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网文《闲话德国：古滕贝格和毕升》报道：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

毕升大约出生于公元970年。作为印刷铺的工人，他对雕版印刷的艰辛深有体会，于是琢磨着如何用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有一次他看着两个儿子玩儿过家家，用泥做成小人儿和动物，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由此得到灵感。毕升用胶泥做成小方块，在上面刻字，用火烧硬。常用字备上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同一版的重复使用。排版时用带框的铁板作底，敷上一层药剂，把活字放入框内，排满一框是一版，用火烧烤，药剂融化，按上平板，药剂凝固后版型制作完毕。印刷之后，活字放入木盒，以备下次使用。

雕版印刷是一件苦差事

活字的投入大大简化了印刷，但胶泥以及后来的木活字有明显不足：它们不够结实，不均匀，边缘不够清晰。也许制作几千个活字使毕升筋疲力尽，反正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使自己的发明更加完美，达到足以投入市场的成熟度。

一系列小发明直到突破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1447年，距离实现技术突破还有三年，他贷款建立了作坊，雇了20名员工。古滕贝格的活字是铅合金材料。他还发明了一个小巧的铸字盒，将液体的合金压制成一般大小的字模。他按照榨葡萄器的原理研制出印刷机。铅合金的字模能够承受印刷机的压力，因此可重复使用。不过，与毕升的几千汉字相比，古藤贝格只需制作26个字母的字模。

古滕贝格亲手印刷的圣经

1452年开始用新技术印刷的圣经成为欧洲的抢手货，连教皇都对其赞不绝口。今天在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当时印刷的圣经仍然清晰如初。发明家的精神和商业头脑给古滕贝格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因此而受益：当他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时，古滕贝格的印刷术已经传遍全欧洲。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很快成为畅销书。没有古滕贝格，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想象。

印刷术从东方传入西方吗？

还剩下一个问题：古滕贝格是在毕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在对毕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明了类似的但是更完美的技术？中国人一般认为毕升的印刷术流传到了德国。百度百科在"毕升"词条下写着："从13到19世纪，毕升发明的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在德国至少有争议。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的麦瓦尔德博士说，古滕贝格制作活字模的技术与毕升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印刷术像造纸技术一样由东方传到西方。"

位于美因茨的古滕贝格博物馆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人也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欧洲人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了纸张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其他伟大的发明也大同小异：中国人最早使用指南针，但欧洲人用它征服了世界；中国的炼丹师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偶然发明了火药，英国人由此制作大炮，并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首次投入使用，给德、法、西联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大炮的使用为骑士阶层敲响了丧钟，因为挥刀舞剑的骑士只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卡尔·马克思曾经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位中国人无比敬仰的大胡子德国人竟然没有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

马克思不认为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功劳

由此可见，谁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的崛起》（sohu 2017-01-25）报道：

（按：本文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全面关注、搜集、梳理并著述域外古代印章的学者。本文为其新著《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集》的序言，本刊转載时作者做了一些修改。鉴于篇幅原因，我们没有使用原文的大量插图和严谨详实的注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敬请移步至纸书。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概述

印章是今天中外人们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 “玺” 或 “章” ，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 “muhr” 一词；古埃及则曾使用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 “玺” 、 “章” 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既可以在特定的载体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最后，我们们将依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作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 “富饶新月” 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业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了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公元前7000年前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既 “富饶新月” 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SabiAbyad）、艾恩·俄凯克（Ain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纹身或染色。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和艾恩·俄凯克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萨比·阿布亚德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上下文，杜伊斯特玛特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萨比·阿布亚德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到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艾恩·俄凯克 出土的封泥可以和萨比·阿布亚德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公元前6000-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近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同，这显然是落后向先进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杜姆兹特佩（Domuztepe）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杜姆兹特佩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型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像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3000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既从两河流域南部，迪亚拉（Diyala）河谷到波斯湾，伊朗东南，并一直延伸到 特佩亚黑亚（TepeYahya）的杰米迭特·那瑟尔（JemdetNasr）交互作用域；和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麓向南延伸到赫尔曼德（Helmand）地区中心和奎塔河谷（Quettavalley）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特佩亚黑亚和其附近的夏赫达德（Shahdad），以及赫尔曼德地区的夏赫勒-伊·索科塔（Shahr-iSokhta）均发现了滚印，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祗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祗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带印和方形牌印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既是最好的证明。公元前3300-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夏赫勒-伊·索科塔也有出土，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赫尔曼德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的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外来的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过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身上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埃里都（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至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玛干（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主要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过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也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至公元前2300年后则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41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型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同时，在BMAC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游牧文化——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 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纽圆形平面印章，既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延用。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来源则是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和圆板穿带印章。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公元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

在西亚，公元前九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型平面印章，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祗徽记为主。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的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即不再生产。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 “希腊化” 。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戴印章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祗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湿婆相关的题材。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亦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型、半算珠型和戒圈型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的官印戳记，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12-184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型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了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

在公元二至七世纪里中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 “Silk Road印” 中，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既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

关于中国古玺的崛起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 BMAC）文化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费兹吉拉德-胡伯尔则观察到巴克特利亚BMAC文化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萨尔瓦多里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并归在BMAC文化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具体表达精准乃至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了三千年。其使用之广度，以及艺术之精湛，流风所至，影响之广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两千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耽诃），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七到五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 “龙钮玉印” ，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 “龙” 或 “蜀” 、 “鹿” 、 “虎” 和 “鹰” ，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有出土同类器物，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如出一辙。此两器大小接近，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市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表现手法，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錾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是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 “实” 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