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延安精神就是制造恐惧

《万志成：走出恐惧：解读民族秘密的一把钥匙》（《中国报道周刊》作者：万志成；分类：杂感随谈；标签：中华民族 ；日期：2004-08-16；浏览：2374）报道：

每当春节临近，广州火车站总是人头攒动，人们为买到一张车票你拥我挤，争先恐后，维持秩序的武警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一出检票口，乘客如难民般冲向站台，上车的时候更是各显神通，有的几个人把持门口，只让自己人上；有的从车窗爬进，而车上的人则使劲往下推。联想到俄罗斯人在食品那么紧缺时还安静地排队，我不由得感慨我们民族太缺乏秩序观念，因而写了一篇文章《培养我们的秩序感》发表。经过深入的考察，我发现，没有秩序观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躲在后面的则是恐惧，恐惧才是解读民族秘密的一把钥匙。

从非典看民族的恐惧感有多深

流言传播的速度本身就快，恐慌性的流言传播速度更是一日千里，有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流言可以在几分钟内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年春节刚过，佛山一家医院几个医生护士因感染非典而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我还没在意，市面上的食醋、板蓝根已被抢购一空。尽管香港的医学专家在电视里反复讲明食醋并没有多少消毒作用，更不用说预防非典了，但深圳的食醋还是卖到１００元一瓶，板蓝根５０元一袋。香港的食醋、板蓝根随即被生意头脑丰富的人扫荡到深圳谋利。

正当我为没有买到食醋感到失意时，远在千里外的亲友打电话过来，说广州的情形非常恐怖，要我最好不要出门，连班也不要上了，食醋已用２. ５公斤装的塑料壶装好，马上就可邮寄过来。

接下来，大米和食盐成了下一个抢购对象。我深为不解，如果说食醋和板蓝根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心理安定作用，大米和食盐有什么必要抢购呢？只要国家不实行专卖制度，食盐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少；大米的价格那么低，就是因为供应太充足。居民抢购，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灾难的记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大脑中，一有风吹草动就通过极度的恐慌表现出来。

官员对非典的恐惧感一点也不比老百姓低，只不过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记者出于职业敏感，最先感受到了非典的新闻价值，但官员们却从中嗅出了摇撼交椅的恐惧。他们一方面悄悄地发内部文件，告诫人们要做好预防非典工作；一方面三令五申禁止媒体继续报导。世卫专家到中国检查时，媒体通篇都是专家的赞扬声。要是世卫专家知道了我们的报导，不知有何感想。

地方官员们这样做，害怕非典影响经济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官员们在新闻发布会上信心十足的时候，幕后的工作人员正在十万火急地请示，焦急地等待中央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中央出台“三不政策”（不得瞒报、漏报、缓报）后，官员们一夜之间态度作了１８０度转弯，有些地方一下子进入了比战时更紧张的戒备状态，道路阻断、桥梁拆毁、车辆停驶，重要的交通线上的旅客们平均要被测量十几次体温，任何体温稍高的旅客都会被立即隔离。各单位出差归来的人员不管是否来自疫区，一律无条件隔离１４天。非典消息占住了报纸一半的版面和电视新闻的全部，而且足足炒作了好几个月。我真服了记者们的本事，一件新闻居然有这么多料可挖。对官员，我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们观念转变之快超过了航天飞机，而且可以做到脸不红、心不跳，谁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从拼命压制到铆足劲炒作，官员们的独白只有一个：害怕上级问罪。

先贤和时贤对民族命运的探索

礼仪之邦、天朝大国是我国千年迷梦，不光麻醉了我们自己，还给西方人以梦幻般的感觉，在法国启蒙大师们那里，中国还是一个世外桃源。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紧锁的大门，它的真实面貌才展现在世界面前：普遍的贫困，遍地的垃圾，人们麻木而野蛮地生活着，这是一个停滞的世界，这是一片被文明隔绝的土地。

我国第一个探求民族命运的当属新会梁任公。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中国说》到沉痛地探讨国民性，梁启超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逃亡日本之初，梁启超把戊戍变法的失败迁怒于慈禧、荣禄和袁世凯，考察海外华人社会令他有了新的认识。在东南亚，华人受到殖民当局严格控制和严厉镇压，倒相安无事。在美国，华人有了相当自由，于是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不是暴君专制就是暴民专制，把华埠搞得乌烟瘴气。“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新大陆游记》最后一章梁启超着）启蒙大师就是启蒙大师，梁启超没有哀叹，没有痛斥，而是根据民主政治的需要、依托儒家传统资源，设计了国民精神：权利，义务，自由，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冒险，爱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民说。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华人中鼓吹革命，获得了“孙大炮”的戏称。他痛感华人对民族大义无动于衷，对发财致富趋之若鹜，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是培养不出国民精神的，要摆脱臣民奴性，只能推翻君主专制。他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路确实是把中国由专制社会引向自由社会的道路，不仅被台湾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越来越受到中国政治学者毛寿龙等人的推崇。

鲁迅被称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大的贡献在于用辛辣的笔调把传统社会的虚伪、残忍、麻木、奴性、精神胜利的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民族主义分子和虚无党们无地自容。他认为中国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可得两个时代，则是只是一种愤疾之语。中国人何尚愿意做奴隶？而想做大王。做大王不可得，则做奴才；做奴才不可得，才做奴隶。

柏杨历经世态炎凉，把事故、狡猾、懦弱、窝里斗、不讲卫生、没有责任感等种种陋习统统归结为酱缸文化，认为是传统文化的毒素产生了这些劣根性。但为什么会形成酱缸文化，他没能再继续探索下去。

大陆８０年代解冻以后，掀起了一股文化启蒙热，学者们受柏杨启发，把目光从国民性移向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何清莲写《人口：中华民族的悬剑》，认为民族的灾难与民众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相关性，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土地总是承载了太多的人口，当土地不堪重负时，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减少人口，达致平衡。但对国人为什么会形成多子多福的观念的解释则不能令人满意。我热衷看《动物世界》，获得了一个感性认识，生存不易的动物为了种的繁衍和传播，只能多生快生。人的适应能力肯定远在其他动物之上，在一个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不肯做若敖氏之鬼的人们当然得多生快生。

金观涛、刘青峰所作的超稳定结构理论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假设。他们以控制论作为分析工具，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中央集权、地主经济和儒家学说三者具有高度一体性，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社会动荡只能摧毁体系内无组织力量，而不能毁灭这个社会结构，所以无论多么严重的动荡，它都能重新达成一体化。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我重读《兴盛与危机》，深为金观涛夫妇的思维严谨、学识丰富折服。但他们对中国为什么越来越保守而不是越来越开放的解释不够充分，也没能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结构不能由崩溃——修复型走向取代型。

谢选骏总结出黄河心理：黄河泛滥既没有规律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但黄河又是不可驯服的，人们只能企图通过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最终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养成了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习惯。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河殇第一稿》谢选骏）

非常不幸的是，在发表这一见解一年以后，受虐狂们就把虐待加诸他的头上。那些写落井下石文章的读书人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和悲哀。

上述六位思想家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认识民族特性具有很大的启发。他们都对恐惧有着丰富的描述，遗憾的是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现象看待，而不是作为本质问题探讨。

第一个把恐惧作为本质问题进行思考的是任不寐。

任不寐论恐惧

我读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一则以为悲，一是以为喜，悲的是我十年的思考，全被他论述出来了，好象知识产权被别人抢注了一样；喜的是任不寐的见解比我深刻得多，至少我总结不出“灾民理性”。

《灾变论》的基本思想是：

在中国，自然灾害异常严重，频繁的水旱灾害使得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是岁饥，人相食”的记载频现于史书，次一级的灾害更是无岁不有，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灾民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成了生存竞争，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发作，社会和人性中充满了暴戾之气。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灾民组成了“战斗者小团体”，形成了强烈的抢夺欲望和凶恶的战斗力，抢夺生存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同时，被抢夺的恐惧导致他们追求彻底消灭一切独立自治的个人和群体，从而消灭任何潜在的危险。这种思想促成了“军事专制主义”和暴力统治。而暴政又加剧了自然灾害，导致了下一轮的灾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长期的灾难产生了灾民理性：生存恐惧、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义和诗性智慧。

反复出现的自然灾荒和社会灾变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两种灾难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生存恐惧。在生存恐惧的支配下，有的人没日没夜地劳作（任不寐称之为“被动型勤劳”），有的人为挣到一个铜版或一个饭团而不惜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于饥饿的恐惧，人们都拚命地积贮粮食，而且无所不吃（包括吃人，最骇人听闻的是历史上多次出现以人为军粮的现象）。生存恐惧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消失，至今仍是国民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

生存恐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权力恐惧。权力诞生于生存战争，遵循的是暴力原则，由于缺乏合性来源，总是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掌握权力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任不寐认为应该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恐惧的政治原则是专制。为了克服恐惧，权势者努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控制物资财富的手段是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力物力，他们都有权征收（雍正皇帝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之一是抄家）。控制思想的办法是消灭一切异已思想，对读书人、老百姓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灌输，宣扬自己受命于天，树立自己的恩人形象，即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也仍然是“皇恩浩荡”，或者干脆把丧事当喜事办。

权力恐惧迫使人们对现存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胜利的一方把失败一方赶尽杀绝，还要株连九族。斗争的方式可以是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厮杀，也可以是杀人于无形的权术较量。前者依赖的是力量，后者倚靠的是狡猾。在势力相当时，双方也会暂时妥协，有的联姻，有的结盟，有的同化。这种妥协只是一种战术，最终还得分出胜负才罢休。

整治了现存敌人，权势者还是不能获得安全感，总感觉到敌人无所不在，于是产生了敌人意识。如果谁胆敢对他们表示不满，马上就成了现实敌人，有充足的理由镇压，而且要反复地追根溯源。如果没有敌人，他们不惜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则要看运气，这一次是某个团体（群体），下一次是另一个团体（群体），实在找不出来了，就该轮到自己人：战友、下属、亲戚、老婆、孩子。总之，有敌人令他们恐惧，没有敌人令他们更恐惧。这样的环境里，怎不会冤狱遍地？

因为手上的血腥味太重，权势者不可须臾离开权力的保护，即使死了也要树碑建庙，刻下某种咒语。这才是权力终生制的真相。

没有权力保护的灾民在天灾和暴政的双重压力下，谋求自保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靠权势集团，充当鹰犬爪牙，一是结社自保。结社可以是宗族，也可以是游民团体；有的通过圈地谋生，也有的啸聚山林。他们内部都有着严厉的纪律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制度，对内部成员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对外人有着看不见摸不着的界线。这种结社，任不寐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显然，梁山社群主义与现代的自治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任不寐提出的灾民理性是层层递进的：生存恐惧带来了权力恐惧，权力恐惧产生了敌人意识、力量崇拜、狡猾崇拜、利益崇拜；与权势无缘的则形成梁山社群主义。至于诗性智慧，我不太赞同，将在下一节论述。

最后，我把任不寐两段精彩的论述陈列如下：

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化以后，与“力量”保持一直是唯一可行并有效的“理性选择”。个人依附最强大的团体谋取生存特别是依附资源垄断者以期获得“分封”或赏赐，这已经是灾民社会的“经济学”常识。这种“依附型秩序”强化了力量专政的力量与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力量越强大的原因。灾民首领在极端贫困的灾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在普遍的赤贫的灾民社会，加入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时，投靠竞争的存在增强了首领的集权能力。灾民生存竞争的政治化偏好——在这里，经济自由竞争表现为投靠的自由竞争——为灾民专制主义增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资源的国家垄断。

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读者可以判断一下，按这个思路，是否可以用恐惧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

如果说李镜吾的《厚黑学》掀开了官场的黑幕，任不寐的《灾变论》则解开了民族的一个秘密。凭此一书，任不寐足以名垂青史。

恐惧在文化上的曲折反映

张贤亮在２２年的右派生涯中反复地被关进监狱和放出劳改农场。他总结说，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想象囚犯总是心情灰暗，其实正好相反。在那种不见天日的地方，总是心情灰暗的人是没可能走出来的。同样，在一个极端恐惧的环境里，人们为了生存下去，既要呐喊，又要歌唱，更需要理想。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三种情绪交替展现的历史。《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文学作品，里面的“风”除少数几篇歌颂爱情外，都是对苦难的诉说，有暴政，有战乱，有饥荒，有瘟疫。这种传统延伸下来，到《水浒传》达到高潮。它把弱势群体在暴政之下的呻吟描写得入木三分，同时又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批敢爱敢恨、以暴制暴的群像，让听众、读者在压抑之后大出一口恶气，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仔细想来，这部充满豪壮之气的巨著也透露出浓浓的悲剧意识。英雄不同于庸夫的地方在于，他们受到折磨后，有决心有能力拨刀而起，痛刃恶霸。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快活只能一时，他们的出路还是“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即使如此，皇帝宰相是不会忘记他们是以造反起家的，既害怕他们重入梁山，又畏惧他人效仿，最终采取阴谋手段让他们死于非命。因此，《水浒传》可以说是用文学形式书写的灾民理性。

连英雄都找不到出路，我们只有逃避，“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我们只能逃到内心世界，幻想出一个世外桃园，一个君子国。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真正没有多少恐惧情绪的只有李白一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种没有后顾之忧的豪迈奔放情怀跃然纸上。他所谓的“万古愁”至多只能算怀才不遇的牢骚，与恐惧一点都不沾边。只有在一个个人财富足以保障衣食而且统治者开明大度的社会，才能形成如此豪放胸怀。在有文字记载的近３０００年历史里，李白何其形单影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面子是每一个描述中国人特征的文章都要提到的因素，外国人总不理解中国人对面子有着不可思议的执着。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中对面子有精彩的描绘，否认了面子是尊严。但是，再往深处探究，面子还是尊严，是一种没有尊严的尊严。一群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保障，当然谈不上尊严，但我们还得象个人样地活下去，当然需要尊严来包裹，那么，这层虚幻的尊严就是面子。鉴于斩木揭杆的事例一再发生，权势集团不能把弱势群体逼得狗急跳墙，留了一手；弱势群体感到自己多少还是存在着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也默默地接受了这种“馈赠”。因为大家都需要这块遮羞布，也就认同了这种心理游戏。所以，面子的实质是强势人物（或集体）对弱势群体留下的最后一快面纱。

与面子相关的就是精神胜利。如果说面子还是一层尊严包裹，那么精神胜利就是十足的精神自慰。一个人沦落到面子都保不住，也就“人人得而欺之”，只能靠精神胜利来取得某种慰藉。有人受了羞辱，在背后发狠地说：“我要不是给他面子，就如何如何。”民间对这种话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干面子”。连精神胜利都没有，人何以活下去？只能活活气死。各位可不要小看精神胜利，多少人就是在受尽羞辱后以它作为活下去的勇气，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是一篇精神胜利的宣言。

我曾准备研究本土化问题，结果一考察，发现凡是外国传来的东西，除了能给人带来物资享受的，鲜有不本土化失败的。（我特地请教一个教物理的同学，自然科学有没有本土化失败的？他肯定地说，普遍存在。我们虽然没有把牛顿三定律变成四定律或二定律，但抛弃了牛顿定律之所以产生的科学精神。他在物理课上讲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遭到校长和一批“名校”物理老师的斥责。至于物理学家钱学森用“科学理论”论证亩产万斤粮的可能性，的确具有中国特色）。我进一步研究发现，舶来品本土化失败，老祖宗们自产自销的又何尝成功过？儒家文化的遭遇就是经典例证。

孔子有感于现实政治的暴政、乱逆、争战和丧离，倡导君臣父子政治秩序和仁义礼智信勇廉的伦理道德，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社会）。儒家学说作为帝王时代正统学说，用一种逻辑推理来衡量，应该能扭转世道人心。其实不然，它完全靠暴力维持，当暴力变得软弱无力时，这套秩序观就象纸糊的房子一吹就倒，小规模的动荡时而有之，大规模的动荡每两三百年一次，最长的持续４００多年（１８３年黄巾起义到６１８年唐统一，期间只有西晋１０年、隋２０年两次短暂的安定）。首先，一种学问被当作向上流动的敲门砖，它本身就容易导致伪善，如果成了唯一的进取之路，伪善就成为一种“车辙”。黄仁宇先生一言以蔽之：阳为道学，阴为富贵。那些真正按原则办事的倒被视之为“迂”。其次，儒家理论设定的前提是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如果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君不明怎么办？董仲舒设计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一个灾民社会里，天子们对天人感应并没有多少兴趣，只要求人们接受臣下的命运，而拒不承担天子的义务，他们实行的是暴力政治而不是仁政，需要的是愚昧无耻的奴才而不是智信仁勇的国民。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搞法使它的教化作用大打折扣。有人说，帝王时期存在着两个道德系统，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其实，它们是一套，官方用冠冕堂皇的语言宣示，民间用直白的话语表述，实质内容还是大同小异。再次，一次次苛政导致饥民起义，教化运动总是被政治动乱打断，现实的教育远比理论教育来得实际，“彼可取而代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深入人心。“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显示了帝王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建立神圣的地位。

所以，到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儒家沦为赤裸裸的棍子。孟子有独夫民贼之论，这根棍子有可能被读书人反可过来抡，他就不肯承认孟子的地位。这种搞法哪里还能为读书人提供精神资源？难怪明朝官场的伪善空气那么浓厚，官僚们无所不在的政争最终葬送了这个王朝。

过度的恐惧扼杀了民族的生机

恐惧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避开各种危险的必要心理准备。适当的恐惧感（一般称作危机意识）是人们改变现状的原始动机，正所谓居安思危，见微知着。但是，过度的恐惧则可能扼杀民族的生机。

一、恐惧使文化越来越封闭

文化具有吸收和反射功能。在人类漫长的生涯中，一种文化慢慢成长起来，如果能吸取周围其他文化的先进成份，那么就会得到升华，诞生一种新的灿烂文明。并且，它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周围地区反射，释放出自己的光和热。如果长期得不到其他文化的滋养，那么这种文化无论在某一阶段多么辉煌，也会逐步丧失活力因素，而把糟粕部分积淀下来，成为“酱缸文化”。酱缸文化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春秋战国时期，以晋文化、齐文化、楚文化、秦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的交流、碰撞，产生了华夏文明，这是中国文化最开放、最有生命力的时期。

出于灾民理性，即使在最开放的时代，我们也产生了丰富的专制思想。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痛恨“犯上作乱”，认为有道政治的理想是“庶民不议”。商鞅坚信“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老百姓对政令的议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惩罚，曰：“此皆乱化之民也。”韩非子的主张就更有可行性了：“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随着天下一统，秦始皇有条件把文化专制思想付诸实施，烧《诗》《书》，禁百家语。汉武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只不过秦始皇提倡的是“以吏为师”，汉武帝主张的是“独尊儒术”。为了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思想，他还发明了“腹诽”的罪名。至此以后，套在人们头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读书人只能注释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到“十全老人”乾隆时，写写考据文章都充满了风险。

元亡以前，中国对内搞文化专制，但还是有强大的自信心接纳外来文化。正是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滋养，才有汉唐文明的辉煌。到明朝建立时，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了。朱元璋借口沿海倭患再三下令海禁，他赶走鞑子的勇气哪里去了？海禁的实质是害怕外来信息对朱家王朝的冲击。对内禁锢头脑、对外闭关锁国，民族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差，天主教好不容易派利玛窦等人撬开中国大门后，把西方的天文历法和宗教传入，得到徐光启等人的响应，成为昙花一现的对外交流。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闯进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丧失了吸收能力。湖南是近代史上先进人物的繁盛之地，郭嵩涛对英法文化露出赞美之情，被乡梓目为汉奸；曾纪泽坐小火轮回乡省亲，遭到士绅痛斥。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登陆口岸，江浙绅商以铁路破坏风水为由，苦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把英国人在华建的第一条铁路赎回拆毁，成为铁路史上的奇闻。义和团运动则是朝野愚昧残忍的一次总汇演。菲夷所思的是，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对它大唱赞歌。

在这方面，我们民族的运气也差了一点。当我们愿意接纳其他文明的时候，我们远远地走在世界前列，能够接纳的东西不多。当世界出现巨大变革的时候，我们连器都接受不了，更不用说道了。对内不敢创新，对外不能吸纳，民族的大脑只能在儒道释里打转转，何谈超越。其间偶有黄宗羲等人灵光一闪，也只是深深地藏在书窖里，不能拿出来传播和启发，只供后人凭吊：要是……

恐惧阻止了新思想的产生，社会结构始终不能从崩溃——修复型过渡到取代型。

二、恐惧使民族越来越保守

“天道变，法亦变”是法家的重要思想。皇朝统治者对法家的“术”、“势”特别热衷，但对“法”却有选择地使用，对社会变革采取抵制态度。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如果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出特别有利的安排，必然遭到他们的殊死反抗。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自古就精耕细作，在耕作方法、种子没有大的改变时，地力可以说发挥到最大限度。因而改革就成了中央与豪强的利益争夺，怎不令权势集团千方百计阻挠？即使王安石变法并不以损害权势集团利益为目的，他们也害怕遭到侵害，直到废除才罢休。在浓厚的伪善空气下，权势集体的反抗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祖制是一件法宝，不与民争利是动听的说辞，圣人教化是永不过时的道理。

改革是否还有路走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商业是比农业更快的生财之道。其实我们的先民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太史公进一步总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两者都引自《史记·货殖列传》）北宋的沈括更发现了商业的增值作用，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兴盛与危机》第六章第八节金观涛刘青峰着）改革如果以发展商业为路径，岂不达到了皇上与权贵双赢的局面？

但是，由于害怕商业危害宗法一体化的制度，更害怕商人阶层壮大威胁政权的安全，统治者对商业既要利用，又不肯放手发展。自商鞅始，朝廷的政策一直是强本抑未，对商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一方面把容易致富的商业项目（如盐铁丝茶）列为国家专卖，一方面对商人征收重税。两宋是唯一鼓励商业发展的王朝，也没有离开这一基本思路。

不改革则无以自新，社会更新只能通过极其惨烈的改朝换代来完成。这种身死国灭的教训并没有被吸取，相反，恐惧使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保守。杜牧总结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到清末，中国社会保守到什么程度呢？清政府先败于英法、后败于沙俄，再败于日本，朝中大臣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连洋务运动都拒其不已，更不用说变法了。直到２. ７万杂牌军差点让清朝亡国，他们才稍稍清醒，匆匆忙忙搞新政。但这个新政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货色，满蒙新贵不肯丝毫放松权力，令各阶层大失所望，终于被自己浇铸的“钢铁长城”毁灭。

袁伟时、王怡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他们对孙中山革命的非议，我颇不以为然。他们肯定看到，清王朝在后期已成为一个垂而不死的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给它带来多少触动，失败的伤痛只是让它更加顽固。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才每吃一次大亏前进一小步。这样的局面怎能挽救社会危局？革命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离民国建立已经９０年了，我们的精神面貌又进步了多少？现在的自由派学者不得不到梁启超、胡适那里寻找精神资源。

三、恐惧使人们逆向反思

读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更何况儒学是皇朝社会必读的学问。但是，反省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美德。前面说过，权力恐惧使统治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恩人执政，需要的是黎民的感激、爱戴和景仰，怎么可能犯错误呢？不犯错误就不需要反省。黄宗羲称之为“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视。”（《原君》）柏杨说得更尖锐了：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如果有人指出他犯错误，他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证明自己没有犯错误。（《丑陋的中国人》）这种心理当然不是权势人物的专利，而是一种民族普遍的思维定势。如果有人公开反省，尽管只是对文化的反思，无疑冒天下之大不讳，我在第一节列举的四个大陆学者，全部都有家难归，有国难投。

不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并不表示不反省“人为我谋忠乎？朋友对我信乎”。那些某一事件的受害者总是痛哭流涕诉说自己的冤曲，但绝不提自己在其中犯下的罪行。

对民族最有杀伤力的一种反省是：从自己成功的经验中总结教训，采取种种措施防范这种经验为他人所用。赵匡胤凭手中大权以欺负孤儿寡母起家，于是想出了弱其军弱其民的馊主意，酿成了两宋政权根深蒂固的防家贼甚于防外寇的思想。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就出自这里。朱元璋以流民起家，于是用黄册和鱼鳞册把老百姓牢牢地固定在专有的位置，让读书人死读四书五经。满清来自于边鄙之地，缺乏文化上的优越感，于是大开文字狱，使朝野上下愚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的经验越多，民族上进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最终处于僵死状态。总结这段历史，梁启超先生痛彻地指出：积弱由于防弊。

不开放则社会无以进步，不改革则不能建立正常的更新机制，不反省则罪恶越来越深重，这样的民族为什么没有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消亡呢？是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挽救了我们。东边大海、西边高山和大漠把我们与其他文化圈隔离开来，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文化冲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时而南下，但我们总能祭出法宝：同化。当“五千年没有之变局”发生时，英法联军是为商业利润而来，而非象蛮族那样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来，我们又一次免遭灭顶之灾。

走出恐惧

走出恐惧的最简单办法是离开这片土地，寻找新的乐土，是以现在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移居海外。以上资源都没有的人也要背负巨额债务、冒着巨大风险偷渡到海外。９０年代，一群偷渡客在美国海岸搁浅，美国人大吃一惊，问他们为什么不用３. ５万美元到加勒比海渡假，而要到美国打黑工。美国人能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吗？

通过正当途径移民也好，通过非正当途径买护照也好，偷渡也好，相对庞大的人口来说，他们毕竟只是少数，还有十数亿人，总不是象王力雄在《黄祸》里说的如倒垃圾一样倾泄到发达国家。我们民族的主体毕竟要在本土生活，而且不断地生活下去，走出恐惧的办法只能立足本土。

一、重新设计国情教育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进行国情教育，而且“从娃娃抓起”，“终生教育”，但它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这其实是一眼就能看出的自欺欺人游戏，除了能满足愤青们虚幻的民族自豪感和一文不值的爱国主义外，还能有什么帮助？大学里偶你暴发的爱国主义表演和民族主义浪潮不过是受虐心理的一种发泄——大学生们当然明白，只有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达对社会的愤怒成本最低。

孔子曰：知耻而后勇。灾民社会不是我们的耻辱，恐惧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逃不脱的命运。国情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认识它，正视它，想办法来摆脱它，使人们不再恐惧，不再狡猾，而要象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灾变论应该成为大学的必修课。

任不寐毕竟不是学术大师，《灾变论》有些论证还显得太单薄，也有大量的现象罗列。他所设想的靠基督来振救中国毕竟太遥远，会不会再象洪秀全搞一个祸乱中华的拜上帝教，我说不准（我的担忧是否也属于“积弱由于防弊”，我也说不准）。我建议由金观涛夫妇与任不寐合作，重写《灾变论》，让金氏夫妇在有生之年为民族再作一次贡献。

二、通过个案维权锻造民间社会的成长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在８０年代传入大陆，一时被奉圭臬。但苏联东欧的事实证明，人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引导国家现代化，如果没有成熟的民间社会，国家仍不能摆脱专制的魔爪。而民间社会的成长，恰是人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国度，民间社会的成长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途径。

灾民社会特有的生存恐惧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筑起了一道长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致于中国人（华人）成为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与别人打交道，我们头脑的第一反应是：他会不会伤害我？我该何以应对。车站、广场不停地广播“不要把东西交给不认识的人，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更加深了我们的恐慌。

以前，有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权利侵害人只要搬出“国家”和“集体”，就能令他哑口无言。美国前总统林克顿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国家是由个人组织的，个人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不能维护个人利益就不能维护国家利益。现在，个人利益的道义劣势终于扭转过来，维护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今年４月份，孙志刚惨剧被《南方都市报》批露后，一股愤怒的洪流湮没了SARS和倒萨战争，“维护孙志刚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的利益”响彻云霄，成为民间维权的又一个突破口——每个人都有权利有义务维护他人的权利。

民间社会的成长和成熟需要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让它有发言的地方，才能吸引成员。就象天空天然地就为无线通讯准备了电离层，互联网创造性地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准备了场所。互联网在大陆一铺通，网上舆论就开始起作用，象我这样的计算机盲只要有兴致，都可在论坛上发表“几点意见和看法”。渐渐地，人们以兴趣、观点自然分流，分别“团结在几个著名网站周围”，形成了一个个虚拟社区。社区虽是虚拟的，但舆论压力可一点都不虚拟。孙志刚、李思怡事件都是先在纸质媒体上批露，在互联网上形成声势，迫使当事者不得不作出回应。后来，有些热点问题是直接在互联网上被揭露，如李尚平老师被杀案、苏文秀宝马撞人案。

民间社会就这样产生了。它没有有形的组织，但形成了虚拟的社区；它没有成文的活动宗旨，但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界线；它没有正式的领导人和成员，但有人振臂之呼应者云集；它没有具体的服务对象，但自有千万人为之喝彩。

三、迎接宪政时期的到来

孙中山先生鉴于中国的专制思想特别浓厚，共和之路屡经挫折，设计了一条“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它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少缺陷、在实践上颇多波折，最终被证明是我国走出专制泥潭的唯一道路。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实现宪政。

市场经济是一张巨大的利益之网，把所有参与这一游戏的人全网罗进来。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只有法律才能界定每个人的利益所在，进而规定每个利益主体的活动范围。所以，市场经济先天就是法制经济，不管你愿不愿意，要搞好市场经济，你就得按法律办事，尽管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毕竟是目前解决诸种纠纷的唯一普遍可行的办法。

但法制离宪政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在转型之前都属于法制经济，但没有还政于民，不能称为宪政，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仍处于训政时期（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套用这一模式）。由于人性的弱点，权力对人的诱惑是难以克服的，邱吉尔虽然浸淫于民主制度，退休后看到一项重大决策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有一种被人剥夺得赤裸裸的感觉”。除华盛顿这样的圣哲外，没有人主动放弃权力。只有在强大的民间压力之下，它才有可能还政于民。

谢选骏指出：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红区，“黄河心理”是指“延安精神”而言的；而“龙神”又是指“红太阳”而言的。如此“春秋曲笔”意在说明——山沟延安的历史使命就是制造恐惧，为苏联奴役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打下血肉模糊的基础。夺取全国半壁江山（大陆地区）政权之后，逐步阴谋实行“历次政治运动”的大规模屠杀，让中国成为大红龙的祭品——

东方血，太阳红，中国出了条大红龙，它为人民谋腥斧，胡儿骸哟，它是人民的大灾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