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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

谢选骏:梦境有时候比现在更加真实



《梦中时间比现实更慢?心理学家竟做了这个实验!》(搜狐 2018-11-08)报道:

  

《盗梦空间》是历年最经典的梦境电影之一,整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影片中柯布和妻子梅尔为研究梦境,不断进入梦中梦,但最终却被困在迷失梦境。只有梦中的自己死亡,才能在现实中醒来过。


于是柯布给妻子植入了“怀疑”的观念,说服她自杀回到现实中。但“怀疑一切”的观念深入梅尔的心中,以至于回到现实后,她依然怀疑自己在梦中,想要通过死亡返回现实,而柯布也沦为杀人犯,逃亡海外,真正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


在《盗梦空间》里,时间具有“缩放效应”,他们进入的梦境级别越深,时间流速就会越慢。


而大多数人可能也有相似的经历,在梦中感觉过了好久,但实际只过了一会儿。那在梦中,我们的时间真的更慢吗?


一.梦中时间真的更慢吗?


1.梦中时间流速与现实一致


睡眠医学之父William Dement曾经做过两个实验,一个是让做梦者报告梦境内容,结果发现梦境的时间越长,做梦者对梦境的描述越详细。


另一个实验是让做梦者预估自己做梦所花的时间,并与现实时间对比,结果发现83%的人推测的时间与实际时间大体一致。研究者由此推论,梦中时间流速和现实是相匹配的。


2.梦中做复杂任务花的时间更多


为了更严谨地探索这个问题,瑞士研究者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梦境里的时间流逝更慢”这个观点成立,那在梦中做一组动作所花的时间应该比现实更短。


这个实验需要被试在梦中仍然能听从研究者的指令,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研究者把目光瞄准到了“清醒梦者”。


清醒梦者,是指在做梦期间,做梦者也能保持清醒的意识,包括思考和记忆力。有的人甚至可以在梦中拥有真实感,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


研究发现,当清醒梦者做一些简单的任务时,他们在梦中花费的时间与现实花费的时间一致,如数数、步行。但要求他们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时,在梦中花的时间比现实多了40%,如深蹲。


研究者推测,个体在睡觉时,其神经系统需要更多的时间反馈复杂的信息。就像当你非常困的时候,做数学题花的时间会比平时更多。这个实验也证实了,梦中的时间与现实的时间一致,但如果要做一些复杂的任务,所花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二.为什么在梦中感觉时间更慢?


你可能疑惑:为什么这些研究结果和自己的体验完全不一样?难道自己做了一个假梦?


1.在梦中感知时间的能力会下降


这首先得从我们的时间知觉说起。当我们清醒时,除了依赖大脑中内部生物钟,我们还会借助手表、时钟、光照来对判断时间长短。在睡梦中,我们的大脑皮层和感觉神经处于抑制状态,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下降,自然也会影响到时间知觉。


此外,我们对时间的预估能力并不总是那么准确,会受到一些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心理因素,如愉悦时感觉时光飞逝,无聊时感觉度日如年。


2.片段式的梦境会让我们产生错觉


许多人认为自己晚上只会做一个梦。


实际上,这个“梦”可能是由好几个梦境的片段组成,有的持续几秒,有的持续几分钟,并且每个梦境的时间、地点、情节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大脑会将这些梦境拼接成一个连续的故事,而这就会让人们误以为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时间过了很久。


3.用实际经验去预估梦中的时间


与现实不同,梦中的情景缺乏逻辑性和连贯性,它们通常是省略细节,跳跃式地发展。就像一部90分钟的电影,时间跨度可以长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并不是电影在倍速快进,而只是选择性地播放一些片段。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人们醒后通过自己的经验自行补充梦境中缺失的情景,以使这些内容更符合现实意义。


都说人生如梦,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不管在梦中还是现实中,流逝的时间不会给你更多,也不会给你更少。


谢选骏指出:梦境有时候比现在更加真实,因为梦境是纯粹地属于自己的,不像生活,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所以梦境富有穿透的直觉,具有前瞻性和总结性。

谢选骏:超越人类生存的天子



《距人類滅亡的時間:2022“末日時鐘”只剩100秒》(2022-01-20 轉角24小時)报道:


由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所創立的人類年度預警機制——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1月20日公布了2022年的滅亡時刻表:自作孽的人類距離滅亡只剩100秒的相對距離。 圖/電影《28天倒數毀滅》


“距離『末日午夜』人類還有100秒的最後機會。”由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所創立的人類年度預警機制——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1月20日公布了2022年的滅亡時刻表:自作孽的人類距離滅亡只剩100秒的相對距離,這雖與2020、2021的刻度維持壹致,但不進不退之間,仍是1947年時鐘出現後,“人類世界最接近滅絕的末日時刻。”末日時鐘認為,過去壹年裏,世界雖然從疫情中逐漸走上正軌,但美國與中國、俄國的同步交惡,以及中國快速擴張的核武軍火庫與極音速兵器,卻讓整個世界愈發接近“末日大戰”的威脅,更別提各國因為假資訊、仇恨網路共同遭遇的民主倒退困境,都讓妳我所處的時代徘徊在毀滅極限。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眼見核子武器所帶來的毀滅性威脅,愛因斯坦與眾多參與《曼哈頓計畫》開發核武的眾多科學家,於1945年組成了《原子科學家公報》,並在兩年後的1947年起發動了名為“末日時鐘”的人類預警報告,以年度為更新周期來記錄並警告世界:妳我距離核戰末日還有多遠。

末日時鐘的設定,是相對性的象徵時間,其最壹開始的指針位置,是1947年第壹份末日時鐘報告的11點53分——“距離世界末日還有7分鐘”——而時鐘的“末日午夜”午夜0時00分,即是眾多當代科學家們極為擔憂的“核戰末日”。


壹開始時鐘的指針設定(距離末日還有7分鐘),只是期刊編輯團隊的隨興所指,“單純只是看著順眼而已。”誰知歷史巨輪早已輾壓而來,在末日時鐘上線的2年內,1949年蘇聯就成功研發試爆了自己的核彈武器,美蘇冷戰的對抗自此全速衝刺,科學家們對核戰末日的預言也從未來想像變成了現實可能,因此當時負責《原子科學家公報》的科學家編輯拉賓諾維奇 (Eugene Rabinowitch),這才於1949年把時鐘撥快4分鐘:因為蘇聯開發核武的關係,“距離世界末日還有3分鐘。”


由於美蘇冷戰的全速惡化,人類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核戰末日的擔憂,也因為蘇聯核武、韓戰、古巴飛彈危機...等壹連串危機而無限恐懼,因此由《原子科學家公報》第壹線專家所主持的末日時鐘,也自此成為科學界表達對國際政治憂慮的“警世代表”。


不過從1949年開始,末日時鐘的時間快慢、前進後退都是由拉賓諾維奇與眾多專家、編輯團隊諮詢意見後,以“個人的世界觀尺度”為最終依據來調整,於某種程度上算是《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年度社論”。直到責任編輯拉賓諾維奇於1973年逝世之後,調整末日倒數時間的責任,才再交由多次改組的歷代委員會以更專業的政治量尺來系統性地觀測。


冷戰期間,末日時鐘離末日最近的距離,是1953年的“距離末日還有2分鐘”。因為在1952年的冬天,美國與蘇聯各自決定開發威力倍增的氫彈,雙方自此之後的不斷試爆與核武競賽,也讓整個世界的局勢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核戰末日的可能威脅。


但到了1991年冷戰正式結束,蘇聯瀕臨解體前夕,美國又因波灣戰爭“沙漠風暴行動”的壓倒性勝利而確定了“美利堅治世”(Pax-Americana)的時代來臨,冷戰時期的美蘇核戰威脅自此成為遠古歷史,人類貌似走向民主自由、歷史終結的璀璨未來,因此末日時鐘也壹口氣往後調了7分鐘——“公元1991年:距離世界末日還有17分鐘”——這也是末日時鐘出現以來,世界離毀滅最遙遠的壹次。


不過美好的時代總是特別短,在倏忽即逝的希望過後,末日時鐘又續往滅亡衝刺。但與冷戰時的戰爭恐懼不太壹樣,在21世紀之後的末日時鐘模型裏,對世界威脅更大的“全球暖化”、“氣候變遷”、“金融動亂”、“極端主義”與“民主倒退”...等新時代的威脅指數,也被新增列入末日時鐘的估算依據。


除了新時代的氣候與政治威脅之外,中國崛起、俄國復甦後的“新冷戰”局勢,也重新引發了新壹輪的東西軍備競賽。於是在各種混亂的狀況下,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越來越極端,末日時鐘不僅在2018年重新回到了“距離末日還有2分鐘”的1953年極限,從2020之後更進入“讀秒階段”的最後100秒倒數——而報告發出的當時,全世界才正要迎來COVID-19疫情的世紀爆發。


在2020、2021年間,世界因為極端氣候、全球暖化與COVID-19疫情的三重夾殺,原本就猜忌惡化的國際情勢,也因此步入各種戰爭危機。但到了2022年初,全球疫情雖然還是嚴重,但疫苗的大規模使用與防疫策略的進化卻已能大幅減少疫情初期的傷亡機率。全球的經濟貌似緩步回穩,對於全球減碳共抗暖化的“綠色經濟”也比過往更有共識。


但以上種種卻還不足以逆轉“末日讀秒”,因為在2021年的上半年,在疫情減緩的同時,美國本地政治的極端化危機卻還在悶燒繼續。到了下半年,甫從瘟疫中喘過氣的美國、中國與俄羅斯,卻各自以臺灣、烏克蘭為藉口,陷入霸權對抗直線升溫的“戰爭危機”。


在這段危機四伏的緊張對峙中,美國與中國、美國與俄羅斯,不僅屢屢出現熱戰危機。從2021年夏季開始,美國軍情單位也不斷發現中國解放軍在核武軍火庫的“全速擴張”——特別是掌握技術超過美國開發的“極音速飛彈”等新壹代核彈載具——無論是核武的質量還是數量,都給這場新冷戰的局勢,帶來極大的衝擊與不確定性。


美中俄的三方對抗之外,2022年的末日時鐘,也重新強調各國政府在氣候政策上的“口惠而不實”,科學家們對於這種畫大餅、短多長空、慷未來之慨的掠奪式經濟,已經難以提出“更嚴肅的嚴厲警告”。


此外,以美國為首,世界各國的民主體系都在疫情衝擊與後事實時代的資訊扭曲下,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民主倒退與政治危機。


這樣的互相仇視與內耗趨勢,不僅嚴重損及了現代公民社會的開放團結,更在國際間形塑出壹種“『極權統治』優於『民主體系』”的扭曲觀感,進而讓各種暴政、獨裁、虐壓人民的行為,因此而被謬誤認知合理化,進而制造更多的國際風險與危機。


報告中,特別點名了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遇襲事件”為代表,強調社會極化的分裂感恐在將來帶來不堪設想的恐怖發展。像是在遇襲事件至今,所有被捕、被起訴的嫌疑犯,10個人之中就有1人具有現役或退役的“軍警背景”——這是否預言著國家武力內部的失序與分裂,會否出現更超乎想像、不可預期的內亂危機?也成為2022年,我們這個世代的末日預言。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人類滅亡的時間只剩100秒”,却不懂天子是超越人类生存的——甚至可以说,在“作为类的人”灭亡之后,新的天子才会出现——超越人类生存的天子,是新的人类始祖!

谢选骏:5G手机和航空业者争抢天空大饼表明现代文明的末日越来越近了



《5G手机和航空:为什么5G手机讯号会干扰美国航空运输》(BBC 2022年1月19日)报道:


美国多家航空公司提出警告,5G服务可能严重危害飞航安全。


美国10家主要的航空公司表示,5G新技术上线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次航班延误,甚至让许多美国航班停飞。


为什么5G会扰乱美国航空运输?


5G依赖无线电讯号,在美国,5G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是被称为C频段(C-Band)的无线电讯号。


C频段的无线电讯号和飞机高度计所使用的无线电讯号非常相近,飞机上的无线电高度计能够测量该架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提供导航系统安全数据。


航空公司担心,5G讯号传输的干扰可能导致相关的飞行安全仪器无法正常运行,影响飞行安全,尤其是在飞机降低高度准备降落的时候。


受影响的可能风险有多大?


美国航空业界认为,情况有可能非常严重。


2020年底,就飞行安全制作技术指导的美国航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RTCA)就此问题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美国航空运输有可能受到广泛的影响,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可能会发生灾难性事故,导致多人死亡。”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最近警告,5G讯号干扰可能会让波音787梦想客机(Boeing's 787 Dreamliner)上面多个不同的系统出现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飞机降落时出现减速困难,导致飞机滑离跑道。


对飞航安全有何影响?


如果有严重干扰问题存在的话,飞机将不能使用无线电高度计。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视线不佳的天候下,这将会限制某些飞机降落的能力。


代表美国10家主要航空公司的组织“Airlines for America”警告,这意味着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可能会有1000多架航班误点或取消,甚至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绝大多数的航空客运和货运停飞”的情况。


该组织还说,因为不能使用无线电高度计,很大一部分的美国航空业所用的飞机将被视为是“不能用的”。


其他使用5G的国家也有同样问题吗?


问题没这么严重,因为每个国家推出的5G服务不完全相同。


例如,欧盟国家的5G网络使用的频率要比美国的5G频率低,如此一来就降低了干扰的风险,5G天线所需电力也比较低。


此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降低可能风险。


法国就在机场周边地区设置“缓冲区”,缓冲区内的5G讯号受到限制,天线也必须朝下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干扰。


美国当局有哪些因应措施?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大约50个机场周边地区设立了暂时性的缓冲区,限制缓冲区内的5G讯号,但美国机场周边的缓冲区范围要比法国的小很多,而且美国5G讯号发射机使用更强的电力。


FAA也开始确认哪些飞机上的高度计能够在5G讯号下安全运行,哪些飞机的高度计不能,如果不能安全运行的话就需要更换。


FAA也已经确认哪些机场能够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来引导飞机降落,而不需要使用无线电高度计。


但航空公司认为这些还不够,他们主张在受到影响的机场周边两英里的范围内不要启动5G网络。


5G网络营运商怎么说?


威瑞森通信(Verizon)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已经两次推迟5G的推出,也已经同意上述缓冲区的设置。


电信商还指出,世界上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启动了5G网络。


代表美国无线通讯业的组织“CTIA”上个月指责航空业“散播恐怖谣言”,并警告一再推迟5G服务推出将对经济造成实质上的损害。


英国情况如何?


英国的监管机构和航空公司似乎不太担心。


去年12月,英国民航局(CAA)表示,“没有发现5G干扰导致航空系统故障或失常的确认事例。”


英国民航局还强调,“不同国家的手机通讯策略可能导致有些国家面临的风险较高。”


英国监管机构表示,将收集更多国际上的相关资料。


谢选骏指出:5G手机和航空业者争抢天空大饼——地球资源越来越不够用了!但是,人们的贪欲却越来越强!这种无以为继的状态表明,现代文明的末日越来越近了!

谢选骏:人类改天换地终将自取灭亡



《太空竞争前景预测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对地球的影响》(2022年1月21日 BBC)报道:


当旧卫星和火箭的碎片靠近时,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需要采取预防措施——2021年11月,俄罗斯从地面发射导弹摧毁了一颗报废经年的前苏联间谍卫星,震惊了世界。


试验反卫星导弹,俄罗斯并不是第一个国家。美国和中国都在多年前已经成功做过。为什这次俄罗斯如此惹人关注?


BBC 国际台“调查”节目请来四位专家从多方面探讨,国际间太空竞争风起云涌之际,人类距离太空战争还有多远?有什么办法避免太空冲突?


1982年9月16日,苏联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冷战正酣之际,苏联发射了一颗代号“宇宙1408”(Kosmos-1408)的低轨间谍卫星。


在运行了大约两年时间后,1984年这颗卫星停止了工作。从那以后,它一直继续围绕地球毫无意义地旋转,像宇宙间无数的尘埃一样,虽有人还记得它的存在,却少有人想起。


然而,2021年11月15日,作为俄罗斯反卫星导弹试验的一部分,这颗卫星被直升式“努多尔”(Nudol)反卫星导弹摧毁。


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卫星“碎片在低环地轨道散落”、“无视太空安全”,“加大了美国及其盟友利用太空的难度,破坏了战略稳定,带来了威胁”。


实际上,反卫星导弹技术的研发在国际间早有先例。美国曾在1985年试验过战机发射导弹摧毁卫星,也曾在2008年发射舰载导弹摧毁卫星;中国也自2007年1月11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击毁了已报废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


据中国官方媒体引述军方人士表示,中国的反卫星导弹全面覆盖“低、中、高轨道”,“人造卫星基本都处于我国反卫星导弹的打击范围”,标志中国技术“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那么,俄罗斯此举为何如此犯忌?国际间对太空领域的任何活动又有什么法律监管和限制?有反卫星能力的国家,有朝一日会不会将导弹对准其他国家的卫星?而那些活跃在地球上空遥远距离的卫星一旦成为敌对国家的打击目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多大的影响?


太空乱局


如今地球上的日常生活与外太空有多大的关系,这或许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首先,它是金额庞大的经济体,总数高达万亿美元,所以它不再是一个科学和军事的小角落。它真的是人类方方面面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社会基础设施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乔纳森·麦克道尔(Jonathan McDowell)是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的天体物理学家。


他说,许多人想象中的太空是空旷无垠安静得令人害怕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外太空,大约有5000颗卫星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呼啸而过。


“所有的物体都在以每小时17000英里的速度飞行,并且朝着不同的方向。因此,外太空实际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挪车棋(dodgems )游戏,参加者用难以置信的高速彼此躲避。”


正因为航天器必须以这么快的速度运行才能保持在轨道上,这意味着如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卫星,大约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能环绕地球一圈,每天绕地球共16圈。


但是这些数以千计的航天器都在那里做什么呢?


麦克道尔介绍说:“卫星最常见的用途是各种通讯,可能是广播电视,转接电话或互联网,也转接物联网设备等数据,或者人们家中的智能设备。还有天气预报和导航。当然,每个人都使用定位导航,我们掌握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很多信息都来自于卫星,因为它可以对地球进行全方位观测。”


如此说来,在我们地球外的空间漂浮着海量的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都归谁所有呢?


据麦克道尔介绍,以前这些技术都是各国政府掌握,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商业公司有了所有权。


“过去在冷战时期,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几乎都是美国和苏联政府的。但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活跃在太空的,有几十个国家,还有很多商业实体。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太空中的商业活动已经开始主导政府活动,从大型成熟的航空航天公司到大量的初创公司、大学等等。”


那么,如此多的卫星难道就不会彼此纠缠,相互干扰吗?在外太空的所有活动有无监管?谁来监管呢?


麦克道尔说:“监管非常松散。为了避免无线电信号相互干扰,对太空无线电频率的使用监管很多。但是在地球轨道的使用方面,基本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太空并不像一条漂亮的高速公路,所有汽车在同一个方向奔驰,而是各走各的,高度不同,方向不同,速度飞快。大多数情况下,避免相互碰撞依靠的是空间很大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正在变成一个问题。”


拥堵天外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说了一句至今为人所知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难以想象广袤无垠的太空正在像地面公路一样变得拥堵。这也就意谓着各方都在努力避免碰撞。


麦克道尔说,现在卫星运营商越来越频繁地从负责跟踪卫星的人那里收到警告:“啊你明天可能会撞上另一颗卫星,所以你最好做一个躲避动作。而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现在变得非常普遍。如果说太空自成体系的话,那么在太空究竟能容纳多少颗卫星这个问题上,这个体系已经开始有压力了。”


除了卫星彼此可能相互碰撞之外,还可能撞上其他东西,如太空垃圾或被废弃的航天器残留下来的碎片。这些大部分都可以测绘出来以免撞上。


但麦克道尔说,俄罗斯在2021年11月摧毁宇宙1408卫星时,在国际空间站轨道令人担心的近距离内留下了一团碎片云。


“每隔93分钟,国际空间站的地面控制中心就向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发出信号说,伙计们,你们很快要再次穿过碎片云。最好关闭舱门求天保佑。碎片大致可能出现的范围是知道的,但做不到精确的预测,所以无法避免。这就是为什么它非常危险的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摧毁自己的卫星就能造成如此麻烦的话,那么敌人的蓄意破坏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应该更大,特别是在卫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如此重要的时代。


据麦克道尔预测,太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可能性相当大。“自从人类探索太空以来,太空中就一直有军队的存在,但他们大多没有发射武器。他们一直在发射间谍卫星和通信卫星以支持地球上的军事行动。但越来越多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都在谈论在太空中的冲突问题。如果我们在地球上发生冲突,因为地球上的军事力量如此依赖他们在太空的资产,冲突可能就会蔓延到太空。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发生太空冲突,武器交火产生更多的太空碎片的话,那么外层空间可能就彻底地谁也用不了。”


这当然是人们的担忧。太空中的争吵可能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因为它有可能扰乱日常通信。但这并不是未来可能会突然出现的风险,而是已经存在的风险。


轨道冲突


在咨询公司弗雷泽·纳什(Fraser Nash)的空间战略负责人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Alexandra Stickings)看来,各国都有充分的理由考虑破坏彼此的太空行动。


“我看来这真的涉及到我们利用空间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从空间获得的支持地面行动的信息。因此,你会不择手段防止对手获得这些信息。”


而在太空搞破坏的方法很多,“从消灭卫星的反卫星导弹,到破坏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还有干扰卫星的光学传感器,在它在短时间内失灵,等等。只要搞出任何形式的破坏,信息就受到延误。”


除了这些恶意、蓄意的破坏活动,还有可能因为混乱而出现的意外事故。太空中,特别是地球低轨道上,拥挤是一个大问题。 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卫星和航天器,还有报废的卫星、火箭等太空碎片。


如此一来,如何界定破坏是人为蓄意还是意外事故呢?出了问题该找谁来承担责任?


斯蒂金斯说:“如果卫星有了故障,你不能轻易派人上去检查。因此,首先要确定可能会是什么导致了故障。然后,看是否有人故意而为。是有人蓄意破坏的吗?要得出结论特别困难。在对卫星是否受到攻击做出判断时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我觉得恰恰也正是特别让人担忧的方面。”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卫星图


尽管存在恶意破坏的潜在可能,但更加重要的是要牢记,在后冷战时代,太空行动重在通过国家合作取得技术进步,而各国之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保持这种合作精神。


据斯蒂金斯介绍,国际合作和协作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有国际空间站。我们有很多科学和研究任务是通过多边国际合作。但是,太空毕竟是具战略意义的军事环境,都有不允许对手涉足太空的愿望,所以紧张局势也是存在的。”


法律规则


那么,如何才能将紧张局势保持在最低程度,保持太空中的和谐?


米歇尔·汉伦(Michelle Hanlon)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太空法律专业人士。作为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航空和空间法教授,米歇尔是非营利机构“为了月球利益”(For All Moonkind)的共同创始人和主席,该公司专注于保护人类在外层空间的文化遗产。 米歇尔同意其他几位专家的看法,即俄罗斯摧毁自己的那颗卫星是一个转折点。


“俄罗斯那么做完全没有必要。它产生的碎片使太空中的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你想象一下,本来就住在这个空间站里飘来飘去,现在还不得不进入救生艇,在救生艇上坐上几个小时,等着看自己的家是否会被碎片击中。俄罗斯并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测试反卫星导弹的国家。中国做过,美国做过,印度也做过。美国和印度还努力试图减少他们测试产生的碎片。中国和俄罗斯则没怎么努力 。他们制造了巨大的碎片场。”


汉伦说,如果有的国家以为在地球上空数百公里的轨道上就让使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总以为太空是那种没有法律或任何约束的野蛮地带。但事实是,法律是关于人类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走到哪,哪里就有法律。问题是,法律怎么制定?而这正是太空律师们正在试图搞清楚的问题。”


据汉伦教授介绍,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太空法律框架,但有一个在1967年订立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这是美国在太空进行有争议的核试验—— 海星 (Starfish Prime)试验之后形成的。这个条约建立了一些基本规则,汉伦教授把它与八百年前英国制定的大宪章相提并论。


“在空间法圈子里,我们把这个条约称为空间法的大宪章(Magna Carta)。它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它并没有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它类似于我们作为人类、作为国家、作为主权国家对空间活动的思考,而大宪章的最根本原则就是所有人有对空间的使用和探索自由,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应该只用于和平目的。”


这听起来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但却非常明确地禁止某些事情。


汉伦教授说:“庆幸的是,太空规定之一就是,不得在太空轨道上或其他地方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核武器。这是1967年冷战期间我们能够达成最多共识的底线。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空间法的骨干内容。”


警钟响起


除了希望各国自己守规矩,空间法还有什么其他呢?


“还有一点被称为充分顾及或应有尊重(due regard)。空间法不会规定你不能如此,不能如彼,但它说任何人自己在太空活动时也要顾及到其他人的活动。我想把这称为律师们的摇钱树,因为充分顾及这个概念如此模糊,要断定某人是否充分顾及他人的行动,律师们可以争辩几十年。”


尽管法伦对空间法框架相当模糊感到遗憾,但她对联合国有一个旨在保护和平利用外太空的组织很有热情。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成立于1959年,至2021年,已经有99个国家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


卫星对地球生活影响重大,最近汤加的海底火山爆发造成的影响在卫星图片中一目了然。


法伦说,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存在非常重要,“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在我们有乌克兰问题,中国问题的时候,委员会仍然在讨论发生在太空的问题,讨论太空军事化、讨论太空中的武器,等,会议气氛也不总是友好,往往非常激烈。”


“但是我们仍然都在会议桌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的确,太空不应该是冲突的场所,而更可以是国际合作的平台。 但就像地球上的法规一样,利用太空的方式不断演变,规范太空利用的规则也应该不断更新。


对这一点,法伦作为太空法律方面的专家解释了制定明确法规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自美国、苏联在1960年代进入太空以来,对外层空间的开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时期,只有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军太空,现在除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研发航天技术,还有许多不属于国家的商业实体也在开发太空。除此之外,太空的用途也增加了很多。越来越多人进入太空,太空旅游业兴起,日常生活依赖太空通讯、卫星定位、遥感数据。因此现在除了思考太空军事化问题,还要思考如何保持太空和平,如何防止冲突、防止造成伤害的干扰。”


太空活动不应该走向冲突,这的确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也解释了俄罗斯摧毁自家的卫星为何造成如此大的惊慌失措。


法伦说:“这就像让我们警醒的钟声,因为那个试验并不违法。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们可以长时间争论它究竟有没有对其他的太空活动表现出应有尊重,但我们不知道应有尊重究竟是什么。这是国际社会的警钟,要真正开始把太空活动的规则明确下来。也许,俄罗斯做这个实验就是因为新的太空规定工作组还没有开会制定规则,俄罗斯觉得在规则出台之前,有必要先证明自己。”


群雄逐鹿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防卫安全事务编辑沙项克·约希(Shashank Joshi)说,在地球上看到的一些对数码技术的攻击,可能也会出现在太空。


“近年来,在网络空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电网、水利设施、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攻击。因此,太空战争的根源总是在地球和地面。凡是对战斗力造成影响,对一方产生有利作用的任何领域,都不能免于战争的影响。另一方出于某种动机总会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工作,让对方无法使用。”


约希提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力卫星图的例子。由于卫星图像可以成为兵力调动的证据,他说,反空间能力虽然不是每天使用的明显能力,但有人怀疑俄罗斯正在用这种能力阻止对有关图像的收集工作。


中国计划2023年完成天宫空间站的布局。2024年国际空间站退役后,中国的空间站可能成为地球轨道上唯一的载人空间站。


“有一颗卫星叫哨兵1号( Sentinel 1)。这是一颗雷达卫星,它被用来收集乌克兰周围俄罗斯军事阵地的图像。有消息称,俄罗斯一直在干扰该卫星的雷达回波,以阻止产生这些图像。这表明俄罗斯反空间能力非常扎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太空战的形式,而且它每天都在发生。它只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为太空中的冲突非常戏剧化而已。”


与科幻电影中飞船相互追逐,导弹乱飞的太空战画面相比,地面干扰行动显得毫无色彩和动感,但现实是,这种精密的攻击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一个国家在太空的硬件越多,就越容易受到攻击。


“根据五角大楼自己的判断,中国的太空能力与美国不相上下。也许在25年或20年前,中国方面在台湾或者其他范围做的应该是屏蔽美国利用卫星对中国发动战争。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在建立自己的卫星链。例如,据美国国防部估计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中国侦察卫星数量增加了80多颗。这种增长很惊人。”


但约希说,轨道上卫星最多的国家并不是太空力量最强的。因为太空能力不强的国家可以从地球上扰乱太空的行动。


“像伊朗或朝鲜这样的太空能力中等的国家本身可能没有很多卫星,但他们也可以通过地面上的激光武器使卫星失灵或者干扰GPS信号的频率,从而影响太空的军力。因此,大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对太空的影响力,限制其他国家如何使用太空的能力,都变得更加民主。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国家有较大的太空计划,所以他们希望在制订卫星在轨道上避免冲突规则时有自己的发言权。”


防范战争

正如太空法律师法伦所说:目前有关太空行为规范的法律不足够,需要制订出更加具体的国际法则。


“在模棱两可的问题上,有规则可循非常有用。譬如,应该界定卫星之间的最小距离应该是多少,这样才不会对他方卫星靠近我方卫星的用意产生怀疑,因为靠得太近时,你很难判断对方究竟是为了侦查监视还是为了发起攻击而锁定位置。搞清楚人们每天使用太空的规则,这样一旦出现危机,你才能发现究竟有什么反常。”


然而,因为本身的复杂性,要签署此类太空协议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但《经济学家》杂志的约希说,避免冲突升级的动力和意愿还是有的。


“在我看来太空战争的后果非常严重,太空中严重的破坏行为所产生的碎片将极大地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我认为太空战争初级阶段将是有限度的攻击,还可挽回后果的攻击,如干扰卫星信号,使卫星失灵等,而不是直接炸毁。”


至于如何避免走向太空战争, 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认为,现在可能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必须对太空进行监管,对太空碎片的产生方式制定路径,否则太空利用就会变得不可持续。我认为有机会悬崖勒马回到以更和平的方式来利用外层空间。”


谢选骏指出:毛匪狂叫“人定胜天”,结果他的人造卫星播放“东方红”还没几天,他的狗命就一命呜呼了,他的亲友被一网成擒,马上变成一堆臭鱼烂虾了。他的灭亡警醒人们,不论“你的自我感觉多好,你都活不了多久”——改天换地者终将自取灭亡。毛狗如此嚣张,是因为它学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的狗吠——“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其实他的步伐结束在手术台上,临死之前心脏胸腔还挨了好多刀。


《人类“开天辟地”新篇章 “造岛时代”留下的震撼印记》(BBC 2022年1月18日)报道: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努力在湖泊、河流和海洋中创造出可以居住并繁衍子孙的陆地。到了21世纪人类的这种努力更加雄心勃勃,甚至到了有一丝“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社会地理学家阿拉斯塔尔·邦内特(Alastair Bonnett)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造岛时代”:“新的岛屿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规模被建造出来”。


邦内特在他的著作《别处:通向造岛时代之路》(Elsewhere: A Journey Into Our Age Of Islands)中写道,新建造的岛屿比我们的祖先建造的任何建筑都更大胆、更宏伟,而且可能更具破坏性。


这位地理学家走访了世界各地的人造岛屿,探索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有通过将数百万吨沙子倒入海中而形成的巨大人工群岛,有用混凝土包裹旨在巩固军事和政治而建成的环礁,还有高得令人头晕眼花的石油钻井平台,向海底延伸数百米之深。


尽管某些人造建筑已经荒芜重新融入大自然,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人造岛屿周边水域下几乎没有生命。


邦内特在书中写到:人工岛往往是生命的禁区。要让它们起死回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像中国南海这样的地方,“曾经原始、与世隔绝的珊瑚礁……被横遭肢解,切整成方块浇上混凝土。”


尽管如此,邦内特发现自己仍然被这些人造岛屿所吸引,想了解它们是如何建成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无论你对这些人造建筑持认同还是反对意见,未来若干年之后,它们都将向后代讲述在“人类式”(20世纪末出现的词汇,目的是表明我们在人类活动已经造成地球生态系统巨变之后可能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地质年代)早期,人类是如何看待自身的。


想了解造岛时代究竟以什么方式呈现,请看下面从海湾国家、亚洲近海、英国和美国等地最具视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人造岛屿图片集锦。


迪拜像地图一样的人造岛屿群“世界”是为超级富豪准备的,但许多岛屿仍然是沙地,而其他岛屿则用于零售、酒店和公寓。


谢选骏指出:人类改天换地,对于地球来说不过掉了皮屑,但对人类自己却是自掘坟墓。即使把地球炸掉,也无法撼动太阳系。即使把太阳系灭掉,也只是丢了一颗沙子。这就是人类的渺小——改天换地只是自取灭亡,没有别的意义。而且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

谢选骏:西方文明背叛了基督教




《基督教不是來自西方文明,而是改造了西方文明》(2021-12-25 鞏大衛/何光滬)报道:


不少人以為基督教是來自西方的,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事實是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之前幾千年就已經有記載(見舊約),相反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是完全孕育自基督信仰在西方國家的生根、發育和成長!例如當今我們談論的西方古典音樂、建築和文學作品都是源自於基督信仰在歐洲的繁榮。


除此外,今天西方文明裏閃耀的光輝都是源發於基督信仰改變了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和理念,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下面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何光滬教授從他研究哲學和宗教的角度來看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關系:

著名學者何光滬教授受邀在深圳基督教兩會工商分會,開講《基督教與西方文明》。


何光滬教授從西方文明的崛起是靠“科學技術、政治經濟、還是宗教信仰”講起,談到古典文明與古代宗教的關系,再談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關系,講述了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崛起中所起的作用。


古羅馬時代的古典文明,在輝煌掩蓋下的是社會的糜爛,道德的淪喪、集團利益的爭奪,就像癌細胞結團爭奪營養,最後導致整個國家的腐敗。古典文明因此“患癌”死掉了,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讓它重生,成為領先世界的“西方文明”。


何光滬教授說,這種巨大轉變的原因在於,無數社會成員因為信仰基督教,導致個人的行為改變,最後導致社會的風尚改變。這是幾百年間天翻地覆的改造。這種改造的結果,最顯著的有以下5個方面:


基督教信仰改變了古典文明下蔑視人生命的態度


何教授指出,古典文明對人生命的態度是:個人無足輕重,集體就是壹切。個人,只有作為國家或城邦的組成部分才有價值。何光滬教授說:“現在看來,這是非常落後的思想,因為馬克思主義也說國家是工具,目的是為了使人過得更好。”


何教授還指出,基督教則認為,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它教導信徒不許殺人,堅決反對殺嬰、棄嬰和墮胎。


基督教會還普遍開辦孤兒院、照顧老人、病人、殘疾人、垂死的人。這些實踐活動經歷了很長的時間,逐漸改變了整個社會對人的生命的態度。


基督教恢復了婚姻的尊嚴


何光滬教授指出,在古典文明下的性關系很混亂,婚姻毫無尊嚴。以名畫《宙斯與麗達》為例,講到宙斯變成壹只天鵝誘奸人間婦女的故事:“因為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宗教對人沒有道德要求;他們的神不講道德,嫉妒、憤怒、報復是家常便飯,甚至亂倫、通奸也很常見。”


但是,基督教以《創世紀》為根據,明確主張壹夫壹妻制。基督教要求妻子要服從丈夫,同時要求丈夫要愛妻子直到為她舍命的程度。非常關鍵的壹點是,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為在對待婦女方面,耶穌自己做了榜樣。


壹些社會學家認為,耶穌對婦女的態度具有革命性。因為全世界古代都是男女不平等的,從耶穌開始,才有了男女平等的明確觀念。再加上“壹夫壹妻”制的實行,婦女地位才逐步得到提高。


教會又主張婚姻具有神聖性,所以,就連反對基督教的英國歷史學家吉本也不得不說:“基督教恢復了婚姻的尊嚴。”


學校、醫院、慈善和社會服務開始產生


何光滬教授說:“在古典文明中,沒有‘醫院’、‘慈善’和社會服務。救治病人或傷員的情況,只會發生在戰場上,因為傷兵治好了可以再打仗。但基督教會最早開始募集善款,幫助有需要的人、興辦慈善機構。


古典文明中也沒有‘有教無類’的學校,當時的上層人,包括哲學家都認為,與勞動人民、下層人接觸,是恥辱、無聊、沒意義的。


幫助病人是軟弱的表現,更沒有平等教育的觀念。


與之相反,基督徒認為,幫助弱者是堅強,是做上帝喜歡的事情。學校也是從教會開始的,教會先是辦了學校,後來逐漸變成大學。”


基督教信仰轉變了對勞動和財產觀念的態度


何教授指出,在古典文明中,人們鄙視勞動。上層人士依靠奴隸的勞動而生活,但他們把奴隸視為財產。著名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有言: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


但這種對輕看勞動的觀念,是被基督教改變過來的,開始把勞動看為寶貴。使徒保羅是做帳篷的工人,甚至耶穌本人,也是木匠的兒子。基督教對勞動的態度是:不是勞動為了生活,相反,生活是為了勞動。


關於自由和公正觀念的轉變


何光滬教授說:“在古典時代,人民沒有自由、社會缺乏公正,人們也沒有“權利”、“人權”之類觀念,統治者的意誌就是法律。但基督教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論證了人的意誌是自由的。甚至亞當夏娃能違抗上帝,也是因為上帝給了他們自由。


何教授還指出,基督教神學家和法學家把法律分成3個層次:


人定的法律、


自然的法律


神的法律。


並指出,人定的法律不壹定是公平的,有良法、有惡法(例如種族歧視的法律)。但是,人定法應該符合更高的法律即“自然法”,自然法的特點,就是公平(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任何人都壹樣)。所以“公平、正義”的觀念,應該成為指導人定法的原則。在自然法的上面是神法,神法是自然法的來源:“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最後,何光滬教授總結說:“總而言之,古典文明滅亡之後西方文明的重生,是因為基督教的改造作用。這個文明的靈魂或生命力來源於基督教。


現代文明需要反思,如果失魂落魄,就會喪失生機,前途不堪設想!”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不是來自西方文明,而是改造了西方文明”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说法,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错当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不是古典文明,而是古典文明+基督教+蛮族入侵的混合产物——这是需要厘清的历史常识。所以,基督教不可能改造尚未产生的东西,也就是说,基督教只能是改造了古典文明,不可能改造了西方文明。在我看来,基督教参与创造了西方文明,而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推崇异教,它形成的西方文明是世俗价值的与科学实证的,事实上早已背叛了基督教。

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

谢选骏:感谢上帝就是祝福自己



《心理与健康:知足和感恩或许真能让人身心获益》(BBC主持人探寻原因 2021年6月28日)报道:


心存感恩的人也更满足和有幸福感。


新冠大流行给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许多人生活被彻底打乱,一些人感到气愤,烦躁、甚至抑郁;但也有些人想法似乎更积极,疫情让他们更懂得珍惜生命中的一切。


中文有"知足常乐"一说,英文里也有类似的表达"Count Your Blessings",也就是对自己拥有的要知足、心存感恩的意思。


知足者才能常乐,这是老生常谈,但BBC 科学节目主持人迈克尔·莫斯利医生(Dr Michael Mosley)在他的播客《就一件事》(Just One Thing)中说,这里面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收到朋友美好短信应该心存感激


莫斯利医生说,养成感恩习惯不但能让人感觉更好,还能重新调整大脑思路,并对身心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写下或想想一天中让你感恩的几件小事,不但会让你更快乐,还能帮助降血压和改善睡眠。


莫斯利说,表达感恩是积极心理学运动(也称正面或正向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的一部分。它是心理学的最新分类,主要兴起于1990年代末的美国。


因此,很多关于感恩对身心影响的研究来自美国就也不为奇怪了。


美国对200名学生的一项研究发现,让他们连续9周写出感恩清单后,他们的幸福感大大提高,身体疾患也减少了。同时,由于对生活感觉更好,他们也开始做更多的运动。


在另一项对各种疼痛病症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患者连续3周每天写下他们感恩的5件小事。和对照组比较,那些每天感恩的人说,疼痛感大大减少,睡眠也有改善。


可能最令人吃惊的一个发现是,在另一项有关培养感激之心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志愿者大脑的改变: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被更大程度地激活。大脑这一部分负责决策以及奖励。


学会感恩 感恩能让你知足常乐


那为什么经常感恩会有这样的积极影响呢?


莫斯利医生说,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提供非常正面的结果。如果对自己的精神健康有任何担忧,还是应该去看医生。但如果总是在想不好的事情,那学会经常感恩可能会有所帮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人员富西雅·西罗瓦(Fuschia Sirois)博士研究了感恩、善待自己以及它们在健康和福祉中所发挥的作用。


西罗瓦说,有一些有效的方法让人们学会感恩,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想出当天3件让人感恩的事:这些往往是别人为你做的一些事情,叫做benefit-trigger gratitude(因为别人为你做的好事而让你感恩);


感恩有时也可以更广义一些,比如早晨发现天气阳光明媚,你也可以对此心存感恩:感谢这个美好天气,能让你有机会享受室外美好时光。


西罗瓦博士还说,他们还研究了经常培养感恩心理后所养成的一种感恩心态(grateful mindset/dispositional gratefulness),它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之为trait gratitude。


感恩可以不是具体一件事,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比如,美好天气。


西罗瓦博士所做的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养成感恩心态对慢性病人精神和生理健康的影响。


西罗瓦博士说,她的研究许多是关于感恩能否给饱受慢性病痛折磨的人带来益处。她说,如果有慢性疾病,可能会经历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折磨,例如,疼痛、各种功能和活动受到限制等。


至于心存感激、或经常记下那些让人感恩的事对身心健康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西罗瓦博士解释说,人们对此有不同理论和说法,而且取决于具体指的是什么影响。 以睡眠为例,一些研究显示,感恩心态让人心理更积极、正面,凡事总往好处想,而不总是对当天的事情忧心忡忡,从而干扰睡眠。


在减压方面,西罗瓦博士说,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表明,感恩心态可能通过类似的原理来帮人减压、减少消极心理,同时提升人们对自己以及世界的积极心态。


她说,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把感恩看作是一种应对机制;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调节情绪的手段。他们的研究表明,很难准确界定是一种机制的作用,很可能是几种因素和机制在起作用,为人们身心健康带来益处。


免疫系统


研究发现,有感恩心态的人也更容易有健康饮食。


莫斯利医生说,感恩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好处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这能对身体的免疫系统带来什么影响呢?


西罗瓦博士说,有研究显示,心存感恩可以减少压力水平,看问题也更广面而不是狭隘、偏执,因为人在面临压力时会激活身体的战斗或是逃跑机制(fight or flight),这时看问题也更容易狭隘。


她说,如果压力水平降低了,会对压力反应的生物相关性(bio-correlates)产生积极影响,生物相关性压力反应之一是炎症,而炎症是导致一些列慢性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


西罗瓦博士的研究涵盖17项不同领域,涉及5千人,内容包括从良好睡眠、健康饮食、到经常运动、少喝含咖啡因饮料以及健康行为方式等等。结果发现,有感恩心态的人也更容易有健康的行为举止。


研究人员也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为什么有感恩心态的人更可能关注自己的健康?


为此,他们调查了这些人的“未来倾向”。例如,他们为自己未来着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更具有前瞻性?


一般来说,放眼未来的人也更可能关注自己的健康。研究人员怀疑这是否与感恩心态有关。虽然感恩是现在时,而关注未来则是将来时,但他们的确找到了之间的一些关联证据。


研究人员发现,有感恩心理的人更愿意为未来着想。


西罗瓦博士表示,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当把它与其他一些相关研究结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表达感谢或心存感恩时,大脑会发生神经活动以及神经变化,大脑中负责这部分情感的区域会被激活,而这一区域与思考未来行动后果能力的部分同属一个区域,两者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莫斯利医生说,如果每天能写下几个让你感恩的小事,这会立即改变你的思维过程,让它从负面转向正面, 从而改变你的情绪。从长远来看,甚至可以重新调整大脑的思路连线。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的感恩对象竟然没有包括上帝!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我看来,感谢上帝是一切感恩的终极。不会感谢上帝的人,不能得到终极的恩典。因为感谢上帝就是祝福自己。这里面的道理,仔细想想懂的就懂,否则不懂的就不懂吧。


谢选骏:追求快乐就是贪婪无度



《人生选择:为什么我们应该“放弃追求个人快乐”》(2021年1月20日 BBC)报道:


把追求快乐当成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做有错吗?


心理学家埃德加·卡巴纳斯(Edgar Cabanas)认为,追求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自私的”概念,好像是一种“消费品”,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卡巴纳斯和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he)两人共同撰写《制造快乐公民:快乐产业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Happycracy: How Science and the Happiness Industry Control Our Lives)一书。


两位作者在书中对数百万美元的“快乐产业”所提倡的许多概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把追求快乐当成是人生目标会让人坠入陷阱。


他们表示,那种追求快乐的生活方式永无止尽,一旦未能达成目标内心会感到极度失落,沮丧气馁和厌恶。


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Universidad Camilo José Cela)担任研究员的卡巴纳斯对BBC表示,正向心理学的科学根据是有问题的。


他表示,我们应该放弃追求自己个人的快乐,而转向追求更多人共同分享的快乐。


快乐,能够靠学习得来吗?


人生选择:事业成就还是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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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应该放弃追求快乐?

追求快乐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已经变成一种让人无法摆脱的着迷状态,几乎成为一种让人上瘾的症状,许多自诩为人生教练,心灵导师,自助型成功人士都向你灌输追求快乐会有更好更圆满的人生的观念。


但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承诺,因为追求快乐永无止尽,把追求快乐作为人生的目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可能永远无法达成这个目标,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循环轮回。


某人可能一开始买了一本自我救助的书籍,想要从中学习如何获取快乐,结果通常是又接着买了第二本关于追求快乐的书籍,如果追求快乐能达成目标,那么买一本不就够了吗?可见追求快乐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必须走出这个追求快乐的轮回,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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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快乐?快乐真的只取决于自己吗?

恰恰相反,很多人说快乐取决于你自己,只要有正向思考就能活出快乐圆满人生,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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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谓快乐的概念几乎不考虑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现况,一种广为流传但却无任何科学根据的迷思是:快乐50%取决于我们的基因,40%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环境现状只占10%。


换句话说,90%的快乐取决于我们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事物,但事实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现状,包括我们的收入,社会阶级,所在社会的文化规范,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能得到的支援……等等,难道说这所有只占区区10%吗?


快乐产业从什么时候开始掀起潮流的?

相对来说,这还是最近的事,美国从1950和1960年代开始出现自我帮助的书籍和所谓的快乐教练,之后逐渐成长,在美国以外的地方,2000年之后这种文化现象才开始广为流传,还加上了正向心理学作为科学包装。


不论经济如何波动,快乐产业的市场不受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反而促使更多人追求心灵快乐,近几年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网红和健康杂志等其他媒体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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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纳斯表示,情绪本身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属性


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痛苦和悲伤,因此人们就更加着迷于快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没错,你越是想逃避痛苦和悲伤,就越着迷于追求快乐。快乐是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值得讨论,但首先我们需要给快乐下一个定义,有趣的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快乐的定义。


如果说快乐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那么那些心灵导师和人生教练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才能得到快乐?如果他们知道你的快乐是什么的话,又要如何解释快乐取决于你自己这种说法?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谬误就是把所谓的“负面情绪”污名化,认为负面情绪是不好的,但其实情绪本身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属性,完全取决于其存在的状况和当下产生的作用。


例如,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焦虑,它让我们难受,但焦虑本身有时候是正面的,例如在比赛或考试之前感到焦虑也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


同样道理,愤怒也被认为是一种负面情绪,如果导致暴力或不当行为的话,愤怒的确会起到负面作用,但如果愤怒让我们起身对抗不公不义的话,它其实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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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焦虑,它让我们难受,但焦虑本身有时候也是正面的


你或许会认为正向思考人生是一件好事,但并不一定,有时候乐观态度能让我们有某种期待,促使我们前进,但有时候乐观反而让我们错误期待,误判自己的能力,最终未能达成目标。


悲伤并不好受,但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悲伤也是一种正常反应,当你蒙受损失的时候你会感到悲伤,这完全正常而且健康,不健康的是悲伤的时候还为自己感到难过,这样子是对自己做二次处罚。


把追求快乐当成人生目标,能够一直快乐下去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这本书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happychondriac”(总是怀疑自己不够快乐)。


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词,源自于“hypochondriac”(疑病症),就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担心自己有问题,生病或病情比实际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和“疑病症”一样,“happychondriac”让人担心自己有问题,认为自己不够快乐,需要追求更多快乐才能满足,但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完全开发自己的快乐潜力,因此着迷于不断追求更多的快乐和满足。


这种心态违反常理,它并没有让你在不如意的时候帮你走出困境,反而是在你已经快乐的时候,敦促你寻找更多快乐,就这样下去没完没了。


那些心灵导师,人生教练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你已经够快乐了,停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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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卡巴纳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担任研究员


他们不断地告诉你永远不会完全快乐,如果你现在感到很快乐,千万不要放松,随时要提高警觉,一旦放松你就会失去一切。


这个心理造就了快乐消费经济,就像你买了最新的手机或软件,你必须一直不断的更新,永远得不到最顶级的版本,因为一直有更新更好的版本出来。


还有其他的社会因素吗?

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都在改变,个人主义的潮流越来越强势,生活上越来越自由,当然也就出现了伪科学的讨论,认为追求快乐是有科学证据的。


快乐这个概念是否能合乎科学的进行研究,对此我们想要提出挑战。


我认为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遭遇许多困难,我们对于改变外在环境感觉越来越无力,所以我们只能想着如何改变自己,因为我们觉得外在环境不可能改变。


许多人也认为,要做出影响世界的重大改变机会很小,结果就导致人们越来越只能想到自己,追求自己的成就。


追求自己个人的快乐,不如追求更多人共同分享的快乐


所以社会整体被忽略了吗?我认为是这样,人们谈论的都是个人的福利,照顾自己,没有人会救你,做对自己最佳的决定,保养自己的健康……等等。


这是一个谬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健康不比整体健康重要,新冠疫情就是一个例子,你当然可以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但真正重要的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健康,否则只顾好自己没有意义。


快乐也是一样,你可以追求自己的快乐,但如果你身边的人不幸福的话,你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不管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彼此互相依赖,没有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不会有个人的福利。


我们现在做的正好相反,把个人福利置于社会福利之上,我认为这是错的。


个人的快乐受到环境和其他人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快乐?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快乐产业所定义的那种快乐,有个很有趣的研究,显示出关于快乐的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你越刻意追求快乐,你就越得不到你想得到的快乐。


许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你出门参加派对,心里想着一定要尽情享乐,结果等你到了派对的地方却发现很一般,根本不好玩,因为你想象的要更有趣。


主张追求快乐的英国近代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临终前表示,快乐不值得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快乐,要如何才能获得快乐,我们越辛苦追求快乐,到头来就会患得患失越来越沮丧。


我们必须停止再着迷于快乐,彻底忘却快乐这个人生目标。


新年刚过,很多人希望新的一年能更快乐,或立志追求快乐,你怎么跟向这些人说?


与其说“我要变得更快乐”,这些人应该说“我要让某个人变得更快乐”,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如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不要总是把焦点聚在自己身上,切记“越刻意追求快乐,就越得不到快乐”的悖论。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懂非懂,所以才说“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如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因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生命为了自保,都在趋利避害、寻求快乐,而超出了这一本能还在着意地“追求快乐”的,那就是贪婪无度了。既然贪婪无度,那就只能失去快乐,而不是得到快乐了。所以,真正的快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渴求快乐,就是贪婪。而贪婪带来的多是焦虑与失望,不是快乐。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