏制了。


 


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战事紧急,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后撤。但毛28日的回电让彭大吃一惊:“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毛告知彭德怀,一百多万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中朝边境,正在等待开赴朝鲜。毛充满必胜信心地指示彭:“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以后,再进行2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毛泽东此时似乎已经看到了朝鲜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


 


在毛的命令下,彭德怀不得不硬着头皮策划再次发动进攻,并按照毛的指示,把战役目标定为三六线的大田、安东。


正当西线的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死死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攻,而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却一路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向前推进,进抵邸平里的美23团和占领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就这样从整个战线上突了出来。


战场上出现的这种状态,使正对战场局势一筹莫展的彭德怀突然感到有了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彭德怀的设想是,死死地顶住西线,把大兵团快速集中于东线,对相对实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进行大规模反击,如果反击成功,将打破联合国军的进攻态势,改变目前志愿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国军队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事实上彭德怀的反击计划具有很大的冒险成分,因为东线战场的志愿军要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1.在西线作战的志愿军必须把美军牢牢地阻止在汉江以南。如果西线的志愿军被击垮,那么不用说反击了,整个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将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处境。


2.东线的志愿军有把握对被包围的敌军予于歼灭。


这两点,对于装备落后,靠“骡马运输、徒步行军”的中国军队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第二点,长津湖战役已经表明,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即使包围了美军,也没能力将其歼灭。然而作为中方军队统帅的彭德怀却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志愿军还是可以像国共内战时一样,单靠“人海”的优势就能弥补这些不足。


 


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彭德怀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有一点让彭放心的是,毛承诺的100多万“志愿军”已在鸭绿江边集结,正在开赴朝鲜战场,即使战役进行得不顺利,彭也可以通过这次战役,掩护志愿军增援部队安全抵达,从而与美军展开一场更大的决战。


2月5日,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42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同时,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66军奉命向东移动,准备按照计划发动反击。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就在这种情形下展开了。


 


2月11日晚,战斗首先在横城打响,彭德怀以志愿军4个军(第39军、40军、42军、66军),以及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二十几万兵力,向位于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彭德怀期望由此打开缺口,进而击破东线美军在原州的防线。


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战斗力薄弱的南朝鲜军队一触即溃,尤其是南朝鲜第8师,遭到突然攻击后,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就纷纷溃退,致使美步兵第2师的侧翼完全暴露,使之不得不与美空降187团一起紧急后撤,从而打乱了联合国军的部署,战役一开始似乎开始朝着有利于志愿军方向发展。


志愿军在横城战役取得首仗胜利,使得驻守在邸平里的美23团独自孤零零地突出在中国军队的攻击线上,“志司”按照计划,将攻击之矛指向邸平里,打算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决美23团。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说不定已经准备逃跑了,志愿军必须趁其在逃跑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消灭。


2月13日晚,战役总指挥、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调集了39军、40军、42军的5个师(115师、116师、117师、119师、126师),向驻守在邸平里的美步兵2师第23团发起猛烈进攻,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正如志愿军司令部所判断的那样,战役开始之前的13日中午,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也乘直升机到达邸平里,就砥平里23团的处境和团长弗里曼上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导致在邸平里的美步兵第2师23团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阿尔蒙德军长听取了弗里曼团长关于立即撤退的建议及其理由,也得出结论:23团应在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尚未形成包围态势之前,尽快撤出邸平里。


 


阿尔蒙德飞走以后,弗里曼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


 


正当美23团的士兵们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时,弗里曼团长收到了一份紧急电报:


【坚守砥平里,不准撤退!——命令来自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正是这份电报,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


 


坚守砥平里的决定出自李奇微将军对整个战局的独到判断,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个月。他一到朝鲜战场,就被卷入了联合国军的撤退洪流中。由于中国军队的强势参战,美军上下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南朝鲜军队更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李奇微将军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带着几名助手,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直接同战地指挥官见面,了解战况,分析局势,在这段时间里,他查阅了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与中国军队所有的战斗报告,从中发现了中国军队的4个致命的弱点:


(1) 人数庞大的中国军队,由于受给养的限制,每次进攻持续时间不超过7天;


(2) 徒步前进的中国军队,每天推进距离不超过20公里;


(3) 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中国军队,其攻坚能力极其低下,即使包围美军,也无能力歼灭。


(4) 为了躲避美机轰炸,中国军队白天不敢行动,所有进攻只能在晚上进行。


 


因此,掌握了这些弱点以后,面对中国军队在横城地区表面上的强大攻势,李奇微将军没有丝毫惊慌,他十分清楚中国军队在目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居然胆敢冒险发动攻势,只会令其陷入更大的困境,只要美23团将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邸平里,联合国军就可利用其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地面炮火,将其完全摧毁。李奇微将军认为,孤立无援的陆战1师在北部长津湖地区被十几万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也能做到全身而退,那么在南部的三七线,在东西战场已经连成一体的联合国军防线面前,中国军队将为他们的进攻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据守砥平里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军第23团外,还有一个坦克中队、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法国营,总兵力约四千人,防守面积仅直径1.5公里。其中法国营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其成员全部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战场老兵,许多志愿者为了加入该营而自愿降低自己原来的军衔,尤其是营长拉尔夫。莫尔克拉中校。


拉尔夫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军人,他原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将,为了抵制共产赤祸,宁愿将自己军衔降为中校赴朝鲜参战。该营由1017人组成,共有3个步兵连,一个重武器连和一个营部连,隶属美步兵第2师23团。


法国营于10月25到达朝鲜,由于战况紧急,原定3周的美式武器适应训练缩短为10天即被投入战场。该营作战经验丰富、作风彪悍顽强,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法国营和美23团3营一起在双联隧道地区击溃了志愿军第125师,使得美军对其战斗力不得不刮目相看。


接到李奇微将军坚守邸平里的命令以后,弗里曼团长下令部队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士兵们将数千米环状铁丝网铺设在阵地前沿,密集地布置了防步兵地雷和照明汽油弹。施工机械也在紧张地挖掘壕沟,20辆坦克作为机动火力被布置在前沿阵地,各阵地之间的接合部,全部用M-16高射机枪和坦克严密封锁,弗里曼上校还在防御圈内设下炮兵阵地,集中使用26门野战榴弹炮和51门迫击炮。弗里曼上校还建立了步兵、坦克、炮兵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使美军强大的火力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防御工事完成不久,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广袤的雪野显得一片寂静。23团接到美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数目庞大的中国部队正在从北面和东面向邸平里开进。弗里曼上校向部队发出了“准备迎击中国人进攻”的命令。


黑夜中,联合国军士兵们一个个紧握武器,匍匐在战壕里,神情紧张地等待中国士兵的出现。


13日深夜21时,成千上万志愿军士兵的身影浮现在雪地上,他们的胶鞋底磨擦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十分令人恐怖。随着凄厉、刺耳的喇叭声,中国士兵开始了进攻。


一位当年参战的美军士兵的描述道:“夜幕降临时,四周响起了凄厉的军号声,他们(指中国军人)满山满谷地涌了出来,不畏生死地冲向我们,然后一排排地象麦捆似的被机枪火力搁倒,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地往上冲,又被搁倒。我们的机枪狂吐着火焰,枪管打得通红,臂膀打得酸痛,看着满坑满谷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


就这样,中国士兵一波紧接一波的进攻,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中国士兵踏着同伴们的尸体不顾一切地冲锋,令他们毛骨悚然,就连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老兵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这是一支比日军更不顾惜士兵生命的军队。


环形防线里的美军坦克和重炮猛烈地轰击志愿军的冲锋集群,平均每百平方米瞬间落下十几颗炸弹,随着火光闪耀、弹片横飞,鲜血染红了的整个砥平里,一百多人的志愿军连队往往几分钟后就只剩七八人。仅一个晚上,被打死的39军117师的士兵就达4000人以上,投入进攻的志愿军357团3营在一次进攻之后,只有数人生还。炮火连天的邸平里战场,中国士兵就这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同美军的飞机坦克、榴弹炮、高射机枪对决。整整一个晚上,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117师的士兵除了肢体横飞、死伤惨重以外,没能攻下一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中,美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也被弹片击中臂部而受伤。


2月14日。


39军指挥部设在砥平里以北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林间的空地上架着几座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正在紧张工作。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只是一个劲地在抽烟,两人愁眉苦脸,焦虑万分。他们刚接到一个雷击般的消息:担任阻击骊州、原州向砥平里增援的39军116师,在行军至注岩里途中,被美军空中侦察机发现,美军立即调集原州附近的炮兵群,在空军的配合下,集中炮火轰击这个纵队达四小时之久。就这样,这支一万多人的志愿军纵队在到达战场之前,就被美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伤7千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场。


吴信泉,这位在云山战役时,号称要将美骑兵1师“包饺子”当“下酒菜”的中国“王牌军”军长,此时才真正领教了美军凶悍的战斗力,面对39军一个晚上就遭受如此巨大的伤亡,他的手禁不住发抖了,他已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狂。2月12日,吴信泉刚接到攻打邸平里任务时,根本没把邸平里的美军放在眼里,“志司”副司令邓华布置以39军的115、116、117师为主力,40军的119师、42军的126师协助进攻的方案时,吴信泉心里还觉得暗自好笑,他认为邓华过于谨慎,区区邸平里的一个团的美军,只不过是一块送到“志愿军”嘴边的“肥肉”,还不够39军“吃”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安排其他两个师。因此13日深夜,在116师、119师、126师还未赶到战场的情况下,吴信泉军长独自下令发起进攻,致使117师在进攻中死伤惨重。


奉命南下包抄邸平里的39军115师,经过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路坡高崖陡,以至连马匹都被丢弃,好不容易行军至砥平里以东时已是13日深夜。115师于十四日凌晨发起攻击,但打下以后从俘虏口中才知道,他们攻下的只是邸平里外围的一个叫马山的山头,砥平里还在西南方向。此时砥平里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39军117师已被打得尸横遍野,已经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了。


参加对砥平里攻击的第42军126师也犯了和115师同样的错误。这个师接到攻击邸平里的任务被配属给第39军后,按照地图上指示的路线向砥平里进军。当按照判断的方位和计算的行进时间应该到达邸平里的时候,部队发现了山谷中一个小村子,于是126师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进攻,攻占了这座村庄。直到天亮以后才搞清楚不是邸平里,而是位于邸平里东南方向10公里处的一个叫田谷的村镇。


天亮了,轮到占据马山的志愿军115师成为美军攻击的靶子。为了夺回制高点,美军集中重炮向马山展开凶猛的轰击,美空军也加入攻击战斗,数十架美海盗式攻击机超低空扑向志愿军阵地,轮番扫射,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马山阵地沦陷在一片火海中,中午时分,邸平里美23团出动坦克和步兵向马山志愿军阵地猛烈反击,115师三个团在美军反复轰炸和扫射下,死伤狼籍,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回忆道,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阵地轰炸时,他们连队就在山脚下面,只听见从山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鸣声,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烧着时发出的惨叫,一直传到山下—–


志愿军434团2营王少白营长给团长王扶之打电话时哭着说,他的营死了三分之二,快要打光了,要求撤离马山。


然而,115师要求撤出马山的要求没有得到军部批准,吴信泉军长知道如果马山丢了,砥平里战役更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命令115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马山。


14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徐徐降落在美23团团部后面的空地上,美军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头戴一顶美军特有的防冻绒帽,胸前挂着两个手雷,从直升机机舱里爬了下来。


李奇微将军是亲自来到邸平里视察战况的,他对美23团士兵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感到欣慰,他见到了手臂负伤的弗里曼团长。李奇微将军告诉弗里曼上校,邸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的作战计划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他完全清楚23团的危险境地,他对弗里曼团长说:“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个晚上。”李告诉弗里曼,他已经命令美国骑兵1师增援砥平里。美军在原州一带的重炮部队也将为23团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李奇微将军亲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23团士兵的士气,但也仅此而已,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美23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死,孤军奋战了。


美第10军军部得知弗里曼上校负伤的消息后,专门派出1架直升机接他去后方治疗,被弗里曼一口回绝,他说:“我既然把士兵们带到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带出去。”弗里曼上校命令部队利用白天加紧加固防御阵地,准备应付志愿军的夜袭,以坚持到援军的到来。(注:弗里曼上校一直坚持到援军——美骑兵5团的坦克15日下午低达邸平里后,才乘直升机离开战场。)


14日晚,志愿军第40军119师和第42军126师到达了战场,自此,参战的志愿军攻击部队全部到齐。中国军人从四面八方把邸平里围得水泄不通,天黑不久,邸平里南面升起了几颗信号弹,志愿军向这个直径仅1.5公里的联合国军环形阵地又一次发起了攻击,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砥平里周围山坡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黑夜中他们一个个手执火把,在喇叭声、锣鼓声和山崩地裂般的喊杀声中,犹如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密密麻麻、浩浩荡荡、漫山遍野地涌向美23团防御阵地。


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反应过来,开始集中坦克和火炮猛烈地拦阻射击,各轻重武器和平射的高射机枪也在阵地前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冲在前面地志愿军士兵成排成排地倒在火力网下,可是后面的士兵毫不在意,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完全不把生死当一回事。


夜战的景象惊心动魄,照明弹、曳光弹、飞散的信号弹以及四射的火花把邸平里夜空点缀得绚丽缤纷。每隔五分钟,美军阵地上就腾空升起一排排照明弹,数十条曳光弹组成的光带接连不断地交叉在夜空。


美C—47运输机也飞抵战场,用降落伞投下一批又一批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宛如一盏盏巨大的灯笼,长时间地漂浮在砥平里上空,把整个战场照耀得雪白如昼。在明亮刺眼的白光下,中国士兵的影子满山满坡地在蛹动着,他们穿着臃肿棉袄,步履笨拙地迈向美军阵地。在美军设置的铁丝网前,不计其数的志愿军士兵被打死,美军发现中国士兵面对铁丝网显得束手无策,他们甚至连简单的破坏工具都没有,只能试图从网下钻过去,而这正在美军机枪的有效射程之下,不一会,铁丝网前就堆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有好几处地方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高过铁丝网,形成了一座座尸体桥,把整段铁丝网都压扁了。


一波又一波、一群又一群,志愿军排山倒海式的冲锋接连不断,中共指挥官丝毫不惜啬士兵的生命,一拨又一拨地将士兵投入杀戮战场,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就这样被美军猛烈而无情的炮火吞噬,撕成碎片。


战场上,到处散落着中国士兵的躯体及残肢断臂,白雪覆盖的邸平里雪原已被志愿军士兵的鲜血浸泡成黑红色。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国著名演员迈克尔.凯恩,是一名出身贫困,思想左倾的青年,曾对共产主义颇具同情,然而,朝鲜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告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女士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潮一潮地往前冲锋,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这些人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在中国士兵一轮又一轮的“万岁冲锋”下,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也险象环生,法国营有一个防御点上的士兵全部阵亡,蜂拥而来的志愿军士兵攻占了这个防御点,营长莫尔克拉中校迅速调动高射机枪排向冲上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密集扫射,弗里曼上校也派出美军一个排前来支援,终于将冲进阵地的几百名中国士兵击毙,重新夺回了阵地。


然而美军G连防守阵地上的形势却越来越危急,G连士兵已经连续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十几次进攻,但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令人惊劾的一幕:五、六百名头绑白布条,身强力壮的志愿军敢死队员,每人将一个六磅重的炸药包捆在一根长长的树棍上(用来炸毁美军的工事),一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一面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全然不顾迎面而来的子弹,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一批一批地倒在美军的机枪扫射下,但更多的中国士兵继续沿着被鲜血染红的山坡向上狂冲,不少人被自己同伴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但依然疯狂地冲向美军所布下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一些中国士兵被地雷炸飞以后,残缺的肢体落下挂在带刺的铁丝网上,形状十分骇人,尸体的后面,有更多数不清的中国士兵涌了上来。美军的重炮和高射机枪虽然不停地开火打死许多进攻的中国军人,但还是有不少志愿军士兵越过了铁丝网和地雷区闯入美军阵地。


午夜时分,G连防守的阵地终于被中国军队攻破了,在炮弹和手榴弹连续不断爆炸的闪光中,黑压压的中国士兵如蚂蚁一般地爬上了G连的防御阵地,许多美军士兵阵亡,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退到阵地背后的山坡下。


由于G连阵地的失守,美军环形防线被撕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弗里曼上校调集两辆坦克进行反击,但没有奏效,近千名中国士兵已经涌入了阵地,并且继续向美军阵地纵深发起攻击,美军环形防线上的缺口越来越大,弗里曼上校不得不将最后的预备队——23团的突击连和工程连投入战场,来阻挡蜂拥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士兵。命运的天平开始偏向了中国军队。


两军激烈的攻防此起彼伏,惨烈的白刃战和肉搏战在邸平里的每一处阵地上演,金属的撞击声、咆哮的喊杀声、子弹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汇成一片。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志愿军”最害怕的时刻又一次来到了——天,开始亮了。


15日黎明,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对邸平里的美23团官兵来说,最危险的黑暗时刻终于过去了。


从美海军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编队,一批接一批地飞抵邸平里上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把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攻占G连阵地的一千多名志愿军士兵也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志愿军的攻势被遏制了,韩国的白天,是美国空军的天下。


天亮以后,美空军给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运来大批补给和弹药,同时将200多名伤兵用直升机运至后方。美航母舰队的舰载机介入战场以后,攻击任务主要由美航空兵和邸平里附近的美军炮兵部队进行。在天黑以前,志愿军是不敢展开大规模攻击的。


邓华指挥部对39军军长吴信泉连续两个晚上没有拿下邸平里极为不满,15日上午发来电令,要求部队加紧准备,最迟一定要在16日晚上拿下砥平里。


军长吴信泉心里叫苦不迭,参与直接攻打邸平里的志愿军三个师共只有三个炮兵营,加起来才36门炮,而且只剩三百多发炮弹,原本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全部被毁,这就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志愿军失去了炮兵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没有炮兵协同,这仗怎么能打?”谭友林副军长愤愤地对吴信泉说。


吴信泉默默抽着烟没有开口。这时从砥平里南方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令他焦急万分,他知道守卫马山的115师也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正在经受美军重炮、坦克和飞机的反复轰炸,这位中共“王牌军”军长心里十分清楚,以志愿军步兵的轻武器与美军强大火力对抗下去,其后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吴信泉下了决心,喊来作战参谋:“给“邓指”发报,讲明砥平里的情况,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然而吴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邓指”同意,鉴于39军死伤惨重,已实际上失去战斗能力,15日中午,邓华指挥部发来电报,参加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部队,归40军指挥,由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负责组建“前指”,同时指派40军军长温玉成立即赶赴邸平里指挥战斗。


美23团在邸平里遭到十倍以上中国军队的攻击,14日,李奇微将军命令美骑兵1师第5团北上增援砥平里。15日上午,美第5骑兵团出发,这支由3个步兵营、2个炮兵营、2个坦克连、一个工兵连以及28辆补给卡车和19辆救护车组成的增援部队,上路不久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中国军队占领了山边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射击,虽然火力猛烈,但效果甚微,美骑兵5团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向公路两侧的高地进攻,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地,几百名中国士兵被打死,然而美骑兵5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发现:“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好像越打越多,中国士兵的忍耐力和对死亡的承受力令人吃惊。”


由于志愿军的顽强阻击,美军进展十分缓慢,整整一个上午,美第5骑兵团如蜗牛一般地前进。如果美第5骑兵团不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邸平里,邸平里的美23团和美第5骑兵团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柯罗姆奇泽上校下了决心:放下那些载满物资的卡车以及仍然在山岭两侧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步兵,只率领坦克连,凭借着厚厚的装甲直冲砥平里。


下午3时,坦克突击纵队组建完毕:一共23辆坦克,160名步兵,由柯罗姆贝茨上校亲自率领,45分钟以后,这支孤注一掷的坦克突击纵队开始前进了,美军的轰炸机沿着坦克纵队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高地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公路两侧两个营的美军则全力向中国阻击阵地发动钳制火力的进攻,联络飞机在头顶来回盘旋,担任引导炮兵射击和报告前方敌情的任务。为了防御志愿军的伏击,坦克突击纵队以每辆坦克的间隔50米,总长度为1.5公里的战斗队形迅速朝前推进。


坦克纵队在通过一个叫曲水里的小村庄(位于邸平里以南6公里)时,遭到中国士兵的猛烈阻击,阻击美骑兵一师五团的是在注岩里被美军炮火击溃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的残部。中国士兵从村庄两侧的高地上向坦克分队进行射击,成束的手榴弹在坦克上爆炸,但对厚装甲的坦克毫无作用,最后,中国士兵在军官的命令下抱着炸药包,躺在坦克行进的道路上引爆炸药。坦克纵队的数辆坦克被炸毁,搭乘坦克的L连160名士兵也只剩下了60人。几辆被炸断履带停泊在路旁的坦克请求支援时,被柯罗姆贝茨上校拒绝了,他吼道:“不能停下!停下来就全完了!”他命令余下的坦克不要理会,继续前进,迅速冲过志愿军把守的曲水里村庄。


在距离砥平里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坦克纵队穿过了由115师343团占据的一段险要的路段:这是一段位于望美山的右侧,于山腰凿开的极其狭窄的豁口,全长140米,两侧的悬崖断壁高达15米,路宽仅能勉强通过一辆坦克。当时志愿军343团团长王扶之发现远处大路上烟尘滚滚,还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因为曲水里有116师打援,美军过不来。等到发现是美军坦克时,已经来不及了,倾刻间,美骑兵5团的十余辆坦克隆隆而至,343团团长王扶之慌忙派出团部警卫连进行阻击,在悬崖上面的中国士兵把成束的手榴弹和数个捆在一起的炸药包扔了下来,又有30多名在坦克炮塔上的美军士兵在交战中阵亡,但志愿军343团并没能阻挡坦克的前进,柯罗姆奇泽上校率领的坦克突击纵队,迅速穿过了隘口。


经过1小时15分钟,美骑兵5团的坦克突击纵队成功地突破了志愿军的6公里防线,于下午17时到达邸平里。虽然这支增援部队只剩下十几辆坦克和23名步兵(其中还包括13名伤员),但却给了邸平里的联合国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战壕中的美军士兵看到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战场时,禁不住欢呼起来。


一位参加邸平里战斗的美军老兵回忆:“当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中国军队背后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还在作战的中国士兵突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一个个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扔下武器向四处逃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防御阵地四周的山丘上都是逃跑的中国士兵,密密麻麻,漫山遍野!此时飞机追着俯冲轰炸、坦克猛轰、防空高射机枪在怒吼,步兵用各种自动武器向逃跑的中国士兵开火射击!真是难以相信的一天!我们就这么解围了。” 


15日傍晚,40军军长温玉成奉邓华副司令的命令抵达砥平里战场时,志愿军的战线已经崩溃,温玉成军长登上邸平里的北面207高地,拿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憾:在美军阵地前面,志愿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尤其是邸平里南侧望美山的整个山坡,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坟场,全部被尸体覆盖,场面血腥,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场景,温玉成军长不得不打电报给邓华副司令,明确地表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必须立即撤出战场。


战场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当日黄昏,邓集团指挥部终于做出撤离砥平里的决定。


15日夜,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守候在砥平里环形阵地中的美军士兵和法军士兵还在紧张地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再次攻击。


漆黑的阵地前沿此时出现了数百支中国士兵的火把,闪烁的火苗犹如死亡士兵的幽灵,时隐时现、吵吵嚷嚷地在美军阵地四周晃动了整整一夜。


这天夜里,中国士兵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在尸体堆里翻找尚未死去的同伴和抬走部分阵亡者的遗体,由于大部分中国士兵尸体来不及搬走,很快就被大雪掩埋了。


天亮以后,美军士兵惊愕地发现,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地周围的尸体也全都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寂静的山岗和白茫茫的雪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砥平里战役,以志愿军的血腥惨败而告终。 


据美军资料记载,参与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共有5个主力师,5万余人,其中115师、负责打援,直接攻击邸平里的是116、117、119、126四个师。


战斗结果:116师还未赶到邸平里战场就被美空军的炮火消灭,其他3个师在连续强攻2昼夜之后反被打得支离破碎,死亡人数超过了2万,最后不得不自行退出战场。而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仅伤亡200余百人。中国军队仅遗弃在美23团阵地上的尸体就有一万多具,另外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士兵因为难忍饥饿而向美军投降。


志愿军359团3营的官兵在邸平里战役中几乎全部战死,该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哭着喊着,死也不肯离开遍布他手下士兵尸体的阵地,最后被硬抬下来。


志愿军357团团长孟灼华在向上级汇报士兵伤亡的情况时,因痛苦万分而泣不成声。


这些在国共内战时期久经战火锤炼的战场老兵,也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惨烈的战斗,在美军雷霆万钧的炮火下,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全都崩溃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是林彪“四野”属下韩先楚的“三纵”,号称“旋风部队”,在国内战场所向披靡,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没想到在砥平里仅一个晚上,这股“旋风”就被美军的一个团打得丧失了战斗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原是林彪“四野”属下的5纵,该师在辽沈、平津战役中,战功卓著。朝鲜战争爆发时,42军126师作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于10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第一次战役中,该师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奉命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荣获了“黄草岭守备英雄连”及“烟台峰守备英雄连”称号。邸平里战役以后,该师已不成编制,不得不“回国休整”。


在邸平里战役中死伤最为惨烈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这支“四野”的“攻坚尖刀”,在国共内战中更是屡建奇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39军从东北雪原的长白山一直打到西南边陲的镇南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成为第一批出征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动的云山突袭战中,39军一举击溃美骑兵1师5团,并全歼美骑兵5团第3营,还缴获了4架飞机,震动了美国朝野。39军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整建制消灭美军部队的中国军队,美第5骑兵团3营也因此被美陆军部取消了番号。


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39军更是一马当先,率先进入汉城,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支开进敌国首都的军队。然而令人没有料到,这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在邸平里不足1.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被美步兵23团打得尸横遍野,开战前拥有3万多名士兵的39军,两天以后,人数已不足1万人—–


16日凌晨,围攻邸平里的志愿军39军残兵败将,用马匹驮载着尸体,搀扶着伤兵、在漫天大雪中,凄惨不堪地朝三八线退去,同一个月前这支雄壮威武的部队开进汉城时不可一世的情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仓皇撤离,大部分牺牲的中国士兵尸体被遗弃在战场上,被大雪掩埋。


这场死伤惨烈的战斗,让39军军长吴信泉内心痛疚不已,风雪中,这位身经百战的中共将领骑在马上,不断地回望砥平里,泪水盈满了眼眶。此时,他想起了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官邸的墙壁上,李奇微将军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现在他终于明白“致意”的含义了。


40年后的某一天,一位年届8旬,在中共某“干休所”颐养天年的老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则消息:韩国建筑工人在砥平里一带施工中,挖掘出十九具士兵尸骨,据辨认,这些死者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遗骸四周的泥土里还散埋着中国士兵用过的遗物,除了子弹、手榴弹以外,还有水壶、饭盒、牙刷、胶鞋、皮夹子等私人物品……,根据停战协议条款,这些尸骨和遗物将交还三八线以北中朝一方安葬。 


这则新闻使得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只见他胸口起伏、嘴唇颤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泪水和鼻涕沾满了衣襟。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这段惨痛历史的见证人——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40年过去了,邸平里战场的惨烈情景,依然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邸平里志愿军烈士遗骸”是原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临终前看到的最后一则新闻,几天以后,这位老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砥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军队令全世界恐惧的“人海战争”,被美军的一个团——步兵23团在邸平里击得粉碎,彭德怀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从此烟消云散。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除了丢下3万多具士兵尸体以外,连大田、安东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邸平里战役,使得中国军队极其低下的攻坚能力暴露无遗。这场战役后,联合国军从战略退却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包围过美军的任何一支部队。


1952年5月,李奇微将军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我要简短的提一下弗里曼上校指挥的美国陆军第23团和配属的法国营的部队,虽然他们在远离主力战线的前方被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包围,在接近零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击退了敌军的反复进攻,最后成功地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我想说,这些美国军人和他们的法国战友,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他们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作战部队。


==资料显示:美军死亡五万多,中共军队死亡70万到一百万【不包括韩国、北朝鲜双方死亡军民】。


(一)伤亡数字各有说法,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1.投入兵力:从1950年夏投入的朝鲜族解放军4个师,到秋末投入6个军到30个军,直到双方对峙,车轮大战,轮流大换班:一个军严重伤亡撤下休整补充,换上补充兵员休整过后的生力军。伤亡严重成为战争特色; 


2.当时军队300万到500万,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三千里狭长战场足够用了,但从1951年起全国发起参军热潮,鼓动起大量16、7岁的青少年,开赴朝鲜战场,这很能说明牺牲数量之巨大,致使战场兵员不足;


3. 中朝方面无制空权,任由联合国飞机尽情搜索轰炸,破坏朝鲜后方运输,形成到处是前线,无所谓后方,包括汽车团、人力运输队(小推车师、团)兵站、山野仓库、医院、防空部队在内百万后勤士兵,天天在美军飞机全面封锁下拚死向前线送弹药、食粮、接运伤员,三年积累无计量士兵死亡;


4. 从动员抢救力量的范围看:军队全国各大军区的医院都开赴前线还不够!除各军区军医大学外,还动员了全国各大城市医院的大夫、护士,各地医科大学在校学生志愿到朝鲜支援,连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许多大夫都到了朝鲜,我就曾被远在西南边陲的贵阳医学院男女学生验血。可见抢救任务繁重:大量伤员在运输途中,在战地医院里因条件恶劣而死亡。


5.从全国接收前线伤员之众,地域之广,可见伤亡巨大,军队医院全部饱和,各大城市医院也任务繁重,如大连把海关对外繁忙的检疫所都装满伤员,北京的协和医院,以及没有外科手术条件,不适合接收伤员的北京中医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谢选骏指出:美军的尸体虽然被志愿军吃掉了,但是更多的志愿军尸体却只能留待田鼠啃食了——“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还有比这更为悲惨的“老鼠吞噬志愿军”!为苏联卖命就是如此下场。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介入中国内战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时间线》(2021年6月29日 BBC)报道:


1921年,十余名年轻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洋房内,秘密召开了他们的首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由此创立。


当时,中共在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但不到30年后,其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建立政权,成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唯一的执政党。


在经历了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个贫穷动荡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9000万。但在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力富强的同时,中共仍坚持其威权主义路线,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产生,对异议声音严厉镇压,并实施严格的社会管控。


中共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何发展壮大,又经历了哪些权力巩固的时刻?BBC中文带你回顾。


1921年:中共创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支持下影响力不断扩大。主要支持者包括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921年7月23日,50多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推选的十余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共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为了躲避警方搜捕,会议后来转至浙江嘉兴的一艘游船上闭幕结束,中共正式成立。虽然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但中共将7月1日设为建党节。


1923年:国共合作

1923年的中共“三大”决议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试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次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1927年4月:“四一二”事件


1927年,蒋介石势力在上海对共产党员进行清剿。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逝世后,随着中共势力在国民党内不断扩大,国民党因是否继续容纳中共产生内部分化。1927年4月12日,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在上海发动“清党”运动,处决和抓捕大量中共党员。


1927年8月:建立武装

“四一二”事件后,由汪兆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宣布与中共决裂。中共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暴动,但在国民政府军队的包围下溃败。中共随后在多个省份组建直接控制的反叛武装。中共将南昌事件表述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将该日期定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四一二”事件后,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第一次内战。


1931年:第一次尝试建政

1927年后,中共开始通过培养割据武装,频繁发起暴动,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当时,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并加大了对中共的打击力度,将其称为“剿匪”。中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农村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首次尝试建立割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共在下辖地区推进土地改革,对地主进行严厉打击,对被没收土地进行统一分配,规定民众强制劳动。中共还号召青壮年民众加入红军。中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联合底层阶级和在农村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政策,得到大量农民的支持。


1934年-1936年:“长征”

193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主力从中国中南部撤离,穿越大面积的高原和高寒地区,辗转从四川到达中国西部的陕西。这一过程被中共称为“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长征”期间,中共军队躲过了国民党当局多次围剿。


1937年-1945年: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12月,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合中共抗日。1937年9月,中共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中共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在随后的八年里,中共与国民政府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存。中共多次在后方发起对日本军队的反抗,同时也积极扩大根据地范围。


1946年-1949年:展开内战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和谈,但随后和谈破裂。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展开和谈,但以失败告终。双方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开始内战。据估计,有数百万人在内战中伤亡。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一连进行三次关键性战役——位于中国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与华北的平津战役。最后均以中共的胜利告终,国民党精锐力量被消灭。


1949年4月,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攻下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在5月攻占经济中心上海。中共军队占领南京总统府。


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更名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其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1950年: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土地改革运动,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力。当局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由,对农村人口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大批地主被迫害和处决。(中共后来宣布土改在1953年完成。)在土改运动中,“斗地主”成为农民“翻身做主”的象征。

1950年10月10日,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中国全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对所谓“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等大批反革命分子进行判刑和处决。镇反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据中共官方说法,共有71万人在运动中被处决,129万人被关押。

1950年10月19日:参与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19日,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中共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参加朝鲜战争(韩战)。中共将其称为“抗美援朝”。中国军队奋力援助朝鲜金日成政权,与韩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重新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附近。


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

195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发起党内整风运动,随后演变成反右派运动。中共在同年10月发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官方数据称,在波及全国的运动中,有超过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反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政策的人)。数十万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产生诸多冤假错案,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大部分右派分子后来逐渐被平反。中共亦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敌人,因此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批斗甚至处决。


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大跃进”运动,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快速增产。运动开展后,中国掀起全民炼钢潮,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实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政策。但“大跃进”生产的钢铁合格率低下,反而导致资源浪费。此外,农村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的现象愈发严重,最终导致粮食短缺。据信,有数千万人死于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全国性饥荒。


1959年:废除噶厦政府 达赖喇嘛出走

1959年3月,由于藏族民众抗议中共统治,解放军和藏族军民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在武装行动被镇压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高官流亡印度。中共将冲突定性为“叛乱”,并宣布废除噶厦政府,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中央政府自此在西藏推行土地改革,废除农奴制,摧毁寺院,推行土地公有制。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外号“邱小姐”。三年后,中国再次成功试爆氢弹,迈入有核国家序列。


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运动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为名义打倒党内的“走资派”,实则试图全面强化个人权力,打击异己。主要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批斗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官员,并伴随着大规模抄家、砸物和迫害。中国进入疯狂的文革时期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更加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在多地进行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还开展了大规模“武斗”。在文革中,包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军队元帅朱德、贺龙、彭德怀在内的大批中共干部、将领、科学家和普通民众被迫害致死;孔子墓等大量文物古迹被捣毁;经济活动和教育停滞。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正式统计数字。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中国官方后来将其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民间亦称其为“十年浩劫”。1971年的上海一片萧条。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10月6日,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中共军方核心人物采取行动,将毛泽东遗孀江青、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逮捕,他们被指在文革中煽动造反,夺取权力。事后,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革中一度被边缘化的邓小平复出。“四人帮”被逮捕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被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判终身监禁。


1978年: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改革计划经济,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大举放宽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允许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意识形态上放松管制,淡化阶级斗争。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曾经的宿敌美国宣布建交。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1979年:开始推行一孩政策

随着中国当时人口逼近10亿,1979年,中共领导人召开多次会议后,决定推行一孩政策,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1980年,中共发布针对党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一胎化在中国城乡全面推行。然而,很多地方的计生官员对违反该政策的妇女粗暴地进行强制流产、绝育,甚至导致杀婴事件。


1989年:“六四”镇压

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日益开放,要求中共加快民主改革、促进法治的呼声也愈来愈多。1989年4月,被视为是开明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大规模学潮,后演化成全国性的民主示威运动。示威学生长期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并发起绝食运动。5月20日,中共宣布在北京戒严,但军队被抗议学生和大批北京市民拦阻。6月3日至6月4日,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进行强行武力清场。军队动用真枪实弹,并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学生和市民。“六四”镇压中的死亡人数有很多不同版本,从数百人至上万人的说法都有。该事件导致同情学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并被软禁,大批抗议学生流亡海外或遭到处罚。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洲多国均对中国政府表示谴责,美国与欧盟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中共的武力镇压而结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六四”后,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空前的批评和孤立,邓小平决定弱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鼓励全国人民“向钱看”。他同时选择退居幕后,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2年1月至2月,名义上已无任何公职的邓小平到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视察,再次强调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路线,推动中共在“六四”后,重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江泽民在1989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

根据1984年中国和英国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移交香港主权予中国,结束对香港长达156年的统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与香港类似,1999年,中国从葡萄牙手上收回了澳门的治权。


2002年:胡锦涛出任总书记

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届一中全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次年接任中国国家主席职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温家宝接任国务院总理。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间,中国继续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因素的助推下继续稳步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让中国国际形象有所提升。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还在2005年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会晤。这是国共领导人在1945年之后的首次会面。200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海运直航、空中直航和直接通邮。胡锦涛任内,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但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中共对于异议人士和抗议者仍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在民主化改革上止步不前。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2012年:强力反腐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掌权后随即开始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官方数据显示,仅2013年,就有18.2万官员受党纪政纪处分。在反腐运动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国体制中属于正国级官员的周永康在2014年被立案审查。他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被判贪腐罪的最高级别领导人。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2017年:兴建新疆“再教育营”

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2009年“七五”事件以来,频繁发生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自2017年起,习近平领导的中共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在新疆普遍设立大型拘留设施,将大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没有经过正式审判的情况下,送入拘留。中国当局称这些设施是用于“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教育培训中心,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称该政策是“种族灭绝”。多国因此对中国进行制裁。据估计,高峰时有至多达百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送入“再教育”营。


2018年:习近平修宪

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集中个人权力。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他成为自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任期限制。外界普遍将这一举动视为习近平在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继续长期掌权铺路。


2020年:重塑香港

由于很多香港市民对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和非民主体制的不信任,2019年,香港开始爆发大规模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又称“反送中”运动。据组织者数据,抗议高潮时有近200万人走上街头,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局并未理会民众的诉求后,一些激进的示威者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抗议。中央和香港政府遂加大镇压力度。香港警方在几个月内拘捕超过一万人,有超过2500人被起诉。该运动被视为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中共在2020年6月30日从北京直接通过香港《国安法》,惩治被认为具有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境外势力言行的人,并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官方数据显示,近一年里,有107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


谢选骏指出:BBC掩盖了一个事实——香港的斗争,是英美与苏俄及其残余势力长期斗争的继续,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介入中国内战的产物。——俄罗斯,中国的死敌与世仇也!三十年前,俄罗斯在坑害了中国之后,玩弄金蝉脱壳的诡计脱离了马列主义的泥坑,而中国至今还深陷其中,不亦悲乎!

谢选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王败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去世,曾感叹实事求是难》(2020-06-20 编辑/赵三军 统筹/刘姝蓉)报道:


首都师大19日发布讣告称,该院离休干部、政法学院教授孙长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1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大白新闻注意到,孙长江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之一,这篇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文章,在40多年前发表时曾引起轩然大波,孙长江自述当时已经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并感叹实事求是难。他后来在杂志上撰文称,历史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再轻易地失掉。


记者出身的哲学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的讣告称:孙长江同志1933年10月出生,福建晋江人,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二十九军、福建军区永安军分区担任文工队员、记者、干事。1952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学习,1955年9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1973年4月任国务院科教组《人民教育》编辑部编辑,1977年5月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1983年1月调入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任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1994年创建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奠定了首都师大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基础。1998年10月离休。


孙长江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之一,为建立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孙长江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人师表、待人真诚,胸怀坦荡、追求真理。哲人其萎,风骨长存!


根据家属意愿,后事从简。特此讣告。


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曾做好去秦城监狱准备


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发轫于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这场大讨论,源于一篇看似平淡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供职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


据孙长江生前回忆,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时期。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隔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将近3年以后就是197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大家都在思考、议论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那么贫穷,怎么办?中国怎么往前走?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谁能够挽回这种局面呢?希望邓小平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把经济改变过来。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四人帮”强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左”的阴影还笼罩着中国的大地,“两个凡是”还束缚着很多干部的思想。如何冲破“思想的牢笼”,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他认为,正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命运,才有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写和刊发,以及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检验真理大讨论,而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也远远超过它的理论意义。


“那篇文章,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过来的,很是惊心动魄。”孙长江说,“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也记不清修改了多少回,当年,经过胡耀邦亲自审阅定稿后才刊发出来。”


当年孙长江才40多岁,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胡耀邦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胡耀邦在一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就提出工作也要看实践。但是,当时党校有的学员仍有误解,认为检验真理一个要看实践,一个要看毛泽东思想。


“我就说,这个不行,如果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发生矛盾怎么办?”孙长江说,后来,在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组织下,由他起草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好,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哲学文章,原准备在《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及光明日报商议,决定让孙长江把两篇合并起来刊发。


1978年5月10日,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孙长江回忆,《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面对这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表示:“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孙长江回忆,《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这是说孙长江吃了此文大半辈子,真是不虚此行了。然而,出生于共军共干应该知道,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非就是“成者为王”的翻版,他们昧着良心说这是伟大的创见,只能哄骗废垃,岂能瞒天过海。不行看看现在,别人给你们另一个“实践”,就成了又一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太太太可笑了。孙长江们,你们真是太太太可笑了。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1980年代的中國!崛起與幻滅的時刻》(2019/05/28 華視新聞)报道:


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三十年,萬事都有因果,六四並非突然出現的單一事件,往前推的話,其實從1966年毛澤東文革就有脈絡可循,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埋下伏筆,接著1986年安徽學潮在中國遍地開花,最後引爆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80年代的中國,因為群眾對改革,對民主一度抱持希望。但也有專家說,80年代的中國正要從文革廢墟中站起,最後又在權鬥和武力鎮壓下幻滅,透過專題我們一起了解,北京之春如何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萌芽,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粉碎。


1978年的中國,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中國10億人口,有將近8成生活在貧窮線下;1978年的中國,來北京工作的貧苦工人們,把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期待寫成字報,貼在西單體育場外的牆上,而貼字報是文革時期,延續下來的習慣,連停刊的政治雜誌,也被知識份子轉貼在牆上,後來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被稱為民主鬥士的魏京生,挺身捍衛因此兩度被捕入獄。


在獄中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出獄後魏京生流亡美國,民主牆不只是一面牆,更是眾志成城的展現,因為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是很容易被掐掉的,大家聯合起來,就不容易被掐死,這是一種本能,所以形成很多小組織。


在破敗貧窮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改革,1978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實際上的領導人,隨即宣布改革開放,「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政治且慢,經濟可以先走,「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


經歷了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國百廢待舉,留下紅衛兵滿街跑,就怕形成另一股勢力推翻共產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把學生送回學校,當鄧小平提出拼經濟的改革開放,同為領導核心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似乎又比鄧小平,更傾向進行政治改革。


兩人對學生運動抱持開放懷柔,在胡耀邦跟趙紫陽的路線來講,可能在政治上有一些顧忌,有一些忌諱,已經踏到鄧小平的底線,改革開放進行十年,中國經濟的確出現巨大變化,同時也出現社會貧富不均,官場貪污腐敗的問題,當年重返學校念書的紅衛兵,已成了知識份子。


80年代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出現空前自由,連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敏感議題,都能被公開討論,而且年年都有學潮,1985年距離北京3000公里的新疆,爆發烏魯木齊12.12事件,


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這個學生運動一開始,維吾爾這些學生領袖,專門去漢族學生的宿舍,告訴他們,我們這次要求的是民主,這裡面包括的就是,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新疆的核試驗」,學潮一波波,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聲音,學生們更大膽的舉辦聚會,社會有種開放的氣氛。


1986年最大一波安徽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每天都有好幾萬學生上街頭,這波學潮平息後不久,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1987),換趙紫陽上台(1988),這是六四事件的伏筆,隔年胡耀邦過世,引爆六四事件(1989)。


如果把八九的事情,放到這十年的光景來看,得出結論是悲劇是必然發生的,因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阻擋反改革或保守的力量。


如果六四事件是必然,那麼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邊的工人,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似乎都曾短暫感受過北京之春,那種政治環境可能引起了,一些過分的期待,過度的期待,很可惜,期待並沒有轉變成事實,期待沒有變成事實,反而成為悲劇,而這場悲劇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都還不敢去面對。


谢选骏指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是亲共改革势力的幻灭时刻——它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强于大陆内地

《1980年代的中国香港比内地强在哪里?》(2021-05-02 厉羽萱)报道:


香港,坐落在中国南部沿海,被誉为“东方之珠”。提到香港你会想到什么?是香港人说的一口地道的广东话,是港式饮茶,是繁华的商业区,还是迪士尼游乐园,又或者是成龙、周星驰等一批国际闻名的港星。


总之,无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香港都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香港是一个高度繁荣与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它能够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并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一千一百多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近八百万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人口和经济如此发达的条件下,香港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享有极高声誉的城市之一,在各种组织评选的世界城市排名中常年名列前茅。


尽管如今的香港看起来如此光鲜亮丽,实际上它的历史并不简单,甚至堪称坎坷。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秦朝统一全国时期就有部署驻扎在这里,但是几千年来香港由于远离中原并未受到有效开发,基本处于荒岛状态。




直到晚清时期,中英鸦片战争清廷失败,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逐步得到开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直到一百五十多年之后的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进一步发展,才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都市。


纵观香港历史,纵使常年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但其发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早地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利用开发,在上个世纪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在经济、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发展格外迅速,以经济金融发展最为显著,相较于刚刚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内地,对比更加强烈。那么80年代的香港对比内地具体强在哪些方面呢?


香港较同时期的内地强在哪些方面?




比较两个地方发展的程度,首先想到的就是经济,而其中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GDP。以1980年为标准,香港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88亿美元,而同年内地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上海的GDP只有208亿美元,其他地方更是远低于这一数值。


提及人均GDP,虽然香港人口众多,但人均生产总值仍然达到了惊人的5700美元,完全可以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媲美,而大陆的人均GDP只有194美元,上海也只有1819美元。这一比较的结果不言自明,两地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香港的经济水平要远高于内地。


经济总量的天壤之别之下,并不是简单的生产总量之别,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差别。香港不同于内地,由于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重要枢纽,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世界交融上都起步较早,相应地代表着现代化趋势的工业化也起步很早,早早地摆脱了以第一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生产模式。




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转型,60-70年代其第二产业比重迅速增大,紧接着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80年代很快又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这一时期经济金融服务业比重大幅增长,更为现代化的产业诸如金融、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交织上升。


以股票交易为例,香港证券交易的历史起源于1866年,1891年的香港经纪协会成为香港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场所,20世纪又接连建立了三家交易所。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之后,1980年四家合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其金融体制已经高度统一且系统成熟。


相比之下,内地位于上海和深圳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才得以设立,从时间上已经远远晚于香港,因此80年代的香港在金融体制和金融服务上都远远领先于内地。


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模范,香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显然要领先于同时期的内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将西方城市建设的经验运用在这片土地上,构建了世界领先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因而香港也以具备“世界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而引以为豪。




基于香港环山绕海的自然环境和国际都市的发展目标,香港在城市发展中格外注重交通发展。二战后的前二十年,公共住宅和淡水库的建立满足基本需求,20世纪70-8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相应的公路和地下铁路的引入适应了卫星城和新城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内地的景象则是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中游走,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相当滞后。


除了经济金融这些现代化指标外,香港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相较于内地也呈现出极大的生机和活力。旅游业与金融、工商、贸易物流等一起被称为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香港的旅游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兴起,但受限于港英时代主要服务于商业人士。


1955年香港成立“发展旅游业委员会”,标志着香港现代旅游业的开端,自此游客大增,到了80年代,旅游产业进一步走向大众化综合发展的快速车道,除了欧美和东亚地区的游客外,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到香港旅游和探亲的人员进一步增长,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近10%,因而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香港高度繁荣的文化产业。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被誉为“亚洲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曾经创下年产超过300部港产片以及港产片票房年收入12.4亿港元的纪录,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著名影星如成龙、李小龙、周星驰等人都起步或成名于这一时期。


又如粤语乐坛中涌现出的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电视剧上TVB的风靡一时,香港文学的繁荣,漫画产业的兴盛,每一行都可以举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名人轶事,他们都是当时那个年代香港文化产业盛极一时的见证人。


80年代的香港为何创造辉煌?


众所周知,上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经济新兴体中,有四个地区最为瞩目,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较短的时期内他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就是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此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这一时期美国、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和拉美国家转移。


香港和新加坡类似,在此时经历了以传统的转口贸易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时期,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劳动力丰富廉价且具备优良港口的优势,实现了一波飞速的经济增长。


紧接着8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一、二、三产业比重调整明显,进出口贸易、金融等行业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行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到80年代已经呈现明显的经济服务化趋势。此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使得香港的经济增长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




尽管可以看出80年代的香港在发展状况上远好于内地,但不能忽略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才是香港取得辉煌的决定性原因。


提到80年代,自然会想到大陆地区刚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自建国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30年后,中国第一次真正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开放初期大陆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既有制度上的陌生,也有文化上的阻隔。


这时香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因为一直处于英国管理之下,香港保持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特征,内地与香港一江之隔,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受到额外的重视。


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设想即将在香港得到实践,这无疑为香港未来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自此之后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还是来自内地的商人、游客都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本身就具有绝佳的自然地理条件,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自此之后,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香港发展如日中天,同时具备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使得香港成为世界级的交通和经济枢纽。


结语


对于香港如何能在80年代创造辉煌,人们还有很多评论,诸如香港在处于英国统治期间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更易于踏上快速发展道路;与内地分隔而较少受到内地混乱的影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香港的繁荣,不过总体上香港的迅速发展仍然要将之置于内地-香港-世界的大视野下看待。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香港的独特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这绝不应成为抱怨的理由,认清现状,把握机会,才是香港与内地在新时代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1980年代的大陆是苏联殖民地——而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比大陆内地强在这里,直到2021年的现在也还是如此!

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


《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2021-01-19 界面文化©)报道:


作为一位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比何伟来中国更早,早在1980年代,他已经在中国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和苦练英语的青年聊天,在北京夜校教书鼓励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在昆明翠湖公园看人们唱《梁祝》,称赞他们是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保罗·索鲁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书写有其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一个友好的天真的外来者,在看不懂中国人的笑容时,在吐槽火车上的食物时,他显得不耐烦和暴躁,但他也特别愿意记录下旅途中自己的严苛与无聊,这使得他的记录超出了旅行风光和猎奇叙事的范畴。


与旅游观光相比,他更在意日常生活,他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记录一切看到的细节:看到一个人打开钱包,保罗会数数他有多少钱;乘坐出租车时,他会查看司机在面板上贴着的照片;看到有人在读书或杂志,他就记录下他人阅读的标题;他看到标语会抄下来,看到告示尤其是犯罪告示时,也会想办法翻译。


近日,后浪引进的保罗·索鲁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出版(原名Riding the Iron Rooster)。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何伟的中国记录,从保罗·索鲁的80年代至何伟的90年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的书写因此可与何伟的纪实形成对读,并使我们在这样的对读中从另一视角认识中国。


保罗·索鲁,美国旅行作家,出生于1941年,以火车旅行文学著名,代表作有《火车大巴扎》《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等。(图片来源:paultheroux.com)


金钱观


勤俭节约失色,缺乏与贪婪往往一体两面。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何伟的纪实中国系列体现了他对于金钱问题和阶级流动的敏感。他观察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在何伟的观察里,中国人看似是贪婪的,但这种贪婪值得探究。


金钱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以积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消极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实际上来源于匮乏——与其说钱能带来更多机会,不如说资源实在有限,钱能够抵偿诸如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




保罗·索鲁来到中国之后,对于80年代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由物价和汇率构成的。《在中国大地上》目录后专附有一页说明,是一条关于汇率的提示:“我初到中国时,1美元可兑换约3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4元。”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记录下了中国人的工资。从工厂工人的工资、市场小贩的收入,到体制内“领导”、退伍军人的津贴,他不光在在意数字,也注意到了工资差距的原因:工资级别很重要,计划/市场也有分别。




在大同机车厂参观时,他了解到工人的基本工资依级别而变——工人级别越高,挣得越多,工资构成是每月100元加上奖金和激励。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里,他偶遇一位退伍军人,得知对方每月的退休金加津贴总共271元。他还在北京自由市场调查了小商贩的收入,发现他们每月可以挣500元~700元,足够买“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




在上海人民广场,他遇到了大学毕业在纺织厂担任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挣80元,正在积极预备换去喜来登酒店工作,那里每月的薪酬是250元。当然,他打听别人工资的过程也并非总是顺利。在与上海一位宣传处长见面时,他得知对方自1954年开始至1979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便提出质疑,对方不予回复,只是笑笑,索鲁知道自己问得太多了。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美]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12




对于中国彼时的消费水平,保罗·索鲁也打听得相当清楚。和大同机车厂的工资依据级别区分一样,宾馆的住宿也有内外标准的不同, 在北京,他住宿的酒店每晚160元,这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店,当时的中国旅馆一晚上只要3块钱,“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北京的澡堂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每人只收6毛钱,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可以待上一整天。




在通往广州的列车上,他与一位姓赵的青年男子闲聊,男子抱怨女友吃饭点了肉和鱼,花费20块,这是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之后他不仅没饭吃了,还心疼到失眠。在桂林,索鲁自己也“被迫”吃了一顿由娃娃鱼、麂子等组成的违禁大餐,账单是200元。




记录下这笔高昂的开销,他再一次进行了类比:200元这相当于这些年轻人4个月的收入,足够老外买一张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两辆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加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价钱。




保罗·索鲁持续地进行换算,将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换算成人们愿意购买的物件,换算因此也是他观察中国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为直观地显示人们为了某件事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与何伟写到人们为了生育和工作的意愿支付罚款一样,索鲁笔下的罚款与意愿也有“等价交换”的意味。




在云南边陲的火车上,他碰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又超生了一个儿子,超生罚款的数额是1000元,“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索鲁记录道,“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她为二胎而付出的罚款相当于大多数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




除了观察记录,保罗·索鲁对中国人金钱观和消费意愿的书写,还有中国作家的文本作为支撑。他援引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下的家庭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觉得生活堪称完美,而他的儿子还想要录像机、门铃、摩托车和橡皮船。索鲁写道,摩托车、橡皮船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




对物质的迷恋和狂热,反过来又与素来宣扬的艰苦朴素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广东体现在可以谐音为“一切向钱看”的标语上,在当时“缺乏繁荣气息”的西北大地,他也观察到商业机遇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普通人,他想,“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换言之,从他当时观察的情况来看,缺乏与贪婪往往是一体两面。




精神面貌




最快乐的是翠湖边上唱《梁祝》的人。




保罗·索鲁喜欢观察人,在乘坐欧亚列车前往中国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周游列国并观察着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柏林,他看到人们在肉摊前流连,喜欢“浏览”而不是购买,人们盯着食物垂涎欲滴而继续往前走,场面非常“色情”;在华沙,他看到人们虽然受着贫穷饥饿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尊严而且友好谦恭。




在中国走南闯北之后,他发现最幸福的人们是在昆明翠湖公园唱《梁祝》的群众,“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在他看来,与昆明翠湖边唱戏的人相比,整个中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首先,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索鲁不只一次在书中抱怨中国人讲话大声,喜欢随地吐痰(他对中国人吐痰声音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与吐痰相比,清嗓子才是更要命的)、盯着人看,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羞涩、懦弱、谦卑与天真。




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观察分析他的中方陪同方先生,将他当作中国普通人的精神样本。方先生大概是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被派来跟随索鲁,是麻烦、不信任与不自由的象征。但他跟随索鲁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并非自愿,他是俄语专业人员,英文单词根本不认识几个,在无法与索鲁交流的时刻,他并不吝惜对索鲁微笑,那内容复杂的笑容反而让他更加低落。




“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还要故作坚强。……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用词刻薄,保罗·索鲁对方先生的观察并不是缺少同情的,他关心1980年代中国人复杂笑容背后的真实心境,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他与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最为明显。在上海,他与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交谈,这位学者曾在1930年代留学英国,也曾在1966年~1972年间入狱三年。他看到潘教授有着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有的特征,狱中艰苦孤独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他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甚至不以为然。




潘教授在席间说,“中国人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那就是金钱和权力,因为美国在这两方面比谁都强,所有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索鲁记录道,说这话时,潘教授有着深深的犬儒主义感,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with the ultimate cynicism, a bleak despair)。




这种凄凉的绝望感有时也笼罩于他与他人的交谈中,比如在上海,他还访问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他们有一段关于文革期间师生关系的回忆——在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上,女大学生向他分享了她的梦,梦中爸爸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弟弟。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迷恋以及迷恋本身的矛盾和荒谬,虽然有时候这些观察难免包含某种文化误解和偏见。他在呼和浩特逛鸟市,发现号称对鸟痴迷的人会将鸟限制在金丝笼子里,或者吃掉它们。他写道,这并不是迷恋鸟,他们渴望鸟儿,却并不会对鸟有感情。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乌鲁木齐,他看到市场里人们交易着野生动物,相信它们的皮毛、内脏、生殖器具有治疗养生的功用,索鲁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动物缺少感情,是因为自己也居住在逼仄的环境之中。“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Paul Theroux Ivy Books 1989




最为苛刻的指责发生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一章,他遇到的一位国际友人指责道,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共同奋斗”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刚刚设立几年,人们着急地抓着能够抓到的机遇,奉行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再友善、不再礼貌,陷入精神空洞与破产(spiritually hollow and bankrupt)之中。


这段对国人“精神空洞”的批评是索鲁直接引用他人言语,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然而类似指责在书中还有多处隐晦表达。一个目的地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当地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无话可说。在新疆古城高昌,保罗·索鲁试图寻找能解读古城历史的人,却心愿落空,当地人对高昌的了解不会比他更多。


何伟的书写继承了这种“有今天没明天、一切向前看”的观察,在《寻路中国》中,何伟追问为何人们的生计几经变化(从何伟熟悉的魏家身上,他看到这些从“安利”推销到旅游业的转折通常是草率的)并解释道,就一代人而言,中国经济的土壤就像鄂尔多斯的土壤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先做后想。”


反观光


“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重修的废墟之后。”


虽然浏览过了中国最热门的风景名胜诸如兵马俑、长城、峨眉山、悬空寺等等,也拜访过毛泽东故居这样的革命圣地,保罗·索鲁依然反对观光——既反对为了观光修建的相关设施,也反对观光包含的享受休闲之意。他不止一次在书中强调,去景点参观毫无意义,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景点的重修过于粗糙,他批评悬空寺的修复没有复原原貌,有些俗艳粗糙,桂林的岩洞也是俗气得有点“迪士尼”的风格,导游生搬硬套的讲解更让他失去耐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观光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旅游地是为了吸引游客短暂的注意力而设立的,真正的生活被淹没了。“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他们的生活。” 


他所见到的最好的景致并不在旅游目的地,而在火车沿途。在西部列车越过戈壁荒野时,他声称中国最美的景致就在丝绸之路北部沿线上;峨眉通往昆明的列车穿越隧道时,他又感慨,这里才有中国最美的景色。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像急行军一样,匆忙地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一提索鲁对荒野的追求以及相应地对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偏见——他曾在路过浙江农田的火车上感慨中国缺少真正的荒野,可见的土地都被用来耕种粮食,在西部才见到了令他吃惊的空旷景象,在成都他也抱怨中国的大城市不适合闲逛,因为高楼密集让行走的人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保罗·索鲁显然不是一个享受型的旅行作家:他要坚持的火车旅行在中国陪同者方先生看来都过于艰苦了;他注重记录旅途中的严苛与无聊,与风景名胜相比,他更在意旅游商店或者厕所;与城市景点相比,他更喜欢访问工人文化宫和跳蚤市场——并非不重要的不符合预设的素材,而是了解目的地与当地人的真实窗口。


火车也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旅行本身,他记录下火车餐,这通常是旅行美食爱好者都无法忍受的;还有列车员的坏脾气和官僚习气,他注意到他们总是还没到站都急着要他交床铺,遇事绝不通融,甚至让他体验到了“官僚体制的虐待狂的意味”,当然后来他也了解到列车员常常处于过劳的状态。


他明明不喜欢马戏和杂技,可还是在莫斯科和上海分别访问了马戏团。第一次是看演出,看完之后感慨自己实在太愚蠢了,“很难想象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第二次是纯粹的访问,上海杂技场演员介绍的一切都让他想起《动物农场》。


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他前往纪念品商店,发现这里没有在卖任何与纪念主题相关的商品,他也意识到,空空如也的景象本身就证明着历史的变化。可以说,与发现或欣赏什么相比,旅途中的不舒服与挫败,真实地记录了他曾亲身经历的中国的80年代。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懂,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没有厕所,所以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结果把“毛房”变成了“茅房”。我在1981年的毕业旅行时亲眼见过。那时毛猪刚死四年多,真是“人走茶凉”、“今非昔比”也。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就像妇女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选”变成了“手纸”,让毛匪这个色情狂娱乐至死,而且永世不得安宁。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