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咖啡是自由的开端

《县城咖啡馆里，年轻人正扎堆复制“北上广”（三联生活实验室 2022-10-19）报道：

近两年，大城市的年轻人一卷不动，就想回老家。一想回老家，就想在县城开咖啡馆。

他们以为，这样既能岁月静好，又能延续自己的大城市时髦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还能拯救一批想在家门口喝个咖啡的县城青年。

确实，在县城，不是你想喝咖啡就能喝到的。

所以，在没有咖啡馆的县城里，年轻人才会哭着喊着要“某幸”——在更多的小县城，楼可能盖起来了，开发区也奔着大城市复制了，但像样的咖啡馆，还不在咱的五年规划里。

你只能找到一家类似“上岛”的咖啡厅。在这里，只有你以为自己是来喝咖啡的，进去以后，发现所有人包括桌椅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四人桌是标配，方便多人聚会；来消费的人，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咖啡的苦，他们更热衷糖浆风味的甜；甜不甜的其实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有个高级一点的地方遛娃了。辅导孩子作业的、在桌游上厮杀的、扎堆打王者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棋牌室。

有的店主，为了留住县城咖啡客，也不得不以炸鸡为主，咖啡为辅。

在大城市的你已经把咖啡当水了，在县城，咖啡才刚来。咖啡和县城，这段刚刚开始的关系，正经历着像恋爱刚开始一样的磨合期，又新鲜，又尴尬。

在18线小县城，想要喝杯非速溶的“真咖啡”，真的不容易。

古琦是典型的咖啡重瘾患者，每次回老家平度都得带足量的挂耳。妈妈经常会唠叨她：老贵的涮锅水有什么必要？家里还有雀巢，怎么就不能对付一口。

当挂耳告罄时，古琦体内的咖啡欲望愈发强烈——大城市给你养成的瘾，在小县城随时可能发作。“咖啡瘾上来了，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想喝点纯的。”

实在忍不了了，古琦只能在KFC，一边忍受打王者的小学生，一边买杯15元的水咖过瘾。

但这次国庆回家，古琦意外发现，县城有了家正儿八经的咖啡厅。

这家叫“八月”的咖啡馆，招牌朴实无华地隐没在小区广告里。整体有点“上岛情调”——里面不光卖咖啡，还主打西餐与调酒，严格来说应该是咖啡西餐厅。

通往二楼的墙上，整齐码放着已经落灰的酒吧下岗再就业的爆款空瓶，将气氛烘托出了一种丽江范儿的怀旧感。

二楼迎面就是一堵心愿墙，上面贴满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间值得”的爆款标语。

点单时，店员问古琦：喝甜的还是苦的？

“在北京，他们会问你要喝什么风味的豆子。到了小城，一切从简，咖啡就是苦和甜。”

古琦点了一杯“苦”咖啡——拿铁，不加糖。

在县城，喝咖啡永远不是目的。在古琦看来，这里更像是当地的“信息交换中心”，只是乡亲们手中的瓜子，现在变成了咖啡。

在县城咖啡馆的下午，古琦能轻易从隔壁桌的聊天中，知道这里最核心的“八卦”。“旁边那桌老姐们，聊一次天能轮番聊到十个亲戚。在这里，你虽一个人，却感觉参与了无数人的生活。”

古琦感觉自己顿悟了大城市的人常说的“附近性”——这种一线城市还在寻找、重建的生活哲学，她在县城轻易获得了。

以前只能在奶茶店约会的情侣们，也开始转战县城咖啡馆了。

北漂归乡的陈旭，在老家的第一段爱情几乎是和一家精品咖啡馆同时画上句号的。

这家咖啡馆开在离陈旭家500米的地方，特点是人少，没有孩子扎堆。

某县城咖啡的图书角

但因为装修过于时髦，并不受县城人的欢迎。“装修使用大面积的水泥裸墙，就是网上说的‘叙利亚风’。一面书架上塞满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历代后妃》《西游记》之类的旧书，路过的人都是扒窗户看看就走了。”

咖啡馆有一面落地窗，有模有样地收纳着街景，在陈旭看来，这是一线城市网红店才有的浪漫，很适合相亲。

“第一次约会，我们聊印象派艺术，聊80年代文学，聊这个县城里没有的东西。”

陈旭记得当时店里的背景乐：我希望花开是你叶落是你 白首不相离 我不爱你谁爱你 该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

“以前我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土，但是当时感觉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声。”陈旭说道。

然而，春天还没来的时候，这家县城咖啡馆就倒闭了，陈旭和她的故事也在那个冬天画上了句号。

北漂美食编辑木木在老家咖啡店也总能遇到相亲的人。“有对男女因为无话可聊，就扯到了咖啡。无奈俩人咖啡知识都比较匮乏，说着说着就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除了处对象，家门口的咖啡馆也代表与大城市对齐的时髦。

大怪兽是郯城少有的咖啡女孩，她每天要在不同的咖啡馆喝2、3杯纯咖啡。

“以咖会友”是大怪兽喜欢咖啡的主要原因。

平日里，除了午休时和同事一起在咖啡厅饮咖吃饭，晚上下班，她还会邀约朋友去县里新开的移动咖啡车前再喝一杯。

这里都是露营桌椅组成的散台，坐满了刚下班的年轻人，有人专门带着扑克、吉他和其他消遣的玩意。

“大家坐在路边听音乐喝咖啡聊天，看人来人往。”在社交局限的小城，咖啡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们乐意花钱支持老家的新店，“希望它们活下去，这样老家能跟大城市一样时髦了。”

小城开了星巴克或者瑞幸，大家首先会质疑真假

去年，星巴克在木木的老家枣庄市区开业，是城中大事。“你能感受到那股新奇劲儿，大家不光喝饮料还流行外带甜品，这是有档次的表现。”

放假回老家，木木喜欢在星巴克工作。看这新玩意在县城掀起波澜，“有点见证历史的感觉。”

在小城市做点跟理想沾边的情怀买卖，需要强心脏。

海儿花2万改造的小镇咖啡馆

结束七年蓉漂生活后，海儿和丈夫回到老家洪安镇，改造了自家的自建房，开了镇上首家咖啡馆“樱落咖啡”。大概30平，主打露营+中式庭院风。

这样一家文艺范的咖啡店，在镇里原有的商业风貌中略显格格不入。

周围多得是奶茶店餐饮店，这段时间，有不少热心人给她支招：不如改行卖冰激凌，不然肯定干不久。

有老乡还说：咖啡就是“城里有钱人的下午茶”，老百姓哪有场合喝。

在郯城开了首家咖啡馆的小甜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小甜的县城咖啡馆

郯城以前的咖啡馆多是融合西餐厅，空间很大，节假日长满了孩子，闹哄哄的，当地人也极少点咖啡，大家热衷糖浆风味的饮料或者花样调酒。所以，当小甜在县城开了一家8平米的“窗口咖啡”时，很多人一来就抱怨“简陋，没档次”“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甜觉得无奈——城里流行的风格，怎么到了县里就水土不服了。

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县城第一批开咖啡馆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扎堆支招。

在县里开咖啡厅的小赵告诉我，当下流行拍照打卡，你就得去复制一些网红设计，比如杯子上面套个地标logo，店里摆点塑料尤加利，做个心愿墙或者豆袋墙。“这些不难，网上都有教程。”

采访过多家县城咖啡馆的木木告诉我，地标杯套打卡这件事已经成了咖啡馆的致富密码。延吉有家咖啡馆，通过这个思路，生生做出了日均八九百的惊人出单量。“类似体量的杭州咖啡馆，每天也不过做三四百杯。”

因为店里没有后厨，小赵允许客人点了咖啡后，可以点炸鸡外卖。“县里房租相对便宜，有个同行干脆扩了棋牌区，供学生写作业、玩桌游。”小赵说道。

在县城开咖啡馆，有个说法：要想咖啡卖得好，就得多加糖和奶。

海儿告诉我，开业五个月来，店里卖得最好的还是生椰拿铁、薄荷拿铁和摩卡。纯苦的咖啡是有门槛的，即便是年轻人，饮咖至少也得混奶。

樱落咖啡馆的主打

为了跟奶茶店抢人，小赵每一季也会推出一些气泡小甜水，比如“苹苹安安”“啤酒拿铁”“层层芋泥”。

有些店为了说服客人喝点苦的，也得学点策略，比如上价值——张贴一些品味狼性标语：要想生活不苦，就得喝点苦的；要想没事，喝杯美式……

“年轻人会被这些车轱辘话打动，除了点杯苦的，还会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对小赵来说，这不光是跟大城市咖啡馆学的营销套路，也是在县城活下去的必要操作。“我们也会把咖啡做得淡一些，不然老有人说喝了发抖。”

最近，小甜也做了一些妥协。

有些客人要求美式多加奶和糖，最好做出速溶口感。起初小甜会回复：我们美式不加奶不加糖不做常温去冰。后来问的人太多了，她干脆在店里备了糖包，供客人自取。“看到有人加了糖包，我会建议他们下次试试‘牛奶咖啡’。”

ENDING：国庆回到老家的北漂蒂芙尼，拍了一张喝咖啡的照片，并配文：继续完成这个假期的阅读KPI——她的潜台词一目了然：回到老家，我也在继续北京的生活方式。

互联网拉平了县城和大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标准和审美倾向，在拍照打卡也成为县城年轻人的刚需后，县城的消费场所也被反逼着升级了。

咖啡苦不苦或许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在县城里发呆自由、文艺自由、消遣自由。

年轻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属于县城的文艺范。

当你在县城抿到一口油脂丰富、口味比你在大城市CBD咖啡馆还要好喝的咖啡时，也会为老家骄傲：谁说咱县城没有真咖啡？

谢选骏指出：小人物抱团取暖需要咖啡馆，因为咖啡是自由的开端，正如香烟是灵感的源泉——这两者都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它们仿佛在说，如果没有美洲，欧洲还在奴役之中；如果没有殖民地，那宗主国就一无所有了。如果没有了咖啡馆，毛煮稀的大饥荒又会席卷中国大陆了。

谢选骏：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生物学

网文《政治经济学》报道：

政治经济学（英语：Political economy），广义地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人是法国的安托万·德·蒙克莱田，他于1615年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亚当·斯密认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分配”的科学，目前国际普遍用宏观经济学这个词来代替。

简介

古老的重农主义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本来源； 相形之下，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是劳动价值论，即财富来源于劳动。这一理论最早由约翰·洛克提出，后来被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学也使人注意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在19世纪末期，政治经济学常常用做经济学的代名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后期趋于用数学手段研究经济问题，而非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关系。

现代政治经济学是指用多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用不同的基本假设挑战正统的经济学思想：

政治经济学一般是指经济、法律和政治学的交叉研究，以理解政治实体和政治环境对市场行为的影响

在政治学领域，这个词是指现代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解读经济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贸易和金融、国家政策（货币、财政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交叉学科

经济学者有时也把这个词与博弈论的研究手段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用这个词表示新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手段，一个例子是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历史

18世纪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用来取代法国的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1805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学院，成为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19世纪后半叶，许多学者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政治和市场应根据不同的原则分离；所以政治经济学应分为两个学科：政治学和经济学。1870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开始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但是诸如剑桥大学之类学校并不接受这个改变。

“自由经济”一词在18和19世纪的意思是清除贸易、资本和经济领域里的壁垒：降低关税，统一度量，利用中央银行和金本位制度促进贸易活动。这些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上，并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在古典自由主义兴盛的同时，观点对立的思想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发展起来了，声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的调配问题，从而导致大多数人民的苦难生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里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他秉承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关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斗争。

研究范围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特别是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经济学往往关注价格，把生产和消费看作是对价格发生影响，而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政策和法律对现实发挥影响的表现。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分歧造成“价值”与“价格”或者“资本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异；相形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反对把价值从价格中分离。在政治经济学里，劳动是制造变化的人类行为，资本是将这种变化放大的手段。劳动的结果是商品，引导出交换和消费，进一步产生消费后废物处理问题。

在市场中的私人交换，建立在所有权和权利的法律框架中，也称为私有经济活动。政府的交换行为是通过政治和政策影响市场来完成的，政府在市场经济里的行为称为公有经济活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基本事实，因此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手段；政治经济学谈论经济系统的时候，往往是指自由市场经济。

生产

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指的是劳动的使用，即在资本的协助下，创造出具有使用性的确定的可认知的东西。生产关系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家仅认识到总体需求，但总有特定的资源会成为生产的瓶颈。政治活动重点围绕着保障那些会产生瓶颈的资源。

政治经济学将生产看作经济的中心活动，把劳动看作政府行为的最终瓶颈。政府必须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满足需求，有足够的资本保障劳动的有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表述为：

资本（劳动）- 投资 - 消费 = 盈余或赤字

资本是以劳动为参数的函数。投资是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消费是对产品的使用。国家有财政盈余的话，就会购买物资、进行投资或消费。国家投资和消费的总额大于其产出，就会出现财政赤字，那么就必须出卖资产或举债来平衡。

对生产的研究专注于资本与劳动的广义交互关系。因为劳动必须要借助资本、以具备一定的技能和钱为条件。

资本

任何能够更有效的组织劳动将材料转变为可使用形式的手段都可称为资本。实物资本是指能够增加产出的确切实体。智力资本是指能够使劳动者工作更加高效率的理念、思想、设计、理论和信息。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为使用资本所做的准备，包括教育、社会规范、伦理、关系网络、沟通能力和健康等内容。

流通

劳动力和资源需要与资本相结合，而且商品需要运送到交换和消费市场上去。于是就产生了流通的需要——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通。

交换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投资交换过程。每个生产者都是消费者，同样，每个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市场提供交换机制，货币提供交换媒介。结果是，货币政策的变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交换的基本结构决定了可能的市场范围，政治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的长期目标视为持续创造经济规则和秩序以使人类生活的舒适程度最大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列举一系列市场功能的要求，包括交换的稳定性及提供给企业可预期的利润率等，对交换机制（供给和需求）的相关研究根植于经济学中。

消费

消费是实现产品的使用功能，可以表现为休闲、健康、自由或舒适为目的的商品消费。

环境经济

在20世纪后半的政治经济学界兴起关注环境议题的兴趣。一方面引入经济学方法来分析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也从环境保护方面来研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影响。比如说在全球暖化的议题上，碳排放交易被认为是运用市场经济来促进环境保护的一个例证；然而与此同时，全球暖化争议也在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策主张上有了很明显的区别，同时也影响了美国的外交（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较少碰触环境经济的议题，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中，很难不谈到政治经济学与环境的交互影响。而有时这方面的经济活动也被称为绿色经济。

一般规范

政治经济学研究可划分为两类规范：分配和生产。

分配方式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资本剩余价值应归给个人积累，但是社会的剩余价值和花费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在满足每个人的努力和期待的框架中分配。自由主义有关扩张个人权利的哲学来源于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斐逊，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得到合理的生活水准。

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认为，资本剩余价值应归给个人积累，但是对于国家而言，如何处理社会剩余价值要因地制宜。有些重要的社会开支必须由全社会承担，例如，国防、国际贸易和维护社会公共水准的慈善设施等。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认为，资本剩余价值在社会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很低，人类生产的大部分剩余价值是可预测的，因此，社会应当控制生产手段，并且为了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社会主义对18世纪的人类苦难持批评态度，代表人物包括让-雅克·卢梭。在社会主义者眼中，市场无法有效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制是另一个暴君——资本主义的暴君代替了封建领主暴君。时至今日，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认为，除经济手段之外，用某种形式的协作和政治手段去实现社会目标是必要的。此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仍坚持詹姆斯·穆勒的观点，社会的最佳形态是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服务。

自由意志主义（又称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否认资本剩余价值和社会剩余价值之间的重大差别，认为一切促进生产的资本剩余价值都应该归个人所有。他们的主张来源于约翰·洛克、托马斯·杰斐逊、亚当·斯密和亨利·戴维·梭罗，自称是“古典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没有社会剩余价值，任何重新分配都是不公正的，经济应该与政治完全分离。

共产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类似，共产主义否认资本剩余价值和社会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但是相反，认为一切剩余价值来自社会创造。共产主义主要的思想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其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等。

生产方式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认为，具有意志和意愿的个人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成就感和幸福至关重要。社会是提供个人幸福的功能手段，个人对生产的贡献总是可度量的。

共同体主义：共同体主义认为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是生产的基本形式。共同体主义并非完全反对个人主义，但是更加侧重社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认为，个人对生产的贡献难以衡量，一切成果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从“跨学科”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生物学”——前者研究“政治的经济属性”或“经济的政治属性”；后者研究“社会的生物属性”或“生物的社会属性”……“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都是“管理人类动物园”不可或缺的一门手艺。在我看来，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生物学，就无法深入社会生物学；不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经济学，也无法深入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生物学；换言之，社会生物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谢选骏：二犭犭犭，猪猿獐狗狼狈

《朱元璋出上联：老子天下第一，才子巧对下联，朱元璋：拉下去砍了》（搜狐 2022-10-19）报道：

   

明朝的开国皇帝甚称传奇皇帝，他出于社会的最底层，家境贫寒，家里没钱供他读书，于是他就“勤工俭学”，一边放牛挣学费，一边读书。后来，家乡遭遇了大旱，大旱之后又是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朱元璋的父亲、母亲以及大哥相继离开了人世。

朱元璋为了生活，只好又当和尚，又当乞丐，苛活于世。后来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后，他只用了16年的时间便打败了所有对手，开创了明朝。

就这样，几乎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得几个字的朱元璋书写了一段传奇。对于朱元璋的军事才华和政治能力，毛主席给予这样的评价：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当然，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很快体现出残忍的一面，他不但心胸狭窄、多疑忌妒，而且冷酷无情、滥杀无辜。

而他的“凶残”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这个“老子天下第一”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天早朝，大臣所奏之事不多，闲来无事的情况下，朱元璋想起平日里群臣总觉得他肚中没有墨水，便给当朝文武百官出了一个上联。太监为他呈上了笔墨纸砚，朱元璋沉思一会儿，便写了一个上联。

百官一看都惊呆了，但见他写的是6个字：老子天下第一。这句话相当粗鄙，而且口气相当之大，除了朱元璋敢说，其他任何人都不敢说。“老子”一语双关，既可以指代朱元璋，又可以指代道教鼻祖的老子。

毕竟现在天下是他老朱家的，皇帝都自称老子了，臣子们还对什么？儿子？孙子？那不是骂皇帝吗？如果说对孔子孟子，这又只能对得上道家老子的那层意思，没有照顾到皇帝老子这层意思。所以，朱元璋吼完这句对联后，下面的大臣三缄其口。

朱元璋看到这幅场景，顿时骄傲感油然而生，随后便大笑着退朝。等到第2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又想起昨天没有对出的下联，便问群臣经过了一夜的思考，是否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时，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大臣看见一众同僚竟然都对不上，心赶紧站出来，在老朱期盼的眼神中，把自己的下联读了出来：孙子盖世无双！

这个下联对得好不好呢？算不上多好，毕竟上联已经有了“子”字，下联便不可再有“子”字了，可是因为“老子”二字既可指道家老子，也可指朱元璋自己，所以这个年轻官员才不得不保留这个瑕疵。

因为，孙子既可指兵家鼻祖孙武，也可指朱元璋的孙子，如此便能够完美相对了。

但是，朱元璋一听脸色变了，怒喝道：“来人，拉下去砍了！”

听到如此“精彩”的下联，朱元璋不仅没有赏赐这位臣子，反而龙颜大怒，直接下令将此人拖出去斩首示众，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这位大臣既没有清楚解读这幅上联的含义，更没有摸透朱元璋的心思。他本想着讨好君王，殊不知这马屁却拍在了马蹄上。朱元璋出此对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展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并不是肚中毫无墨水。如果他能出一个千古奇联，同时又无人能对出下联，这才能彰显他的才华。

然而这个大臣，仅用了一夜的功夫就思考出了答案，这无疑是给朱元璋脸上抹黑，同时他的下联里还含有骂朱元璋是孙子的另一层意思，朱元璋能不杀他吗？

这或许就叫祸从口出吧。

谢选骏指出：这个马屁精如果进谏对说“小皇地上夭亡”，也许可以点破猪头，避免朱元璋的儿孙在他死后遭殃了。

《朱元璋出了句上联 刘伯温竟至死未对出！ 600年来无人能对上》（百态新闻 2022-10-18）报道：

自古以来，文人向来喜欢以诗词歌赋的形式来卖弄才学，每当文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少不了诗词唱和，而对联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留下很多的千古绝对，为什么说是千古绝对呢？因为出题者只出了上联，然而却对不上合适的下联。而明太祖朱元璋也曾无意间出了一副上联，结果这幅对联也成了千古绝对。

西元1360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心情十分高兴，漫步于苏州园林时，朱元璋诗意大发，于是对着部下说了这样一副上联：「六木森森，松柏梧桐杨柳」，朱元璋的部下纷纷跃跃欲试，但是当部下对出下联后，朱元璋显然感到不满意。

后来，这幅对联传到了刘伯温的耳朵里，刘伯温看完上联后，顿时被难住了，冥思苦想了几天也未想到合适答案，作为当时的大才子，连刘伯温都对不出，可想这幅对联的难度，直到刘伯温临死前，也未曾对出这幅对联。

历史上很多人都想对出合适的下联，但是真的有点难。因为这个上联是：「六木森森，松柏梧桐杨柳」，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拆字联。因为「森森」正好是六个「木」组成的。另外在这个对联的后半部分是六个木字旁的字。都与木有关。

所以这个下联真的就很难对了，下联不仅要照顾好词性，平仄，意境还要遇上联一样。前半部分都是拆字联。后半部分的部首全部一样。那么这个下联真的就没有能够应对的吗？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是不完美罢了。

比如说就有人对，「八口田田，品听嗟叹唏嘘」，这个上联的前半部分还可以，因为「田田」就是由八个「口」组成的，但是后半部分就有点胡拼乱凑的感觉了。另外「田田」是形容的荷叶，而后半部分完全没有与荷叶有关。所以说这个下联并不完美。

但是还是有些对联能够对应上去的，比如说：「四水沝沝，江河湖海泉泽」这个「沝」读「zhuǐ」意思是「滩碛聚集的地方」，也算是和水有关系了。另外这个「沝沝」正好也会由四个「水」组成的。学识渊博的读者们，你们是否也想挑战看看？

谢选骏指出：其实这哪里需要什么挑战，因为朱元璋自己可能已经想好了下联，只是他不好意思出口成章，现在由我代为传达一下吧——二犭犭犭，猪猿獐狗狼狈。意思是，两只狗交配，生下了朱元璋横行霸道、繁荣娼盛的牲口一族。

谢选骏：中国社会的卫生沿革

《古代老外：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卫生脏乱差》（2018-02-18 搜狐）报道：

从十三世纪开始，每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被中华饮食的包容所震撼，在他们的记录里，中国是一个无所不吃的国家。

他们哪里知道，以我们拥有的物种多样性，光是搭配组合就能玩儿几千年，像粽子里该不该放肉这种架，我们至少还能再吵一百年。

189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重视吃作了描述：“中国人非常讲礼貌，在拱手作揖的同时，他们还互致问候，常用的客套语是‘吃了么’，因为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

西方人：中国人啥都吃

每一个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会对中国人的吃产生好奇。在中国走上一圈之后，他们又会感叹中国人真的是啥都吃，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洞穴，只要能抓得到，都可以作为食物。

十六世纪非法进入中国被抓获的葡萄牙人伯来拉，曾到过中国的福州和广西等地，他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客，什么都吃，“特别是猪肉，而且越肥的越好。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吃猫、狗、蛤蟆、老鼠和蛇等等。

中国人爱吃猪肉，这是历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共有的结论。1583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描述中国人日常饮食时也提到“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不过他记录了更多的食物，包括大米、小米、冬小麦在内的主食，以及黑羊、山羊、鸡、鸭、马、驴、狗、鹿、野兔在内的肉食。

虽然可以看到成群的母鸡、鸭子和鹅，但在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下，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此外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

关于中国人是多么喜欢吃猪肉，旅行探险家阿奇博尔德· 柯乐洪恐怕最有话语权了，在乘船途中他的中国厨师变着法儿给他做猪肉吃，有炖猪肉、烤猪肉、猪肉香肠和猪蹄，使得他与中国厨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斗争结果只是“简单地用咸鸭和咸鸡蛋取代了猪肉”。

由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眼中南北地区饮食爱好区别也特别明显。

13世纪奉教皇之命来到中国北方的柏朗嘉宾亲眼看见当时的鞑靼人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肉，必要的时候还吃人肉。更有甚者，他还发现这些人吃虱子，“他们确实曾说过，既然它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和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它们吃掉吗？我甚至还发现他们捕老鼠为食。”

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人民对青蛙、老鼠、蛇等肉类有着特殊的偏好。在一些地方，某些王府之中经常会有池塘，里面养的鱼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吃（西方人不吃淡水鱼，因为刺多），甚至在院子里还有野猪、野鹿以及其它野生动物供狩猎；

在杭州，人们啥肉都吃，包括狗肉、野兽肉和各种动物肉；在福州，当地人什么样的野兽肉都吃；在广州，人们吃青蛙，他们认为味道不错，吃老鼠似乎也很正常，男人女人都吃鼠肉，肉食店在冬天会出售腌鼠肉干；

在昆明，人们吃蛇，甚至是毒蛇。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奥德里克说“蛇肉有一种奇异的香味，是一道非常时兴的菜肴，如果宴客的酒席上少了蛇这道菜，就说明主人缺乏诚意。”

法国海军军官拉普拉斯甚至吃到了“腌蚯蚓”这道菜，由于蚯蚓经过腌制晒干并且切得很碎，直到他反复咀嚼之后才知道原来吃的是蚯蚓。而现在，腌蚯蚓仍然是广西北部苗寨里待客食物，这种当地生长的蚯蚓，长尺余，粗如拇指，入坛腌制后蒸熟热食，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在众多记载中国食物的资料中，明末来华传教士多闵明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在中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吃的食物。

他写道：“它是中国人常吃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全国所有的人，从皇帝到平民都食用它；不仅皇帝和大人物视之为美味，老百姓也把它当做必须的营养。它可以生吃，但一般与蔬菜、鱼及其它东西烧煮着吃。

这就是豆腐，“欧洲人不吃它，多半因为他们不曾品尝过它的美味。”

1878年，美国的第一家豆腐公司由华人创立，1929年11月，美国的T · A · Van Gundy 成为第一个创办豆腐公司的西方人，他制作了第一桶听装豆腐。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豆腐才开始被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并逐步被他们所接收并广为食用。

西方人：他们的饮食卫生太槽糕了

虽然中国的食物种类十分复杂，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口味不适、卫生太差以及遭遇买卖欺诈之后。美国传教士韦尔斯· 威廉斯总结中国饮食“种类繁多、有益健康、烹制精细”，但因为烹饪中过多用油和葱、蒜，故不合西方人的口味。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食物的口味都不能接受。马格尔尼使团中的巴罗对一次晚宴中喝到的用最好的牛肉加上调配好的酱油煮的牛肉面大加赞赏，“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喝过，他们的面条很棒。”

如果说口味不合适还能够勉强，那么西方人对当时中国食品卫生状况的担心还是相当普遍的。在多数西方人来华回忆录中，他们都提出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人吃饭从来都不会使用桌布，而是将桌子上涂上油漆。

柏朗嘉宾对蒙古地区鞑靼人吃饭时的卫生习惯也很反感。在他看来，如果吃肉时肉汁弄脏双手，那么就应该用纸巾擦掉，“但鞑靼人只会擦在他们自己的鞋上、草上甚至衣服上。”

吃完饭之后本应该洗刷盘子和碗，但鞑靼人从来都不会这么做。即使哪一天用煮肉的肉汤来刷锅，刷完之后还要和肉一起倒回锅里继续煮。

18世纪末，英国派马格尔尼率船队以为乾隆补祝八十大寿为名来到了中国。马格尔尼对于中国的卫生状况表示难以接受。“即使是位居高位的人也几乎不换内衣，不用手绢，满族人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让仆人帮自己捉虱子”。

他觉得中国人使用的筷子都不太干净，喜欢吃蒜以及一些味道很冲的蔬菜，并且共用一个杯子喝酒，而那个杯子虽然有时会冲刷下，却从来不清洗或从来不擦拭干净。

马格尔尼的随从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对于十分在意厨房环境卫生的英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船上，安德森说他见到中国海员相互捉虱子，“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渴望捉到虱子，捉到之后的满足感就像发现了一样令人惊喜的美味。”马格尔尼使团的秘书作出了补充，他认为普通中国人对于自己吃的是什么动物的肉毫不介意，也不管那些动物是死于意外还是疾病。

除了卫生状况堪忧，中国食品商人的道德问题也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可。你难以想象，至少在十六世纪，中国人卖鸡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增加鸡的重量而给鸡注水，卖粮的时候，为了加重粮食的分量，会往粮食里掺入沙子，而且这些伎俩一直延续到现在。

洛德· 安森在18世纪的环球旅行中在澳门停留时，遭遇到了食品商人的欺诈，他们买回船的家禽很快就会死掉，原先以为是中毒，后来破开肚子后发现，原来商人为了增加分量而往家禽肚子里塞满沙子。

买回来的死猪也早已被人注入了水，他们只能去买活猪，结果发现这些猪被喂了很多盐，不得不拼命喝水，排尿器官也被结扎——只为了增加了体重。

1863年，一个外国游客在广州餐馆用餐，本以为自己吃的是猪肉，仔细辨别之后才发现是老鼠肉，不过这个可能是误传，传教士威廉斯说，久居广州或者福州的人都未见过老鼠肉被当作食物出手，除非是入药。

也许像老鼠之类匪夷所思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而狗肉则不同，在广州多家餐馆的菜单上都有，并且价格昂贵。

西方人：他们的宴会令人尴尬

基本上每个来华的西方人都感觉中国人的宴会举办得十分频繁，中国人会为宴会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凡是聚会、离别、洗尘、红白喜事都要举行宴会，因为中国人认为宴会是表示友谊的最佳形式。不过，中国人很少会在白天举办宴会，因为他们要把时间留给学习和工作。

1600年，利玛窦一行人，带着准备进献给皇上的贡物，离开南京赶赴北京，一路上受到了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参加了不少的宴会。

他总结道，如果是比较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或前几天，就要向受邀者送去“请帖”，请帖是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受邀者的尊姓大名，并列出他的各种头衔。客人的地位越高贵，帖上的字也就写得越大。在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会再给受邀者每人一份请柬，格式较前一封简短，内容大概是请他务必按时到来。既是礼节，又起到提醒作用。

在客人赴宴的路上，再送出第三份请柬，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这些礼节既繁琐又井然有序，以至于人们至始自终都得规规矩矩，吃起来极不自在，只有起身离席的时候才觉得有点胃口……

但是，对这种环节绝不能带着嘲笑，只能称赞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和她千年因循相传的神圣礼节，人们说这是祖先们创立的，子孙们都得遵行。

在宴会中，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吃东西不用刀、叉和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筷子很轻松地就能把任何种类的食物夹起来。

食物在送到桌上时已切成小块，除非是很软的东西。开始就餐时还有一套用筷子的简短仪式，这时所有的人都跟着主人做。每人手上都拿着筷子，稍稍举起又慢慢放下，从而每个人都能同时用筷子夹到菜肴。接着他们就挑选一个菜，用筷子夹进嘴里。吃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把筷子放回桌上，要等到主客第一个这样做。

他们不摆盐、胡椒，也不摆醋，不过有芥末和其他作料。这些东西他们有很多，质量也很好。他们的宴席上有肉有鱼，煮的和烧的都有；还有炸的肉、肉汤和白肉汤，以及他们特制的其它几种食物，味道鲜美。

利玛窦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中国的宴会情况，很显然，他所接触的宴会都显得有些高端。为了让西方人对中国的宴会更加了解，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进行了补充，并首次将南北方人宴会的区别说了个清楚。

南方人很认真，哪怕宴会上微小的细节都会注意到，他们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讲究友谊与礼貌，确实也是这样。筵席上他们讲究口味，烹调美食，而不在乎菜肴的数量，席间彼此交谈，胜于吃喝，尽管他们能够很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他们在宴会一开始就饮酒，不断地吃喝，没有面食和米饭，直到客人说酒够了，这时才送上米饭，酒杯就被放在一边，不再使用。

北方人则不同，他们礼节不多，充分上菜，菜碟大而丰盛，行过全国通行的礼节之后就开始吃菜；每人都可以选择他爱吃的，尽量地吃，这个时候不喝什么，最后才上米饭。当收去盘碟后，他们交谈个把钟头，然后再上别的食物，如咸肉、腊猪腿、舌头等，他们称之为下酒菜，随即开始喝酒。

中国人：老外懂个毛！

在西方人一直抱怨中国食物口味不好，礼节太多十分怪异的时候，中国人则表现出不理解甚至鄙视。

一位中国商人在写给其北京亲戚的信中说道：“你判断一下这些人吃东西的品味吧：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语言叫做苏披。接着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

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要用一把剑一样形状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才证实以前常听人说的是对的：这些“番鬼”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

他们的境况多么可悲，而他们还假装不喜欢我们的食物！想想一个人如果连鱼翅都不觉得美味，他的口味得有多么粗俗。那些对鹿腱的滋味都不感兴趣的人，那些看不上开煲香肉、讥笑鼠肉饼的人，是多么可怜。

就在这样相互的不理解之下，十七世纪中后期，欧洲迎来了中国热，凡是中式的进餐方式、中式的产品都成了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对象。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形象日益衰落，中国的食物反而成为西方人批评的对象。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文化问题常常随着权势发生改变。

《古代中国的城市很干净？说说真实的古代城市卫生》（2018-04-09 阅读）报道：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因此很多精明的所谓“爱国”人士，就开始大力渲染古代中国和欧洲中世纪的所谓差距，那么古代中国的城市，真的就和影视作品，和那些“爱国”人士描绘的那么干净整洁吗？

明《皇都积声图》中的北京

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在清代的《筠廊偶笔》中，就有明朝诗人对于当时北京卫生环境的描述：“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从这来看，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句抱怨，但是《筠廊偶笔》中的这一句，其实还只是描写北京卫生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首先明朝显然并没有不能随地大小便的观念，因此就有了：“长安道中有二恨，遍地乌纱，触鼻粪秽……偶从道旁屎，方解裤，卒遇贵官来，前驱诃逐至两三胡同，几于裤内。”的情况。

显然，至少是北京的明朝人，他们在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上，可能连今天的印度人也不得不望而生畏，因此就有了“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的情况。然而明代的北京，还有一个即使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北京居民的问题，那就是风沙。比如在明末袁中道的诗中，就描写了北京：“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其实就和今天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北方自然环境的破坏。明初开始，大量军户出于防御蒙古的目的，在沿明蒙边境，建立起了大量的卫所，开荒戍边。伴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蒙边境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北部地区的人口进一步激增，在元末本就已经环境恶化的380毫米等降水量线地区，在明代戍边农民的开垦，以及蒙古牧民出于生计对草原南部的丛林不断砍伐，使得这一地区荒漠化加剧。因此明朝的边军士兵们，虽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多次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进犯，但是风沙，却因为他们的滥砍乱发，而轻易的越过长城，笼罩在了北京之上。

荒漠中的明代长城

明代北京糟糕的卫生，所带来的一个恶果，自然便是瘟疫横行。明代北京爆发的最严重瘟疫，莫过于明末几乎横扫了半个中国的大鼠疫。鼠疫在欧洲中世纪，与一些传染性较强，而且皮肤有明显溃疡肿烂痕迹的疾病，统称为黑死病。而在明末，黑死病在中国也肆虐横行，仅仅在北京，就造成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还有更加夸张的记载：“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虽然这些记载显然有着夸张色彩存在，但是这却是对整个北京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到了李自成进攻北京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明末瘟疫，本质上其实就是明代恶劣城市卫生的一个结果。

如果明代的北京实在令人作呕，那么之前能不能好些呢？答案时否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唐宋时期的城市卫生更加有过之而不及。比如唐代城市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苍蝇，唐代的长安苍蝇多到什么程度了呢？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长安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内涝。《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六月乙亥，京师大雨，水平地深数尺。”而且长安城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长安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比如开元三年，就有：“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而到了大历十一年，又出现了更严重的：“夜澍雨，京师平地水尺余，沟渠涨溢，坏民居千余家。”长安城频发的内涝，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唐代长安复原模型

既然唐朝这么糟，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除了街道管理混乱所造成侵占街道修建建筑，以至于车马难行之外，宋代的城市的空气质量也很成问题。司马光的《都门诗》中就有：“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旁柳，惨淡少颜色。”可见北宋首都开封的空气质量，至少在颜色上，可以和雾霾一教高下。不过这些并不是工业产生的雾霾，而是因为开封的道路缺乏保养和建设，因此造成了尘土飞扬。而这还不算完，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那么宋人是怎么爱护城市中的河流呢？据记载，当时宋代城市河流的画风是：“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而且仅仅是像河中倾倒生活垃圾还不算，有时很多人更是直接将一些尸体抛入河中，比如：“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如果说河流不干净，那么井水呢？其实更糟，因为当时很多走投无路之人：“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由此可见，谁都无法确保，你喝的井水，里面是不是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城市

如果说《都门诗》里所说的仅仅是普通的沙尘，那么宋朝时期，其实便已经有雾霾的记录。在《宋史·五行志》中记载：“自正月阴晦，阳光不舒者，四十余日。五年正月甲申，雾气昏塞。七月，刘豫毁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七年，氛气翳日。八年三月甲寅，昼晦，日无光，阴雾四塞。乙卯，昼夜云气昧浊。”除此之外，北宋时期的沙尘问题，虽然不及后来明清时期严重，但是也开始初见端倪。比如景德四年，就有：“京师大风，黄尘蔽天。”

总的来说，在古代的人力物力，以及管理技术条件下，实际上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实是无法做到如同中国影视剧里那样一尘不染。因此可以说，在卫生这个问题上，古代中国是真的没有什么资格去嘲笑欧洲的中世纪，甚至由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更为稠密，因此卫生问题只会更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提到清朝的情况，可能出自满人的手笔。

《中国人何时不讲卫生了？不是古而有之，而是始于清朝！ 》（搜狐 2018-01-06）报道：

 

关于中国人不讲卫生，而被友邦批评的报道，连篇累牍，笔者在此就不多说了。对于中国人卫生这个话题，很多人估计想都没想过，认为古人就是这种习惯，可谓古而有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讲卫生其实始于清朝！

实际上，古人非常讲究卫生，并非如我们所想，邋里邋遢的过日子。关于这个话题，在古代文化、风水学、国家倡导的风气、以及刑法上，都有相关要求，重点如以下四点！

（1）儒家文化中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里的所谓“一屋不扫”，有两层含义，即治理家庭，和做好卫生。在古代很多名仕或读书人家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整洁”！

（2）古代风水学传统，周书《秘奥造宅经》中记载，古人经常要“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也就是说，风水学上也要求讲卫生。见过兵马俑的朋友都知道，里面构造非常整洁有序！

（3）古代国家倡导，最典型的是：先秦时期便提倡“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汉代规定官吏每5个工作日后有一天可以休假洗澡，叫做“沐休”！

（4）法律层面上保障卫生，《韩非子·内储说上》就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记载。这里的“刑”是动词，是处罚的意思，即处罚抛弃垃圾在街上的人！

有人说，这不能代表明朝人讲卫生呀，或许不讲卫生的风气始于明朝呢！关于明朝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传教士的记载，比如记载“整洁卫生”、“道路宽阔平整”、“人们衣着干净”等词语，显示出讲卫生的一面。至少要比欧洲卫生，否则传教士没必要夸赞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还有一种税收，即向街上商户等收税，用于修葺道路、桥梁，清理城市垃圾等。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会这么做。当然，在北京就更显著了，作为天子脚下，有时候属于财政拨款修理。

（沦为奴隶，还能讲卫生？）

但当清军入关后，八旗20余万人，奴仆20万人。在他们将北京城内的汉人赶出，将内城瓜分之后，北京城的堕落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换一个思维，比如将北京城清空之后，换40万以前居住于农村的人进去，你看还能卫生否？其实，大量马匹屎尿，八旗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随地大小便等，不可避免的会摧毁北京的整洁。

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1）清朝对城市管理这一块，并不懂，所以造成了城市卫生的恶性循环，税照收，但不办事，（2）仓禀实而知礼节，清朝百姓太穷了，根本没心思讲卫生。（清朝人口剧增，田亩总数却还不如明朝，怎能不穷。）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从卫生角度，对东亚的清朝和日本做过调查，最终结果让中国人沮丧，即：日本很干净，而大清朝却非常脏。所以，英国人认为，日本比大清还要文明，不容易被殖民！后来，英国始终没想过殖民日本！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讲卫生，就可能被别人判为“低等民族”。欧美殖民世界的时候，不就是将被殖民对象视为低等民族吗？

客观的说，其他朝代并非都讲卫生，只是相比清朝，或许都要好上不少。其中，宋朝估计是最讲究的朝代。另外，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如今很多风俗习惯，并非古而有之，有很多是延续了清朝。因为，在那种屠刀下的变革中，有太多太多的传统，被扭曲了，以至于如今已经无法复原真相了，比如“正月剃头死舅舅”，其实源于“正月不剃头——思旧”！

谢选骏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保持上述野蛮状态，而西方社会已有很大的改进，所以差距立显、鸿沟扩大了。

《勤洗澡爱刷牙，古人如此“讲卫生”》（2020-02-20 湃客）报道：

“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个蛋，坚持不去超市转；只要还有一根葱，坚决不往菜场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呆在家里守阵地！”一边是肆虐的疫情，一边是各种苦中作乐的段子，无奈也好，调侃也罢，信念只有一个：得把日子过下去！

这段与新型冠状病毒做斗争的时间，除了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按时更换口罩、保持良好的居家卫生和健康习惯外，“勤洗手”是做好个人日常防护的重要一步，也是降低感染最简便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勤洗手”，也是古人的金玉良言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指出，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有48种，其中属于传染病的就有40种。

一直以来“勤洗手”都是我们保持个人卫生的金玉良言，古代也不例外。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在2500年前，古人就以流水洗手，以避免双手交叉污染。为了不造成浪费，下面放着接水的器皿，这就是象形字“盥”的含义。

十堰博物馆藏春秋青铜盘匜，古代盥器。形如瓢，与盘合用，用匜倒水，以盘承接。

《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说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脸，而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勤洗手固然重要，但若是次数过于频繁，反倒成了一种行为“洁癖”。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对于洗手的执着，就超乎常人。作为书法家，米芾每日接触笔墨的时间很多，写字时难免会弄脏手指。据说每每到了饭前，米芾都要专门洗手十七八次。这种频率，如果放到现代生活，一只香皂恐怕用不了几天。

米芾的执着不仅在自己的一双手，因为爱干净过了头，他时不时就得将朝服拿出来清洗一番，以致衣服褪色严重，结果被弹劾私自损坏朝服，随即被罢官。因为这种原因被罢官，也是委屈得没谁了。

宋代理学家朱熹教导我们：便后必须洗手！衣服穿久了也要勤洗洗。（“凡如厕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着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于洗洗。”——《童蒙须知》）清人李渔也认为，用香皂洗澡、茶水漱口，这都是应该的。（“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闲情偶记》）看到没，古人早就懂得保持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古人用什么洗手？

没有像现代花样百出的清洁产品，无所谓，古代人很早便开始运用天然资源洗脸洗手了。先秦时期，淘米水曾被当作洗涤用品，称为“潘”。而在谷物并不富足的年代，淘米水对普通人家来说可谓奢侈品了。有的地区，用“草木灰水”和着衣物进行清洗，可以去油污（《礼记·内则篇》）。

为了提升清洁效果，古人寻找到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洗涤物质——皂荚。皂荚是一种颇为讲究的洗沐用品，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率先开始流行，上层贵族洗浴时都用。除了作为洗涤用品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将其视作一种中药材，称皂荚可以医治咽喉肿痛、小便淋闭、胎衣不下等几十种疾病。作为一种纯天然肥皂，皂荚在古人所用洗涤用品中存在时间最长，一直到今天，偏远农村中还有人用皂荚代替洗衣粉来洗涤衣物。

古代是否有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答案是肯定的，澡豆就是其中之一。南宋刘义庆曾把晋武帝女婿王敦不识澡豆一事，当作笑话写进《世说新语·纰漏》中。讲得是士族出身的王敦，在刚娶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时，上完厕所出来，婢女举着盛水的金澡盘，用琉璃碗盛着澡豆，本意是让他洗手用的，王敦却误以为澡豆是给他吃的，便把澡豆倒进水中饮用，还说是“干饭”。可见，澡豆在当时是相当高级的洗涤用品，连王敦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识。从史料来看，澡豆也确是古代最高级的洗浴用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记载了唐代宫廷专用的“澡豆方”。

日本宽政戊午（1798年）千贺芳久精思堂仿乾隆聚珍版活字本的《御药院方》，其中记载了古人洗手的方子——洗手檀香散。 

勤洗澡爱刷牙，宋人如此“讲卫生”

古人很早就有爱干净、讲卫生的传统，定期洗浴甚至成为一种休假制度。秦汉时，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大家放一天假，被称为“休沐”。而唐代是最喜欢洗温泉的，尤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对洗温泉可谓情有独钟。

北宋名臣蒲宗孟以爱好洗澡闻名，规矩甚是讲究，还有“小大澡浴之别”。据记载，他隔一天一小澡浴，用水三斛，使用仆人五六名; 隔两天一大澡浴，用水五斛，使用仆人八九名（据《宋史·蒲宗孟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不洗澡，身上长虱子，衣服就更不用提了。叶梦得《石林燕语》曾将王安石“经岁不洗沐”作为一件怪事加以记述，表明洗澡在当时中上层人士中已经成为一种起码的卫生习惯。

而公共澡堂的出现，则是在宋朝以后，与之共生的一种职业，就是搓澡的。王安石不好洗沐，作为好友的吴充、韩维看不下去了，便定期相约王安石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古人重诺，在约束之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衣服也换得勤了，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组成行会，称“香水行”。此外，各大寺院也经营沐浴业，有些还特别设置了“汤池”（即温泉）。诗人苏轼就曾在安国寺沐浴，还和其子苏过一起享受过增城 (今广东增城)白水山佛迹院的“汤池”。

不过，当时不少大户人家会在家里建浴室，客人远道而来，主人往往会请客人先泡个澡，待洗去身上的尘埃，再开始设宴款待。在宋代，夏天是每晚必洗澡的，即所谓 “每暑夕浴”。囚犯按规定，夏天也得5日一沐浴。而在不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在江河中洗澡的习惯。

除了对洗澡情有独钟外，宋代人大多重视口腔卫生，不少人坚持早晚刷牙。牙刷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临安街市上有售“刷牙子”，即牙刷，用“马尾之毛”制成。金子巷口还有一家 “傅官人刷牙铺”，则是专门销售牙刷的商店(《梦粱录·诸色杂货、铺席》)。此外，宋代还有揩牙粉、固齿药，以及“以补种堕牙为业” (《剑南诗稿·岁晚幽兴》)的医生，专门替人镶补牙齿。据记载，有人“早晚揩牙”，结果“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并且 “食肉尚能齿决之”。在宋代，想要保护好牙齿，办法还是很多的。为保持口腔卫生，士大夫还会用鸡舌香，避免口臭。

宋代的牙刷，已经有现代牙刷的雏形了

古人对城市卫生的重视，超过你的想象

在古代，瘟疫是隔几年就会来一次，虽然古代人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一次次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保持良好的周围卫生环境，同时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是可以减少瘟疫传播的。

早在商代，人们已经制订出了处理垃圾的法令。如果居民将垃圾倾倒在街道上，就会受到斩手的严厉处罚。这一立法，维持到秦代。商鞅制定的秦律规定：“弃灰于道者刑。”唐代时，官府同样会惩罚乱扔垃圾的人，比如打六十大板之类，只不过不会再像先秦时那么残酷了。如果有关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职责，将同样获罪并受处罚。

在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发展登峰造极的宋代，则出现了专职的环卫工人，而保持良好的公共卫生、家庭卫生，早已成为一项“全民行动”。为了搞好并保持城市清洁卫生，官府主要抓两条：一条是垃圾及粪便的处理，另一条是避免城市饮水污染。

宋代临安街头，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扫街、盘垃圾，这些环卫工可以领到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城市里建有公共厕所，大户人家有私用坑厕，小民小户“只用马桶”。由于粪便是极好的农用肥料，各家住户都有固定的出粪人，他人“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因此打官司，“经府大讼，胜而后已”。这些城市中的垃圾、粪便，另有专门的船只负责搬运处理。不仅如此，每到新春时节，官府还会派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并负责将道路污泥“搬载乡落空闲处”（据《梦粱录·诸色杂货》《梦粱录·河舟》）。到过临安城的马可·波罗曾感叹这里街道的干净、卫生，“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杭州一直有一批以开掘西湖为职责的士兵，负责保障城市饮水安全。他们“专一撩湖，无致湮塞”，保证西湖 “无垢污之患”。与此同时，官府出台严令：无论官民，在西湖中“不得抛弃粪土”、“秽污填塞湖港”，“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

家庭卫生除了必要的清洁外，宋代各家各户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蚊、去虱、捕鼠、治蚁。宋时有不少地方蚊虫颇多，为防止蚊虫叮咬，有条件的人家点蚊香，熏蚊虫，临安城中以出卖“蚊烟”为职业的不下数十人（《武林旧事·小经纪》）。为了清除蚤虱，人们大多采用药用植物。如，将芸草“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去除蚤虱的办法，还有以手捕捉、煮衣釜中、熨斗烙杀等记载。灭鼠主要靠养猫。临安城中“养猫”很普遍，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的人。除了猫捉耗子外，临安城中还不乏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

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处理“不事稼穑”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污秽之物，成为头疼的问题。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粪便并贩卖到乡下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成为巨富。

明清时期，粪土贸易更不必说。清乾隆时期来访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中国人把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掺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有了这种经济杠杆，大量的粪便垃圾处理就不再是困扰城市环境卫生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个人卫生可能优于公共卫生，因为后者牵涉到了城市规划和政府职能……这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记载。

谢选骏：左右手都是为一个基本点服务的——那就是人类的原罪

网文《左翼和右翼》报道：

左翼和右翼（英语：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通常被用来在考虑社会平等和社会阶层问题的基础上对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党进行分类。左翼和右翼通常用来表达及代表完全对立的政治及经济和各种社会议题的看法，尽管某个团体或个人可对某些事物采取左翼的立场、却对另一些事物采取右翼的立场。

传统来说，左翼通常主张积极改革，主张把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革除，从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反对派一般自认为左翼；右翼一般较为保守，主张稳妥、秩序、渐进、尽量避免改革，或是往倒退的改革，强调维护旧有传统，保皇党一般自认为右翼。左翼与右翼都是相对而言，在不同背景下两者主张的具体内容不会相同，不能以静态的“主义”或“阶级”划分。两词是相当广泛的形容用词，用以作为一种广泛的辩证法解释方式，可以用作形容或区分一种政治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一个政治党派。除非是将其套用至多维的政治光谱上，否则这两词通常是用以描述两种完全相对的立场。

传统定义

革新、进步为左；保守、反动为右：此为较为简单的分野, 唯革新的内容和所保守的传统则各国各时间可分别巨大。因而顺情况而生出以下各种诠释。

例子和学说

尽管对这两词的使用相当普遍，但这两词的使用往往是根基于舆论上。对于这两词的区分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针对国情和时期，左和右会聚焦于各不同的议题：

公平的结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场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便是强调区分“历史过程”和“最后结果”两者的20世纪知名理论家之一[1]。但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约翰·罗尔斯则主张左翼的政策也是使用以过程为根基的推论[2]，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属于最后结果。

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为左；而接受之则为右：通常，政治上的争论都是聚焦于政府究竟应该（干涉主义）或不应该（自由放任）介入经济以救济贫穷的问题上。诺兰曲线将这个差异作为左翼和右翼两大差异的轴线之一。不过，政府的干涉并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财富或平等主义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为了满足某些财团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团主义的政策。所以左翼往往支持对于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等弱势群体进行援助、保护，而右翼偏好顺其自然、自由竞争，即使其结果是造成主导种族、阶层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左右翼之外。

相对更追求社会平等为左，更维护等级制度为右：这属于比较简单而容易通用的标准。在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重商主义、欧陆保守主义都以维护君主制和贵族的等级特权为目的，尽管他们通常主张由国家强有力地干预经济，但却属于右翼，这是因为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往往是为了强化权贵对民众的掠夺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在当时主张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等级特权而主张公平竞争，在当时属于左翼。这也使得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被视为比自由资本主义还要更右的社会形态。而在欧美国家确立民主宪政以后，左翼主张福利国家，右翼主张自由市场，这是因为民主宪政下的福利社会又比自由放任更有利于社会平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社会平等而产生的激进思潮，属于极左翼。而纳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也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但其反对市场经济的原因却是因为嫌市场经济下的优胜劣汰还不够用以彻底消灭劣等种族和劣等人口，因此属于极右翼。

伦理自由为左，伦理保守为右：这也是左右划分常用的标准。左翼通常支持性解放、性别平等、开放式关系、同性婚姻、堕胎等，右翼则反对这些性开放的做法并可能依据宗教教义或者礼教宗法制来束缚个体的自由。

一个世俗及政教分离的政府为左；一个宗教与政府不完全分离为右：这种差异在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地方也是反教权主义代表左翼的区域），有时候也包含中东 不过在一些国家例如法国的极右翼反而比左翼更激进的支持世俗主义政策，但主要是针对伊斯兰[3]。

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这个公式是由美国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才为人所知的，但最早则是由埃德蒙·伯克所构想的。

支持跨国家团体为左；仅支持独立国家和政府为右：左翼通常主张国际合作，通过国际组织来达致双赢。右翼通常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并反对跨国组织的政策决定凌驾主权国家。在欧洲，支持欧盟的自由主义者通常来自左翼，而支持欧盟但保持国家主权至上及民族主义者则来自右翼。

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左；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右：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翼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劳工为目标，而右翼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企业和经济。然而此种分类也有许多的争议，因为民族主义也有许多左翼派系，例如台湾民族主义、爱尔兰民族主义，在越南战争中，北越的左翼执政党“越南劳动党”曾以民族主义作为号召，在中日战争中，许多左翼也拿民族主义作为号昭，发现此类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国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本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反对种族民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不过，一般而言左翼大多认为反殖民、抵抗外来侵略时期的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性，但当代民族主义阻碍了社会进步，因而主张某种世界性的联合，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最终达成无国界的社会主义。

认为人性和社会为可变性的为左；认为它们为固定性的为右：这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例子之一。左翼一般持社会建构主义立场，而右翼一般持本质主义立场。最先以此定义左右翼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

社会主义为左；资本主义为右：这是近代最广为所知的分法，多数媒体中提到左右翼时也多半是指此种分法。这里的社会主义泛指高税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预调控的政治体制，而不一定是共产党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

有争议之分类法：

偏好一个“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为右：政府的大小在这里可以视为是政策和立场的差异，虽然政府雇员的数量通常被用以作为主要指标。不过，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无政府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的存在，甚至君主专制本身明明是极右，在此分类就会被归类在极左，打乱了左右的规律。

无神论和利他主义为左，有神论和利己主义为右，此种分类法一般认为是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不过，一方面有神论者可能亦会与左翼思想结合，如解放神学或基督教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部分保守派政治流派如基督教保守主义反而认为无神论往往代表利己主义，有神论往往代表利他主义。要注意的是此论点不代表有神或无神论与利己利他主义直接相关，而是对于左翼与右翼主张的归纳。

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19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便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为特色，而这波浪潮主要则被归类为左翼，包括性解放、女性个人权益则是属于左翼思潮，同时部分左翼派别认为认为集体主义的内核应是马克思所言的确保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在宗教/现世的冲突上，现世主义者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宗教自由超越集体的信仰价值。不过，被许多人视为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或是“君主专制”也强调“国家的组织概念”，抱持着集体主义的概念，将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实体。发现大多右翼更偏向集体主义，反而左翼较尊重个人自由，因此此种分类方法受到质疑。

历史起源

左翼和右翼的称呼最初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国民议会上，“保守”或是温和派的“保王党”或是“君主专制”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翼”、“右翼”两种称呼[4]。

在刚开始，这个政治光谱的定义是以人们对“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态度为判断标准，“右翼”也因此代表着支持贵族、或教士利益，而“左翼”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人。在当时，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人也被视为是左翼，然而这样的立场在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则被视为是右翼。不过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极端的左翼也会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援贫穷人民。

而在英国的同时，埃德蒙·伯克（他在现代通常被描述为保守派）也抱持着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市场左翼类似的观点，不过，他也强烈批评他们的反教权主义立场以及他们鼓吹暴力革命推翻长期政权的倾向。伯克在他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批评左翼的理性主义过于极端、以及对于传统智慧的侮蔑。

在法国大革命中，左翼和右翼的定义往往在不到一年内便完全转变。最初，在制宪议会上，安托万·巴纳夫和亚历山大·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等主张限制君主权力和建立一院制议会的领导人被视为是左翼，而那些希望建立和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保守派领导人、以及彻底反对革命的人则被视为右翼。到了1791年的立法议会，前述的这些党派—现在被称为斐扬派由于支持君主政体和有限的选举权而被改视为右翼。而在仅仅一年之后的国民大会上，原本因为支持透过战争将革命散布至国外、以及厌恶国王而在立法议会上被视为左翼的吉伦特派，现在则因为他们对于推翻君主政体的矛盾心理、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世、以及对于巴黎市的厌恶而被视为右翼。

应该注意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当时，各形各色的政治党派都很少有经济政策上的差异。被视为左翼的山岳派（1792-1793）和右翼的保皇派（Monarchiens, 1789）在经济政策上都是属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在1793年山岳派的确比其他党派更为愿意支持（暂时的）经济控制以争取群众支持、而且在山岳派内部也有一些左翼的经济激进主义者以Egalité—重新分配财富作号召。

相反的，在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是针对革命本身的态度：将革命视为是一场毁灭上帝和自然的可怕灾难、而这一切应该被结束才能恢复好的政府，又或者将革命视为是法国政治生活的必然特征。就大部分时候而言，几乎所有革命中的法国政治人物都对此抱持接近中间派的立场，但却在应该何时发起革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1794年，在罗珀斯庇尔于热月政变中被推翻后，法国大革命终于稳定下来，这时更为清晰的政治光谱开始浮现—在左翼的是之前支持罗珀斯庇尔和恐怖政治、并希望恢复1793年民主宪法的雅各宾派；而在右翼的是希望君主复位的保王派—包括立宪派和专制派；而被归类为中间派的则是热月政变中的发动者，也是他们写下了1795年的宪法、并希望建立有限制的督政府共和制。督政府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政治生态—雅各宾派和保王派继续存在，而大多数最初支持督政府的人则改变为支持独裁者，最后导致了皇帝政权—拿破仑·波拿巴的诞生。

也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国内有关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光谱概念开始流传至欧洲各地。由于法国的大军不断攻克并强占法国之外的领土，左翼和右翼的分界再次改变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这大部分是由在政治上的结盟所判定。随着拿破仑的崛起，左翼和右翼的区分也变的更为复杂，因为这代表了在国外支持革命的党派也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支持拿破仑的独裁政权。在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传统统治者—无论是拿破仑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或是在德国的附属统治者如巴伐利亚，通常都选择吸收拿破仑和大革命中的某些经验，希望借由吸收那些中央集权的改革，能使他们的老旧政权转变为和拿破仑一般的强大，而无需经历大革命中的混乱和恐怖暴力。

在拿破仑于1814年被击败后，欧洲的政治家们齐聚维也纳会议以商讨如何重组欧洲。会议并没有全盘恢复之前的旧政权，维也纳的保守派政治家们（例如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所希望的政治制度是以保持秩序为目标，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谨慎的采纳法国大革命中的改革。而在法国，类似的潮流促成了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的复位，而他本人也认知到，要彻底恢复以往的旧政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意识形态分类

一般来说，左翼支持平等，反对阶级统治，其强调的特点是“自由、平等、博爱、权利、进步、改革和国际主义等观念”；[5][6][7]而右翼认为社会分层有其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8][9]，其强调的特点是“权力、等级、秩序、责任、传统、反变革和民族主义等观念”[10]。

在范围上，左翼通常包含进步主义、社会主义[11]、共产主义[12]、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13]、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左翼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左翼自由意志主义[14][15]、民族自决论、国际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16]。种族平等运动和工会主义运动也与左翼息息相关[17][18]。

而右翼通常包含保守主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19]、保守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反共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纳粹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20]、无政府资本主义[21][22]、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君主主义[23]、反变革主义[24]和传统主义。[25]

名称的发展

左翼和右翼的称呼随着时间不断发展；从原本仅限于法国的用词传遍至整个欧洲（至少在欧洲大陆）、乃至于全世界的常用称呼。

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种政治生态都很容易套用左翼-右翼的政治光谱。极右翼的反动派势力期盼完全恢复旧政权，包括传统的特权以及中央集权的界线。虽然各地的政府经常会利用这些政治势力以保持政权，但却很少有政府会（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撒丁王国）真的采纳反动派的政策。在反动派左侧的是来自于温和派的保守派，他们更愿意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尤其是那些会造成国家权力扩大的的成分，同时也支持独裁的中央集权统治—无论是以牺牲传统阶级或是自由派议会为代价。而在他们更左翼的则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希望一个代议制的政府以及对于公民自由的尊重。不过在实际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界线往往相当模糊，尤其是在议会制的国家里，保守派在必要时通常会乐意和代议制的政府合作。而在自由派左侧的则是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希望彻底推翻君主政体，并建立普遍的选举制度—要不是类似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便是如同1793年的法国宪法一般。

随着时间的发展，左翼里的某些“左翼”成分逐渐浮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始的左翼、以及他们的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分支都坚持权利平等，依然被视为是左翼的明确主张。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渐增加，尤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策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的不断的转变为左翼的中心，也因此到了俄国革命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将“左翼”一词限定为称呼共产主义者、或至少社会主义者。而在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曾经被定义为左翼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则改被视为右翼。而右翼里的极端君主主义和神权政治成分则越来越罕见，并且在今日的西方国家几乎已不存在了，但主张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是右翼的主张。

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是在“左翼”，而斯大林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将他们自身视为“左翼”。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左翼份子会争论道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都只是表面上的左翼，因为他们在实践上毫无经济的自由、而且也制造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包括庞大的官僚特权。在共产主义政治光谱中，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左翼共产主义被视为左翼。而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布哈林主义被视为右翼。不过，许多欧洲的左翼政党依然会与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结盟以对抗右翼政党，而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都支持民主选举。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点，左翼和右翼通常都有不同的涵义，这种现象通常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自从那时开始，左翼和右翼的称呼就越来越少有明确的定义了。举例而言，当谈到1930年代的欧洲时，除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抗外，人们很难对“右翼”的定义产生共识。虽然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定义为右翼，但很显然这两位政治领导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他们两人的反共主义也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

在美国，很少有社会主义的党派能浮上台面，而且即使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很少出现。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不同，美国的自由主义混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派的左翼政治势力，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及成为福利国家，以民主党为代表；反之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则成为保守派，以共和党为代表。而右翼在原先欧洲的定义里，是与那些传统政治秩序的保王党支持者相连结的，但在美国这却从来不曾存在过。在冷战期间里，几乎每个当选的政治人物都是采取反共主义的姿态；唯一的例外是在1960年代中旬，当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时，一群新左翼就此浮现，在某些场合下还宣称他们是“反反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主动拥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在这些西欧国家往往有极大势力、或甚至成为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左翼的代表。而共产主义政党在政治光谱上依然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与社会民主党有一定的阁外合作，但不会与社会民主党执政。简而言之，在美国被视为“自由派”的事实上是左翼，在欧洲的“自由派”则往往会被视为中间派和中间偏右的政党。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1980年代，共产主义的支持度戏剧性的大为下跌，不只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亦然。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左翼”一词就很少再用作形容那些支持老挝、朝鲜、中国的人了。不过这一词依然可以用作称呼许多社会主义的分支，这一词也经常用以称呼某些形式的参与型经济或甚至是绿色政治的支持者，而非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形式。

如同左翼一样，“右翼”一词的涵义也不断改变。在19世纪末期的西欧，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支持要恢复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政权式社会架构，相反的，右翼一词通常被用以称呼那些想要维护任何形式的君主政体或贵族政治的人、以及那些抱持保守派宗教观点的人、或者是那些仅仅想要防卫自1789年以来产生的中产阶级利益（而这在现代早已根深蒂固）的人。在20世纪前半期，革命性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也与传统的右翼政治势力产生差异，直到今天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右翼一词也被一些人用以形容极端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政治势力。

在近年来，新崛起的全球化和新保守主义被归类为右翼，而“古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或“老右翼”一词在近年来则出现用以称呼地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的右翼。

对于当代称呼的质疑

一些当代的政治立场，例如在美国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是很难以左翼-右翼称呼加以定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社会议题上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反对枪械管制、反对左翼对于政府管制市场经济的支持，或反对右翼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因自由意志主义一般会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总体是右翼。他们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最相似于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1789年那时的左翼，但现代来说则是右翼。

许多现代的思想家质疑左翼-右翼的区分法在21世纪是毫无意义的。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左翼-右翼差异显然都是和当地的历史经验以及地区政策有关，而不是任何一致的原则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保持政治上的适当性，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右翼都接受了大多数“左翼”对于政府干预社会的观点。同样的，许多左翼政党也在里根-撒切尔时期开始支持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拥抱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而在最近，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即使是被归类为左翼的政党似乎也支持限制国家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运动如绿党和女权主义的浮现，这些运动毫无疑问是更接近于传统的左翼而非传统的右翼，但通常是以他们对左翼经济思想的排斥态度定义的。

无论如何，政治的本质意味着两极社会分化的差异永远不会消失，至少地区性的政党通常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强调政策选项的两极—亦即非此即彼的左翼-右翼区分。将对手政党贴上左翼或右翼“激进分子”的标签也是经常出现的政治手段，也能用以划清或呈现出某人的立场、和某人所反对的为何。也因此，即使这左翼-右翼的称呼区别并不如以往一样有意义，但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是相当重要的政治术语。左翼-右翼的区别肯定也会被一些自称舆论取向立场的团体所批评，例如激进中间主义（Radical Centrism）、第三种道路（Third Way）等等。这样的团体通常宣称自己“超越”了历史的区分界线，并坚持他们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不过，他们还是经常被其他人划分为政治光谱的某一部分，无论他们反对与否，且仍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参见

icon 政治主题

icon 社会主题

左翼、右翼、中间派

第三条道路、第三位置、第三势力、第三党

诺兰曲线

政治光谱

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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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ise Columbia Encyclop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BN 0-231-05678-8 "Fascism,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that glorifies nationalism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ividual. ... The term was first used by the party started by MUSSOLINI, ... and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other right-wing movements such as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an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

 Meltzer, Albert.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需要免费注册. London: AK Press. 2000: 50. ISBN 978-1-873176-57-3. The philosophy of 'anarcho-capitalism' dreamed up by the 'libertarian' New Righ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archism as known by the Anarchist movement proper.

 Vincent, Andrew.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3rd.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9: 66. ISBN 978-1-4443-1105-1. Whom to include under the rubric of the New Right remains puzzling. It is usually seen as an amalgam of traditional liberal conservatism, Austrian liberal economic theory Ludwing von Mises and Hayek), extreme libertarianism (anarcho-capitalism), and crude populism.

 See

Politics in Europe, 6th ed. (eds. M. Donald Hancock et al.: SAGE/CQ Press, 2015), p. 139: "Historically, the political right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us quo. It favored monarchism and deplored the Revolutions of 1789 and 1848."

Thomas M. Magstadt,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ssues, 12th ed. (Centgage Learning, 2015), p. 28: "Ideologies of the right: Monarchism is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 After World War I, fascism supplanted monarchism as the principl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The New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Third Edition, (1999) p. 729.

 The Concise Columbia Encyclop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231-05678-6 "Fascism,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that glorifies nationalism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ividual. ... The term was first used by the party started by MUSSOLINI, ... and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other right-wing movements such as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an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

15. 利己主义者算左翼还是右翼?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79179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来源

Charles Blattberg Political Philosophie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PDF); online, previous version published in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5, No. 3 (July 2001) 193–217.

外部链接

（中文）中文左翼右翼倾向测试 简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正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Political Compass提供的倾向测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向上衡量。

世界最小的政治测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右翼网 简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正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分类：​意识形态竞争特定人群称谓 (政治术语)政治经济二分法政治理论

谢选骏指出：社会的左右翼犹如个人的左右手，都是为一个基本点服务的——那就是人类的原罪。1、人说“一般定性希特勒的纳粹是极端右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大林共产党阵营是极端左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极左极右会相遇，这是有些人会糊涂的原因！”2、我看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勾结不是个案，正如英国和苏联的勾结也不是个案——这些都是人类原罪的体现。

谢选骏：领养与改宗的捷径

 

《一个韩美黑人“孤儿”美国寻梦的故事》（劳拉·汤玛斯（Laura Thomas）BBC国际部 2022年10月9日）报道：

米尔顿在被收养后不久在韩国的美军住宅区合影。

米尔顿·华盛顿（Milton Washington）的妈妈是韩国人，爸爸则是一名黑人美国士兵，他从出生时就成为社会弃儿，后来则成为一名“狡猾男孩”（“slickyboy”），其实就是儿童扒手的意思。但米尔顿梦想到美国去。在8岁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

一天，一辆漂亮的轿车停在韩国圣文森特孤儿院外，米尔顿·华盛顿瞬间做出了一个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

一对黑人美国夫妇走下车来。男人穿着军装，女士则留着非洲式发型，并穿着美丽飘逸的裙子。当米尔顿意识到他们即将领养他的朋友约瑟夫时 - 他也跟他一样是黑人和韩国人的混血儿 - 他跑到这对夫妇的汽车边上，跳到车里并锁上所有车门。

他在里面使劲地大哭大叫，除非他们也把他带回家，否则他不出来。

在圣文森特孤儿院操场上和其他美韩混血儿一起玩耍。

这对夫妇——华盛顿上尉和夫人——同意把约瑟夫和米尔顿都带回家，但他们只想看看他们两人中谁与他们家人更合适。他们说，将给几天的时间，然后再做选择。

那天晚上，躺在东豆川美军基地陌生房子的陌生卧室中，小米尔顿做出了当天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出逃。

他说，“我不想被再送回孤儿院——也许他们不会选择我。我只是想去美国。”

美国在韩国驻军

朝鲜战争从1950年持续到1953年，最后以停战告终——自那以后，南北朝鲜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关系紧张

美国和韩国签署协议，为美国在韩国驻军奠定基础。在韩国的美国驻军仍有28500人。

在进孤儿院之前，米尔顿是在靠近朝鲜边界韩国一个小村子里唯一的黑人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士兵，早已离开韩国。但他在稻田地里辛苦工作的母亲非常爱他，并极力保护他免受别人的偏见。

米尔顿所在韩国村子的孩子们会唱一首关于红苹果、香蕉、火车和猴子的儿歌。

“我记得他们在对我唱得最响亮的那段，就是关于黑猴子的红屁股那段。这就定了调。”他说。

米尔顿表示，表面上它只是一首天真的操场儿歌而已- 并非带有种族主义味道，至少当初并非这样设计的。但他们却把它变成一首具有伤害性的歌曲：就因为他皮肤的颜色而被人欺负。

米尔顿说，作为黑人的儿子，在60和70年代的韩国，他不被当成韩国人看待。还因为他父亲不是韩国人，他无权获得出生证明。

米尔顿知道他父亲来自美国——在他脑子里，那是一个车会飞的地方，城市是由黄金打造的，还有冰激凌山。

米尔顿说，“我梦想去美国因为那里到处是黑人——这些神奇的人，而且自己能被接受。”

米尔顿心中的美国是一片梦幻乐土，跟他的现实不能再大相径庭了。

现实中他和母亲住在泥石屋中，睡在地上，并用河水洗衣服。

一天早上，村里的一些长者登门造访，告诉米尔顿的妈妈他们不想再接受“由于那个黑孩子你给全村所带来的羞耻了”。虽然米尔顿妈妈极力争辩但也无济于事。最后，她和米尔顿不得不离开家，搬到附近一个隶属美国军事基地的小镇上生活。

那里有汽车、电，还有钱。这些对米尔顿来说都很新奇——因为在他们的村子里，人们用盐做货币。

米尔顿也第一次看到了美国黑人士兵，让他感觉距离找到父亲更近了一步。

在他们狭小公寓楼下的红灯区小巷里，无家可归的男孩们乞讨、扒窃，并和其他帮派打架。美国士兵把他们叫做“狡猾的男孩”，即小小偷的俚语。

当6岁的米尔顿和其他男孩享用一包奥利奥时（他妈妈的美国男朋友给的），米尔顿也成了一名小小偷，他终于感觉自己有归属感了。

米尔顿说，“所有黑人士兵都会给我钱，不仅是零钱，还有美元钞票。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米尔顿的母亲在镇上的一家俱乐部成为性工作者，她晚上出去工作。米尔顿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尽管她妈妈严令他不要出去，但他一般根本不听。

一天晚上，米尔顿的妈妈没有按时回家，因为俱乐部遭到警察的突击搜查，她和其他一些在那里工作的女性被关进监狱2周。

摆脱了妈妈的管制，米尔顿和他的朋友们彻底狂野了，他们从酒吧偷饮料，在城里到处玩耍、冒险。

当他妈妈回来后，她确保决不让米尔顿独自一个人。每次当她得知警察要来突袭的消息时就把米尔顿（预先）送孤儿院呆2个星期，以保证他安全。

米尔顿记得在孤儿院受到一些主要是韩国孩子的种族歧视和欺负，就跟他以前在村子里时一样。但这次，他没有让自己受影响。

他说，“我就一笑了之。是的，你们可以用种族言论辱骂我，但‘你才是孤儿。我有妈妈。她说她2周后会回来。’她总是在两周后回来。”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早晨，米尔顿和妈妈坐出租车到了另一家孤儿院，那里的许多孩子长得跟米尔顿一样。这是一家专门收养由美国军人和韩国母亲所生孩子的孤儿院，它就是圣文森美亚人（Amerasian）儿童之家。

米尔顿母亲向他保证第二天会回来，并承诺会给他买礼物 - 米尔顿说想要一套玩具火车。但当她回来时没有送他火车礼物，只是给了他一个拥抱，当时米尔顿并不知道它其实意味着道别。

“她告诉我‘我需要你坚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米尔顿说。

在米尔顿刚到圣文森孤儿院不久就碰上了来孤儿院领养的华盛顿上尉夫妇，他们把他带到了他们在军事基地的家 - 但米尔顿决定从那里逃走。

但他并没有跑多远。他还很小，大院的围栏很高，几个小时后人们就找到了在儿童游乐场熟睡的米尔顿。

但这一事件震动了华盛顿一家人，他们决定米尔顿和约瑟夫可以永远跟他们在一起。两个男孩在1977年被领养，并最终搬回美国 - 成为一个有6个孩子的喧闹、友爱大家庭的一员。他们骑自行车、做运动、上学——所有这些都是米尔顿渴望的正常童年生活。但他担心母亲的下落，往往哭着入睡。他经常做恶梦，梦中他趟着水在稻田地里寻找她。他说，她永远是他在“异常艰难世界中的避难所。”

如今已经50多岁的米尔顿（他不确定自己的准确年龄）在纽约担任摄影师工作。他正在写一本叫做“狡猾男孩”的回忆录。他一直对自己亲生家庭充满好奇。最近几年开始通过DNA网站寻根溯源。

2019年4月，他找到了一个匹配，是他母亲那边的一个家庭成员，对方希望能马上跟他通话。

“你好，我是从西雅图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带着浓重韩国口音的声音说。

“我是小米尔顿，”他说，他用了生母经常叫他的名字。

“我是你姐姐Tong ，你记得我吗？”

米尔顿的确记得见过Tong——她是他的姐姐之一。在米尔顿小的时候他们在韩国见过几次面。Tong跟着祖父母一起住，而米尔顿的妈妈跟他们已经疏远了

米尔顿说，跟他同母异父的姐姐讲话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他说，“我真的非常兴奋，能找到过去的一些联系，并能让我的记忆得到她的验证。”

米尔顿没有料到他母亲会活下来，但姐姐告诉他她很长寿，几年前刚刚去世。他妈妈和姐姐们1998年来到美国。虽然他们知道米尔顿也生活在美国，但他妈妈觉得自己无权力联系他。但她给米尔顿留下一个纪念物，让姐姐Tong帮他保存——一条金玉项链，留个纪念。

“项链非常漂亮，也是一种能随身佩戴纪念妈妈的方式，”他说。米尔顿也一直在寻求关于他生父的答案。他认为父亲可能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但没有更多信息。米尔顿说，“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唯一缺失的环节。”

尽管米尔顿有时仍然会感到伤感，但他肯定多年前他妈妈决定放弃他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她知道如果我有机会在美国生活，我会过得很好。我爱她有勇气这样做，”他说。他说，“我心中将永远有一种缺失。但是，要是拿我可能过上的人生同我目前生活的好处相比——那绝对不能比。”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领养”的故事，也是一个“改宗”的故事——韩国人改宗成为美国人。尽管，这个混血儿本来就有双重身份。但是，出示不同的身份，却能带来不同的命运。如果想在不被领养的条件下获得改宗，宗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所以，有人为了寻求宗教避难和宗教庇护，而加入了某种宗教组织，结果弄假成真成为了某种教徒。

谢选骏：诺贝尔奖励金融危机、谋杀西方社会

 

《伯南克获奖，我们并未远离金融危机》（FT中文网2022年10月10日 徐瑾）报道：

每年诺奖都是不缺聚光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让人觉得有趣。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W•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人分享奖项，以表彰他们在银行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研究。道格拉斯•W•戴蒙德和菲利普•戴维格是学界大拿，其研究的经典模型已经进入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奖早有呼声，搭配伯南克，倒是有点耐人寻味。作为曾经全球最大央行的话事人，伯南克获得诺奖，有什么意义？

意义之一：为中央银行救市正名

以往诺奖更多关注微观领域，部分也是因为微观领域争议性没有宏观那么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曾被认为精妙的宏观模型，备受争议。而这次诺奖回归宏观，尤其将颁给了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意义非常，显然，对于伯南克或者说美联储拯救金融危机的举措，诺奖委员会给与了肯定。

这也让人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获得了诺奖，让不少人感到大为惊讶：大家惊讶的点，并不是他会得诺奖，毕竟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几乎已经锁定他为诺奖的“天选之人”，更多的惊讶于他这么早获得诺奖，而且是一人独享。这不禁使人怀疑它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的指标意义，或许多多少少和格鲁格曼的公共言论与大众形象有关。

伯南克得奖，也有类似的意味，其背后含义，显然不仅在于肯定他作为学者的理论贡献，而且也是对他作为中央银行家的肯定，尤其是对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作所为。作为学者，伯南克早年就声名鹊起，无论论文还是专著都引发不少关注，而作为中央银行家，他所面临是2008年这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可以说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

回看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美国系统性风险，华尔街血流成河，雷曼倒闭更酿成海啸巨浪。美联储启动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白宫也开启了政府巨额资金救市的先例，在这样的时刻，伯南克可以说处于美国救市的暴风中心。有人认为他挽救了世界，避免了上一个世纪大萧条的重演，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开动了印钞机，无异于掀掉潘多拉盒盖，不仅造成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结果，也为未来的金融不稳定埋下伏笔。迄今这段历史的功过认定，一直存在争议。

更不同说，对于金融危机原因、恶化、处理，迄今仍旧有不同声音，金融危机影响也不止步于经济领域，也引发意识形态各种争论，譬如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崛起进一步凸显英美相对衰落，这也间接引发后续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伯南克离开美联储之后有不少梳理。他认为，危机最显著的两个因素就是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而危机扩大源自恐慌本身，甚至他强调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不少人批评他为代表的美国救市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应对金融恐慌的经典处方，而且最终成功地抑制了危机。”

如今2022年诺奖的桂冠，可视为对其在金融危机中举措的肯定，对伯南克也算是一次正名。

意义之二：肯定实践的价值

伯南克，是学者还是官僚？在过去传统中，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学者的世界，而官僚政客的主场则在其他地方，毕竟，体面的学术奖项颁给官僚，需要避嫌，以免显得自降身价。这一次颁奖，不啻对伯南克实践探索的肯定。

众所周知，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起家，以此而论，处理金融危机他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甚至可以说，美联储少实践其实先于学术研究。在历史上，金融实践其实一直早于理论，而在学术圈的小世界中，理论并不必然与现实或者实践相连，这也使得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后备受指责，畅销书作家塔勒布就调侃，“经济学就像是一颗死亡的恒星，尽管看上去好像仍然在发光，但你知道它已经死了”。

伯南克的获奖，或许是是时候让我们正视实践的价值。他在回忆录《行动的勇气》中坦言，当他们这些政策者在努力应对危机的时候，并不奢望学术争论能够为其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而是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连贯性的框架，来指导我们的应对举措”。而所谓连续框架，有的时候并不是来自学术争论，而是来自历史与经验，这也是伯南克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和金融史的核心动力。

即使伯南克本人，在危机之前，认知也存在错误。FT首席财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指出伯南克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对于危机之前的美国经济认知存在局限，其次他也没有认识到次级抵押贷款的影响。

作为诺奖候选人，伯南克的身份自然是学者，但是很显然，对外界而言，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央银行家。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体现着伯南克的智慧。一个很小的细节，很能说明伯南克的身份问题。回到2005年，白宫，主角是伯南克与当时的布什总统。伯南克当时的职位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人开玩笑说这个职位就是为美联储准备的见习职位，但伯南克显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年就将接任格林斯潘。

当时伯南克正对布什滔滔不绝陈述经济大势之际，布什突然走过来掀开伯南克的裤脚，看到后者深色西装下的棕黄色袜子——不用说，这一搭配实在太不协调，布什忍不住问，“你从哪里买的袜子？太不协调了”。伯南克坦然回答，“在GAP服装连锁店买的，10元4双。”

或许是因为小布什的个人商业背景，比较讲究穿着礼仪，他当时还对伯南克强调了一下，这是白宫，有着装标准，伯南克则继续做陈述，日后，在回忆录中，他对此念念不忘，自我解释说这是源自自己的学者惯性。

袜子虽小，但是背后却体现伯南克的身份定位，是官僚，也是学者。首先，这暗示了伯南克在华盛顿经历中，一直在潜意识中保留了自己的学者身份认同。袜子，其实是一种物语，在多数人都不太流行打领带之后，袜子对于现代男性很多时候具有象征意味和个性特点，按照一本西方《穿袜宝典》的书中观点，“穿袜子很容易犯用袜子展示自己内心叛逆与不落俗套性格的禁忌”。无论流行如何变化，从着装礼仪你看，正式场合更应该内敛稳妥为上，即穿西装时选择深色袜子是必须的，即使选择在不太正式的场合冒险选择淡色袜子，也应该与西装色系搭配。

聪明如伯南克，并非不明白一身正装可以表明工作态度，即“你认真对待这份工作”这一职场道理。政学两届的不同着装规则，其实在伯南克第一次从大学进入美联储时候已经有过体会。他曾经感叹，学者生活与决策者生活的另外一个区别在于着装规定，他在做教授时刻，经常穿着牛仔裤上班，穿西装对于他大概已经是一种妥协了，袜子选择上有意无意的随性，其实是一种学者身份的小小怀旧与对政治体系的小小疏离。

在古老的《伊索寓言》中，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钱钟书则调侃，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会反过来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事实上，伯南克这种学者的自我认知，其实一种保护，不仅保护他在专业上的独立，也保护了他在政治的世界全身而退。

意义之三：祛魅“货币王者”

关于袜子这种小情节，出现在一个前中央银行家的传记中，在过去其实很难想象。

不得不说，在金融危机之后，见证了中央银行家的“祛魅时代”——不仅印钞者们走下神坛，还原为长人，而且过去货币政策暗箱操作神秘兮兮的做法也随之过去。这种对比和转换，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央银行，或者可以说货币王者，一直是现代最神秘的机构之一。中央银行为什么可以随意印钞？中央银行为何可以裁决经济事务？考虑到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还是私人控股，此事就更显蹊跷。即使在民主国家，中央银行也一贯保持低调神秘风格，也正因此，有国外研究者称中央银行是一个“怪胎”，美国重量级参议员也有“审计美联储”的提议。那么，货币王者的中央银行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我的新书《货币王者》主题正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以粗略理解为银行的银行，他们可以说用隐性的货币之手主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家，比起本国其他同僚，他们可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更有共同话题。这也源自，中央银行一直努力在独立与政府意志之间维持平衡，与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其工作人员也往往乐于标榜这点不差异。

伯南克在2006年接替了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神秘莫测，说出过这样的名言，“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格林斯潘的做法，其实在中央银行的历史上有其传统。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中央银行代表是英格兰银行，长期担任其总裁的蒙塔古•克莱塔•诺曼曾经被称为“无形帝国的君主”，正是他，也把“绝不解释、绝不辩护”作为印钞者行事法则——这一准则倒是和英国王室的准则很类似，估计是山寨了后者。在二战之后几十年，中央银行的神秘面纱也没有褪去，而格林斯潘式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表达流行一时。

当时很多认为格林斯潘如此伟大，以至于谁都很难再继辉煌，事实上，伯南克做得很不错。两个人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伯南克没有采用格林斯潘式的神秘做派，而是致力于扩大美联储的透明度。

当他作为学者时候，伯南克和学者米什金合作的论文中即指出，如果央行能够同公众和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货币政策可望产生更好的效果，他甚至做了一个比喻，将看似高深的货币政策比作热狗之类日常产品，中央银行保持神秘感主张则与热狗厂家谢绝参观工厂原因相似：公众一旦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就丧失了神秘感，产品吸引力就会受到削弱。对此他难表认同。因此，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他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和演讲中，伯南克都反复强调了需要政策透明度，这对格林斯潘来说难以接受，

伯南克则认为保持决策过程神秘感在过去总是被强调有好处，但其实存在负面问题，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体现在对于中央银行可以维持权威，容易让印钞者们显得无所不知，可以保持政策灵活性，与此同时神秘也造成了各类问题，例如公众的困惑，也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

也正因此，伯南克上任之后，一改格林斯潘任期内对媒体金口难开的习惯，不仅在任期内外多次对外沟通，甚至上了电视节目，逐步走出“货币王者”高不可测神秘兮兮的姿态。与格林斯潘对应，他名言之一就是今天的货币政策，96%靠与市场沟通——事实上，这并不夸张，即使敞开怀抱，印钞者的话尚且被各种误读误会，保持神秘更是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

谁对谁错？也许更应该说，谁更符合时代潮流？站在大时代背景下，提高透明度不仅是伯南克的个人偏好，其实透明度是也是外界的要求与压力。

但对于中央银行这样货币王者而言，比起如何说，如何做也一样重要，毕竟他们是需要为经济繁荣与金融危机负责任的人。无论大萧条的教训还是2008年美联储的经验，都向我们展示，没有中央银行万万不能，但是中央银行一旦犯错，结局也很悲惨。

学术与实践的张力，将会继续在未来考验中央银行的执政能力。事实上，当下的美联储就正处于考验中，能否在不触发深度衰退的情况下驯服通货膨胀，答案尚不明确，而伯南克的获奖则适时地提醒我们，下一个危机远比你想象地接近我们，美国以及全世界并未远离后危机时代。

谢选骏指出：伯南克伙同格林斯潘，狼狈为奸制造了祸乱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结果诺贝尔委员会竟然在一个经济周期以后决定给他颁发奖励！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眼见得他们埋下的第二颗雷——恶性通货膨胀又快爆炸了，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诺贝尔奖的封喉一剑！诺贝尔如此奖励金融危机，根本是在谋杀西方社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