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罗马帝国——欧洲的埃及化

《地中海：文明的摇篮》（联合国纪事 居尔辛·萨拉梅尔 GULSUN SAGLAMER）报道：

自从公元前9000年在杰里科建成最早的一批定居点以来，地中海盆地就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在英语和拉丁系語言中被称为“陆间”海的地中海有着多种名称：罗马人称之为“我们的海洋”(Our Sea)，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Akdeniz)，犹太人称之为“大海”(Yam Gadol)，德国人称之为“中海”(Mittelmeer)，古代埃及人则较含糊地称之为“伟大的绿色”(the Great Green)。1 “我们的海洋”在它周围人民之间的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防止了盆地各地区利益各异的人们之间发生冲突。世界上不存在其他任何这样的盆地。世界地图表明了地中海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多么地独特：它大到足以容纳我们所有的人，但同时，它以它独特的形状、它的岛屿、海湾和海峡为连接周围的人创造了各种手段。它看起来似乎是个闭海，但它提供了东西方之间的运输干道。

地中海是创造力的象征，是探索生命意义和智慧的象征，是热爱人和自然的象征。这一海洋始终是培育对哲学、艺术、音乐、文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人才的环境。灿烂的文明已遍及盆地各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从安纳托利亚、特洛伊到马其顿，从希腊城邦到腓尼基文明，从迦太基到罗马，从巴格达到安达卢斯，从拜占庭到奥斯曼帝国，从亚历山大到博洛尼亚，为世界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们无法想象没有埃及、古希腊、罗马和奥斯曼文明的世界历史。

地中海盆地的知识发展史

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代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最早的知识发展出现在地中海东部，此种发展的重点在于哲学。地中海周围的人们有着无限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和了解世界，这一事实从希腊时期开始就促成出现了对知识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米利都的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罗斯、阿那克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阿波罗的戴奥真尼斯、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6、5、4世纪)。

中世纪是该区域伊斯兰人的黄金时代。公元622至750年，从阿拉伯半岛开始，伊斯兰国的扩张遍及中东、小亚细亚、波斯、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几个世纪期间，伊比利亚的安达卢斯和摩洛哥成了取代巴格达的文化中心。从8世纪到15世纪，许多哲学家对该区域伊斯兰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哲学家包括扎比尔·伊本·海扬、法拉比、比鲁尼、伊本·西那、古夏里、安萨里、巴格达迪、伊本·鲁世德、贾拉·阿德丁·鲁米以及伊本·赫勒敦。

从古代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盆地在哲学、艺术和科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8世纪之后，由于远程航海已经可行并开辟了新的贸易通道，地中海区域开始失去其重要性，欧洲和北美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则有所增强。因此，现代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南方转向北方和从东方转向西方。

地中海区域的大学历史

世界最古老大学的名单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大学作出定义。如果将大学视为授予学位的机构，世界上所有最古老的大学都位于欧洲，因为到12世纪时，欧洲已普遍采用授予证书的做法。下述的引语反映了一种狭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大学的看法：“大学是一种欧洲教育机构”，或者“没有任何其他的教育机构已经像欧洲大学那样以传统的方式遍布整个世界”。2 事实上，正是地中海区域的国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宽泛而言，最古老大学的名单不包括希腊、罗马、中国、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古代文明，但存在于这些文明中的教育机构符合对大学的传统定义，因此应该将它们列入此种名单。

如果我们根据对授予学位机构的狭义定义列出大学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是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在44所最古老的大学中，有25所建于地中海盆地，而意大利半岛拥有其中的13所，是这方面的领先区域。3 持续运作到今日的世界排名最前的10所最古老大学中有8所位于地中海地区，这表明了该区域在知识方面曾经是何等地发达而且现在依然如此。虽然奥斯曼的教育机构没有列入该名单，但应该提到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于1453年创建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另一个重要的机构、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宗教教育外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建于1773年的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

如果我们对大学作出“自主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 的广义定义并察看10所世界最古老的著名大学，4 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份不同的名单。根据定义，大学首先是作为源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机构(伊斯兰学校)发展而成的。第一所大学是建于859年的卡鲁因大学。建于972年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建于1065年的伊朗尼采米亞大学是位于地中海盆地的另两所伊斯兰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剑桥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是另几所列入名单的大学，因此，地中海盆地在该名单中占有显要的地位。

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目前依然在全球化压力下处于转型阶段，但很显然，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作用正在继续增强，社会对大学的期望正在当今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迅速地改变。对大学可能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无疑的是，大学是地中海区域的产物。

目前没有关于地中海盆地有多少所大学或是有多少所地中海的大学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的可靠数据，但这一区域丰富的历史背景已创建了一种极好的知识环境，在几个世纪期间从中涌现出了许多享誉全世界的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

地中海将大学联系在一起

地中海周围的人民、国家、文化和机构有着共同的特点和价值观，从而促成创建了许多成功的项目，而且将会十分肯定地继续这样做。地中海各大学具有基于其深厚的知识文化和在社会上相关联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核心优势，因此可以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以及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大学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学生和学者具有流动性。欧洲共同体大学生流动行动计划(ERASMUS)统计数据显示，1987至2011年，学生和学者的流动超过46％是在地中海国家中进行的(ANNEX01SM——1987/1988年至2010/2011年向外流动的Erasmus学生)。流动性将有助于地中海各大学拓宽其视野并成为全球性机构。

大学网络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了解这些网络可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简要地察看存在于该区域的网络将是有益之举。地中海大学共同体是地中海地区最古老的大学网络之一，该共同体创建于1983年，由巴里大学主办。该共同体有来自12个欧洲国家和9个阿拉伯国家的160余所成员大学。地中海大学共同体还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等超国家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1992年10月7日与教科文组织签署了第一项合作协议，其后于1997年8月2日签署了另一项合作协议，其中正式承认地中海大学共同体是非政府组织。共同体网站载有一项十分恰当的主旨：“有众多的声音，但只有一个盆地”。我们确实在一个区域内有着许多种声音：地中海大学共同体远远不是地中海各大学唯一的网络——事实上有着很多的网络，其中包括地中海技术大学网络；由地中海一些大学创建的网络即设在斯洛文尼亚的欧洲——地中海大学；称为地中海大学联盟的地中海大学网络，该网络是欧洲投资银行大学网络之一，总部设在罗马，有84所成员大学；以及约有100个成员的欧洲——地中海论坛。

这些网络根据类似的任务发挥作用，但是直到最近，它们仍然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相互沟通。大约在10年前，地中海大学共同体和地中海技术大学网络决定在相同的日期在相同的大学举行会议。现已在拉巴特、雅典和伊兹密尔举行了若干次联席会议。它们还决定将互派代表出席彼此的会议。另一种情况发展是黑海大学网络、地中海大学共同体和地中海技术大学网络之间的合作有所加强。过去10年期间，一些作为这些网络成员的大学在使这三个组织相互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虽然有多种声音是好事，但各自拥有100至200个成员的这些网络却是独自地发挥作用。现在应该考虑如何使所有这些网络相互结合，并如何创建一个协调一致的组织，这种组织应该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功效，并将在任何平台代表地中海各所大学。如果地中海大学网络能够组织起来共同努力，这些网络将不仅在地中海盆地而且还将在欧洲和全球两级产生大得多的影响。

地中海区域各群体之间历来有所冲突，但它们之间也一贯有着共同的关于创造和知识的愿望和态度，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些群体一直在共同工作，并在贸易以及艺术和科学方面彼此学习。近年来发生的诸如流动性和国际交流有所增强等全球变化可以创造机会和必要性，据以在大学网络之中和网络之间开展更大程度的跨文化互动和合作，以增进共享地中海盆地的经验和资源。

注

1  Abulafia，David，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enguin Books，2011，p. xxiii。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ldest_universities_in_continuous_o...，from Hyde，J.K. (1991)，Verger，Jacques (2003)，Hunt，Janin (2008)，Maksidi，George (1970)，Rüegg，Walter (1992)，Nuria Sanz,Sjur Bergan (2006)。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edieval_universities (based on Verger，Jacques (2003))，Powicke，F. M.：1949 (http://www.unibo.it/Portale/Ateneo/La+nostra+storia/ default.htm)。

4  www.CollegeStats.org。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圭尔荪只知“地中海：文明的摇篮”，却不知“罗马帝国——欧洲的埃及化”！为何我说罗马帝国是欧洲的埃及化？因为若把地中海视为一体，则罗马帝国显然不是“欧洲地区的统一”，而是“地中海地区的统一”……而地中海文明的重心，显然在于埃及，而罗马帝国的进程，也是充分地展示了埃及化的过程。

《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之间的关系不难梳理》（马家沟人氏）报道：

公元前4000年，阿拉伯半岛的“两河文明”正式诞生，它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人类文明中至今仍然闪耀着两河文明的光辉。

两河文明在向西传播时，由于地中海的存在，又被分为南北两线。

北线传播过程中依次诞生了爱琴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南线在其传播过程中依次诞生了尼罗河文明和迦太基文明。

直布罗陀海峡位置的重要性导致了历史上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这个地方没少发起战争。

由于阿尔皮斯山的阻挡，北线是海路传播，南线是陆路传播。爱琴文明是两个不同时期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的总称。爱琴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西方文明的古老源头之一。

公元前146年，古希腊并入罗马帝国后，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古罗马位于地中海中心，这个位置对古罗马后来的扩张十分有利。

在一世纪前后，古罗马已经扩张成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的罗马帝国。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分。分别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逼迫西罗马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覆灭。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希腊化。公元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古代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东、西、南三面是沙漠，北面是大海，形成天然的防护屏障。因为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古埃及人可以安全地栖息，免遭满族入侵。

世界闻名的古迹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狮身人面兽都已初具规模。

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332年，古埃及经历了31个王朝，最后，被亚历山大征服。

迦太基文明位于今突尼斯北部，是东西地中海要冲之地。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对外扩张与迦太基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7年，迦太基战败，惨遭屠城，领土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公元纪年，基督教、伊斯兰教兴起，南北线成为宗教传播路线，其中，南线是伊斯兰教传播路线，北线是基督教传播路线。

地中海南北文明之争变成了宗教战争。进入宗教战争后，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了双方斗争的主战场。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这个时期大约是15世纪到17世纪。大航海时代将基督教传到美洲各地，欧洲靠殖民统治成为世界中心。

好了，关于古代罗马、古代希腊、古代埃及以及宗教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来龙去脉今天就说到这里！

发布于 2022-04-09 

谢选骏指出：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之间的关系，放在地中海文明的框架里。就不难梳理了——由此可见，罗马帝国这个“欧洲的埃及化”，大概率地很难避免。而近代欧洲的自由，就在于逃避了埃及化的命运——像阿拉伯、土耳其就未能逃过这一陷阱。

《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2021/6/18日 陈恒）报道： 

 

内容提要：希腊化所带来的最伟大影响——特别是罗马和希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交流。口语、书面语、雕刻、马赛克、建筑，几乎全部希腊人和罗马人分享这一切。当罗马人在这些领域以很快的速度吸收这些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极力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当罗马人在探索自身的艺术时，也注意把这两者相区分。

 

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演变而成的。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P6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注：早在1928年西方就出版过Ramsay,Sir Wm.,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New Haven,1928。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这方面作品有：《世界有色伟人》（1946）、《偷来的文化遗产》（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1982）、马丁·伯纳尔（M.Bernal）《黑色雅典娜》（第1卷1987年出版，第2卷1991年出版，计划要出4卷）、魏斯特（M.L.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1997）。尤其是伯纳尔的著作在古典学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争论，有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希腊文化受北非、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的。）吸收古代东方民族辉煌成就的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这些所学来的东西以新的意义：把丈量土地的技术变为几何学，把占星学变为天文学。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希腊人形成了西方世界美的观念，也是希腊人首先思考自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开放与扩张特征的希腊文明把这一传统传给了罗马人。

 

一、三种途径

 

罗马最先吸收的外来文化是伊特拉里亚文化。（注：在文化上给早期罗马带来重要影响的三个民族是伊特拉里亚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伊特拉里亚人早在公元前9、8世纪就到达了台伯河流域的北部地区，[2] 约公元500年又把统治扩展到南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和北部的波河领域，[3](P130) 可见伊特拉里亚文化给罗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伊特拉里亚文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借用希腊文字拼写本族语言，与希腊世界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鉴赏希腊精致的陶器，吸收希腊的神灵，把自己的神祇与希腊诸神融合，采纳希腊的建筑样式、艺术风格，等等，[4](P364—365) 因此，处于伊特拉里亚人包围之中的罗马人不可能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510年，罗马爆发反抗伊特拉里亚人的斗争， 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此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更大了。当时的希腊在政治、军事、艺术、宗教上的发展逐渐达到顶峰，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希腊文明包围之中，到处充满着希腊艺术、语言、文字与审美趣味。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进行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大殖民时代，活跃在地中海各地的希腊人就深深影响着罗马人，那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攸卑亚岛在公元前750 年左右在意大利南部皮提库萨岛上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了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5](P231) 其后不久又在意大利西海岸建库麦，库麦又在其南部建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科林斯在西西里东岸建叙拉古。前后共建立了几十个希腊殖民地。[6](P93) 这一带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希腊”。罗马人通过这些城邦可以全面接触地中海世界。公元前3世纪的叙拉古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科学家，成为富裕、强大的城邦。这些子邦保留了母邦的氏族传统、习俗、宗教，[7](i,147.) 对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马人从库迈希腊人那里学得了字母表，也是通过库迈，罗马人可能首先了解到希腊诸神，诸如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8](P28)

 

罗马真正直接接触与吸收希腊文化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 这是罗马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三个途径，此时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希腊化时代。[9](P44) 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腓力统一了希腊世界。公元前336年，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在随后的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把希腊世界和西部亚洲连成整体。希腊世界的政治视野扩展到一个非常广袤的区域。而此后的罗马共和时代经过三次布匿战争（264—241、218—202、149—146BC）逐渐确立了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预示着希腊化世界在地中海地区强权的衰落。虽然这时的希腊城邦在东部地中海世界不再处于政治、军事的霸权地位。不过希腊文化继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罗马世界、西亚各地以及印度的西北部。[10](P155、159) 文化的碰撞、融合是双向的，希腊人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艺术等方面也沾染了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等地的因素，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观念、新行为，从而构成罗马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罗马武力在欧洲各地的开拓，自然也构成了西方世界的遗产，并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过程就叫广义的希腊化。

 

公元前4世纪以后著名的“希腊人”通常不是来自希腊世界，而是来自希腊化的东部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亚历山大里亚、帕迦马等城市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雅典一样，东扩的罗马也因此分享了希腊化世界处于顶峰时代的辉煌与财富。诚如古典学家博尔加所说：“罗马人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开始以希腊模式创作。文学作品是一种异邦公众不可能欣赏其原型的产品。要品味新喜剧，罗马得有普劳图斯，所以对希腊成就的模仿始于文学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后，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 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没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而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议学习修辞学的时候，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11](P446)

 

不管是希腊化的拉丁分支也好，还是希腊分支也好，都处于罗马帝国的政治霸权统治之下，因此希腊化逐渐从希腊对罗马国家的影响转变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希腊化与刚刚萌芽的罗马文明接触的时候，希腊文化早已与近东诸古代社会有了频繁的接触，就是从这种融合中而不是从公元前3世纪的立即接触中，诞生了希腊化的罗马。在罗马共和时代，国家不断增加权力和财富，也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罗马人自身逐渐地希腊化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要说罗马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12](P2)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有着自身的独特贡献。

 

二、两种态度

 

尽管希腊化几乎在罗马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他们内心中对希腊文化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罗马人注意到要敬畏、学习明显处于优势的希腊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文化抱有敌意，反对把希腊文化等同于罗马价值。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希腊人爱好文学、艺术、智慧，并善于分享快乐生活，而罗马人则勤奋、实用、讲究效率，在罗马人中间盛行的迷信对“文明的”希腊人来说也许是粗野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地中海世界显现出罗马强大力量之时，他们逐渐暴露出对希腊文化的不同态度。虽然罗马贵族中的极端保守分子承认希腊文化对知识和个人幸福的影响，但认为这也会给罗马人服从于家、阶级、国家和神祇的传统美德带来威胁，会给罗马人统治的稳定性带来威胁。因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从罗马人生活中铲除那些“危险的新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政治家、演说家、农学家大加图（Cato the Elder,234—149BC）。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奢侈放荡，加图把这种风气归咎于希腊文化的输入。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奢侈腐化斗争。但实际上加图也非常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否则就不会被称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9](P78—79) 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知识分子西塞罗（Cicero,106—43BC）翻译了柏拉图、色诺芬、德摩斯提尼、荷马和悲剧家的著作，用希腊语写了他任执政官时期的历史，甚至在他用拉丁语创作的悲剧中，特别是哲学作品中印有深深的希腊痕迹。然而西塞罗的演说和书信却充满了有关当代希腊人堕落的明晰的、刺耳的断语。这种矛盾的心态表明加图、西塞罗对希腊文化所采取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态度，这也许更有利于罗马文化的发展。否则始终积极推行希腊文化的斯奇比奥也不会对加图的这种做法表示首肯。

 

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59BC—17AD）说，军队带着战利品返回罗马，“青铜的睡椅、昂贵的床套……有众多艳丽的姑娘参加的宴会，这些姑娘以各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演奏长笛和竖琴……”，烹饪成为一门精巧的艺术，厨师在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最下等的奴隶所从事的职业，而现在则被认为是艺术的实践者。到2世纪晚期， 罗马人早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转变为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灭亡。随着罗马的扩展，欣赏希腊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讽刺希腊人“颓废”的人，自己也成为希腊教育的产物。希腊语是罗马人的第二语言，雅典或者罗德岛是罗马人所向往学习的地方。

 

当罗马人在上述领域以很快的速度吸收希腊文化时，他们也极力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当罗马人在探索自身艺术时，也注意把这两者相区分。因为在希腊化的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倾向，罗马化。也就是说，罗马人自身对人类文明有着独特的贡献。在法律方面，罗马人对法律秩序的激情和崇拜，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经过《十二铜表法》之后4个世纪的法律实践， 罗马人用他们对宪政和法律思想的天赋，创造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体系。[13](P298) 在教育上，吸收了希腊教育内容的罗马教育也不同于希腊教育，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教育，几乎一半的时间用在体育教育方面，而且在体育馆内传授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哲学和音乐。罗马的教育则远离日常生活，也很少受宗教、政治活动的影响。[14](P20—21) 在政治上，不同于希腊人的是，罗马人可以把公民权逐步地给予其他拉丁城市，给予整个意大利，以至于整个帝国，但希腊人做不到这点。希腊人在城邦管理上是“排外”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外邦人和本族人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15](P308) 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差异，以至于美国古典学家汉密尔顿感慨地说“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16](P4) 这话有点极端，如果说罗马人在法律、军事、政治机构方面几乎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倒是可信的。[17](P179)

 

三、多面影响

 

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文化思想给罗马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商业、战争、最后是对新地区的占领和行政管理使得罗马人遍布地中海世界。从东方战役返回的罗马士兵，希腊人作为人质、大使、商人、专业人员、有文化的奴隶来到罗马，使罗马人熟悉了希腊语言思想和希腊生活方式。医生和哲学家带来了希腊的技能。对叙拉古和科林斯等城市的掠夺则使罗马获得了大量艺术品和书籍，这更加激起了罗马贵族的口味。很少有非常富裕的罗马人能抵挡高度发达的希腊生活方式的吸引。罗马儿童则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教学。

 

罗马哲学是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艺术起源于希腊模式，罗马建筑模仿希腊样式，罗马神祇来自希腊宗教世界。有些罗马人甚至否认他们早先的历史，以便罗马自身的历史能和特洛伊事件相吻合。当罗马对希腊艺术家、知识分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时，希腊化的罗马文化也越来越成熟了。

 

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开始出现以拉丁语写作的剧本， 当然其形式和内容是模仿希腊人的。尽管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被认为是难以企及的，但罗马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都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明确的拉丁风格。撒路斯特、李维的史学也有拉丁特色。

 

在艺术上，罗马人借用了希腊人的形式和风格。真正的希腊艺术品是作为战争掠夺品来到罗马人手中的，那时很难在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罗马人欣赏希腊人的形式，但是经常为别的目的使用这种形式，结果只是表面的相似，而距希腊实质相差甚远。富庶的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保护人。残存至今的拉丁文献时常提到罗马人用希腊雕塑、雕刻花瓶、石棺、塑像、半身像装饰宫殿和别墅。富裕的罗马人复制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各个时代的艺术品。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希腊为纪念名人而塑造雕像的风俗传到了罗马，罗马的高级官员都想为自己在公共场合树立雕像。对半身雕塑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罗马人上层的心理意识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和事实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被半身肖像深深吸引，因为半身肖像将记录和分析人的特征和表情。他们需要的是一座雕塑传记，以记述、总结该人的成就和经历。他们不仅赋予艺术以刺激，赋予资金，而且赋予罗马人的精神，赋予鼓舞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新的主题——高贵、果毅、坚强。

 

专门从事半身雕塑职业的雕刻家出现了，不过他们中少有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而几乎全部是希腊人或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和培养的东方人。和艺术家一样，雕刻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装饰纪念碑的浮雕方面，希腊人和东方艺术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继承了希腊遗产的罗马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特别关注如何叙述当今和过去的国家的大事。奥古斯都时代在罗马树立的由希腊人创作的和平祭坛（Ara Pacis ）以新颖的形式利用了过去历史画面雕塑中的因素。

 

就像希腊人在其他方面吸引罗马人一样，简洁但优雅的希腊建筑风格也深深吸引了罗马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三种基本的建筑格式：多里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这三种样式是基于不同的柱子和根基而加以区别的。不过，罗马人在希腊建筑之上增加了拱以及实用性的可贵观念。尽管罗马人有时也模仿希腊人用大石块建筑，但他们更常用的是灰浆的凝固物，有时在这凝固物上覆盖大理石板或粉饰灰膏。[18](P14) 建筑是宗教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场所。罗马上层人物对宗教的漠视态度逐渐演变为对宗教自身的强烈厌恶，结果使许多古老的庙宇成为一片废墟。当人们最终认识到要修复这些废墟的时候，古老的罗马庙宇已呈现出希腊的明显印记。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崇拜仪式所使用的建筑物越来越希腊化了。

 

随着女巫西比尔（Sibyl）在罗马的影响越来越大，希腊宗教仪式对罗马也有了大规模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的库迈（Cumae），宗教仪式发展到了要向希腊的西比尔神谕咨询的地步。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希腊神祇来到了罗马的万神殿，而在公元前293年希腊的医药之神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到达罗马后，越来越多的神祇被引进到罗马，这一潮流直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和罗马的宗教完全融合为止。

 

在罗马，宗教信仰曾一度为人所尊敬，但这种信仰在公元前2、1世纪经济动乱、社会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膨胀，这就创造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必须努力用希腊哲学来填补的空间，在下层阶级需要用希腊的和东方的神秘仪式来填补的空间。

 

公元前156—155年，雅典政府把三个伟大的哲学学派领袖作为政治大使派到罗马，试图说服罗马人减少罚金。他们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214—129BC）、斯多噶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逍遥学派的克里图劳斯（Critola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卡尼阿德斯的传道在罗马引起轰动，人们趋之若鹜般去聆听来自希腊世界的首席知识分子的演讲。希腊主义再次以暴风骤雨的形式震撼了罗马，不过，这次希腊文化不是以文学、艺术或神话的形式到来的，而是以哲学的形式。这是罗马第一次真正遇到希腊主义的一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历史学家、狂热的希腊文化爱好者阿西琉斯（Gaius Acili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热忱欢迎这三位哲学家的到来，他用希腊语写了自古到他那时代的《罗马史》。虽然大加图害怕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年轻人而脱离了罗马人的祖传美德，要求元老院尽快以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解决罚金问题，[19](P290) 并公开地表达他厌恶这些革命性的观念，但他的说教成效甚微，而且影响的时间很短暂。

 

和借鉴希腊文学不同的是，罗马人在借鉴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大多只是叙述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罗马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派，虽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有一些伟大的学者如西塞罗、塞涅卡和卢弗斯（Musonius Rufus,25—100），但这些人都热心政治，只是在业余时间用拉丁语撰写哲学作品。[20](P59) 罗马人以一种迷信的态度看待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相信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相信至高的美德，在罗马受到真正的欢迎。在罗马显贵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185—129BC）家中生活了许多年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潘奈提戊斯（Panaetius,185—109BC）向罗马贵族传授斯多噶主义；[21](2.ii5) 该学说认为任何种族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人发现这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准则几乎完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理想相一致。斯多噶主义最终成为罗马人的道德准绳。

 

紧随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成千上万的战俘被带到罗马，其中许多被罗马家庭雇佣为“教师”或指导者。希腊奴隶以希腊语和古典知识教授罗马人，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成为罗马孩童熟悉的作家。在公元前3、2世纪，教育逐渐制度化了，并融入到希腊知识体系中。绝大多数学校为希腊人的奴隶、自由人所掌握。对于大多数罗马学子来说，到东部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游学一次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古典时代的希腊诸强如斯巴达、雅典，如果不能靠权力使一些城邦服从他们，那么这些强邦就会屈从于别的城邦。这种原则为马其顿的君主们所继承：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利用波斯帝国在亚洲的旧有管理机构，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市，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们又增加了更多的城市。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的这一传统。城邦为罗马传达命令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也为罗马通过税收的途径提供了它对资源的需求。

 

在希腊化诸行省里，罗马从统治西西里时起，就在自己城邦的基础上安排他们的统治措施。在各个行省里，只要有现存的乡村网络系统，罗马就把它当作基础，这些乡村大多数在元首统治原则下成为城市。直到公元前148—147年，罗马才在东部地中海世界固定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以前派遣的司令官，进行战争或者组织那些情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

 

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各个行省建立了一些老兵殖民地，在那里认真地传播着希腊文明。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而只是延续先前统治者的措施。像希腊化的君主制一样，罗马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分散的群体组织在一起建立起新城市，这些君主制在比较好的市政系统的发展下继续起着作用，并鼓励各个行省之间的相互贸易。

 

罗马从希腊那里一直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安条柯二世、安条柯三世和腓力五世，甚至托勒密二世、亚历山大也曾做过类似的陈述：自由是希腊与罗马保持友谊的条件。所以，罗马对于直接干涉希腊事务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罗马人有权指定他手中的城市为“自由城市”。那些一旦获得自由的城市将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没有罗马人的驻兵，也不缴纳贡物。在晚期共和时代，一些罗马人成为雅典的公民，实际上这些公民也被选举担任各种各样的市政委员会。罗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希腊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社会贵族来统治政治和司法。这个雅典事例表明罗马权力对希腊城市施加的影响，但也表明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反作用。

 

公元前31年发生的阿克兴战役使得奥古斯都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使这个世界获得了一段和平时代。是希腊人使罗马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当罗马在吸收希腊人文化的时候，也在努力形成罗马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罗马的诞生。诚如贺拉斯所说：“希腊化在意大利最大的战利品是罗马。”[22](Ⅱ，Ⅰ，Lines 156—157)

 

历史与秩序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2005年10期

 

参考文献：

 

[1] 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Joseph Ward Swain,The Peoples of the Ancient World[M].New York,1959.

 

[3] William H.McNeill,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6[th] 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4] 布雷斯特德著，李静新译.文明的征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Herodotus,The Histories[M].

 

[8] 巴洛著，黄韬译.罗马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0] 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J].vol.1.,Oxford,1984.

 

[11] 博尔加.希腊的传统[A].刊芬利主编，张强、唐均、赵沛林、宋继杰、瞿波译.希腊的遗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 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 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4] Paul Veyne.The Roman Empire[M].translated by Arthur Gildham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5] 基托著，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6] 依迪丝·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希腊精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7] M.I.Finley,The Ancient Greeks [M].Penguin Books,1977.

 

[18] 罗伯特·杜歇著，司徒双、完永祥译.风格的特征[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

 

[19] Jaques Brunschwig,Geoffrey E.R.Lloyd,edit.,A Guide to Greek Thought:Major Figures and Trends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 Jaques Brunschwig,Geoffrey E.R.Lloyd,edit.,The Greek Pursuit of Knowledg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Cicero,Academica[M].

 

[22] Horace,Epistulae[Z].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罗马的希腊化，却不知道罗马的埃及化——而我却知道，罗马的希腊化其结果是罗马共和国，而罗马的希腊化其结果却是罗马帝国！

地中海既然是个统一摇篮，罗马帝国这样的“欧洲埃及化”，迟早还要重来——二十一世纪的“穆斯林入侵欧洲”，或许正在启动这两千年来的又一轮回。

而全球化的未来趋势，又使得建立在“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上的“全球政府”，成为一个不得不做出的“次坏的选择”——更坏的选择就是“共同毁灭”。

谢选骏：伊斯兰新娘自古以来都是慰安妇

《被吊销公民身份 如今她再次哭诉想返美被拒》（2023-02-09 大洛杉矶LA）报道：

一名曾经加入恐怖组织ISIS的美国女子，如今后悔想要返回美国，但是护照被吊销只能一直呆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营，如今再次在网上哭喊“想要回家”，并表示宁愿回美国被判刑坐牢，也不愿意呆在叙利亚了。

痛恨美国，19岁加入ISIS要“血洗美国”

今年28岁的霍达·穆萨娜 (Hoda Muthana) 于 1994 年 10 月出生于新泽西州，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也门的外交官，当时担任也门驻联合国外交官，穆萨娜在阿拉巴马州长大，但是长大以后的穆萨娜却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极度痛恨美国。

2013年，还在阿拉巴马大学读书的19岁的穆萨娜离开美国，途经土耳其前往叙利亚的拉卡，在那里先是嫁给了一名澳大利亚圣战分子，不久其丈夫就被歼灭，然后穆萨娜又嫁给了一名突尼斯的圣战分子，不久其第二任丈夫也死了，穆萨娜又嫁给了一名叙利亚人，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圣战新娘”。

穆萨娜利用其英语优势，在社交媒体传播恐怖信息，并扬言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要血洗美国。

在2015年的一条推文中，穆萨娜在网上晒出了烧毁美国护照的画面，并发表了“血洗美国”的言论，她在网上说“继续偷渡，流尽他们的血、或者租一辆大卡车，在纪念日游行的时候碾压他们，杀了他们。”

2014年的穆萨娜刚到叙利亚的时候“意气风发”

吊销国籍，最高法院也不受理此案

穆萨娜的行为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时任总统奥巴马政府调查后，以穆萨娜出生的时候其父亲为外交官为由，称其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原则，于2016年撤销了穆萨娜的国籍。这样一来，穆萨娜就变成了无国籍人士。

然而，在叙利亚颠沛流离了几年后，穆萨娜就后悔了，作为“圣战新娘”，她似乎只是一个附赠品，赠送给那些参加圣战的男子，每次结婚后不久丈夫就被打死。

穆萨娜在网上呼吁想要返回美国，2019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回应称，已指示国务卿不允许她返回美国。

穆萨娜在美国的家人试图通过法庭起诉的方式来让她重新获得美国护照，起诉书中称，穆萨娜出生的时候，其父亲已经不是外交官。

2019年，一名联邦法官裁定政府行为合法，穆萨娜不是美国美国公民，尽管她出生在美国，但外交官的子女无权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穆萨娜的家人将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去年1月作出裁决：拒绝受理此案。

住难民营，称自己是恐怖组织受害者

一直到现在，穆萨娜带着与第二任丈夫生下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叙利亚的难民营。如今，她又在网上呼吁，希望回到美国。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很快就会攻击她所在的营地，名义上是说解放这个营地，“但是你知道的，没人希望被解放，每个人都想回家。”穆萨娜说，想想ISIS会在营地里做什么，这令人恐惧。

穆萨娜否认了自己此前在网上说过“血洗美国”之类的话，并表示自己是恐怖组织的受害者，说自己刚来到叙利亚的时候就被拿走了一切东西，自己一直都是被胁迫的。

他山之石，英国也吊销恐怖分子国籍

关于ISIS“圣战新娘”的，最出名的莫过于英国女子沙米玛·贝古姆（Shamima Begum），她是孟加拉移民的后代，2015年2月，15岁的贝古姆和两个同学一起去了叙利亚，也如同穆萨娜一样被当成“附赠品”，多次和不同的恐怖分子结婚，2019年被英国内政大臣剥夺公民身份后，多次公开表示后悔并想返回英国，甚至还表示愿意回去英国坐牢也不愿意再呆在叙利亚。

英国政府让她“滚”回孟加拉国，但孟加拉国外交部在2019年表示，贝古姆不是孟加拉公民，也从未到过孟加拉。拒不承认、也不愿意接收她到孟加拉国居住。

比穆萨娜更惨的是，贝古姆与多名恐怖分子生了三个孩子，但都夭折了。

后悔，宁愿回美国坐牢

如今，穆萨娜仍然请求返回美国，她已经找了一名律师试图帮助她，她说：“我感受最糟糕的时刻就是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美国公民。”她表示自己不同意法院的裁决。

穆萨娜还表示，许多加入ISIS的美国人都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在监狱服刑，如果她能回去美国，宁愿在美国坐牢。

她还说，自己愿意成为参加ISIS的反面人物，来警告年轻人不要去参加ISIS，希望美国政府将她此前的行为视作“年轻、天真”。

网民嚎叫：

双不 2023年02月09日 15:22

zoun, 她本来是美国公民。已经知道当年太蠢。那个年龄很多人很蠢。

zoun 2023年02月09日 14:56

不 3分钟前

她相当于已经坐了7年牢了，可以赦免了。说实话我也是看到她的例子后开始赞同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关押中去极端化，这样做可以防止将来在战场上见。她的几个丈夫都战死了。

~~~~~~~~~~~~~~~~~~

这个逻辑下恐怖主义国家所有好人都在终身监禁，全部运过来？

双不 2023年02月09日 14:47

她相当于已经坐了7年牢了，可以赦免了。说实话我也是看到她的例子后开始赞同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关押中去极端化，这样做可以防止将来在战场上见。她的几个丈夫都战死了。

鲁迅九 2023年02月09日 13:55

如果让这贼女回美国，那么，就意味美国是恐怖组织之国

爱党妈 2023年02月09日 13:07

共产党教育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听党的话，现世报。

元戎 今天 11:27

This evil woman is where she belongs!

jyd 2023年02月09日 12:49

下面那位“元戎”写的是Chinglish，争取的英语应该是：

This evil woman belongs where she is!

元戎 今天 11:27

This evil woman is where she belongs!

阳光海浪沙滩 2023年02月09日 11:30

这不是美国议员 Ilhan Omar 亲姐妹？！

TJZ 2023年02月09日 11:29

老小粉红也应引以为戒！

finalcut 2023年02月09日 11:28

也许白等会让她回美国。

元戎 2023年02月09日 11:27

This evil woman is where she belongs!

acdocy 2023年02月09日 11:21

除了我还有谁愿意回中国坐牢?

摩诃笨蛋 2023年02月09日 11:20

求仁得仁，此生无悔啦！

Siewkim 2023年02月09日 10:56

一失足

guitarmanzw 2023年02月09日 10:20

不必惶恐，无论身在何处，向“厄来”祈祷即可。

lary 2023年02月09日 10:13

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宗教的支持者都一样。

foxnews 2023年02月09日 10:07

问问“恶来”什么意见嘛

谢选骏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写照——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国”，注解了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伊斯兰征服”——所谓伊斯兰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军营；所谓“伊斯兰新娘”，自古以来都是军用品、战利品、慰安妇。所以每个穆斯林都可以娶上四个这样的女人作为“妻子”，而不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女人不够。就像日本，自觉自愿提供给美军的慰安妇越多，日本人口增长反而更快——其中不少还是黑人的种。

谢选骏：延安精神就是制造恐惧

《万志成：走出恐惧：解读民族秘密的一把钥匙》（《中国报道周刊》作者：万志成；分类：杂感随谈；标签：中华民族 ；日期：2004-08-16；浏览：2374）报道：

每当春节临近，广州火车站总是人头攒动，人们为买到一张车票你拥我挤，争先恐后，维持秩序的武警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一出检票口，乘客如难民般冲向站台，上车的时候更是各显神通，有的几个人把持门口，只让自己人上；有的从车窗爬进，而车上的人则使劲往下推。联想到俄罗斯人在食品那么紧缺时还安静地排队，我不由得感慨我们民族太缺乏秩序观念，因而写了一篇文章《培养我们的秩序感》发表。经过深入的考察，我发现，没有秩序观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躲在后面的则是恐惧，恐惧才是解读民族秘密的一把钥匙。

从非典看民族的恐惧感有多深

流言传播的速度本身就快，恐慌性的流言传播速度更是一日千里，有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流言可以在几分钟内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年春节刚过，佛山一家医院几个医生护士因感染非典而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我还没在意，市面上的食醋、板蓝根已被抢购一空。尽管香港的医学专家在电视里反复讲明食醋并没有多少消毒作用，更不用说预防非典了，但深圳的食醋还是卖到１００元一瓶，板蓝根５０元一袋。香港的食醋、板蓝根随即被生意头脑丰富的人扫荡到深圳谋利。

正当我为没有买到食醋感到失意时，远在千里外的亲友打电话过来，说广州的情形非常恐怖，要我最好不要出门，连班也不要上了，食醋已用２. ５公斤装的塑料壶装好，马上就可邮寄过来。

接下来，大米和食盐成了下一个抢购对象。我深为不解，如果说食醋和板蓝根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心理安定作用，大米和食盐有什么必要抢购呢？只要国家不实行专卖制度，食盐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少；大米的价格那么低，就是因为供应太充足。居民抢购，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灾难的记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大脑中，一有风吹草动就通过极度的恐慌表现出来。

官员对非典的恐惧感一点也不比老百姓低，只不过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记者出于职业敏感，最先感受到了非典的新闻价值，但官员们却从中嗅出了摇撼交椅的恐惧。他们一方面悄悄地发内部文件，告诫人们要做好预防非典工作；一方面三令五申禁止媒体继续报导。世卫专家到中国检查时，媒体通篇都是专家的赞扬声。要是世卫专家知道了我们的报导，不知有何感想。

地方官员们这样做，害怕非典影响经济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官员们在新闻发布会上信心十足的时候，幕后的工作人员正在十万火急地请示，焦急地等待中央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中央出台“三不政策”（不得瞒报、漏报、缓报）后，官员们一夜之间态度作了１８０度转弯，有些地方一下子进入了比战时更紧张的戒备状态，道路阻断、桥梁拆毁、车辆停驶，重要的交通线上的旅客们平均要被测量十几次体温，任何体温稍高的旅客都会被立即隔离。各单位出差归来的人员不管是否来自疫区，一律无条件隔离１４天。非典消息占住了报纸一半的版面和电视新闻的全部，而且足足炒作了好几个月。我真服了记者们的本事，一件新闻居然有这么多料可挖。对官员，我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们观念转变之快超过了航天飞机，而且可以做到脸不红、心不跳，谁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从拼命压制到铆足劲炒作，官员们的独白只有一个：害怕上级问罪。

先贤和时贤对民族命运的探索

礼仪之邦、天朝大国是我国千年迷梦，不光麻醉了我们自己，还给西方人以梦幻般的感觉，在法国启蒙大师们那里，中国还是一个世外桃源。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紧锁的大门，它的真实面貌才展现在世界面前：普遍的贫困，遍地的垃圾，人们麻木而野蛮地生活着，这是一个停滞的世界，这是一片被文明隔绝的土地。

我国第一个探求民族命运的当属新会梁任公。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中国说》到沉痛地探讨国民性，梁启超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逃亡日本之初，梁启超把戊戍变法的失败迁怒于慈禧、荣禄和袁世凯，考察海外华人社会令他有了新的认识。在东南亚，华人受到殖民当局严格控制和严厉镇压，倒相安无事。在美国，华人有了相当自由，于是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不是暴君专制就是暴民专制，把华埠搞得乌烟瘴气。“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新大陆游记》最后一章梁启超着）启蒙大师就是启蒙大师，梁启超没有哀叹，没有痛斥，而是根据民主政治的需要、依托儒家传统资源，设计了国民精神：权利，义务，自由，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冒险，爱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民说。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华人中鼓吹革命，获得了“孙大炮”的戏称。他痛感华人对民族大义无动于衷，对发财致富趋之若鹜，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是培养不出国民精神的，要摆脱臣民奴性，只能推翻君主专制。他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路确实是把中国由专制社会引向自由社会的道路，不仅被台湾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越来越受到中国政治学者毛寿龙等人的推崇。

鲁迅被称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大的贡献在于用辛辣的笔调把传统社会的虚伪、残忍、麻木、奴性、精神胜利的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民族主义分子和虚无党们无地自容。他认为中国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可得两个时代，则是只是一种愤疾之语。中国人何尚愿意做奴隶？而想做大王。做大王不可得，则做奴才；做奴才不可得，才做奴隶。

柏杨历经世态炎凉，把事故、狡猾、懦弱、窝里斗、不讲卫生、没有责任感等种种陋习统统归结为酱缸文化，认为是传统文化的毒素产生了这些劣根性。但为什么会形成酱缸文化，他没能再继续探索下去。

大陆８０年代解冻以后，掀起了一股文化启蒙热，学者们受柏杨启发，把目光从国民性移向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何清莲写《人口：中华民族的悬剑》，认为民族的灾难与民众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相关性，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土地总是承载了太多的人口，当土地不堪重负时，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减少人口，达致平衡。但对国人为什么会形成多子多福的观念的解释则不能令人满意。我热衷看《动物世界》，获得了一个感性认识，生存不易的动物为了种的繁衍和传播，只能多生快生。人的适应能力肯定远在其他动物之上，在一个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不肯做若敖氏之鬼的人们当然得多生快生。

金观涛、刘青峰所作的超稳定结构理论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假设。他们以控制论作为分析工具，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中央集权、地主经济和儒家学说三者具有高度一体性，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社会动荡只能摧毁体系内无组织力量，而不能毁灭这个社会结构，所以无论多么严重的动荡，它都能重新达成一体化。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我重读《兴盛与危机》，深为金观涛夫妇的思维严谨、学识丰富折服。但他们对中国为什么越来越保守而不是越来越开放的解释不够充分，也没能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结构不能由崩溃——修复型走向取代型。

谢选骏总结出黄河心理：黄河泛滥既没有规律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但黄河又是不可驯服的，人们只能企图通过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最终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养成了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习惯。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河殇第一稿》谢选骏）

非常不幸的是，在发表这一见解一年以后，受虐狂们就把虐待加诸他的头上。那些写落井下石文章的读书人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和悲哀。

上述六位思想家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认识民族特性具有很大的启发。他们都对恐惧有着丰富的描述，遗憾的是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现象看待，而不是作为本质问题探讨。

第一个把恐惧作为本质问题进行思考的是任不寐。

任不寐论恐惧

我读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一则以为悲，一是以为喜，悲的是我十年的思考，全被他论述出来了，好象知识产权被别人抢注了一样；喜的是任不寐的见解比我深刻得多，至少我总结不出“灾民理性”。

《灾变论》的基本思想是：

在中国，自然灾害异常严重，频繁的水旱灾害使得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是岁饥，人相食”的记载频现于史书，次一级的灾害更是无岁不有，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灾民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成了生存竞争，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发作，社会和人性中充满了暴戾之气。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灾民组成了“战斗者小团体”，形成了强烈的抢夺欲望和凶恶的战斗力，抢夺生存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同时，被抢夺的恐惧导致他们追求彻底消灭一切独立自治的个人和群体，从而消灭任何潜在的危险。这种思想促成了“军事专制主义”和暴力统治。而暴政又加剧了自然灾害，导致了下一轮的灾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长期的灾难产生了灾民理性：生存恐惧、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义和诗性智慧。

反复出现的自然灾荒和社会灾变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两种灾难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生存恐惧。在生存恐惧的支配下，有的人没日没夜地劳作（任不寐称之为“被动型勤劳”），有的人为挣到一个铜版或一个饭团而不惜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于饥饿的恐惧，人们都拚命地积贮粮食，而且无所不吃（包括吃人，最骇人听闻的是历史上多次出现以人为军粮的现象）。生存恐惧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消失，至今仍是国民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

生存恐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权力恐惧。权力诞生于生存战争，遵循的是暴力原则，由于缺乏合性来源，总是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掌握权力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任不寐认为应该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恐惧的政治原则是专制。为了克服恐惧，权势者努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控制物资财富的手段是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力物力，他们都有权征收（雍正皇帝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之一是抄家）。控制思想的办法是消灭一切异已思想，对读书人、老百姓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灌输，宣扬自己受命于天，树立自己的恩人形象，即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也仍然是“皇恩浩荡”，或者干脆把丧事当喜事办。

权力恐惧迫使人们对现存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胜利的一方把失败一方赶尽杀绝，还要株连九族。斗争的方式可以是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厮杀，也可以是杀人于无形的权术较量。前者依赖的是力量，后者倚靠的是狡猾。在势力相当时，双方也会暂时妥协，有的联姻，有的结盟，有的同化。这种妥协只是一种战术，最终还得分出胜负才罢休。

整治了现存敌人，权势者还是不能获得安全感，总感觉到敌人无所不在，于是产生了敌人意识。如果谁胆敢对他们表示不满，马上就成了现实敌人，有充足的理由镇压，而且要反复地追根溯源。如果没有敌人，他们不惜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则要看运气，这一次是某个团体（群体），下一次是另一个团体（群体），实在找不出来了，就该轮到自己人：战友、下属、亲戚、老婆、孩子。总之，有敌人令他们恐惧，没有敌人令他们更恐惧。这样的环境里，怎不会冤狱遍地？

因为手上的血腥味太重，权势者不可须臾离开权力的保护，即使死了也要树碑建庙，刻下某种咒语。这才是权力终生制的真相。

没有权力保护的灾民在天灾和暴政的双重压力下，谋求自保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靠权势集团，充当鹰犬爪牙，一是结社自保。结社可以是宗族，也可以是游民团体；有的通过圈地谋生，也有的啸聚山林。他们内部都有着严厉的纪律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制度，对内部成员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对外人有着看不见摸不着的界线。这种结社，任不寐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显然，梁山社群主义与现代的自治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任不寐提出的灾民理性是层层递进的：生存恐惧带来了权力恐惧，权力恐惧产生了敌人意识、力量崇拜、狡猾崇拜、利益崇拜；与权势无缘的则形成梁山社群主义。至于诗性智慧，我不太赞同，将在下一节论述。

最后，我把任不寐两段精彩的论述陈列如下：

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化以后，与“力量”保持一直是唯一可行并有效的“理性选择”。个人依附最强大的团体谋取生存特别是依附资源垄断者以期获得“分封”或赏赐，这已经是灾民社会的“经济学”常识。这种“依附型秩序”强化了力量专政的力量与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力量越强大的原因。灾民首领在极端贫困的灾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在普遍的赤贫的灾民社会，加入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时，投靠竞争的存在增强了首领的集权能力。灾民生存竞争的政治化偏好——在这里，经济自由竞争表现为投靠的自由竞争——为灾民专制主义增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资源的国家垄断。

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读者可以判断一下，按这个思路，是否可以用恐惧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

如果说李镜吾的《厚黑学》掀开了官场的黑幕，任不寐的《灾变论》则解开了民族的一个秘密。凭此一书，任不寐足以名垂青史。

恐惧在文化上的曲折反映

张贤亮在２２年的右派生涯中反复地被关进监狱和放出劳改农场。他总结说，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想象囚犯总是心情灰暗，其实正好相反。在那种不见天日的地方，总是心情灰暗的人是没可能走出来的。同样，在一个极端恐惧的环境里，人们为了生存下去，既要呐喊，又要歌唱，更需要理想。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三种情绪交替展现的历史。《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文学作品，里面的“风”除少数几篇歌颂爱情外，都是对苦难的诉说，有暴政，有战乱，有饥荒，有瘟疫。这种传统延伸下来，到《水浒传》达到高潮。它把弱势群体在暴政之下的呻吟描写得入木三分，同时又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批敢爱敢恨、以暴制暴的群像，让听众、读者在压抑之后大出一口恶气，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仔细想来，这部充满豪壮之气的巨著也透露出浓浓的悲剧意识。英雄不同于庸夫的地方在于，他们受到折磨后，有决心有能力拨刀而起，痛刃恶霸。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快活只能一时，他们的出路还是“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即使如此，皇帝宰相是不会忘记他们是以造反起家的，既害怕他们重入梁山，又畏惧他人效仿，最终采取阴谋手段让他们死于非命。因此，《水浒传》可以说是用文学形式书写的灾民理性。

连英雄都找不到出路，我们只有逃避，“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我们只能逃到内心世界，幻想出一个世外桃园，一个君子国。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真正没有多少恐惧情绪的只有李白一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种没有后顾之忧的豪迈奔放情怀跃然纸上。他所谓的“万古愁”至多只能算怀才不遇的牢骚，与恐惧一点都不沾边。只有在一个个人财富足以保障衣食而且统治者开明大度的社会，才能形成如此豪放胸怀。在有文字记载的近３０００年历史里，李白何其形单影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面子是每一个描述中国人特征的文章都要提到的因素，外国人总不理解中国人对面子有着不可思议的执着。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中对面子有精彩的描绘，否认了面子是尊严。但是，再往深处探究，面子还是尊严，是一种没有尊严的尊严。一群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保障，当然谈不上尊严，但我们还得象个人样地活下去，当然需要尊严来包裹，那么，这层虚幻的尊严就是面子。鉴于斩木揭杆的事例一再发生，权势集团不能把弱势群体逼得狗急跳墙，留了一手；弱势群体感到自己多少还是存在着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也默默地接受了这种“馈赠”。因为大家都需要这块遮羞布，也就认同了这种心理游戏。所以，面子的实质是强势人物（或集体）对弱势群体留下的最后一快面纱。

与面子相关的就是精神胜利。如果说面子还是一层尊严包裹，那么精神胜利就是十足的精神自慰。一个人沦落到面子都保不住，也就“人人得而欺之”，只能靠精神胜利来取得某种慰藉。有人受了羞辱，在背后发狠地说：“我要不是给他面子，就如何如何。”民间对这种话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干面子”。连精神胜利都没有，人何以活下去？只能活活气死。各位可不要小看精神胜利，多少人就是在受尽羞辱后以它作为活下去的勇气，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是一篇精神胜利的宣言。

我曾准备研究本土化问题，结果一考察，发现凡是外国传来的东西，除了能给人带来物资享受的，鲜有不本土化失败的。（我特地请教一个教物理的同学，自然科学有没有本土化失败的？他肯定地说，普遍存在。我们虽然没有把牛顿三定律变成四定律或二定律，但抛弃了牛顿定律之所以产生的科学精神。他在物理课上讲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遭到校长和一批“名校”物理老师的斥责。至于物理学家钱学森用“科学理论”论证亩产万斤粮的可能性，的确具有中国特色）。我进一步研究发现，舶来品本土化失败，老祖宗们自产自销的又何尝成功过？儒家文化的遭遇就是经典例证。

孔子有感于现实政治的暴政、乱逆、争战和丧离，倡导君臣父子政治秩序和仁义礼智信勇廉的伦理道德，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社会）。儒家学说作为帝王时代正统学说，用一种逻辑推理来衡量，应该能扭转世道人心。其实不然，它完全靠暴力维持，当暴力变得软弱无力时，这套秩序观就象纸糊的房子一吹就倒，小规模的动荡时而有之，大规模的动荡每两三百年一次，最长的持续４００多年（１８３年黄巾起义到６１８年唐统一，期间只有西晋１０年、隋２０年两次短暂的安定）。首先，一种学问被当作向上流动的敲门砖，它本身就容易导致伪善，如果成了唯一的进取之路，伪善就成为一种“车辙”。黄仁宇先生一言以蔽之：阳为道学，阴为富贵。那些真正按原则办事的倒被视之为“迂”。其次，儒家理论设定的前提是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如果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君不明怎么办？董仲舒设计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一个灾民社会里，天子们对天人感应并没有多少兴趣，只要求人们接受臣下的命运，而拒不承担天子的义务，他们实行的是暴力政治而不是仁政，需要的是愚昧无耻的奴才而不是智信仁勇的国民。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搞法使它的教化作用大打折扣。有人说，帝王时期存在着两个道德系统，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其实，它们是一套，官方用冠冕堂皇的语言宣示，民间用直白的话语表述，实质内容还是大同小异。再次，一次次苛政导致饥民起义，教化运动总是被政治动乱打断，现实的教育远比理论教育来得实际，“彼可取而代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深入人心。“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显示了帝王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建立神圣的地位。

所以，到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儒家沦为赤裸裸的棍子。孟子有独夫民贼之论，这根棍子有可能被读书人反可过来抡，他就不肯承认孟子的地位。这种搞法哪里还能为读书人提供精神资源？难怪明朝官场的伪善空气那么浓厚，官僚们无所不在的政争最终葬送了这个王朝。

过度的恐惧扼杀了民族的生机

恐惧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避开各种危险的必要心理准备。适当的恐惧感（一般称作危机意识）是人们改变现状的原始动机，正所谓居安思危，见微知着。但是，过度的恐惧则可能扼杀民族的生机。

一、恐惧使文化越来越封闭

文化具有吸收和反射功能。在人类漫长的生涯中，一种文化慢慢成长起来，如果能吸取周围其他文化的先进成份，那么就会得到升华，诞生一种新的灿烂文明。并且，它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周围地区反射，释放出自己的光和热。如果长期得不到其他文化的滋养，那么这种文化无论在某一阶段多么辉煌，也会逐步丧失活力因素，而把糟粕部分积淀下来，成为“酱缸文化”。酱缸文化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春秋战国时期，以晋文化、齐文化、楚文化、秦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的交流、碰撞，产生了华夏文明，这是中国文化最开放、最有生命力的时期。

出于灾民理性，即使在最开放的时代，我们也产生了丰富的专制思想。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痛恨“犯上作乱”，认为有道政治的理想是“庶民不议”。商鞅坚信“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老百姓对政令的议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惩罚，曰：“此皆乱化之民也。”韩非子的主张就更有可行性了：“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随着天下一统，秦始皇有条件把文化专制思想付诸实施，烧《诗》《书》，禁百家语。汉武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只不过秦始皇提倡的是“以吏为师”，汉武帝主张的是“独尊儒术”。为了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思想，他还发明了“腹诽”的罪名。至此以后，套在人们头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读书人只能注释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到“十全老人”乾隆时，写写考据文章都充满了风险。

元亡以前，中国对内搞文化专制，但还是有强大的自信心接纳外来文化。正是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滋养，才有汉唐文明的辉煌。到明朝建立时，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了。朱元璋借口沿海倭患再三下令海禁，他赶走鞑子的勇气哪里去了？海禁的实质是害怕外来信息对朱家王朝的冲击。对内禁锢头脑、对外闭关锁国，民族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差，天主教好不容易派利玛窦等人撬开中国大门后，把西方的天文历法和宗教传入，得到徐光启等人的响应，成为昙花一现的对外交流。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闯进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丧失了吸收能力。湖南是近代史上先进人物的繁盛之地，郭嵩涛对英法文化露出赞美之情，被乡梓目为汉奸；曾纪泽坐小火轮回乡省亲，遭到士绅痛斥。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登陆口岸，江浙绅商以铁路破坏风水为由，苦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把英国人在华建的第一条铁路赎回拆毁，成为铁路史上的奇闻。义和团运动则是朝野愚昧残忍的一次总汇演。菲夷所思的是，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对它大唱赞歌。

在这方面，我们民族的运气也差了一点。当我们愿意接纳其他文明的时候，我们远远地走在世界前列，能够接纳的东西不多。当世界出现巨大变革的时候，我们连器都接受不了，更不用说道了。对内不敢创新，对外不能吸纳，民族的大脑只能在儒道释里打转转，何谈超越。其间偶有黄宗羲等人灵光一闪，也只是深深地藏在书窖里，不能拿出来传播和启发，只供后人凭吊：要是……

恐惧阻止了新思想的产生，社会结构始终不能从崩溃——修复型过渡到取代型。

二、恐惧使民族越来越保守

“天道变，法亦变”是法家的重要思想。皇朝统治者对法家的“术”、“势”特别热衷，但对“法”却有选择地使用，对社会变革采取抵制态度。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如果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出特别有利的安排，必然遭到他们的殊死反抗。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自古就精耕细作，在耕作方法、种子没有大的改变时，地力可以说发挥到最大限度。因而改革就成了中央与豪强的利益争夺，怎不令权势集团千方百计阻挠？即使王安石变法并不以损害权势集团利益为目的，他们也害怕遭到侵害，直到废除才罢休。在浓厚的伪善空气下，权势集体的反抗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祖制是一件法宝，不与民争利是动听的说辞，圣人教化是永不过时的道理。

改革是否还有路走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商业是比农业更快的生财之道。其实我们的先民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太史公进一步总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两者都引自《史记·货殖列传》）北宋的沈括更发现了商业的增值作用，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兴盛与危机》第六章第八节金观涛刘青峰着）改革如果以发展商业为路径，岂不达到了皇上与权贵双赢的局面？

但是，由于害怕商业危害宗法一体化的制度，更害怕商人阶层壮大威胁政权的安全，统治者对商业既要利用，又不肯放手发展。自商鞅始，朝廷的政策一直是强本抑未，对商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一方面把容易致富的商业项目（如盐铁丝茶）列为国家专卖，一方面对商人征收重税。两宋是唯一鼓励商业发展的王朝，也没有离开这一基本思路。

不改革则无以自新，社会更新只能通过极其惨烈的改朝换代来完成。这种身死国灭的教训并没有被吸取，相反，恐惧使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保守。杜牧总结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到清末，中国社会保守到什么程度呢？清政府先败于英法、后败于沙俄，再败于日本，朝中大臣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连洋务运动都拒其不已，更不用说变法了。直到２. ７万杂牌军差点让清朝亡国，他们才稍稍清醒，匆匆忙忙搞新政。但这个新政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货色，满蒙新贵不肯丝毫放松权力，令各阶层大失所望，终于被自己浇铸的“钢铁长城”毁灭。

袁伟时、王怡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他们对孙中山革命的非议，我颇不以为然。他们肯定看到，清王朝在后期已成为一个垂而不死的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给它带来多少触动，失败的伤痛只是让它更加顽固。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才每吃一次大亏前进一小步。这样的局面怎能挽救社会危局？革命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离民国建立已经９０年了，我们的精神面貌又进步了多少？现在的自由派学者不得不到梁启超、胡适那里寻找精神资源。

三、恐惧使人们逆向反思

读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更何况儒学是皇朝社会必读的学问。但是，反省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美德。前面说过，权力恐惧使统治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恩人执政，需要的是黎民的感激、爱戴和景仰，怎么可能犯错误呢？不犯错误就不需要反省。黄宗羲称之为“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视。”（《原君》）柏杨说得更尖锐了：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如果有人指出他犯错误，他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证明自己没有犯错误。（《丑陋的中国人》）这种心理当然不是权势人物的专利，而是一种民族普遍的思维定势。如果有人公开反省，尽管只是对文化的反思，无疑冒天下之大不讳，我在第一节列举的四个大陆学者，全部都有家难归，有国难投。

不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并不表示不反省“人为我谋忠乎？朋友对我信乎”。那些某一事件的受害者总是痛哭流涕诉说自己的冤曲，但绝不提自己在其中犯下的罪行。

对民族最有杀伤力的一种反省是：从自己成功的经验中总结教训，采取种种措施防范这种经验为他人所用。赵匡胤凭手中大权以欺负孤儿寡母起家，于是想出了弱其军弱其民的馊主意，酿成了两宋政权根深蒂固的防家贼甚于防外寇的思想。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就出自这里。朱元璋以流民起家，于是用黄册和鱼鳞册把老百姓牢牢地固定在专有的位置，让读书人死读四书五经。满清来自于边鄙之地，缺乏文化上的优越感，于是大开文字狱，使朝野上下愚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的经验越多，民族上进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最终处于僵死状态。总结这段历史，梁启超先生痛彻地指出：积弱由于防弊。

不开放则社会无以进步，不改革则不能建立正常的更新机制，不反省则罪恶越来越深重，这样的民族为什么没有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消亡呢？是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挽救了我们。东边大海、西边高山和大漠把我们与其他文化圈隔离开来，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文化冲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时而南下，但我们总能祭出法宝：同化。当“五千年没有之变局”发生时，英法联军是为商业利润而来，而非象蛮族那样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来，我们又一次免遭灭顶之灾。

走出恐惧

走出恐惧的最简单办法是离开这片土地，寻找新的乐土，是以现在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移居海外。以上资源都没有的人也要背负巨额债务、冒着巨大风险偷渡到海外。９０年代，一群偷渡客在美国海岸搁浅，美国人大吃一惊，问他们为什么不用３. ５万美元到加勒比海渡假，而要到美国打黑工。美国人能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吗？

通过正当途径移民也好，通过非正当途径买护照也好，偷渡也好，相对庞大的人口来说，他们毕竟只是少数，还有十数亿人，总不是象王力雄在《黄祸》里说的如倒垃圾一样倾泄到发达国家。我们民族的主体毕竟要在本土生活，而且不断地生活下去，走出恐惧的办法只能立足本土。

一、重新设计国情教育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进行国情教育，而且“从娃娃抓起”，“终生教育”，但它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这其实是一眼就能看出的自欺欺人游戏，除了能满足愤青们虚幻的民族自豪感和一文不值的爱国主义外，还能有什么帮助？大学里偶你暴发的爱国主义表演和民族主义浪潮不过是受虐心理的一种发泄——大学生们当然明白，只有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达对社会的愤怒成本最低。

孔子曰：知耻而后勇。灾民社会不是我们的耻辱，恐惧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逃不脱的命运。国情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认识它，正视它，想办法来摆脱它，使人们不再恐惧，不再狡猾，而要象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灾变论应该成为大学的必修课。

任不寐毕竟不是学术大师，《灾变论》有些论证还显得太单薄，也有大量的现象罗列。他所设想的靠基督来振救中国毕竟太遥远，会不会再象洪秀全搞一个祸乱中华的拜上帝教，我说不准（我的担忧是否也属于“积弱由于防弊”，我也说不准）。我建议由金观涛夫妇与任不寐合作，重写《灾变论》，让金氏夫妇在有生之年为民族再作一次贡献。

二、通过个案维权锻造民间社会的成长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在８０年代传入大陆，一时被奉圭臬。但苏联东欧的事实证明，人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引导国家现代化，如果没有成熟的民间社会，国家仍不能摆脱专制的魔爪。而民间社会的成长，恰是人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国度，民间社会的成长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途径。

灾民社会特有的生存恐惧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筑起了一道长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致于中国人（华人）成为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与别人打交道，我们头脑的第一反应是：他会不会伤害我？我该何以应对。车站、广场不停地广播“不要把东西交给不认识的人，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更加深了我们的恐慌。

以前，有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权利侵害人只要搬出“国家”和“集体”，就能令他哑口无言。美国前总统林克顿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国家是由个人组织的，个人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不能维护个人利益就不能维护国家利益。现在，个人利益的道义劣势终于扭转过来，维护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今年４月份，孙志刚惨剧被《南方都市报》批露后，一股愤怒的洪流湮没了SARS和倒萨战争，“维护孙志刚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的利益”响彻云霄，成为民间维权的又一个突破口——每个人都有权利有义务维护他人的权利。

民间社会的成长和成熟需要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让它有发言的地方，才能吸引成员。就象天空天然地就为无线通讯准备了电离层，互联网创造性地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准备了场所。互联网在大陆一铺通，网上舆论就开始起作用，象我这样的计算机盲只要有兴致，都可在论坛上发表“几点意见和看法”。渐渐地，人们以兴趣、观点自然分流，分别“团结在几个著名网站周围”，形成了一个个虚拟社区。社区虽是虚拟的，但舆论压力可一点都不虚拟。孙志刚、李思怡事件都是先在纸质媒体上批露，在互联网上形成声势，迫使当事者不得不作出回应。后来，有些热点问题是直接在互联网上被揭露，如李尚平老师被杀案、苏文秀宝马撞人案。

民间社会就这样产生了。它没有有形的组织，但形成了虚拟的社区；它没有成文的活动宗旨，但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界线；它没有正式的领导人和成员，但有人振臂之呼应者云集；它没有具体的服务对象，但自有千万人为之喝彩。

三、迎接宪政时期的到来

孙中山先生鉴于中国的专制思想特别浓厚，共和之路屡经挫折，设计了一条“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它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少缺陷、在实践上颇多波折，最终被证明是我国走出专制泥潭的唯一道路。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实现宪政。

市场经济是一张巨大的利益之网，把所有参与这一游戏的人全网罗进来。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只有法律才能界定每个人的利益所在，进而规定每个利益主体的活动范围。所以，市场经济先天就是法制经济，不管你愿不愿意，要搞好市场经济，你就得按法律办事，尽管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毕竟是目前解决诸种纠纷的唯一普遍可行的办法。

但法制离宪政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在转型之前都属于法制经济，但没有还政于民，不能称为宪政，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仍处于训政时期（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套用这一模式）。由于人性的弱点，权力对人的诱惑是难以克服的，邱吉尔虽然浸淫于民主制度，退休后看到一项重大决策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有一种被人剥夺得赤裸裸的感觉”。除华盛顿这样的圣哲外，没有人主动放弃权力。只有在强大的民间压力之下，它才有可能还政于民。

谢选骏指出：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红区，“黄河心理”是指“延安精神”而言的；而“龙神”又是指“红太阳”而言的。如此“春秋曲笔”意在说明——山沟延安的历史使命就是制造恐惧，为苏联奴役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打下血肉模糊的基础。夺取全国半壁江山（大陆地区）政权之后，逐步阴谋实行“历次政治运动”的大规模屠杀，让中国成为大红龙的祭品——

东方血，太阳红，中国出了条大红龙，它为人民谋腥斧，胡儿骸哟，它是人民的大灾星！

谢选骏： 走出延安精神

 [以下是《河殇》作者谢选骏先生1988年1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所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后来的《河殇分镜头稿》（《河殇解说词》）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多人讨论形成、分头执笔的，因此《河殇分镜头稿》中的有关黄河、龙、长城、蔚蓝色等著名象征的论述，也大多出自谢选骏先生的原先著述和现场设想，读者很快就可以在《河殇第一稿》中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四千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像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像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北欧文化、拜占庭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红太阳）。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红太阳）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和龙（红太阳）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延安精神）”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含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含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向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民族·“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红太阳）──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红太阳）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红太阳）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红太阳），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红太阳）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

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的超越特性。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要胜过天的赐福；而不是普遍误读的“人一定战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明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在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

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

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

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

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条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份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份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

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份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份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份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先驱的。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份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

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

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谢选骏指出：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红区，“黄河心理”是指“延安精神”而言的；而“龙神”又是指“红太阳”而言的。如此“春秋曲笔”意在说明——山沟延安的历史使命就是制造恐惧，为苏联奴役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打下血肉模糊的基础。夺取全国半壁江山（大陆地区）政权之后，逐步阴谋实行“历次政治运动”的大规模屠杀，让中国成为大红龙的祭品——

东方血，太阳红，中国出了条大红龙，它为人民谋腥斧，胡儿骸哟，它是人民的大灾星！

谢选骏：亚洲版加拿大的原型就是匈奴

《普京再对中国重大让利！中媒：亚洲版加拿大》（2023-02-11 牲产队长 牲产队）报道：

墙内自媒体牲产队文章：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将在本年度内清空剩余的欧元份额，只保留卢布、人民币和黄金。卢布是俄罗斯本国货币，黄金是全球通用贵金属，只有人民币是外币，这意味着，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的主要外汇储备将全面转换为人民币。

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再一次重大让利。虽然有着某种被迫的成分，但不管怎么样，俄罗斯是越来越依赖于人民币了。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就已经清空了美元，大幅提高了欧元和黄金储备。原本，俄罗斯是打算利用欧俄经济捆绑，来减少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阻碍。这是普京个人对欧盟心存幻想，这种幻想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毁后，欧盟完全倒向了俄罗斯的对立面。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升级到了第十轮。可以说，在经济上，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再依赖于欧盟，欧俄经贸合作降低至冷战结束以来最低谷。在欧元封锁下，俄罗斯持有的欧元也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结算价值。

而卢布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下，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危险的货币。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银行机构在拒绝与卢布合作，国际转账很不方便。二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GDP遭遇腰斩，4年时间从2.29万亿美元跌至1.28万亿美元，相当全民财富缩水一半，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想象的。

这次俄乌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制裁远远超过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GDP的下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卢布的贬值风险极大。在国际结算市场上，除了伊朗和土耳其接受卢布-天然气结算外，几乎没有第三国愿意大规模接受卢布。

在俄伊合作，俄土合作中，都是以卢布结算为主。但在中俄合作中，以人民币结算为主。从这就能看到，在中俄金融合作中，俄罗斯做出了重大妥协。

为什么俄罗斯要选择人民币？原因只有一个：人民币具有较强的国际支付功能。你要是拿土耳其里拉或者伊朗里亚尔去国际上买东西，谁会要啊？这玩意儿币值非常不稳定，没人会要。

但人民币就不同了，它是2022年里表现仅次于美元的主流强势货币。在美元加息时，欧元、英镑、日元、韩元大跌之时，人民币成为跌幅最小的国际货币。它的币值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俄罗斯企业拿着人民币，一是不容易蒸发，二是这钱花得出去。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俄罗斯拿着人民币可以在中国买到绝大部分可替代西方厂商的商品。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俄天然气合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中俄采取美元结算。

第二阶段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实施“去美元化”政策，中俄采取欧元结算。

第三阶段是，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俄美、俄欧关系全部破裂，俄罗斯被迫“去欧元化”，人民币成为唯一的选择。

尽管这种选择有着很大的被迫性，并非是俄罗斯主动选择的结果。可是，它对中国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是，人民币-俄油结算开始进入实践阶段。美元霸权的一个核心支撑就是中东石油。人民币虽然也在尽可能地打破美元对中东石油贸易结算的垄断，但中东的王爷们终究还是不敢对人民币敞开大门。人民币在中东石油所占的结算份额只是九牛一毛，还远远威胁不到美元的霸权地位，只能说是，日拱一卒。

可俄油就不同了，俄罗斯被美元、欧元都封锁了，这让人民币得到一个史诗级机会。人民币全面杀入俄油结算市场！因为俄罗斯只保留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其他第三方国家去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时，也不得不支付人民币。

这就是印度不得不增持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根源。在俄印石油贸易中，印度必须支付人民币。美元、欧元支付不了，其他货币币值不如人民币稳定，印度卢比太辣鸡，俄罗斯不收，这就迫使印度提高人民币外汇储备。

队长预计，在俄罗斯完成全面“去欧元化”后，在俄罗斯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人民币的市场份额还将持续扩大。

在人民币-俄油的捆绑关系下，人民币就能在美元石油体系中，撕开一个大口子。

其二是，在俄欧、俄美没有和解之前，俄罗斯经济几乎只能一边倒地扩大与中国的合作。虽然俄罗斯还有土耳其、伊朗、印度这三个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可是，土、伊、印三国加起来的经济实力，也不如中国。

俄罗斯的国徽上有一只双头鹰，一头盯着西方，一头盯着东方。可而今，西方被封锁，俄罗斯只能向东看了。以前，俄罗斯是欧盟的加油站，以后，就只能做中国的加油站了。

网上有大V炒作说，俄油卖给中国比卖给欧盟、卖给印度，贵多了。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暂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民币俄罗斯化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石油价格。

因为在人民币俄罗斯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商品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俄罗斯全境，大规模取代西方同类商品，如汽车、手机、电脑、服装以及芯片等，这些场外收益都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俄罗斯持续深陷乌克兰战场，俄欧关系就持续无法修复，俄罗斯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就会越来越深。

被绝大部分人忽略的是，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最大的影响是，俄罗斯国内的资源尽数向战争倾斜，这可能让俄罗斯错过人工智能革命，从而丢掉未来100年的国运。

大家看看，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它的底层逻辑是，阻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美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先机。

你会发现，中美新能源技术竞争，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美芯片产业技术竞争等高科技领域，都已经没有俄罗斯的身影了。俄罗斯原来保有的航空技术优势，也渐渐消失了。

对一个大国而言，最怕的就是世界顶级科技竞争的舞台上，没有自己的身影了。

由于这场战争消耗了俄罗斯太多的钱，俄罗斯大量的科研项目都被迫终止了，如苏-75隐身战斗机、载人登月计划、火星探测计划、空间望远镜计划等。尤其是欧盟，对俄罗斯断供了大量的科研实验设备，让俄罗斯众多的科研项目都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像中国在越南实施两山轮战，令越南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发展经济，更不能发展科技。美国同样可以利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个十年八年，让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错过人工智能革命，摧毁俄罗斯的未来。

说句杀俄诛心的话，要是俄乌战争持续打下去，俄罗斯经济和科技不断凋敝，俄罗斯就只能充当亚欧版的加拿大了。

网民嚎叫：

破棉袄 今天 15:51

先别笑话爹的卢布不好使，等到人民币也被制裁，儿就跟爹一样惨了

舒满粥 今天 15:10

"人民币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另一个国际流通货币"？恐怕是国际主流擦腚纸！！

vapp 今天 14:58

樓下的監獄賤五毛mtc翻牆洗地, 不要脸造谣為共匪俄爹哀吠

五毛翻牆 牢底坐穿 :)

mtc 今天 14:16

俄罗斯聪明，能预知人民币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另一个国际流通货币！

七号洞 今天 13:30

俄要死，想拉中共一起死的节奏！

秋叶如火 今天 12:59

哪怕俄国放弃卢布改用人民币又能怎样？整个俄国的站前GDP略小于广东省，现在可能小于河北省了。这一点是本文没有提及的。

fwzwhyc 今天 12:26

实际上，就算俄罗斯赖上了中国，中国也没有办法，只能扛着，装傻呈愣，这就是典型的搬不走的邻居。因为反过来，中国被全世界制裁，中国也赖上了俄罗斯，完全依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俄罗斯也得扛着，装傻呈愣，在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敢抗，敢装，大家都懂的。

谢选骏指出：所谓“亚洲版加拿大”并非美洲版的加拿大，而且北极熊俄罗斯，其原型就是匈奴、鲜卑、突厥、辽金元清。

谢选骏：五十年贬值五十倍的美元和RMB

 

《5600吨黄金2600万吨伊朗石油运抵中国后……》（2023-01-17 BWC中文网）报道：

5600吨黄金2600万吨伊朗石油运抵中国，下一个珍珠港事件或将出现

墙内媒体BWC中文网报道：目前美元成为全球金融秩序基石的背后机制，正是通过石油-美元-美债这个完美的石油货币闭环额外的支撑了美元使用量及其与黄金分手后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并通过一个被美国间接控制的国际清算体系来完成交易，美元由此从黄金美元变成了石油美元，并要求各参与方以“没有美元就没有石油”这一原则来进行交易，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明显，这一次美元面临的问题要比半个世纪前要严重得多，上一次是美元脱离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下图为当时出现美元危机的具体过程），因为，现在的美元没有黄金支持，这些变化，我们从近几个月以来发生在石油货币领域中的去美元化新消息中就能发现。

瑞士信贷的资深分析师Zoltan Pozsard在1月12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全球市场将见证下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石油美元走向衰弱将与商品再抵押货币的到来同时发生，此时，替代性的石油货币迎来黎明，黄金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石油黄金将会挤出石油美元，并取而代之。

DailyFX分析师David Cottle也建议像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三个被美元限制交易石油的国家可以利用商品本位制来发行货币（数字货币）以替代美元。

而随着全球去美元化的深入，一些业内人士推测包括伊朗、阿联酋在内的产油国们正在将部分石油收入转化为黄金，甚至，盛产黄金的非洲国家加纳已经在去年11月开始用黄金来购买进口石油。事实上，早在2012年，伊朗就已经和印度开始探讨用黄金绕开美元，作为购买伊朗石油的结算方式。

紧接着，伊朗央行首席银行家在1月3日表示，伊朗的四家银行也将追随委内瑞拉石油币的步伐，计划发行数字黄金币PayMon，据报道，伊朗将发布10亿个以开展数字黄金货币的金融交易。

同时，伊朗还提议与相关经贸国家间建立一个能运于数字货币交易的外汇结算系统，据称伊朗正在与瑞士、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国进行谈判，以开展数字货币的金融交易，去年10月，伊朗成功测试了数字里亚尔货币，并向商业银行发布一系列法规，为发行数字黄金货币铺平道路。

作为应对措施，伊朗官方通讯社在1月12日进一步表示，伊朗央行计划引入多个货币纳入新外汇系统，减少美元对该国石油行业的限制影响，在此之前，伊朗已经正式用人民币替代了美元原来的外汇位置，扩大人民币的使用量，这在从1月3日开始，在岸人民币交易时间被延长3个半小时的背景下将变得更加明确。

因此，此举意义重大，将加强了中国与能源出口国和大宗商品供应商在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的前景，并鼓励全球交易员在包括石油、黄金等在内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很明显，这将会增加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定价权和使用量。

紧接着，据伊朗金融论坛报的最新数据，截至去年12月，伊朗外储中的人民币份额已经超过22%，分析显示，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结算货币大部分是人民币或欧元。

据全球油轮追踪专家Vortexa Analytics在1月7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从伊朗购买的石油在上个月可能创下近500万吨的月度纪录，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的26个月内，包括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内的伊朗石油卖家至少已将2600多万吨伊朗石油持续运抵中国。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俄罗斯也计划将黄金与石油挂钩，用黄金来结算石油，并推出一个石油美元的替代品石油黄金结算系统。作为该计划中的最新一部分，俄最大的银行Sber在去年12月27日正式发行了由黄金支持的数字金融资产 (DFA)，成为绕开石油美元的替代选择。

对此，全球领先的黄金金融研究机构Goldmoney在1月12日发表的报告中分析称，由人民币支持的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的存在意味着参与方可以选择用实物黄金交易石油，这种机制可能会吸引那些喜欢减少使用或绕开美元的产油国提供另一个替代石油美元的新渠道，特别是对伊朗、卡塔尔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家。

分析认为，预计大多数石油生产商会很乐意将石油储备换成黄金，这是将他们的资产以黑色液体转移到黄色金属，这是一个战略举措，将石油换成黄金，而不是可以凭空打印出来的美国国债。

有观点认为，拥有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欧盟也正在计划全方面挑战美元的货币地位，甚至已经为恢复金本位做了准备，特别是在美元相对落后的数字货币领域，紧接着，欧盟还计划将在2023年推出以欧元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并将在研究数字欧元的基础上，作为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能源合同的默认货币。

据欧盟全球金融委员会在一周前最新发表的报告称，截至11月，24个主要位于欧洲东部和北部的央行购买了自1967年英镑危机以来最大金额的实物黄金，该机构认为全球结算交易系统正在迈向新的事实上的数字货币金本位。

这从过去几年，包括德国、波兰、法国、匈牙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多国宣布或已经将存在美联储或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运回国的浪潮中就能观察得到。与此同时，自2017年以来，至少共有5600吨黄金已经运抵中国，且从去年11月开始，中国也打破沉默在时隔38个月后首次报告增长了62吨黄金储备至2010吨。

对此，新加坡首屈一指的黄金交易员罗南·曼利表示，全球多国积累的黄金可以被看作是去美元化策略的一部分，正在这些背景下，马来西亚央行正式向美国提出了泛亚洲黄金支持货币的建议，因为，黄金相对美元更加稳定，正在这个关键时候，又有一个美国盟友也开始在石油和美债领域去美元化。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在1月12日报道，日本也正在与伊朗的四大银行就能源交易中使用数字货币结算进行谈判，同时，日本央行和财务省还联合几家大银行计划建立能支持数字货币支付的跨境结算系统，并主张与伊朗在石油领域中以绕开美元进行交易。

与此同时，日本央行还通过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预期来大幅度减少美债储备，在过去三个月以来，已经对美国金融系统多次进行过珍珠港式的袭击，这表明石油美元系统正在被这个美国最大的债主国日本所削弱，以此震慑美元。

对此，全球知名智库OMFIF顾问委员会在1月12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为我们解释称，全球多国的这些新动作表明，通过引入锚定本币或以黄金、石油等战略资源支持的数字货币、创新石油货币交易结算方式后，它有能力削弱美元或绕开石油美元，所以，创造一种能被全球央行都可以接受的数字黄金储备货币，这对石油美元来说，是一种替代美元的解决方案，将是下一个新的珍珠港事件。

这表明石油美元剩下的几颗钉子或将会被拔起，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被重置的现象正在发生，特别在全球几个主要产油国、美国经济盟友的日本及拥有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欧洲都将在石油交易、美国国债和数字货币这三个领域加快去美元化的背景下，这也将会为石油美元体系走向没落提供了最新的趋势。

网民嚎叫：

破棉袄 2023年01月17日 19:32

罗里吧嗦这么多，实际上就只有一句话：中国又赢了，赢麻了。

那时烟花乱 2023年01月17日 18:06

麻烦那位把废纸给大家送一些

time22 2023年01月17日 16:11

虽然对于金融不懂，但是两个基本问题：1. 黄金这么重不能转来转去，那么存放在哪儿呢？2. 如果黄金好的话，为啥当初人们用美元？

到处一悠 2023年01月17日 16:03

忘万维网转发前了解一下文章来源，不要做洗地帮凶。

到处一悠 2023年01月17日 16:02

文章来源：BWC中文网是北京融商网讯旗下的一个财经网站。受中宣布管理和领导。公司股东三人。BWC在境外没有任何分支。可以认为这个网站是民营的商业周刊一类的产品。

lmjlmj 2023年01月17日 15:48

自2017年以来，至少共有5600吨黄金已经运抵中国，且从去年11月开始，中国也打破沉默在时隔38个月后首次报告增长了62吨黄金储备至2010吨。如何做这道算术题: 5600吨抵中国, 增长了62吨中国储备至 2010吨, 谁偷了 5538 吨黄金?

OB 2023年01月17日 15:23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把美元玩成不值钱的废纸。

谢选骏指出：不论输赢，不到五十年，美元已经从不到四十贬值到了两千左右一盎司黄金，足足五十多倍！五十年前我刚工作的时候，每个月十四个人民币，大米是0.14一斤，共产党统购黄金每两只出40个人民币，几乎与美元等值，可是现在的人民币只有美元的七分之一了。贬值幅度超过了五十倍贬值的美元大人。

谢选骏：亲人就是敌人

 

《耸人听闻！宾州女子枪杀年迈父母 用电锯肢解尸体》（美国中文网 2023-01-19）报道：

美国中文网报道 宾州发生一起耸人听闻的杀人案，一名“啃老”的女子先将父母爆头杀害，并在9天时间里将他们残忍分尸，直至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血腥一幕。

蒙哥马利郡地方检察官斯蒂尔（Kevin R. Steele）周三称，49岁的维里蒂·贝克（Verity Beck）被指控犯有双重杀人罪，此前，警方发现她的父母里德（Reid）和米里姆（Miriam）处于“不同的肢解阶段”。

尸检发现，这对70多岁的夫妇都被枪近距离击中头部死亡。

周二晚10点30分左右，接到家人报警后，警方赶到贝克父母家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家人们称，他们自1月7日起就没有再听到贝克父母的音讯。

检方介绍，一进入家中，警察就被尸体腐烂的恶臭所震惊，他们立即发现了里德的尸体，他“被白色床单和被子包裹着”。

斯蒂尔说：“不幸的是，他们也看到了米里亚姆在房子里的证据，她已经死了。”

他描述道：“有严重创伤的迹象，我可以告诉你，电锯已经找到了。里德和米里亚姆被发现时都处于不同的肢解阶段。”

贝克和父母住在一起，据称她用电锯对父母进行了肢解，并把肢解后的尸体装在垃圾袋里，然后扔进了两个不同的垃圾桶。

根据此案刑事起诉书，贝克的哥哥访问父母家后，注意到毯子下面可能藏着一具尸体，于是拨打了911。

斯蒂尔拒绝透露这一可怕罪行的动机，但他说，有证据表明，贝克曾试图撬开家中的一个保险箱。

她被控一级谋杀和三级谋杀，目前被关押，不得保释。

网民嚎叫：

三梦奇缘 发表评论于 2023-01-20 07:38:14

典型的白左

TexasLM 发表评论于 2023-01-20 06:43:47

如果这是普遍现象，你当然可以总结一下。就因为一个两个杂种，把这问题上升到种族高度的人是不是有病？

挺不错的 发表评论于 2023-01-19 20:48:32

这么明显的混血杂种都看不出吗？50%亚裔，鉴定完毕。

谢选骏指出：不管什么种反正都是坏种，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亲人就是敌人了。

《美女子元旦神秘失踪 丈夫搜索记录让人毛骨悚然》（美中网 2023-01-19）报道：

WATCH: Prosecutors go through the long list of Google searches allegedly made by Brian Walshe while using his son's iPad the morning he claimed his wife, Ana Walshe, was last seen, and beyond. pic.twitter.com/KNelzWhzvk

— 7News Boston WHDH (@7News) January 18, 2023

麻州一名女子在元旦前后失踪，她的丈夫已被锁定为嫌疑人。检方周三透露，该男子在妻子失踪的关键节点之际，曾上网搜索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内容，包括“如果你真的需要，10种处理尸体的方法”和“如何阻止尸体腐烂”。

三个孩子的母亲、39岁的房地产中介安娜(Ana Walshe)失踪后，检方周二对她47岁的丈夫沃尔什(Brian Walshe)发出谋杀逮捕令。周三，他们在昆西地区法院进一步提交了针对沃尔什的证据。

根据刑事起诉书，沃尔什除了被控殴打妻子并意图谋杀外，还被控移动妻子的尸体或遗体。他对这些指控拒不认罪。

"I just hope that she is alive. Anywhere, but alive. That is my only hope," Ana Walshe's mother tells @NBCNews in Belgrade, Serbia. https://t.co/9fs2x4NWkM

— NBC News (@NBCNews) January 19, 2023

聆讯期间，检方提供了有关沃尔什在声称最后一次见到妻子前后几个小时行为的新细节。

沃尔什最初告诉调查人员，安娜于1月1日清晨离开了他们位于富裕郊区Cohasset的家。就在这一时间节点的前一小时，他在儿子的iPad上进行了十几次谷歌搜索，内容包括“尸体多久会开始有味道”、“如何阻止尸体腐烂”、“如果你真的需要，10种处理尸体的方法”、“失踪多久才可以继承其遗产”和“你能扔掉的尸体部位吗？”

1月1日早晨，沃尔什的谷歌搜索内容包括“DNA能保存多久”、“能否对部分遗骸进行鉴定”、“肢解和处理尸体的最佳方法”、“如何清理木地板上的血迹”，以及“当你把身体部位放在氨水里会发生什么?”

不仅如此，检方介绍称，1月2日，沃尔什在网上搜索的内容包括“钢锯是最好的肢解工具”、“你能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被指控谋杀吗?”以及“你能认出一具牙齿断裂的尸体吗?”

根据法院命令，有关此案的逮捕令(通常包括上述细节)和其他文件将被扣押到3月10日。

周三上午9点20分，沃尔什步入法庭聆讯，他身穿灰色衬衫，戴着手铐，站在玻璃隔板后面。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环顾了一下房间，但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当法官科文（Mark Coven）问他是否理解这些指控时，他只回答了一次“是的”。

在一份长篇声明中，沃尔什的律师迈纳(Tracy Miner)声称，媒体“已经审判并将沃尔什先生定罪”。

迈纳称：“指控犯罪很容易，说一个人犯了罪就更容易了。要证明这一点要困难得多，我们将拭目以待检方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打算对证据发表评论，首先因为我将在法庭上而不是在媒体上审理这个案件。其次，因为检方没有向我提供任何证据。”

迈纳要求法庭释放沃尔什，他自1月8日以来一直被拘留，罪名是误导调查，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沃尔什被下令持续拘留，不得保释，接下来将于2月9日出庭参加听证会。

网民嚎叫：

linda1999 发表评论于 2023-01-20 07:30:42

恐怖！嫁人有风险，结婚需谨慎。

5m3incisal 发表评论于 2023-01-19 19:12:49

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徐若瑄语录

北美小镇 发表评论于 2023-01-19 17:21:30

有些州没有尸体是不能起诉谋杀的，也有些州可以。如果真是在家杀的，怎么也能找到点血迹吧？怎么什么都没找到？

谢选骏指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这个“渣男”不仅不飞，还要涉嫌把老婆变成“渣女”，可见“亲人就是敌人”，言之不虚也！亲人就是敌人，还不如路人。“坏女人徐若瑄”遇到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因为她的亲人都是敌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