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记》（2022-02-17 《那些人那些事》）报道：
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里翻阅蒋介石日记。
在一个安静明亮寥寥数人的大房间里悄悄翻阅一个人的日记，虽然已非原件而是浅绿色纸张的复印，依然隐隐有着窥视他人隐私的不安。毛笔手书笔迹历历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动之处多，意在提醒这还是原貌：同时这是历史，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些关键时刻当时当下的所思所记。
这个人我从未真正见过，除了被纠集游行挤在千百人群中遥远一瞥不算，仅有的一次在“故宫博物院”远远见他们夫妻，老人红润得出奇的脸色像舞台化妆，那是唯一的印象。其他都是不计其数的，几乎每天的报章电视甚至看电影起立唱“国歌”也躲不掉的，无所不在的比真人大上千百倍的影像，听他的训话读他的训词喊他的口号，他的形貌几乎每天出现在我生命的头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过他。当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关于他的事，凡非光辉灿烂的歌颂、凡是未经公开的耳语，就存在禁忌就存在麻烦的可能：我已习惯不去碰触，不去惹麻烦。
于是那一段成为某种空白。
然而正是那一段，我的命运和他没有直接接触但却有牢不可分的重迭。他当然无从知道我——以及千万微不足道的他口中的“子民”——的存在，但我生命的开始之日正是他的生命中最黑暗绝望之时。我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的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从南京追随他到台湾，在那里我度过我的童年与少年，重迭着他的晚年。我更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有师友和长辈蒙冤坐监甚至丧生；许许多多我周边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因他而改变。
从出国那天起，我从此离开那个他无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怀着难以弥补的遗憾离开这个世间。我以为从此我和他永远、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然而许多年后，我也开始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当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亲手写下的私语就在离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决定走进那间存放他日记的档案室……
此刻他的日记就在我的眼前，从他三十岁开始，至今整理开放的三十八年岁月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最私密的话语，下笔之际可能只是准备给他的至亲他的爱儿他的接班人看的，竟然就在我伸手可及的书架上。从管理员手中接过一个档案夹，打开——几乎是猝不及防地，我竟跟这个死去了三十三年的人素面相对了。翻过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他的或工整或略显潦草的毛笔书写，清晰地、无保留不设防地呈现在我眼前，斑斑墨书不仅记录他当日的行动更流露他当时当刻的情绪起伏，他的可能不为人知不向人道的思维、顾虑、烦恼、感触、取合、策划、检讨、悔恨、欣慰、恐惧、慨叹、激愤、詈骂、甚至夜来的噩梦……我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年代、他的世界，有时感到走得太深了，以致每读一阵必须出外透气。加州夏日明媚的阳光和斯坦福校园葱翠的草木提醒我这是另一个时空，然而我们的命运却曾交会重迭，在那个千千万万人命运逆转的年代。
李黎：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记
走进胡佛
蒋介石有极为规律的写日记的习惯，从青年时期到晚年病重为止，六十年之间几乎天天写日记，即使战乱、行旅、结婚、生病也不例外（偶有间断也会追记）；更难得的是，从三十岁起的日记都留存了下来。在一九七五年去世后，他的日记交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死后则传到最小的儿子蒋孝勇手中。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常居旧金山湾区的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决定将两蒋日记寄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是委托代管而非捐赠，为期五十年，但家属有权随时收回。
胡佛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共计有五十五年，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其中唯缺一九二四那年（该卷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佛研究院做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逐批开放。第一批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已于二〇〇六年三月公开，其中大事包括黄埔建军、北伐、宁汉分裂等。二〇〇七年四月公开了第二批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要事为剿共、西安事变、抗战等。今年（二〇〇八年）七月公开了第三批：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国共内战、二二八、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大事都在里面。至今总共已整理公开了三十八年间多达五十一箱的日记档案，其余的将在今后几年里陆续整理公开。
数十年前的陈旧纸张，几经搬动还能保持大体完整已是不易，何况还有水渍虫蛀发霉黏粘的种种状况更是难免。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进的修复技术，然后做了高清晰度的三十五毫米微缩胶卷，之后便将原件存放在调控酸度湿度的档案馆保险库里。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的文档都是从微缩胶卷翻印到纸张上的，字迹清晰，应与原件相去无几。
档案人员发现原件上有个别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蒋介石本人或其子之手，但为数不多。还有部分日记内容蒋家家属将留待二〇三五年，也就是蒋氏死后八十年，才允许开放。
一旦整理开放的档案就完全对外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到胡佛研究院要求翻阅蒋介石日记。只要出示身份证件如驾照、护照，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书，就可以进入档案阅读室，向管理员要求调阅某年某月的档案夹。但影印拍照是不许可的，所以随身物品包括手机都要寄存在门口的储物柜里，除了个人用的纸笔之外不能携进任何物件（阅读室也提供纸笔），出门时还要检查一遍。最特别的是需要填写一份“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签名同意保证不会擅自复印、拍摄、扫描、录音、录像等，只能以手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而且在未征得蒋家家属许可前不得引述、散布、出版日记中的文句。
史前史：一九一七年前
按规定每次只能借阅一个档案夹，也就是一个月份的日记。我的主要兴趣虽是一九四九年兼涉及一九四八年、一九五〇年，但忍不住好奇想看看最早的日记是何模样，因此也要求调出一九一七年的档案夹——那是唯一的一年全在一个夹里，不像其余的一月一夹。
打开来就明白一年仅只一夹的缘故了：里面并没有日记，而是《民国六年前事略》——蒋氏日后补述自出生至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的事迹。几十页的手书多有缺损、漫漶不清之处，间有遗失数页。我大致翻看一遍，虽是他前三十年的生平略传，但有不少细节和心境的描述，因而还颇好看。
他从幼年家庭情状写起，描述童年往事如筷子插进喉咙的意外、与母亲乘船、上学等琐事。让我停下细读的是提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毛氏长他六岁，他用非常激动的语气感叹中国早婚的陋习带给他一生忧患，说母亲爱他却害了他，“悲乎痛哉！”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因涉世不深骄矜自恃而人缘不佳：回国后又学德文想留学德国，但陈英士要他留沪候命讨伐袁世凯：也坦然提及在上海张静江家中赌博，有一晚不知怎的只剩他一人（涂掉了一行字，所以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大概为了躲捉赌还慌张出逃。他也屡思奋发，却难从狎游陋习中自拔……后来又亡命东渡日本，开始读曾文正（国藩）全集，钻研理学。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七年（一九一八年）奉孙中山之命赴潮油协助陈炯明，但遭忌云云……
他的记述颇为生动有趣，只是我的兴趣重点不在于此，匆匆翻阅之后就交还了。
一切从这里开始：一九一八年
随即要求调出一九一八年一月——现存的最早的蒋介石日记。不像后来日理万机每页写得密密麻麻，那时的日记字大行疏，具体记事也不多：前一大半是自我反省，后面几句才约略提及今天上哪里见何人，最后抄一段励志的话作结。
年届三十的蒋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静坐一小时左右，接下来就开始做严厉的自我批评检讨，用的字眼都非常严重，什么贪、妄、忧、惧、疑、色念、暴躁、机诈、恍惚、琐屑、轻浮、轻率、偷视、窃听、盗念、放肆、淫污、牢骚……一写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然后督促自己要改过，研读曾文正公日记或王阳明理学；第二天又用类似的一大串罪名痛骂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复一日，一个月下来每天日记内容大同小异。
我记起不久前读过关于蒋氏年轻时日记的坦率无忌，原来果真如此。“他写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事情。蒋介石年轻时候写日记，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做到中国的领袖，因此在日记里非常坦诚地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看到漂亮女孩子，就心动，说自己‘好斗好色’。他喜欢一个叫介眉的妓女，他知道自己不应当与她来往，内心有很多挣扎。介眉写信给他，他又经不住诱惑，跑去找她，那些浮荡行为，在日记里留下不少。”（见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三日香港《亚洲周刊》对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的专访）
一个人的日记究竟能反映多少他的真正内心，尤其一个公众人物的日记？这是我在翻阅前不断思索的问题。一般研究者咸认蒋氏下笔时想到的是留给骨肉至亲，并未料及会公诸于世，因而坦诚度比起官样文章当高出许多。但无论如何，身在重位又处于悬卵之势，绝无可能没有设防戒备之心。当然，对于一个置身“高处不胜寒”的人，多年下来形成固习写日记自我对话，也是他舒泄情绪的最佳方式；但即便是最直接坦率的抒发，亦不可能完全没有经过本能机制的过滤甚至操控吧。
阅读他的日记之际，既是感觉读着他的私密语言，又要提醒自己书写者的身份背景；既须投入他的当日心境去感同身受，又得抽离关照当时大环境的实际情状。时隔一甲子，许多历史已经沉淀，许多环环相扣的事件本相逐渐清晰浮现；而我作为一个阅读者，个人的主观好恶情绪也不再会成为干扰，应当可以平心静气，甚至饶有兴味地平视直观了。
李黎：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记
山雨欲来：一九四八年
时光机器启动，一口气跳过三十年。翻开他一九四八年五月的日记，字体有了明显的改变；人，更非当年那个痛骂自己荒唐的青年——他已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了。
我看到的三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的日记都是同一格式：每天一页，每页有框，框外侧有一行印好的“×月×日星期×气候温度地点民国××年”。蒋氏多半会在“气候”之下填晴、阴、雨之类：“温度”很少填；“地点”则从来不填——这一点对研究者不太方便，但想想他在这两年里常是早上飞到一处下午又飞往另一处，叫他怎么填？
框里就是写日记内容的地方，有十行纵格子，另在右侧划出两行的空间，顶上横印两字“提要”，所以一页总共有十二行的空间。蒋氏习惯在“提要”两字下面横写“雪耻”两字，字下还打个横杠，天天如此。通常他都把这两行的空间写满，并不一定是一日之提要，而真发生了重大事件，他会在框外右侧用较大的字体醒目地写出来。
每个星期六之后，就会出现“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有时还会出现“上月反省录”，甚至“民国××年反省录”。他还常在日记中夹进剪报，也与当天日记一并复印出来，所以往往可以从他收录的剪报看出他的关注焦点。
我的重点既是一九四九年，对于一九四八这年我只选择翻阅五、八两个月——五月他就任总统时正处在内外交困之局：东北、华北、西北纷纷告急；物价飞涨法币狂贬；美国政府从杜鲁门至下都没有人给他好脸色：而他最讨厌的桂系李宗仁竟然选上了副总统！在如此难堪的情境之下，虽然即将就任总统职，但心情显然很坏，觉得自己陷在进退维谷的窘境，还没上台就已在日记中提及考虑下野了。
一九四八年：“五·二〇”和金圆券
五月二十日就职大典那天，“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他的日记都没有标点符号，仅偶或出现墨圈断句。我的引文皆保持原貌，包括留空、误书、看不清楚的个别字眼等）
在五月份的“上月反省录”中，他竟还留意到以色列复国，说美俄都承认了，却遭到阿拉伯各国的围攻：为自己因忙着应付“共匪内乱”而不能相助其立国感到惭愧。
接着看八月，因为恶名昭著的“金圆券”就是从一九四八年八月取代法币上市的，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虽说战场上兵败如山倒，但千万百姓毕生积蓄化为废纸的泣血哭号，更加倍地加速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逃。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当时他对金圆券上市信心满满：“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两周后的反省录里还兴奋地记下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热情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其实他当然知道：人民是被强制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将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交出来兑换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逾期没收。
同时，在各大学里积极逮捕“共匪潜伏分子”。八月二十九日，蒋氏召见“公侠”（当时浙江省主席陈仪），令他严厉执行取缔浙大的“共匪学生”。两天后，蒋氏对取缔“共匪分子”的成绩很是满意，认为是“本党”对敌斗争技术的一大进步。
在八月份的反省录中，蒋氏再度肯定币制改革：财政和经济专家都曾反对，而且预测必然失败，可是实行十天以后已收到两千七百万元之多的美钞了，谁也想象不到吧？得意之情跃于纸上。
读到这里，我不禁掩卷叹息。那一年，不计其数的升斗小民，正在往一个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渊跌落；眼前纸上的美元数目升得越高，他们就跌得越深。
序幕：一九四九年
进入一九四九年了。我忽然坐直起来，好像历史并不是在我眼前重演而是第一次即将发生之际，我屏息等待着，虽然一切早已在将近一甲子之前发生了，但眼下的字里行间硝烟弥漫，无数条绷得不能再紧的弦隐隐悲鸣……
一九四九年先是有一个“general”（类似综合提纲）的档案夹，里面有中国地图、各个纪念日的日期、新生活运动纲要、党员守则等，还有一份“民国三十八年大事表”，他加上“预定”两字，从一月到七月，可见这是他前半年的预定计划。内容大致是：一月：准备下野，回乡过年。二月：游览故乡，整顿纪律。三月：研究俄共动向。四月：研究和谈成败、国际动向、个人行动方针。五月：准备离乡，指导军事、政治、党务。六月：在台湾或定海督导军事。七月：建立定海舟山列岛根据地，台湾防务组织完成。
接着是六月一日至九日的纪要，这是日记之外的提纲，其中六月八日一段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值得抄录：“共匪之优点（干部不准有私产）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澈底五军政公开方式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一九四九年general，六月八日）
一九四九年元旦，他的日记“提要”栏除了例行的“雪耻”两字之外，还引用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及“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两段话，然后这样写：“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竞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接着在一周反省录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发生的情势和对策；其后几天的日记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应，同时密切注意华北战况，也不忘强调下野是为了“重起炉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辞庙：一九四九年元月
下野前夕，蒋氏在一月十六日到南京中山陵“别陵”。“正午到陵墓谒陵默祷此为离京别陵之纪念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结果这次成了“辞庙”——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看见中山陵了。当晚在寓所看电影《清宫秘史》，觉得“无甚意义”。
我回头找出二十年前，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蒋氏主持中山陵“奉安大典”那天的日记。他叙述当天先去中央党部，再接孙夫人（宋庆龄），然后起柩、致祭、抵陵园、入墓门、入廓、默哀等过程。无意间发现他在那天的“提要”栏下写了“雪耻三七三”五个字，好奇翻以下几天，果然是按顺序出现“雪耻三七四”、“雪耻三七五”，显然这些数字是日期的累积，于是我找出三百七十三天前，即一年零八天前，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记，看看发生了什么大事。那天的日记提要是：“闻倭寇已在上海登陆并在下关海军卸炮示威”，是以开始雪耻计日，并从次日起“每日必记灭倭方法一条”。蒋氏早年的字体不及四十年后的工整——可能后来是练字有了进步，也可能做了领袖人物，下笔之际就自觉注意工整了。
正式下野之日，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蒋氏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难怪我在台湾念小学中学时，老师叫我们写到“国父”、“蒋总统”前面都要空一格。
当此之际，蒋氏获知李宗仁竞然擅自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觉得这是公然与他为敌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已投降“变节”，虽说“不料”，其实三天前日记中已提及傅将家眷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心存怀疑之际当已有数了。
检讨反省自是难免，“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下野，他有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我想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达林）又生美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
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钟山风雨起苍黄：一九四九年四月
蒋氏身在奉化，其实遥控中央，前来拜望请示的军政要员更是络绎不绝于途。一九四九年四月觉知复出有望，动作渐多。四月八日日记提到为“经儿”写匾祝其四十岁生日（蒋经国生日为四月十五日），自觉脑力记忆日差而且迟钝，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虑策划，并希望“经儿”能代为主持云云。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选的意愿了。
蒋氏离开奉化到杭州，四月二十二日在笕桥空军学校会见了一大票人，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付李宗仁；却是正在此时，首都失守。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右边栏外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几天之后，毛泽东写下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沦桑。
情势险急，蒋氏一方面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责怪“桂系”（通指李宗仁、白崇禧）挑拨分化（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星期反省录）；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四月二十六日宜兴与苏州相继失陷：金融混乱，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二百万元以上，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甚为上海经济忧急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与八个月前以为币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欢欣判若天渊。
可是他下一个星期的“预定工作课目”第一条却是“道德重整与争自由争生存之口号”。他是真的相信此时此际口号能起作用吗？
告别爱庐：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五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又是出于好奇，我回头找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宋结婚那天的日记。果然新婚之日照旧写日记，蒋氏这点坚持确是与众不同。日记里记述先到孔宅换礼服，再到宋宅行教会婚礼，然后到大华饭店礼堂行正式西式婚礼，“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礼成后乘车游行，晚宴，最后进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以后几天他都称新婚夫人为“爱”，又过几天变成“三妹”，两人偶有“欢争”——玩笑的争执，到月底就开始吵架了。）
五月七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福州情况混乱，十七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五月二十五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六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上星期反省录）
回天乏力：一九四九年六月
最后，他认为抓到问题的症结了，就是以往干部们只当他是法定总统而忽视他是革命领袖，所以他决心在台湾贯彻他的“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决不放弃也不容任何人违抗：“以往领导干部之无方不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干部对余之观念与认识有此错误仅视为法定总统之职位而不以革命领袖之身分待之殊为惭怍但余在台决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无论军政必尽我监督与指导之职责任何人亦不能加以违抗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
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国民大会选出来的“法定总统”无足轻重（其实是选给美国人看的）：真正握有军政最高职责与权力的是“革命领袖”，说白了就是可以施行军事戒严法的独裁者。他相信过去的失败就是由于只被当成前者而后者做得不够，而今汲取教训，在台湾可要好好来真的了！
然而无可避免的，他的情绪会陷入低潮：“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悒郁闷损莫可言状。”（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三日）
同时他召见几位将领谈话，部署台湾的军职。他起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可是话里似乎有文章：“对任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亦颇费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陈诚）信任之。”（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我读着感觉有些纳闷，直到看见同年十月五日的日记，才恍然大悟——蒋氏对孙的猜疑不信任是老早的事，但一直玩着两面手法，这是后话了。（见后文一九四九年十月）
在六月十八日的日记里，蒋氏指出英美两国怕他不能固守台湾以致台湾为匪俄所取，欲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从而把台湾交还美国，故他要向美国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
同时对岸在筹备建国，蒋氏闻知后悲喜交集：“共匪已于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且将改国号国徽闻之悲乐交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上星期反省录）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陆还要“建国”；喜者，毛泽东竞然要舍中华民国国号另取国名，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就算退居小岛也还是正统。蒋氏简直是大喜过望，而毛氏将会为此极不英明的决定后悔莫及。
六月十九日到台南谒郑成功祠，见到这位早他三百年渡海来台的英雄心有所感：“见郑真像严正魁伟仰慕不置。”
同时不忘向对手学习：“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二十六日已风闻美国务院将发表“中美关系声明”（八月正式发表的《美国对华白皮书》），声明中会把失败的责任都归在蒋氏，他“亟应设法处置之”。
嫡系爱将汤恩伯部败退，蒋氏不胜悲愤，在日记里讲了重话：“毫无羞愧之心一般将领几乎全失其魂魄矣。”（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李黎：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记
白皮书震撼：一九四九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八月起，蒋氏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那时尚未改称阳明山）正式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办公。
虽然大陆易守，蒋氏对于任何有可能分裂国土的消息还是很敏感。“上午阅报知印度已约达赖之兄赴印其政府又声明尼赫鲁并未赴藏之消息……”（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他指出这是印度承袭英国侵略西藏的阴谋，尼赫鲁“短视、无识”，令他不禁为亚洲民族长叹息。他认为西藏问题只能“暂时置之”，如果他不下野，西藏当不至于公然背离中国，而印度也不敢如此骄横荒唐，“可痛！”
八月五日正当蒋氏访韩前夕，与儿子游普陀洛伽山散心时，一个多月来紧张等待着的炸弹终于爆开了——日记的边页上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今日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实为我抗战后最大国耻也。”（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但他强自镇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动心”，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觉得“可笑耳”：次日动身赴韩前得知内容，“余阅之并不惊异而且心神安怡异常到韩国后更觉安静光明内心澄清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不过表面的平静并不能维持太久，他旋即痛斥白皮书“可痛可叹”（本写“笑”字，后划掉改为“叹”），美国“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这次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
这部让蒋氏痛愤不堪的“白皮书”，是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的一份报告书，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总统杜鲁门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重点评介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美国的对华关系。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万字。“白皮书”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访韩归来之后，蒋氏就忙着对白皮书草拟声明、作复：他不满外交部所拟的政府正式声明稿，认为“无力无气”；八月十五日那天一早起来先修正声明稿才做朝课（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先做朝课，晚上浴毕睡前做晚课，一成不变都写在日记里），是十多年来第一次破例。可见其重视之程度。
族长的秋天：一九四九年十月
小时在台湾，十月是个快乐期盼的月份，因为假日特别多：十月十日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纪念日（简称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总统华诞”，普天同庆薄海欢腾，报纸不登坏消息，电影广告片名里坏的字眼一律删除，电视节目热闹精彩，真是“光辉灿烂的十月”。
可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大概是蒋氏一生中最痛苦难堪的十月。第一天就是一记重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氏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星期反省录）妻子的姐姐（而且是孙中山夫人）公然做了不共戴天之仇的敌党的副主席，“国贼家逆”，在他看来罪比“共匪”还大。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气：“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同上）我注意到蒋氏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日记有一式两份，都是他自己手写，但显然有一份是重抄的，除了个别几个字内容相同；第二份仅在最后加一小段，说晚课入浴后独自在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那是个星期六，晴天，他还少有的记下了温度：90℉。
十月五日，风雨天，蒋氏在日记里先是指控“共匪与俄谍”到处活动，阴谋挑拨，现在是以孙立人为目标，“将行谗间”。看到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报告立人事其会被共谍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见则误大事矣。”（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估计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得到某些消息，密报给他。孙立人留美出身，美国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蒋氏因而对他颇为疑忌。这下抓到孙“被共谍利用”的把柄当然不会放过，但隐忍不发，直到一九五五年借孙手下“郭廷亮匪谍案”，才把孙一举扳倒。
卜问“中华民国”存亡
十月十日，蒋氏以基督教《圣经》卜问国运，方式大概是祷告后随手翻开一页，指向某一处，然后查看内容：“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虽然求神问卜得到的启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陆几乎完全“沦陷”，手下颇多众叛亲离，心情愁郁难解的字句常常可见。双十节读《荒漠甘泉》，有感而引用书中文句在日记里：“我心已碎我脑已枯可怜的迷途小羊又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生了但是眼望着手造的中华民国的危亡怎敢不挥泪前进。”（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十日下午蒋氏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面黄骨瘦不见一个强健之人，他们没有冬衣被服草鞋药品，病兵卧床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次日飞回台北，即接获广州弃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闻广州已于今日放弃之报惊骇之至国政无主中枢无心其何能久若辈只知争权夺利。”（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
其后几天噩报频传，陈诚报告定海的军心士气低落，高级长官几乎个个贪婪怯弱束手待俘；自己部队在厦门全军覆没的刘汝明上将，则函诉汤恩伯在厦门先自乘舰撤退；蒋氏认为汤又犯了先前上海与福州两次遁逃的罪状，实在不想再宽恕他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星期反省录）
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金门战役。十月二十四日傍晚，共军在叶飞上将指挥下对金门发动数波攻击。共军人数共九千余人，于二十五日凌晨抢滩登陆成功，至拂晓时已经占领古宁头村及金门北部沿岸地区。二十六日国军发动反击，持续猛攻收复阵地，于二十七日拂晓全部消灭登陆共军。共军泰半阵亡，被俘三千余人。大金门守军人数共计近八万余人，战役结束后，国军伤亡人数应有五六千人之众。（国军战史称阵亡一千二百六十七人，伤一千九百八十二人，共三千二百四十九人。共军战史称毙伤国军九千多人。现较通行的估算是阵亡三千五百人以上，伤五千以上。）这是兵败如山倒的国军一次难得的重大胜利，“国民政府”喜出望外，称这场战役为现代的“淝水之战”。
蒋氏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提及获知金门岛昨夜有共军登陆，正在激战，后又称大部分“匪军”已被消灭，只剩千余占据碉堡顽抗。二十六日接陈诚电话，称接汤恩伯电话，说登陆“匪军”已被肃清：蒋氏再问空军，回说空军尚未肃清，仍在昨日占据的工事内战斗。蒋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军情报告，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何况大概也没想到真能打胜仗；直到“经儿”亲自去金门、视察回来，报告确已全部肃清，方才安心。
这不啻是一剂强心针，“金门胜利后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生日那天，蒋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丽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蒋氏生于一八八七年，此处算的是虚岁；若照西方实岁算法，则他还未到六十三呢。
岁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一九四九年只剩最后一个月了，蒋氏这时人在成都。十二月一日的日记右边一行大字：“本一日为余结婚第廿三年纪年（原文如此）日夫妻未能相聚一堂为憾也”，因为宋美龄仍然滞美不归。
闻知重庆失守，心情有如一九三七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杨子惠已于下午到铜梁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合之情景无异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十二月四日，蒋氏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六日）他即断定西昌决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十二月七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此时蒋氏可能已经有点儿乱了方寸。
十二月五日，闻知“代总统”李宗仁已由香港飞美“养病”，蒋氏断言美国务院里的“共党分子”一定会设法利用李来打击他的威信，所以自己必须“正位定名”才能防止这些阴谋毒计云云。显然这是在为复职释放风声了。
凤凰山的永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九日、十日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氏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九日那天忽然宣布起义投共（难怪前几天蒋日记里提及要见卢汉，卢汉却一直避不见面，推说在戒烟身体不适），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氏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
蒋氏是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飞往台北的，但十日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这件大事，直到十二月十六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十六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一“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十点半左右，十二月十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梦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氏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故十二日的日记不忘提及此事：“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紧接着十二月十六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愧对大事只顾目前问题之解决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顽不灵粗忽大意竞至一败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点亦即所以功败垂成之由来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对于卢汉、龙云的“叛变”，蒋氏得此结论：“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卢汉是彝族人）……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同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夹着一张蒋氏保留的剪报，标题是：“杜鲁门总统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美是承认国民政府的／因台湾并不是独立的。”后来在月底的“上月反省录”里，他写道杜鲁门的声明是“定心丸”。
次日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详记在日记中：“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把梦写到日记里，可见他相信这是一个预兆。善解梦的心理学者不妨对此做点科学分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蒋氏十三年后不忘记一笔：“本日为余西安蒙难脱险之第十三周年纪念日感谢天父重生大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年底检讨，这次不得不怪罪爱将胡宗南了：“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澈底失败而绝望矣。”（同上）
圣诞节，官邸布置起圣诞树，孙辈来玩，交换礼物，日记中出现难得的温馨画面，不免提及妻子还滞美不归的落寞心情。
彭孟缉与“二二八”
局势一日数变、一夕数惊的风云变幻的一年到了终点，蒋氏写下一份长长的“反省录”：“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兹略述其最感苦痛而悔之已晚者数则以志其不可补偿之罪愆耳”，共计九点，观其内容其实更近于一年大事记，大致是：一、李（宗仁）、白（崇禧）的倒蒋、颠覆：二、美国的反蒋辱华；三、军队投机、投降；四、广西子（指桂系）贪污：五、诵经默祷出生入死：六、访问菲律宾、韩国；美国务院白皮书是一大打击；七、大陆沉沦；成立总裁办公室、革命实践研究院，台湾币制改革；八、退居家乡；九、奋勉黄埔军校学生。
接下来是“本年最感苦闷而不易处理事”，提到的是军官、军属、军纪的问题，其中第四点最有意思：蒋氏慨叹军纪之坏、官兵之乱，六月间刘安祺部队由青岛撤退到琼岛（海南岛）经台湾时是乱到极点：“匪探”夹杂混入其间，以三教九流的行业作为掩饰，以致基隆、台北有不可收拾之情况，令他简直对台湾“绝望”了。
接下来他表扬陈诚和保安司令彭孟缉两人在如此状况下起的安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回头肯定彭孟缉在“二二八时期”的表现，大为赞赏，认为是难得的将才，当培养他担负重任：“四、军纪之坏官兵之乱……当时如非辞修负责主政积极清除则比之于卅六年二二八案件更为险恶也而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实非浅鲜孟缉对台湾之安定其一为二二八时期其二即为本月混乱时期其毅然挺起□□（小字不清）扫荡廓清之决心与行动实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实为难得之将才要当培植有方使之不骄不矜堪负第三期国民革命重任之准备也。”［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反省录］
对手下如此毫不保留的褒奖之词，在蒋氏日记中，尤其是战败的年代里，委实罕见；可见蒋氏对彭孟缉的表现——包括其对“二二八”的处理行动——之高度肯定了。
痛定思痛：一九五〇年元月
一九五〇年元旦，蒋氏在日月潭，开年第一篇日记“提要”之下依然是“雪耻”两字，接下去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经儿”带了一部平剧（京戏）电影来家给老父观赏，蒋氏竟然拒看，在日记中解释原委：“余平生爱观平剧以解忧闷彼不知余私自立愿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平剧矣故昨晚彼借平剧之电影来家邀观余以为此虽电影仍系平剧故亦却之但恐彼亦不知其故以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立下志愿不收复北平终生不再看平剧，不知道他后来改变主意没有？
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夹剪报报道蒋夫人在美发表“临别广播”，可见宋美龄终于要回来了。果然，一月十三日到桃园机场迎接夫人，对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回国共患难”的行动显然很感激。（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上星期反省录）
可是他的心情并未好转，对美国务卿艾奇逊尤为感冒，十三日的日记忽然指控艾氏“私通俄国出卖中国”，后又控诉“艾奇逊讥刺余为一离弃大陆逃避海岛之难民而已”，“此时内外环境实为最黑暗中之黑暗但此心毫不为所动乃认为黎明前之黑暗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一月二十一日，日记页右框外八个大字：“下野至今正一年矣。”其实一年来他无一日不在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主持军政大局。
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是一连串数落手下：陈诚不肯任“国防部长”：阎锡山把政府瘫痪现状的责任推给蒋氏；李宗仁托病滞美不归偏又不肯辞卸“代总统”名义：而他认为该为大陆沦亡负全责的白崇禧，则在台湾向他不断“勒索图赖”；“内讧外侮，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只有相信上帝不致抛弃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氏以自身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来告饬部下死守：“今派经国飞西昌传达死守西昌力勉宗南死中求生告其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决不负我上下平生之所望也。”（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于“立监委”和“国代”，蒋氏也没有好话：“立法监察各委与国大代表名为民意代表实则等于无赖拷诈其对阎院长则纠束要挟额外经费贪得无餍纪律荡然廉耻尽丧。”（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永远的蒋“总统”：一九五〇年三月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蒋氏正式“复职视事”，当天到总统府举行复职仪式，摄影，视察。从此蒋氏成为终生“总统”，后来传位“经儿”，也是一位“蒋总统”。
夹在三月一日日记里的剪报，是司法院长王宠惠的出面说明：总统复行视事是有宪法依据，完全公正合法的，同时李副总统的代行权当然解除。另一张剪报是一篇短评，称蒋氏“忧劳为国，公正无私”，指出蒋
氏当时退位是为了谋和，既然蒋氏拒绝招降以致和谈破裂，则不能视事的原因已不存在。又一张剪报则报道李宗仁在纽约说：他仍然是中国的“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蒋氏的宣布令他惊异云云。蒋的反击则是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请李“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
蒋李斗法，在蒋氏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叙述：李宗仁闻知蒋氏三月一日要复职，便发了一封电报说正要返国，意思是警告蒋氏不可轻举妄动，电报上填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但蒋氏发现美国电报局的发报时刻是美国时间三月一日三时，即台北时间一日十四时，而蒋已于当天十时复职了。蒋指出李是故意倒填电报日期，以示是在蒋复职前已通报即将返国，先发制人希图打乱蒋的阵脚，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被蒋奚落为“其心劳日拙不可理喻故决一笑置之”。
四年后李宗仁被正式罢免“副总统”职位，一九六五年从美国回到北京，一九六九年去世。
“使黄种自相残杀”
冷战年代，美国为围堵苏联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防线，北端就是日本，所以不惜将“二战”敌对的嫌隙抛开，全力扶持日本恢复国力，对付共党势力。照说一生以反共为志业的蒋氏对此政策应该欢迎不迭，但出人意料的，他竟然不以为然：“美国扶助日本反共其用意乃纵日本侵华使黄种自相残杀美国此一政策毒辣无比然其后果徒为自害害人而已可笑可痛。”（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上星期反省录）
“纵日本侵华使黄种自相残杀”一句可谓掷地有声。蒋氏一语道破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分化政策，后来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非仅继续扶助日本牵制中国“使黄种人自相残杀”，更是力图维持中国人相互对峙、“自相残杀”的局面。
六月十四日日记出现“批准陈仪死刑等要务”，十八日陈仪即在台北马场盯被枪决。对陈仪的罪状，蒋氏在日记里以严厉告诫的口吻写道：“昨抵高雄知陈仪已于昨晨伏法枪决据报其态度倔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所迷妄而致于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
陈仪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才被蒋氏委以浙江省主席之重任，次年试图策动汤恩伯一同投共，被汤恩伯告密出卖，蒋氏即免去陈仪省主席职务并将之软禁，随后押解至台湾处决。
亲信背叛，风声鹤唳。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详述破获“新台公司间谍案”，令人吃惊的是又跟孙立人有关：此案据蒋说完全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同学会”的干部所领导，而孙立人总部的军法处长及其装甲旅办公室主任等人，将最近舟山、海南撤退以后台湾的军事部署全部提供给共探，幸好尚未发出就被破获了，但“可谓危极矣”。
六月二十六日，“严戒孙立人阳奉阴违及招奸泄机各种不法行动”，但表示还给他悔改的机会。六月底的“上月反省录”又提到第三期国防工事尚未开始，是孙立人“荒唐误事”，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是无疑的了。
若不是韩战
六月二十五日，蒋氏到南势参观军事演习，并得知朝鲜对韩国宣战，“如预料也”，即致电韩国李承晚总统慰问。二十六日，蒋氏还在日记中责怪美国不敢指俄为朝鲜的指使者，只作不关痛痒的停战提案，真是“毫无道义与责任观念”。显然他当时尚未意识到：若不是韩战爆发，美国作出保护台海的重大决定，他其后的命运将完全改写。
美国派出第七舰队防止共军，但同时亦命台湾“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这使得蒋氏极为不高兴，反复认为美国是把台湾当征服地、殖民地，是美国国务院对他的惩罚侮辱。“接杜鲁门电称已派其海军阻止共党台湾任何之企图但要求我亦停止对陆上与沿海领水内之军事行动也。”（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蒋氏抄录了杜鲁门的声明：“催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第七舰队将观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诸实施；至于台湾未来地位，应待太平洋区域安全恢复后与日本成立合约时再予讨论，或由联合国予以考虑”，正是重触了蒋氏最敏感的两点：反攻大陆和台湾主权地位，因而感到“痛辱尽极”，欲复文申明“领土完整不能因任何情势改变”。
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字体异常潦草，可见蒋氏心情的激动。日记里痛斥美国对华“毒辣仇恨毁蒋卖华”，国务院的文告是故意侮辱他。更不巧的是这天还发生了一桩意外：朝课后忽闻空袭警报，后来知道是一架美国海军飞机被发现在基隆东北方，美方飞机飞到台湾领海领空竞未知会，蒋氏认为这种态度不仅是“视我为征服地”，而且是“视为敌人矣”！他不禁哀叹：“为何上帝必须生此坏蛋而苦我中国一至于此耶。”
其后
英语里有个成语“and the rest is history”，意思是：故事说到这里，以下的，其后，便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了。虽然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但他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只是我读到这里就决定是暂停的时候了。
蒋介石与美国的恩怨镠锡爱恨情仇，及至身后仍难消未了。他那受美国教育的“小留学生”妻子宋美龄，在他死后终老美国可能还在他意料之内，而他的后人在美国成家立业或许也并不意外：但最后日记存放在美国的图书馆任人取阅，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历史其实像天道，是无亲的，是某种状态形成到某个时间就会自行发生的，却常是在许久以后才显现另一种意义，而且往往像是一种反讽——纵使历史本没有讽刺任何人的意思。
好人64 今天 07:12
一句话，没有民主意识，也没有忙于政务，用人优柔寡断，只想着永远占着位置。
nddy 今天 04:27
抗日英雄远走它乡，土匪流氓登堂入室。这是中国历史的耻辱！
foxnews 2022年02月16日 07:33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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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正的中国人呐，揽功诿过的第一高手也
foxnews 2022年02月16日 07:29
年届三十的蒋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静坐一小时左右，接下来就开始做严厉的自我批评检讨，用的字眼都非常严重，什么贪、妄、忧、惧、疑、色念、暴躁、机诈、恍惚、琐屑、轻浮、轻率、偷视、窃听、盗念、放肆、淫污、牢骚……一写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然后督促自己要改过，研读曾文正公日记或王阳明理学；第二天又用类似的一大串罪名痛骂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复一日，一个月下来每天日记内容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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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应了我老丈母娘的一句名言“知错就不改！”
谢选骏指出：上文挖苦蒋介石小肚鸡肠、首鼠两端，却没有搞懂这种分裂时代只能产生这样的角色，就像毛泽东虽然“统一”了大陆，不还是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吗？因为第三期中国文明远未成熟，中国统一的火候自然未到——所以只能有这些二三流的猴子登台表演。上文作者虽然不明就里，却还是知道基本的历史——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金门战役。十月二十四日傍晚，共军在叶飞上将指挥下对金门发动数波攻击。共军人数共九千余人，于二十五日凌晨抢滩登陆成功，至拂晓时已经占领古宁头村及金门北部沿岸地区。二十六日国军发动反击，持续猛攻收复阵地，于二十七日拂晓全部消灭登陆共军。共军泰半阵亡，被俘三千余人。大金门守军人数共计近八万余人，战役结束后，国军伤亡人数应有五六千人之众。（国军战史称阵亡一千二百六十七人，伤一千九百八十二人，共三千二百四十九人。共军战史称毙伤国军九千多人。现较通行的估算是阵亡三千五百人以上，伤五千以上。）这是兵败如山倒的国军一次难得的重大胜利，“国民政府”喜出望外，称这场战役为现代的“淝水之战”。——在我看来，现代的淝水之战正如古代的淝水之战，成为南北朝的时间分界线了！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及其党徒和他们的徒子徒孙都懵然无知的历史命运——所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毛泽东想解放台湾……这些历史小人都想做历史大人，不可得也。因为他们都是我所揭示的“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命运，给锁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