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为何那么多的“朋友”给邓正来站台？

《来是正好 去是正好――邓正来与他的江湖》（新世纪 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报道：

图：邓正来（左）与郭颖颐教授 （1994年8月8日于夏威夷大学郭颖颐教授府上/张伟国摄）

编者按：在中国当代学术界，邓正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权威，特立独行，曾长期流浪于正统体制外，历练出迥异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侠气、豪气、义气甚至“匪气”。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英雄”，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人。他为中国引入了哈耶克，并将学术触角伸及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他还是中国少有的学术组织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气和包容，将天下英才尽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别“小路”进入体制，并与之拉扯和纠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围绕邓正来的争论触及中国本土学术许多根本性问题和方向。学者王焱评价说：“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1990年代是邓正来人生的顶峰，他成为民间社会科学的旗手。

进入体制内是邓正来的发展策略之一，但也为他的江湖气和个性魅力套上了枷锁，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了他。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5度，万泉庄附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邓正来追思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离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庙堂之上的遗体告别仪式，江湖之下的这场追思更为真实。三十余人挤满了约50平米的小屋，张维迎、张曙光等十余位学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邓正来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独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判断获得了普遍肯定。他们中，有的曾与邓正来一同创办独领风骚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下简称“季刊”）和《中国书评》，有的因在上边发表论文而声名鹊起，有的受其资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则受此感召走上学术道路。

追思会上，学者张维迎这样总结邓正来的一生——“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着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发布的官方讣告用59个字定义了邓正来的身份，包括一个罕见的称谓：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名片上空无一衔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以无可替代的能量接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旗，成为一众学人心目中的新“学术英雄”。

体制赋予了邓正来头衔，进入体制的尝试却成为一道分水岭。从任教吉林大学，到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组织者”邓正来由外而内，获得的评价渐趋多元。

相比体制给出的定论，伙伴们的结语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邓正来：“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他一生。”

新旗帜

杨念群说： “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他成为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

邓正来曾经说过：“我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做学问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初识邓正来时，后者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近千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当时我就奇怪，这么大的项目，很难想象由个人来完成。”张小劲从此开始与邓正来密切合作，他在“老邓”身上发现的最大特点是：对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张小劲记得，1992年“南巡讲话”后，大批学者先后下海；邓正来这时提出办杂志，既没钱也没人，听来未免荒诞。

张小劲被派去图书馆，借了一堆官办杂志回来，邓正来翻阅后，觉得现有杂志的质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内圈外的朋友，筹备季刊。

杨念群属于编委会核心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杂志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希望从学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遗产，提出学术规范化问题。

刊物选在香港出版，实际的编辑工作则在北京万泉庄一带的地下室里进行。

“三四间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没事会去附近小馆子喝个酒，还是八十年代的氛围。我们负责稿件的筛选，老邓拍板。”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热”虽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却一定程度上在延续。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无论编委还是作者，都不拿钱；季刊根本无需约稿，就有足够的稿源，“而且拿来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杂志从未公开出售，只放在万圣书园等书店售卖，却迅速成为当时民间公认的中国头号学术刊物。

“这种影响力有时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渔表示，“官方庞大体制内这么高级的学术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也相形见绌。”

北大教授王铭铭1994年回国，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国书评》，惊讶于其国际水准，专门跑去编辑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时已搬到了六郎庄一栋两层农民房中，不变的是邓正来的热情和锐气。不久，王铭铭就成了邓的作者。

凭借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刊物成为了一代学者的舞台，对接了林毅夫等一批归国学者的国际化标准。

国内学者在此崭露头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曾发表近2万字的文章，是为其代表作的先声；为此，张小劲还专门去南京见了尚有点孤僻的高华，后者的名字随着文章刊发而渐为人知。

季刊还举办各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正是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季刊提供的硬卧车票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

归根结底，徐友渔认为：邓正来和他创办的季刊呼应了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型。一是他将自1980年代末逐渐流散的活跃分子重新聚集，成为“一杆旗帜”；二是迎合了知识界从美学等人文领域向更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的转变。

“季刊的文章，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把社会科学推到了前沿位置，邓正来可以说是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取代了上个十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位置。”徐友渔评价。

在江湖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三字经”。

1956年，邓正来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学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顾人生时，他都对此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随着“文革”爆发，1969年底，邓正来随父母进入四川，支持三线建设，14岁“走后门”，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童工，一干8年。

工厂生活塑造了邓正来的性格，“真诚、认真、平实和不卑不亢”；他也成了“永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年可以干完三年的活”。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一年自学完了大学课程，大二开始就常逃课去隔壁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法学课，曾挑战西方哲学传统的休谟成了他的最爱。

邓正来一生的学术格局几乎都在那几年奠定基础。1982年，他考到外交学院，与众多国际法大师相识，并开始出版学术著作。

这段经历绝非全然愉快，在“外交无小事”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邓正来被形形色色的“秘密”包围。“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他后来自述，“正是在与各种体制交往的过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识。”

批判的意识和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促他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的路。1985年，邓正来离开体制，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学术个体户”。

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邓正来把铺盖放在同学办公室，平时背着书包到处跑，等同学下班了，就去那儿看书、睡觉。冬天，万一没赶上回去，就索性去地铁站，一边跑步取暖，一边等着头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车厢里就暖和了”。

没证件，借书要请好友帮忙，偶尔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还要撒谎搪塞。依靠翻译和兼职外语教师，邓正来才有了少量收入，辗转于北京城里七八处地下室，有的甚至紧挨臭水沟。

邓正来不会想到，当初的艰辛为后来的事业埋下伏笔。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杨念群看来，邓正来彻底的民间身份、靠朋友资助的状态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性格构成魅力的另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所获的近百篇悼念文章中，学界同仁总绕不开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初识邓正来者，对他的张扬不乏微词。学者童之伟早在20年前就与其相识，他印象里，邓正来虽自称学术个体户，“却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论道，说话气吞山河，将我这样讲师衔的大学普通教师，着实没看在眼里”，十几年后上海再相会，才相互视为知己。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袁伟时只好建议他先戒烟，再戒掉三五句就夹一句的“三字经”。

大小饭局往往成为邓正来的“独角戏”，他甚至会对初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在李泽厚回国时“‘训’了他六个小时”，尽管他早年还曾以《美的历程》一书赠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直言，“正来兄的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让我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直到频繁交往，刘擎才认识到他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他既有一种自视极高的骄傲，却也不妨碍他兼具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即使在后来复旦高研院成立的隆重场合上，有学者当众抨击他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也毫无尴尬之色，一笑而过。

对多数人而言，这位总是一身唐装、脚蹬平底布鞋的学者天生有股侠气。有学生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看到其装束，“急走几步，上前问道：‘是邓先生吗？’先生回了三个字：‘邓正来’”。

除了拥有过硬的学术背景外，这位“学术个体户”还难得地兼具了公关能力和判断力。在他斡旋下，那些由学界下海的儒商不时提供资助；而早在办刊之初，邓正来就与伙伴们达成共识，“决不能意气用事，把它办成《新青年》”，提出刊物的历史责任是引领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把刊物办成。1990年代初，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那么多的特质和能力。”杨念群总结说。

助天下英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

创办杂志之前，邓正来虽曾是1980年代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但毕竟只是众多“山头”中的一座；1990年代的独领风骚令其地位大不相同。

每期都有一位学术泰斗给扉页题写“为了中国”四字，陈岱孙、汤一介、季羡林、庞朴、费孝通、王铁崖、周一良、邓广铭、任继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为之挥毫，季羡林甚至写了三幅供挑选。

季刊一周年庆祝时，快90岁的陈岱孙坚持打车参加聚会，住院的钱锺书还专门打来电话祝贺。

再看看季刊创刊号的作者名单——除了老一辈学者外，郑也夫、林毅夫、樊纲、王沪宁、孙立平、俞可平等后来炙手可热的学人尽在其中。

除了刊登文章外，季刊还承担了一部分民间学术组织的功能。当时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分，每人可得万元“巨款”，但编委们最后决定，把钱拿出来创设社科研究项目，且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正是凭这笔资助，徐友渔完成了有关红卫兵的论文。

“他非常敏锐，对选题意义之重大有非常深的认识。”徐友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试图从上层政治路线中寻找路径，到了九十年代，我们都认为，中国转型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必须建成一个坚固的中间阶层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他做的事情，我有很深的体认。”

这种同时建立在现实和理念层面的感情，为邓正来织就了独一无二的人脉网络，他也十分熟练地经营着这张网络。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学者许纪霖说。

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这样解释自己被网罗其中的原因——自从1992年相识后，他就落入邓正来“抓差派活的对象范围”，“真正有一种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学术共同体的感觉”。

邓正来家里有个特别书柜，专收赠书。他不无自得地在随笔中列举了那些名字：从经济界的吴敬琏到法学界的江平，从政治学界的赵宝煦到哲学界的王元化，从历史学界的袁伟时到社会学界的孙立平——“这说明我在各个学科都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或同道，说实话，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据说曾私下抱怨邓正来带来的冲击，但随着拨款的改变、杂志本身学术标准的提高，它越来越具备真正的学术色彩。

一个悖论是：季刊带来的学术规范越是普及、邓正来推行的匿名评审制度越是被接受，季刊本身就越失去其独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逐渐变成了国家体制安排的东西，并且出现回潮，人文、国学慢慢代替了社会科学的声音。”杨念群说。

1996年，季刊停办。2年后，邓正来进入一个5年的闭关期——不接受任何出国邀请、不参加任何国内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约稿——以此表态要跟“学术消费”决裂，潜心研究哈耶克。

到体制内

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张小劲说。

闭关岁月，邓正来翻译了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再次占据了西学东渐的领军地位。

邓正来曾反复强调，自己独爱这条“寂寞与欢愉”的“小路”，但2003年，他却结束18年“个体户”生涯，加盟吉林大学，引来纷纷议论。

面对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法学界同仁张文显的邀请，邓正来以他一贯的张扬反问： “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

张文显开诚布公的解释令邓正来动容，最后提出“二不”：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也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

“我本意是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邓正来曾透露。

实际上，在邓正来创办两份杂志、试图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种建构不仅需要每个人的学术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

张小劲能理解老搭档的心境。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所以你看，他进入体制后，带学生花费的精力非常大，几年就带了六七十个硕士、博士”。

另一个促使邓正来转变的原因则是家庭。“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体制仍然控制着许多资源，产生很多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的钱毕竟没多到可以送孩子出国。”张小劲说。

在他看来，老朋友的这个决定，也考虑了策略，毕竟资源逐渐都集中到体制内，不加以利用不太可能；况且，曾经的学术伙伴们也都已投身体制。“当年生活水准比较低，大家都是小年轻，跟老邓走在一起，可以抛开体制和顾忌，但现在，难度不是一般地小，很多人都做不到，光是住房，就比当年困难得多，最佳策略就是回归体制内。”

“体制本身也在变化。”张小劲补充说。

性格再次起作用，使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当学生们因其身体欠佳而“罢课”时，他痛斥道： “你们这是在逼着我变得和那些不上课的老师一样和体制进行‘共谋’，共同来‘混’你们宝贵的读书时光！”

这番斥责或许与他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有关。2005年，他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1990年代他发起的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仅是开始，“现在是将其推向第二阶段的时候”，核心是“自主性”，每一个参与其中、不自觉“共谋”的人都应反思。

带着一贯的锐气，邓正来宣布，要揭示、改革塑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品格的权力关系，他也随即面临评价的多元化。

当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试图在体制内重新打造一部“知识生产机器”时，批评也超越了学理层面。

新的“野心”

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加盟复旦，是邓正来真正融入体制的一步。

在他向复旦校方表达了加盟意愿后，考察、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校长助理的桑玉成身上。

有消息称，邓正来联系了多所高校，之所以要走，与原吉大党委书记张文显调任吉林省高院有一定关系。也有人表示，家庭因素仍令邓正来头疼。

邓正来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协助老师编制高等研究院的设立计划；但桑玉成说，加盟复旦前，邓正来并未提及这一设想。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我们相当慎重，我根据学校的指示，亲自找了好几位教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对他本人的评价不完全一致，但都持赞同意见，年轻学者对他的认同性会更好一些。”桑玉成透露。

几番沟通后，邓正来加入复旦，挂在国关学院名下，但提出“要重新搞一套”，不在现有机构中争资源；具体设想，就是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打造一个复旦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这一设想恰好搭准了复旦的脉搏。学校本来就意图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也希望通过高研院来吸纳一些高端人才。

一位熟悉高校管理的工作人员表示，“复旦是个整体，但各学院就像诸侯，门户之见还是蛮深的。有了具备影响力的学者后，再要引进人才就很难，高研院可以像熔炉一样，提供新平台。”

对于复旦这枚体制伸出的触角而言，邓正来本身的学术能力和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能量也充满吸引力。

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排名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唯一 一个学术影响力跨越6个一级学科并同时在法学等核心社科学科位居前五的学者。

桑玉成同时表示，“‘学术组织者’概念用在他头上是再合适不过。比如高研院搞成立大会，邓正来就凭他自己，请来了国内外那么多学者，在全国学术界，我看很难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

为引进这样一个学术大腕，复旦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不仅提供了整一层的办公室和大笔预算，还为其协调了博士生名额、解决他牵挂已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正式投身体制，邓正来怀着一贯的骄傲和野心。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高研院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建成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中国和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重镇”。

去是正好

“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从无到有，邓正来大刀阔斧地建起了阵地，这种迅速扩张很快遇到掣肘。

“高研院刚开始那阵，活跃程度是上海滩从来没有过的”，上海的现实气质曾令张小劲“心有余悸”，1994年在那里召开的一场市民社会讨论会上，与会者一度要求为炒股休会一天。

桑玉成对邓正来的投入程度记忆犹新——饭局后总是回办公室工作，学生夜里两三点发来邮件，常能立即得到回复。至2011年，高研院已建起了四大讲坛、三个讲座系列、两个暑期班的活动架构，并出版学术期刊五种、学术丛书四种。

高研院的内外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有赖邓正来个人的能量。

获邀加盟的副院长纳日碧力戈从美国回来，因货物滞留找老邓“借点儿银子”，邓正来纠正，“不能说‘借’，说‘要’”，立即让太太提了厚厚几沓钱前去“救火”。这种感情维系着内部的稳定，当纳日的聘期结束、考虑挪动的时候，邓正来一句“你走了，我怎么办”就把他留住。

对外亦是如此。学者童之伟回顾了2012年两次会议前后与邓正来的多番电讯往来，直到2012年12月22日的晚餐上，已经胃出血的邓正来还端着一小杯茅台来敬童之伟，感谢他对会议的支持。在童的劝阻下，这杯酒两人都只沾了沾唇。

有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开创性和领军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但建立高研院后，缺乏实质性贡献，“还是靠个人魅力在支撑”。

大量活动本身也常遭诟病。张曙光就曾投送名为《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的简评，指出其“战线过长、精力分散”，且“造势有余、深度不足”，会议过于频繁，常出现开会时“各人各讲一套”的现象。

张小劲认为，如今学术会议数不胜数，学者们都疲于奔命，活动质量下滑实属难免；而邓正来的团队组织能力大多和他不在一个层次，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工作，“对他来说是伤害”。

有复旦校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比较说，学校两年内先后引进了历史学者葛兆光和邓正来，创办了相似的研究机构，同在光华楼28层，葛在西主楼、邓在东主楼。前者与多所世界级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者则显得热闹有余、后继乏力。

一位复旦校方人士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比较：“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葛兆光非常低调、仔细，一起吃饭时，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邓正来来了，一块吃饭，大家还不太熟悉，当时的王生洪校长比较温和，问他，我们喝点什么酒啊？他马上高声回答，‘五粮液！’”

上述人士认为，性格不同，导致研究院风格也大相径庭，体现在学术上，葛的规划更有持续发展性，邓的工作则令学生直接受益。

光华楼28楼的大教室是邓正来的“主战场”之一，很多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在复旦的4年多时间里，邓正来陆续请到桑德尔、约瑟夫·拉兹、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汤一介、周其仁、邓晓芒等国内外一流学者来校交流，亲历者表示，常能看到有学生全天站在窗外聆听大师授道。

王铭铭等学者也认为，相比国内不少浮躁的活动，邓正来召开的学术会议还算“能讨论些真问题”。

高研院的暑期班也相当热门。桑玉成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是好事，这样的事情，我总是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然而，持续发展始终是个问题，尤其在邓正来的生命倏然而止后。一位高研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老邓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今都不想去面对他已离开这个事实”。

对生前的邓正来而言，更深刻的矛盾依然在于一生纠缠他的体制。王铭铭比较了复旦与普林斯顿的高研院，认为两者有根本不同： “普林斯顿是利用自己的空间、财力来资助学者，学者获得资助倍感荣耀，而只要在作品前言里表达感谢即可；在中国体制内，高研院变成实体，招生、培养都有困难，在行政体制那么强大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自主权，高研院的资助也不如教育部的课题‘荣耀’，作品也不知道算谁的，极端的等级主义妨碍了高研院的建设。”

邓正来也不时与体制发生碰撞。消息人士透露，他曾代表复旦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竞争，并被公示为中标者，有关部门却因其身份的敏感性向教育部提出异议，后者随即改变决定。

还有一次，邓正来费心张罗好了一场国际社科大会，却被临时喊停。

对于这些碰撞，邓正来全都“顾全大局”，未予声张。随着体制本身的变化，他的能量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其中，甚至开始为上海社联主编《上海学术年度报告》。知情者称，“老邓搞这个报告，搞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新闻学，不是单找一个学者评估一下完事，而是设立好几个可变的模块，比如海外学者评价上海学说，他一一请人来写，再把国内学者找来上海开会等等”，将其民间能量灌注进了体制内。

然而，即使去世后，体制依然包围着这个上海生养、北方性格的汉子。高研院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接受采访；而复旦的校长、书记也“因为出差”未能参加其遗体告别仪式。

随着邓正来离世，人们难免要对这个特别的人做一番最终评价。对于他进入体制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效果并不理想；徐友渔不完全认可： “邓正来具有民间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体制内扎扎实实地做了事。从一生而言，前半期是成就，后半期是风光；风光的东西随着岁月逐渐淡化，成就的东西却可以有很多内涵。”

张小劲认同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的挽联，其中下联称邓正来“来是正好去是正好”——“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原载《南方周末》，许医农推荐

1 条评论:

AG安格2018年2月4日 10:55

据说邓正来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出卖了众多朋友，求辟谣。

谢选骏指出：安格不知，“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语言”吗？邓正来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出卖了众多朋友，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何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他站台？难道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谢选骏：邓正来再有来头也没有办法了

《邓正来十七万字说了啥？——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甄士明、安中业2007-12-06）报道：

邓正来先生在《法学论坛》四期（2005-1、2、3、4期）连载一篇17万字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以下简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者说，这不仅“实属不易，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唯一的经验”。意思有些不明。是否说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冒高的文章，《法学论坛》给了冒高的礼遇，属于中国社会科学（不仅法学）之“唯一”。不然又何以言谢，而且是“由衷的感谢”，从而也顺便突出了本文的份量。

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开篇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分（上）（中）（下），后面还有一个“暂时的结语”。我们理应首先从作为“开篇”（上）的“一、引论：问题的提出与论述步骤”开始。

不过在这之前，要对本文的“中国法学”作一界定。通观十七万字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中使用的“中国法学”一词，不能从字面的意思上直解，而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78-2004年期间的“中国法学”，应指由邓氏所圈定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2004年以后正在建立的“中国法学”，则专指邓氏法学。这是邓先生跑马占荒自己划定的边界，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学，特别是行动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已经结晶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巨大成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没有关系。因此，我们这篇文章并不是同邓先生讨论什么中国法学，而是告诉邓先生在中国法学的这块领地上，不要目中无它。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剥开皮来看看由“邓氏圈定的法学”和“邓氏法学”的底里，要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不要上当。现在文归正题。

作者拉着“如中国大多数法学论者”对中国法学所存在的问题，给出两条紧密相关的描述：“第一，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法学所强调的乃是一些“政治正确”的大词和口号，所推崇的乃是形式主义和法条的逻辑；第二，中国法学在进行法律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基本上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和研究。”这里的“中国法学”似乎又宽泛一些，除了他圈定的之外，还包括了一些“政治正确”的大词和口号。作者不屑于这个时代所赖以为凭的支配性范式的情形下，去做那种“同一逻辑层面的描述和批判”。看样子在这里，邓先生放过一把，不论了。然而必须指出，邓先生在这里“对中国法学所存在的问题”的描述，完全不是实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竟管不时听到许多杂音、噪音，受到过强势文化的冲击，也出现过如权利学派这样外来物种的疯长，但总体上的发展则是健康的，前所未有的。既然邓氏不论了，我们也放他一把，暂且记录在案。

接着邓先生提出26年（1978-2004）来有关“专政与权利”、“逻辑与社会”、“国家与社会”和“移植与本土”这四大论争。这也是注定要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我国现时“法律/法律秩序的问题相关联。”“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甚至是关涉到我们关于法律/法律秩序的想像问题”。而究竟根据什么去想像，“它‘命令’我们把那些被我们视为当然的问题重新‘问题化’，而其间首当其冲的便是把我们这26年中所‘说’的、所‘用’的和所‘定’的法律以及为这些‘说’‘用’‘定’赖以为凭的想像重新‘问题化’”。真是高深难测。只好向邓先生请教。

（一）“专政与权利”、“逻辑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移植与本土”这“四大论争”中，邓氏的主张是什么，能作些介绍吗？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全社会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平等的权利；劳动者、多数人、全体人民都享受社会主义人权；只对极少数反动分子、反社会分子依法剥夺其政治权利。

这里对“专政与权利”说的不是很清楚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正在实践着的逻辑。这种对“逻辑与社会”的说明有误吗？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有形组织中的集中代表，这不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嘛！至于“移植与本土”，那是西方文化学中的两个名词，被一些人硬套到中国法学中来，冒充新款，与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又显得多么无聊！

（二）上述四大论争，也是注定要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我国现时“法律/法律秩序的问题相关联。”什么关联？在所谓四大论争中，或者说挑起这个所谓四大论争本身，就有人要改变我国现时“法律/法律秩序”。是这种关联吗？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法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的反映，也就是当家作主的人民意志的反映。而法律秩序则是国家意志的落实，即现实社会关系的法律化。邓先生究竟要如何认识我国现实的“法律/法律秩序”可以不论。但是，不管如何认识，都是不能随意违反，否则会吃不消的。

（三）“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甚至是关涉到我们关于法律/法律秩序的想像问题”。关于“法律/法律秩序的想像问题”是什么意思，而且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的“甚至”。是那种所谓应然的资产阶级自然法的想像吗？这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与我们无关。我们的法不是靠应然的想像，而是决定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早已经从虚无飘渺的想像回到了现实的人间。这种想像，“首当其冲的便是把我们这26年中所‘说’的、所‘用’的和所‘定’的法律以及为这些‘说’‘用’‘定’赖以为凭的想像重新‘问题化’”。我们的法制建设时间不长，经验尚不充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是有的，但绝对不允许把它和它的物质根源重新问题化，而另起炉灶。

邓先生说的把想像重新“问题化”，就是：迄今为止主要还是“经由某些‘技术’或‘工具’而连接起来的存在着诸多冲突或矛盾的法律规则集合体——亦及一个更多关注特定功效而不关注法律制度本身之性质赖以为凭的作为其正当性之先决条件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更多关注法律规则之面面俱到和数量而较少关注中国法律基本原则、更多关注法律概念和逻辑而缺失法律整体发展方向、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又常常缺乏效用的法律规则集合体。”概括起来，“问题化”的问题不外：不关注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较少关注中国法律基本原则；缺失法律整体发展方向和适用效用。也就是我国法律的目标、原则、方向和效用都有问题。这是否要把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法律全部否定，而为另起炉灶制造的舆论呢！邓先生把中国法律与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勾连”起来，而特别强调对这种法学的反思和批判，还是对深层的“想像”的反思和批判。

为此，邓先生引入“西方自然法观点或图景”作为其“参照性背景”。提出：法官的头脑中、立法人员的头脑中、法学家的头脑中，为了做好各自的工作，都必须有一个“详尽的蓝图”、“明确的图景”为他们“提供指导”。如同“西方自然法观点或图景”对西方的这些人所曾经起过的那种作用。然后指出：20多年的“中国法学”虽有成绩，但“它并没有因此而给评价、批判或捍卫立法或法制建设提供一幅作为判准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应该结束了。于是邓先生提出，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一种依凭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阐明的中国本土的理想图景；以既是以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基础的，也是以否弃那种主张一劳永逸且永恒不变之自然法的理论为前提的，更是以批判那种封闭且实质保守的文化‘意义世界’为依凭的。”简单点说，邓氏的法律理想图景的主要之点，是否就是：中国本土的、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否弃自然法、批判文化“意义世界”等。为此就要追究本应提供这种法律理想图景的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为什么没有完成这项使命？于是又有本文标题所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据此，作者将阐明“界分中国法学时代的判准，进而揭示出中国法学超越这个时代的可能方向。”于是本文的副标题——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总算出来了。

我们同邓先生商量，为了解省时间，也为了不再难为读者，不想引录过多的原文了。根据我们的理解直说，您看怎样？好在您在“暂时的结尾”中有言：“批判与对批判进行回应本身也可以被认为是本文所主张的一种核心进路。”有您的“核心进路”保险，我们的理解即或有误，邓先生也可以通过“对批判进行回应”纠正了。

接着作者谈了本文的分析概念：范式。他说：“中国法学”之所以回答不了这个时代给出的课题，并不是某个论者或某个模式使然或某一法学主张发生了危机，而毋宁是“中国法学”本身发生的一种“总体性”范式危机。接着就把美国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拿出来，做一番前提性的说明。在评论了三种比较有代表的采用方式即苏力方式，梁治平方式和比前两者“严谨得多”的张文显方式（因意义不大，无分别进行评论之必要），之后，终于拿出来自己的一套对“中国法学”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发动一场反思和批判的运动，而不是依旧在旧有“范式”的支配下做一些“技术”的或“意识形态”的补救工作。

不过，在我们看来，作者的这种理论，仍有遗憾之处，就是不应该为文章设限。不仅在“暂时的结尾”中谈到设限问题，特别是在不起眼的地方，即在《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第4页注[2]里面留下一个伏笔：“首先，我们必须对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法学’做一限定。本文的所谓‘中国法学’，基本上是指中国论者关于与法律紧密相关的各种问题所做的理论思考，至少是具有某种理论取向的思考或实践。因此，第一，囿于本文的篇幅以及本文讨论的学术旨趣，那些虽说涉及法律问题但却非理论的甚或反理论的观点因显然不属于本文所说的‘中国法学’而未予讨论，尽管这些非理论的或反理论性的政治性法律话语在实际的中国法学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用另一篇论文专门加以讨论。第二，本文所选择的中国法学中的四种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乃是具有明确理论或至少具有理论倾向的法学观点。”等等。

于是，邓氏对深层的“想像”的反思和批判，对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发动一场反思和批判的运动，终于开始了。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只是开个头，也足足是一篇不短的长文，现在谈谈我们的意见。其实仍不过是提几个问题向作者请教。

（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里的“中国法学”乃邓氏圈定的法学，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学并无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学，是对中国法律这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它所依靠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路线，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仅是符合逻辑的知识生产者的随意。我们认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而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中国法学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不断地向客观真理接近。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就是中国法学所去的地方。邓先生的有关“法律整体发展方向”是什么，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要到那里去？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能直说出来吗？

（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和宪法序言的规定，法律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当然，法律一经产生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所谓政治文明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如果“法律理想图景”这个词可用，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以后自然还有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的理想图景，直至最后，共产主义建成，人们学会了不用权利规则而为社会劳动，于是法律就会同国家一道，作为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赘疣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图景，包括法律理想图景。在马克思主义问世的同时就向全世界宣布了的。您的“法律理想图景”和“法律基本原则”，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三）“范式”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在文章1-3的标题“本文的分析概念：范式”中已经说明，邓先生的范式者分析概念也。对于连“范式”创始人库恩都终于要否弃的“范式”概念，被一些人竟然炒得无边无沿。互相争夺解释权，出来所谓三种“采用途径”，都想用它来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建说立派。“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都没顾上这个“范式”不过是“库恩最终基本上否弃”的东西，就依此宣布了权利学派的形成。现在又有邓正来出面，还要“发动一场反思和批判的运动”，这是不是在围绕一个“死论”做无用的文章。

（四）什么叫“非理论”和“反理论”，什么是具有“明确理论”和“理论倾向”？按作者所论，“中国法学所强调的乃是一些‘政治正确’的大词和口号”。政治正确的“大词和口号”，显然不屑于邓先生一顾。文章接下来是：“囿于本文的篇幅以及本文讨论的学术旨趣，那些虽说涉及法律问题但却非理论的甚或反理论的观点因显然不属于本文所说的‘中国法学’而未予讨论，尽管这些非理论的或反理论的政治性法律话语在实际的中国法学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怪哉！在实际的中国法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的，却“显然”不属于邓氏所圈定的“中国法学”，难道邓氏研究的原来是占非主流地位的法学？果真如此，文章名字就应改为“非主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否则岂非名不正，且有以偏概全，用部分冒充整体之嫌。抛弃主流法学，用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来判准中国有无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划分，能判“准”吗？既然讨论的是“中国法学”，也就应该同那种“非理论的或反理论的政治性法律话语”过过“招”。何况邓先生定的标准还是“中国论者关于与法律紧密相关的各种问题所做的理论思考”，须知那些“大词和口号”也是中国论者对与法律紧密相关的问题思考出来的。难道只因为他们使用了“大词和口号”，就被判罚出局，也太霸道了吧！果真如此，邓氏岂不成了在自家地盘上随意设卡的山大王嘛！这哪像邓氏主张的学术自由的样子。看来实在说不下去，于是，作者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用另一篇论文专门加以讨论。”也就是开个白条打发了。

但是，什么是“非理论甚或反理论的政治性法律话语”，个中自有奥妙。关键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大词”和“政治性法律话语”，实在捅心窝子。“范式”，也就是分析概念，本是搞学术，搞理论，专管“生产知识”，不关“政治”的事；但是这个政治又是邓氏离不开的，如作者举例说明的，“中国法学”这些年所展开的“专政与权利”、“国家与社会”等讨论。这里的“专政”与“国家”本身总是政治嘛！怎么办？于是，就来个你有你有政治，我有我的政治。

邓先生的学术战略伙伴，也是邓先生的顶头上司，就是“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观点的“（7）政治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调整对象是各政治主体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行为、政治关系以及政治权力的运行程序，------”。他的政治法算什么，是大词是微词，还是中性词，你就躲不开。特别是我国的宪法，规定了人民革命的历史，规定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规定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规定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规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规定了外交政策，等等。这些总是政治性的法律话语吧！可宪法是法制的核心，如果宪法不算法律，核心不要了，您的“法制/法治”还存在吗？你的“中国法学”还研究什么呢？还有最浅显的例子，即邓先生的长文发表在“对学术极其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上。这里的“政法大学”和“政法论坛”中的“政”字，是不是“政治”大词的简化呢？其实，搞法学想离开政治，等于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邓先生对政治是半推半就，推无产阶级政治，就资产阶级政治。。

在法学研究中，想把政治和业务分开，把法律和政治分开是资产阶级搞的骗局。把理论和政治分开就更不通，政治学不是理论嘛！同封建统治的情况一样，鲁迅在读关于旧礼教的文章时，看到深夜才悟出真义。这个真义不是文章的直白，而是在字缝里，在行间中，原来就是两个字“吃人”。对资产阶级的文章，直接从字面上看，有的像是不讲政治，甚至是厌烦政治，但它的字里行间却充满政治。只是不讲无产阶级的政治，讲资产阶级的政治。用不讲政治来讲政治。反对“政治正确”这个大词和口号，也是政治，是反对“政治正确”的政治。邓先生有时反对政治，有时又主张政治，支持政治，什么招法有利，就用什么，这就是邓先生的政治。

什么叫非理论和反理论，一概由邓先生划界并把门。哪种理论不合我的“学术旨趣”，就开除它的理论籍，或者扣上反理论的帽子。这是行不通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回到实际中得到证明的。各个剥削阶级都可以创造理论，但是受其阶级私利的指使和认识的局限，尽管可以获得零星、片断，甚至局部的真理认识，然而它不可能彻底，建立不起来真理的体系。由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理亏，他们从来离不开制造歪理，甚至制造反动理论骗人，以至于大量培养理论骗子。需要的时候把法律抬到政治的上面，搞政治法，搞政治合法性，搞法理权威模式；大多数的情况则是把政治掩藏起来。因为政治这个东西的直白，确实是资产阶级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把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的老底揭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把政治掩藏起来的办法颇多。为了搞所谓学术、理论、知识“脱离”政治，他们豢养一批传销手，收买一群“学托”，专门生产和推销这类文章，以量胜质。以至于把水搅混，谁也别想把问题搞清楚，不仅目的可以达到，而且学术还“自由”了。甚或把政治说成污秽，还可自视高洁。

这样一来，在中国法学和反映人民意志的中国法制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前进的态势下，邓氏圈定的法学把“想像”“问题化”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为中国提供法律基本原则和整体发展方向，为法官、立法人员、法学家“提供指导”，岂不是把人民的意志问题化，把马克思主义问题化，用邓氏圈定的法学和邓氏法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并依此改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向。可这是与13亿中国人民过不去，很难通过。所以，邓氏长文的生命，到此也该结束了。

但是，闲着脑细胞发痒，还想找点事干。按照邓先生的“箴言”：“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好在邓先生已经知道目的地，也选定了走哪条路和如何走，更无引向深渊的危险。索性我们也就坐在邓先生的车尾巴上，安全地随行，走走看！特别是看看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的四种理论模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乃是“具有明确理论或至少具有理论倾向”的标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二、“现代化范式”者何？，

（一）所谓分析路径。作者举了两个例子：张文显的“政治—法学”分析路径；苏力的“社会—法学”分析路径。据说这两种分析路径“从根本的角度上讲并不是一种反思的或批判的路径”而且遮蔽了“从知识内部去透视或反思中国法学发展问题的视角”。所以，作者自己采取一种“知识—法学”的反思或批判的内部分析路径。且不说张文显的“政治—法学”中的“政治”在这里受到的优待，已经不是“大词和口号”，也不是“非理论和反理论”，而且“是一种颇为妥切的分析路径”。使用感情逻辑，区别对待，这可能就是邓氏提倡的学术规范。对此暂且勿论。单说顺着这三种分析路径往哪里去，要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对于政治、社会、知识与法律，马克思主义早有科学的说明，已经把它组织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中。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具有强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就是法学。邓氏分类的政治、社会、知识等路径分析，能分析清楚什么呢！该不是仅在于把中国法学越搞越乱吧！果真如此，邓先生岂不成了资产阶级在中国搞“西化”的“法托”嘛！

社会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人类社会有几千年、上千年的阶级斗争历史，世界上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国在一定范围内也仍然长期存在阶级斗争。所以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能使我们在这种看来扑塑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法学应当发现法的规律性，越搞越明白，还是越搞越“扑塑迷离一团混乱”呢？当然，邓先生会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阶级斗争范式”。先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的错误理解和实践。共产党自己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改正。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一回事。难道一定要借口把孩子和脏水一道泼出去吗！你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法学”或者“阶级斗争范式法学”并不存在。既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最大特点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又哪来的法学呢！文革期间，北大法律系留下来，说是对外联络的需要；吉大法律系剩下12个人，多为新毕业或老五届学生，他们没有下乡，拖下来了。哪里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法学”。为了特定的目的，需要什么就来什么，这才是邓先生真正的分析路径。

（二）所谓“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先谈“权利本位论”。作者说：“权利本位论”是在“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理论”，而“主要是在与‘阶级斗争范式’的论争中逐渐形成的。”这话不实。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权利本位论是改革开放中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有人崇洋媚外的结果。于1981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有的学者发文《试论权利界限》，提出权利问题，从而挑动了一些人的脑神经。在他们吹捧提出权利问题的人如何思想解放的同时，又把权利问题推向极端：于1988年稿出来一个“权利本位论”，把权利绝对化。至于它与“阶级斗争范式”的论争，特别是那个“范式”，是在2001年第1期《中国法学》上，才由张文显面向新世纪“移植”过来的，前后差13年。不论什么分析路径，都要尊重历史。

邓先生对“权利本位论”给了应有的殊荣。谈到它的核心范畴、基石范畴、历史范畴，很有点“理论”的架势。并指出它是法学的一次解放，是对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正当性论证。但是它对“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性”还留了边界。还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经典论著中的观点的影响，没能完全摆脱“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的支配。或者说，只是一种话语的转换，所以，“只是一场有限定的‘解放运动’”，还不彻底。这里说的可能是真话。因为直到2001年初“阶级斗争范式”的提出，他们还是把碍眼的马克思主义标签，很不自然地贴在他们的理论上面，尽管这只是一种策略的手段也好。

关于“权利本位论”的是非，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只是邓先在分析和批判“权利本位论”的“解放运动”不彻底的同时，真的揭了“权利本位论”的老底。在“现代化范式”的揭示中，有一段话说到“权利本位论”与“法条主义”一样，是“一种严重缺失‘中国’时空维度的理论模式——它们所认识或解释的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为人们经由一般化的认知手段而在西方法域中发现的，虽说导使它们缺失‘中国’时空维度的缘由也不尽相同。”邓先生又说：“在我看来，‘权利本位论’论者所提供或所努力提供的乃是既非源出于‘中国现实生活世界’又不是建构在‘中国现实问题’之上的‘西方现代的’法律理想图景。在这幅理想图景中，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人文主义等内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以西方社会从身份向契约、从义务向权利、从人治向法治等可以被概括为‘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为经验支撑的。”其价值构成“乃是一幅‘移植’进来的、未经批判的以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以邓先生与西方的实际接触和了解，对西方的真相应当是比较清楚的。他给“权利本位论”的定性，是把它放到应该放的地方去了，是可信的。其实，国内有人反对“权利本位论”，主要是揭露它的资产阶级理论本质，反对用它来冒充马克思主义法学。这样一来，省了许多事。

至于所谓“法条主义”，这确是邓先生的进口货。“法条”是各国都有的，“主义”却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专利。法律总是通过它的条文即“法条”起作用。法条必须含义明确，逻辑清晰，解释容易明白，执行方便。它是法律的载体，离实践最近，因而也是法学研究的直接依据。不应把法解释学与法学理论割断联系。离开法解释学对技术、工具、规则、功效、概念、逻辑等具体的说明，法学不成了空对空嘛！正确地说明和论证法律的本质、规律和法条含义，树立科学的法律意识，保证法律得到正确理解和执行，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

法律本是国家权力的存在形态，控制阶级压迫秩序的工具。也就是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掌握政权的阶级意志的条文化。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说过：法者编著之图籍，著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以赏善罚奸也。从资产阶级开始采取民主制的形式实行统治，从而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实践检验，在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本质的基础上，也采取了民主与法制的形式，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凡属法律，首先都是由国家制定的人们行为规范，并模式化为法定权利和义务；公民接受法定权利和义务并把它行为模式化，成为现实的权利和义务，于是形成法关系。这是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的全过程。适应工作的需要，又有不同法部门的设立而形成为法的部门体系，从而使社会生活全面秩序化。我们谈的法的性质就是在说这种秩序由谁建立，谁在秩序中受益。法条是形式，反映的国家意志是本质，维护社会秩序是功能，统治阶级受益就是法的价值。真理是平凡的，马克思主义说的是人们生活中的事物，是浅显的，是老百姓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不能拒绝高深，否则就会受骗。因为剥削阶级学者的一项特长，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云遮雾罩，用来唬老百姓。犹如邓先生的“法条主义”，就是一例。对于法律的形式和操作，邓先生硬给弄个“法条主义”。而且还是“根据欧洲大陆法以及相关文献的‘中国阅读’或‘复制’而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关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逻辑解释概念或工具。”并请来Lloyd、哈耶克、耶林、庞德、博登海默、朱利叶斯•穆尔等一批洋大人来论证一番。我们曾有幸直接聆听过一位后起之秀谈：“我们谈的法学理论，如果政府官员一听就懂，那就不是理论了。”政府官员都必须听不懂才是理论，更不必说老百姓了。可见，邓先生肯定不会落后于这位后起之秀的。把人们都弄糊涂了，也会放大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的自由度，是剥削阶级的一种愚民政策。就算我们借鉴了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某些经验，但是连怎么讲我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实施过程，也是复制洋人的，由洋大人的嘴说出来，中国人都干什么去了！

（三）“现代化范式”的揭示。邓先生对“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原来是为了进入实质性讨论所做的策略和准备工作，大头还在后面。“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还只是各自的问题，还不足以构成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而这种总体性问题就是它们都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模式。其次，它们都是一种严重缺失“中国”时空维度的理论模式。它们仅仅是在传统向现代“进步”的人类铁律之中，对普世的“现代”进行认知和“翻译”。至多是在世界结构中认识的“某类关于中国现象的问题束”。一个是把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当成了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从而也就没有研究真正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必要了；另一个就是“既然中国主流法学所关注的乃是源出于西方经验世界的法律理想图景，它也就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对中国的现实世界做“切实”的关注”。作者在前面曾经把那些“非理论的或反理论的政治性法律话语”说成是“在实际的中国法学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这里又出来一个“中国主流法学”。占“主流”地位的中国法学与“中国主流法学”不知应该如何区分？

由于“权利本位论”与“法条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所提供的只是一幅“移植”进来的、未经批判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还不足以构成“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于是，邓先生加以追究，并得出结论：就是它们都共同信奉“现代化范式”，亦即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或现代法制/法治发展的结果不加质疑。不予反思和不加批判的情形下便将西方现代法制/法治发展的各种结果视作中国法制/法治发展的当然前提。而所谓“现代化范式”，乃是有明显的“思维定势”成分或“前见”性功效的未经质疑的有关现代化的规范性信念。中国法学刚起步26年，就面临以共同信奉“现代化范式”而产生的“总体性”危机。于是，邓先生以17万字出山是为中国救法（学），挽救由邓氏圈定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所谓造乱邓氏法学的假想敌——“现代化范式”已经揭示出来。于是邓先生开始了对“现代化范式”的反思和批判。

三、对“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与批判

（一）历史的错位。作者在“对‘西方’的追求”中说：中国法学论者“对‘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移植’和遵循，实是百年来中国在法律、经济、政治等方面‘追比西方’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论者寻求西方经验和知识的支援，除西方外力强设于中国而导致的结果之外，则是因西方冲击而做出的“以富强、救亡图存或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依归的追比西方的回应。”“由于现代西方世界对传统的中国构成了经验和知识两个层面的示范，所以中国论者不论是因为缺乏思想上的自信还是为了中国的发展都只能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理论。”中国论者之所以把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不自觉地当成了自己的，它“意味着西方各种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而且“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论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论者的转化，才致使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我们在确立中国社会发展之‘理想图景’方面的‘路径依赖’品格。”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是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在外力推动下主动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复制法律理想图景。所以，才构成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

这只是邓先生的一厢“想像”。而实际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民曾经长期向西方学习，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都失败了。”只是在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邓先生说的话，如果是在一百年前，还可算作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而如今，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前进，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进军。其中包括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说邓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法学根本不懂，委曲吗？

（二）“现代化范式”的批判。邓先生不愧为资产阶级学者群的学生，一张嘴就举出来一大堆资产阶级名家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学术流派、主流学派、还有支派。他介绍了“现代化范式”的依据和形成，特别是介绍了所谓社会历史的“传统—现代”两分观：“一个社会不是现代的就必然是传统的”。以及“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论者研究的影响。”作者绕了一圈又一圈，旁征博引，指出这种现代化不过是“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一种新的道德乌托邦：现代性代表着事物惟一的最后状态，即在一些西方社会所看到的那种‘事物状态’是每个人都应模仿的，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如果“偏离这一道路或轨迹，任何进步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并把过去常用的英国化、欧化、西化、城市化、进化、发展、进步等词都被现代化所取代或被纳入现代化的概念之中。把这些“转换成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规范性概念，亦即我在本文中所称谓的‘现代化范式’”。这种“为中国论者所接受的‘现代化范式’确实对中国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以上等等，也就引来了前述邓先生所述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

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错误认识为前提，又搞出一个对历史的“传统—现代”的两分观，以及对于由这种两分观生发的“现代化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邓先生在自编自演，自拉自唱。这个“范式”依邓氏所言，不过是“库恩最终基本上否弃”的东西。所以，邓氏的反思和批判不过是又把一个死论掘出来做大文章。目的在于把由邓氏圈定的法学，亦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等，予以否弃，开辟一个由邓氏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独占的时代。这种互抢地盘的演唱，不论搞多少场，都是一堆滥账，还有必要浪费笔墨吗？

当然，这堆滥账，也有一条好处。就是同邓先生揭了权利本位论的西化老底一样，把那个浅薄、庸俗的“现代化范式”也给扔进了历史的拉圾堆。这对那些崇洋媚外的，如“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无疑是又一份“厚礼”。

我国的法学，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在不断地鸦鸣雀噪中，却一直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研究，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还将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进。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座理论大厦面前，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范式”算个什么玩艺儿。而在邓正来等人的眼里，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大地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已经作为“非理论和反理论”的异端而被排除。他们自认为已经占据了整个法学领域。在这里，只有他们，才可以被称为“中国法学”而任意驰骋。被邓先生誉为“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不仅成为以权利本位论为核心的权利学派的领军人物，为2003年所谓“民间修宪”大造舆论。而且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提出一条建立“一个社会、两个市场”（契约社会与政治市场、思想市场）的政治路线；和以美国库恩的“范式”作为思想路线，来“引发中国法学研究的革命，推动新的法学思维方式，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法理念的确立，进而指导和促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并自称“正是法学理论界在新时期的新形势下对权利问题的理论自觉与全面探讨，构成了中国社会近20年来法学理论发展与法治实践展开的主旋律。”这些当然都包括在过去26年复制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中，下一步就要看邓氏建构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了。然而，权利本位论者说：“可以预料，在‘十五’期间和21世纪初，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同样会依赖于权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权利本位论”和邓正来的“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之类，已经开始了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法学理论的建设工程。甚至他们自认为已经先走一步，全部接管了中国法学这块地盘，而开始争夺他们之间应由哪派来坐庄了。

（三）所谓中国法学不关注现实的个案分析。邓先生真的关注中国的“消费者权利”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个案发表了议论，并把这个领域中，他认为存在的种种问题归于“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他认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可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权利；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与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

且不说邓先生以救世主的姿态罗列的所谓问题，是否有意地挑拨我国农民和政府、城乡居民、贫富阶层的和谐关系，单就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归于莫须有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这不是因为脑袋发烧在胡说吧！在中国，劳动者权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得到提高，保护措施也在加强。这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也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晶，有目共睹。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多为旧社会的遗留，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建设小康社会，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工作，逐步予以解决。邓先生的否弃“现代化范式”的药方，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

反动舆论常带有理论色彩，他们不是一下子公开说出他们的意图，而是以关心弱者的救世态度，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新概念，来代替科学的、旗帜鲜明的、内容确定的原有概念。一点儿一点儿修正原有的观念，让群众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们走到邪路上去。绝对不许可用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搞乱我们的视野，欺骗老百姓。对于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等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而且是从来看不见的。

四、所谓对“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一）对“本土法律”派的基本认识。对待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者采取“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要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本是很平凡的真理，对于国家和法的研究是完全适用的。可是有人就是不怕累，不断地发挥欺骗人民的才华，显示编造伪科学的智能，提倡莫名其妙的“文明”，炮制为剥削者服务的谋略，建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营造象牙之塔的迷宫，理论、学派满天飞，奇词怪语遍视野。当前关于法的问题，就是被一些人按照这种种招法，搞得不成样子。

因为国家包括法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包括法学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具有科学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都是极端错误的。所以，列宁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作为反映国家意志的法律，国家机器的软件，自然也包括在这个被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之中。关于“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可以不再说它，仅从邓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先勿论其中的是非，只是在行文中，为制造混乱而创造、使用和引录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其他人的词语，粗略收录，不算重样的，就有：

本土法律派、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现代法学、现代法对抗传统法、中国法制现代化、后现代法学观点、现代化的各种学术成果、法学的本土化、现代化范式、长期支配中国人的法律思维的范式、本土化范式、后现代主义思潮、一元论和多元论、积极论、消极论、现代化、平面化、建构论、进化论、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政府推进论、民众主导论、外来资源论、政治浪漫主义思潮、法治保守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化性质决定论、礼教型、同情理解论、法文化论、文化保守主义、法律移植论、大传统、小传统、社会科学本土化、反宏大叙事、反狭隘学科取向、法律社会学、文化类型学、总体性危机、非中国的处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与之相关联或相兼容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法律经济学、法理学、大写真理的空洞口号、论证逻辑、内在逻辑的重构、法制/法治现代化、现代法治、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后续性的法治、法律上的制度化和神圣化、现代的法律体系、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反映性的、建构性的、社会范式转换、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法律是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变革的力量、学术的富矿或处女地、核心概念、工具性的概念、本质性的概念、分析性概念、规范性的命题、关键概念、学术共同体、非正式制度、地方性知识、不值得规模化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现代法制、本土情境、知识的地方性、有限理性、地方性知识、法律多元、国家法与民间法、法律元、中国法制/法治现代化、法律或法治的现代化、在转型中国这一语境中、倾向于国家法的回答、民间法向国家制定法融合和转变、理想的现代法治、现代法取向、传统民间法、现代国家法、观点链、法律或法治只能是反映性的而不可能是建构性的、正当化的过程、正当化论证、中国法学幼稚、幼稚的法学、学术法律人、对中国现实做非中国的专断处理、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本地想像、文化意义世界、自己织就的分类甄别意旨之网、赋予了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同质性、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功效评价、道德评价、分立的个人知识、默会知识、无知观、非设计的三分观、社会秩序规则二分观、有限理性、文化进化论、与外部秩序相对应的外部规则（或公法）、内部秩序得以生成并得以维续的内部规则（或私法）、认识题域、唯理主义、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论、现代性图式、唯理主义意识形态、一般性规则意义上的国家法、法学界一片同世界接轨的呼声、无立场的同情、应景性的对策、补充性的、过渡性的、功能性的、交换不经济、为贡献而贡献、唯物主义进化观、由移植法律所型构的各种新的本土资源、文化进化、本土资源或民间法的生产地、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关照、抽象的概念的简单中国、具体的真实的复杂中国、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模式、以有效和可行来取代善和正当的理论模式、从应然层面评价中国法制进程的道德判准、悬置价值、文化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熟人文化、陌生文化，等等等等。

引录这些词语，近150个，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由这些词语连缀起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不少于四万字之多，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集中起来就是如标题所示：“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的批判”。结论则是这部分文章的最后两句话：“由于在受到‘现代化范式’支配的同时还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相关或相兼容的法律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所以它在‘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上要比‘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走得更远，也更危险，因为它不仅没有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反对对任何有关法律的理想图景做任何思考，更是否定了中国法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必要性。所有这一切，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一起，构成了我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问题，并且在‘现代化范式’这种规范性信念缺乏有效质疑且依旧被‘本土资源论’论者视作当然的意义上讲，‘本土资源论’在冲击中国法学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法学的‘范式’危机。”我们所以又引录了这么长的一段文字，也是想让读者看看邓氏文风和他的所谓学术规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简单点说，本来就是一句话：“本土资源论”更妨碍了邓先生“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努力！而他却能说出一大堆。这是学问，还是洋八股？

对于邓、苏二位的理论是非，我们不想介入。仅就近150个词语，提些问题。

（二）什么叫“本土法律派”？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本土资源论、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法学本土化、社会科学本土化、本土化范式，本土情境、新的本土资源、本地想像等，都是什么意思？单就“本土法律派”来说，是主张者的自命，还是邓先生给起的名？在我们看来，只有“权利本位论”曾自称“已经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术群体（境外学者称之为‘权利学派’）”，并开展了“大兵团研究”的论域。而据邓先生介绍，苏力本人指出：“‘本土资源’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使用的一个语词，因此它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对自己观点的概括，更不是一个必须固守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概念；更“是一种分析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命题”。看样子不像是一个学派，只是一个概念，连“论”也难成立。何况他说的是“本土资源”，不是“本土法律”，且有点就事论事。显然“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本土法律派”，乃邓氏之作。

单就“本土法律派”的字面意义来看，如果说的是法律的空间效力，只在本国领土主权范围内发生作用，也有道理。但不能成“派”，因为凡属法律都是这样。在国际领域的承诺和参与制定的条约，还有加入WTO，也是在一定的国际间力量对比下，参与国主权所代表的各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超越不了本国领土的主权。而且，此外也未曾有过“外土法律派”。当然邓氏的“本土法律派”并不是这个含义。可能是因为一提“本土”，就会妨碍“西土”入境吧！特别是还可以借机把苏力使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等话语，无遗漏地彻底清除掉。

还有：“本土资源论”、“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法学本土化”、“本土化范式”、本土情境、新的本土资源、本地想象，等等。这诸多“本土”，还有本地，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些话语的词意都是不通的。“本土资源论”，且不说这里的“资源”二字大概是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那里借用来的，只就它是“本土法律派”的第一号构成来说，在世界法律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式下，说谁是“本土法律派”，本人同意吗？“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学术本土化，还要不要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法学本土化，国际法由谁来研究？本土化范式，也就是本土化的概念分析，果真如此，国际间的交流，以及国际案件的审理还能进行吗？至于本土情境、新的本土资源、本地想象之类，自然都是从本土法律派和本土资源论中派生出来的，没有独立意义，不必再费口舌。这种解释，能说不符合邓氏法学的学术规范嘛！

（三）再如：法制现代化、现代法学、现代法、中国法制现代化、后现代法学观点、现代化的各种学术成果、现代化范式、后现代主义思潮、法制/法治现代化、现代法治、中国法治现代化、理想的现代法治、现代法取向、现代国家法，等等。这些词语概括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说的是法、法律、法制、法治、法制/法治、国家法等现代化；一个说的是法学、法学观点、学术成果、思潮、取向等现代化，再加上一个笼而统之的现代化范式。这些词语的含义不仅不科学，甚至根本就不成立。

法制，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工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主要是个生产力的概念，但它仍然要实现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所以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实行的现代化前面，从来是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连现代化本身都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生根于不同社会经济基础的法制，怎么还有了共同的现代化呢？当然，各个国家实行法制的经历不同，经验有多有少；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法制建设的物质条件和使用的手段有差异。以至于在这些方面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合作。但是它们的不同阶级性质是不能通融的。如果把法制用“现代化”来概括，那么当代世界上美国是最现代化的国家，自然它的法制也最先进。我国没有美国生产力先进，是否只能跟在美国的后面，按照它的方向前进，从而取消法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显然是一种“西化”的进路，是不能接受的。美国的资产阶级法制比起社会主义法制，按照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一个时代。虽然暂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由于开始的时间短，还不很健全。但从根本性质上看，它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为人民服务，是先进的。与为资本家服务的资产阶级法制是决然不同的。美国警察打黑人，虐待俘虏，设立黑监狱不是因为它的现代化，而是由它的法律保护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新加坡经济比较现代化了，但它保留的鞭刑总不那么现代化吧！然而前些年用它揍了一位美国佬的屁股，保卫了国家的尊严和社会稳定，不也很有用嘛！

法制如此，法、法律、法治、法制/法治、国家法现代化的情况都是一回事，也就不必再说了。

至于法学现代化，也是不通的。比较起来，是邓氏法学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现代化？法学指关于法的知识体系，或者关于法的理论体系。它有真理与非真理之分。真理与非真理的根据，看它是否符合实际，并不是按照生日定性的。现代有真理，也有荒谬；古代有荒谬，也有真理。美国够现代化了，但是过去侵略中国，打朝鲜、打越南，现在还在打伊拉克，都有国会立法支持，在法学上都是现代化的，也都是荒谬的，反动的。法学如此，法学观点、学术成果、思潮、取向等现代化，再加上一个笼而统之的现代化范式，不都是一样嘛！

单说这个现代化范式。依邓氏所言，现代化范式就是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四个法学理论模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尽管互有区别，但都没离开现代化范式。被邓先生誉为“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在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观点的（14）中有论：作为科学研究的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是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基石范畴和核心理论；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论坛、舞台；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权利本位范式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范式。这里没有提到现代化范式，但它是“全新的”理解系统、理论框架、理论背景，在“当代中国”是“全新的”，而且是从现代化的美国引进的，岂不比现代化还要现代化！遗憾的是“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的张文显所创造的“权利本位论”，也不过是：“基本上都可以为人们经由一般化的认知手段而在西方法域中发现的”。看样子所谓“现代化范式”与人们的“一般化的认知手段”并没有什么特殊。特别是，邓氏讲：其价值构成“乃是一幅‘移植’进来的、未经批判的以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范式”，也不过如此。就是对西方的未经批判的理论进行“移植”，明白点说，不是就是“照抄”嘛！何况现代化范式，概念分析，离开古代的或近代的概念分析，恐怕也是活不成的。邓氏法学就没离开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概念分析。

“本土”和“现代化”这两个词在邓氏长文中的地位和使用率，特别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当中，足以起统率作用。这两个词语如果不成立，其他那一百多个词语，就算它们都不是“非理论或反理论”的，全是有“明确理论或至少具有理论倾向”的，也不过是“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或者说是与“社会秩序的性质或正当性不相干的一堆‘概念’或超然之物”。把它们挂在“本土化”和“现代化”这两个莫须有的关键词上，除了作为“文化拉圾”和“话语病毒”，把列宁说的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国家学说，当然包括法的学说，弄成最“最混乱”之外，还能说明什么。这是不是为了建立“话语霸权”而设下的“话语陷阱”呢！

五、暂时的结语

我们本着求知的渴望，学习了这篇文章。第一感觉是受了一场罪。行文诘屈聱牙，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吓唬老百姓。翻译式的外国句子，生造的奇词怪语，似通非通的逻辑，半生不熟的理论，不着边际的知识，形式主义的账单等等，真是想不要老祖宗的既有话语，而另起炉灶了！这不是有意挖苦人，如果谁不怕受罪，看一遍文章，一切就会明白。我们也是很不容易下的决心，豁出时间，硬着头皮，把它看完。按照邓先生的学术规范，我们的文章也有一个暂时的结语。

不过这个“暂时”二字与邓氏的暂时有些不同。他那是结束“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新的图景只是刚刚起步，是“一个新的起点”。故称暂时的结尾。而在我们看来，制造法学最“最混乱”的邓氏法学是没有前途的，本该全面结束。但这对邓氏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争论肯定会继续下去的，我们也愿意奉陪到底。同邓先生一样，囿于篇幅的原因，也还有许多应说而尚未说的话。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就只能也来个暂时的结语，仅就这篇17万字的长文做个结语。

（一）放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也在与时俱进，特别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正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可以说日进千里。然而，在邓氏眼里，26年来却导致了他“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或本文所谓的“范失”危机。”这不是放了一把火，把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成就，统统烧掉了嘛！

（二）领“时代”风骚。邓先生说：“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而由邓氏主宰的这个时代“只是刚刚起步”。它要由有邓氏参与其间的终结旧有法学时代，为“真正的‘中国法学时代’”做出“知识供献”来实现。而且这里还隐含着“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也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之努力的一部分，至少是我们开始自己定义‘中国’的开始。”就是说，邓氏的研究是“对中国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显然，在邓先生给中国办“身份证”的过程中，我们之间还会有许多要争论的问题，对于这个盘古开天地以来，中国身份的这个天大的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了。

（三）抓住根本。中国学术界的论战“一方面不够深入，还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援，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缺失一种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介入’意识。”而“归根结底是或者应当是一种对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关注，一种对有关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更可欲和更正当的问题的追究，而我认为，更应当是一种对我们就自己应当生活在什么性质之社会秩序之中这个当下问题的拷问。”对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关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更可欲更正当，对我们自己应当生活在什么性质之社会秩序之中的拷问。看来这里已经涉及到国家身份的问题了。什么是社会秩序，列宁有过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邓先生调动了足够的理论支援，并提高了对中国实践的“介入”程度，对我国社会秩序的性质，也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身份的关注，追究和拷问，以便确定什么性质的社会秩序更可欲更正当，并应当生活于其中。这不就是对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关注、追究和拷问嘛！这是17万字长文终于说出来的根本。这也就是重新定义和界定“中国”身份的意思了。可这要靠什么来实行呢？

（四）对“正当性赋予”力量，由“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邓先生认为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源出于运用某种“知识系统”进行诠释或描述而获致的“正当性赋予”的力量。而这种“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权争夺的结果，是对西方各种流行的理论和实践的“前反思性接受”，或者说是“建构者/被建构者”的集体性不意识，以及“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与文化霸权“合谋”的结果。从而，使这种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它的前提条件乃是这种“知识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的彻底丢失。怎么办呢？“显而易见，只要我们试图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的立场，亦即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于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社会秩序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的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这样做了，“那一定是‘自觉’生命或理论‘自觉’生命的开始。”这个知识系统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不仅是中国法学，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它不仅是中国法学论者的，而且是中国论者的。于是，几乎所有的人，接受了邓氏理论的佛光普照，开始有了理论“自觉”的生命。

权利本位论所复制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个从法律上实行“西化”的“西洋景”，看来已经不中用了。于是又演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东洋景”，东洋的中国景。以便在法律图景的掩盖下，深入到国家政权这个“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从这里下手才能抓住根本，取得成效。于是，从界定国家的身份、建立更可欲更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进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建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的宏韬大略也就出笼了。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之命运的理想图景问题（如果可以使用“理想图景”这四个字），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开头，顺便提到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就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来，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这可算作一种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吧！还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之命运》，这就是蒋介石。他主张的中国之命运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元首，坚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自然也是一种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21世纪以来又有邓先生的“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这是近80年来的第三人。他的这个理想图景，与毛泽东的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走向“人类进步的远景”固属无关，同时我相信，也绝不是照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按照邓先生设计的“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前进，结果一定会同蒋介石会面。首先把中国“西化”成资本主义，进而再被“颜色革命”而“弱化”，直至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种采取大迂回的复辟道路，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是不是无限上纲呢？不是的。有人说邓先生具有“深邃的思想力量”，已经“深邃”到我们的心脏里来。我们不过是学习邓先生的榜样，也“深邃”一把而已。

最后邓先生用了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文章：“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面去。”能从狼虎之口把人自由救出送进的，定然大有来头。本为一位社会散“圣”，有人授衔给钱，有媒体提供版面扬名。这可是要有点权力的。作为老百姓不妨问一声，法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邓先生要培养150名博士。这些人再加入“政法系”的队伍，真的要担负起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任务吗？（2005-11-10）

谢选骏指出：邓正来在六四屠杀前后的变化，就像毛毛虫变成了花蝴蝶，很有来头，也很有看头。事后来看，毛毛虫虽丑，还有长足的生命；花蝴蝶虽美，却离死期不远了。呜呼。邓正来再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了。

谢选骏：GPT-4依然是个废物

《GPT-4的断崖式领先，人类的专属技能不多了》（钛媒体  2023-03-15 赵健）报道：

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吗？在 ChatGPT 出现之后，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

而在昨天夜里，OpenAI 低调发布了深度学习新的里程碑：GPT-4，一个比 ChatGPT 更强大的大模型！OpenAI 表示，GPT-4 虽然在许多现实世界场景中的能力依旧不如人类，但在各种专业和学术基准上已经和人类表现持平。

GPT-4 是一个多模态大模型，具有更强大的创造性、更长的上下文处理能力，可支持图像输入，还可以自定义 GPT-4 的语言风格。在 OpenAI 短短 24 分钟的发布会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草稿本上用纸笔画出一个非常粗糙的草图，拍照并上传，GPT-4 在10 秒左右直接生成了网站代码。

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表示：GPT-4 是 OpenAI 创造出的又一个重大科技事件，达到了 AI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新高度。

过去两年，OpenAI 重建了整个深度学习堆栈，并与微软 Azure 一起从头开始共同设计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一年前，OpenAI 训练 GPT-3.5（即 ChatGPT）作为系统的第一次 " 试运行 "，发现并修复了一些错误并改进了理论基础。

OpenAI 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来迭代调整 GPT-4，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结果，并且成为第一个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其训练性能的大型模型。这意味着大模型的训练方法将会从过去的纯粹 " 暴力美学 " 进化出更高的可控性与预期性。

这次 OpenAI 并没有公布论文，只有一份技术报告，并且不提供架构（包括模型大小）、硬件、训练计算、数据集构建、训练方法等细节。换句话说，其他AI公司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走一条模仿、复现、超越的道路了。

压力来到了国内公司，尤其是明天即将发布文心一言的百度。

比 ChatGPT 更强大

GPT-4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和协作性。它可以承担文本、音频、图像的生成、编辑任务，并能与用户一起迭代创意和技术写作任务，例如创作歌曲、编写剧本或学习用户的写作风格等。

GPT-4 能够处理超过 25000 个单词的文本，允许使用长格式内容创建、扩展对话以及文档搜索和分析等用例。

在简单的谈话中，ChatGPT 与 GPT-4 可能看不出太大差距。但是，当任务的复杂性达到足够的阈值时，差异就会出现—— GPT-4 比 GPT-3.5 更可靠、更有创意，并且能够处理更细微的指令。

左边是 ChatGPT，右边是 GPT-4

为了解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区别，OpenAI 在各种基准测试中进行了测试，包括人类的模拟考试，比如 GRE。OpenAI 并没有针对这些考试进行专门培训，但 GPT-4 的排名依然名列前茅。例如，它通过模拟律师考试，分数在应试者的前 10% 左右；相比之下，GPT-3.5 的得分在倒数 10% 左右。

GPT-4 在语言风格上也迎来了更新。与具有固定冗长语气和风格的经典 ChatGPT 不同，开发人员（普通用户也将会开放）现在可以在 " 系统 " 消息中通过描述来规定他们的 AI 风格和任务，也就是 " 自定义 " 能力。

OpenAI 在为机器学习模型设计的传统基准上评估了 GPT-4，大大优于现有的大型语言模型，以及大多数最先进的 ( SOTA ) 模型：

许多现有的 ML 基准测试都是用英语编写的。OpenAI 使用 Azure Translate 将 MMLU 基准——一套涵盖 57 个主题的 14000 个多项选择题——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测试的 24 种语言中，GPT-4 优于 GPT-3.5 和其他 LLM（Chinchilla、PaLM）的英语语言性能，包括拉脱维亚语、威尔士语和斯瓦希里语等低资源语言：

OpenAI 表示内部也在使用 GPT-4，对支持、销售、内容审核和编程等功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多模态大模型，支持图片输入

除了文本能力的增强，GPT-4 还带来了新的能力——多模态，它可以接受图像作为输入并生成说明、分类和分析结果。

具体来说，它能在用户输入散布式文本与图像后，自主生成文本输出（自然语言、代码等）。在包括带有文本和照片的文档、图表与屏幕截图中，GPT-4 展示了与纯文本输入同样强大的功能。此外，它还可以通过为纯文本语言模型开发的测试时间技术实现进化，能运用少量镜头和思维链提示。

不过，GPT-4 的图像输入展示仍然只是研究 " 样品 " 预览，真正的成果尚未公开。

GPT-4 可以指出被加工图片的 " 异常 " 之处

GPT-4 还能读懂 " 梗图 "，理解幽默

GPT-4 甚至可以直接阅读并分析带有图片的论文：

OpenAI 在一组标准的学术视觉基准测试中对 GPT-4 的表现进行评估，预览了它的性能。然而，OpenAI 表示这些数字并不完全代表它的能力范围，因为 OpenAI 不断发现这个模型能够解决新的、" 令人兴奋 " 的任务。OpenAI 计划很快发布更多的分析和评估数据，以及对测试时间技术影响的全面调查。

花 6 个月时间训练，但训练数据只截止到 2021 年 9 月

GPT-4 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遵循 GPT、GPT-2 和 GPT-3 的研究路径，OpenAI 的深度学习方法利用更多数据和更多计算来创建越来越复杂和强大的语言模型。

过去两年，OpenAI 重建了整个深度学习堆栈，并与微软 Azure 一起从头开始共同设计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一年前，训练 GPT-3.5 作为系统的第一次 " 试运行 "，OpenAI 发现并修复了一些错误并改进了理论基础。结果，GPT-4 训练运行前所未有地稳定，成为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其训练性能的第一个大型模型。

OpenAI 花了 6 个月的时间使用对抗性测试程序和 ChatGPT 的经验教训迭代调整 GPT-4，从而在真实性、可操纵性以及拒绝越界和敏感问题方面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结果。在 OpenAI 的内部评估中，与 GPT-3.5 相比，GPT-4 响应被禁止内容请求的可能性低 82%，产生事实响应的可能性高 40%。

与以前的 GPT 模型一样，GPT-4 基础模型经过训练可以预测文档中的下一个单词，并且使用公开可用的数据（例如互联网数据）以及已获得许可的数据进行训练。

尽管功能强大，但 GPT-4 与早期的 GPT 模型具有相似的局限。最重要的是，它仍然不完全可靠，会 " 幻觉 " 事实并出现推理错误。

GPT-4 的训练数据截止到 2021 年 9 月，因此对之后发生的事件缺乏了解，并且不会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它有时会犯一些简单的推理错误，这些错误似乎与其强大的跨领域功能不符，有时也会过于轻信用户明显错误的陈述；有时，它也会像人类一样在解决难题时失败，例如在生成的代码中引入安全漏洞。

OpenAI 提醒，在使用语言模型输出时应格外小心，特别是在高风险上下文中，使用符合特定用例需求的确切协议（例如人工审查、附加上下文的基础或完全避免高风险使用）。

为此，OpenAI 纳入了更多的人工反馈，包括 ChatGPT 用户提交的反馈——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与 ChatGPT 的对话数据。OpenAI 还与 50 多位专家合作，在 AI 安全和保障等领域获得早期反馈。

虽然生成内容的可靠性仍是一个真问题，但 GPT-4 相对于以前的模型显著减少了胡说八道。在 OpenAI 的内部对抗性真实性评估中，GPT-4 的得分比 OpenAI 最新的 GPT-3.5 高 40%：

GPT-4 项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构建可预测扩展的深度学习框架，主要原因是对于像 GPT-4 这样非常大的训练任务，进行大量的模型特定调整是不可行的。

OpenAI 开发了基础设施和优化方法，能够在多个规模下表现出非常可预测的行为。为了验证这种可扩展性，OpenAI 通过对使用相同方法进行训练但计算量少 10000 倍的模型进行推断，在内部代码库（不是训练集的一部分）上准确预测了 GPT-4 的最终损失。

现在 OpenAI 可以准确预测 OpenAI 在训练期间优化的指标（损失），开始开发方法来预测更多可解释的指标。例如，OpenAI 成功预测了 HumanEval 数据集子集的通过率，从计算量减少 1000 倍的模型推断。

OpenAI 认为，准确预测未来的机器学习能力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其潜在影响而言，它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OpenAI 正在加大力度开发方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未来系统预期指导，希望这成为该领域的共同目标。

如何尝鲜 GPT-4？

目前有两种办法可以体验 GPT-4。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此前订阅了 ChatGPT Plus，将会直接获得 GPT-4 的访问权限。不过，ChatGPT Plus 只能用美国信用卡开通。

OpenAI 将根据实践中的需求和系统性能调整使用上限，但预计会受到严重的容量限制。

根据 OpenAI 看到的流量模式，OpenAI 可能会为更高容量的 GPT-4 使用引入新的订阅级别；OpenAI 也希望在某个时候提供一些免费的 GPT-4 查询，这样那些没有订阅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是开发者，要访问 GPT-4API（使用与 GPT-3.5-turbo 相同的 ChatCompletions API），需要像等待NewBing 一样加入 OpenAI 的候补名单。

OpenAI 今天将开始邀请一些开发人员，并逐步扩大规模以平衡容量与需求。

OpenAI 也公布了定价策略——每 1000 个prompt tokens0.03 美元，每 1000 个 completion tokens 0.06 美元。默认速率限制为每分钟 4 万个 token 和每分钟 200 个请求。

GPT-4 的上下文长度为 8192 个 token。OpenAI 还提供了 32768 个 tokens 上下文（约 50 页文本）版本的有限访问，该版本也将随着时间自动更新（当前版本 GPT-4-32k-0314，支持到 6 月 14 日 ) 。定价为每 1000 个 prompt token 0.06 美元和每 1000 个 completion token 0.12 美元。

此外，OpenAI 宣布开源其软件框架 OpenAI Evals，用于创建和运行基准测试以评估 GPT-4 等模型。

OpenAI 使用 Evals 来指导 OpenAI 模型的开发，OpenAI 的用户可以应用它来跟踪模型版本的性能，并不断发展产品集成。例如，Stripe 使用 Evals 来补充他们的人工评估，以衡量其基于 GPT 的文档工具的准确性。

由于所有代码都是开源的，Evals 支持编写新的类来实现自定义评估逻辑。然而，在 OpenAI 自己的经验中，许多基准测试都遵循几种 " 模板 " 的其中之一，因此 OpenAI 还包括了最有用的模板，包括一个 " 模型评估模板 " —— OpenAI 发现 GPT-4 出人意料地能够检查自己的工作。

OpenAI 希望 Evals 成为分享和众包基准测试的工具，代表着最广泛的失败模式和困难任务。作为一个示范，OpenAI 创建了一个逻辑谜题评估，其中包含 GPT-4 失败的十个提示。Evals 也与实施现有基准测试兼容；OpenAI 包括了几个实施学术基准测试和几个（小的子集）CoQA 集成的笔记本作为示例。

GPT-4 已经积累了部分商业客户。比如，Stripe 使用 GPT-4 扫描商业网站并向客户支持人员提供摘要，Duolingo 将 GPT-4 构建到新的语言学习订阅层中。摩根士丹利正在创建一个由 GPT-4 驱动的系统，该系统将从公司文件中检索信息并将其提供给金融分析师。可汗学院正在利用 GPT-4 构建某种自动化导师。

GPT-4 将大模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是 " 断崖式 " 领先。包括谷歌、百度在内的海内外科技公司，不可避免地将面对自家产品 " 发布即落后 " 的尴尬局面，而微软则躺在 OpenAI 背后 " 赚麻了 "。

明天我们将报道百度的文心一言。

网民嚎叫：

paladindancer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1:40:31

其实程序员写代码的时间并不多, 有些大厂的一天一行代码就够了. 说GPT能写代码就取代程序员, 太武断了吧. 况且机器生成的代码出了bug谁修啊, 以后扩展兼容封装咋办, 到时候还不得一行一行的在走一遍...

johniewalker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1:33:19

TtheL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08:07:04这个热度一过，大家该干嘛干嘛，AI再牛逼，还能代替我吃吃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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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AI 无法代替你吃吃喝喝，但是绝对能让你“没吃没喝没饭碗”。这还真不是跟你开玩笑。以我最近两三周接触到的 AI 能力，实际上中、美大学里至少 80% 的专业及其就业前景已经严重受威胁，甚至已经被全面碾碎了，中国的教育当然比美国更严重些。建议先好好多玩玩 AI，你才会知道它的厉害。比如美国现在是报税季节，你把你自己面对的很具体的税务问题提出来，每提一个问题都详尽描述问题及其背景，你看看它给你提供的答案如何？给了你初步答案后，你还可以继续追问细节，它来答复。这才是它让我目瞪口呆的地方。

johniewalker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1:24:12

ChatGPT 已经远比 Google 好使了。前些天我家取暖的锅炉出问题了，我在谷歌上查了半天，查到的结果都是有点关联性，但是不得要领。于是转到 ChatGPT 上，用七八句话详细描述了锅炉的问题，问它是哪里出问题？它给的头 3 条可能性和解决方案中就有一条看着很靠谱，于是我打了 Continue，它又给了我 3 条。结果是这 6 个可能性及其各自的解决方案中有 2 条是完全说对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ChatGPT的搜索范围远远不及Google，岂可一叶障目哉？至于GPT-4，也好不到哪里去，依然是个废物。网民吹捧的嚎叫，也是一种网站安排的商业营销。“GPT-4的断崖式领先”，就是描写堕落的光景而不是提升的光景啊。好在“百度的文心一言”出现了——从反面拉了GPT-4一把，因为前者更差。

谢选骏：孟伟哉终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中组部直面敏感问题 回应孟伟哉“退党”事件》（2005年07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党务公开迈出重要一步，具有阶段性意义

7月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会场来了很多记者，这一天，中外记者迎来了两张相对陌生的面孔——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和中组部部务委员欧阳淞。

两位官员的身份很特殊，前者是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者是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记者招待会上，很少和公众见面的中组部官员对若干敏感问题给予了直接回答，从先进性教育是不是整风运动，到海内外关注的“退党”风波，再到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一而足。

李景田坦言，“我们这次和媒体朋友们见面，对于中央组织部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也认为，此次发布会和推动党务政务透明有关。

据《望东方周刊》了解，此次新闻发布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对敏感问题的阐述，使得公众能够直接听到代表中国高层的解释和回答。

先进性教育不是整肃运动

在介绍了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后，李景田就迎来了第一个敏感问题：先进性教育“是不是新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不是对党员队伍进行一次重新整肃，甚至将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员队伍？”

事实上，央视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绝非无的放矢，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党内教育活动开始之前，就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整风运动，甚至是整肃运动。

一篇发表在人民网题为《保先教育可能存在的几大误区》网文中，署名为“仙草”的作者认为，“其实就是一场新时期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我期待着她能有效地清除体内病菌和毒素，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而一篇发表在南方网，题为《保先教育不应在形式主义中跳舞》的署名为“远足”的文章认为，“保先教育可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一场最大的整风运动。”

《望东方周刊》曾率先报道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来自于30万党员大调查。

《望东方周刊》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在全面推开之前，党内已经有人担心活动会搞成“整肃”模式，也有人担心，会冲击党政日常工作。正因为如此，在最初试点中曾经出现的“组织处理”阶段，在全面推开后被取消。

此次，李景田再次向中外记者否定了先进性教育活动会有一个组织处理阶段的说法。

“我们不认为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一次对党内的整肃运动，我们特别强调，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自我教育为主，立足于教育全体党员，提高自身的素质。”

李景田还提出，“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是我们党内的一项正常工作。我们2004年的党员统计资料已经在媒体上公布，2004年，我们对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理，出党的49000名。”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望东方周刊》，“和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相比，整风运动也有教育内容，但区别就在以前党的整风运动中，后期都有组织处理。”

著名党建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则认为，先进性教育和所谓的“整肃运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告诉《望东方周刊》，“事实上，整肃运动这个概念，并非国内公众用语，这个词往往在境外使用，通常并非善意。”

回应所谓“退党”事件

敏感问题又由香港《文汇报》记者抛出：“最近国外有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人士宣称，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员要求退党，请问这是事实吗？中组部对此有何评论？”

事实上，关于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人退党的传言已经持续半年以上，一些对中共持敌对态度的境外网站甚至称，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甚至提出一些著名人士也已经退出中共。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景田回答说，“我听说谣言里包括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孟伟哉，说他已经退党了。孟伟哉听到以后十分气愤，已经向有关媒体声明，自己并没有退党。”

李景田还表示，“据调查，这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言。据对其中一些所谓刊登声明、要求退党党员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或者是查无此人，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一些早已定居国外的人编造的故事。”

无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退党传言都极为敏感，很少见诸公开媒体，李景田的回答，则澄清了一些传言。

谢春涛对中组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来澄清谣言的做法表示赞赏。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在网络BBS，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而在不能获得权威消息之前，受众往往会误听误传，在短期内谣言无法消除。党务部门、政务部门，在网络上出现一些谣言时，就需要及时给予澄清。”

叶笃初则用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望东方周刊》，“从我关注的几个试点的单位与自己在所在单位亲身参加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看，这次教育是富有成效的，没有看到所谓的退党事件。我所看到的是，在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告一段落的时候，大批积极分子要求入党。”

先进性教育与群体性事件

路透社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如何改善中国当局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

路透社记者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确实有不断增加态势，如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定州农民被袭案，多名农民被暴徒打死打伤。

李景田首先表示，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做“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他还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人均国民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段时期，有人把它描绘成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所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发展，有些矛盾可能会集中地显现。”

对于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否能够减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李景田表示，“这次先进性教育，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基层干部，进一步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素质，提高他们的能力。相信通过先进性教育，这些事件会少发或者不发。”

但他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发的可能性不大。”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在分析群体性事件增加时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他告诉《望东方周刊》，“由于对社会分配不公或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积累起来，会产生一种情绪。另外，民众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和政府透明度不高，也容易导致部分民众怀疑一切。”

谢春涛则认为，“现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与官员的工作方法不当，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官僚主义等有关系。通过教育，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改进工作作风，群体性事件肯定会减少。”

谢春涛同时认为，只有教育是不够的，“除了先进性教育之外，还要辅以体制或机制，才能真正全面减少群体性事件。”

常任制有利党内民主

在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中，关于党内民主往往是很多人关注的，尤其是很早就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的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是否会被中央肯定，其模式可以被推广，更引人注目。

对于党代会常任制，李景田明显持肯定态度，对于党的八大之后未能推行，他用了“很可惜”这个词。

他说，党代会选出了代表以后，是不是需要每年开一次会呢？八大作出规定，也要实行常任制。应该说，实行常任制是发挥党代表作用、发扬党内民主的有效的方式。

“很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的八大以后，常任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只召开了一次八届二中会议。”

拨乱反正后，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十二大，也曾经提出要恢复党代会的常任制。但是，这项设想最后在十二大上没有实现。

而就目前情况看，正如李景田所言，在区县一级的党代会中，常任制的试点一直没有停止。1988年底，经中央组织部同意，浙江省台州椒江（县级）、绍兴市（地级）先后开始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此后，黑龙江省林甸县、肇东市，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洪洞县、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浙江省永嘉县、瑞安市，河北省辛集市，湖南省衡山县的试点工作也相继展开。党的十六大之后，试点工作开始在全国许多区县开展。

对于10多年来的试点工作，李景田认为，“试点的情况表明，实行常任制对于发扬党内民主有好处，但是也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要扩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如何进行扩大试点？我们党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谢春涛认为，党代会常任制需要在成熟的基础上上升为制度化规定，在更大范围内扩大试点，应该是一种趋势。

发布会意义深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谈到这次新闻发布会时说，这是中组部领导第一次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是很有意义的。

郭卫民还认为，邀请党中央主管部门出席发布会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党中央提出要推进党务公开后，国务院新闻办的重要工作内容。

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中央台办、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出席过发布会和吹风会。今年还会有中联部的领导出席发布会。

王海光对这次发布会的评价是，“对党的透明化是一种促进。”

叶笃初则提出，此次发布会是“党务公开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阶段性意义。”

这位老资格的党建研究专家总结了中共党务公开的几种方式，这些方式包括通过新华社发通稿、党报党刊发文章、党的领导人答记者问等等。

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在党务工作中，台办等多个党中央部门参加过新闻发布会，但这些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外发布信息。而中组部是以内部事务为主的中央部门，通过这样面对面的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在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后，很少有。”

叶笃初从先进性教育的角度将进行新闻发布会的涵义归纳为三点:

首先是承诺公示。这次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对广大关心党的活动的人民群众，再次作出承诺公示，将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工作真正建设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其次是回答澄清。他认为，这次新闻发布会，其实是对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境外媒体、人士的一些疑问、流言甚至谣言，给予回答澄清。

最后是引导动员。叶笃初认为，这次新闻发布会，对党内党员，特别是即将开始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第二批党员和党组织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动员和引导。

孟伟哉退党传言

李景田所说的孟伟哉“退党”的消息是在2004年12月6日前后传播，一家境外网站BBS上传出了一篇名为《孟伟哉宣布退出共产党！》的帖子。

孟伟哉是中国著名作家、书画家，曾先后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等文艺界要职，并在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2004年12月9日，得知此事的孟伟哉非常震惊，他立即手书了《孟伟哉严正声明永做共产党人》的个人声明。第二天，该文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致函新华网，授权刊发中国文联原党组副书记孟伟哉同志的严正声明。2004年12月11日，新华网刊登此文。

声明最后表示，“我，孟伟哉，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是共产党员，至死都将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背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之后，孟的亲笔手迹也被刊出，内容与新华网完全一致。

谢选骏指出：孟伟哉是一个相当圆滑的人，说的好听一点叫做“识时务”，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墙头草”。说起开放，孟伟哉可以比谁都开放，说起保守他也可以比谁都保守。所以，他更可能在退党的问题上反反复复、犹豫不决。不过多说无益，退党一次足矣！

谢选骏：野蛮人建立全球政府

《新闻联播》（2022年3月17日）报道：

1、第3任期刚开始 习皇帝又要给全世界一番指点

中共全国两会不久前刚刚结束，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习派”人马完全垄断了政府班子，习近平的个人权势达到新高点，他在新政府班子中的角色定位也备受外界关注。3月15日，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共同宣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在中共国家主席第3任期的第一个外交动作，也是他主政十年来提出的第四个全球性倡议。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3月15日，习近平是在北京出席在线方式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时，做出这份全球性倡议的。

习近平还称，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

在美国的异议人士韩连潮就此推文说：“细读一下习倡议，不难发现他是要把中共专制制度打扮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要民主自由国家接受其永久独裁，拒绝真正代表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但野蛮无论如何装饰打扮永远成不了文明。”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世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对世界带来的威胁，并开始采取遏制战略。2018年，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直接揭示和谴责共产中国对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害和军事挑衅，及其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危害。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强调，美中之争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长期以来，西方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视不够。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今年2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不过，这些倡议要么不被看好，要么越来越不受各国欢迎。

2、被捕后郭文贵未获保释 下次出庭时间确定

美国司法部3月15日宣布，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因联邦当局指控其诈骗在线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而被捕。最新报道透露，郭文贵被捕后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表示不认罪，法官宣布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于15日早晨在纽约被捕。根据公布的起诉书包括12项罪名，指控郭文贵犯有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罪。

随后在当天下午，郭文贵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向美国地方法官凯瑟琳·帕克表示不认罪，由于担心被告在等待庭审期间有逃跑或妨碍司法的风险，法官下令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身穿黑色衬衫、黑色裤子和棕色鞋子出庭。他没有戴手铐，在被带出法庭前，他双手合十向观众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

郭文贵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15日的听证会上代表郭的联邦公设辩护人Tamara Giwa表示，他们将提出“强有力的保释辩护”。他的下一次出庭时间已经确定，将在4月4日。

根据起诉书，同案被告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拥有香港和英国双重身份的余建明目前仍然在逃。据称他是郭文贵的金融师。

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向他几十万在线追随者撒谎，并向他们承诺巨额的利润，以换取他们向四家分别名为GTV传媒集团、喜马拉雅农场联盟、G俱乐部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公司投资。

起诉书说，郭文贵、余建明和他人2020年通过GTV的一次非法供股集资欺诈性地获取了超过4亿美元，然后将大部分资金中饱私囊。

美国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对郭文贵调查的一部分，司法部通过查扣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收缴了大约6.34亿美元，并寻求将这笔资金没收。

起诉书指称，郭文贵和余建明的奢侈开销包括利用这些资金为郭文贵购买2650万美元的新泽西豪宅、价值大约97.8万美元的中国和波斯地毯、一台6.2万美元的电视和一个5.3万美元的壁炉原木架。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19年对郭文贵在曼哈顿的公寓进行搜查时，发现了100多部手机，其中许多都在信号屏蔽的袋子中。此外，他还有将近约10个不一样的名字。

3、媒体爆料：俄罗斯发射“恐怖武器”白磷弹

据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无人居住区发射被称为“恐怖武器”的白磷弹，但俄方否认。此外，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3月15日宣布，前一晚有三枚来自乌克兰的导弹被俄罗斯空军击落，但未提及是否有伤亡。

据法新社报道，记者看见，乌克兰东部查西夫雅尔镇旁边的无人居住区3月14日遭到来自俄罗斯阵地的白磷弹攻击。

报道指，查西夫雅尔镇南沿通往附近巴赫姆特的道路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45分左右遭到两枚炮弹攻击，前后相隔5分钟。巴赫姆特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以来时间最长且最血腥战役的核心。

炮弹发出呼啸声后爆炸，释出燃烧中的白磷缓缓落地，道路两旁被烧掉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

法新社无法确认目标地点是否为乌军阵地所在，但在烧焦区域内一条小路旁停放著一部车身漆有白色十字图样的绿色卡车，那是乌军的标志。报道指，最近的房屋距离焦土外缘约200米。

含磷武器属于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但根据1980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这类武器可用于对付军事目标。

基辅曾经指控莫斯科自从开战以来多次使用白磷弹，包括用于对付平民；俄军则断然否认此一说法。

另据法新社15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14日晚上，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三枚导弹被击落。

据该州的州长格拉特科夫在电报群上说，这些导弹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其碎片损坏了别尔哥罗德市，及周边地区的房屋，但他没有提到伤亡情况。

这名俄罗斯边境州的州长还宣布，一架无人机在该地区被击落，坠毁时损坏了一个车库。

1月底，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宣布，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开始以来，已有25人在乌克兰对该地区的打击中死亡，近100人受伤。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地区的地方和基础设施经常受到莫斯科方面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打击，而基辅方面则没有声称对此负责。该地区的同名首府也曾数次被直接击中。

4、新版GPT-4发布 多项考试超越90%的人类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3月14日发布最新版本的大型语言数据库模型GPT-4。这个让人期待已久的高级工具预料将进一步渗透人类生活，并在人工智能业界引发一场更激烈的竞争。

OpenAI公司自去年11月首度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后，其功能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行为，以文字流畅地与用户对话，还能编代码、写论文等，掀起全球热潮，因此新一代更强的GPT-4一直备受期待。

OpenAI公司指出：“我们已经创建了GPT-4，这是OpenAI在扩大深度学习的最新里程碑。”它补充道，ChatGPT-4比以前的版本“更巨大”。这意味着，它已经在更庞大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而且其模型文件中有更多的参数，这使得它的运行成本也更高。

OpenAI是美国一个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由营利组织OpenAI LP与母公司非营利组织OpenAI Inc所组成，目的是促进和发展人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该领域的许多最新进展，都来自于在数以千计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的、越来越大的模型，其训练过程可能耗资数千万美元。此类以“扩大规模”来获得更好效果的方法中，GPT-4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penAI公司表示，它使用了微软Azure来训练模型。微软已经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OpenAI此次没有同时公布具体的模型规模，或用于训练模型，使其可以重新创建模型的硬件的细节，理由是所处的“竞争环境”。

OpenAI的GPT大型语言模型为许多人工智能样板产品提供了支持。在过去六个月里，人工智能的这些样板产品，包括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和ChatGPT等等，一直让科技行业人士惊叹不已。

最新的版本是新技术的预览，这些技术的进步可能在未来几周开始渗透到聊天机器人等消费产品中。微软14日表示，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使用的就是GPT-4。

OpenAI表示，使用新的模型后，将更少出现错误答案，更少地偏离话题，以及更少谈论禁忌话题。与此同时，甚至在许多标准化专业测试中，它的表现要比大部分人类更好。

OpenAI声称，在模拟的律师考试中，GPT-4的表现超过了90%的人类的成绩；在SAT阅读考试中排名93%；在SAT数学考试中排名89%。

网民嚎叫：

forfunny1 2023年03月16日 16:57

毫无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自大狂。

外星人 2023年03月16日 03:48

亲自瞎指挥亲自瞎部署小学烂尾皇帝时不时蹦出来收放自如肩挑200斤有头无脑一拍大腿收放自如的为世界为美国指明烂尾方向，还时不时的和拜登比谁更脑残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的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2023-03-17 《中国周刊》）报道：

本文是《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对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的访谈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

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普遍化了。

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

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

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普遍粗鄙是国人的精神癌症

《中国周刊》：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粗鄙化的表现为什么？

徐贲：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丰县事件

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这在几十年前的运动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富豪陈光标曾提议，没有受过九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

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哪怕是以前的奴隶主，也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

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

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中国周刊》：前些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贲：“屌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

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在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

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知识群体：粗鄙的第一责任者

《中国周刊》：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五十年代以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徐贲：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热衷于投机、功利、奉承、顺从，甚至成为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群体，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

《中国周刊》：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徐贲：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周刊》：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徐贲：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

几十年前天天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但是现在我们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经济改善了，人的处境就会改善。但是后来怎么了呢?

人们发现，既得利益者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穷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法律申诉、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穷人能否捍卫自己的财产、尊严，是否有脱贫自立的机会。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

▌粗鄙的出路：公民自由

《中国周刊》：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贲：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

例如，权力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并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力粗鄙。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

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中国周刊》：普遍粗鄙会有怎样的后果?

徐贲：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

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明哲保身、得过且过、麻木冷血，直到默默接受。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例如，人天天要吃饭，可是中国的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

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

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

《中国周刊》：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徐贲：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

现在成为贪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么还是变成贪官呢?

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网民嚎叫：

麻辣戈壁 今天 04:00

崖山之役，改变了汉人的精神结构，精致文化被粗鄙文化取代。毛贼东又把粗鄙的民族文化高举到神圣的高度。要想恢复华夏文明，就得拜日本人为师。日本人是华夏文明精华的真正继承者。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今天 02:11

厉害锅除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点士的风度，之后就粗俗化，尤其是明之后，这个就是垃圾民族。今天厉害锅里的骗术在清朝就很普遍了。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34

共產黨和西方的左派都試圖告訴你，法律就是道德，但這是荒謬的。法律不是道德，法律是人屆定的，而道德是上帝賜予我們的。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26

「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律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遵守我們的道德律而隨心所慾，則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你成為各種事物的奴隸。」——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粗鄙化起源於文革，文革前中國承繼民國社風，相對文明很多，夜不閉戶，時有所聞，社鄰相照，相當普遍。粗鄙化在文革一代身上最能體現，因為他們的教育就是粗鄙化教育，粗鄙化已經進入到他們的靈魂。文革之後的兩代人已有明顯好轉，近十幾年來有人觀察到，北京地鐵中打架鬥毆，謾罵滋事的都是老人。粗鄙化教育就是毀滅道德的教育，文革就是摧毀道德的運動。道德的毀滅達到一個目標，就是奴化人民，最終中國人都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隸。

糟糕的很 2023年03月14日 19:42

说了半天废话，就“上行下效”！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2022-11-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君臣战狼齐奔放；

上下文乏同低俗，

执输行头迎万况。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反智均贫稳党国

2022-10-14

逆向淘汰胜大哥

我党低俗却不傻

诛心株连承秦制

反智均贫稳党国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享受猪潲容祖儿

2022-08-14

享受猪潲容祖儿

低俗表演党同意

垂范改造新香港

忆苦思甜更轻易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8

太祖放屁早垂范

2022-08-30

太祖放屁早垂范

党国文人亦赞叹

莫笑浅浅屎尿体

意境深奥需钻探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不懂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中国的粗鄙化？改革、文革、共产党、满洲鬼子、朱元璋、蒙古鬼子……皆属此类。

《欧洲官员痛批美方“无能” 纾困SVB违反全球准则》（经济日报 2023-03-16）报道：

金融时报（FT）报导，欧洲监管官员批评美国政府“无能”，对硅谷银行（SVB）倒闭事件的处理有如一场“灾难”，并私下指责华府公然撕毁自己参与拟定的一套倒闭银行清理规范。

欧洲一些高阶决策官员批评矛头对准美国政府保障SVB所有储户的决定，担心这将破坏一套全球议定好的机制。

欧元区某位高阶官员就表示，对美国主管当局的“无能透顶”感到震惊，毕竟2008年金融海啸已过了十几年，期间开过无数次“漫长乏味的会议”， 美方在会中倡议终结纾困，如今华府因应SVB危机时，却又决定走回头路。

欧洲监管官员最气的是，美国决定援引“系统性风险豁免”条款，违反自己订的标准—存款担保金额以25万美元为上限—却又声称SVB规模不够大、不适用于防范全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规定。

华府智库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法规监管专家Nicolas Véron说：“从金融稳定观点来看，他们实在是用大锤杀苍蝇。”他认为，把SVB事件指为系统性风险，是“十分可疑”的决定，也给未来进一步对未受保存款纾困立下危险先例。

一位曾经参与协商全球银行危机解决标准的英国前高阶决策官员形容，美方处理SVB事件是一场“灾难”。

2008年那场危机彻底改变了银行倒闭案的处理方式。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决策官员频频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总部开会，磋商建立清理机制，期能把银行倒闭的扩散效应降到最低。

那些机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让银行拥有者、债券持有人和其他未投保债权人承担损失，包括存款金额超过存款保险上限的储户在内。

当时，美方是这类政策的一大倡议者；但有别于欧盟和英国规模相似的放款机构，美国资产负债表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例如SVB，竟被视为规模“太小、小到不适用于全球资本、流动性和清理标准”。

美国联准会（Fed）现在正研议从严监管中型放款机构，但2019年Fed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却都是放宽银行清理机制的幕后推手，让资产额5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减轻监管压力。

美国政府宣称，SVB倒闭不会影响美国纳税人权益，因为纾困未受保储户的成本由其他银行支付。但一位欧洲监管官员指出，这种说法是个“笑话”，因为美商银行很可能把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客户，“到头来，这次纾困的代价还不是由市井小民埋单，而且获得纾困的还是富有的创业投资家。这么做实在不对”。

网民嚎叫：

SoWhatAgain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21:57

违反全球准则？？那准则是谁指定的呢？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8:33

美国都这样了，你还是在这里。

你怎么不赶紧上飞机！

+++++++++++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4:17:22

哈哈，欧洲怎么办呢？

跟着美国，只能继续被戏耍，赶紧跳船吧！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6:36

看到一半，觉得是莫名其妙的文章。再一看，经济日报发表的。恍然大悟。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抱怨美国的野蛮化过程——从2008年开始急剧地“共产党中国化”，其最近的顶峰就是武汉肺炎席卷全美和全球……正如欧洲急剧地中东化和非洲化。欧美若想主导全球政府，必须彻底变成野蛮人而不再假装坚守文明的底线。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古代文明世界干的事情那样……才能转型为大一统的“罗马和平”。

谢选骏：学界超男也要搭档

《学界“超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的丑恶嘴脸》 2008-3-20 经管之家 吴象婴）报道：

本人以前和邓正来仅见过两次面，听说他是我国最有名的教授、专家、大学问家。最近还写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心里对他很是崇敬。所以，2008年2 月16日，特在北京沈记靓汤开包间宴请他，还点了他指定要喝的存放15年之久的茅台酒。当时在座作陪的有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某，北大出版社下属公司总经理、文学博士高某(女)，某杂志社编审朱某(女)，某法院法官、法学博士后王某，还有我太太。

本想席间能一睹名人的风采，聆听名人的高见，谁知他除了一味地贬低别人外就是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自我吹嘘，说什么哈佛大学请他去讲课，他都不去，他在国内讲课，课时费要比中国的院士们高一倍，他现在正在做中国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都没人敢做的大事，如此云云。更教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得意忘形之余，居然还放肆地拍打起高某(女)的臀部，搂抱，亲吻高某 (女)朱某(女)，临别时

还强行搂住我太太亲吻。虽然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很开放，可见此情景，心里毕竟是不舒服的，但念其可能喝多了，便忍住没给他以颜色，只是暗思：此公品行如此，以后还是躲远远的。

岂料事不由己，用好酒好菜款待他，他还不满足。居然第二天便念念不忘起我太太来。短短时间里，又给我太太发手机信息，又给她发Email。

以下几段均出自此公之手，请大家赏析：

(Email来信)

2008-2-17 16：9：51

小X：你好！

这是我的邮箱。昨天见到你很高兴，我今天一早被接去见了活佛，并拜了师，欢喜得紧，以后你有任何事都可以来找我，没有问题的。正来

(我太太回信)

2008-2-18 09：33：01

正来兄：

您好！邮件已收到，不知昨日您拜见的是哪一位活佛，令老兄您如此欢喜？多谢您的关心，恭祝安康！

此后我太太在我提醒下，便不再理会他了。

2008-2-18 10：43：27

小X：我不喜欢叫你XX，因为大家一定是这样叫你的。你也别称您了，不亲。

我这个人特殊，哈哈。我见的是庙诚师傅，可好了，以后也带你去，真的很棒。

我下午再发一个好短信给大家，你也一定欢喜的。真好。正来

2008-2-20 16：32：54

我推荐朋友们都听听这首由一位盲人艺人演唱的《中国孩子》吧……

歌词：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爱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里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出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2008-03-8 08：43：07

XX：我现在已经正式调去复旦大学工作了，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法学和政治学教授，”高院”是许多人的学术梦想。它是一个直接归学校领导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其他院系没有关系，问老吴好，想你。

正来

诸位见此文后，也许会认为我小肚鸡肠，不过我实在不明白，此公能为人师表吗？此公的德行配当院长，教授吗？望诸位赐教。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见学界超男也要搭档。但是吴工不愿搭档，那就另寻——

《周国平：以真性情做真学问——邓正来印象》（2006年10月30日 周国平 中国青年报）报道：

当今中国学术界，邓正来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我之所以欣赏他，一是因为他有真学问，二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的手段。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就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邓正来正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如果想到社会上折腾一番，一定风光十足，能闹出特大的动静。然而，事实上他比谁都坐得住，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书桌前做学问。他喜欢用“闭关”一词描述他的这种状态。据我了解，他的“闭关”特别是针对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非学术、准学术活动的，决不去搀和这一类热闹。比如说，近些年里，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也恰好是他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可是，我们在热点风云人物的行列里看不见他的影子。他在做什么呢？他用了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阅读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阅读量惊人，惟恐漏掉一本应该读的书，发现有相关的新书出版，一定要托人从国外买来，哪怕读后发现此书价值不大，也是读了才放心。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研究性论著。 

在对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两种常见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罗列其观点，名曰客观介绍，二是取其一点，便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任意发挥。回想一下前一阵的所谓哈耶克热，这两种做法岂非十分普遍？这些当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从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中，我们也许可以略知何谓真正的研究。这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邓正来虽然“闭关”于书斋，可是，看一看十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诸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我们便可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切的学者。不过，他一般不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从来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他所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 

谢选骏指出：学界超男也要搭档，互相之间吹拉弹唱，那就色香味俱全了。

谢选骏：原名刘濛的作家柳萌在乌有之乡变成了流氓

《大作家柳萌——伟人性具上的一只虱子》（子虚先生 2008-07-25 乌有之乡》报道：

中国有位当代大作家，名曰柳萌，本名刘濛。据介绍，柳萌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曾遭批判受审查， 1957年被又错划为“右派分子”，先后发配北大荒、内蒙古劳动改造，一生最好的年华毁弃在荒唐年代。平反昭雪后，曾任《乌兰察布日报》文学编辑，《工人日报》文艺部编辑组长，《新观察》杂志编委、组长、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编审，《散文世界》杂志编委，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北京杂文学会理事。敝人孤陋寡闻，对这样一位头衔多得像个九头虫的大名鼎鼎的作家，要不是一位朋友最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将其大作《毛泽东吃软饭和中共的淫乱共妻》之一《“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2006年4月6日发于博讯）推介给我，我竟然对他一无所知。　　

在该大作中，柳大作家首先给青年毛泽东下了如下一些定义：一、满口连“宋楚瑜这个‘湘潭老乡’恐怕也学不来的”“难听的湖南话”的“乡巴佬”；二、“不知道哪个北大同学不认为”“是开了后门才混迹到北大来的”“三无人员”；三、凭 “自己的本事是不可能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的”、靠岳老子“找份糊口的工作”的、杨昌济“游手好闲好高骛远的女婿”；四、“‘专职游荡，兼职写作（或者闹事）’的人”。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过捞了个作家、编审之类的头衔，而毛泽东这样一个刘邦式的无赖却成了一代领袖人物，这着实让柳大作家很不理解。于是他独辟蹊径，“去探讨领袖的性魅力”，终于“不容置疑”地发现，“作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其性魅力在他成功的过程中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柳大作家画了一条毛泽东的发迹轨迹线：“老毛——和杨开慧结婚——杨济昌介绍——李大钊——陈独秀——中共一大——国民党宣传部长——毛委员——从此一发不可收——”。在这条轨迹线中，柳大作家是把“和杨开慧结婚”作为毛泽东成功的关键看待的。　　

据柳大作家说，“杨开慧并不漂亮，甚至是有点土”，毛泽东为什么追求她呢？原因就在于“杨的父亲杨济昌是全国知名的教授！是真正五四的参与者、是风头无两的五四巨匠们的铁哥们！小毛，这个忘记带‘暂住证’的乡下伢子对杨女儿的追求，那种鲜明目的性是十分强烈的”，“动机是不在话下的”。反过来，杨开慧这样的大家闺秀又为什么“并不嫌弃”“老毛这样‘专职游荡，兼职写作（或者闹事）’的人”呢？原因就在于“老毛的功夫了得”。　　

接下来，柳大作家对“老毛的功夫”作了如下一些描述：“据可靠消息来源，他年青时一晚上十来次没有问题，即使是在井冈山斗争的最艰苦的时期，他老人家这方面的表现仍然值得称道！有诗为证：‘山头旌旗在望’、‘山下鼓角相闻’，最高潮的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我自岿然不动’！他老人家那时的‘农奴戟’确实很厉害！”“即使老毛扎根井冈做‘山大王’的时候，他也要找贺子珍来做‘压寨夫人’——贺是当地地方势力领袖的大家闺秀！看老毛的手段，做‘土匪’也不忘记吃软饭呀！”“对性方面的能力老毛是相当自信的，他老人家不无吹嘘写到：‘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　　

柳大作家在文章开头宣称，其“探讨领袖的性魅力”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们知道‘主席也是人嘛’的颠覆不破的真理。”是啊，主席也是人，柳大作家也是人，柳大作家的父母、家人都是人，正如柳大作家所说，都需要“性感”。但不知道柳大作家、柳大作家的父母、家人过性生活时，是不是都如同禽兽一样，摆在大路或大街上公开进行的。如果是公开进行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柳大作家一族，原不过是禽兽一族。既然是禽兽一族，嘴里当然就吐不出人话，只当是禽兽语言不予理睬罢了。但人们还是希望柳大作家是人而不是禽兽，既是人而不是禽兽，就应该不仅知道人人都需要性生活，人人都要过性生活，而且知道人人都不会同禽兽一样公开自己的性生活。既然人的性生活是不公开的，那主席的性生活，特别是井冈山以前，柳大作家尚未出生时的性生活，柳大作家又是如何如同身临其境，知道得那样详尽的？只有一种可能，柳大作家是一只寄生在伟人身上的虱子，而且不是寄生的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寄生在伟人的性具上。因为虱子太渺小，眼光太短视，一根汗毛也可能挡住它的全部视线。只有寄生在性具上，才可能看得那样清楚。尽管我们希望柳大作家是人，但不管怎么论证，柳大作家都不是人，而是连禽兽也不如的一只虱子。　　

世界上有一种人，喝足人民的血汗后，精力过盛得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性生活，但把一代伟人成功的“秘诀”也看成“性功夫了得”，把伟人流芳千古的诗词绝唱也理解为性生活的表达，恐怕柳大作家还是第一人。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柳大作家，柳大编审，原不过是个低级得不能再低级、庸俗得不能再庸俗、下流得不能再下流、卑鄙得不能再卑鄙、除了性还是性的性工具而已。让这样的人当上大作家、大编审，真是让人类倒退了一亿年。

谢选骏指出：在“乌有之乡”里，这个原名刘濛的作家柳萌，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