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欧盟也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

 

《中国解封：欧盟官员态度反转，强烈建议对相关旅客进行新冠检测》（2023年1月5日 BBC）报道：

不在欧盟之内的英格兰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起飞前进行新冠检测。

欧盟官员“强烈”建议所有成员国，要求中国旅客在入境前进行新冠检测并有阴性结果。

从周日（1月8日）起，中国出入境的限制将会放宽，这是解除“清零”防疫政策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目前的新冠病例在急剧上升，有报道指医院和火葬场备受压力。

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决定对中国旅客实施检疫措施——较早前欧盟疾控部门曾指相关做法“不合理”。

中国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能防止病毒传播吗？

周三，由27个成员国政府官员组成的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反应小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强烈建议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持有新冠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该小组还有如下建议：

所有来自或前往中国的航班乘客佩戴口罩

对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对机场进行废水监测

相关的建议提出前一天，欧盟委员会表示有“压倒性”数量的成员国支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限制。

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引入检测规定——但是像德国等国家只是在对状况进行监测。不属欧盟的英格兰也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起飞前的检测。

尽管有相关的建议，但目前未知是否会有覆盖全欧盟的政策，欧盟内的国家政府事实上可以自行制定政策。

IPCR的建议与欧盟的疾病控制机构思路相比发生了转变，上周该机构还在建议不增设强制性新冠检测。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当时表示，检测是“不合理的”，因为欧洲已有很高的疫苗接种率，而中国传播的病毒变种已经在欧盟境内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周三表示，虽然病例急剧增加，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有新变种。不过，专家警告，这有可能是因为检测和数据不足。

世卫表示，中国对国内新冠疫情的真实严重程度报告不充分。世卫的紧急事务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指，他们认为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太过狭窄”。

他表示，中国在入院人数、重症监护（ICU）入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几个方面，对新冠病毒的真实影响统计报告都不充分。

中国在12月以来总共只确认有22例新冠死亡，与分析人士的数据大相径庭。

莱恩表示，医护人员也可以自行报告数据和相关经验，同时称中国在最近数周已经更加紧密地与世卫合作，而他期望获得“更全面的数据”。

中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但没有准确确诊和死亡数据可供参考。

英国科学数据公司Airfinity估算，中国现在每天有超过200万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死亡病例1.47万。

世卫预警及响应协调部门的主管阿卜迪·马哈穆德博士（Dr Abdi Rahman Mahamud）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迎来又一波感染高峰。

中国政府在本周较早前指，对中国旅客的限制是带有政治目的——并警告会采取报复措施。

谢选骏指出：欧盟喜欢拥抱无神论的瘟神，甚至在香港沦陷之后还通过了《中欧投资协定》什么的。但是这次，欧盟也开始发抖了，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欧盟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但是“狗改不了吃屎”了，他们还会酝酿什么样的堕落？

《1、这三件事做不到 一尊就别指望了》报道：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危机时刻常说的一句话，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今年重以经济为中心的信号，习近平还强调关键是提振信心，其中关键之关键，又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正是民营经济的衰败才导致今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眼下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当局拿什么去激励民营企业家，光靠舆论造势和官员表态是不够的，把马云请回来，把罚款还给阿里巴巴，也许更能起到效果。

海外分析指出，仅仅会议喊几句漂亮话，舆论造势或者官员表现出一种和民企和解的姿态，就以为能够打动企业家，让他们相信政府的诚意，为当局解围是不可能的。民间没有被中共的喊话蒙蔽，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习近平真要提振民企信心，说太多了都没用，去东京把马云请回来，让他重掌阿里，并将罚款还给阿里，马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云和他的阿里集团是过去几年受中共打压最重的代表性企业家和企业。在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刻，中共无限期叫停了这家当时全球最大IPO，让马云想将企业触角伸入金融的梦想完全破灭。他本人也受官方严厉的监视和行动限制，淡出公众视野，随时有可能被官方投入监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太强的标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习近平顾忌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才未下此重手，但马云早已经身不由己了。

文章写道，除马云外，被当局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私企还有滴滴和新东方。习当政的十年，中国一批知名私企，或在当局的反腐名义下轰然倒塌，财富被政府洗劫，掌舵人成为阶下囚，如明天系和肖建华、安邦和吴小晖；或至今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如恒大和许家印。一些企业虽然好不容易活下来，财富也大缩水，如王健林的万达。更不用说倒在“动态清零”下的无数中小微企业。可以讲，在习的“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遍体鳞伤，活得非常艰辛。

文章指出，中共当局会去东京“三顾茅庐”把马云请回来吗？作为当局防范的标杆人物，由政府出面邀请马云再回阿里，今上的面子往哪儿搁？习即使内心认错，可面子不能难看，而请马云回来，等于是对他公开的羞辱。人们看到，由前政协委员贾康领衔的五名经济学者最近写的一份给当局的“奏折”，建议政府出台实质性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所提七条具体意见却没有请回马云或类似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的内容，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当然不，大概率是他们认为，要当局去请马云回来，或者为孙大午这类已判重刑、财产被没收的企业家再审平反，基本不可能，提此类建议只能自讨没趣。此外，官方还有第三张牌可用，即在今年两会修改宪法有关非公经济的表述，提高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文章最后写道，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和非常之勇，要想恢复民众尤其企业家的信心和信任，习近平当局必须在把马云请回来，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修宪提高民企地位三个选项中锚定两个，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三件事情一件也不去做，白白流失信任，那就等着继续沉沦吧。

《2、中国式“闯关”让全世界如履薄冰》报道：

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应阳尽阳”，快速过峰，试图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多个国际研究机构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情况将是今后四个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

《美国之音》报道，随着疫情延烧，重症、危症患者激增，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有人担心，由于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毒株，无预警解封后，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重新现身。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红说，奥密克戎被称为“新冠感冒”是没错，可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国内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免疫功能不强的人，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资源不够，所以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推特上流传一段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峰，不仅不限制大型活动，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指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都是想把这个曲线拉平，让曲线平缓。中共当局提出快速过峰，要一个非常陡的曲线。这么陡的曲线马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造成医疗系统、医疗资源挤兑。在这样情况先，有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可能抢不到照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北京当局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外界只能靠筛选信息对中国做出疫情风险评估。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Airfinity本周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短期预测：到4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此外，专家担心，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出现更可怕的新毒株。不过，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默里认为，这种风险很小。他认为，从免疫学的角度，新变种不大可能在免疫幼稚人群中出现，但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中国疫情何时结束恐怕只有天知道。

《3、曝美国多次提出提供疫苗 但均遭北京当局拒绝》报道：

尽管疫情已近爆炸式增长，但北京当局仍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彭博新闻社1月6日报道，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美国已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北京提供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等援助，但是中共一直不愿接受。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最近几周加大说服北京的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

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以间接的方式供应疫苗，但有关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6日表示，“我们已经向北京提供了新冠疫苗，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但他们现在不需要。当然，我们会继续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有学者称，储存条件是北京不愿进口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原因。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所要求的储存条件很高，辉瑞疫苗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只可以存储5天，中国的冷冻设施无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其疫苗，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和其他已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储存要求基本相同。

北京虽然拒绝接受疫苗，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共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的抗病毒技术。路透社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正在与辉瑞进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在中国生产和分销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的抗新冠口服药Paxlovid。报道原因一位知情人士称，自上月底以来，中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希望在农历新年前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

《4、中国游客重出国门  最大赢家是它们》报道：

中国1月8日取消入境防疫集中隔离，可望带动出境旅游潮。由于东南亚国家目前不会像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新冠强制采检，东南亚各国旅游经济预计受惠最多。

路透社报道，新冠病毒正在中国14亿人口之间迅速传播，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将于1月8日开放边界，在严厉封控3年后，预料会有一波渴望解闷的游客蜂拥出国。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宋诚焕指出，重新流动的这类中国观光客会选择“最低限度麻烦”并前往不需要筛检的地点，进而可望让东南亚受惠。

目前，澳洲、英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都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必须出示新冠阴性采检证明，但柬埔寨、印尼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没有这类规定。除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会对班机废水进行病毒检测以外，东南亚11个国家对中国旅客没有差别待遇。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于去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7成6的中国旅行社把东南亚列为恢复出境旅游时的首选地区。

谢选骏指出：为何东南亚国家拥抱无神论的瘟神？因为这些国家非佛即穆，又穷又懒，奉行“钱是没有臭味”的法兰西哲学（黎塞留哲学），浑然不知“钱带病毒”的可怕事实。结果呢？欧洲的厕所都要收费，逼得老百姓随地小便，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欧洲的黑死病，估计都和欧洲缺乏“免费厕所”有关。中国现在的瘟疫，是否也与收费的厕所革命逼得老百姓到处大小便有关？

谢选骏：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真有影响吗

 

《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朱谦之）报道：

一、

原始基督教史的研究，显然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以吉本（E. 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为代表，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即在叙述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关系两章。第二以蒙孙（Theodor Mommson）所著《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为代表，此书才开始注意原始基督教与希腊的关系。第三以里利（Arthur Lillie）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ristianity）为代表。从此才知道原始基督教义，皆直接间接得自印度，而我在《文化哲学》中很重要的结论，也得到充实的证明了。 

《文化哲学》曾从文化类型的分析，认为印度是宗教文化的代表，中国是哲学文化的代表，西洋是科学文化的代表，而这三种文化实互相影响。专就西洋文化来说，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宗教时期，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西洋文化史之第二时期——哲学时期，即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于后者，我已著成专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关于前者，就是我现在所提出的论题，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所谓西洋的科学文化，实孕育自希腊的母胎，而西洋人的宗教，却是直接间接从世界大宗教发生地印度来的。为要证明这点，最好是引黑格尔（Hegel）的一段话。他在《宗教哲学》中推崇基督教，谓为登峰造极；但他也曾对他的学生说：“欧洲人的宗教——属于超越的部分，来自一个很远的渊源，从东方特别从叙利亚（Syria）；但是属于此地的目前的科学与艺术——凡使一切生活满足、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Caird: Hegel. Chap. I.P.7贺麟译：黑格尔页七）这是不错的，不过黑格尔虽证明了欧洲人的宗教，出自东方，却还没有胆量来证明是出于他所认为停滞在“自然精神性”底原始阶段的印度，所以在理论上，还有让我们加以特别讲明的余地。 

印度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似乎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一九二二年哈斯（Hans Haas）所著《佛教与基督教之相互关系问题书目》（Bibliographie zur Frage nach d.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christentum, Leipzig），其中虽参杂以基督教以前东西交通之间接名料，但单就其所搜集的文献来看，只著者的人名，已达五百数十人之多。还有矢吹庆辉氏所著《西洋人の观たる印度》，也对于本文供给很多有力的资料。所以今日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创见，只不过是我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旧话重提罢了。 

这个问题的提出，最初应该感谢的，是叔本华（Schopen hauer）所著《意志与观念的世界》（Die Welt ale Wille und Vorrtellung）。他说：“所有基督教中的真实东西，均可断定为和婆罗门教、佛教一样，这好似从遥远的热带原野所吹来的花香，在新约全书中，竟可看出印度圣智的痕迹”。次之勒农（Renan）的《耶稣传》里面，也注意到敬虔派（Essenes）禁肉食、饮酒、女色，颇与婆罗门的行为相似，是否受了佛教的影响？因为在巴比伦，早已传布佛教，尤其Boudasp（即Bodhisattva菩萨），是很有名的智者，同时为拜星教（Sabism）的创立者，在耶稣时代，佛教的感化，早已到达巴勒士登（Palestine）了。又赛得尔（Rrdolf Seydel）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七年所著的几本书，很热心的讨论佛教对于基督教的影响，以为现存福音书元本的所谓诗的福音书，实受佛教传说的影响所以在传说之中，有很多竟和佛家相类似的部分。又里利（Arthur Lillie）一八八七年著《基督教国中之佛教》（Buddhism in Christendon）亦曾断言两教之历史的关系。又一八八七年顷，Dean Mansel, Hilgenfeld, Bohlen等人，均主张基督教以前，佛教传播于巴勒士登；其所经的路程，佛教怎样在巴勒士登发生影响，Lillie前著书之第七第八两章，有详细的叙述。Lillie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八九三年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之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istianity），一九○○年《佛陀与佛教》（Buddha and Buddhism），一九○九年《印度之原始基督教》（India in Primitive christianty）等著作。前世纪末宗教学的创立者牟勒（Max Miiller）虽缺乏历史的根据，却已看出基督教所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还有达物（Dutt），以为佛教的那兰陀兰时代，这时基督教仅能免于北方蛮族的侵入，所以各种制度均受佛教的影响。印度为授者，西洋的宗教则不过受者罢了。 

二、

从传布上观察。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只要注意于在犹太的敬虔派（Essenes）和在亚历山大城的德尔巴多派（Therapente）这两派，和印度思想发生如何接触，因之由这两派，原始基督教和佛教发生了怎样关系，这在今日仍为不断争论的问题。固然在新约全书里面，似看不出轮回与遁世修行的思想，但在四福音书及经外圣书的“Logia”，与佛教经典实有许多相类似的说话和说话的方式。佛陀和基督的生活，两相比较，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最值我们注意的，就是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的基督教宗派上。依海涅（Heinrich Heine）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历史》第一章中所述，则在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罗马天主教中有两大宗派，即摩尼教（Manicheans）和格诺西斯派（Gnostics），两派底思考方法浸透在基督教诸民族底全生活里，教义虽有不同，而均出自东方，尤其是印度。这就是说：“一方摩尼教徒从古代波斯底宗教获得这教理，这教理中阿尔莫兹Ormuzed——光——是和阿里曼Ahrimand——暗——敌对着的。他方……这格诺西斯的世界观，是古印度的东西，具有神底化身的，禁欲精神的自我内省的教理。这教理产生了禁欲的冥想的僧侣生活，这僧侣生活其实是基督教底观念之纯粹的精华”。（页二九——三○C. G. Leland　英译The Works of Heinrich Heine Vol. V.P.7-8 Gernany till the time of Luther）这是一点不错的，格诺西斯派如神智（Gnosis）、世界创造者（Demiurgus）等思想，实和印度思想相类似，巴得塞尼（Bardesanes西历一五五——二三三）是一位后期格诺西斯派的学者，曾著一本关于印度宗教的书，很明白地探究印度思想中之先天灵魂、业论等问题。西历一二○——一三○间，在亚历山大城的Carpocrates,Basilides,也曾提倡轮回说，这都是很明白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至于摩尼教的始祖摩尼（Mani）相传曾游历印度，摩尼教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与基督教的混合物，传入东方至七世纪顷，竟与佛教同化，这摩尼教在欧洲称为Bogomils, Albigenses,传布的时候，间接即是佛教思想的传播。由上事实，不是证明了原始基督教确曾受了印度佛教很大的影响吗？ 

三、

从教义上观察。轮回与隐遁的思想，实为印度佛教的思想，同时也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思想，轮回与转生之说，其原始的形式，虽在世界各野蛮人中可以看出，但将这种思想体系化的，却只有印度。古代民族如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均未见有此思想发生。又关于隐遁生活，古代民族中，也只有印度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宗教行为。在基督教寺院中从事禁欲生活的犹太人，以及欧洲人，从前均无此种习惯；只有埃及人的隐遁生活，是否为本地的产物，抑为外来思想的影响，这在 Moncrieff与Preuschen间，发生了相反的意见　，似乎很难决定。但是从埃及的古代宗教来看，却看不出隐遁或禁欲及冥想的宗教生活，其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代，才发见这里仪式；很明白地，这乃是受印度发生的东方宗教的余波。彼塔哥拉斯（Pythagoras）与柏拉图（Plato）的轮回思想，是希腊所自创，抑为印度产物，至今尚无说，但有许多学者，是主张从印度发生的。 

印度的轮回隐遁思想，以波斯、巴比伦，及埃及为媒介，而传入欧洲，形成了原始基督教义。原始基督教反对现世幸福即禁欲思想，还有主张“人类堕落”“上帝恩典”这些谦卑的教义，也正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特征，然而算不得西洋文化的特片。白璧德（Iroing Babbitt）《论欧亚两洲文化》，说得最为清楚： 

耶稣与其门徒诀别，告之曰：“即以我之安赐尔。”又曰：“凡劳苦负重者就我，我赐尔安。”释迦成佛所言宗教虔修，成功之情形与此正同。（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页一一四——一一五）耶稣使徒约翰之“道”，见于其所撰之约翰福音，耶稣解决此“道”之问题之方，厥为主张（或言明或默认）上帝之理知实隶属于上帝之意志之下。耶教之所以不失为亚洲之宗教者，正以此也。（同上页一二八） 

彼拉多曰：“真理何欤？”彼拉多之为此问，适见其为欧洲之人而已。（即欲以理智解决一切）耶稣于他处答之曰：“我即途也、真理也、生命也。”（见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此答则亚洲人之态度也。（同上页一二九） 

由上所述，可见基督教文化实不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反之正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即宗教时期所受于印度文化的影响，为绝无可疑的了。 

四、

 

从宗教的仪式上观察，原始基督教也有许多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姉崎正治和爱德曼（Edmunde）合著《佛教及基督的福音》（The Buddhist and Christian Gospels）里，曾将佛教的开创者佛陀和基督对比，以为两圣人在修道中所受的诱惑，现身所显露的金光，水上步行，甚至于些少食物可以饱满众人等奇迹，佛陀和基督两传记，很多共通的事迹，这不能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就基督教会来说，也和佛教寺院一样，应用蜡烛、香、念珠、钟等。又两教僧侣们，均须遵守童贞、剃鬚等习惯，这难道都是偶然相合，而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要是有历史的关系的话，当然佛教在前，基督教在后，而基督教乃受佛教影响，是无可疑的了。 

五、

由上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上各方面观察的结果，很明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现在试从历史方法论上着眼，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再为补充研究一下。 

第一、从文献史料上观察。因为印度人历史的观念甚为缺乏，所以印度的文献史料，皆充满神话寓言，而对于东西交通史迹、国王年代先后，均不注意。例如纪元前三二六年（周显王四十三年）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王的东征，为印度人与希腊人文化交通之始，而印度文献中，竟无一言记载，寓言诗歌之中，亦绝无一字提及。但话虽如此，在亚历山大王东征的纪念地，即纪元前第三世纪（秦始皇初年）希腊人梯俄朶\都斯（Diodotus）所建的大夏国(Bactria即今之Amu Draya流域)，却留下很重要的文献史料，证明了印度佛教西传的史迹。原来此大夏国，在尤梯代莫斯（Euthydemus）时代，尝征入印度，据印度人的记载，此印度的希腊王朝，共经八十二年，历八个君主，其中有弥兰王（Milinda, Menander　杂宝藏经称为难陀王），即位凡三十年。（西元前一四○——一一○年）弥兰王曾从高僧那先（Nagasena杂宝藏经称为那伽斯那），问杂佛教的教义；现存巴利文之“Milinda-Panha”（弥兰王问经）与东晋（三一七——四一九）失译之《那先比丘经》即为明证。此书于一八八九年经 T. W, Rhys Davids 英译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一书（见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 XXXV）由此文献，可见希腊思想和印度思想之互相接触，而其结果，弥兰王乃改信佛教，这是一段佛教的光荣史迹。晋译原文如下： 

太子名弥兰，弥兰少小好喜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难异道人无有能胜者。弥兰王父王寿终，弥兰即立为国王。王问左右边臣言，国中道人及人民，谁能与我共难经道者。……王即乘车，与五百骑共往，到寺中，王与野和罗相见。……时那先者，诸沙门师。常与诸沙门共出入，诸沙门皆使说经。那先时皆知诸经要，难能说十二部经。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毂为车耶？王言毂不为车。那先言辕为车耶？王言辕不为车。那先言轭为车耶？王言轭不为车。那先言舆与车耶？王言舆不为车。那先言找为车耶？王言扛不为车。那先言盖为车耶？王言盖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村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村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者？王便默言不语。那先言佛经说之如合聚是诸村木用为车，因得车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臂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参照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a. Book II Chap.I.P.43-45） 

依Cunningham所著《古代印度地理》一书所说（引见Davids　英译本序言页　XI），这弥兰王之名，至今尚传布于佛教各国。可见此书虽不足为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影响之直接证据，然而因此而印度佛教很早即传入希腊，《希腊人实为一切宗教的介绍人》（坂口昂：希腊文明之潮流页一九六），我们试研究一下东方印度的各种思想之盛行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本国从亚历山大王侵入以至耶稣出现三世纪间，这时怎样为希腊罗马势力所支配，（同上页一九八——一九九）于是由希腊人之东方宗教的憧憬，（Kautsky 基督教之基础第三章页二○七——二○八曾述及许多希腊人曾专为研究那里所流行的各种哲学和宗教学说而东游印度的）流风传入犹太之巴勒士登，于是而原始的基督教便出现了。 

从考古学史料上观察。最重要的就是纪元前三世纪，以宣扬佛法著名的阿育王（Asoka）的碑铭了。阿育王为旃尼罗笈多（Chandragupta）之孙，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第三世，（一译阿输迦王，以前佛典又译作无忧王，法显佛国记作阿育王）他即位于纪元前二七二或二七三年，卒于二三二年（秦始皇十五年），在位时保护佛教，尝召集佛教大会于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结集佛典。并派遣僧人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锡兰、西藏、伊庇鲁斯（Epirus）、比奴阿（Binua）乃至印度全土，传布佛教。其布教范围，包括亚非欧三大陆。此事中国文献如大唐西域记，第十世纪时克什弥尔国诗人 Kshemendra所著“Bodhisatwavadena Kalpalata”中，均略有记载，而以此时代所遗留之法敕碑及纪念碑的建造等遗迹，为最值得我们注意。最近十余年间欧洲学者从Orissa, Mysone,五河地方（Punjab）、孟买海岸（Bomby Coast）及其他地方发见许多在摩崖、石柱所刻的法敕、纪念碑文，其价值之高，在碑文史上，可与Malta的碑文、Rosetta石，及 Behistun石等价值相比；即就石柱头的雕刻物言，亦为印度美术史上现存最古的遗物，甚可珍贵。尤其是这碑文第十三中，发见刻有邻邦诸国名、王名等，给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西传史以很好的资料。其原文及地名考释如下：（参照泥勒教授梵文原本阿输迦王石刻，民国二十二年云南教育厅编译处邓永龄译。页二六—— 二八，矢吹庆辉：西洋人の观たゐ印度页一六——一七） 

摩崖训十三（据萨钵尸迦刻石） 

……善见王愿尽人离障制心，平等自乐。王以法胜为最胜，故王于诸邻国，凡六百逾缮那之地，如臾那王安提乐阔，及此国西四王徒罗梅耶、安提喀尼、马迦、亚历山大，及南方鞠咺、盘咺、他墨媻尼，及其王国内；并臾那、廉波那、那钵之那比提及钵迦、比提尼迦、安达罗、补哩帝等处，王均说法事。彼等信从无违。彼处王固未尝遣使，而彼等已闻王勤说法，于是遵法遵法。王因此普胜而有喜乐，此胜盖因法胜故乐也。虽小果犹可乐。善见王甚至太果，希之他世，为此刊石。 

安提乐阔（Antiyoko即Antiochos Theos）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之Yavana，即希腊王，在位纪元前二六一——二四六年）。 

徒罗梅那（Turamaya即Ptolemaios Philadephos）马其顿（Macedonia）王，在位纪元前二七八（或二七七）——二三九年。 

马迦（Maka即Magas）施勒尼（Cyrene）王，纪元前二五八年卒。 

亚历山大（Alikasudara即Alexander）伊庇鲁斯（Epirus）王，在位纪元前二七二——二五八年。 

五王之名外，尚有如鞠咀（Cola）、媻咀（Pandya）、他墨媻尼（Tamba-Panni）等诸王之地，及臾那（Yavana）、廉波那（Kamboja）、那比提（Nabhapamti）、钵迦（Bhoja）、比提尼迦（Pitinika）、安达罗（Andhra）、补哩那（Pulinda）等诸名。就中臾那一名，在南方所传佛教文献，所记派遣传道师事迹的诸国名中，作Yonakoloka（臾那世界），即Yona （Yovana为爱奥尼亚Ionia之转名）。此臾那世界，前人以为即史那世界，即是支那，为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一证。但据今人将“善见律毗婆娑” （Samanta Pasadika）的汉译本与巴利原本对照研究，知道臾那世界，不是中国，而为希腊人殖民地的大夏（Bactria），又传道于信度河边阿波兰多迦的臾那人法护（昙无德Yonaka Dhammarakhitta），也已证明是为希腊人。即在此派遣僧人中，很明白地是有希腊人的传道师的存在。由上考证，不是证明了在纪元前第三世纪，印度佛教已经传播四方，而间接给原始基督教以很大的影响吗？ 

还有在孟斐斯（Memphis）地方，发见的印度数字，证明了此处曾为印度人的殖民地。托雷密（Ptolemy）的墓石上面，雕刻着车轮、塔、三叉戟的记号。荷拉斯（Horus）的神像，在莲华上面，表现着印度的样式。凡此种种，均可见印度文化很早即已传播西方。而在纪元前五三八年，犹太人曾为巴比伦的俘虏，这也是很著名的事实。埃利俄特（Charles Eliot）在所著《印度教与佛教》（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III）中对于西洋与印度之文化交通，曾有很详细的叙述。依他意思，若使印度文化可以影响巴比伦，则自亦可以影响犹太。而且当波斯王薛西斯（Xerxes）与希腊战争的时候，其军队中即有印度人，印度与基督教诞生地的直接间接的文化交通，这不但是考古学上的事实，而且科就是历史学上铁一般的事实了。 

八

总结起来，由上所述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从前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所著《编年史》（Annals）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曾述及当时罗马人的见解，他们之逮捕基督教徒，“是藉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见Everymans Library274　英译本页四八六——四八七。“A number of Christians were convicted, not indeed, upon clear evidence of their havihg set the city on fire, but ra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sullen hatred of the whole human race”），这痛恨人类的罪名，无疑就是原始基督教徒所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最大的证据了。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作于同澄江，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录正于广东石碑，（本文选自珠海学报第二集）  

编后：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曾著有专著42部，译文2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朱先生由于外语娴熟，思想敏锐，基础扎实，使他对中外宗教、哲学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擅长比较研究。本文是他在1940年时作于云南澄江，1947年录正于广东石牌，1949年5月发表于《珠海学报》第2集。本刊之所以将此文重新发表，是觉得过40余年后，有关佛教比较研究的进展仍然不尽人意，至今学者对这项研究尚未深入地开展，研究水平并没有超过这篇文章。本文在资料的占有方面有可取之处，文中所介绍的各种参考书，至今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也是当时学术界经常阅读引用的。这篇文章初次发表后，朱先生曾经又做过补充，尤其是在资料方面有所增益，例如文中提到的普夫来得勒(Pflenderer Otto,1839—1908)除了著有《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二书外，还著有《从历史关系看原始基督教的著作与教义》(1878年，1906年英译本)。朱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其本人著的《文化哲学》一书，系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90年9月商务印书馆再版。另一本《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首次发表于1940年7月商务印书馆本，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58年朱先生对此书重新修正，1962年商务印书馆排出印样本，但直到1985年6月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这次重新发排，仅对个别错字或笔误做了订正，原文并没有改动。原文中有的名词与现今学术界通用的不大一样，例如Frazer,即今译为“弗雷泽”，著名的原始宗教学家，著有名著《金枝》。又如五河地方(Punjap)，现今译为“旁遮普”，系印度一个有名的地方。但由于所用译名后面皆附有原文，因之读者阅读时可有所参考，并注意之。 

谢选骏指出：以上仅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各方面观察的结果”，观察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又“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却没有解释，既然如此，为何两个宗教的灵魂如此不同？因为上述种种方面，恰恰属于宗教的“非本质方面。而在崇拜的目标方面，明知道，基督教和佛教是完全不同的——这才是“本质”所在！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可以说是毫无影响的。姑且不论二者之间是否发生过历史性的接触。

谢选骏：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

《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说法 中国人是否来自东非 》（特约记者  奇云 2005年05月23日）报道： 

刮一下舌头，就能采集DNA。 

 

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科学家探究的热点。中国人是起源于北京猿人还是东非呢？考古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日前，一项为期5年的“基因地理计划”已经展开，科学家希望借助DNA技术给人类的迁徙历史描绘一张更加清晰的地图。今年8月，中国首次东非大裂谷科学考察团将正式出发，并将中国人是否源自东非作为考察的主要课题之一。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有可能增加新的注解。

现代人可能起源于非洲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两个概念：人科的起源和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起源。从目前的化石资料来看，对于人科的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学术界并无太大争议。对于智人的起源，学术界则存在两种假说。很多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大约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距今10万年以内离开非洲，向亚洲和欧洲扩散。还有少数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进化说”，认为各大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人类连续进化而来，即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自起源。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非洲起源说”有一个缺陷：缺乏1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现代人化石的支持。1997年，美国科学家怀特率领的国际研究组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3块人类头骨化石。几年后，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轰动学界的研究结果。这些头骨化石的生存年代为距今约16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这一发现为非洲起源说增加了重要砝码。今年2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科学家证实，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两个人类头骨化石距今已有19.5万年历史。此前曾认为这两个头盖骨有15.4万年到16万年历史。这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人不是北京猿人后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早在1984年就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行共同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自100万至200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其他大陆以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的非洲人、亚洲人、大洋洲人和欧洲人，在每个地方都按连续进化方式演化，产生现代人。他认为自100多万年前东非直立人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古人类就连续进化，同时附带了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也就是说，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仍是中国人的祖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采集中国各个民族的DNA样本，在对近2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其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人类进一步分化。大约到了4—6万年前，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经过4万年的演化，这部分人逐渐分支，产生了56个民族。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指出，现代人是单一物种，而各地猿人却属于不同物种，只有东非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故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祖先。

基因地理计划

从你的口腔中取下一些细胞，然后从中抽取基因样本并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你的祖先是从哪里迁移到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想法听上去相当大胆，却正是全球科学家目前正在共同推进的庞大工程。

一个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IBM公司联合发起的国际协作团队，于2005年4月18日正式启动了一个为期5年的“基因地理计划”。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该项目将在全球建立10个中心，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蓝色基因”计算机，对来自不同地区的数十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中国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是10个研究中心之一，负责中国人群的DNA样本分析测试。

如何根据DNA判断人的起源呢？父母都传给其孩子一半的DNA，Y染色体只能从父亲到儿子，除自然突变之外，Y染色体基本不变。同样，女性的线粒体DNA在其后代中也不会重组。基因自然突变的DNA被称为标示。一旦识别了标示，基因学家就能跟踪它到首次出现此标示的点上。通过这一方法就能确定血统是何时何地开始的。

中国人种来源、迁徙的最大谜团

 

一、中国人种来源的新见解

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 ，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关系及与世界各民族的进化关系，用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18个省市28个样本（內4个为汉族，24个为少数民族群落）的遗传变异检验；并以同样一套微卫星标记，测试4个东亚、2个印第安人、1个澳大利亚人、1个新几内亚人、4个高加索人、3个北美洲群体样本作对照，又按结果绘制了种系发育树模式。这个系统发育树的树根把非洲与不是非洲的种群分开来，所有东亚种群相互聚合在一个类群，与它们最近的遗传种群是印第安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

东亚种群中，南方种群（S）有三个类群：S1，S2，S3；北方种群（N）两个类群：N1，N2。根据这个模式，S1与S2的遗传关系最密切，S1，S2与S3的遗传关系次之；S1，S2，S3与N1，N2的关系又次之；与S1，S2，S3及N1，N2都有关系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东亚种群迁徙过去的），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则是早于东亚种群即迁往澳大利亚和新几点内亚的，故与东亚种群的关系较远。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 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遺傳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北方人群比较单一，南方人群比较复杂，便是人种自南向北迁徙而不是自北向南迁徙的证据。

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

贾湖人的种族特征明显属于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类型（包括北亚和东北亚类型）特征，与同时代同地区（今河南境内）的居民最为相似，与黄河下游的居民（今山东）有密切关系，同属一个类型。

联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来看，古史传说认为华夏大地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黄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华夏内部又分为黄帝和炎帝两支，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弃）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因而被认为中华先民的共同始祖。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安徽中部一带，传说中的太皡、少皡、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族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驩兠、祝融氏等属于这个集团。

如果说，贾湖遗骨聚类分析中的南北两大类群，与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所划分的北方种群及南方种群有一脉相承的启发，那末，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战争融合，则意味着 贾湖遗骨的聚类分析中的贾湖组与河姆渡组等已经被南北类群互相接触融合所取代，接着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后来越明显，表现在新石器时期所见的考古遺存上，而稻谷正是在这个阶段陆续传入北方。

人种学的比较研究指出，黄河上游和中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中游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南亚类型，或可视为继承了旧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征。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以蒙古人种的特征较弱。河姆渡、河宕、曇石山组与仰韶文化居民的骨骸虽然都与现代南亚类型接近，但在程度和形态组合上并不完全一致。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头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亚类型，可能与浙、闽、粤沿海的新石器居民有更多的共性。

二、语言起源与农业起源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遗传特征基本相同。确切地说，是由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儿们传给外孙女们这样母女相传的方式遗传下来的。因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一方（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美国遗传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 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15—25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髪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 。

以上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mt DNA）的遺傳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判定人类晚期智人都起源于东非，只是在出走的时间推算方面有些差异，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更显得同人类生活从采集转向业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 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20～12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人种起源   

 

一直以来，有关中国人种起源的说法都是如此这般：300万年前，非洲的古猿演变成了直立人，他们在1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在亚洲成了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在欧洲先是成了海德堡人，后来进化为尼安德特人。这些直立人在不同地区独立进化，发展为我们今天的现代人，例如尼安德特人变成了今日的欧洲人，北京猿人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这种假说被称为“多地区连续进化”论。 

这种理论的根基基本上是建立在对于古人类化石的粗糙分析和简单的地域关系推理的基础上，如北京猿人的面部扁平，鼻梁不高，眼眶呈长方形，铲形门齿等等，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化石上出现频率特别高，它们同时共存于一个头骨的情况更是在其它地区很少见的。因此，这是中国地区人类化石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推论出中国人是源自于“北京人” 的一个单独演化的人类系列。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人体基因技术在古人类考古学界的应用，这种理论基本上被否定了。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坎恩等人通过研究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148位妇女身上的线粒体DNA，发现各大洲人种中以非洲人变异最多，从而证明非洲人历史在各大陆为最长。计算发现现代非洲人历史达20万年，而欧亚大陆现代人历史只有13万年。由此断定，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遗传学家称她为“夏娃”，约15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大约10万年前，她的后裔走出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的一群遗传学家在研究了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NA的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后，得出了与国际最新流行的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北京猿人确实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全世界的人都是来自非洲。从各色人种的遗传标记的突变点新旧不同来判断，非洲的黑种人最古老，欧洲的白种人第二，印度的棕色人第三，亚洲的黄种人第四。 

如果说一百万年前，我们浑身是毛地从非洲丛林中蹒跚地走到了中国，觉得心情尚可，毕竟那时的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与今日的黑人不过是共有一个遥远的祖先而已。那么现在最新的结论竟然是，非洲不仅是人类的第一次起源地，而且是第二次的起源地，并且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祖先其实并不十分遥远，我们与今天的黑人在血缘关系上实在是近的可以。唉，我们怎么会是黑人的近亲呢？ 

DNA的双螺旋结构的链条上交织着不同类型的4种小球，所谓基因就是其中一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还有一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性质如同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并且过上个几千几百年会发生一次突变。 

我们所关心的是后者，因为这些突变不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存，能够稳定地传给后代，并且不断地在后代DNA中积累下来。因此，DNA的非基因部位就好像是一个记录本，记录下来在这代代相传中所发生的突变。这样，只要取样够大，范围够广，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人类之间DNA的非基因部位的相似程度来研究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理论上讲，如果自然界中突变发生的频率是一定的，那么从序列差异的大小就可以确定共同起源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大约每一百万年线粒体的DNA序列发生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的变化，线粒体DNA于是就成了一个分子钟，用它可以追溯人类进化的历史。 

那么，那个“夏娃” 的后代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话说15万年前，在东非的大裂谷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没有资料提及这四种人当时的肤色如何，我判断应该没有多少差异，所谓的颜色标签不过是沿用现代人种分类学上的说法而已。例如白人可能如同今日的印度人一般，肤色也是黑的。 

到了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全世界其它地方的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大部分都灭绝了。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迫于生计或者其它未知的原因，先是棕色人(人种学上的马来人) ，然后是黄种人(人种学上的蒙古人)，开始走出东非向世界扩散。 

最早出来的棕色人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通过北非来到中东，沿着印度洋岸边向东走。到了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此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又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步棕色人后尘出走的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他们首先也与棕色人一样顺着东非的海岸线一路北上来到了中东这一带，如今天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在那一带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中东富饶的物产，让智人的人口再次扩张，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在南亚次大陆的北端经过，进入东南亚。初来乍到的黄种人还没有能力与棕色人种抗争。至少在南亚的时候，印度半岛南部生活着大量的棕种人，一小批的黄种人只能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匆匆通过，这与棕色人沿印度洋海岸迁徙的路径有所不同。 

黄种人的扩散速度很快，只用了棕色人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这可能与他们掌握了新石器技术有关，也可能与棕色人散漫的生活习惯有关。黄种人的部落在缅甸一带盘桓了很久，逐渐取得一定势力，早先到达的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壮大的黄种人随后分化成了沿海支和内陆支。前者最初在越南、广东一带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后来，部分人南下马来和印度尼西亚，小部分人则沿着东海大陆架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去了美洲，其中一部分在东北西辽河流域停留下来与后来北上的黄种人混合以后形成了黄种人的北亚支，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先祖。 

这个时候正是末次冰川时期，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毫无人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间的南岭也是白雪皑皑，限制了黄种人大量地向北的迁徙。 

受阻于岭南的沿海支，这些人是南岛语系和侗台语系的人群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所说的百越民族。 

受阻于缅甸、云南一带的内陆支，这群人是南亚语系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说的百濮民族。 

大约两万年前，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内陆支从云南，沿海支从珠江流域，开始进入中国腹地。在千百年的分化中，他们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北部，演变出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有一种说法，农业、新石器、玉器和早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可能首先产生于这一族群中。这也为近些年来，长江流域考古学的新发现所证明，也是本人所要论证的论点：三湘四水——中国南方人史博物馆。 

东部沿海支的北伐，他们进入浙江、江苏、山东，形成了先越文化和先夷文化以及东北的红山文化。 

西部内陆支的先濮民族也几乎同时北上，他们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走的是云南、贵州、四川这条路线。中途，分出了两支。一支沿着长江往下走，到了三峡地区和洞庭湖平原，发展出了先蛮文化，形成以后的苗瑶民族。另一支沿着四川的几条大河北上，来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发展出了半坡—仰韶的先羌文化，形成了以后的羌华民族。他们活动的地区与后世的羌人重合。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就是说的这一带。他们是今天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 

到大约6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迫使群体又一次开始迁徙，汉藏语系的两个族属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先祖。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 

藏族是一个很晚才形成的民族，他们是秦汉时期开始向高原迁徙的羌族中的两支--发羌和唐旄。在进入高原后，与当地的属于棕色人种的雅砻土著发生了混血，使羌人很快适应了高原的环境，也使今天的藏族人的面部特征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 

基本上，汉藏分流是黄种人北上中国的过程中最后完成的。因此长期以来，都有汉藏同源的说法。这个在语言对比上也得到了证明：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上把汉语归于汉藏语系的原因。 

在渭河流域的华人，其中一部分出潼关东行和南下，受到夷人龙山文化(先期到达的沿海支，史书上所谓东夷)和苗瑶文化(早期分流的内陆支，史书上所谓的南蛮)的影响，分别形成了齐语支和楚语支人群。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齐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是这个分化的结果。但是，这种差异仍然在彼此可以相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尽管中原人时常嘲笑一下齐人的散漫和疲塌，如齐人之福，楚人的倔强和冥顽，如刻舟求剑。 

此前，语言学界认为吴越同属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能相互沟通。经过DNA比对，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吴人是东进的苗瑶人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的。吴人进入了越人的领域，双方由此产生种种纠纷。“卧薪尝胆” 的故事就是这种世代冤仇累计起来的一个总的爆发。 

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百越因为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汉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不同于先期分化出去的齐楚文化后来又被秦始皇统一回了汉文化圈，因此始终处于被汉民族驱逐排挤的境地，逐渐向南或者偏远的山区退却。史籍记载，三国时期的吴国，立国之初还忙于与江浙境内的山越人作战。但是，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对于中国整体文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虽然这一时期我国远古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还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2万多年前，沿海支的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有一支部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沿途几乎没有任何停滞的痕迹，一直跑到东北西辽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阿尔泰语系的核心。后来东夷人北上，华人也北上，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大融合。 

这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注意，这是第二波人类从亚洲向美洲的迁徙浪潮，第一次是棕色人种完成的。 

到此为止，中国境内及其周边的民族来源与迁徙的脉络，基本上清晰了。 

那么，以前我们熟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灭绝于恶劣的气候。这个可以从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人类化石出土断层得到证明，这一时期整个亚洲完全没有古人类生活的痕迹。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其实还有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参与，只是由于上文出版太早，并不了解这些十几年来的较新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的故事还将继续改写下去，就像所有的“科学”一样。

谢选骏：医生眼中的人民就是病夫——鲁迅为弟媳诊病

网文《古斯塔夫·勒庞》报道：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1841.05.07－1931.12.13]，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1870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最初研究的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晚年，兴趣转向社会心理学。按照他的意思，一群人如果被认为属于一个种族或亚种，他们一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思维方法。他确定的标准包括推理能力的水平、注意力和本能需求控制。例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力特征与拉丁人的智力特征相比后，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都更加优越。勒庞还发展了另一种分类等级，他称之为性别分类等级。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动物、疯子、社会学家、儿童、智力衰退者和原始人被认为是下等人。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庞最著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 1895 年。他认为人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有一种思想上的互相统一，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这是当时盛行的几种“群体心理”理论之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群集时还会产生一处思想的感染，使得偏者和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要理互相渗透。勒庞总结说，当它成为集体时，任何一种虚弱的个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强化。

勒庞的思想对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论“乌合之众”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人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作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以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作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勒庞是个医生，医生眼中无完人——因为他看到的全是病人。或者说，医生出于职业习惯，不得不以“病态的眼光”打量人群。偷窥弟媳的劣等医科学生鲁迅，也有这个毛病——他不是好色，他是想看看那个日本女人有没有病。

谢选骏：美国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

 

网文《从金融危机看当年希特勒为什么要灭犹》（胡晓涛，国际关系学院）报道：

先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上个世纪欧洲大陆惨烈的二次大战和规模巨大的排犹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改变了世界格局，我们有必要科学严谨的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而不是从好来污的低级趣味犹太电影中寻找答案。这对理解中国今天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和阻力，特别是来自米国犹太势力的，将会有很大帮助。最近的米国金融风暴，再次证明了米犹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如何避免中国经济被米犹插管吸血，关系中国民族兴亡。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用马列理论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形式必被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形式所代替。人类社会就是如此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而后到封建社会以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依赖军事力量开路，圣经洗脑，最终在经济上以贸易获取最大利益。它们欺侮弱国（包括满清帝国）就用的是这种形式，号称武装保护自由贸易。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军事活动都赤裸裸的烙上了资本的烙印。它的所做所为都有经济原因在内，二次大战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大打出手，德国最终战败，背负巨额战争赔款，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经济陷于崩溃，社会动荡。而米国却在战争中发了大财，并以战胜国的身份控制国联，在事实上建立了控制世界贸易的以米国犹太财团为首的世界金融体系。希特勒上台后，为重整国家经济，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的，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就能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来源，迫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为此，希特勒针锋相对的提出他的理论，“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

所以他决定：1，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由于当时（现在也是）国际金融主要获利的方式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希特勒的新经济政策对之便如当心一剑。更严重的是，如果希特勒获得了成功，所有缺乏黄金的国家便会纷纷效尤，实行以货易货的方法，这样，不仅无人借债，黄金也失去了效力，利用它控制世界金融贸易便化为泡影。

这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米国。因为米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供给国。因此，在希特勒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米国犹太富商便联合起来，借口希特勒排犹虐犹，号召在经济上对德国展开“圣战”。米国国务卿赫尔也坚决主张米国的国外贸易决不能因为外汇管制，政策专卖和易货制度而受到任何的损害。但德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经济转而繁荣，国力大为增强，失业人口从1933年的六百万人减少到1936年的一百万人。相对应的，1937年西方英美等国发生了新一轮经济危机。尤其是米国，1937年 10月19日，证券市场崩溃，到11月，全国失业人口已达一千一百万人，另有部分失业人口五百五十万人。而同期德国的经济却欣欣向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喷气飞机，火箭，巡航导弹，高速公路，这些改变了战后人类社会的发明，都是出现在那个时期。

此时恰逢总统大选，为分散人民的注意力，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检疫演讲”。他提出，人类文明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并呼吁米国人不要幻想以为米国可以幸免，西半球可以不受到攻击，增强道义标准的最容易措施，即莫过于对侵略者实行国际性的防疫隔离。将矛头指向了德国。米国已明确将德国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巴鲁赫对马歇尔将军说：“我们必须把希特勒这家伙打倒，不能让他的易货制度成功。”1939年9月，他又公布了他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结论：“如果我们压低价格，我们也能将主顾争取过来，但如果发生战争，敌国就必须放弃他们的主顾，这样德国人的易货制度就会归于毁灭了。”这样，为了米国的经济利益，罗斯福总统已决心不惜一战。同样的今天21世纪，如果谁敢威胁石油美元的地位，米国总统也毫不犹豫的要开战。萨达姆，还有伊朗就是例子。借口可以千奇百怪，子虚乌有的WMD，屠杀60多万人却说是给伊拉克送去民主和自由。

希特勒依仗增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大陆进行扩张，米国借机支持英法与德对抗。终于爆发了世界大战。法国失败后，它又支持英国，苏联。并派海军向德军寻衅，企图直接加入对德作战，在德国谨慎避让后，它又利用德意日三国军事联盟，断绝对日物资出口，冻结日本资产，切断石油供应，逼迫日本开战，解开了孤立主义的枷锁，如愿以偿的加入战局，最终消灭了德国第三帝国。米国重新掌握了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导权，直至今日，它又将矛头指向中国。

希特勒清楚的知道他真正的对手是谁，他于1939年1月30日在德国国会上说：“我今天要作一个预言，假如在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财团又获得了一次成功，再度把世界拖进了另一次大战，那么其结果将不是世界被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在欧洲的犹太种族全被歼灭。” 他是这么说的，最终也是这么做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本来就厌恶憎恨他们的欧洲各国人民的驱逐下，特别是东欧各国的人民的暴力下，步入了死亡集中营。犹太人在欧洲的势力一蹶不振。

现在最大的危险是米犹祸水东移，渗透中国。接轨派和先富们勾结米犹，掠夺中国。

*** 米国是万恶之源，买办是亡国之祸 ***

谢选骏指出：看作者的想法，是把美国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等同了起来。其实呢，美国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虽然同种，但是生活环境已然不同，贸然类比，并不妥当。

谢选骏：白种人该回老家，否则欧洲将成野狼世界

 

据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最新一期《新闻周刊》报道，由于欧洲生育率降低，欧洲人口逐渐减少，尤其是乡村地区，在此同时，野狼数量却与日俱增，有朝一日，欧洲乡村景致可能完全改观。

一九九八年，一群野狼越过德国和波兰边距的奈塞河，这群野狼发现，空旷的东萨克森省鹿群随处可见，人烟又十分稀少。狼群繁殖迅速，很快就有第二个狼群从第一个狼群分支出去，在更西方三十公里处的松林定居。当地野生物学家柯鲁斯说，眼看第三个狼群又将形成，可能朝北方柏林方向推进。

一百年前，一群人为了独占土地，不惜杀掉最后一只德国野狼，如今生存遭受威胁的却是人类。狼踪处处的村落，如巴克斯伯格和韦斯瓦塞等，因为生育率奇低，当前已鲜有人居。附近的何耶斯瓦达是德国人口流失最快的村落，七万人口十五年来剧减了两万五千人。

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廿五国，有廿二国在欧洲。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报告，即便移民不断涌入，到二○三○年，欧洲人口仍将减少四千一百万，其中流失最严重的就是欧洲乡村。联合国和欧洲联盟表示，由于义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等所生育的子女数目连维持现有人口的一半都不够，加上乡村人口纷纷拥入欧洲郊区和城市，乡下势将流失近三分之一人口。里斯本大学人口学家柯斯达说：「这是三枚时间炸弹─儿童太少，老人太多，从乡村流失的青年也太多。」

人口流失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观光、退休到政府的保育与农业政策，在在都会遭到波及。未来的欧洲将展现截然不同的面貌。熊将重返奥地利。瑞士山谷的农地一天天缩小，森林逐渐恢复当年茂盛的景观。在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野猫和鹗已创建它们的地盘。

瑞典乌麦欧大学的乡村地理学家马姆伯格说：「欧洲乡村是人口改变的实验室。」

这句话是何意义？走访希腊普瑞斯杜村就可一窥端倪。普瑞斯杜村是希腊东部古老的山城，一度有一千名村民，大部分种地为生。如今村里只剩十二人，大部分都已六、七十岁。因为没有孩童，村里的学校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已关闭。星期日也听不到教堂的钟声。现年六十岁的李屈里维斯从前住在普瑞斯杜村，最近特地回到村里探视。他说：「等村里的老人凋零，一切都得放弃。」没有农人照顾农地，从前十分肥沃的土壤就会被雨水冲失。从前在山上放牧的羊群多达五万余只，如今却只剩小羊三四只。 

谢选骏指出：从那以后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欧洲没有成为野狼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黑人和穆斯林的入住！白种人不回老家，在欧洲也能沦为少数民族了！

谢选骏：强拆红十字势必激发更大的疫情

《浙江再有基督教堂遭强拆 当局屏蔽网络信息》（2023-01-12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当局近年针对基督教信众聚集地区浙江进行强拆教堂十字架等宗教打压措施后，当地温州市的一座基督教堂再遭强拆。

美国加州圣荷西的圣公会牧师刘贻本周三通过推特发布视频，视频显示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飞云街道南港村南港基督教堂遭当地政府强拆，当地信徒与防暴警察则发生推挤和争吵。

刘贻牧师写道，当地政府为了建造商业房，在未与信徒谈拢的情况下，在11日晚间强制拆除造价上千万元、占地八亩的南港基督教堂，并且还派遣大量防暴警察压制当地信众。

政府以贱价强制征收教会土地

现居美国的原浙江温州市平阳县教会牧师张崇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告诉记者：“以前那块土地是一个滩土，就是在江旁边，是政府划归给他们。他们本来是在镇上的老教堂，划归到偏僻的滩土上，无人要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盖了教堂。因为信徒的经济情况比较好，所以把周边的一些土地买过来。这几年瑞安经济发展非常快速，那块地很快就被划归为环经地带，要建商业楼房。他们（当地政府）跟教会协商，要把教会迁移到别的地方。”

张崇助说：“但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那块地方以建筑物和土地的价格市值在3000多万到4000万左右，但是政府只答应赔偿1000万。所以谈判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政府采用了跟以前一样的手段，（聘请）保安公司、社会闲杂人员封锁地方、强制拆除。”

张崇助指出，目前微信朋友圈中正在屏蔽南港基督教会强拆的视频：“最早是本地、本教会的一个姊妹在朋友圈发出现场的视频，现场视频发出来后，很快就传（播）了。我也转发了，我转发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屏蔽了。我另一个同工发信息给我，他在转发以后被屏蔽了，还接到飞云社区派出所的电话，然后找他谈话，叫他千万不能转发这个视频。”

对此，本台记者于北京时间12日晚间致电当地公安局请求置评。电话中，公安人员没有明确否认强拆南港基督教堂一事，不过回绝了电话置评请求。

记者：“请问，南港村是您的辖区范围吗？”

公安：“是的。”

记者：“请问您可以谈谈南港基督教堂强拆一事吗？”

公安：“我们这个需要你自己来（现场）再说。”

记者：“我人在国外，请问您方便在电话上说吗？”

公安：“这谈不了，你要跟街道（办公室）那边说。”

浙江再有基督教堂遭强拆 当局屏蔽网络信息

本台记者同时致电瑞安市飞云街道办事处，但截至截稿时为止，飞云街道办事处并未回复本台置评请求。

张崇助表示，地方政府强拆南港基督教会是采用当局一贯的手法：“2014年开始，浙江拆十字架事件也是这样，半夜委派保安公司下面的社会闲杂人等或者是黑社会背景的人，半夜过来围困教堂,不许信徒进出，然后开着吊车、铲车来拆十字架，这都是一贯的做法。”

习近平上任以来 宗教打压升级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前开始，当局对于宗教的打压便有升级趋势。去年8月，维权网曾披露，吉林长春基督教阳光归正教会的礼拜活动遭警方冲击，参加礼拜的信徒不仅被警方驱散，教会的牧师、长老以及信徒还被警方带走。此外，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也发生基督徒被警方以“组织、资助非法聚会”的罪名抓捕的事件。

浙江再有基督教堂遭强拆 当局屏蔽网络信息

对此，张崇助认为，南港基督教堂被强拆是地方政府基于经济考量，而非特别针对基督教，不过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共领导人以来，当局对于宗教的压迫有增无减：“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宗教与自由有强有力（的压迫）手段。他就觉得国家经济发展了、腰杆子硬了，不能再韬光养晦了，所以说话也硬气了，在外交场合是战狼模式，在对国内宗教、民主事务都是用强硬方式。”

张崇助指出，中国当局自2014年以来，在浙江拆了1000多座教堂的十字架，并且于2015年至2017年持续在全国推动类似政策；同时，各地也陆续有教会牧师遭到重判。他表示：“对基督教，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打压就特别严重。”

lary 2023年01月12日 19:16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极端宗教，所以不许其他宗教存在。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把共产党升级为“中国”了，也不知道说他们的代表性。再说这些牧师也差不多，只担心自己的饭碗，没有看到“强拆红十字”势必激发更大的疫情——2013年以来的步步惊心，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强拆红十字势必激发更大的疫情，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