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禁书、禁语、自我审查与香港人被“再教育”》（李澄欣BBC中文记者2023年6月9日早上6点59分）报道：
2019年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席卷全港的“反送中”示威浪潮，官方将其定性为“颜色革命”并铁腕镇压。2020年北京绕过香港立法会颁布《香港国安法》，标志着香港“二次回归”。BBC中文采访教育、传媒、公务员等多个界别的前线人员，他们都称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指官方正从文化上改造香港。
“现在教书不能讲中国、大陆，要讲国家。我一开始很不习惯，但现在已经自动改口了。”在九龙一所中学任教的欧老师（化名）对BBC中文说。“教育局会随机来视学，抓到你讲错，你会被视为不专业。”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大量教师被“笃灰”（举报），“白色恐怖”持续至今，她说现在上课仍非常小心，尤其她任教被视为“高危科目”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社科）。
该学科前身是“通识教育科”，课程具有开放性，旨在培养学生关心社会时事及多角度思考，但“反送中”运动后来被亲北京建制派指是青年参与抗争的“元凶”，2020年政府一声令下宣布改革课程，变为以国情教育主导，同时根据《香港国安法》要求在中小学推行“国安教育”。
欧老师目前要兼顾校内的相关统筹工作，她说教育局去年到校巡查前，她事先召集中文科、历史科老师一起检视校内图书馆藏书，把看似敏感的书籍下架。
“我们连吕大乐教授讲香港文化、一点都不政治化的书都收走了，以为万无一失，但他们（教育局）还是找到所谓的禁书，是一些关於中国历史的英文书。他们当然没交代下架原因，但大家猜是因为里面提到‘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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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开始后，大量年轻人因相关抗议被捕入狱。BBC中文採访了两位出狱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以及帮助因社运案件入狱人士的支援网络。
今年5月，香港公共图书馆以“清理违法或国安”书籍为名下架超过200本敏感书，大部分是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此举引起社会哗然。但事实上，这种政治审查早已深入中小学校园。
“我们学校的英国文学科，多年来都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做读本，英文科同事会问，现在还可以教吗？”另一位在传统名校任教的公社科主任徐老师（化名）说。
她在2019年后也被安排负责校内的国安教育工作，她说同事面对模糊不清的标准感到不安。“局方从来没有公布禁书清单，也没有明文规定什么不能讲，只会出一些课程目标和指引，要你自己猜什么不能讲。”
她说根据校内人手编排，其他学科的老师须兼教初中公民科，当局已扬言会大幅修改有关课程，但本学年课本仍维持原有版本，当中涉及香港政制和民主价值。“我们已经采用最保守的做法，这部分让老师照本宣科就算了，但同事们还是非常紧张，不断问我，这些东西是可以教的吗？”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生效，此后港府在每年4月15日推行“全民国家安全日”活动。
据香港警务处资料，由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警方在示威活动中拘捕了10279人，当中4010人為学生。而自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后，至今超过250人涉犯该法被捕，年龄介乎15至90岁。
已移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向BBC中文分析指，香港已进入威权时代，威权管治是建立于权势，而非有形的条文和法例。
“其实没有标准，很视乎当时的管治班子，《国安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大陆就是长期用这种方式，法律任由官方诠释，有时候放松，有时候收紧，当大部分人无法得知客观标准时，唯有靠自己猜，他也希望你猜，你就自然不敢触碰敏感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威权政治特色。”
香港教师如履薄冰，学生也学会自我设限。徐老师说今年教中一课程的香港历史，她在堂上讲到1966、67年的“九龙骚乱”和“六七暴动”，港英政府出动军警武力镇压。“有学生问，老师你觉得警察做得对吗？也有学生乘势追问，你觉得2019年香港警察做得对吗？我本来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带起理性讨论，但我还未回应，就有其他学生大声说，嘘，这些不要讲啦！”
“撇除敏感的警权不谈，另一节我教香港多元文化和种族，引述《基本法》说所有人不论肤色都有平等权利，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此时有学生起哄说，香港有言论自由的吗？其他学生就急不及待制止。”
徐老师坦言，学生受社会大环境影响，由下而上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2019年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讨论示威的好处和坏处，很理性地思辨，三年过后，就算我想展开讨论学生也不太想参与，学术气氛非常差。政府的‘再教育’很成功，大家都不会畅所欲言表达自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陈家洛对BBC中文指出，过去三年官方透过不断打压和拘捕，制造涟漪效应。“什么都是国家安全，这种无限上纲、无远弗届扣帽子的气氛，令市民自己作出调整，什么都避讳。”
他表示，历史上纳粹德国和苏联时期的人民也曾经历这种生活模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开明政府倒台，时任副总理胡萨克在国内推动“正常化”（normalization）计划，发动政治清洗并高压管治，关押异见分子和用秘密警察监视民众，人们因为恐惧而自我噤声，社会逐步恢复“正常”。
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当时曾描述那是“后极权社会”（post-totalitarianism），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红线，植根和内化了政治权威，变相成为监控系统的一部分。陈家洛说：“现今香港也一样，根本不用官方出手，民众内心那条线已经比官方画的虚线更低。”
被削弱的第四权
2020年8月10日，警方国安处派出200多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总部，并拘捕多名媒体高层。
这种社会气氛让“港漂”记者Andy（安迪）感到似曾相识，他说身边的“港漂”朋友都是自由派，偶尔会讨论时政，但大家都很警惕。“总是聊到一半就有人慌张地问，电话会不会录音，会不会被举报，大家都已经离开中国境内，但还是处于惊恐的状态。以前只有和大陆人一起才会这样，现在和香港朋友聊天也一样了，他们会说，不要再讲了，小心被国安抓。”
安迪在2018年移居香港并加入英文媒体，2019年在前线采访“反送中”运动，亲身体会到近年新闻界的巨变。
他说运动初期遇到警察拉起“橙带”封锁线，阻止在场记者拍摄。“我先到达，看到橙带就想转身离开，随后一大群香港记者赶到，他们看到橙带全部一起破口大骂，骂警方妨碍新闻自由，警员自知理亏很快就解封让传媒进去。那一瞬间我才醒觉，原来是我有问题，我以前在大陆跑新闻经常被扣留问话，对警察非常恐惧，本能反应是逃，就算搬到香港也像一头习惯了被牵着绳的狗，但香港记者很清楚自己的权利。”
惟“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权扩大，数月后他采访时遇到同类事件，记者已变得敢怒不敢言，“只剩下一两位资深行家还会跟警察理论”。到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翌日有市民上街抗议，现场记者更是看到警方防线就主动回避，这个转变让他不胜唏嘘。“我当初奔着新闻自由来香港工作，怎知道短短几个月内，香港记者已经变得和我这些大陆记者一样了，整个环境都变了。”
2019年后，传媒作为第四权、公众监督机构（public watchdog）的角色已大幅削弱，《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多间传媒机构被迫停运，大批新闻工作者被控煽动，据无国界记者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香港从2019年的第73位，急跌至2023年的第140位。
除了有形的打压，也有无形的改造。香港电台、有线新闻、Now新闻相继人事大地震，空降没有广播经验的政务官和亲中人士任高层，在很多新闻的处理上闹出争议。
在电视台任职的资深记者Maple（化名）形容现时“立场为重、专业为副”，劣币驱逐良币，随着“开台元老”的采访主任和资深同事相继离开，她一年前也意兴阑珊请辞。“以前大台（TVB）新闻被指很‘河蟹’（“和谐”的谐音），也经历过这种人事变动，但那是历时十年的过程。现在我们是两年内就完成，转变来得极之急速和巨大，我们辛苦累积多年的公信力一下子就没了。”
传媒专业水平下降，客观效果就是官方话语权增加。Maple说新闻编辑室剩下年资较浅的记者，他们缺乏实战经验，上级也无法提供帮助，“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追访官员的片段，没有记者追问和质疑，竟然是全盘接受政府的讲法，这就让官方可以垄断整个论述。”
她补充指，电视台多个王牌政论节目遭改动，淘汰了本来的主持，改为邀请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推销政策，加上《国安法》下公民团体骨牌式解散，“47人案”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几乎全被扣押，更加没有人上节目发出反对声音。“不谈政治好了，就算是交通、医疗等民生议题，以前如果政府做错一定被骂到体无完肤，但现在没人发声，什么都轻轻放过。”
当局改革香港各级选举制度，大幅消减民主成分和直选议席，宣称是“完善"了制度。
2019年后香港爆发移民潮，其中申请BNO签证——即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移居英国的就有15万人。香港总商会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74%企业面临人才短缺问题，离职雇员有七成是因为移民。
但民众一边用脚投票，官方就一边宣传《国安法》已为香港“拨乱反正”，选举制度也“完善”了并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已经进入“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特区政府也启动“你好香港”、“开心香港”等一系列活动，积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
已移居英国的学者钟剑华表示，这些政治口号就如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的“新语”（Newspeak），“老大哥”扭曲语义，通过语言驯化人民服从于极权统治。“这是威权政府惯用的文字魔杖，所谓‘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是由他定义的，所谓‘完善选举制度’，实质上是排除异己、民主倒退，但他用中性、正面、美丽的词语去包装，从而改变大家的认知。”
他说这套语言手法在中国大陆非常成功，民众长期浸淫并受污染，慢慢会被这套逻辑主导。“这就是‘小粉红’现象出现的原因，香港人经历过文明阶段，加上仍有网络自由，抗疫力相比中国民众会高一些，但长远来说，能否与政权长期的洗脑抗衡，这是值得担心的。”
他续指，官方正利用语言手法操控叙事，为政治事件定调。“定了调就不能再讨论，‘反送中’运动的源头是香港市民担心修订《逃犯条例》违反法治保障，但官员无法用辩证过程说服你，就用斗争语言贴你标签，说你是‘颜色革命’，讲一些结论性（conclusive）的口号，把整件事情的性质套入他的框框里，就不用辩论。”
2019年8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官员首次公开表示反修例示威是“颜色革命”，其后官方多次指是“黑暴”、“外国势力”。2023年4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问香港时也指，修例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虽然没能得逞，但这是香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像是悬在头上的警钟，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软对抗”暗中作乱和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随后，港府官员紧跟夏宝龙的论调，在近期的器官捐赠争议中，特首李家超强调要警惕国安风险，慎防“软对抗”。香港警方本周拘捕四名涉嫌盗取他人资料并将其用于企图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人士，李家超回应称“有个别无耻之徒制造大量取消登记的假象，所用手法与‘2019年黑暴、港版颜色革命’类似，假借各种理由挑拨矛盾，制造不符现实假象制造破坏”。
学者陈家洛说：“任何民生事件都可以提升到‘颜色革命’的层次，要是你稍有不满，他也帮你想好了，那叫做‘软对抗’。”
这种新的政治语境，公务员也要重新适应。在港府贸易部门任职中层的静恩（化名）对BBC中文透露，一些惯用字眼变得敏感，例如“独立关税区”要改为“单独关税区”，“加油”也不能出现在政府标语及文案，以免让人联想到示威标语“香港人加油”。
她又说，近年几乎每份文件上呈后都被改到面目全非，上层官员会加入中国大陆的政治术语和口号，并把香港政策置于国家政策的框架之下。“‘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现在什么文件都要加这些字进去，政治正确先行。一些明明很迫切的项目分不到资源，跟这些‘国家’政策有关的项目却可以很优厚。”
她也留意到，国内官场用词开始渗透公务员体系。“我那天打开电邮，我们的邮件都是用英文写的，但附件居然写着什么‘老大难问题’，一看就不是香港人用惯的字，大家看到都反白眼。”
“正常化”下的“双面人”
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当局要求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甚至在《公务员守则》删除“政治中立”，公务员也被要求完成更多“政治任务”。2022年12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港府罕有地要求全体公务员收看追悼大会及默哀三分钟。
静恩忆述，当时每个部门都腾空了会议室，所有同事都要放下工作进去默哀，除非当日请假才可“幸免”。“很多余，是上面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每个部门做完要拍照上传到脸书专页交功课。这些让大家反白眼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没办法，你也不敢不做，大家心照不宣的无奈。”
在国安法下，教育界也多了“门面功夫”要做，当局规定中小学每周须举行升旗仪式，并要参加内地考察团。任教公社科的欧老师就说：“明知是政治任务，但我带学生去内地考察，也会想让他们学到东西，毕竟认识国情也不是坏事。怎知道教育局安排的团，即日来回去佛山，11小时里的7小时就花在交通和吃饭，行程差也没有教育意义，只是为做而做。”
当局也规定，每个科目都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元素，连术科也不例外。“我们的体育科老师想了很久才想到怎样硬加些国安元素，例如讲解球类时说，正如市民要守法，球员也要遵守球例。其实根本乱来，非常荒谬。”
陈家洛教授表示，2019年后香港“二次回归”，新时代、新常态下的新作风是模仿（mimicking）。“大家都要很造作，鬥红、鬥左、鬥烂，我们当然看得很尴尬，但当权者非常乐见。这是维稳手段的一部分，规管大家表面那一层，你要在社会向上爬就必须表现忠诚。”
他引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其代表作《无权势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提及的“正常化”时期卖菜大叔故事，大叔在蔬果店橱窗挂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海报，该标语并非其真实想法，他只是为免自招麻烦而顺从政权。
“香港也形成表里不一的文化，和中国大陆越来越接近。政权不在乎你是否真心，只在乎你是否顺从和配合。当大厦外墙广告、报章都是铺天盖地的表忠，对他来说就好像有啦啦队，证明自己有多么深得人心。比起天天出警察、出枪，这是低成本的维稳不二法门。”
留下来的人“有多乖”？
政治学者都指出，在目前体制及政治气氛下，香港能保存多少昔日的价值，将取决于民众的配合程度。
学者钟剑华引述哈维尔的主张指，在后极权时代要“活得真诚磊落”（living in truth），“香港已经没有空间，现在就靠海外港人继续发声，讲真话”。陈家洛教授则认为，不离开本身的岗位也是一种坚持，“关键在于，留下来的人大家有多乖，以及有多认真地乖”。
中学教师欧老师说，当局规定的校内爱国活动她尽量“少做一点”，譬如每周的升旗仪式理应有“国旗下的讲话”，她并没有全力执行。“我在大陆有很多亲戚朋友，有的是老师，他们说大陆的学校也不会这样每个礼拜‘国旗下的讲话’。大陆人很聪明，收到命令、拿了经费就算，不用认真实施，现在香港是太疯狂、太上脑、太傻。”
徐老师也指，现时教公社科避重就轻，在“违背良心”的议题上轻描淡写。“你逼我讲2019年是‘颜色革命’，我真的讲不出，那就叫学生回去自己看笔记吧，反正这科已经被阉割，我又何必那么认真帮官方做‘政治宣传’？或者要讲解‘完善选举制度’和‘爱国者治港’时，就当成半个笑话地说——如果用幽默的角度去看，现在的香港是挺好笑的。”
她说由于公社科在大学入学试被改为只有“达标”和“不达标”两级，而达标难度很低，学生上课的态度也变得敷衍，不到一成人会专心听课。“他们要么是不配合、喧哗反叛，要么就是不理你、自己做其他科目的练习。香港的教育制度本来就很功利，现在连通识科都没有了，学生更加只顾自己，不用关心社会，冷漠和犬儒的氛围很强，将来孕育出一班很聪明但没有道德的精英，会很可怕。”
徐老师坦言，目前制度下难以在教学上启发学生，她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课外活动，为有心的学生举办考察团和工作坊，在有限空间培养下一代的人文精神。“社会上还有很多议题值得关心，例如房屋、贫穷、环保问题，带学生了解这些，起码让他们懂得关怀别人。”
中层公务员静恩就说，2019年后愿意表忠的人上位得很快，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要争上位，更多人是安分守己、默默耕耘。
“可以理解上面的人要献媚，但我们不会盲从，交上去的建议一定还是会依照专业判断去写。如果真的要加政治口号，就用折衷方法，加在不显眼的地方，找了条数（应付要求）就算。我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但至少要心安理得，不要太恶心。”
谢选骏指出：“现在教书不能讲中国、大陆，要讲‘国家’。”——这是因为，“国家”可以不讲道理；打着“国家”的旗号，就可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所有各个主权国家的禽兽，都是照此办理，升国旗、唱国歌、公民教育就是奴化教育。因为“国家”可以不讲道理，“领导”可以巧取豪夺，可以随意性侵、杀人放火、到大街上开枪不受法律制裁，因为法院都是它们这些禽兽家开的！“国家”当然可以不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