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隋朝的“俭”与“奢”》（2020年11月1日 陈忠海）报道：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约300年的分裂和战争，它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在总结前代教训的基础上主张节俭，并为此作出了表率，开创了治世。但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番穷奢极欲让隋朝从极盛骤衰，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王朝”。
文帝节俭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二十四日，北周宣帝宇文赟病危， 有大臣伪造诏书，让随国公杨坚接受遗命辅佐朝政。当天，年仅22岁的宇文赟病逝，太子宇文阐即位。第二年，左丞相杨坚废黜宇文阐自立，改国号为隋，杨坚即隋文帝。杨坚称帝后一路南征北讨，至开皇十年（590年）完成了天下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的分裂局面，使连续约300年的战争得以停止。
杨坚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完成天下统一后，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包括推行三省六部制和均田制、简化地方官制、改革货币制度等，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修复和加强，使社会恢复了稳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北周宣帝宇文赟“ 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在位时荒淫无度，大兴宫殿，生活奢靡，在位仅2年，先后立了5位皇后，后宫衣饰粉黛耗费惊人。杨坚以此为鉴，提出要厉行节俭。杨坚规定，后妃、宫女的衣服和日常用具都要严格按制度供应； 旧衣服洗洗再穿，衣服破了就补一补，“六宫咸服浣濯之衣”；宫中的日常饮食，除非举行宴会，平时每顿饭只有一个肉菜。
杨坚“躬履俭约”，要求“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平时使用的器物都“随令补用，皆不改作”， 外出乘坐的车辆能用即用，尽量不做新的。吏部尚书苏威看到皇宫中用白银作帷幔的钩子，认为有些奢侈，因而进谏，杨坚“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有官员“进干姜，以布袋贮之”，杨坚认为没有必要用布袋，那样太奢费， 针对这件小事，杨坚对这名官员“大加谴责”。后来，有官员“进香，复以毡袋”，杨坚更生气了， “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焉”。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
杨坚一方面自己很节俭，另一方面十分关心民间疾苦。《隋书》记载：“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 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杨坚派人前去了解情况，“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杨坚深感自责，“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 并“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杨坚到泰山封禅，途遇饥民， 车队行走困难，杨坚下令“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 遇到扶老携幼的，“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走到艰险的地方，“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杨坚力戒奢靡，带头节俭， 带动了整个社会节俭风气的形成。《隋书》记载：“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节俭的另一面，是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杨坚在位末年“府藏皆满，无所容”，兴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每个仓库存储粮食都在百万石以上，以至于隋朝灭亡20年后的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大臣马周还向唐太宗李世民报告：“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杨坚在位期间全国安宁、编户大增、仓储丰实， 社会呈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开皇之治”。
以俭戒子
杨坚有5个儿子，按年龄依次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谅，他们的母亲都是独孤皇后。杨坚生性节俭，独孤皇后主持后宫， 也是一个节俭的人，他们平时对儿子们都把节俭作为一项教育原则， 但可惜的是，这些儿子却让他们有些失望。
长子杨勇容貌俊美，生性好学，善词赋。杨勇曾得到一副装饰华美的蜀铠，杨坚看到后“不悦”，原因是“恐致奢侈之渐”，于是教导杨勇：“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因奢华而能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杨坚还把一件自己穿旧的衣服和一把用过的刀送给杨勇，以示警戒。杨坚用心良苦，但杨勇喜爱奢侈的毛病一直未改，平时生活铺张，府中有许多妾侍、珍宝，加上“率意任情”，逐渐引杨坚和独孤皇后不满。杨勇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后被杨坚废黜，贬为庶人。
三子杨俊生性仁恕慈爱，一开始名声很好，杨坚“闻而大悦， 下书奖励焉”。但以后杨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杨坚派人调查，查实后进行了严厉处理，“与相连坐者百余人”。但杨俊不思改过，“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杨俊还亲自制作一些精美的器具，用华丽的珠宝玉石装饰。杨俊为妃子制作七宝幂蓠，又建造水上宫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 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杨俊的作为让杨坚大失所望，“以其奢纵，免官”。
四子杨秀“容貌壮伟，很有胆力，年未及壮，即多须髯，常为朝臣所侧目”。杨秀很有野心，曾主动要求领兵出镇外地，杨坚没批准，之后虽然命杨秀开府治兵，但出于不放心，又暗中削弱杨秀的兵权，杨秀遭到打击后意志消沉，开始追求享乐，“奢侈逾制，车马衣服，僭拟天子”。杨坚大怒，把杨秀从外地调回京师，见面后却不予理睬，第二天派人痛斥，最后也把杨秀被贬为庶人，软禁在内侍省。
几个儿子接连出事，而且所犯过错中都有贪图享乐、奢侈过度的问题，让杨坚警觉起来，在确定谁来是新太子的问题上，杨坚进行了暗中考察。二子杨广深知杨坚的关切，刻意把自己伪装得节俭清廉。杨坚有一次去杨广的晋王府， “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杨坚认为杨广“不好声妓”，跟其他几个儿子有明显区别，感到很安慰，“善之”。杨勇被废后，杨广被立为新太子。
炀帝奢靡
仁寿四年（604年），杨坚去世。太子杨广随后即位，即隋炀帝。杨广本性也是一个贪图享受、极尽奢靡的人，在这一点上并不输于哥哥和弟弟，之前的节俭都是刻意装出来的，一旦荣登皇帝宝座， 缺少约束监督，本性便展露无遗， 而父亲留下的丰厚“家底”，也为穷奢极欲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杨广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工期却很短，只有10个月，为此，每个月都有200万民夫参加建设。不仅耗费人力巨大，耗费的物力也十分惊人，杨广派人到江南各州“采大木”，沿途运输又是一项大工程，“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宫殿的梁柱要从江西采伐，2000人才能拖动一根大柱，把这样一根大柱运到洛阳，至少花费10万个工时。
在洛阳城外，杨广还下令修建了西苑，北至邙山，南抵伊阙，总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在西苑中的湖泊上，以传说中的仙山方丈、蓬莱、瀛洲为原型，建造了几座百余尺高的小岛，岛上修有宫殿。西苑“内造十六院，屈曲周绕龙鳞渠”，每院有一名四品夫人主持院事。各院“竞以淆羞精丽相高”，以求得杨广的“恩宠”。杨广喜欢“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还亲自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十六院之外，西苑中还有几十处“景点”，以奢华著称的阿房宫估计也相形见绌。
东都洛阳建成后，许多西域商人和使者来此做生意和参拜，杨广下令在洛阳举办盛大文艺演出，参与演出的乐手、舞蹈演员近2万人， 从晚上一直演到早上，彻夜不息， 这样的演出活动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不仅如此，杨广还下令，洛阳的店铺必须重新装饰，售卖的货品也要经过挑选，把那些珍贵的商品摆出来，店家和客人都要穿上新衣服，街道两边的树木也都缠上帛， 用以装饰。
杨广还对巡狩活动十分热衷， 在位14年，去全国各地巡狩11次，每次出行都仪仗浩大，随行的官员、卫卒、宫女人数众多，沿路供应浩繁。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六年（610年）， 杨广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300多万人整修各段运河。完工后，杨广带着浩大的船队南下江都，随行的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有10多万人，船队长达200多里，凡路过的州县，500里以内的都要来“献食”。如此劳民伤财的“龙舟下江都”，杨广竟然搞了3次。
极盛骤衰
奢靡的代价是惨重的，为营造洛阳，“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 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至于修运河、下江都，更是劳民伤财。刚刚经历过“开皇之治”的隋朝，很快便“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遇到灾荒，百姓的日子更惨，《隋书》记载：“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杨广在位后期，各地不断爆发起义。大业十四年（618 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弑杀了已经众叛亲离、失去民心的杨广，存续仅38年的隋朝灭亡。
杨广不是庸君，有一定的能力和抱负，即位之初，形势也十分有利，但杨广未能把握机遇，尤其没能像父亲杨坚那样对奢靡现象的危害有足够警惕，也没能以身作则地反对这种现象，反而穷奢极欲，结果“极盛骤衰”，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评价的那样：“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众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韩非子》强调“国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李商隐在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浪费。”总结隋朝初年兴盛以及又“短命”的原因，正好可以为上述这些论断做出注脚。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隋文帝和隋炀帝的“俭”与“奢”似乎对立，却不知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其实是一对承先启后的活宝——隋炀帝完成了隋文帝的历史功绩——不仅同意了南北朝，而且连北朝也一起灭掉了！就像秦始皇灭掉了六国，秦二世把秦国自己也灭掉了。毛泽东的反苏文革、邓小平的亲美改革，也是如此——表面上似乎对立，其实却都是共产党自掘坟墓的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