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诞生①：从一条响尾蛇开始》（2020-05-18 澎湃新闻）报道：
编者按：本书综合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考古学、进化论、生理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尝试以全新的角度讲述语言起源的故事，将大大拓展语言学和古人类学的想象空间。
1920年左右，在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市市郊，一条响尾蛇咬死了我的外曾外公。当时外曾外公邓根和家人一起穿过棉花地，从教堂往家走，就在他告诉孩子们要当心有蛇时，突然被蛇咬到大腿。他的女儿，我的外婆克拉拉·贝尔告诉我，外曾外公遭了三天罪，痛苦地跛着腿尖叫，最后在卧室里过世。
人们无须在事发现场就知道，这条蛇一定在袭击前“警告”过我的外曾外公，因为那是一条响尾蛇。但是，从后果来看，外曾外公邓根和响尾蛇之间的交流一定是失败了。外婆目睹那条蛇咬了她的父亲，她在我小时候经常说起这件事。她经常想起那条蛇“警告”她父亲的时刻，仿佛如果可以，那畜生就会使用真正的词语。然而，知道响尾蛇会交流的人往往会把摇尾巴和语言混为一谈，将它们拟人化，并加上人类自己的诠释，比如，人们会说响尾蛇会摇动角蛋白构成的环状空心尾巴末端，发出响亮的响环声，来“告诉‘有威胁的动物’远离它们”。尽管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并不是语言，但蛇的响环声仍然携带了重要的信息。外曾外公因为未留意到那个信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然，响尾蛇并不是唯一会交流的动物。实际上，所有动物都会与其他动物交流，互相接收和传递信息，无论是与相同物种还是与其他物种。但是，后面我会解释一下，我们不应该给蛇的响环声贴上“语言”的标签。响尾蛇的信息传递非常有效，但仅用于特定目的。蛇不能告诉你它明天想做什么，或者它对天气有什么感觉。传递这样的信息需要语言——地球上迄今最先进的交流形式。
人类如何产生语言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充满了发明和发现，我通过这个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以一长串和语言进化有关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些科学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然而，跟所有科学家一样，我的解读是基于我的背景。就本书而言，我的背景是自己对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 40 年实地研究，尤其是对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采猎者进行的研究。我在自己关于心理学和文化学交叉领域的最新专著《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中表明，我不承认语言是任何形式的本能，同时我也不承认语言是天生的。
早在 20 世纪初心理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的著作中，研究人员就提出，不存在只和语言有关的认知障碍。这似乎表明，语言来自个体，而不仅仅来自大脑特定的语言区域。而这反过来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语言不是一种相对较近的发展，它只有 5 万年到 10 万年的历史，且只为智人（Homo sapiens）所拥有。我的研究表明，语言起源于 100 多万年前的直立人，并且已经存在了 6 万代。
因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直立人，也就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聪明的生物。直立人是语言、文化、人类迁徙和冒险的先驱。在直立人转变为智人的大约 75 万年前，直立人社群在海上可航行 200 英里远，在陆上则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
直立人社群发明了象征符号和语言，这些发明如今似乎仍未过时。虽然从语法上而言，其语言与现代语言不同，但那也是人类语言。当然，随着世代的更迭，智人毫不意外地改进了直立人的发明， 但今天仍有许多语言使人想起人类最初所说的语言，而且它们并不逊于其他现代语言。
拉丁词 Homo 意为“人”。因此，任何人属（Homo）生物都属于人类。在拉丁语双名生物命名法中，属是广义的分类，其下的分类是种。因此，Homo erectus（直立人）表示这个物种（erectus 意为
“站立的”）是人属的一员。因此，“直立人”意为“站立的人”，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
“尼安德山谷的人”，因为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山谷。“智人”意为“智者”，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错误地暗示现代人（我们都是智人）是唯一有智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聪明的人，但我们并不是世上唯一聪明的人。
直立人也发明了人类认知的另一个支柱：文化。今天的人类，部分是由直立人的智慧、旅行、试错和力量锻造出来的。这值得一提，是因为太多的现代人未能反思早期人类对现代人类形成的重要性。
我对语言及其演变很有兴趣有个人原因。我小时候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上长大，从那时起，我的一生都迷恋语言和文化。怎么可能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语言都至少有一些共性的语法特征，无论是表示事物的词，表示事件的词，还是用于排序和组织声音与词语的规约，或者是组织段落、故事和对话的规约。但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然而，无论这些差异是否容易发现，它们总是存在的。今天，不存在通用的人类语言，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这样的语言是否存在。人类没有天生的语法思维模板。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不源于语言的特殊基因，而是随文化和共同的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形成的，并且拥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但是每种语言都能满足人们的交流需求。当今世界，很多人本不应该花较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正是语言交流的需求促使人们这样做。有些人不管有多忙，都很难避免利用手头的电子设备加入一些“对话”，对自己平时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办公室闲聊，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还是与他人讨论剧本，自己阅读或写作小说，交谈和写作都让人类更紧密地融入社群。
因此，语言——而不是交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界线。然而，如果不了解语言的起源和演变，就不可能理解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语言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各种看法。他们想知道人属众多物种中第一个拥有语言的物种是什么。他们还提出问题：在人类历史早期，语言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答案很简单。语言逐渐从一种文化中产生，这种文化是人们通过大脑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语言是为文化服务的。
《语言的诞生》以独特而丰富的方式讲述了语言这项人类发明的演变史—从我们物种的出现之日直至拥有 7000 多种语言的现在。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我们物种创始的，后来演变成各地的变体，每一个新的语言社群都会调整语言以适应自己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 人类所讲的第一种语言也受到人类神经生理学和人类发音器官的限制。所有语言都是逐渐形成的。语言不是从手势开始，不是从唱歌开始，也不是从模仿动物的声音开始，而是始于文化中产生的象征符号。人类对这些最初的象征符号进行了排序，并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象征符号。同时，象征符号还伴随着手势和声音的音高（语调） 而调整。手势和语调既可以合作生效，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使话语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对听者来说最具有价值的符号——更容易引人注意，更容易让人察觉。这种象征符号、语序、手势和语调的系统是协同出现的，每个组成部分增加一些东西，都会使整体系统更复杂、更高效。这些元素以前都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直到将近200 万年前，它们整体组合为语言——整体赋予了各部分意义。语言是由我们巨大而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上发明和塑造的。大脑与文化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说话。
有些作者已经将语言定义为“发明”，但又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发明。那是一个隐喻”对这个合理评价进行了限定。但是“发明” 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一个隐喻。它体现了它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了象征符号、语法和语言，而这些东西以前并不存在。
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电灯不是爱迪生自己发明的，其工作需要建立在将近 200 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的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不例外。
1991 年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们乘坐一架单引擎飞机，沿着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基提亚（Kitiá）河飞行，距离最近的城镇有 200 英里。我给两个身材瘦削、饱经风霜的男人沙巴唐（Sabat?o）和毕都（Bidu）戴上了头戴式麦克风。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会手持 8 英尺 * 长的吹箭筒，背着装着毒飞镖的箭囊，前往丛林狩猎西貒、鹿、猴子和其他栖息于他们这片伊甸园上的动物。但是今天他们会进行一场谈话，还会不时受到录音设备和音量调节的干扰。
开始之前，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我想要他们在交谈时既说其本族语巴纳瓦语（Banawá）又说葡萄牙语。“你们相互交谈，可以谈任何事，可以给对方讲讲故事，可以谈谈参观村庄的美国人和巴西人，或是任何你想谈的东西。”因为我急于探寻令语言学田野研究人员趋之若鹜的圣杯——自然对话（涉及多人互动的自发交流），所以我把他们哄到这里，许以一定的酬劳。我从自己过去的失败中发现， 记录自然对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田野研究人员带着录音设备，影响了被试者对任务的感知，严重干扰了实验结果，因而往往只能得到一段既生硬又不自然的交流，没有哪个母语使用者会将其看作真实对话。（想象一下，有人让你和一个朋友坐在一起，帮你戴上头戴式麦克风，然后跟你说：“聊吧！”）
但今天，在测试录音质量时，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沙巴唐：毕都，毕都！今天聊聊吧。毕都：嗯。
沙巴唐：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毕都：嗯。
沙巴唐：丹尼尔非常喜欢我们的语言。毕都：是的，我知道。
沙巴唐：我先讲。之后你可以讲讲关于那只美洲虎的故事。
毕都：好的。
沙巴唐：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毕都：好的。我记得。
沙巴唐：很久以前，白人来了。很久以前，白人来到我们的村庄。
毕都：那些人我知道。
沙巴唐：他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干活。毕都：是的。那些人我知道。
一个小时内，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
尽管我离家数千英里，实验过程中汗流浃背，还要时不时地驱赶黄蜂和吸血的蚊虫，但是沙巴唐和毕都的谈话结束之后，我又持续工作了 45 分钟，那时我几乎筋疲力尽了。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为我提供这一语言财富。他们带着吹箭筒和毒飞镖，笑着离开，前去狩猎。我继续独自工作，转写（写下每一个语音上的细微差别）、翻译和分析录音内容。经过几天辛勤工作，我获得了可靠的数据。我把录音、笔记和剩下的大部分分析工作交给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陪我一路到了亚马孙。
《语言的诞生②：人类在大约6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2020-05-19 澎湃新闻）报道：
这天结束时，我们研究小组——包括我和三名学生——享用了我向巴纳瓦人购买的豆子、米饭和西貒肉的晚餐。饭后我们围成一圈坐了下来，谈论丛林的炎热气候和各种各样的虫子，许多虫子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但我们主要谈的是毕都和沙巴唐的谈话录音，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是对话中的对话，关于对话的对话。
眨眼间亚马孙丛林里就日落了。不一会儿，巴纳瓦人便按照他们的习俗前来拜访。我们四人泡了果汁和咖啡，并为他们开了一包甜饼干。我们首先迎接的是巴纳瓦女性。招待巴瓦纳女性的主要是女学生，因为巴瓦纳人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这一做法符合他们的文化。很快，巴纳瓦男性也可以坐下了，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咖啡、果味饮料和甜饼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与这些男性聊天，主要回答他们有关我们家庭和住房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的人每天都做的那样，我们和巴纳瓦人通过对话建立关系和友谊。
这种自然对话对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以一种其他语言表现形式无法办到的方式展现了复杂而又完整的语言。对话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彼此，主要是因为对话在意义和形式上可能是开放的。对话对于理解语言的本质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语义欠明”——说话点到为止，话外之意是交给听者自行领悟。语义欠明一直是语言的一个特征。
沙巴唐和毕都的对话就是一个语义欠明的例子，试看两人对话的第二行。沙巴唐对毕都说：“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在用自己的语言聊天了。事实上，这些人很难用葡萄牙语进行自然对话，因为他们对葡萄牙语的了解极其有限，主要用它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沙巴唐的话包含某些并未明说的意义。他说这样的话是为了间接地让我知道，他们不会用葡萄牙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知道我正在试图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谈，并且他们想帮助我。这些话没有明说， 没有显现在对话中，但隐含在了上下文当中。
同样，在“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这一行中，两人对于他们试图回忆的事情的大致范围是心里有数的。哪些事情会涌上心头呢？仪式？狩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多久以前的事情？ 美国人来之前？巴西人来之前？一百代以前？毕都和沙巴唐（或者其他巴纳瓦人）都了解正在谈论的内容，但其他文化的人起初并不清楚。
会说巴纳瓦语的人仅剩80 个左右，沙巴唐和毕都就包括在其中。这种语言已经帮助科学界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语言、认知、亚马孙丛林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具体而言，他们教会了我们特别的声音结构和语法、飞镖和箭头上毒药的成分和制作过程，以及他们对于亚马孙动植物的分类以及与其他亚马孙人的语言联系。这些经验自然是通过分析不同社群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语言学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得出的。这些社群都像巴纳瓦人一样，花费了长达千年的时间掌握特定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类社群，无论是巴纳瓦人、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博茨瓦纳人，都使用语言来建立社群成员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类已经交谈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所有语言表现出的语义欠明、社会关联、语法限制、意义驱动的思想表达都能追溯到早期人类，追溯到直立人甚至更早。根据有关直立人文化的证据，例如它们的工具、房屋、村庄空间结构和前往地平线外想象之地的航海之旅，可以推断出人类在大约6 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距今很可能超过 150 万年。现如今，在经过 100 多万年的练习之后，我们觉得人类在语言上应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且我们也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应该都发展了，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认知和感知限制、听觉范围、发音器官和大脑结构。然而语义欠明意味着在每一次谈话中，在每一篇小说的每一行中， 以及在每一篇演讲中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空白点”—未明言的、假定的知识、价值观、角色和情感。我将这些未定内容称为“暗物质”。如果没有一套共享的内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知识关系，语言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在这些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中，语言会过滤所传达的信息，引导听者理解他人所说的话。人们使用语境和文化来理解语言。人们还使用手势和语调，以解释所传达信息的全部含义。
像所有人一样，从头开始构建语言的最初的人属物种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有违语言的基本设计特点。同时，这些原始人也并非只是发出随机的声音或手势，而是会用它们相信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交流。而且它们也认为听者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将所听到的话与它们的文化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理解。
这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能有效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除非将谈话视为需要理解的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类语言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所进化，人类大脑和身体的组成部分也在进化，以参与对话和社交生活。当最初的人说出第一个单词或句子时，语言并没有真正诞生。它是在第一次对话时才诞生的，对话是语言的源头和目标。事实上，语言改变了生活。语言筑造了社会，表达了我们最崇高的期望和最卑鄙的想法，以及我们的情感和人生哲学。但是，所有语言最终都是为人类的互动交流服务的。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 诸如语法和故事，相比于谈话而言是次要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关语言进化的有趣问题——最先开口说话的是什么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有太多的人类祖先被怀疑是最先开口说话的人了，比如来自南非、爪哇、北京、尼安德山谷和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的众多人类祖先。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提出有可能是另外几个人族（hominin）物种，这导致人类的进化拼图显得更加混乱。为了避免陷入一大堆不确定的答案之中，只有三种能够使用语言的人族物种需要讨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
很少有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有语言。实际上，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没有语言。目前，关于人类从何时开始讲话，人们尚未达成共识；但在人类进化方面，人们对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人类机体和认知能力演变的大致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共识。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指出，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因为非洲也是大多数猿类的所在地。他推断（已被证实）人类和猿类可能关系密切，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关于早期人族［人族是指人属及其直系祖先，如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重大发现问世之前，达尔文就写下了这些先见之明。另一组亲戚是人科动物（hominids）。这个群体包括人类、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矮黑猩猩及其共同的祖先。人类进化故事中的角色包含了直立人的分支，直到现代人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是否会说话，我们必须了解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语言的诞生③：谜团之一的“语言鸿沟”仍未得到合理解释》（澎湃号2020-05-22）报道：
人类起源的部分争议在于人族有过多少个物种，但我们在研究人族的迁移对人类语言发展的意义之前，仍然有必要了解所有人族物种的潜在认知能力（基于脑容量的大小、制作的工具以及迁徙情况）。我们既可以关注生理层面，也可以关注文化层面，还可以同时关注二者，但一些最有趣的证据来自文化层面。
象征符号（将基本可以说是任意的形式与具体含义相关联，例如使用“狗”这个词的声音来指代犬类）是将人类推上语言之路的发明。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象征符号是如何出现的，还要了解它们如何被整个人类族群采纳，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有个观点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各个时代语言起源的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但我不认同。该观点认为，语言是因为大约 5 万年前到 10 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据推测，这种突变使智人拥有了构建复杂句子的能力。这一整套想法被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但仔细研究我们物种的生物学层面和文化演化方面的证据，可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即语言起源的符号发展（sign progression）理论。这个术语的意思是，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标引符号（index，代表与被描述物有直接联系的事物，比如动物的足迹）逐渐演变到图像符号（icon，又叫相似符号，代表与其外形相似的事物，例如人像），最后演变为象征符号（symbol，表示意义的规约方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最终，这些象征符号与其他象征符号会结合起来产生语法，简单的象征符号会构建成复杂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发展最终会达到语言进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手势及语调与语法及意义会结合形成完整的人类语言。这种整合可以传递和突显说话者要告诉听话者的信息。它体现了语言起源过程中至关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步。
语言演变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所以最早尝试解决它的努力效果不算太好，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有一些理论没有依靠数据和相关知识，而是诉诸猜测。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语言都起源于希伯来语，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语言。就像这个希伯来语是第一种语言的猜测一样，许多假设都被抛弃了，尽管其中一些假设包含不错的想法。然而，这些假设间接催生了如今人们对语言起源的理解。
但是所有这些早期努力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证据，诉诸大量的猜测，许多科学家对此非常恼火。因此 1866 年，巴黎语言学会宣布不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
好消息是现在禁令已经解除。相较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研究工作，如今人们的研究不再全凭猜测，有时候还能以翔实的证据为基础，因而结论更有说服力。在 21 世纪，尽管困难重重，但科学家们还是设法将足够多的语言进化拼图的微小图板拼在了一起，对人类语言诞生的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如此，正如许多人已经觉察到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最大谜团之一的“语言鸿沟”（language gap）仍未得到合理解释。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鸿沟。动物王国的交流系统与人类语言不同。只有人类语言具有象征符号，只有人类语言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其话语能够分解成更小的有意义的部分。例如故事能分解成段落，段落能分解成句子，句子能分解成短语，短语又能分解成词语。每个较小的单位都对其所属的较大单位的含义有所贡献。有人认为，这种语言鸿沟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类是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殊生物。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是上帝设计的。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鸿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由文化激发的相应变化形成的。没错，人类语言确实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存在显著不同，但跨过认知和文化层面上的“语言门槛”的那几步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有证据表明，人类独有的语言特征不是“蹿”出来的，人类的语言是经过人属和我们更早的祖先（可能是南方古猿）不断发展，才逐渐出现的。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确凿无疑。早期人属物种的这种缓慢进步最终导致人类的语言与其他动物的交流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化鸿沟。最终，人属物种发展出了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优越的社会复杂性、文化以及生理构造和神经构造。
因此，人类的语言最开始并不起眼。作为早期人科动物的交流系统，它与其他许多动物的交流系统没有什么不同，但比响尾蛇的更有效。
如果仅剩的 80 名说巴纳瓦语的人突然死亡，而他们的遗骨直到10 万年后才被发现，会是什么情况呢？语言学家已经出版了关于巴纳瓦语的语法、字典和其他研究，我们就当这些事没发生过，试想一下，巴纳瓦人的物质文化会留下什么表明他们有语言能力和符号推理能力的证据呢？他们留下的语言证据大概还没有我们已知的尼安德特人或直立人的语言证据多。巴纳瓦人的艺术品（如项链、篮子图样和雕刻品）和工具（包括弓、箭矢、吹箭筒、飞镖、毒药和篮子）均可生物降解。因此，他们的物质文化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所需的时间与最早的文化出现以来已经经过的 80 万年到 150 万年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当然，从土壤使用情况来看， 我们可能会推断出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村庄、小屋等等，但很难通过他们手工制品的残余物推断出他们拥有语言，这就和判断许多古代的采猎者团体有没有语言同样困难。我们知道，如今的亚马孙人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语言和丰富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因为史前记录中缺乏关于语言或文化的证据就过早地断定古代人类缺乏这些重要的认知属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有证据可以表明最早的人属物种确实拥有文化并且能够说话。
解决人类语言起源的奥秘，首先要考察唯一幸存的具备语言能力的物种—智人，或者说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谓的“说话的人”（Homo loquax）—的禀性和进化过程。有几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标志着语言演变的道路。
首先，人类语言是在广泛的动物交流现象中产生的。交流不过是信息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通常是有意的），无论是蚂蚁之间的信息传递、黑长尾猴的呼唤、狗尾巴的位置和摇动，还是伊索寓言，或者写书和读书。但语言不仅仅是信息传递。
关于语言演变的第二个视角来自对生物和文化观点的考察。大脑、发音器官、手和人体其他部分是如何与文化一起影响和促进语言进化的？许多关于语言进化的解释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不是关注生物方面的原因，就是关注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关注其他方面。
最后一个必要的视角可能会令人感到好奇。它是以语言学领域研究人员的视角看待语言进化的。这种视角引出了两个基本问题： 现如今各种人类语言有多相似，以及现代语言的多样性揭示了人类初始语言的哪些特点。人类首次发明语言是进化过程的里程碑。这些视角对于理解这一进化过程大有裨益。
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回答。手势对人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吗？对，很重要。是否一定需要与现代人类相似的发音器官，才能有语言？ 并非如此。人类语言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吗？不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存在于很多现代语言当中。各个社群交流或使用语言交流的程度是否不同？很有可能。直立人有可能掌握了语言，但仍然不愿意开口说话。
（ [美]丹尼尔·L. 埃弗雷特(Daniel L.Everett)）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说语言的诞生是“进化”的结果；神秘论者说语言的诞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语言鸿沟’仍未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人类语言的精妙，不仅与其他物种信息系统构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