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躺平的智慧——钱用完了再工作

《躺平一族：为什么一些中国年轻人不再推崇努力工作》（伊瓦娜·大卫多维奇 BBC商业事务记者 2021年2月16日）报道：

很多“躺平族”说，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国年轻人努力工作时感受到的压力。

“我在继续清除我生活中的负能量。我想2022年会比2021年有提升，但我还是什么都不想做。我会继续‘躺平’。我就享受这种状态。”

杰夫（Jeff，非本名）几年前离开家乡杭州，去北京做一份高薪的应用程式开发工作的时候，和很多中国年轻的职业人一样，工作成为了他的生活。

工作之外的少量空闲时间里，他就在玩那些他形容的“无脑”的电脑游戏。当时在这个他刚搬进来的城市，他没有发展社交网络，最后也放弃了这样做。

当全球大流行疫情来袭时，他已然习惯的生活忽然停止了。像很多其他的打工族一样，新冠疫情令他重新评估自己生活里的优先项。

和老家的艺术圈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虽然这些朋友们没什么钱，但是他们总是有一些有趣的日常生活或者正在做的事情可以谈论——而他却只有工作。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年轻打工族所承受的工作量远高于过去几代人。

当他的公司因为全球大流行疫情而开始裁员时，他被迫一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他终于崩溃了，决定放假去旅行。

在越南胡志明市，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看到一群老人在附近的酒吧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足球，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的脑子不停地回想到这一幕。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直接放松，躺平？

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回到家，辞去了工作——成为了过去两年要么辞职、要么降低工作投入程度的无数中国人的一分子。

所谓“躺平”的概念，就是指从无穷无尽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这个“躺平”运动在2021年兴起，很多人觉得自己为了在与同僚的竞争中占优而努力工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躺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像是一场社会性的反抗运动。

厌倦开足马力的工作

这一思潮的背景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萎缩，这意味着年轻人现在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更长的工时，然后遭遇职业倦怠。

BBC的中国媒体分析员凯利（Kerry Allen）说，人们“现在还要面对新冠，感觉麻木了、精疲力竭了。他们的的确确想要拿本书躺平，或者坐下来看看电视，而不是一直通过努力工作来保持动力”。

这意味着虽然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可能正在消退，但是这场躺平运动却没有停止。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用户们发帖称，他们不想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且他们现在有信心去追求慢节奏的生活。

中国过去的一孩政策使得很多年轻职场人从小长大没有兄弟姐妹，而这又加剧了很多人对于压力的感知。

阿里巴巴创始人吸血鬼马云曾经因为推崇“996”的长工时文化而受到批评。

传统价值观在中国仍然非常重要——有能力拥有一所房子和生养小孩。可是，很多20和30多岁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比如那些独生子女们会强调，他们还需要照顾年老的父母，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房价已经越来越高不可攀了。

2019年，科技业巨子、阿里巴巴（Alibaba）集团创始人马云是个吸血鬼，因为推崇中国所谓的“996”长工时文化而受到批评——这指的是人们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

去年，中国的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将这一类操作列为非法。如果“996”工作模式仍然是通过职业成功的必经之路，那与此同时或许一些年轻人选择全面退出也不足为奇。

人口趋势显示，年轻人身上的社会压力很可能会继续加剧。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计，至2035年，将有20%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这将使得年轻人赡养上一代的压力更加沉重。

杰夫因为担心受到抨击而不愿公开身份，他形容自己辞职和放弃在北京生活的决定是“对当下规则一种无声抗议。当人们告诉你，你必须更努力学习和工作时，你不接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要警惕“躺平”。

这在中国听起来甚至带点颠覆性。他所表达的这个观念，已经广泛到令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一份中共党刊当中发出明确的警告。

他在文章中写道：“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这种代际张力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经济学家也在描述一场“大辞职潮”，数以百万计打工族退休、辞职或者拒绝他们认为无意义或者不值得的工作机会。

所以，“躺平”是不是就是这些思潮的中国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罗伦·约翰斯顿博士（Dr Lauren Johnston）说，这个潮流背后有不同的驱动力。

劳伦·约翰斯顿认为，“躺平”文化背后存在着更长远的社会趋向。

首先，有些从农村漂到北京或者上海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意识到“要想赚足够的钱买房子，或者与城里从小就会说英语和穿高档服饰的孩子相比，他们落后得有多远”。

约翰斯顿解释说，这个群体现在或许都在考虑回到老家，找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留在家人身边。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更富裕、成功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他们没有“像较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那样有成大事的饥渴感”。

约翰斯顿认为，中国所谓的“虎妈虎爸”文化是一个附加的障碍。父母感觉到强大的压力要帮助孩子成功， 学校不足以满足需求。他们觉得必须额外参加数学、中英文和音乐等辅导班，或者为竞争激烈的考试做准备。

中国在2016年结束一孩政策，但是很多父母仍然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面临着一个困难的经济图景——增长放缓、债务上升以及房地产可能面临全面退潮。在此背景下，这一切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至于杰夫，在父母的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但是他说新工作的要求要低得多。他挣的钱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他说，现在的灵活性要大得多，而他打算在可见的未来继续保持这样。

“我在‘躺平’期间发现的所有爱好——滑雪、攀岩等，我都能继续保持。我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我非常满意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没有想过——大家努力工作的后果的是什么？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因为挣到了钱却不花掉，就会造成流动性泛滥；就像借钱给人却不收回一样，最终使自己的辛苦付之东流矣。所以聪明的无赖都跟人借钱不还。而躺平的智慧就是——钱用完了再去工作。

《“内卷”与“躺平”之间挣扎的中国年轻人》（王凡BBC中文记者2021年6月2日）报道：

“内卷”与“躺平”是当下中国90后甚至00后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青一代对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

27岁的孙珂来自中国东部一座小城，家境优渥。与数千万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想要通过自己努力，在大城市买房买车，站稳脚跟。

他认为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会太难。过去二三十年间，对于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有房有车、成为中产已经形成一条既定的社会上升通道，甚至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凭借父母的资助和自己存下的一点钱，他认为自己可以与社交媒体上他时常看到的其他创业发家故事一样，很快过上想要的生活。2018年底，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他和朋友在上海一座大学附近开了一家销售串串的食品店，两人共投资65万元人民币。

很快他便意识到，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他的预期，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父母一辈人那么容易。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他的小店进入市场已经太晚。

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

“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凌晨三四点回家，他的生意仍然没有起色。

2020年，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在他看来，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是“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表现。

“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梦一样”，他说。“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

北京高峰时段下班的通勤者像是蚂蚁。

内卷一代

作为一个人类学术语，内卷原本用来指亚洲农业社会中长期精耕细作投入大量劳动力却没有实现经济突破的问题。在各个行业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中国年轻人认为，他们面对竞争的无力感与这个现象有共通之处。

在微博上，与内卷有关的各类话题浏览量累计已经突破10亿，在去年一项评选中，内卷成为中国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

2020年，几张清华大学学生用功读书的照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内卷”引发的讨论由此开始。照片中，有人骑在自行车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写论文，有人边骑车边看书，有人骑车吃面。“清华卷王”的说法开始传出，中国最高学府的竞争之激烈引发许多年轻人的共鸣。

有学生向中国媒体举例说明这个词的内涵：一篇论文作业的字数要求本是5000字左右，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许多人选择写到8000到10000字甚至更多。到最后，可以获得最高档成绩的学生比例没有发生改变，但几乎每个人上交的作业已经大大超出了老师的要求。

如今这个词语已经被各个行业借用。29岁的苏菲在一家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工作。她表示，近两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饱和，自己不仅要面临互联网行业常见的“996”式加班，还有公司内部其他团队带来的“被动竞争”。

“原来是同一个项目每一人负责一个模块，如今好项目变少了，就会有很多人会来抢你独立负责的模块，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

她称自己的情况不是孤例。“我卷，我下面的人也在卷，我老板、甚至老板的老板也卷”。

“内卷在中国的语义与竞争白热化高度联系在一起。年轻人不断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如果不努力、不竞争就会落后、淘汰、出局……但他们一直在同一个水平上，像一个陀螺被敲打，却没有突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分析道。

“他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累，觉得自己重复性的投入没有形成突破，看不到意义。”

“历史性时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GDP常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几十年来，“致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目标，中国中产阶级群体迅速壮大。

根据麦肯锡公司《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10年以前，92%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为14万元人民币或更少，如今已有50%的中国家庭跻身较富裕家庭行列，可支配年收入达14万至30万元人民币。

孙珂的父亲便是凭借医药器材生意和炒股，给全家带来了几套房子和优渥的生活。在他看来，内卷的本质是这一代人机会的减少。

“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虽然有他们的限制，但也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机遇，因为一切都刚刚开始，都是新的，都可以去试试，如果你敢想敢做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观察人士认为，“内卷化”讨论背后，是已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面对错过机会窗口期的一种挫折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眼见父辈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畅想自己也会面临一样广阔的机遇，但现实已非如此。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竞争，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最早几年那样，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有机会去创业迅速致富，那个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研究讲师徐舫表示。

她指出，在数十年发展后，中国已经实现几代领导人希望的“与世界接轨”，出现典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然而，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十分短暂。

“这短暂到它仍停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们大10岁的邻居可以在这个年纪获取那么多利益，但如今这个窗口对他们却关上了。”

“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她表示。

“资本家闭嘴”

对于“被卷” 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沮丧无法被已经获得成功的上一代人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他们的雇主、资本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

在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互联网行业，一群程序员因为不满行业常见的高强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一场抗议运动。他们提议所有人准时下班回家，还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单。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被很多中国年轻人视为偶像，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其批评为“吸血鬼资本家”。

“内卷”引起热议的同时，中国年轻人与资本对立的情绪也日渐高涨。在一档职场类节目上，中国时尚界著名人物、《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 China）前总编辑苏芒将“内卷”解读为“欲望与惰性的差距”。许多年轻人认为，这代表了“资本家”的典型观点。

“你们所有的苦恼只来自这一个，就是欲望太高，然后惰性很强……所有的迷茫和困惑，都没有那么难解决，”苏芒在节目中说。

“如果老板们能理解社畜，哪里还会有996，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内卷，”一名娱乐博主在微博上回应写道。

“建议资本家闭嘴，”不止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评论。

苏芒最终道歉，称自己在评论前没有准确理解“内卷”的含义，本意只想“鼓励大家积极，不想制造焦虑”。

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创造中国式成功神话的马云。他曾支持“996”，称这种工作模式一种“福报”。而这两年间，他已跌下神坛，不仅阿里巴巴收到中国政府开出的182亿元反垄断罚单，他本人的形象也从“马爸爸”变为“吸血鬼”与“资本家”。

一则马云的视频被指责他是“资本家”的弹幕淹没。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这种“仇富”心理存在范围的扩大似乎不出意外。

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中国有698位亿万富翁，数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亿万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曾在去年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互联网经济的发达，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加入了外卖员的队伍，但他们的工作也相当艰辛。

而中国政治学者吴强表示，反资本的倾向在中国越来越强，其原因之一在于，正常的劳资谈判在中国无法进行。

他认为，政府以国家强制力剥夺了劳资双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于是在就业、住房、婚恋等多方面压力面前，与资本的对立是年轻人可以最直接感受到的矛盾。

“他们感受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强制暴力的使用，感受不到防火墙这种束缚，对这些人来讲，他们陷入的是一种科技苦力主义当中，无论是制造业的工人还是IT白领，最直接的不满都是以管理层、资本、KPI考核形式出现的，”吴强称。

他继而指出，在对企业家的情绪变化中，中国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加剧了这种转变。

自2018年以来，所谓“私营企业退场论”与政府希望扶持国营企业、消减民营企业的“国进民退”说法在中国一直不绝。吴强表示，在政府主动打弱资本光环的时候，普通民众可以明确感受到政府对企业家态度的变化，于是迅速把“这种民粹主义投入转向成对企业家的不满”。

躺平出现

在流行半年多以后，一个与“内卷”截然相反的新词——“躺平”横空出现，将这场讨论带入下半场。

今年4月，在类似网络论坛的一个“百度”贴吧里，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发帖吸引了许多目光。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写道。

“我可以向第欧根尼之水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向赫拉克利特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在中国，激烈的竞争往往从很小的年纪便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通过大学入学考试——高考。

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的这则发言在网络上获得大量转发，他本人也被获封“躺平学大师”。“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许多人纷纷这样附和。

牛津大学教授项飙认为，躺平是年轻人对“内卷”的一种反抗，是以放弃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努力来退出竞争。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他称。

中国官方媒体对于“躺平”的讨论表示担忧，甚至谴责。《光明日报》发文指出，“躺平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背景下，社会需要青年带来“创造性贡献”，而“未富先躺”的倾向需要引起警惕。

《南方日报》则直接抨击称“躺平可耻”。“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这样的‘毒鸡汤’没有任何价值，”文章称。

《中国科学报》在微信公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指，“‘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

没有了“微工人”，我们还过得上今天便捷的科技生活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徐舫认为，官方媒体报道这些话题属于“维稳”的一种方式，意在使年轻人将他们的情绪通过网络与媒体释放，而非社会运动。而在中国社会价值观下，“躺平”无疑会被许多人视作一种问题。

“在中国内地，人人都是‘祖国的花朵’，你只能按照这一条国家允许的绝对路线。如果你走上不同方向，你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社会会改正你。在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下生活了数十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的理念中只有一条路可走。”

内卷仍将继续

在互联网行业已经工作多年的苏菲认为，“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她说。

徐舫表示，在工业化社会没有出现重大科技革命之前，中国人“内卷”的状态在未来五到十年间仍将继续。但她同时指出，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管控体制下，要想解决年轻人对内卷的不满，关键要看中国政府会否出手解决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加班也因此成为很多公司的常态。

“为什么一个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贩问题上那么严格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劳工条例不认真看一眼？”徐舫表示。“这是关于社会结构的问题，需要出台一些措施进行应对。”

项飙强调，“内卷” 现象实质是一种中产阶级焦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也没有快捷的解决办法。

“最重要的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现在（中国）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吃饭，”他表示。

在互联网工作已经多年的苏菲似乎已经接受自己将会继续“内卷” 的现实。“我也很想躺平，但总还是要赚钱吃饭的，” 她说。

“我想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

谢选骏指出：“仇富”就是“仇视先富阶层”——愤恨共产党猪狗官商勾结，只会吸血，就能躺赢。所以民间兴起了躺平的智慧——钱用完了再工作，“不给‘合作社’留下一分钱！”

《美国式躺平！宁愿在家吃救济也不上班？疫情高福利养懒人？》（2021-6-3 高娓娓在美国）报道：

美国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37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了60万。不过，随着疫苗的广泛推广，很多城市人们出门都不再戴口罩了。

比如在纽约，有时候我们出门也可以不用戴口罩。特别是前几天国殇日，风景点人山人海，好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了。

各行各业也陆陆续续开工了。闷在家里一年，终于有机会出来工作了。本应该欢天喜地吧，不过，这个时候有一个怪现象发生了，用人单位招不到员工。医疗行业、保健行业、酒店行业，还有建筑、休闲行业，都很难招到员工。有些州就说，你们出去工作就发钱。有些州发1200，有的发2000。

一方面，用人单位招不到员工，而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存在大量的人失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因为钱，因为失业金的原因。

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差不多为2000万人发放了各种各样的补贴。政府发放了大量的失业金。有些人不用上班，每个月能领到费用会超过他上班的费用。比如说，一个礼拜有800美元，一个月就是3000多美元。这是救济金，不用报税的。如果去上班的话，收入还要上税。所以，宁愿领救济金也不愿意去工作。

同时，政府也给大家发放免费的食物，比如牛奶、牛肉、水果、蔬菜、面包等等。娓娓去采访过，也去当过义工发放过。

这个帮助大家度过了难关，但也造成一些人一次去领、两次去领、三次去领，领完以后转手就卖出去这样的情况。

还有对企业的补助。比如小的餐馆可以得到的补贴是10万，有些得到几十万，有些大的企业可以拿到几百万的补贴。

本来救济是一项福利，帮助大家度过难关，没想到现在成了一种养懒人的方式。比如美国的餐饮行业至少有100万个岗位在等着大家，但是，招不到工。有人说，最终的原因就是每周300美元的补贴，造成了很多人宁愿领失业救济金，也不愿去餐馆上班。疫情期间，人们最喜欢听到的就是“纾困金”这几个字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全美国人民几乎每一个人都收到了1200美元；失业的基本上每周可以收到300、600或者900美元的补贴，这是按照每周工作40小时，或者最低收入7美元来计算的。这是为了保障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第二轮纾困金是每个人可以拿到1400美元，总量发放了大约1.9万亿美元，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它是为了保证个人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夫妻俩收入在15万以下的这种家庭的补贴。每周300美元的补贴还要延续到9月6日。而这些受补贴的人中，有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有些人则不一定。还有人趁此机会发国难财，冒充领取救济金等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美国的福利待遇，说实话，在娓娓看来，有时候真的是养懒人的。

不管怎样，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人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谢选骏指出：“穷人福利”是对“富人免税”的抗议——结果富人控制的国会就把亏空推给了“美国国债”，迫使每个美国人平均十万美元——美国三亿人口，国债已经突破三十万亿美元！

“钱用完了再工作”于是变成了“钱用完了也不工作”，因为工作所得永远无法偿还国会和政府的欠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