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网文《闲话德国：古滕贝格和毕升》报道：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

毕升大约出生于公元970年。作为印刷铺的工人，他对雕版印刷的艰辛深有体会，于是琢磨着如何用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有一次他看着两个儿子玩儿过家家，用泥做成小人儿和动物，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由此得到灵感。毕升用胶泥做成小方块，在上面刻字，用火烧硬。常用字备上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同一版的重复使用。排版时用带框的铁板作底，敷上一层药剂，把活字放入框内，排满一框是一版，用火烧烤，药剂融化，按上平板，药剂凝固后版型制作完毕。印刷之后，活字放入木盒，以备下次使用。

雕版印刷是一件苦差事

活字的投入大大简化了印刷，但胶泥以及后来的木活字有明显不足：它们不够结实，不均匀，边缘不够清晰。也许制作几千个活字使毕升筋疲力尽，反正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使自己的发明更加完美，达到足以投入市场的成熟度。

一系列小发明直到突破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1447年，距离实现技术突破还有三年，他贷款建立了作坊，雇了20名员工。古滕贝格的活字是铅合金材料。他还发明了一个小巧的铸字盒，将液体的合金压制成一般大小的字模。他按照榨葡萄器的原理研制出印刷机。铅合金的字模能够承受印刷机的压力，因此可重复使用。不过，与毕升的几千汉字相比，古藤贝格只需制作26个字母的字模。

古滕贝格亲手印刷的圣经

1452年开始用新技术印刷的圣经成为欧洲的抢手货，连教皇都对其赞不绝口。今天在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当时印刷的圣经仍然清晰如初。发明家的精神和商业头脑给古滕贝格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因此而受益：当他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时，古滕贝格的印刷术已经传遍全欧洲。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很快成为畅销书。没有古滕贝格，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想象。

印刷术从东方传入西方吗？

还剩下一个问题：古滕贝格是在毕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在对毕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明了类似的但是更完美的技术？中国人一般认为毕升的印刷术流传到了德国。百度百科在"毕升"词条下写着："从13到19世纪，毕升发明的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在德国至少有争议。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的麦瓦尔德博士说，古滕贝格制作活字模的技术与毕升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印刷术像造纸技术一样由东方传到西方。"

位于美因茨的古滕贝格博物馆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人也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欧洲人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了纸张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其他伟大的发明也大同小异：中国人最早使用指南针，但欧洲人用它征服了世界；中国的炼丹师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偶然发明了火药，英国人由此制作大炮，并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首次投入使用，给德、法、西联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大炮的使用为骑士阶层敲响了丧钟，因为挥刀舞剑的骑士只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卡尔·马克思曾经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位中国人无比敬仰的大胡子德国人竟然没有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

马克思不认为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功劳

由此可见，谁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的崛起》（sohu 2017-01-25）报道：

（按：本文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全面关注、搜集、梳理并著述域外古代印章的学者。本文为其新著《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集》的序言，本刊转載时作者做了一些修改。鉴于篇幅原因，我们没有使用原文的大量插图和严谨详实的注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敬请移步至纸书。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概述

印章是今天中外人们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 “玺” 或 “章” ，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 “muhr” 一词；古埃及则曾使用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 “玺” 、 “章” 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既可以在特定的载体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最后，我们们将依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作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 “富饶新月” 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业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了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公元前7000年前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既 “富饶新月” 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SabiAbyad）、艾恩·俄凯克（Ain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纹身或染色。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和艾恩·俄凯克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萨比·阿布亚德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上下文，杜伊斯特玛特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萨比·阿布亚德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到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艾恩·俄凯克 出土的封泥可以和萨比·阿布亚德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公元前6000-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近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同，这显然是落后向先进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杜姆兹特佩（Domuztepe）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杜姆兹特佩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型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像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3000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既从两河流域南部，迪亚拉（Diyala）河谷到波斯湾，伊朗东南，并一直延伸到 特佩亚黑亚（TepeYahya）的杰米迭特·那瑟尔（JemdetNasr）交互作用域；和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麓向南延伸到赫尔曼德（Helmand）地区中心和奎塔河谷（Quettavalley）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特佩亚黑亚和其附近的夏赫达德（Shahdad），以及赫尔曼德地区的夏赫勒-伊·索科塔（Shahr-iSokhta）均发现了滚印，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祗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祗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带印和方形牌印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既是最好的证明。公元前3300-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夏赫勒-伊·索科塔也有出土，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赫尔曼德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的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外来的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过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身上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埃里都（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至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玛干（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主要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过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也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至公元前2300年后则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41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型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同时，在BMAC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游牧文化——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 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纽圆形平面印章，既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延用。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来源则是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和圆板穿带印章。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公元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

在西亚，公元前九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型平面印章，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祗徽记为主。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的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即不再生产。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 “希腊化” 。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戴印章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祗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湿婆相关的题材。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亦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型、半算珠型和戒圈型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的官印戳记，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12-184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型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了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

在公元二至七世纪里中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 “Silk Road印” 中，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既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

关于中国古玺的崛起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 BMAC）文化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费兹吉拉德-胡伯尔则观察到巴克特利亚BMAC文化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萨尔瓦多里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并归在BMAC文化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具体表达精准乃至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了三千年。其使用之广度，以及艺术之精湛，流风所至，影响之广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两千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耽诃），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七到五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 “龙钮玉印” ，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 “龙” 或 “蜀” 、 “鹿” 、 “虎” 和 “鹰” ，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有出土同类器物，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如出一辙。此两器大小接近，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市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表现手法，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錾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是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 “实” 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

谢选骏：苏颂的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

网文《苏颂独夺七项世界第一》报道：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

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又是闪耀在北宋时期的一颗科技巨星，他在医药学、天文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政绩。他所撰医药学、天文科学著作，均图文并茂，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献遗产。 

苏颂初授汉阳军判官。后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南京留守、国史馆集贤院校理、颖州知州、淮南转运使、知制法、知审刑院、委州知州、毫州知州、、开封府知府、涂州知州、河阳知州、沧州知州、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实录院修撰、尚书左丞等职务。为官50多年，政绩颇著。

颂器局闳远，不与人较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

敢"斗"皇帝的臣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神宗答应了，然后指令时任中书舍人的苏颂起草破格提拔任命书。苏颂一看，这种提拔不符合“破格”的条件，退了回去。神宗把指令再次发到中书部门，叫宋敏求起草。结果，再次封退。经王安石的强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将指令发往中书部门，再被封退。三名中书舍人一致表示：宁可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 

为官50年政绩斐然

从那时开始，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最后位及宰相，为官50多年，政绩颇丰。他先后五次与辽国深入接触。期间，他搜集整理了关于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的信息，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了与辽朝和睦修好的政策，由此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换来了数十年的宋辽和平时期。

醉心科技博闻强识

苏颂的一生仕途漫长，官位显赫，但他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政治方面的成就，而是在科技方面的建树。苏颂曾在宋朝的文史馆和集贤院任职九年。工作的便利，让他每天能接触到皇家收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本。苏颂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每天背诵两千字文章，回家后再将它默写记录保存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苏颂的学识变得更加渊博。

苏颂小传

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泉州同安葫芦山（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敏好学，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

苏颂，字子容，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诞生于芦山堂，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1101年6月18日）。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先任地方官，后改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九年，得以博览皇家藏书。宋哲宗登位后，先任刑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至后一日，苏颂病逝家中，享年82岁。次年葬于丹徒县王洲山，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南宋理宗时赐号正简。前述著作之外，苏颂尚有《苏魏公文集》72卷、《进仪象状》、《逐英要览》、《谭训》等著作传世。

苏颂，是我国宋代一位集政治、天文、药物、外交、藏书、文学、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名人。他不但“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又在天文、机械制造诸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国际天文学界对苏颂的创造发明非常重视，称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比欧洲人罗伯特·胡克先行了6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7个世纪。

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

“水运仪象台”被誉称为“世界时钟鼻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中国古代的日晷、水钟、火钟、铜壶滴漏等只能算计时器，而北宋宰相苏颂在1090年制造的水运仪象台不但计时准确，而且有擒纵器，只有擒纵器工作时才会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也就是钟表与计时器的根本区别。

药物学成就：承前启后的《图经本草》

他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官至宰相，曾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

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

《新仪象法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书首有苏颂《进仪象状》一篇，报告造水运仪象台的缘起、经过和它与前代类似仪器相比的特点等。全书总计共有图60种，这些结构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机械图纸。它采用透视和示意的画法，并标注名称来描绘机件。通过复原研究，证明这些图的一点一线都有根据，与书中所记尺寸数字准确相符。

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苏颂写出《新仪象台法要）3卷，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绘制了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机械设计图，附星图63种，记录恒星1434颗，比300年后西欧星图纪录的星数还多442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把《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独夺七项世界第1的科学家

一、水运仪象台的顶部是活动性屋板，观看时可以拆开，雨雪时可以合闭。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天文台圆顶自由启闭室的鼻祖。

二、水运仪象台的浑仪窥管（望筒），通过“天运环”等机件与水力推动的枢轮相联。使窥管与被观测的天体能够同步运行，从而，发明了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 转仪钟。英国剑挢大学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 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三、水运仪象台的总动轮 枢轮，是由一组叫“天衡” “人权” “左右天锁”的杠杆系统控制的。由于“天衡”系统对枢轮的擒纵控制作用，使以水力推动的枢轮能等速地均匀地向前运转。它的作用与现代钟表的关键部件 锚状擒纵器（俗称卡子）的作用完全相同。李约瑟研究了水运仪象台后说，它比14世纪欧洲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早了许多世纪。

四、苏颂在他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为后人留下了五幅星图。这是保存在国内最早的纸绘全天星图。苏颂在他的星图中，首创圆横结合的画法，解决了长期以来赤道与北天极周围绘制中失真的问题。

五、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要为我们留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机械图纸，共有整体图 部件图 零件图六十多幅，绘制机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种

六、苏颂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假天仪。苏颂发明的假天仪是一个大圆球，人居其中，凿孔为星，一昼夜转一周，与天象完全相符，以水力推动。

七、苏颂的《本草图经》是世界上第一部保存至今的有图的完整的本草着作。《本草图经》以前的《唐本草》等着作虽然也有图，但都已佚失。只有《本草图经》的药图被系统地流传下来。

一个被厦门人遗忘的历史名人

几乎每个厦门人都知道厦门有郑成功、陈嘉庚，却未必清楚厦门还有一位成就不亚于郑成功的历史名人。他就是出生于同安的北宋宰相科学家苏颂。

谢选骏指出：苏颂一人既然能够独夺七项世界第一，其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其本人为何沦为被人遗忘的历史名人？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的神约所保障的法治传统。

谢选骏：俄国只配德国狗

《俄国国师 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2022-03-05 地球是透明的）报道：

　

最近爆出俄罗斯利用黑客攻击民主党官员，意图帮助川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的新闻，这给早已爆点频发、精疲力竭的大选年火上浇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普京本人似乎直接参与指导了该项目。为什么俄罗斯会这么做？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杜金，这位以“普京的大脑”著称的政治科学家，一个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者。杜金在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还被克里姆林宫认可为民族主义哲学发言人。

因为各类激进主张，诸如宣称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后应屠杀乌克兰人，杜金一直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目前来看，这次黑客事件主要是因为普京本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似不该由杜金个人负责。但是，这一事件和杜金影响广泛的哲学观非常合拍。从他的哲学观出发，可以很好地解读近来的各种事件，直至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冲突。我们会发现俄罗斯行动的背后，包含着更深刻的动机。

亚历山大·杜金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我们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很多他讲座或授课的视频，借此更多了解这类指导俄罗斯行动的观念。杜金会讲十门语言。在众多富有争议的观点中，他表现出极端反科学的态度：呼吁禁止化学和物理学，提倡摆脱互联网。从本质上看，反技术源于他的愿景：颠覆我们已知的世界。

杜金宣称：现代以来，主要有三大重要政治理论影响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说，美国是全球自由主义的领导者，倡导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市场竞争。自由主义在1945年战胜了法西斯主义，1991年战胜了共产主义（苏联解体），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

虽然如此，杜金认为自由主义目前也经历着致命危机。他相信自由主义者们会首先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正陷入“虚无主义的后现代阶段”的泥沼，因为它正试图把自己从理性观念与思考压迫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理性观点和思考压迫“本身就是一种法西斯”。杜金更进一步阐释：现在自由主义正试图让身体的器官摆脱大脑的控制，得以解放。他暗指自由主义对LGBT群体的接受。以下是他阐释理论的内容：

“坚持须从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认同中获得自由与解放，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已令人类从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等等集体属性中获得了个体解放，最后一种集体认同便是性别。所以，现在是时候废除性别认同，让性别变得不再固定，可供选择。”

杜金认为在这三种死气沉沉趋于消亡的意识形态之外，应提出“第四种政治理论”。它将开创一种完全有别于现有的政治模型，不再认为世界历史理应“进步”。这一理论不会建立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基础上。他宣称该理论部分源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既有探索，后者因与纳粹主义有所关联而饱受争议。他的哲学呼吁人的自我意识的根源（海德格尔称之为 “此在”）应在此世妥为珍藏，而非继续任由现代时空里非人化的技术恣意割解。

由于，这种此在的根源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世界理应实现权力的多极分配，以取代美国的单极独大。找到这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实践之路，据杜金所言，将使世界人民重识丢失的身份认同感。

杜金（和世界范围的阴谋论者）视创造“世界政府”的运动是由不诚实的“全球主义精英”领导的，后者剥夺人们身份认同感的同时又驱使他们满足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多级世界的理论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在地区性的超级强国组成的当今世界，俄罗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杜金将俄罗斯定位为欧亚大陆联盟的领导国，并建立了“国际欧亚大陆运动”来推动这一构想。

什么是欧亚大陆？基本上它就是前苏联所有的领土。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两大洲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使命就是创建一个兼具欧亚元素的权力中心。

“西方基本或压根就不了解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有时候他们认为苏联只是单纯的共产主义产物，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成立之前是独立的，之后被布尔什维克党占领被迫加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杜金说道，“事实上这些名称之前并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行政地区的表称，在沙俄帝国时期就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或历史的（国家）意义，正如在苏联时期一样。这些国家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因其解体才人为地构建出现有的独立疆域。”

因此，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纠正历史错误，复兴一个伟大的帝国，它早在苏联之前就已存在。从这一计划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最新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和对乌克兰的未来规划，就完全合乎逻辑。

杜金更深入阐述了他富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宣称欧亚大陆眼下要对抗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大西洋主义，一个由跨大西洋的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的合作联盟。这些海洋自由主义国家更看重个体独立和市场力量。

欧亚大陆则相反，代表着内陆保守的大陆派哲学。按照欧亚主义者的视角，大陆派的价值观包含层级架构，法令与秩序，传统主义和宗教。由此，亚特兰蒂斯（大西洋联盟）和欧亚主义是两大阵营。实际上，杜金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沿海与内陆国家之间的斗争。

杜金如何看待川普的胜利呢？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他对川普都十分热心，至少说，他以这种方式明确指出对于支持全球主义的精英们来说，川普为何是一个“轰动性事件”。

“（唐纳德·川普）强硬，野蛮，怎么想就怎么说，粗鲁，情绪化，显然还非常坦率。他是个亿万富翁这个事实并不重要。他与众不同，他是个非常成功的普通美国人。”

杜金认为川普的胜利是对“全球主义者”的暴击，尤其当对手是希拉里·克林顿时。在美国的保守右派网站很容易找到和杜金同样的论调，譬如像布莱巴特新闻、德拉吉报道和阴谋论之王亚历克斯·琼斯（他是杜金的最爱）。杜金认为川普的胜利是一场自美国人开始的“革命”，这将引发世界范围内全球主义进程的失败。

不过这还没完。在杜金眼里，川普的胜利具有启示性和文明变革的意义：

“我们需要回到存在本身，回到逻各斯，回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回归神圣，回归新的中世纪——因此才能回归帝国、宗教和传统社会结构（阶层、崇拜、精神主导物质等等）。现代性的所有内容：是恶魔主义和退化。没有任何价值，全都应被净化清除。从科学、价值观、哲学、艺术、社会、模式、模型、‘真理’、对存在的理解、到时间和空间，现代性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现代性埋葬了一切。它应被终止。我们会终止它。”

在近代历史上，显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俄国思想：认为一切都是错误的，世界应被彻底根除。我们都知道那导致了什么结果。杜金言论中的一些听起来神秘的内容，当然估计还有他的大胡子，让他获得了跟拉斯普京比肩的机会。但是，杜金真的认为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实践他的世界观吗？

有趣的是，在川普赢得大选之前，像“国家评论”这样有影响力的美国保守派，曾发声表示应警惕俄罗斯的意图，他们特别指出杜金的意识形态将造成的威胁，并称欧亚主义是一种“撒旦崇拜”。现在川普赢了，俄罗斯也牵连进了干预大选的话题，他们竟然不提这件事了。

普京真会听杜金的吗？学者和评论家称：普京圈内有很多人都认真对待杜金的观点，与之相吻合的是，伴随着普京不断发展的威权主义倾向和行动，它们也越来越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杜金2008年站出来支持俄罗斯军队占领格鲁吉亚，并在2014年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不停煽风点火，号召屠杀乌克兰人，吞并曾是沙俄帝国领土的乌克兰。

为了看清杜金具体倡导什么，我们可以看看他1997年的畅销书《地缘政治的基础》。在俄罗斯军队中，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依据外交政策（和杜金自己的言论），本书还被指定为俄罗斯军事学校的教科书。

该书为俄罗斯在21世纪建立欧亚大陆体系勾画了蓝图，同时还提供了打败或使美国保持中立的具体策略。包括通过使用俄罗斯特种部队和不对称战争，开展扰乱及提供假情报的行动，瓦解美国与德法等国的联盟，同时挑起美国国内的动乱分裂。其中特别提倡利用种族关系做文章。在本书第一版的367页，杜金解释道：

“特别重要的是，要将地缘政治的骚乱引入美国国内活动，鼓励各种类型的分离主义以及民族、社会和种族的冲突，主动支持各类持异见的行动——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不同教派，进而破坏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的稳定。由此，支持美国政治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合乎逻辑的了……”

经历了我们这超级分裂的，充满了上述灾难的大选，又要面临着瞠目结舌的调查，看俄罗斯是否干预了我们最珍视的民主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难把杜金的观点弃置一边。川普胜利之后，杜金一定程度上不再将美国粉饰成头号天敌。据报道，因为杜金批评普京实现其世界观的“速度太慢”，两者的关系近期有冷却迹象。但看看当下现实，依旧可以认为普京仍在下一盘欧亚主义主导世界的大棋，他并不会因为维基泄密的那些尴尬邮件而停止。尤其是当下，美国正处于一个较脆弱的时期，也在努力寻找前路和统一的哲学。

谢选骏指出：虽然攻克柏林之后斯大林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是一条德国狗——追随恩格斯及其雇工卡尔马克思。正如列宁也是个德国特务一样，普京也是，而且，普京的师傅竟然追随纳粹的走狗海德格尔，真是没出息透了。难怪普京勾结川普，因为出卖美国的川普家族，也是来自德国的妓院家族。也难怪川普崇拜共产党，专找斯拉夫女人上床铺床铺。它们都是蛇鼠一窝，臭味相投。

谢选骏：林彪和普京都是太监

《为黄俄愚孝正名：普京竟是林彪的私生子！普京祖籍山东你知吗？》（新闻网 2022-03-06）报道：

“普京祖先是中国人”的这类说法很好解决了这种“愚孝”的道德困境，毕竟大家都有“同一个祖宗”。

近日，有网友发现，涉及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荒诞、低劣谣言再度被扒出、传播，而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强行给普京安排了一个“中国爹”、“中国爷爷”，强调普京带有中国血统，是中国人的后代。

网友分享的两个文章主题的搜索结果：

据悉，这类说法早在2014-2016年就有陆续出现，是因为有网民觉得普京与林彪、与一罗姓中国农民长相相似，从而脑洞大开瞎编而成，但显然这种说法迷惑了不少的网民，至今仍有人煞有其事地参与转发，网上也曾有人认真发起提问“普京祖先是中国人是真是假？”

相似的对比照片：

部分段落内容：

鲜为人知的是，罗埔霆除了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中文名字叫罗海德）以外，还育有另外一名儿子罗海仁（俄罗斯名字：亚历山大•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罗海仁与一名来自苏联图瓦地区的姑娘结婚，长子生卒年月不详，死于1963年，幼子罗元平现今生活在中国。——《普京的爷爷原来是中国人——中文名字罗震英》

普京是林彪的儿子。理由有三：1.两人不仅形似，而且神似。2.林彪曾在苏联待过，按时间推算很吻合。3.很多领导也这样说。——《普京是林彪的私生子！？》

 

中文互联网上，一些大肆吹捧、崇拜俄罗斯的网民常被另一些批评者称为“黄俄孝子”，或者将被奉上神坛的俄罗斯调侃为“俄爹”。在近期的俄乌战争期间，部分相关名词甚至遭到了微博禁发。

有网友讽刺“普京祖先是中国人”的这类说法很好解决了这种“愚孝”的道德困境，毕竟大家都有“同一个祖宗”。

谢选骏指出：黄俄人民共和国为何要把林彪和普京扯在一起呢？在我看来，因为这俩矮人都是太监。林彪这个毛狗在长春虐杀了几十万平民，普京这个野种霸占中国的“外东北地区”迄今不还——但他们都是兵痞特务，是党的驯服工具，与遭到阉割的太监无异。

谢选骏：高俅与嫪毐

网文《高俅》报道：

高俅（别名高太尉，？-1126年），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北宋末年奸臣，是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反派人物。

高俅初为苏轼小史，后事枢密都承旨王诜，因为具有很高蹴鞠技术，被端王所赏识。他性情乖巧，善于讨好皇帝，在端王登基后，他很快官至太尉。他仗着皇帝的宠信，私占军营，并将禁军作为私用，不做训练，不顾军纪，致使军政废弛。金军入侵时，宋军大溃，高俅称病逃至开封，后于1126年病死。

高俅

高俅立过什么战功，史书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宋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的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

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此时高俅和刘仲武应该没搭上线。大观二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用《宋史·夏国传》的话来[2]说，就是“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高俅估计也帮忙说了好话。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恃宠营私

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逃过一劫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

《宋史.李若水传》中提到高俅死于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历史结局

历史上高俅不但寿终正寝，而且有三个儿子，都跟他沾光。其中两个儿子一个叫高尧康，一个叫高尧辅。据《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册职官三十六的记载，高俅仿效蔡京提拔儿子的方法，把儿子高尧康由遥郡转为正任，另一个儿子高尧辅由观察使提拔为承宣使。另据《宋史》卷二十一记载高俅还有一个儿子叫高柄，绍兴十七年(1147年)被封为昌国公。

谢选骏指出：高俅与嫪毐，都是凭借“一技之长”登堂入室的下流人物——前者幸存，所以北宋灭亡；后者暴死，所以秦灭六国。这是由于两个王朝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北宋开启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秦朝则进入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了。可惜北宋并不认识这一点，还要自认一统、强充大国，结果不能胜任，落荒而逃，最后灭于蒙古的元朝。而元朝，才是那个匹配与秦朝的大一统——开启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

谢选骏：北极熊不吃肉死不瞑目

搜狐原创《历史上俄罗斯曾三次要求加入北约，实现和解，为何一直被拒绝》（2020-06-26）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主持下，北美和欧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促进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

截至目前，北约有30个成员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以加入北约组织，作为增强国家安全感，参与欧洲事务的重要参与手段。

苏联解体后，转投资本主义阵营的俄罗斯，也曾积极向北约靠拢。甚至连强人普京，也在2001年、2004年和2008年，先后三次要求加入北约，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俄罗斯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军事实力有目共睹，一旦加盟北约，势必使这个欧洲军事组织实力更为强大。再加上普京大帝不惜降下身段三次申请，诚意满满，这种双赢的事情，为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反而将其拒之门外呢？）

一、俄罗斯对欧洲的侵略史。

我们知道，自俄罗斯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对欧洲的侵略和扩张，十次俄土战争，从黑海出海口到巴尔干半岛，都曾沦为沙俄的囊中物。

克里米亚战争，面对英法等欧洲四强的围攻，沙俄虽败犹胜，在南方获取了清朝近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更令欧洲胆寒的是，拿破仑横扫欧洲时，整个欧洲大陆，只有俄罗斯敢于和他叫板。沙俄不仅打败了拿破仑，连巴黎也被俄国人占领。

二战时，强悍的德国所向披靡，也是在苏联人的反击下，才彻底溃败。这就让整个欧洲，对好战成性的北极熊，既敬畏又害怕。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共同防御俄罗斯，在美国的鼓动下，才组建了北约。

二、俄罗斯和欧洲的人种及宗教文化差异。

俄罗斯虽然是东斯拉夫人的后裔，但欧洲人却看不起俄国人，认为被蒙古人统治过数百年的他们，早已不是纯粹高贵的欧洲血统，更多属于同样野蛮好斗的亚洲蒙古人基因。欧洲人常说，撕开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下面就是个蒙古人。

另外，西方是西罗马天主教延续的宗教体系，而俄罗斯却是传承东罗马的东正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差异，也是欧洲将俄罗斯看成一个异类，从心底排斥它的原因。

三、俄罗斯加入北约的目的。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一度向美国献媚，甘愿当美国小弟，加入北约似乎水到渠成。

在一次采访中，普京谈到了他在2000年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俄罗斯加入北约问题进行了探讨。

克林顿对于普京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行呢！不过，在座的美方随行人员却表情紧张，表现极不自然。

这是因为克林顿即将卸任，他的表态已经无法代表美国和整个北约的态度。倒是随行人员的紧张神情，才充分体现了美国和北约的真实态度。

而普京多次表示提出加入北约的意愿，也并非他的本意，由于当时的俄罗斯积贫积弱，刚刚经历了1998年的经济崩溃，还面临着二次车臣战争后严峻的反恐压力，而北约仍然将俄罗斯当成主要的敌人，东扩步伐不断加快。

以当时的俄罗斯，根本无力应对北约东扩围堵带来的压力，为此普京选择了隐忍，以加入北约作为烟雾弹，麻痹北约各国，减缓封堵的压力。

不过在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国力恢复后，普京的态度日益强硬。在北约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发动的颜色革命中，普京都以强硬的手段给予了回击，再也没有提过加入北约的问题了。

四、北约对俄罗斯的担心。

一方面是北约仍然将俄罗斯作为最大的敌人，加紧围堵。另一方面普京口口声声加入北约，却不断制造克里米亚危机、乌东武装冲突和俄格战争。

这也充分暴露了俄国人侵略本性难改的事实，在俄式安全观下，俄罗斯不可能认同北约的集体安全观念，仍然会把势力范围、缓冲区域以及尽量大的疆域，作为维护俄罗斯安全的根本要素。

另一方面，西方普遍担心，俄罗斯加入北约，维护共同安全是假。其真正的阴谋，是扛不住北约的东扩围堵，转而示弱妥协，意图加入北约后，以大国身份瓦解分化北约，从而解孤立之围。

而且俄罗斯那么强大，一旦加入北约，以北极熊的做事风格，肯定不甘于寄人篱下，其位置必然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到那时，北约又将成为美俄角力的另一阵地，原本以俄罗斯为主要敌人的北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只有俄罗斯这个假想敌一直存在，才能确保北约不会解散，欧洲各国才不会脱离美国的掌控，所以说，无论普京打什么算盘，想要加入北约，都会被拒绝。

（参考资料：《俄美分歧及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探析》）

谢选骏指出：地球暖化，北极熊即将灭绝了，但是它临死之前也还是要吃肉，否则死不瞑目。俄罗斯也是一样，患有严重的冬季忧郁症，不侵掠就生不如死，所以它必须折腾，不停喝酒，不断作死。

谢选骏：独裁者都憎恨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想用奴役和战争消灭他们

《2020 世界人权报告·中国对全球人权的威胁》（2019年6月4日 肯尼思·罗斯）报道：

北京的思路

不受约束的监控国家

中国作为富裕专制的榜样

中国对全球规范的进攻

推动者

中国力量的要素

颠覆联合国

全球审查

迎接挑战

切断网路让批评者闭嘴

 “我住在哪里，拿哪个国家的护照都不重要。[中国当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吓我，而我完全无法反抗。”

中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根本威胁。而它的反击则成为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根本威胁。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因为害怕政治自由撼动它的政权，建构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以及精密的互联网内容审查系统，监测并压制所有公开的批评言论。在海外，中国利用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打击批评者，对人权保障体系发动自该体系于20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前所未见的强烈攻势。

北京长期致力构筑“防火长城”，防止中国人民接触任何来自海外的批评政府言论。政府现在更打紧打击批评者本人，不论他们是代表外国政府或受雇于外国企业或大学，抑或是通过实体或虚拟途径参与公开抗议。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政府，把一百万少数民族关起来强制灌输思想，任何人胆敢指责它这种高压统治就要被它攻击。尽管也有别的国家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但没有一个政府如此坚决有力地伸展政治肌肉，破坏可能向它追责的国际人权标准和机构。

如果任其横行，北京的行动可能带我们走向一个反乌托邦，到那时，人人都难逃中国审查，羼弱的国际人权体系不再能制衡政府的压迫。

确实，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当今对人权的唯一威胁，由人权观察《2020世界人权报告》即可看出。在许多武装冲突中，例如叙利亚和也门，交战各方常公然漠视为保护平民免于战火蹂躏而订立的国际准则，例如禁用化学武器和禁止轰击医院。

其他地方，独裁的民粹主义者靠著妖魔化少数群体攫取政权，继而为保住权力而破坏各种制衡力量，例如独立记者、法官和维权人士。有些领导人，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等，对遭中国破坏的同一套国际人权法加框设限，以敢于主张所有政府都应受同样标准拘束的“全球主义者”为假想敌煽动群众。

有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过去至少在某些时候足以作为捍卫人权的后盾，现在大多背弃理念。另一些国家因为面临国内的挑战，只能偶而出手护卫。

不过即使在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反人权举措的范围与影响仍十分突出。其结果是人权理念的“完美风暴”──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一伙臭味相投的统治者，原本可能站在人权一边的国家陷入领导真空，还有一批令人失望的民主国家嘴里崇尚人权却乐于贩卖绞杀人权体系的工具。

北京的思路

北京攻击人权的动机源自其统治地位依赖镇压而非人民同意的脆弱本质。尽管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傲人增长，但主要是由十几亿人民终获解脱而自力脱贫所带动，中国共产党害怕自己的人民。

对外自诩有能力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骨子里非常担心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脱离束缚的后果，因此很怕让自己面对公众检视。

其结果是，北京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基于政治自由而来的公共参与和辩论。由于没有真正选举，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于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民众向政府问责。但不论是鼓吹“中国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大肆宣扬见仁见智的反贪腐工作，都难以改变前述基本现实。

习近平主席的治理，造成中国数十年来最普遍、最残暴的压迫。近年来小幅度开放人民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空间，全都被坚决封堵。公民团体全被查禁。独立新闻媒体片甲不留。网络交流大受限制，代之以统一指挥的逢迎谄媚。少数民族和宗教遭到严酷迫害。法治的微小进步前功尽弃，退回中共传统的”以法管治”。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有限自由也岌岌可危。

习近平已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建立无耻的个人崇拜，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宣传“习近平思想”，并提出建设一个强大但专制国家的宏大远景。为了确保它能继续将自身权力置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欲求之上，中共展开对政治自由的坚决打击，让民众除了服从党的领导之外别无他想。

不受约束的监控国家

甚于任何其他政府，北京已将科技作为其镇压的核心。一个噩梦般的系统已在新疆建成，中国西北这个地区存在著大约1,300万穆斯林──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突厥裔少数民族──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最具侵犯性的大众监视系统。中国共产党一向极力监视人民中的任何异议迹象，但不断增强的经济手段和技术能力的结合，已演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监控政权。

它表面上的目的是防止几年前发生的少数几件据说由分裂主义分子犯下的暴力攻击再次发生，但它的运作强度远超过任何可预见的安全威胁。当局动员一百万党政干部做不速之“客”，定期“访问”并且留宿在部分穆斯林家庭进行监视。他们的工作是查探并举报“问题”，例如是否有人在家里祈祷或表现出虔信伊斯兰的行为，和海外亲属联系，或者那怕一点点不忠于共产党的迹象。

这种人盯人监控还只是冰山一角，是一场数字大戏的类比式前奏。把国际公认的隐私权抛在一边，中国政府在全区每个角落安装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摄像头，利用手机应用程序输入人工观察和电子化检查站取得的数据，并对所获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

如此汇集的数据被当局用来决定哪些人应被拘捕接受“再教育”。这项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任意拘押行动，导致至少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被剥夺自由，强迫接受无限期的监禁与思想灌输。大量监禁又造成无数“孤儿”──双亲被拘押的儿童──他们现在被送到学校或公营孤儿院，同样接受思想灌输。新疆一般学校的儿童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政治思想训练。

这些措施显然是要剥除穆斯林原有的信仰、民族认同或独立的政治观点。在押人员想要重获自由，必须令监管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成为说汉语、扬弃伊斯兰教的习近平与中共信徒。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反映一种极权主义冲动，总想要改造人民的思想，直到他们接受党的无上领导地位。

中国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建立类似的监控和改造系统。其中最出名的是“社会信用体系”，政府说要利用它来惩罚不良行为，例如不守交通规则、拖欠法庭费用，同时奖励优良行为。人们的“信用”──由政府评估──决定他们能否取得所欲的社会财，例如在宜居城市生活、送孩子就读私立学校或搭乘飞机、高铁旅行的权利。目前政治性指标尚未纳进系统，但随时可以加入。

可怕的是，这种监控性国家机器还可以对外输出。很少国家有能力调动像中国在新疆部署的庞大人力，但相关技术已是现成可得，吸引那些不重视隐私保护的国家，例如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和津巴布韦。出售这种侵犯人权系统的不是只有中国企业──也包括德国、以色列和英国企业──但中国的平价产品对于想要模仿其监控模式的国家而言更具吸引力。

中国作为富裕专制的榜样

许多独裁者都对中国投以羡慕眼光，因为它结合了成功的经济发展、高速的现代化和表面上极为稳固的政权，非常诱人。不但没有受到全球排挤，中国政府反而迷倒世界，其非民选领导人所到之处都被奉为上宾，且经常主办各项国际盛会，例如2022冬季奥运。目的是把中国描绘为开放、好客又强大的国家，即使它正朝向残酷的独裁统治沉沦。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具有权利意识的中产阶级。基于这个迷思，我们不需要去谴责北京的高压统治，只要跟它作生意就好。

时至今日，几乎已不再有人相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但许多国家又找到新的方式为现状辩护。它们继续以追求中国的经济机遇为首要目标，而且不再假称它是促进中国尊重人民权利的一种策略。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可以强化专制独裁，使它得到巩固政权的工具──不惜代价维护权力，从雇用更多的安全人员到维护审查制度和建立全方位的监控性国家机器。支撑独裁统治的资源如此庞大，足以抹杀全中国人民过问政府施政的能力。

上述各种发展听在全世界独裁者的耳中有如天籁。他们的统治，我们若想到中国便可能相信，不需要自由的辩论和竞争性选举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可以带来繁荣。甭管历史上不受问责的政府多半导致经济凋蔽。

虽然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常被独裁统治的支持者拿来说嘴，但更多的独裁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的马度罗、埃及的塞西、苏丹的巴席尔或赤道几内亚的姆巴索戈──把国家带向了衰败。不受问责的政府总是重视自己的私欲超过人民的利益。他们偏袒自己的权力、家族和附庸。常见的结果是怠忽职守、经济停滞、长期贫困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公共卫生危机、乃至经济崩溃。

即使在中国，不受问责的政府体制也不容许那些被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甩在后头的人发声。官员吹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以言论审查屏蔽有关不断扩大的所得差距、歧视性的公共福利、选择性的反贪起诉以及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是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等信息。他们极力掩饰国内巨型基建项目伴随著强迫拆迁、流离失所和人员伤亡，以及食物和药物不安全且缺乏管制造成受害者终身病痛。他们甚至故意低估身心障碍者的人数。

况且，只要稍微回顾中国当代史，就不难发现政府不受问责所导致的巨大人命损失。今天高倡中国奇迹的这个政党，就是不久前发动灾难性的文革、大跃进夺走几千万人性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对全球规范的进攻

为避免在国内压迫人权招致全球反弹，中国政府正试图破坏维护人权的国际制度。中国当局过去一向抵制来自外国的人权关注，指责其侵犯中国主权，但在做法上相对温和。现在，中国开始胁迫其他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对它表示赞赏，并且跟著它一起向国际人权体系发动进攻。

北京似乎正在按部就班地将依赖其援助或贸易的国家组成它的啦啦队。只要跟它作对就可能受到报复，例如瑞典就曾被中国威胁，因为有瑞典民间团体颁奖表扬出版批评中国政府书籍而遭中国逮捕并强迫失踪的（瑞典籍）香港书商。

北京的取径与国际人权的宗旨背道而驰。当别人看到有人受迫害必须维权，中国统治者看到的却是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中国政府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使联合国转身背弃遭俄叙联军无区别空袭的叙利亚平民、遭缅甸军方烧杀掳掠的罗兴亚穆斯林，遭沙特为首联军轰炸及封锁的也门平民，以及因为马杜罗纵容贪腐而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委内瑞拉人民。在以上所有事件中，北京总是宁愿坐视受害者自生自灭也不愿立下维护人权的先例，以免自己的高压统治未来同样遭遇挑战。

北京的方法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细腻。中国政府接受多项国际人权条约，随后设法加以重新诠释或阻碍其执行。它逐渐擅于在表面上配合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实际上极力阻挠坦诚的讨论。它不让国内异议人士出国，也拒绝重要国际专家入境；他发动盟邦（其中许多国家本身也以高压统治出名）为它唱赞歌，而且经常睁眼说瞎话。

即使是经济权利，北京也不希望让它的进展受到独立评估，因为独立评估重视的不是它的首选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是要测度中国的最弱势群体，包括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农村留守人员的生活情形。北京当然也不希望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独立评估，因为尊重这些权利将建立起它视同洪水猛兽的问责制──对公民维权人士、独立新闻工作者、政党和独立法官负责，以及自由公平的选举。

推动者

这场对人权的全球性攻击虽由中国主导，但不乏有志一同的共犯。他们当中包含一群专制、独裁政权和君主国家，高度热中于破坏可能向他们追责的人权体系。他们还包括一些表面上致力人权但更垂涎中国财富的政府、企业甚至学术机构。

更糟的是，过去经常坚定捍卫人权的几个国家失去了行动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拥抱友善的独裁者，胜于护卫他们不屑一顾的人权标准。欧洲联盟在英国脱欧冲击、民族主义成员国作梗和移民问题导致分裂之下，很难再对人权问题发出强有力的一致呼声。就算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玻利维亚、俄罗斯和香港人民都为了争取人权、民主、法治走上街头，汇成激动人心的全球抗争浪潮，民主国家多半也只做出冷淡且选择性的支持。这种言行不一，让中国更容易主张对其人权记录的质疑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原则。

面对中国的高压统治，很少人打破沉默。在7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首次有多达25个国家共同对新疆的超常镇压表示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害怕激怒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按照惯例在理事会议上朗读声明。相反地，这群揪团自保的国家仅仅用书面提交了联合声明。虽然这种情况在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有所改变，由英国政府代表同一群盟邦宣读另一类似声明，但起初的犹豫足以表明，即使最坚决的国家也非常不愿意正面挑战中国。正是这种胆怯，造成中国广泛侵犯人权却能在国际圈子里不受追责。

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巴不得拥抱北京。为回应前述两次集体责难，中国政府组织了它自己的联合声明，大言不惭地称赞中国在新疆推动“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举措”，使当地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多达54国政府连署，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如俄罗斯、叙利亚、朝鲜、缅甸、白罗斯、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这群高压统治的政府可能没有多少信誉，但光凭其数目就足以说明少数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将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斗。

人们原本期待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由5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组成的团体──能为受迫害的新疆穆斯林仗义执言，就像他们抗议缅甸军方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种族清洗一样。那知道，伊合组织反而发表了谄媚文章，盛赞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巴基斯坦──尽管作为伊合组织协调员应有责任大声抗议对穆斯林的虐待──也大力支持这种做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支持由联合国对新疆进行独立评估，卡塔尔则退出了中国的反声明。总体而言，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约有一半拒绝接受中国粉饰在新疆所作所为的企图──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比起如此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实在远远不够。

伊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不愿挑战北京的国家还应邀访问新疆，参加中国政府为反制外界批评它拘押穆斯林而组织的宣传行程。如同一座用假信息构筑的长城，中国当局竟指鹿为马，将大规模剥夺自由说成“职业培训”活动，然后安排外交官和记者访问团去采访一些“培训学员”。这些与穆斯林囚犯自由交谈的难得机会，马上戳破了官方说法。刻意安排的表演常常太过荒唐可笑反而露饀，例如强迫一群囚犯唱英语童谣《若你感到快乐就拍拍手》。

这些徒具形式的访问团不是为了令人信服，只是为这些不批评北京的政府制造借口，做为它们冷漠无情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到中国访问的世界领袖们，包括那些自诩拥护人权的，表现也不是太好。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9年11月访华，却没有公开提出人权问题。访华领袖们总是说他们会在私下场合与中国官员讨论人权，做为公开保持沉默的借口。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幕后途径真能起到任何作用。

光靠静默外交，无法令一个寻求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值得尊敬成员的国家感到羞愧。反之，官员们面带微笑的照片加上对人权的公然沉默，只会让世界──以及，最重要的是，真正能推动变革的中国人民──感到这些访华贵宾对北京的高压政策漠不关心。

中国力量的要素

中国当局能够有计划地反击外界对它的人权责难，一部分是靠着集结它的经济影响力。没有任何中国企业有能力忽视中共的指令，因此当中共下令对某个批评北京的国家实施惩罚────例如停止采购该国产品──中国企业只能选择遵照办理。于是，任何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政府或企业如果公开反对北京镇压，它将面临的不是一家一家的中国公司决定如何应对，而是中央的统一指挥，使它冒着丢掉整个中国市场──占世界经济百分之16──的风险。举个例子，休斯顿火箭队总管因为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而激怒中国政府之后，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在中国的所有11家官方商业伙伴──包括旅游网站、牛奶生产商和连锁速食店──马上中断与它合作。

特朗普政府是少数敢于对抗中国的政府之一，最有效的证明就是它在2019年10月将新疆公安厅和八家中国科技公司列为侵犯人权共犯而予以制裁。但美国官员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强硬发言常被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不时赞扬习近平和其他较友善的独裁者，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埃及的塞西和沙特阿拉伯的本・萨勒曼，更别提特朗普政府本身违反人权的国内政策，例如在美墨边境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的残忍和非法行为。

这种不一致使北京更容易轻视来自华盛顿的人权批评。此外，特朗普政府为维护以色列而错误地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捍卫人权的核心机构施展更大影响力铺平了道路。

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它是一项数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和投资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取得70个国家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由于其他投资方经常缺席，“一带一路”为中国争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尽管中国以各种欺骗手段将成本转嫁到它声称要援助的国家。

中国的操作方法通常会导致“受益国”的威权体制得到强化。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可能因工程项目受损害的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表达意见。部分项目通过枱面下交易达成协议，成为贪腐温床。有时，它们让统治菁英从中得利又巩固权力，却让人民背负沉重的债务。

有些“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恶名昭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中国取得99年的使用权；肯尼亚政府为偿还修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的贷款，打算强迫货运业者加以利用，放弃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选项。有些国家，包括孟加拉、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经开始退出“一带一路”项目，因为它们缺乏经济效益。但大多数陷入困境的债务国仍渴望继续博得北京的恩宠。

因此，“一带一路”的贷款实际上并非“无条件”，而是企图将一套必须支持中国反人权议程的政治条件强加于人。它意味着在中国对内镇压面前保持沉默甚至鼓掌叫好，以及为北京破坏国际人权机构提供协助。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者，他在访问北京时对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发，该国外交官则对“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达无以复加的赞赏。同样的，喀麦隆获得中国免除数百万美元债务之后，随即发言谄媚北京：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充分维护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官方发展银行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缺乏必要的人权保障措施。中国出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现也好不了多少。它的政策要求在资助项目中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并应纳入社会和环境标准，但没有要求银行查明并解决人权风险。该银行的74个成员国中，有许多号称尊重人权的政府：欧盟多数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颠覆联合国

我们原本以为这个机构可以在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保护我们。但它没什么不同。──中国人权捍卫者谈联合国，日内瓦，2016年6月

中国政府对于外界在国内人权问题上施压非常敏感，因此向来毫不犹豫在国际论坛上极力保护自己的形象。联合国以促进普世人权为核心宗旨之一，自然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它的压力已经达到最高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通常会反对几乎所有批评特定国家的人权议案，除非把内容淡化到相关政府可以接受的程度。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和白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中国还试图扭曲国际人权框架，主张经济发展先于尊重人权，倡导“合作共赢”（后来改为“互利合作”），将人权表述为自愿合作而非法律义务的问题。

当中国的人权记录于2018年到2019年在人权理事会接受例行审议时，中国官员威胁持批判立场的各国代表团，同时鼓励友好国家多提肯定意见。北京还在专为公民社会团体保留的发言名单中塞进许多官方背景的团体，为它的人权记录擦脂抹粉。同时，中国外交官向审查机构提供显然不实的信息，威胁各国代表团如果出席关于新疆虐待问题的小组会议就要承担严重后果，并且企图阻止关注新疆的民间组织在理事会发言。此外，中国当局还在联合国议事厅外举办大型图片展，描绘维吾尔人多么幸福而且感激政府。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政府极力避免它在新疆的作为成为讨论议题。中国常与俄罗斯并肩合作，日益积极利用它的否决权防范安理会对人权问题采取行动。例如，尽管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已经建议对缅甸军方高层涉嫌种族灭绝罪进行侦查起诉，北京仍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对缅甸施压。安理会只是要讨论委内瑞拉人道危机，就遭到中、俄共同反对──虽然并未成功。9月，当3百万平民面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机无区别轰炸，中国却加入俄罗斯以否决权阻止安理会提出停火要求。

全球审查

我们自己检查自己。…[参加学生沙龙的] 每个人都害怕。光是这种恐惧，我认为制造这种恐惧，真的有用。

──—大学生，温哥华，2018年6月

除了长期性的措施，例如审查对外国媒体网站的访问，限制海外来源向国内公民社会团体提供资金以及拒绝向学者和其他人签发签证之外，北京还充分利用企业的营利动机，将审查制度扩大到国外评论者 。近年来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企业接二连三屈服于北京的指责，或为员工批评中国的言行认错。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威胁要解雇支持或参与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的员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不知道”新疆有成千上万穆斯林被拘押的报道，尽管大众汽车早在2012年就在新疆建厂。万豪酒店开除一名社交媒体账号管理员，因为他在推特上对一则称赞该公司将西藏视为国家的推文点赞，该公司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错误。” 会计巨头普华永道否认香港报纸刊出的支持民主抗争声明代表该公司立场，据说该声明是由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员工集资买下版面。好莱坞电影为避免中国敏感内容而自我审查的例子日益常见，例如1986年《壮志凌云》（台译《捍卫战士》）的最新续集中，台湾国旗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飞行员夹克上消失。

这份名单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说明能在中国引发众声怒责的事物可以多么微不足道。即使“防火长城”已让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海外不见意见，即使中共已投入大量资源审查国内社交媒体、并在上面大做宣传，中国的有力行动者仍然一见外国批评就火冒三丈。考虑到这种敏感性，即使北京没有下令，渴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往往也会约束自己和员工的舌头。

其次，它说明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成为全球性威胁。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不得不遵守审查制度，这已经很糟。如果连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员工和客户也被强加审查制度，岂不更可怕。我们不能再假装中国压制独立言论只是它的家务事。

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出现。为了维持通常缴纳全额学费的中国留学生来源，大学很容易找借口避免造成他们不悦。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有亲北京学生企图阻挠有关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权问题的校园活动。或者有些中国学生很想参加有关国内禁忌话题的校园辩论，但因为担心被人向中国当局举报而却步。各大学碰到这种情况很少公开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种趋势只会更恶化，因为北京刻意吸收海外中国公民做它的传声筒，互相监视举报对习近平统治的任何异议。例如，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曾接见一群马里兰大学学生，赞扬他们谴责一名在毕业典礼致词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当局还经常威胁海外异议人士的国内亲属，逼迫他们停止批评保持沉默。温哥华一名科技业顾问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我父母的退休福利、他们的健康保险都会被取消掉。”多伦多一名中文报纸记者的父母在中国因为她的工作而受到骚扰，她说：“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我无法自由报道。”

随着中国技术向海外扩展，审查制度也成为一种威胁。微信（一种结合手机短信应用程序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海内外华人圈广泛流行）会审查政治信息，并可基于政治理由封锁帐户，即使用户位于中国境外也一样。

迎接挑战

巨大的威胁需要等量的回应──在北京迎头攻击下维护世界人权，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虽然中国政府势力强大又敌视人权，但它作为全球人权威胁的崛起并非不可阻挡。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彻底摆脱傲慢自满和因循苟且，需要所有仍然相信一个以人权为重的世界秩序的人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回应。

各国政府、企业、大学、国际机构和其他人都必须与那些为维护自己权利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作为首要原则，任何人都不应将中国政府等同于中国人民，否则就是将政府滥权归咎于被剥夺了选择权的全体人民。相反地，各国政府应支持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并公开表明，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北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正如各国政府已不再提倡只靠贸易就能促进中国人权这种一厢情愿的假想，同样应当扬弃的是静默外交有用这种自我安慰的错误观点。当这些政要声称访华时曾经讨论中国人权纪录，应该追问的是中国人民──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有没有听见他们的讨论。人民因为这次访问感到鼓舞还是幻灭？他们听见了同情与关切的话语，还是只看到签订更多商业合同的照片？如果能定期、公开指责北京进行镇压，各国政府将能拉高侵犯人权的成本，同时让受害者获得力量。

驳斥这种中国模式，即政治高压下的经济增长，只需要指出不负责任统治的风险，例如中国被抛在后面的数千万人口，或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对国家的重创。另一异曲同工的方法是，提醒大家注意世界各地独裁者如何声称服务人民实为图利自己。

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为中国的“无条件”贷款和发展援助提供令人信服的、尊重人权的替代方案。它们应该利用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的成员身份，推动在开发过程中追求最高人权标准，而非促成全球竞相向下看齐。

致力促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该敏于察觉“中国例外论”隐涵的双重标准，避免不知不觉受到影响，使北京可以推卸侵犯人权的责任，比它贫穷弱小的国家却要面对质疑。如果这些国家要求缅甸官员为其虐待穆斯林的行为负责，为何中国官员不必？如果它们关切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用金钱收买合法性的作为，为何不关切中国的同样作为呢？如果它们鼓励有关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侵犯人权的辩论，为何忽略中国呢？它们正确地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界将儿童与父母无情拆散，为何不同样质疑中国政府在新疆将儿童与父母拆散呢？

各国政府应郑重抵制中国以分而治之的战略确保其压迫获得默许。任何一个国家若单独面对寻求中国经济机会或高声反对中国压迫的抉择，多半会选择装聋作哑。但是，如果各国政府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对人权的蔑视，力量对比就会不同。例如，如果伊斯兰合作组织对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发出抗议，北京就要一次报复57个国家。中国经济不可能抗衡整个世界。

同样道理，各公司和各大学应该制定实施与中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强有力的共同标准将使北京更加难以孤立那些挺身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机构。建立标准还可以让原则问题成为机构公共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也就更容易向这些机构提出要求，不可为争取中国商机而屈服于它的审查制度，而且绝对不能靠中国的侵权行为获益或助纣为虐。各国政府应严格监管有助提升中国大规模监控和镇压能力的技术，并应加强隐私保护以防监控系统扩散。

各大学尤其应该提供空间，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可以研究和批评中国政府，不必担心受到监视或举报。大学绝不能容忍北京压制任何学生或学者的学术自由。

除了发表声明外，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当加倍进行跨区域的宣导工作，以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议成立实况调查团，让全世界了解新疆的现况。各国也应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疆问题，让中国官员了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更根本的问题是，联合国会员国和高级官员应捍卫联合国作为人权的独立声音。例如，在联合国成立实况调查团之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专家的报告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成功让联合国在人权议题上失去作用，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也不应继续将中国视为可敬的伙伴。对中国官员的红地毯待遇应以人权的实际进展为前提。进行国事访问，应公开表达让联合国调查员自由进入新疆的要求。必须让中国官员感觉到，只要他们继续压迫自己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得到他们渴望的尊重。

更明确地说，凡是直接参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的中国官员，都应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们的外国银行帐户应该被冻结。他们应该担心自己的罪行可能受到法办。此外，在新疆兴建或协助营运拘留所的中国公司，以及任何利用囚犯劳动或提供监视设备和大数据处理的公司，都应予以揭发并施压促其停止。

最后，全世界应该认识到习近平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调言论，其实是一种威胁──北京所定义并容忍的世界人权愿景。各界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否定并重塑国际人权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相信每个人的尊严都值得受到尊重──无论是否危及官方利益，国家都不能对人民为所欲为。

除非我们想回到一个人民任由主子玩弄摆布的时代，否则就必须抵制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攻击。该是表明立场的时候了。数十年的人权进步正危在旦夕。

网民嚎叫：

全球几乎都停飞了，空姐没事干，就跟普丁开会，看看坐在他身边的美女，怎样的眼光看他。他现在不敢跟俄罗斯男人们如此贴近，懦夫。那些前线战士们许多根本不知道是来跟乌克兰打仗的，无数俄罗斯母亲因此失去儿子，无数女孩子失去男友，这帮子开会的女性，知道吗？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网民，不知“独裁者的内心悲催”——他们拥有整个世界，却不得不失去自己！面对衰老和死亡，他们比亿万富翁还要悲伤绝望，所以无限憎恨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想用奴役和战争消灭他们！只有这样，独裁者及其狗腿才有可能“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