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变坏蛋，书就畅销

[《我的奋斗》美国出版史：希特勒与美国作家的战争]（2019-01-08 | 徐悦东）报道：

2016年1月8日，德国新版《我的奋斗》的发布会。

 

出版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是不是用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出版就没有问题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的美国出版史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离奇的是，《我的奋斗》的美国版，还差点阴差阳错地摧毁了一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在德国，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似乎是“第一禁书”。在二战后，拥有该版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为了防止纳粹思想的传播，一直反对这本书再版。但是，在2015年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版权到期之后，第三方将无需获得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许可，就可出版该书。为了防止不负责的出版商因经济利益炒作，巴伐利亚州政府决定在2016年再版《我的奋斗》，但加上了带有历史学家的评论注解，其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正确看待历史。

关于《我的奋斗》的是否应该出版，本身就携带争议：出版这种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对此，美国有No Platform运动，即认为出版社不该成为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平台。这也跟《我的奋斗》在美国跌宕起伏的出版史有关。当年，《我的奋斗》也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出版的。《我的奋斗》的出版争端就曾差点摧毁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成为了美国出版史上的一段离奇往事。

受希特勒迫害的艺术家的名单很长——从茨威格到费利克斯·纳什鲍姆——但他们都没有像约翰·范特（John Fante）一样，跟希特勒似乎八杆子打不着。范特作为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生活写作，希特勒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范特在生前只受评论家赞扬，并不受读者欣赏。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约翰·范特因糖尿病去世后，他先前的作品才引起了热潮。那么范特是如何遭此“厄运”的呢？这都要从1933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出版商之一——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讲起。

批判性地出版《我的奋斗》，背后却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同谋

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是19世纪以来的“出版帝国”，它曾经也拒绝出版过一些被监禁的政治家的回忆录和奥地利政治强人的作品。但是，在1925年，希特勒通过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的删减版。这是因为这书在德国卖得很好，引起了海外市场的兴趣。

在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之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得到了《我的奋斗》的版权。那时，正好是德国国会纵火案后的两月，这个事件使得希特勒独掌大权。凭借这本书的独家经营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它也成为了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出版社Eher-Verlag的合作伙伴。这两个出版社，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慕尼黑，很快达成了这样一项独家协议：在美国每卖出一本书向希特勒支付50美分。1933年7月13日，英文版《我的奋斗》正式出版了。在发布词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罗杰·斯卡菲（Roger Scaife）说：这是德国独裁者第一次向美国人民讲话，他以自传的形式讲了一个伟大民族崛起激动人心的故事。

从发布词上可以看出来，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层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和希特勒接近。当时，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就曾引起犹太人的抗议。罗杰·斯卡菲曾为此事写信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有信心可以说，我们这本教科书没有惹出任何麻烦。只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抗议而已，而不是所有人都不齿的事……我也很高兴，有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也赞同了我们的立场。”罗杰·斯卡菲的结论是：抗议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

在出版《我的奋斗》时，罗杰·斯卡菲还对希特勒解释道，尽管受到抗议，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依然坚持我们的计划，希望这书能引起广泛的讨论。”而罗斯福总统早已看过《我的奋斗》的德文版，他说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翻译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人们没准会错误地理解希特勒。”

事实上，不止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1933年以前，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着跟德国有着经济利益。1939年，德国纳粹党还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德美联盟”（German American Bund）的集会。不过，《我的奋斗》在1933年正式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太好，在美国卖了4633本（那年全世界有一百万本的销量，大部分都是德国的）。在1937年，美国《我的奋斗》的销量减少到1723本。

直到1938年，欧洲的绥靖政策使得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人对希特勒的兴趣开始上升。所以，1938年《我的奋斗》美国的销售额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变成了“自由世界”的畅销书。

销量的上升，也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通过降价、改版和积极的营销有关。新版的《我的奋斗》，收录了被驱逐出纳粹德国的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文字。“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我鄙视书中的任何想法，”她写道，“阅读这本书是我们生活在美好时代的人的责任，它提醒我们要珍惜民主自由，让我们知道文明的挑战是什么。”

最初，希特勒的代表对这种推广方式很不满，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做出解释。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试图在一封信中安抚他们的德国伙伴，“这本书在原版印刷的销售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为了确保书籍热销，新的促销方案是可取的。”这被证明是对的，在1938年，超过14000人买了此书。

当然，也许在那时，这本书畅销与否已经不在希特勒考虑的优先事项里，即使他靠《我的奋斗》在国内和欧洲赚了数百万美元。因为希特勒那时已经从德国总理成为了独裁者，并通过“长剑之夜”清除了许多政敌。并且在1935年，纽伦堡法律将犹太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

倒霉“的范特和”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失败

在1938年，约翰·范特才29岁，他在三餐不饱的情况下出了他第一本书——《等到春天，班迪尼》（Wait Until Spring，Bandini）——他是通过“斯塔克波尔与儿子”（Stackpole and Sons）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是一本优美的小说，其中出现了范特大部分作品中都反复出现的角色：班迪尼。班迪尼的原型就是范特。班迪尼经历了来自美国人对意大利裔的偏见；他很自负、搞笑，是个妄想狂；他和范特一样，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范特的小说混合了绝望和傲慢、希望和痛苦；他的乐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范特就跟“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编辑威廉·索斯金（William Soskin）提出了写第二本书的想法，那本书就是《问尘情缘》（Ask the Dust）。

在1938年年底，威廉·索斯金写信告诉范特，他和斯塔克波尔——一战的英雄和出版社的老板，都非常想出他的新书。“由于第一本小说的出售的困难使得成功早早结束了，”他写道，“但这为他建立了相当高的声誉。”他们对这本书期望很高。“市场将会接受你这本书，”他写道。对于在贫困中的范特来说，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信在最后写道， “祝你圣诞快乐！祝福你明年财源滚滚！”

索斯金和很多编辑一样，知道告诉作者他想听的东西。虽然《等到春天，班迪尼》受到评论家的欢迎，但在市场上并不成功。市场会欢迎第二部范特的小说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尘情缘》证实了这一点，它只卖了8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300美元）。根据出版社的估计，这笔费用只够支付范特写这本书时四个月的开销。但索斯金没有花太多时间，就让范特相信自己注定伟大。就如班迪尼，范特的另一个自我，会幻想他在文学万神殿的地位一样。

碰巧的是，当索斯金写信给范特时，他同时也在追求另一个自负的作者——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1925年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他是“无国籍德国人”。这也是“斯塔克波尔与儿子”也想出版他的书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据1909年的美国版权法，该书对公共领域开放。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打算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一拼高低，出版《我的奋斗》。爱默生学院的唐纳德·兰基维茨（Donald Lankiewicz）教授认为，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快速回应，阻止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抢夺市场的行为。因为希特勒的经纪人在柏林收到了通知，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限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出版事宜。

可是，这并没有奏效。这两个出版社竞相把未删节版本的《我的奋斗》推向了市场，并且都卖得很好。于是，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想用法律手段来捍卫他们的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起诉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

尽管这两个版本都卖得很好，仅需几个月就能卖出11500本。但是，这场法律诉讼的费用很高。我们可以想象，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这样的巨头相比，像“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这种独立出版商的财务压力肯定很大。这案件最终上诉到高等法院。法官的判决认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出版公司所“提出的关于原告版权的所有权和有效性问题不容置疑”。但是，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彻底胜利，它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

1939年6月，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宣布驳回了这一裁决，并认为无国籍人士“有权享受美国版权法的利益”。这个判决宣布于希特勒入侵波兰的12个星期之前。1939年10月下旬，随着纳粹分子开始驱逐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要求继续审理此案的请求。

1940年，当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准备撤退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继续用法律进行抗争，但这似乎注定要失败。1941年，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入侵苏联时，实际上他已经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作为他的出版代理人。1941年8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做出最终判决，宣布“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支付赔偿金。希特勒胜利了。

为什么《问尘情缘》在市场上失败了？

因为这场诉讼，“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破产了，这也使得范特的才华被埋没起来。就如《波士顿书评》的专栏作家尼尔·戈登（Neil Gordon）说：“‘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被希特勒起诉，因为他们出版了未经授权的《我的奋斗》。”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在今天依然营业，变成了斯塔克波尔图书（Stackpole Books），并已经出版了上千本图书。这是因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并没有被希特勒彻底杀死。他们被一位美国出版商拯救了。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所出版的范特的书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会做营销。就如朱迪丝·施奈尔（Judith Schnell）——现任斯塔克波尔图书的编辑所说：“斯塔克波尔图书运作模式不需要什么公关或宣传，它不是这种公司。”

黑雀出版社（Black Sparrow Press）的出版人约翰·马丁（John Martin）——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出版了范特的书——说，虽然诉讼影响了范特一举成功的机会，但是不管有没有诉讼，他的处境估计都一个样。“我们必须要知道，《等到春天，班迪尼》和《问尘情缘》发表在大萧条时期。两者都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不是流行小说。”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我的奋斗》的诉讼插曲，美国民众也很可能对范特的小说不感兴趣。范特在战争中为战略服务办工作，也无法继续写作。而其他以前被低估的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在战争期间却收获了许多读者。

范特的传记作者史蒂芬·库珀（Stephen Cooper）认为，《等到春天，班迪尼》得到了评论家正面的回应，而《问尘情缘》则评价不一，范特当时的失败不能完全责怪希特勒。

作家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把范特的作品带到了黑雀出版社，他在1977年的一次书面采访中认为，“看看莫扎特、梵高等人，人们当时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大多数人几乎总是和当时最好的人物脱节，因为在当时他们从未有机会了解他们。”他认为，时间的流逝反而让范特的作品显得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有关于毒品、性和种族问题——这变得能以接受。

那么范特怎么看待希特勒在美国赢得的诉讼呢？他在1978年对一位采访者说：“的确他赢了诉讼，所以这花光了出版商所有的钱……《问尘情缘》的出版推广计划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有其他更重要的书需要出版。”

这或许是一位作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范特的妻子乔伊斯，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的妻子整理了范特的作品，并且保留了范特的版税声明。范特在1941年1月21日的版税声明显示，截止到1940年10月15日，《问尘情缘》出版后，他收回了800美元预付款的一半。这意味着他2200本书中卖出了1600本。

这证实了范特声称的，他的书销售状况良好。但是，这些数字和接下来就形成鲜明对比，在后面两个版税期间，《问尘情缘》仅分别售出15本和19本。毫无疑问，希特勒赢得的这起诉讼，对范特的小说销量影响颇大。

重新发现范特

毫无疑问，范特很倒霉，这场诉讼改变了范特的一生。“如果不是希特勒横插一脚，这将变得很有趣。” 范特纪录片的制片人弗兰克·斯波特尼茨（Frank Spotnitz）说，“这是完全偶然的事件，跟范特毫无关系……范特是受害者。”

但是范特的坏运气不太可能被战后的好运抵消。对范特来说，战后的岁月过得相当不错，但他没有写更多的小说。因为他当了编剧。范特的收入使得他能够支持他的家人和庄园的生活。1952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活力》（Full of Life），他把它归为班迪尼系列的延续——故事围绕着一位在洛杉矶苦苦挣扎的作家，一位怀孕的妻子，还有一位酗酒的父亲展开。范特承认这部小说很一般，这是因为他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的。在那之后，他在经济上“成功”了，这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他还把很多短篇小说卖给了许多杂志社。但是，人们忘记他曾是一位严肃小说家。

根据史蒂芬·库珀的说法，如果说范特有什么不满的对象，那就是好莱坞，而不是出版界。“他的好莱坞生涯使他痛苦，”库珀说。这就跟福克纳一样。事实上，福克纳曾向范特多次表达了同情。在好莱坞，范特虽然从来没有被控制过，工资很高，但是他只是工作室雇用的一位一次性的作家而已。

直到查尔斯·布可夫斯基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看到他以前的小说，并爱上了他。此外，还有《洛杉矶时报》的撰稿人和诗人本·普莱森茨（Ben Pleasants）和剧作家罗伯特·汤（Robert Towne）都很喜欢他以前写的小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范特为美国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968年2月28日，范特终止了他和出版商的合同义务。1977年，他时隔25年后，出了第一部小说《葡萄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Grape）。罗伯特·汤选择了改编它的电影版权，科波拉导演也很喜欢此书。

最有趣的是，范特为这本新书选择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出版。他说，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出版商和作者已经不会互相讨论了。这本书尽管受到极大的赞扬，但卖得并不好。“我认为作家必须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痛苦，”范特跟本·普莱森茨说，“我认为，痛苦是能摧毁人的，这可以让人萎缩……我一生都在因此挣扎。”

在1980年，范特的版权再次被一家独立出版社掌握，这一次是为了实现1938年索斯金所承诺的梦想。黑雀出版社让范特的小说备受欢迎。1982年，范特的最后一本书《来自邦克山的梦想》（Dreams from Bunker Hill）出版，这时范特已经盲了，失去了双腿，这书是由他妻子根据他的口述整理而成。

自人们重新发现范特以来，范特的书已经在美国销售了几十万本，甚至在国际上广受欢迎。《问尘情缘》也被搬上荧幕。在2010年，洛杉矶还正式命名了 “约翰·范特广场”。意大利在阿布鲁佐还展开了约翰·范特音乐节。2018年，BookScan的数据显示，范特的《问尘情缘》卖出了更多本。2019年，这本书也庆祝了80周年出版纪念。

到底应不应该允许出版宣扬极右思想的图书？

在1941年12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时，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有效地结束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后来，《我的奋斗》在战争期间再次成为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摇钱树。在关闭了外国人财产保管办公室之后，美国政府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瓜分了这笔收益。他们的合作关系维系到1979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以不到4万美元的价格从司法部门完全购买了这些版权。在1979年到2000年之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继续出售《我的奋斗》，净收入在300000到700000美元之间。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2000年之后，宣布捐赠1979年以来，《我的奋斗》所得的利润，给大屠杀相关的慈善机构。

近年来，范特被重新发现，而极右翼图书该不该出版的问题也备受美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随着另类右翼的崛起，#NoPlatform运动也受到了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的欢迎。这意味着出版业不应该成为宣传极右翼思想的平台。比如，另类右翼者米洛·伊安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书就被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取消了出版。

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希特勒统治蓝图的邪恶面，二战是否能被阻止？当时出版的版本是否能让美国人认清它的邪恶？对于当时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危险的宣传手册，每一分钱都与希特勒有关，沾满着鲜血。

几乎所有出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商都说，他们出版是为了让公众提升意识，而不是受利润的驱使。如今天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版本的《我的奋斗》，则这样描述：我们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或造成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阅读《我的奋斗》，并要记得它是如何蛊惑人心的。这部作品似乎成了历史文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暴行中学习，以创建更光明的未来。

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学经纪人之一——认为，今天的出版商依然敢于发表很多政治强人的回忆录，他因此感到害怕。自希特勒去世以来，德国也出版了新版的《我的奋斗》。尽管它每一页都有着重要的评论，然而，《我的奋斗》再次变成了畅销书，还再版了九个版本。

如今，范特的书的确找回了他们的观众，岁月似乎战胜了希特勒的影响，尽管如此，这将是一个教训。史蒂芬·库珀讲，范特的遭遇和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因为它表明，从个体到全球化，从作家的战争到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右翼思潮崛起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本文编译自Ryan Holiday的“How Hitler Nearly Destroyed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原文发表于 The Medium，有增减改动。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后，他的书才开始畅销——因为人一变坏，书就大卖。无独有偶，约翰·范特也是如此，只有低级下流，书籍才能畅销。出版奸商们似乎很懂这个道理，所以拒绝出版好人写的书，直到好人熬成了坏蛋，那时书就畅销了。

谢选骏：千万不要盲目人类的原罪、碳基生物的局限

《南大胡福民教授名言： 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 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 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白鸥）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执笔者一一南大的胡福明教授2023年1月2日仙逝，享年87岁。

胡教授曾给他的博士生们赠送过“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

胡教授还说过，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事。

发布于 2023-04-07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扬子晚报

2023-01-02）报道：

1月2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获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今晨6时40分去世。

胡福明，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荣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据《党建》杂志社报道，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

9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000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

后来，其他一些同志参与研究修改这篇文章，数易其稿，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转发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载。

2018年8月出版的《我的学术小传》中，胡福明说：“经过了一些事，我更坚定自己的一贯主张，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胡福明荣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只知“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却不懂“千万不要盲目人类的原罪、碳基生物的局限”。因为胡教授只知胡人的真理，不知上帝的福音。

谢选骏：保密的判决显示缺乏自信

《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丁家喜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获刑”》（2023年4月10日）报道：

周一（4月10日），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 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获刑12年。

维权网报道称，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8年，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向BBC确认了相关判刑。

她对BBC表示，律师只告诉了家属刑期，他们不被允许跟家属分享判决书。

截至到10日下午5点（北京时间）， 中国官方没有发布和宣判任何相关信息。

案件缘起2019年12月中，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一次聚会，随后中国公安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抓捕参加聚会的人士。

因预感自己亦会被捕，许志永从北京逃亡，辗转各地，最终在2020年2月15日于广州被捕。在逃亡期间，许志永就BBC中文的采访问题在一份视频答复中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

去年6月，两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不公开审理。

今年4月5日，丁家喜和另外两位人权律师常玮平及李昱涵的家属发出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的公开信，称亲人遭到酷刑、秘密审判、超期羁押和剥夺亲属会见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张军进行调查。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称，公开信发出不到6个小时，就收到了许志永和丁家喜即将被宣判的通知。

她在推特上公开了两人的法庭陈述。许志永的法庭陈述称，梦想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

“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他说。

罗胜春曾多次指控中国当局对丁家喜进行酷刑虐待，包括剥夺睡眠、坐老虎凳等。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此前也披露，许志永曾被限制饮食，每餐只有一个馒头。BBC中文尚未能核实这些说法。

人权观察近日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撤销对两位中国最著名人权律师暨维权人士基于无据指控而作出的重刑判决。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到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

许志永和丁家喜

今年50岁的许志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参与多起维权事件，也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2014年他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有期徒刑4年。

2020年，许志永在逃亡途中发表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文中指习近平不是政治家，无能力处理重大危机，劝其让位。

许志永在2020年2月被捕后，2021年8月被起诉。他的女友、劳工维权人士李翘楚在2022年3月也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55岁的丁家喜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被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谢选骏指出：这个保密的判决似乎显示了缺乏自信——不像五十年前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到处张贴死刑布告宣扬恐怖主义吓唬废垃。

谢选骏：欧盟沦为次等角色

 

《马克龙冯德莱恩结束访华：乌克兰问题难见突破 ，俄罗斯冷嘲热讽》（常思颖BBC中文2023年4月8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日（7日）访问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后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之旅。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的红地毯，到首都影视文化名人与其互动，再到由习近平主席陪同聆听“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古琴演奏，中国竭尽所能对马克龙的到来表示欢迎。

和马克龙一起来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画面则几乎只出现在中、法、欧三方会谈的背景下。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此次联袂访华被认为是分别扮演红、白脸，旨在互为补充地展现欧洲团结，尤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致希望中国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这一目标并未达成。除了与中国通过了一长串经贸合作协议，在敦促中国调解俄乌冲突方面几乎没有成果。

“这次联合访问原本是为了展示欧洲的团结，但实际却突显了一个自信的欧盟领导人和一位渴望表现的成员国，牺牲了欧盟的团结。”欧洲智库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的冯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博士说。

“中国对俄罗斯有影响力，俄罗斯也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支持，但中国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这种影响力，只不过是为了从中俄关系中获得其他方面的让步。”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资深研究员司马安洲（Andrew Small）说。

“对欧洲来说，展示出它已经用尽所有途径，而中国并没有诚意，这一点很重要。”

马克龙、冯德莱恩强硬促谈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23年4月5日抵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欧盟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同时到访。

马克龙周四（6日）敦促习近平利用其影响力与俄罗斯沟通，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

“我知道可以指望你，让俄罗斯回归理性，让所有人都回到谈判桌前。”马克龙在闭门会议前对媒体表示。他旁边坐着习主席。

他还说，“我们不仅希望结束冲突，也希望乌克兰国家的主权得到尊重。这些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条件。”

在马克龙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冯德莱恩举行了个人新闻发布会，公开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协助其在乌克兰的战争。

“对侵略者进行武装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此前中国被质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但中国表示否定。

冯儒莎认为，冯德莱恩至少概述了欧盟的底线，让中国知道如果向莫斯科提供武器面临的后果，“这有可能说服北京开始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中国外交部公开信息中，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以上讲话并没有被引述。外交部称他们均赞赏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所的努力，并一致表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冯德莱恩在会晤后举行了个人新闻发布会，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

中国不提俄罗斯

对于外界所期待的，北京是否愿意向莫斯科施加影响力，中国官方并没有说明，甚至没有提到俄罗斯。

在与马克龙召开闭门会议前，习近平重申“中方坚持劝和促谈、政治解决”，并表示“尽快重启和谈，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他还重申反对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反对武装攻击核电站等民用核设施。

以上阐述并没有超过中国此前发布的十二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22年2月北京会晤时宣布，两国合作“无止境”。此后不久，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今年3月，习近平到访莫斯科与普京会面，再次强化了中俄关系。中国2月底发出十二点立场，呼吁政治解决为克兰危机。但似乎进退维谷，一方面，违背莫斯科的意愿会对中俄关系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在普京试图升级战争的情况下，继续对莫斯科表示支持将令中国陷入泥潭。

普京总统3月25日表示，他将把战术核武器（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部署到乌克兰的邻国白俄罗斯。

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参观广州市松园。

4月7日，马克龙在广州与学生见面。

习近平愿与泽连斯基对话？

根据通讯社报道，冯德莱恩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二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她说，“我听到习主席重申，在条件和时间合适时愿意对话，这很有趣。我认为这是积极因素。”

这一点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里。泽连斯基3月向习近平发出对话邀请，中国未有表示接受。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认为，中国至今也没有否定，“这实际上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他认为，中国提出十二点和平框架后，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泼冷水，挫伤了中国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如果西方多说一些鼓励的话，那么中方所说的‘适当时机’应该会很快到来。”

冯儒莎博士认为，即便欧盟阐述了自己的底线，但目前欧盟内部缺乏团结，对其向中国施加影响力造成了损害。

“在应该多大程度强化对华立场上，成员国意见不一，这给北京继续保持平衡带来了空间，”冯儒莎说，“因此，目前对中国采取负责人的行动并不抱希望。”

俄罗斯冷嘲热讽

在法欧领导人访华期间，莫斯科对北京调解乌克兰冲突的前景泼了一盆冷水。

根据法新社，莫斯科周四表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乌克兰推进攻势。

“毫无疑问，中国具有调解（冲突）非常有效的指挥性潜力……但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说。

时隔一天，莫斯科再次针对中法欧会谈表态。根据路透社，克里姆林宫强调中俄之间有着自己的“丰富关系”，并质疑中国会在外部压力下改变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

“中国是非常严肃而强大的国家，有自己的主权地位……不是那种在外部影响下迅速改变立场的国家。”佩斯科夫告诉记者。

俄罗斯媒体对法欧领导人的成果冷嘲热讽。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Channel One ）表示，马克龙“以适当的风格得到了满足”，但是“习不动声色，马克龙听到的话以前都说过了”。

该电视台引述了西方媒体关于马克龙未能说服习近平的评论，并表示：“这就是当一个附庸国试图制定独立政策时会发生的情况，结果并不是很好。”

至于冯德莱恩，她“计划与习近平强硬对话，但最终没有强硬起来”，第一频道认为, “欧洲在中国寻求的不仅是乌克兰冲突中的调解者，还有经济上的救生圈。”

谢选骏指出：本说英法德都已沦为次等角色了，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总和加起来例如欧盟，也沦为次等角色了——他们向共产党摇尾乞怜，还想以此讨价还价，似乎不想知道自己已经沦为次等角色了。

谢选骏：中原王朝为何培育不了牛仔与哥萨克

《外国断崖发现中文，经过翻译后，专家当场大哭：终于找到了》（2023-04-12 佚名）报道：

   

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班固

众所周知，在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之一。像秦汉时期匈奴大军，秦始皇还专门派遣大将蒙恬前往边关修筑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军队，直到汉朝才开始渐渐打退匈奴，扩展了很多领土。

最为出名的便是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铁骑了，横扫欧亚大陆，根本没有对手，南宋也最终被他们所消灭了，才有了后面的元朝。但元朝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朱元璋推翻，蒙古人的政权也被打退到今外蒙古地区。所以，要是在我们周边国家发现有古文痕迹也实属正常，因为在大败匈奴或蒙古军队后，古人总会在当地记载他们的功绩。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恰好在我们的邻国外蒙古境内发现了一处汉字石刻。当时，有两个牧民在外放牧过程中，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他们二人只好到附近杭爱山南麓躲雨。但就是在躲雨的过程中，他们突然发现在崖壁上有类似文字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认识，只好上报给了当地有关部门。

可是令当地有关专家比较头大的是，那些文字很明显不是蒙古文，他们也无法解读其中所表达的意识。一直过了二十多年，于2014年他们决定将这一发现告知我国内蒙古大学的齐木德道尔吉，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蒙古学家，说明不定他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在齐木德道尔吉实地考察之后，他认为那些崖壁上的文字很有可能是我国古代时期的文字。

从古人造字以来，我们的汉字已经发展、演变了很多代，才成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形态。不同时代的古汉字和如今的汉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齐木德道尔吉对此也不能完全肯定。

时隔三年后，在2017年我国的内蒙古大学和蒙古国的成吉思汗大学联合组成了考察团，对杭爱山上的古文字进行了深入研究，专家们看到这个石刻时，更是激动不已，经过查阅资料，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古文字为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写的《封燕然山铭》，而如今的杭爱山在古代就叫做燕然山，经过多年，终于找到了燕然山的位置。其实，在此之前我国的学者已经从很多古籍中发现了《封燕然山铭》的存在，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实体，没想到竟然在蒙古国境内。

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疑惑，不是之前已经在古籍中发现它的存在，为什么还不能按照古书中的线索去寻找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古代时期的地理位置以及名称经常会改变。尤其在北方，先后经历了匈奴、突厥以及蒙古政权，他们之间的语言文字又不相通，可能对于一个地方往往有很多种说法，所以才导致迟迟没有发现《封燕然山铭》。

《封燕然山铭》整篇文章大约有260多个字，但因为其中一些字体受风化侵蚀严重，有四十多个字已经无法辨认。但对理解整篇文章还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其内容主要是对当初东汉军队大败北匈奴整个过程的记载与歌颂，以及宣扬大汉王朝的天威。

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频繁地进攻匈奴部落后，匈奴就分为了几部分。有的逃到了中亚地区，在那里建立起了自己新的政权；而有的与汉朝通过和亲成为藩属国；最后还有一部分则坚持与汉朝为敌，北匈奴就是这样的一支。

当初成为汉朝藩属国的南匈奴受到侵扰，请求大汉出兵攻打北匈奴，身为国舅的窦宪主动请缨、封印挂帅。因为在此之前窦宪仗着自己外戚的身份在朝中嚣张跋扈，被皇帝治罪，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将功赎罪。有一说一，窦宪虽然在朝堂上表现不好，但并不代表他不会带兵打仗，多次大败匈奴，前前后后俘获了对方二十多万人。

最后，窦宪一直带兵追到了燕然山地区，为了记录这一次与北匈奴之间的大战，特意请随军出征的班固做了一篇《封燕然山铭》，刻在了南麓的崖壁上。而这一篇文章也成为了古代在边塞地区记录功绩的源头，后世都有效仿，因此还演化出了“燕然勒功”这个成语。

实际上，在古代今天的蒙古国也在我们的领土之内，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在边界地区失去了很多领土。刚刚被发现的《封燕然山铭》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过相对于惋惜历史，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意义重大的石刻有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并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对我们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有很大贡献。

谢选骏指出：汉朝大破匈奴为几部，唐朝大破突厥为几部，明朝打破蒙古为几部——但是中原王朝为何培育不了美国式的西进牛仔、恶果式的东进哥萨克，无法形成自己的北进殖民？诚然，这里有气候的原因。但是也有宗教的原因——中原人固执于“华夷”观念，不知万民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认定那些蛮荒之地不值得开垦，于是拱手让人，结果养痈为患，自己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逆向吞噬。所以，我坚决反对“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之类的说法，而坚持用“中国文明”、“中国民族”的超越民族藩篱的统一观念取而代之。中国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这是由中原以外的周人代入的，因此形成了“中国”。相反，如果因循那个基于“华夷之别”的“中华”，则只有继续被动挨打，永远无法整合全球了！

谢选骏：用酒杯喝咖啡

谢选骏：用酒杯喝咖啡

《咖啡与红茶，一杯向西，一杯向东》（2023-03-30 温哥华港湾）报道：

咖啡和红茶，两种大家熟悉的饮料。冬日的街头，手拿一杯Tim Horton或星巴克咖啡，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是温哥华常见的都市风景。而华人说起红茶，更是如数家珍。很多人不远万里，从国内背来自己喜欢的红茶品种，或送人，或自己留着享用。神秘的咖啡因，让这两种饮料，一旦喝过，很难不上瘾。

而旅行到不同的国家，品尝当地特有的咖啡和茶，顺带了解欣赏其所包含的风土人情及文化渊源，也是一种新鲜有趣的经历。

1. 欧洲咖啡的鼻祖，土耳其咖啡

土耳其咖啡，又叫阿拉伯咖啡，指中东一带特有的咖啡调制饮用方法。传说它的发现和传播是借助了奥斯曼帝国的大肆扩张。

16世纪初，好战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野心勃勃地出征埃及。过程中在也门发现了一种挂着红色浆果的灌木。而这，正是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最终，塞利姆苏丹打败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将帝国版图延伸至北非，西阿拉伯半岛和黎巴嫩、叙利亚、亚美尼亚地区，包括早已受其掌控的希腊、波黑、罗马尼亚等地区，使奥斯曼土耳其成为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超大帝国。

到其子苏莱曼一世时，帝国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稳固。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就这样将咖啡从阿拉伯半岛带到了帝国的其他领土范围，甚至更远的地方。咖啡先是从也门扩及整个中东，再抵达伊朗、印度和东欧，最终到达了西欧、美洲和东南亚。16世纪80年代末，威尼斯成了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外最早提供咖啡饮料的地方。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就已经出现了咖啡屋，那是土耳其人展开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样的场所，也随着贸易的流通、文化的输出，传播到世界各地。咖啡很快成为了风靡西方世界的饮料，咖啡厅的存在也越来越普遍。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引领了世界上第一次消费革命也不为过。

原来对咖啡不太了解的我，一直以为意大利咖啡才是欧美咖啡的祖师爷，看看走到哪里都有的星巴克，加拿大本土的Tim Horton’s，Blenz，里面都有熟悉的卡普奇诺、摩卡、拿铁等几十种花样，每一种都拥有大量的粉丝。土耳其咖啡呢，基本还是流行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东欧南欧这些奥斯曼帝国曾经的版图上，历史悠久而鲜有变通，反而更保留了咖啡的原汁原味。

土耳其咖啡的调制完全不需要借助现代化的机械。首先要将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磨成细细的粉末，然后将咖啡粉、冷水和糖一起加入咖啡壶，在炉子上慢慢煮。

根据个人喜好，土耳其咖啡分为4种口味，无糖（sade）、少许糖（az şekerli）、半糖（orta şekerli）、全糖（çok şekerli）。除了制作过程中放入的糖，土耳其咖啡不加奶或伴侣。

传统的土耳其咖啡壶是一种带着长柄的铜质小壶，看着样子就很古朴沧桑的感觉。当壶内的咖啡混合物逐渐冒泡时， 就可以把咖啡壶移开，倒入小杯子中，就可以喝了。

还有一种做法是用温热的沙子将咖啡煮开或加热。将咖啡壶在沙子中不停转圈摩擦，壶里的咖啡慢慢加热翻滚。就像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看到的这样。

等亲眼看到喝过，才发现土式咖啡更像是粗放版的espresso浓缩咖啡，因为少了过滤环节，所以即使沉淀很久，嘴里还是有些微渣渣。味道对于已经习惯喝咖啡的人来说，倒也不是难以接受。连同咖啡一起端来的，通常还有一杯水和一块软糖。喝咖啡前先喝水清清口腔，能更好地享受咖啡本身的浓郁味道，切忌在喝完咖啡后再喝水，那是在暗示你认为咖啡不好喝。而软糖则是为了中和咖啡的苦味。

土耳其咖啡在土耳其民间有着十分郑重的含义。碰到婚丧嫁娶等重要仪式时，都会喝土耳其咖啡。它代表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和友好。想起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天，因为决定回国之前还要回到同一家旅馆住宿，旅馆主人非常高兴，特意在早餐时为我们准备了土耳其咖啡。这是我们第一次品尝到地道的土耳其咖啡，传说终于变成了现实，快乐和喜悦自然是隐藏不住的，也感受到了主人真挚的感激之情。

土耳其咖啡的一大特色是不过滤咖啡渣，因此喝完咖啡在杯底会留下渣滓。而正因为此，在民间又催生了一项神秘而古老的生意。先将盘子扣在咖啡杯上，再倒过来扣在桌子上，渣滓就会留在盘子上。占卜师根据渣滓在盘子里的留存形状和位置，来预测当天的运势。是不是靠谱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参与者增加了额外的情趣。

不过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占卜大师行踪隐秘，需要提前做好功课，按照旅游达人给出的提示去找。像我们在歌乐美玩的时候，随便找了家街边的咖啡厅，想见证奇迹，终究是落空了。

土耳其咖啡特殊的制作和饮用方法，使得它不像如今的“速食”咖啡一样，可以随便拿在手里。喝土耳其咖啡，一定会坐下来，慢悠悠地品尝和回味。这种放松优雅的方式，和土耳其无处不在的悠闲友好气质十分吻合。

正因为土耳其咖啡独特的调制方式、古老的格调、和与它相伴相生的传统文化，2013年它登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12月5日 ，即它进入名录的注册日期，被定为 “世界土耳其咖啡日” 。

到那一天，我一定要在多元文化的温哥华，找一家土耳其咖啡店，去再次享受一下浓郁芳香的土耳其咖啡。

2. 好客的红茶

到了土耳其，才发现红茶居然是当地人的最爱。为了写游记心得，我没少上网查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土耳其才是茶叶消费大国。中国是茶叶消费第一大国，胜在总量。而土耳其年人均消费茶叶3.16公斤，全世界第一。

和咖啡一样，土耳其人起初认识茶，也是借助了东西方贸易的便利。丝绸之路将茶叶从遥远的中国传入中东和欧洲，但一开始因为稀少而被当作贡品，所以红茶远没有土耳其咖啡那么流行。而19世纪以后，红茶迅速进入平常百姓家庭。原因据说很简单，因为咖啡太昂贵，喝不起了。再加上受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扶持，土耳其东北部的里泽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而且有趣的是，种植茶树之路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依靠中国的茶种，利用中国茶师的技术才成功。

如今土耳其是世界五大茶叶生产国之一，红茶逐渐替代咖啡，反而成了更受土耳其人欢迎的生活必需品。

茶（土耳其语cay）的土耳其语发音为“chai”，和中文的”茶“发音类似。这让我们在土耳其旅行时感到非常的可亲可近。

相比于土耳其咖啡的制作，红茶的制作同样很有仪式感，却无疑更为简便，同时待客的礼仪和规格却一点没减少。如果说土耳其咖啡是饱经沧桑的老人，那么土耳其红茶就是优雅醇香的美人。看看红茶的容器就知道了。

土耳其茶的制作通常用的是子母茶壶，形状像一个可爱的宝葫芦。下面稍大的装水。上面稍小的装茶。要喝茶时，从小壶里倒出一些浓茶到杯中，然后根据自己对浓淡的不同需要从大壶中倒水即可。原味的红茶有些涩，所以很多情况下会放一两颗糖块搅拌融化再喝。

喝茶必用玻璃杯，是我见过最漂亮秀气的茶杯。杯身中间变细，喝的时候盈盈一握，手感甚好。有人又叫它“郁金香”杯。茶水透明澄净，像红宝石一般惹人喜爱。糖块与红茶早已合而为一，喝一口香浓微甜，余韵十足。尤其在微冷的天气里，喝一口浓茶，口感更加醇厚。

红茶的社交功能强大到，可以帮助买卖的达成。我们有一次在大巴扎（集市）买东西，店家一看，这几位从进门起眼睛就死死盯着货架，知道来大买卖了，于是红茶左一杯右一杯地奉上。买了两件，目标完成，起身刚想走，热气腾腾的红茶又来了。店家同时舌灿莲花，多人多角度不间断游说，最后的最后，我们花光了手里的现金，拎着大包小包才离开。此次较量，店家完胜，红茶功不可没。

当然，店家远没有我描述的那么功利。其实顾客进门，不管买卖是否成交，店家都会提供红茶一杯，这是基本的礼仪。土耳其人直接坦率，也可爱，就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上。

要是有人喝不习惯红茶怎么办？好办，换成苹果茶。一样玲珑的杯子，盛的却是甜甜的苹果茶，另有一股袅袅清香，是不同的风味。

初到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心心念念要喝土耳其咖啡，毕竟独特神秘的口碑远扬。 旅程还未结束时，我们却已经离不开红茶了。每天吃早餐，必须来一杯醇醇的红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忙中出乱的是，因为旅程匆忙，最后竟然忘了买一盒地道的黑海红茶回来。不过，我已知旅行就是遗憾的行为艺术，正好也为下一次的土耳其之行留下借口。

谢选骏指出：上文扯了半天，却没有说到要点——土耳其人“用酒杯喝咖啡”！那咖啡又苦又黑，就像鸦片一样提神，但是绝不解渴——因为只有中国式的小小陶瓷酒杯。还有土耳其店家出售面包，都没有包装，直接用数钱的脏手抓起面包给客人！用酒杯喝咖啡，用脏手拿面包——这就是土耳其人的好客！

谢选骏：德国对英美展开了复仇战争

《当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德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MELISSA EDDY 2023年4月13日）报道：

华盛顿寻求斩断与北京的经济联系之际，德国经济的两个强大引擎——大众汽车和化工公司巴斯夫正在扩大对华巨额投资。

在中国已拥有逾40家工厂的大众汽车宣布了一项新举措，将按照中国客户的愿望定制车型，比如配备内置卡拉OK机等功能，并向当地的合作伙伴和生产基地投资数十亿美元。这是该德国汽车制造商去年推出的“在中国，为中国”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在中国拥有30个生产基地的巴斯夫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斥资100亿欧元（约合750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新化工生产基地，其规模将与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占地约10平方公里的巨大总部园区相当。

在整个德国，高管们明白这种投资与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努力背道而驰。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营收对他们的企业在欧洲蓬勃发展至关重要。

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薄睦乐(Martin Brudermüller)表示，来自中国的收入让公司能够有效抵消欧洲的高能源成本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带来的损失。

“如果没有中国的业务，在这里进行所需的重组会变得不可能，”薄睦乐在公司今年2月的年报会议上对记者说。“能说出一项我们能赚钱的欧洲投资项目吗？”

大众汽车的高管私下承认，这家汽车制造商也处于类似的困境。欧洲高昂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使得该公司严重依赖来自中国的销售以帮助维持公司在欧洲的业务。

现在，这种越来越密切的商业关系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几个月来，在总理朔尔茨的敦促下，德国政府各部正在轮流讨论一项政策提案，旨在调整德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其目的是既要使德国在亚洲各地的关系多样化，以避免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同时也要承认与中国做生意的重要性，从而达成某种平衡。

拜登政府承诺，通过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而不是与中国谈判新的贸易协定来提高对华竞争力。德国的立法者和商界领袖已明确表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微妙：在发展与其活跃贸易关系的同时，也要努力进入亚洲其他市场做好多元化发展。

德国的政策是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后制定的，俄罗斯去年停止对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做法提醒了立法者，依赖专制国家为本国的工业支柱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需要付出代价。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个大问题是德国对其进口的依赖。

德国靠中国提供必要的技术产品，比如手机和LED，以及包括锂和稀土元素在内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对于德国向清洁能源和交通工具转型的计划至关重要。

随着德国从战略角度思考未来与中国的往来，政府必须仔细考虑这种依赖关系，基尔地缘政治和经济倡议主任卡特琳·卡明说。在短期内减少德中贸易关系不是个合理的选项。

“短期内，德国不可能简单地放松与中国的关系，”卡明说。“德国的依赖性太大。”

“如果没有中国的业务，在这里进行所需的重组会变得不可能，”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薄睦乐在公司今年2月的年报会议上说。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坎坷。2020年，中欧经过多年谈判后达成一项突破性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但不到一年就被搁置，原因是北京对欧盟的立法者实施了制裁，因为他们批评了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做法。该协议本来为双方企业在对方地盘上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

上周，作为“重新平衡”与中国经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埃马克龙一起访问北京。冯德莱恩呼吁重启贸易谈判，但也指出了谈判障碍，例如中国给国内制造商提供的支持以及对外国公司的限制。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洲企业在那里面临许多歧视性障碍，”冯德莱恩在北京与欧盟中国商会举行了会议后说。“欧洲公司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东西。但它们在投资和提供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方面，得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她告诉记者，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他们没有讨论已经搁浅的贸易协议。

中德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2979亿欧元，中国已经连续七年是该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而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让这种趋势又进一步恶化。去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3%，达1910亿欧元，而对中国的出口仅增长了3%，为1070亿欧元。

德国车企在中国的销量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高于在整个西欧的销量。

长期主导德中贸易关系的一个领域是汽车工业。包括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在内的德国车企在华销量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高于在整个西欧的销量。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德国人似乎正在失去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尤其是国产电动车的受欢迎度大增的情况下。

据德国商业日报《商报》报道，汽车保险登记记录显示，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所有电动车中，只有2.4%是大众汽车制造的，而宝马和梅赛德斯制造的甚至连1%都不到。相比之下，德国品牌继续主导中国的内燃机汽车市场，但这种汽车的受欢迎度正在让位于电动车。

也许令人不安的是，比亚迪和蔚来等中国品牌电动车正在进入德国市场，对德国本土的车企构成威胁。

去年9月接任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仅数月后，奥利弗·布鲁姆就花了几周时间访问中国，他回国后发誓要加强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优先事项。

“为了倾听中国地区客户的意见，我们必须与当地合作伙伴更紧密地合作，”布鲁姆在公司上个月的年度财报会议上告诉记者。“这将是2030年战略的一部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

基尔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与中国脱钩对整个欧洲来说代价都非常高，但考虑到德中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对德国来说代价将尤其高。该研究所用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出，德国可能损失逾1310亿欧元的收入。如果中国进行报复，损失可能更大。

德国政府想避免另一轮经济动荡——俄罗斯全面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了与德国的能源战，使该国失去了价格合理的天然气供应。朔尔茨的经济顾问约尔格·库基斯在德美贸易领袖的一次聚会上表示，这将意味着德国要继续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担忧。

“我们希望对中国采取积极的做法，”库基斯说。“而不是反华的做法。”

谢选骏指出：当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德国企业却扩大在华投资——这里有已有些经济利益的杰哥。但是，经济利益多多少少只是一个幌子，德国对英美展开了复仇战争才是真的。因为德国一直怨恨英美阻碍欧洲在德国的领导之下走向统一，千方百计地利用法国和俄国夹击德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俄国的崛起，迫使亚欧大陆长期陷入混乱和分裂，以便自己通过海权坐收渔翁之利。但是联俄对于德国的威胁太大，所以德国不会采取孙中山那样引狼入室的做法。至于联中，则一举两得——即可以对抗英美的海权，又可以抗衡俄国的陆权。反过来，同样的道理对中国也是经济适用的。

联合远在天边的德国，中国就可以在自己的周边放手一搏——西藏人、维吾尔人，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以前就横冲直撞进入过中原，所以后来被一起纳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俄罗斯人、日本人将来也是如此，还有英法联军也在劫难逃——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中国、收复台湾，只是一个前菜——拿下联军的祖国才是“秦灭六国”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