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群岛的穆斯林︱9-16世纪：自商路而来的信仰》（澎湃新闻 2020-09-16）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介绍伊斯兰文化在马来群岛最初的发展情况。
中介、财富与布道：9-14世纪的马来群岛穆斯林商人
现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当时马来群岛诸国中最为繁盛的室利佛逝王朝（Sri Vijaya）核心所在。在9世纪的时候，室利佛逝已经成为当时南海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热衷海上贸易的穆斯林，自然不会错过到此处经商、贸易的机会。他们通过航海，活跃在“香料之路”中，把中东的香料（例如乳香、没药）运送到东方，再运回产自东南亚的香料（例如胡椒、丁香）。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当地留下一些痕迹，例如沉船和货币。
根据《马来亚史》记载，当时考古学家在苏门答腊发现一些上有阿拉伯文铭文的金币，对应年代的是执政于9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基勒（Al-Mutawakkil，822-861,847-861在位）。而到10世纪，室利佛逝王朝中出现一个名为“遐至”/“夏池”的君主，根据学者讨论，此人对应的是“哈吉”（Hajj），即穆斯林朝觐者。
对于此案例，笔者在拙作《多元文化互动中的印尼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2期）中认为此人不一定是穆斯林，但他大概率与穆斯林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基于跨文化的经济与政治交流，以穆斯林名字为名、实质信仰其他宗教的君主还是有几个案例的：例如阿富汗古尔王朝创始人穆罕默德·苏里（Muhammad ibn Suri，终于1011年），其一生都是佛教徒，但他自己拜领阿巴斯王朝的军职，采用穆斯林名字，而且让儿孙改宗伊斯兰教；地处今缅甸西部若开的阿拉干妙乌王朝，受孟加拉苏丹影响，历代君主都兼有佛教和伊斯兰教名字，但他们无一例外死后进行佛教的火葬仪式，因此得到绰号“佛教苏丹”。
穆罕默德·苏尔（白胡须老者），古尔王朝建立者，阿巴斯王朝的佛教徒军官
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虽然尚未取代早些传入的佛教、印度教，但已经对马来群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东南亚学者把1136年吉兰丹苏丹改宗伊斯兰教以及13世纪巴昔苏丹国（Pasai Sultanate）的建立，视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正式起点。
从历史来看，区域内的宗教演变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在一定的民众基础上，由下至上逐步发生的变化。例如真正奠定阿富汗从佛教过渡到伊斯兰教，推动力并不是古尔王朝君主自身的改宗，而是“古拉姆”雇佣兵制度下，通过军功改变阶层的阿富汗普通民众；而罗马帝国放弃“朱比特多神教”转向基督教，也是因为4世纪以来帝国内部，无论是东方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还是西方的各“蛮族”（例如哥特），民众大面积改宗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才通过母亲海伦娜的关系，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新柯沙里王朝的寺庙，建于格尔达纳卡拉执政时期
无论是吉兰丹苏丹的改宗，还是巴昔苏丹国的崛起，背后都是马来群岛居民自身自发的选择以促成区域宗教文化的发展。
历史上马来群岛信仰印度教与佛教，动力也是商贾带动的经济发展。而到了中世纪，随着贸易主力军逐步变成穆斯林——甚至来自马来群岛传统盟友南印度的商贾主体也变成穆斯林——马来群岛的城市居民也乐于接受鼓励商业、理论相对提倡阶层平等的伊斯兰教。
不过，即便苏门答腊和爪哇民众已经出现成规模的穆斯林群体，大多数马来文化圈的君主还是保留过往的宗教信仰，只是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有的保留印度教、佛教信仰的同时开始了解伊斯兰教，有的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保留大量印度教的礼俗，还有的继续维系原有的秩序体系，坚持印度教和佛教信仰。
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民族主义崛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信仰交织不是新鲜事。例如马来群岛的重要政权新柯沙里王朝（Singhasari）就是兼具大批量穆斯林民众和依旧活跃的印度教-佛教僧俗贵族群体。
1292年，元朝进攻爪哇，新柯沙里王朝处于守势，而此时新柯沙里王格尔达纳卡拉（Kertanegara）的女婿拉登·甲亮（Raden Wijaya）同时打败元军和新柯沙里军，建立盛极一时的满者伯夷帝国（Majapahit Empire，1293-1527）。
满者伯夷的崛起属于当时马来群岛“曼陀罗体系”（印度教-佛教体系）最后的辉煌期，虽然其曾通过名将加查马达（Ghaja Mada）短暂地雄霸南洋，而且建立起众多金碧辉煌的庙宇，留存大量恢弘的宗教雕刻，但随着满者伯夷与巽他之间的战争，以及满者伯夷内部层出不穷的内讧——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权贵之间的厮杀，满者伯夷实际的影响力仅局限于政治上的霸权。对于不断发展的穆斯林影响力，满者伯夷已经难以阻挡。
加雅特丽（Gayatri Rajapatni，1276-1350）的佛像雕刻。她是拉登·甲亮的妻子，格尔达纳卡拉的独生女
15世纪，对于马来群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世纪。在此之前，马来群岛虽然已经有不少民众接受伊斯兰教，而且也出现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王国，但整体而言，马来群岛占据主要地位的秩序体系依然是“曼陀罗体系”。而15世纪即将开始之前，一场满者伯夷发起的入侵，改写整个马来文化圈——从马来亚半岛到马来群岛——相应的历史书写，也将整个群岛从原本的“曼陀罗体系”，纳入到伊斯兰文化体系之中。
流亡王公、宣慰司与传教士家族：15世纪前半段的群岛穆斯林
1397年是学术界公认室利佛逝王朝终结的年份，这一年，室利佛逝家族最后的领地——淡马锡（Temasik，现新加坡），被满者伯夷大军占领。淡马锡的一个领主，室利佛逝王族出身的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14）被迫带着部属一路往北逃亡，甚至不惜为此与试图占领马来亚南部的暹罗开战，最终艰难地扎根在马六甲。
明朝文献《武备志》里的“淡马锡”
5年之后，即1402年，年近花甲的拜里米苏拉在子侄的拥戴下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第一任苏丹。不过这个时候，拜里米苏拉本人虽然拜领了作为穆斯林君王的“苏丹”头衔，而不是过往的“拉者”（Raja，印度文化圈的地方君主头衔），但他还没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的名字依然是印度教风格，而他自己的行政体系，在他执政初期也是依照传统的“曼陀罗体系”。
他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来亚南部已经扎根的伊斯兰教传统——无论是马六甲的民众，还是支撑马六甲经济的商人，大多数已经从原本的印度教、佛教和巫术信仰转变为伊斯兰教。包括拜里米苏拉自己的孙子，也接受伊斯兰教的割礼并取名“穆罕默德”——在定都马六甲之前，为了得到富可敌国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的支持，拜里米苏拉让自己长子伊斯坎达尔（Iskandar，约1370-1424）迎娶巴昔公主为妻，之后巴昔公主诞下拜里米苏拉的长孙穆罕默德。
为了赢得更多的外交支持，一方面拜里米苏拉积极与穆斯林打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寻求其他政权的支持，为室利佛逝王族得到可生存的空间。此时，他最大的两个敌人都是“曼陀罗体系”的大国——暹罗与满者伯夷；而能与他结盟的，除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大明王朝，就剩下苏门答腊和马来亚一圈穆斯林国家，这让拜里米苏拉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继续“曼陀罗体系”。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待马六甲苏丹国逐步稳定，拜里米苏拉选择放弃“曼陀罗体系”，转向另外两种在东南亚尚未扎根的系统——与大明建立朝贡关系以及接受真正的伊斯兰苏丹国体系。
1405年，拜里米苏拉第一次派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求明朝能接受马六甲的朝贡。当时明朝已经开启“郑和下西洋”，郑和舰队在马六甲也确实受到相当多的支持，由此明朝允诺与马六甲苏丹国保持朝贡关系，直到1511年马六甲苏丹国被葡萄牙灭亡。
至1412年，拜里米苏拉正式确认马六甲苏丹国的“苏丹国”政治体系，自己也不局限于拜领“苏丹”头衔，还明确国内政治系统不再沿用过往的“曼陀罗体系”。有的学者将其列为“拜里米苏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的开端（主要是穆斯林学者），但有的学者则保留观点，认为拜里米苏拉自己没有改宗，改宗是从他长子伊斯坎达尔这一代开始的（主要是欧美学者和华人学者）。随着两年后拜里米苏拉的去世，马六甲正式定型，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大国。
马六甲的崛起无疑触动了满者伯夷在南海的霸权：此时满者伯夷在此前杀死明朝职官，并且对郑和舰队实行过骚扰，与明朝关系非常恶劣，马六甲的发展肯定是明朝乐见的结果。明朝需要有这样一个政权打破满者伯夷的垄断，维护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斯坎达尔和其子穆罕默德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君主，他们积极维护自身与其他马来苏丹国的外交关系，与南印度穆斯林豪商联姻，扩充国库和军备，同时也打败好几轮满者伯夷与暹罗的进攻。因此，马六甲的崛起带动另外一个穆斯林为主的政体短暂崛起，并间接改变爪哇岛的历史。
1405年，时年45岁的海外华商施进卿协助郑和舰队航行，期间也参与平定陈祖义的海盗军团，之后施进卿派遣女婿前往中国拜见皇上。为了嘉奖施进卿的“忠义之举”，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司”。
“旧港宣慰司”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朝廷对华人穆斯林直接赐封爵位，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在海外的“飞地”管辖。
旧港，一作巨港，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巴邻旁（Palembang），在当时是商人汇集的区域。施进卿本人原籍广东，此前长期住在占婆，信仰伊斯兰教。关于施进卿的身世，有一说他本身是回回人，另一说则认为他本是汉人，家族在占婆首府占城居住期间受占城穆斯林商人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
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职官马欢记载，当时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以爪哇岛为例，大多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结合元末明初泉州等东南沿海大港口遭“兵焚”等劫难，大批“蕃客”后裔为保持原有文化、沿海居民为更好生存，被迫远走他乡等因素，有可能这批华人是明初移居南洋的闽粤移民。在这些海外华人中，施进卿相对是个例外，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国生活，而是出身占城的华裔。
因此，在施进卿受封的1405年，到施进卿次女施二姐1440年被满者伯夷打败后移居爪哇，这35年间“旧港宣慰司”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虽然实际上这个“宣慰司”是以公议为执行决策的“共和”政体，且以明朝为宗主国，但由于其时间短，三任宣慰司都是施进卿家族之人，因此有人把这个“宣慰司”视为施进卿家族的“小王国”。
在施进卿家族执政期间，华人穆斯林得以有短暂的发展期，从而衍生出四个比较活跃的家族：彭、颜、施、陈。他们利用兼容的文化身份——华人与穆斯林，长期协助明朝与马来群岛诸苏丹国之间的联系，从而让苏门答腊成为一个重要的海贸枢纽，使得穆斯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得以进一步的壮大、发展。虽然满者伯夷之后的入侵使得“旧港宣慰司”成为历史，施进卿家族也随着移居到爪哇岛而逐步消弭，但华人穆斯林的移居，逐步形成另外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进而推动满者伯夷的转型。
这些人被称为“华人苏菲”（Chinese Sunan of Java），Sunan一词，既有苏菲教士之意，也有传教士之称。在15世纪，比较知名的华人穆斯林传教士有祖籍泉州的陈金汉（即印尼已故总统瓦希德之祖先），有祖籍云南的彭德庆、彭瑞和祖孙，其中彭瑞和本人采用马来化穆斯林名字——拉登·拉赫曼（Raden Rahmat，“拉登”是马来式印度文化头衔），从而奠定早期华人移民本土化的基础。
彭瑞和本人可能没有亲生子女，他在晚年的时候收养一个出身较显赫的年轻人作为养子，此人就是满者伯夷的封臣，出生于1455年的拉登·巴达（Raden Pateh）。根据史料记载，他随华人生母姓，有中文名字，名曰“陈文”（Jin Bun）。早期有人译作“靳文”，但由于此拼写是基于闽南语发音，且早期南下华裔几乎没有姓“靳”，华裔陈姓是望族且转写“Jin”，故廖大珂教授确定拉登·巴达为“陈文”。
彭瑞和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的养子，日后彻底改写马来群岛的历史，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爪哇的信仰演变。
华裔开国君主：延续的皇冠，改写的教门
从多方面史料来看，拉登·巴达就是陈文，他是兼具华人文化认同和满者伯夷法统的穆斯林领主。陈文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他母亲是华人穆斯林，与施进卿家族有亲戚关系。与此同时，拉登·巴达还认为自己继承满者伯夷的血统，理由是自己的生父为满者伯夷王巴拉·维查亚（Bra Vijaya）。
此说法在历史学界有争议，印尼学者（例如赛努西·巴尼）和其他海外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很可能是巴拉维查亚的私生子或庶子，而华人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的生父不明，有可能是普通爪哇人，而他为了日后君临爪哇渲染自己的满者伯夷王族出身。
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学者们一致认为拉登·巴达确实在母系方面继承了华人血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在1470年前后，年轻的拉登·巴达就受封爪哇岛北部的淡目（Demak），成为满者伯夷附庸的淡目太守。
此时满者伯夷虽然有过占领“旧港宣慰司”，把大量华人等苏门答腊南部各族群的穆斯林迁移到爪哇的经历，但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态势，大批贵族离心离德，东部的龙目、巴厘和西部的巽他都已经脱离满者伯夷的统治。满者伯夷麾下的诸侯，此时绝大多数已经是穆斯林占主体的，部分满者伯夷王族自己已经结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形成独特的“科佳温”信仰（Kejawen）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拉登·巴达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逐步从普通的“太守”到最大的诸侯，再到有权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权官”（即“沙班达尔”，Shahbandar），成为爪哇岛最有势力的诸侯王。最终满者伯夷王自己反而臣服拉登·巴达，国运逾半个世纪的淡目苏丹国（Demak Sultanate，1478-1554）也由此建立。
虽然拉登·巴达取代满者伯夷的权势并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陆陆续续有不少印度教信仰者为了不改宗移居龙目和巴厘等地，但拉登·巴达非常清楚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
他对于满者伯夷旧部的统治，没有太多血腥的征服，这客观上不会给自己以及自己背后的势力——伊斯兰传教士，在民间造成太多麻烦。但另一方面，随着自己几个儿子陆续无嗣而终，女儿也早已外嫁，他自己的家族摇摇欲坠。印度教贵族的反扑倒是不可能，因为即便是满者伯夷王族，在当时为数不少已经接受伊斯兰教。但周围的马来苏丹们却一直虎视眈眈他的宝座，尤其是他的女婿和外孙们。最终，拉登·巴达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维系满者伯夷的遗产：
拉登·巴达规定只有与满者伯夷王族有血缘关系的穆斯林领主，才能继承他的王位并接过“满者伯夷皇冠”——这样他的继承人才能在名义上接手满者伯夷打下的群岛统治权。
同时，在解释伊斯兰教义方面，拉登·巴达延续华人传教士的倾向，他规定解释方法以逊尼派四大学派中最为松动的一支，哈乃斐学派（Hanafi Scholar），来作为教法解释基础。
拉登·巴达的考虑基于这样一点：爪哇和马来群岛其他区域一样，虽然伊斯兰教已经扎根几百年，但当地的传统信仰（包括“科佳温”信仰模式）和印度教-佛教系统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影响。满者伯夷王朝虽然日落西山，但名义上的威严仍在：拉登·巴达没有对满者伯夷王族赶尽杀绝，贵族势力依然非常大。更何况拉登·巴达自己的母族是华人，华人穆斯林传统就是按照哈乃斐学派解读经训。
因此，在中东后裔哈德拉米人（Hadhrami，在印度洋-南海沿岸经商、与本地人通婚但又保存自己文化传承的也门南部阿拉伯客商后裔）大规模到来之前，哈乃斐学派一直是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主导学派，穆斯林与其他宗派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良好——当然关系开始真正出现裂痕也不是因为哈德拉米人带来解读风格相对保守且谨慎的沙斐仪学派（Shafi’iyah Scholar），而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主义扩张。
危机前夜：15-16世纪的转折
1511年，拉登·巴达56岁。逐渐步入老年的他，正愁自己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他所有的儿子都已经去世，没有男系孙子。而另一件事情更让他心烦：葡萄牙的冒险者在马六甲的进攻中取得优势，这意味着，马来群岛的穆斯林领主们有了一个神秘且强大的异教徒敌人。而且，一部分不满他统治的满者伯夷贵族、甚至不乏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贵族似乎在利用拉登·巴达诸子英年早逝这个机会，拉拢新的入侵者，从而削弱他的权力。对于旧时代的君主而言，没有男性子孙是国家危机的前夜。
7年后，拉登·巴达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他临终的时候，不得不把贵族中最具有威望的尤努斯（Pati-Unus）叫到跟前，安排后事并让他领导淡目苏丹国。尤努斯是他的妹夫，血缘上也与满者伯夷帝国有关。此时的淡目看似蒸蒸日上，大有君临群岛的威势，但内部的不和以及逐渐发展的殖民者，这两种情况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悬在头上的“蛇纹剑”（Kirs）。而此时的马来穆斯林诸邦的盟友，远在东亚的大明，因为东部沿海层出不穷的倭乱被迫再次执行“禁海”政策。曾经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君主两巨头之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就是跟大明求救无果，最终在殖民者的进攻中分崩离析。
1518年，尤努斯戴着妻舅给他的“满者伯夷皇冠”，战战兢兢地登上宝座。他年事已高，未曾与妻子生育儿女。满庭文武都怀疑他有没有可能让淡目渡过难关。但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尤努斯成功击退葡萄牙殖民者对爪哇的进攻，暂时稳定爪哇岛的人心。
1521年，尤努斯去世。这次继位的是拉登·巴达的外甥特林加纳（Raja Trenggana，1483-1546）。特林加纳于1527年找到满者伯夷傀儡王与葡萄牙之间的信件，派兵进驻满者伯夷都城达哈（Daha），宣布废黜满者伯夷王帕拉卜·乌达拉（Prabu Udara），自此完全确立伊斯兰教苏丹国体系在整个马来群岛的主导秩序。但随着1546年特林加纳在平定东部地区的内乱中遇刺，他的儿子一年后也猝死，淡目苏丹国就此宣告终结。
从欧洲来的殖民者，随着亚洲航路和东方两大殖民地（印度果阿和马六甲）的打通，陆陆续续增加起来。他们拥有着最狂热的财富追求和破坏力强劲的热兵器，即便历史上成功打退中南半岛之虎暹罗王国的马六甲苏丹国，也败在这些信仰基督的新对手之手。
虽然有关葡萄牙驻马六甲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陆陆续续传到马来群岛各苏丹耳中，但苏丹们明白，与其对抗这些很可能只是为了财富的冒险者，倒不如想办法利用淡目苏丹王族的绝嗣危机、爪哇岛东部层出不穷的满者伯夷残余势力暴动等事件，从中占领群岛主导权，成为马来文化圈穆斯林的共主。
苏门答腊的亚齐苏丹国（Aceh Sultanate）和加里曼丹岛的文莱苏丹国（Negara Brunei），斯雅家族（Syah，占婆王朝遗族，亚齐苏丹国王族）和博尔吉亚家族（Bolkiah，文莱苏丹王族）都想成为一统南洋的王者，他们利用这两个地方内部的纷争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很快，马来群岛各苏丹国都陷入战争中，虽然亚齐短暂打败柔佛苏丹并在班达亚齐将苏丹斩首，但亚齐和文莱不仅仅没有实现穆罕默德沙（即拜里米苏拉之孙，马六甲苏丹国第三任苏丹）和拉登·巴达的事业，反而因为长期的战事，极大加剧两个苏丹国自身损耗。
随着17世纪荷兰殖民者的到来，葡萄牙原有的海洋霸权一家独大局面被打破，马来群岛各族群的噩梦也即将来临。
《马来群岛的穆斯林︱16-18世纪：马塔兰崛起与殖民者入侵》（澎湃新闻 2020-10-07）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二篇，介绍16-18世纪马来群岛穆斯林在殖民者到来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危机。
淡目苏丹国带着传奇色彩而来，也随着绝嗣而终。虽说不是惨烈的战乱，但对于马来群岛、尤其是爪哇岛的穆斯林而言，淡目的绝嗣不比发生战争的境况好一些——频繁更替的君王，几大势力（例如亚齐、文莱、葡萄牙）在海岛间争权夺利，大多数马来群岛民众处于心力交瘁的情况。
帕马纳罕，拉登·巴达的外曾孙，巴章苏丹国顾问，马塔兰诸侯
到1586年，中部爪哇诸侯国之一的马塔兰（Mataram），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成为爪哇岛的一颗政治新星。当时马塔兰执政的君主，是年轻的苏塔维查亚（Suta Vijaya，约1550-1601），他刚刚从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帕马纳罕（Pamanahan，约1520-1584，1570-1584执政）手中接过马塔兰王侯之位。
帕马纳罕是满者伯夷帝国的王族后裔之一，母系也部分继承淡目苏丹国的血统——他母亲是拉登·巴达的一个外孙女。相比起重视男性血脉的东亚地区，无论是之前的“曼陀罗体系”，还是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体系，马来群岛一直承认母系血统继承权：例如满者伯夷帝国创始人拉登·甲亮，随着其独子1328年遇刺身亡，严格来说其男系子孙已经断绝，但由于拉登·甲亮自己的立国法统来自于岳父，在他妻子的斡旋下，拉登·甲亮的女儿、外孙就顺理成章成为满者伯夷帝国的嫡系继承者。因此，所谓的“满者伯夷后嗣”，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广泛存在于爪哇的贵族阶层。
只不过，帕马纳罕在梭罗（Surakarta）任职期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地为巴章苏丹（Pajang Sultanate）服务，因为巴章苏丹也同样具有前朝的血缘联系。
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
在淡目苏丹国于1554年绝嗣而终后，继承淡目苏丹国最多领土的便是巴章——特林加纳的一个女儿是首任巴章苏丹的母亲。只不过由于第一任苏丹早逝，儿子年幼，太后辅佐孙子摄政十余年。
至1568年，年轻的哈迪·维查亚（Hadi Vijaya，1548-1586）结束祖母的摄政，亲政成为巴章苏丹。在他统治的近20年中，巴章的势力如日中天，一度统一中部和西部爪哇，臣服巽他诸邦。但哈迪本人是一个性格易冲动的武士，他把延续前朝的希望寄托于开疆辟土，而忽略对国内诸侯的拉拢与治理。作为老一辈的诸侯帕马纳罕，就经常遭受哈迪·维查亚的斥责。
帕马纳罕去世原因是疾病，这个没有人怀疑。其子苏塔·维查亚在这个时候指责巴章苏丹，控诉他的“暴政”加速他父亲的去世，因此发起兵变。明眼人都看得出，苏塔·维查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所谓的“为父亲讨回公道”，而是为了哈迪头上那顶“满者伯夷皇冠”。
苏塔·维查亚
历经两年的战争，至1586年，苏塔·维查亚打败并杀死哈迪·维查亚，从他的遗体中夺取其“满者伯夷皇冠”与御用“蛇纹剑”，在爪哇风格的清真寺前宣誓就位。
自此，君主血脉传承至今的马塔兰苏丹国（Mataram Sultanate），在新君主的带领下成立了。而苏塔·维查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缔造的王朝，虽然依旧没有完全统一爪哇，影响力也远远达不到之前几个马来苏丹国，但却因为与荷兰殖民者的数百年纠葛，间接缔造出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在“大航海时代”的大变革。
马来群岛的伊斯兰教，无论是学派演变（从更为宽松的哈乃斐学派到相对谨慎的沙斐仪学派）、原教旨主义的萌芽，还是出现西式的“上层建筑”（例如绘画、餐饮、建筑和礼仪），都与这数百年的起伏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短暂的黄金时期：苏丹阿贡与繁荣昌盛的马塔兰
苏塔·维查亚于1601年去世，享年约50岁，其子哈迪·帕拉卜（Hadi Prabu）继位。哈迪·帕拉卜在位12年，临去世时违背法典，跳过自己的儿子，而以弟弟马尔塔普拉（Martapura）为继承人。这件事情引起王族不满，尤其是他的妻子——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的女儿。
当年苏塔·维查亚夺位时杀死哈迪·维查亚，但没有杀死他的子女，而是安置王子到各地当诸侯和官吏，公主则嫁给本家族的王子们。这既是因为伊斯兰教理论上反对连坐杀人，也是因为自己长儿媳就是哈迪·维查亚的嫡女。
苏塔·维查亚执政的第7年，也就1593年，巴章公主生下苏塔·维查亚的长孙拉登·马斯·加特米卡（Raden Mas Jatmika，拉登和马斯都是马来贵族头衔的敬称）。
根据爪哇宫廷诗人的说法，拉登·马斯·加特米卡自幼天资聪慧，颇受爷爷苏塔·维查亚的疼爱。即便是老苏丹后来病重，他依然把孙子抱在怀中，让其把玩绝大多数王公贵族都不敢看一眼的御用“蛇纹剑”。哈迪·帕拉卜试图采用兄终弟及，正是因为儿子的影响力已经超过自己，很多他在世定下的法律很可能会被儿子否决。
结果哈迪·帕拉卜的“者那则”（穆斯林的葬礼仪式）还没有举办，马尔塔普拉面对嫂子和王公大臣们手上的“蛇纹剑”，迅速认怂并拥戴侄子。至此，经历不到一天的空位期，哈迪·帕拉卜的嫡长子拉登·马斯·加特米卡就此成为马塔兰苏丹国第三任苏丹，此时他20岁。
由于他在位32年间勤政而贤明，而且短暂让马塔兰成为爪哇各苏丹的共主，因此他就被尊称为“阿贡”，即印尼建国后追认的民族英雄——“苏丹阿贡”。
印尼影视剧里的苏丹阿贡
苏丹阿贡在位期间没有否定前朝的法律，恰恰相反的是，他结合当时爪哇能收集到的信息，不断完善马塔兰的法律和文化。例如伊斯兰教教法的解读，他开始吸收其他区域的人才，如16世纪后期陆陆续续东迁的也门南部移民“哈德拉米人”，从而使经训的解读多元化；在行政上，他深知东西两端的龙目和巽他都是非常强硬的独立势力，而且荷兰殖民者此时已经成为第二批在东南亚扩展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因此他必须采用更为多元、宽容的法律，进一步扩大马塔兰的实际影响力；
在文化上，苏丹阿贡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他自己亲自为宫廷诗歌谱曲，并制定“佳美兰”音乐的模式，规范马塔兰的宫廷礼仪。时至今日，这套礼仪依旧应用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苏丹宫廷之中。
马塔兰的国旗，兼用奥斯曼的红底新月和马来传统的“蛇纹剑”
在苏丹阿贡在位的32年间，他采用的改革的确为马塔兰带来最鼎盛的时代——在军力上，虽然爪哇的军备远不及欧洲殖民者，但至少在阿贡执政一代，未曾正面输过战争。欧洲殖民者试图挑衅马塔兰，苏丹阿贡用奥斯曼借道亚齐进口的火器、高度规范的军队“回敬”了他们。
除了龙目和巴厘，爪哇绝大多数领主在同一时间跟马塔兰达成协议：在保障君主独立传承的前提下，从介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科佳温”（Kejawen）中完全转向伊斯兰教。
为了顺利过渡，苏丹阿贡给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马来苏丹宫廷可以继续表演前伊斯兰时期的戏剧曲目，例如《摩柯婆罗多》，理由是这些故事不与穆斯林经典的故事发生地域冲突。而且，苏丹阿贡和他的亲族还与这些区域的王族联姻，从而进一步巩固爪哇共同体的形成。
灵鸟“伽鲁达”（Garuda）和印尼皮影戏的木雕艺术，笔者摄于2019年5月
通过政治上多向辐射，文化上的高度包容和经济上的多向通贸，苏丹阿贡一朝是印尼历史上比较突出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今天印尼伊斯兰教的格局，无论是文化形态，还是信徒的分布，在苏丹阿贡一朝时期奠定的。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一直认为爪哇岛和苏门答腊“沿海的是接受摩尔人的信仰，但内地依然保留异教”（笔者注：基于宗教信仰的偏见，殖民者往往把穆斯林贬称为“摩尔人”，而“异教”多半指代印度教、原始信仰和佛教）。而在阿贡执政以后，这些区域的主要居民就是穆斯林。
不过苏丹阿贡统治后期，附近邦国对马塔兰的忠诚度开始出现动摇。苏丹阿贡制定的国策是，他希望在通过部分胜利的展示震慑荷兰殖民者的时候，能与荷兰殖民者等西方势力进行正常的贸易和交流。为此，马塔兰苏丹自他这一代开始，宫廷文化有西化的趋势——例如勋章、西式长衣和银行制度。这一点无疑是触动传统马来贵族的利益，尤其是以传教士家族为核心的穆斯林神职团体。而且，向来战无不胜的苏丹阿贡，在援助苏门答腊苏丹反击荷兰的过程中，遭遇挫折，这使得他的病情进一步加剧。
1645年，时年52岁的苏丹阿贡与世长辞，他26岁的嫡长子阿莽古拉特一世（Amangkurat I，1619-1677）继位。阿莽古拉特一世继位后，既和荷兰人周旋，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起义。
起义与重构：三代阿莽古拉特的马塔兰
阿莽古拉特一世被认为是爪哇岛开始进入殖民主义秩序的一个转折性人物，他与父亲执政风格不同，在位期间不断向荷兰殖民者妥协，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得以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不断扎根；对于马塔兰苏丹国的支柱——伊斯兰教神职团体，他一反前三任苏丹的常态，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打压政策。以致于当时坊间很多人谣传阿莽古拉特一世很可能接受了“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因为这个对“苏南”们非常严厉的苏丹，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中，在宫廷里食用西式食物、饮用红酒，而且带头弹钢琴，提倡欧洲的文化与艺术。
实际上，阿莽古拉特一世必然不会拿自己的宗教信仰开玩笑，终其一生他都是以“苏丹”和“伊斯兰守护者”的头衔统治马塔兰，毕竟他明白爪哇等地看上去的“统一”还是基于伊斯兰教。而且，他一直严禁基督教传教士在马塔兰活动，只不过允许东印度公司享有比前代更大的股份。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进一步扩展，很多有实力的穆斯林商贾把贸易重心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转移到苏拉威西地区——当时的“望加锡”（Makassar）。16世纪还处于普遍信仰山神的苏拉威西，到了此时，穆斯林的比例得到迅速提升。
矛盾累积了30余年，最终在1676年彻底爆发。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Trunojoyo，1649-1680）联合他岳父拉登·卡佐兰（Raden Kajoran，约1610-1679）和望加锡的贵族克拉恩·卡列宋（Karaeng Galesong，约1630-1979）对马塔兰举行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中，今天印尼人更为缅怀杜鲁诺·佐约，但其实最大的推动者是他岳父。
印尼出版的书籍，纪念反抗殖民者和暴君的杜鲁诺·佐约
拉登·卡佐兰在起义前一直是马塔兰朝廷重臣，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贵族——他是前苏丹阿贡的表兄弟，开国苏丹苏塔·维查亚的外孙。而且，阿莽古拉特一世的王后，也是卡佐兰的女儿。因此，他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表叔兼岳父。
和“拉登”一样，“卡佐兰”本身也不是名字，而是尊称——他的先祖很有可能是跟随“哈德拉米人”东迁的古莱氏族人，以此承接“霍加”（Khoja）这样的圣裔神职世家头衔。他这种兼具宗教和政治高阶身份的贵族追随女婿起义，打击另一个女婿，无疑对马塔兰的法理和信仰都形成极大的冲击。
另外一个效忠马塔兰的侯国，万丹苏丹国（Bantan Sultanate，即巽他），与马塔兰本身是有姻亲关系的。万丹苏丹反复警告阿莽古拉特一世不能简单粗暴进行镇压，但阿莽古拉特一世以为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忙，起义者是“不足为虑的”。
结果他自己出征后不久，就和他的荷兰盟友一起遭遇惨败，他本人带着疟疾一路逃亡。由于他之前下令屠杀支持起义军的老百姓，路上没有村庄愿意收留他，结果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君主，在1677年悲惨死在一个废弃的茅草屋里。
他临死前，委托荷兰医生回到都城传达他的遗诏，废黜嫡子的太子身份，拥立他的庶长子拉赫曼王子（Raden Mas Rahmat，1640-1703）为新苏丹，即阿莽古拉特二世。阿莽古拉特二世继位后，立马宣布放弃作为世俗君主的“苏丹”头衔，改而以宗教色彩更浓的“苏苏胡南”（Susuhunan）为头衔，以拉拢更多的宗教贵族。不过，他为了自己的权威，没有选择收编起义者，而是联合岳父万丹苏丹等效忠马塔兰的贵族绞杀起义军。
1679年，克拉恩·卡列宋死于瘟疫，望加锡的起义军纷纷逃回原籍；同年夏天，拉登·卡佐兰被叛徒出卖，被押送到马塔兰的都城。阿莽古拉特二世不顾长辈的求情，在广场公开对他以“叛国”的罪名处以斩首。由于卡佐兰是老人，与阿莽古拉特二世的祖父是一辈人，荷兰人都看不下去，把阿莽古拉特二世写成“比他父亲更铁腕、更残忍的君主”。
岳父被斩杀一事直接让杜鲁诺·佐约的起义军彻底崩溃，在1679年即将结束的12月，杜鲁诺被捕。虽然伊玛目们试图劝说阿莽古拉特二世放过这个在民众内部名望极高的起义领袖，但阿莽古拉特二世坚持杀死他。根据记载，阿莽古拉特二世冒了一个险，他宣布在清真寺广场和杜鲁诺·佐约用“蛇纹剑”比武，而且剑上都涂满毒药，谁被刺中即刻死亡。杜鲁诺·佐约自信自己的武艺，结果被个子比他小一大截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刺中大腿，当场死亡。
爪哇史书中的阿莽古拉特二世，他是第一个以西服为制服的马来穆斯林君主
阿莽古拉特二世这样做，一方面表达自己“报父仇”的决心，对起义者不予以任何的同情；另一方面，他这样也是做给荷兰人看的。阿莽古拉特二世与父亲截然不同，他虽然公开穿着西式制服（他祖父苏丹阿贡也只是效仿西式制服）和皮鞋，与赤脚、着“巴迪”（马来花纹上衣）、“纱笼”（格子纹长裙）的马来传统截然不同，但他比父亲要远远尊重伊斯兰传统，对老百姓也更为体恤。他自己精勤习武是为了告诉荷兰殖民者：“马塔兰不是你们的附庸。”
他这份底气，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他的丈人，万丹苏丹阿卜杜法塔赫（Abdul-Fattah，1631-1692）。万丹在之前是巽他诸邦的一部分，巽他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内部出现分化，原本的巽他拉者王族中有部分和来自各地（中国泉州、印度南部和也门南部）的传教士家族联姻，形成一股新势力。马来群岛历史上“伊斯兰九贤”之一，来自埃及开罗的谢里夫·希达亚图拉（Syarif Hidayatuallah，1448-1568）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希达亚图拉于1479年登陆巽他，拜领官职后成为巽他拉者的驸马。至1552年，他与巽他公主所生之子哈桑努丁（Hasanuddin，约1490-1570）成为巽他的领主，为此万丹苏丹国成立。根据多方面的史料对应，希达亚图拉是一个相当长寿的老人——他参与儿子的立国历程，而且也亲自与葡萄牙人打仗。到他去世的时候，哈桑努丁自己都年至耄耋，因此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希达亚图拉可能活到了120岁。虽然后来万丹与巽他其他侯国一起臣服淡目苏丹国（及后来的巴章与马塔兰），但相比起其他侯国，万丹显然更具有独立性，实际能力也更强大——万丹往西就是苏门答腊。
首任万丹苏丹哈桑努丁，他的样貌上有明显的混血痕迹
阿莽古拉特二世还没当王储的时候，他就与阿卜杜法塔赫的女儿结婚，从而赢得来自爪哇西部侯国的支持，并且在1677-1679年的镇压中取得优势。在这期间，阿卜杜法塔赫苏丹自己也趁机占据重要港口井里汶（Cirebon）以扩充实力——这个得到了阿莽古拉特二世的支持，目的是希望岳父能牵制荷兰东印度公司。
不过阿莽古拉特二世失算了——东印度公司感觉自己被耍了之后，发兵进攻万丹。万丹开始的时候还能抵挡住，后来阿莽古拉特二世和阿卜杜法塔赫的军队被东印度公司的攻势割裂开来，阿卜杜法塔赫把王位匆匆交给儿子阿布纳斯尔（Abu Nasr，约1650-1687），然后束手就擒，在巴达维亚度过余生。
阿布纳斯尔继位不久就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儿子中，长子阿卜杜法德勒（Abdul Fadel，约1675-1690）甚至比祖父阿卜杜法塔赫还早两年去世，次子赛因·努尔阿比丁（Hussain Nuri-Abdin，1677-1733）继位。
岳父被捕、万丹局势岌岌可危对阿莽古拉特二世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他以“蛇纹剑”起誓，要狠狠报复荷兰殖民者。1686年，阿莽古拉特二世再一次与荷兰军官，即甲必丹（Captain，殖民官职）弗朗西斯·唐克（Francois Tack，1650-1687）白刃决战。身高不足一米6的穆斯林君主，还是成功刺死比他高一个头的荷兰军官。这个穿着西服的穆斯林君主，最终选择和荷兰人决裂，这就导致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荷兰-马塔兰拉锯战。
战争对马塔兰而言绝对是无休止的损耗——一方面，西部的传统盟国，尤其是万丹，这个时候正处于和东印度公司的胶着中，无力支援东部的宗主；另一方面，东部的势力，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态度不怎么热忱的龙目和一直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巴厘，也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攻势，钳制马塔兰的发展。
1703年，年过花甲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去世，他给儿子苏迪卡那（Raden Mas Sutikna，约1670-1734），即阿莽古拉特三世，留下的是摇摇欲坠王国。
因为阿莽古拉特三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叔叔，即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小儿子达拉加特（Raden Mas Darajat，约1660-1719）。达拉加特原本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太子，虽然比哥哥年轻差不多20岁，但他是嫡子。后来因为他外祖父的原因，原本属于他的继承权就被强行剥夺了。
1704年开始，在荷兰殖民者的支持下，达拉加特发兵反对自己的侄子，历时长达4年的“爪哇继承战争”就此爆发。阿莽古拉特三世和祖父如出一辙的强硬做派，让侯国们纷纷投向更温和的达拉加特，在1705年，达拉加特占领都城，阿莽古拉特三世出逃。在此，达拉加特戴起“满者伯夷皇冠”，宣誓自己才是马塔兰的“苏苏胡南”。
阿莽古拉特三世一路往西逃亡，试图通过自己身上的万丹血脉请求表弟万丹苏丹努尔阿比丁支持自己反扑，结果这件事情差点连累到万丹被东印度公司灭亡，为此努尔阿比丁毫不犹疑地驱逐这个已经无权无势的表哥。
在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于1708年跟着“哈德拉米人”的商船进发，到穆斯林商贾建设的科伦坡港口（今斯里兰卡的首都）定居下来。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盘缠，自己也落得妻离子散，这位落难苏丹在清真寺的接济中度过余生。1734年，阿莽古拉特三世在科伦坡去世。
达拉加特继位后，不再用父兄的“阿莽古拉特”，而是称自己为帕库布沃诺，即帕库布沃诺一世（Pakubuwono I）。但由于继承战争的扩大化，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已经成功渗透到爪哇各地，甚至有向望加锡、巴厘岛和苏门答腊蔓延的趋势，马塔兰的分裂，也在逐步接近中。
掉落的“满者伯夷皇冠”：马塔兰的分裂
1726年，在位7年的马塔兰苏苏胡南，即帕库布沃诺一世的儿子阿莽古拉特四世（约1690-1726）以36岁的年纪驾崩。他留下两个儿子，长子顺利继承王位，即帕库布沃诺二世（Pakubuwono II，1711-1749）。次子名为哈孟古布沃诺（Hamengkubuwono，1717-1792），在当时被阿莽古拉特四世指定为帕库布沃诺的顺位继承人，驻守中部偏南的日惹地区（Yogyakarta），为日惹太守。
随着1732年帕库布沃诺二世的儿子出生，继承权危机再一次降临。帕库布沃诺二世违背父亲的遗言，把儿子立为继承人。哈孟古布沃诺坚决不承认侄子的继承权，因此发兵问难。此时帕库布沃诺二世请求荷兰殖民者的援助，结果反被东印度公司软禁。
1749年，帕库布沃诺二世去世，他的“苏苏胡南”头衔传给他的独生子，即帕库布沃诺三世（1732-1788），而哈孟古布沃诺在日惹立足，号称“苏丹”，自此建立起日惹苏丹国（Yogyakarta Sultanate）。马塔兰苏丹国就此分裂，同一个家族构成两个不同的苏丹国——苏苏胡南所在的政权，即梭罗苏丹国（Surakarta Sultanate）。这两个苏丹国至今依然保持传承，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制下尚存的两个重要的穆斯林实体君主。
梭罗与日惹的徽章，两者均是马塔兰的继承者
马塔兰的分裂，有另外一个导火索：由拉登·甲亮铸造，传承近450年的“满者伯夷皇冠”，在第二次爪哇继承权战争中遗失了。这个皇冠象征着马塔兰君主（无论是苏丹还是“苏苏胡南”）对于马来群岛诸邦名义上的宗主权力，它的掉落意味着无论是梭罗苏丹还是日惹苏丹，对于群岛都失去名义上的共主地位。
随着政治实权的丧失，宗教解释主导权也随之丧失——由哈乃斐学派主导的穆斯林解释权宣告终结，沙斐仪学派随着哈德拉米出身的经学者占据神学上位而扩大开来。这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君主权威没落，部分阿拉伯半岛的传教士更是带来对君主制度更具挑战性、对非穆斯林更具排斥性的学派——罕百里学派（Hanbaliyah Scholar），从而带动底层民众同时反抗他们眼中“礼崩乐坏”的各邦苏丹和荷兰殖民者。
殖民主义永远都不会放弃对亚非拉人民的压迫，只不过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强化他们的统治。他们放任罕百里学派（尤其是更后期传入的“瓦哈比派”）在群岛各处掀起宗教狂热运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剧穆斯林内部的分化与隔阂；与此同时，他们更进一步渗透进各邦苏丹王庭，通过各种小恩小惠来腐蚀马来群岛的上层社会。
因此，革命也随着这样的局势，逐步降临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的穆斯林︱19世纪至今：反殖民革命与马来国家独立》（澎湃新闻 2020-10-14）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三篇，介绍19世纪以来马来群岛穆斯林对于独立自主民族国家追求，以及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相比起强硬推行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荷兰殖民者都学会“以本地制本地”的策略，一方面扶持傀儡，例如东印度公司对同属马塔兰王族的日惹和梭罗的交替扶持，以此维护上层权威；另一方面英荷都不再强行派遣传教士逼迫苏丹改宗基督教系统，而是自己了解伊斯兰教的礼仪，以一种“宽容长官”的姿态介入各区域的宗教事务。
以龙目为例，在宗教信仰上，直到18世纪末马塔兰已经分裂为两部分的年代，龙目和爪哇岛东端部分区域依然是印度教占较大比例。当地贵族不是印度教徒，就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即处于“科佳温”（Kejawen）信仰体系。
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过渡好解散东印度公司、成立殖民总督府的工作，以东部穆斯林君主的名义对龙目领主发起进攻。最终，在1776年，龙目最后两个印度教贵族在荷兰殖民者的逼迫下，和另外6位本家族子弟一起改宗伊斯兰教。藉由基督教殖民者推广伊斯兰教，这在历史上属于比较罕见的现象。
但殖民者的假仁假义没有迷惑马来群岛的人民，恰恰相反，从苏门答腊西段的米南加保，到爪哇东端的龙目，无论是穆斯林贵族阶层，还是底层的教士与老百姓，都深知这些小恩小惠不足以掩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打出宗教和民族的旗帜，逐步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马来群岛大起义”——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起义运动。
自上而下的大起义：19世纪的革命浪潮
无论是梭罗还是日惹，苏丹的继承都按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一般情况下，殖民者并不会干涉此事。到了1814年，亲西方的太上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二世（1750-1828）在长子哈孟古布沃诺三世（1769-1814）驾崩的时候，不顾亲族反对，跳过长孙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1785-1855），而是拥立当时年纪尚幼的次孙伊布努贾拉特（Ibnu Jarot，1804-1823），即哈孟古布沃诺四世。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这是他1792年继承父位时的画像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早在1812年的时候就退位给长子，但他一直操纵日惹的朝政。在日惹，他是太上苏丹，也是殖民者的盟友，无论是儿子还是孙子都听命于他。
对这样年长、有权且听话的太上苏丹，荷兰殖民者必然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爪哇人民来讲，这样权势大且亲西方的幕后领导人，无疑是一种灾难。尤其是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为一己之私抛弃有威望且年长的长孙，拥立年幼且体弱的次孙，自己还心安理得地摄政，更是引起爪哇人民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清后期的劳工贸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华工和华裔群体。与早期以穆斯林为主、而且高度本地化的爪哇土生华人不同，这些华人大多数不是穆斯林，与本地人具有高度的隔离状态。为数不多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与本地人有着同样的苦难。在1740年，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就对华人展开过一次血腥的镇压，史称“红溪大屠杀”。虽然此时有一批亲荷兰的华商买办，但对于大多数基层华商来讲，殖民者对他们形成了残酷的压迫。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浩浩荡荡的“爪哇大起义”，就藉由1823年的继承权大危机引起了。
说到这里笔者提一个小细节：相比当年还能写进教科书、作为世界史一章课程的蒂博尼哥罗起义，现今已经没有被教材所列入。而且即便是当年的教材，对于蒂博尼哥罗的介绍存在一定的漏洞。这除却是对过往强调“革命史观”的“反思”，也与世界史教育中强调“全球性”，对于一些“碎片化”的细节出现淡漠趋向息息相关。但笔者依然认为，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值得世界史教材借鉴，这不仅仅是东南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民斗争，也是第一次的跨族群合作革命尝试。现在的一些介绍中把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归咎于不满税务和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这对于蒂博尼哥罗以及参与爪哇大起义的各族群众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蒂博尼哥罗虽然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的旗号并不完全是宗教，而是为了国家独立。1823年，他同父异母弟弟哈孟古布沃诺四世去世，膝下只有年幼的儿子，即后来的哈孟古布沃诺五世（1820-1855）。已故苏丹年迈的祖父依旧借助殖民者的盟约，强行拥立年幼的曾孙，这对日惹而言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蒂博尼哥罗和他的妻子、顾问
在这种背景下，蒂博尼哥罗决定联合三方势力起义，以推翻祖父和殖民者的合作统治。这三方势力分别是：爪哇本地的土著居民，包括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这些人代表爪哇各邦居民的核心力量；来自群岛的各族（包括苏门答腊人、马来亚人、华人和哈德拉米人）穆斯林长老，他们是起义军的精神支柱；还有就是非穆斯林的其他族群，最典型的便是华商和华工。
对于这场起义，年迈的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不当一回事。他认为长孙的部众是“乌合之众”，起义军加上缺乏武器弹药的华工，根本不是日惹正规军和荷兰总督军的对手。谁知道蒂博尼哥罗擅长山地战，在初期几乎把日惹正规军和荷兰军打散。对此，荷兰殖民者建议太上苏丹复位。而老苏丹去世后，他年幼的曾孙在荷兰总督的“庇护”下，参与到与伯父的拉锯战之中。
在哈孟古布沃诺二世去世的时候，起义的情况也发生转变。一方面，梭罗苏苏胡南帕库布沃诺六世加入对日惹和荷兰东印度总督府的反抗的确壮大蒂博尼哥罗的军力，但也导致起义军上层经常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梭罗大臣极力反对蒂博尼哥罗自命“爪哇苏丹”，他们坚持认为日惹和梭罗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很多担心被起义军清算的华人买办在殖民者暗中支持下，利用宗族、地域、宗教信仰等因素动摇华商、华工团体的信念。
起义期间因为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不同，客观上难免发生冲突，华人对起义军的不满为此日益剧增。最终大批华商带着他们麾下的华工离开战场。这既激化华人与爪哇本地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诸多后患，进一步弱化起义军对于非穆斯林团体的号召力。
1829年，蒂博尼哥罗派遣长子和殖民者谈判，希望殖民者对爪哇事务有所退让。当时日惹的大臣基本上都是亲荷兰的，他们与殖民者同流合污，绑架蒂博尼哥罗的长子，以此逼迫蒂博尼哥罗立刻投降。
面临这样的威胁，加上起义军内部的纷争与分裂，蒂博尼哥罗决定孤注一掷，继续抗争。殖民者则继续绑架其长子，以这个青年为诱饵试图让蒂博尼哥罗投降。最终，到1830年，由于持续不断的背叛和内讧，起义军已经弹尽粮绝。蒂博尼哥罗为了起义者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自己的长子，只能宣布投降。
背信弃义的日惹大臣和殖民官员当天就绞杀蒂博尼哥罗的长子，并把蒂博尼哥罗和他剩下的妻儿尽数关押在望加锡。后来日惹苏丹赦免了蒂博尼哥罗的妻儿，但对于蒂博尼哥罗的终身监禁一直没有取消。1855年，70岁的蒂博尼哥罗去世，他的“蛇纹剑”也被荷兰殖民者掠走。
2020年3月，荷兰文化大臣以国王名义向印尼返还蒂博尼哥罗的“蛇纹剑”
蒂博尼哥罗起义初期能对殖民者产生沉重打击，原因就是其起义口号和组织方式具有正义性和多元性——为区域的独立自主、为人民的尊严奋斗。他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自始至终都争取非穆斯林为主体的“新客”华人（爪哇土生华人绝大多数已经本土化且多为穆斯林）的支持，这体现他的多元与包容思想。
可惜的是，现实政治并没有给这样的机会，蒂博尼哥罗在没有实现实际统一的前提下，草率宣布自己是“爪哇苏丹”，忽略井里汶、梭罗、万丹和加里曼丹诸邦合作者的感受，无疑是给自己造成无穷的后顾之忧；他强调宗教信仰在起义中的支柱作用，虽然这个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厚非，但无疑给这些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文化的华商和华工极大的隔阂感。在这种情况下，蒂博尼哥罗的起义走向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蒂博尼哥罗的失败，使得大批马来群岛穆斯林领主都不再想着革命。因此，到19世纪中期，革命的主导者从原本的王公贵族，逐步下移到宗教人士，而且行动愈发激烈。伊玛目朋佐尔（Iman Bonjol）就是这样的典型。
相比起古典文化尚存、而且殖民者和本地王侯实质势均力敌的爪哇，苏门答腊此时除了亚齐，基本上都被殖民者完全控制住。殖民者的花天酒地，和本地居民的穷困潦倒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英国和荷兰在此的争霸，更是刺激当地人对于“异教欧洲人”强烈不满，相对激进且保守的罕百里学派在苏门答腊发展起来了。而作为罕百里学派中最为保守的一个分支、后来广受争议的瓦哈比教派，也在苏门答腊得到发展与活动。
1803年，31岁的经学学生朋佐尔从阿拉伯半岛学成回国。他原籍班加尔，是米南加保人，相比起在马来群岛神学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哈德拉米人”，他算是为数不多能在神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本地学者。
巴达维亚的大穆夫提奥斯曼·本·叶海亚（Usman ibn Yahya，1822-1913），哈德拉米人出身
在他的求学历程中，正好经历中东地区的大变革。1799年法国进攻埃及，1802年埃及打退法国入侵者，而同时奥斯曼的军队也被纳季德（Najd）的沙特家族（Saud Clan）打败，而鼓舞这些游牧民族打败西式奥斯曼部队的理念，就是瓦哈比主义。虽然瓦哈比主义以狂热和不宽容在穆斯林内部饱受争议，但在当时反抗帝国主义（法、英、荷）和强权政治（奥斯曼、沙俄）都起到局部效果。
自1821年开始，朋佐尔打出宗教的旗帜，在苏门答腊掀起大起义，发誓要驱逐所有的殖民者，成立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的“乌玛之国”（Ulma，穆斯林的共同体概念）。
印尼货币上的伊玛目朋佐尔，他被视为印尼的民族英雄
朋佐尔的起义在苏门答腊持续了16年，但由于势单力薄，加上亚齐和爪哇始终没有答应和朋佐尔的起义军合作，1837年朋佐尔的起义失败。按照荷兰殖民总督的判决，已经年过花甲的伊玛目朋佐尔被终生流放到苏拉威西，在苏拉威西度过最后的27年。之后的苏拉威西起义、亚齐大起义铸造了不同宗派、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的民族英雄。由此，马来群岛的穆斯林也逐步萌生出基本的民族主义意。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扩大化，是导致现今马来群岛族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诱因。
民族国家的兴起：20世纪上半段的群岛政治
虽然马来群岛的苏丹国看似同文（马来文化系统）同宗（伊斯兰教），但承接的法理不一样，这种区别的体现就是马来亚地区和荷属东印度。
马来亚半岛除1903年被泰国强行吞并的北大年苏丹国（Patani Sultanate），基本上都处于英属马来亚总督府的管控中。这些苏丹国大多数都承接马六甲苏丹国的法理和政体。英国的殖民统治者为了分化马来亚的苏丹政权，防止下一个“马六甲苏丹国”这样的实权体出现，他们一方面加强一部分权臣的家族，从而瓦解苏丹家族的直系传承，另一方面通过劳工贸易等形式，雇佣大批南印度移民和华人移民前往定居。
与15世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南印度人和华人不同，英国殖民者有意引进非穆斯林移民，并给其中一部分买办（印度裔以印度教徒为主，华人以基督徒为主）授以“甲必丹”（Captain）的头衔，从而进一步分化族群与阶层。这样的隔阂出现，导致马来亚地区出现罕见的族群纠纷事件。
例如一些家承几百年的南印度穆斯林家族因为自己的祖籍“非马来”，被当地人用“克令”（Kling）的词汇予以划分并区别看待，为此在清真寺的祷告中不同族群都出现一定的隔阂。虽然华人穆斯林（主要是回族）在马来亚的活动自明代以来一直都有，但殖民当局有意识把“华人”和“伊斯兰教”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华人穆斯林处于非常尴尬的自我认同局面。
同样的，在荷兰东印度总督府为代表的荷兰殖民者统治下，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都出现族群隔阂的情况。
在20世纪上半段，左翼运动的风潮、民族主义的东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的确促成马来群岛穆斯林的新局面形成。
哈孟古布沃诺七世，哈孟古布沃诺五世之子，被认为是日惹的中兴之主
在1912年，日惹官员艾哈迈德·达兰（Ahmad Dahlan）在日惹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七世（1839-1921）的支持下成立名为“穆罕默迪耶”（Muhammadiyah）的团体。这个团体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名，通过借鉴埃及著名穆斯林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经训，以鼓励更多来自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穆斯林努力进取，更有效地抵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
阿卜杜卡里姆（Abdul Karim），穆罕默迪耶的一个早期活动家
这个团体培养大批活跃于20世纪上半段的各界人士，为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奠定基础。按照穆罕默迪耶的理念，虽然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伊斯兰教），但也必须与时俱进，从而建立真正的“印尼民族国家”。这个团体即便是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苏哈托军政府时期，依然努力促进本地族群和华人之间的来往，是现代印尼建国的重要基础。
同样的时间段，不少留英归来的马来亚贵族子弟，他们也从欧洲的文化中了解到“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号召马来民众联合起来，把十个马来亚系统的穆斯林君主联系起来，建立真正的“马来亚联邦”。
除文莱不同意并入，其余九个穆斯林君主，即吉打、吉兰丹、雪兰莪、森美兰、玻璃市、霹雳、彭亨、柔佛和登嘉楼，他们达成共识，同意形成马来亚联邦；而与此同时，由于左翼运动的南进，很多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从中国流落到东南亚，例如游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王任叔先生，他们号召华裔尤其是底层的华工，拿起武器，不再延续买办体制下的旧路，从而参与浩浩荡荡的“第三世界革命”之中，以此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合并，为马来亚联邦成立贡献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日军“南进”，给东南亚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日军为了巩固自己的霸权，以“大东亚共荣”迷惑两大殖民领，特意孤立华人。日本入侵者给当地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武器和资金，从而进攻欧洲殖民者。
不得不说，虽然日本入侵者的最终目的是奴役东南亚人民，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一部分右翼团体，例如各路民族主义“志愿军”，的确通过日式装备给殖民者造成最后的打击。英荷两国在战后不久陆续退出东南亚，与日本入侵者这方面的“支持”息息相关。
不过，当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深知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东南亚具有较大影响力，例如敦·马六甲（传统译作“陈马六甲”，Tan Malaka，1897-1949）等左翼穆斯林人士反复提醒两地的民族主义者日军的阴谋，号召各族群人士应该以欧洲殖民者为主要敌对对象，而不是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排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可耻的失败，东南亚两个重要的穆斯林独立国家——马来亚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自身的雏形。
但国家的独立不意味着殖民地时期的麻烦得以解决。在20世纪后半段，尤其是美苏争霸后半段中东-南亚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对于海上交通重要中转站的马来群岛，民族主义带给国家内部族群关系、对外关系的负面影响也随之逐步增加。
敦·马六甲生前设想的“伊斯兰与人民”，至今依然没有实现。自从以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旗帜上位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执政以来，整个马来群岛都陷入一种反左翼的右转局面。甚至包括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同样对华人左翼运动持以敌对态度。
敦·马六甲是印尼独立先驱，也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左翼领袖，主张联合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因此他的理念和追随者在苏哈托时期被排斥
马来亚1960年代的民族主义风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新加坡的独立——因为马来亚分裂的前车之鉴，新加坡著名领导人李光耀（1923-2015）对族群关系的关注显得非常谨慎，他和其他新加坡政治家至今都在致力淡化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属性；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期采用民族主义政府体系，这导致长达30余年的排华浪潮。掺杂宗教因素的民族主义，给马来西亚（原马来亚）和印尼这两个国家都造成极大的困扰。
笔者2013年在新加坡看到的纪念独立48周年宣传画，民族团结是重点
结语：延续的信仰，变化的社会，有待讨论的未来
从历史长河来看，由于处在海上交通的要道，马来群岛承载的必然是“大海的文化与信仰”。无论是上古时期到中世纪前期盛行的佛教-印度教“曼陀罗体系”，还是中世纪以来传承至今的群岛伊斯兰文化，马来群岛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突兀的，而是符合海上交流的大背景。
笔者认为，部分舆论把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信仰视为“雨林中的精神沙漠人”，既非常不符合历史与地理，也是不公允的简单结论。暂且不说伊斯兰文化是马来群岛文化基础之一，即便是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本身，更多也是一种海洋的信仰。
朝觐者去麦加必经吉达，而吉达就在红海之滨。更何况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客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本身也是一股重要的主力军，哈德拉米人出身的学者，自15世纪以来一直积极参与马来群岛的学术构建。
印尼泗水郑和清真寺，象征着印尼的族群、宗派和解
在大多数舆论中，没有人关心促进中国和印尼关系的穆罕默迪耶（印尼影响力最大的穆斯林团体）、活跃于促进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学生团体，以及由华裔穆斯林修建的郑和清真寺，更多人关注的是印尼极右翼军官普拉布沃，和马来西亚右翼政治家那句经典的“让不忠诚的血见染我的蛇纹剑”（以此间接针对马来西亚华人）。
近年一些跨国的极端主义组织（例如“达伊希”，即ISIS）影响到东南亚的底层民众，以致于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转为原教旨主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还是排外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极右翼思想的衍生。现实中支持合作、宽容的大多数，在舆论中反而成为“少数”，因为这种观点很难吸引已经固化既定思维的读者。
这导致一些来自各领域的研究者和文字工作者出现一定的认识偏差甚至误区，这些看似“吸引眼球”的讯息占舆论主体，导致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原教旨主义”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且不是真正意义上主要的上层建筑），对于历史结构、社会发展等“社会基础”相对关注较少。
对于马来群岛的主体信仰群——各族裔的穆斯林，研究结论普遍存在把一个本身多元化且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群体予以“铁板一块”来看待，从而导致涉及相关论题的研究甚少关注他们现实的社会结构，更多是用“文明冲突论”的浅薄观点去解读现实的问题。
以史为鉴，不仅仅是反思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并不仅是过去式。在历史的阅读、讨论乃至研究中，同时兼备“大局观”和“碎片化”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关注人群庞大、但细节亦多元的群体。
他们可以被概括为“马来群岛穆斯林”，但即使看似“同文同宗”，一个正常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也应该第一时间自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研究的，是哪一个马来穆斯林中的哪一个时期、哪一批族群？”
因为在商道活跃、人流密集的马来群岛，不同地域、族群的穆斯林，甚至同属广义马来文化圈的穆斯林，他们经历的历史和现实都大相径庭。伊斯兰教在马来群岛长达1000余年的发展史，涉及到的国家也不仅印尼、马来西亚两者，也包括现今属于泰国境内的南部三府（也拉、北大年和陶公）、文莱和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
如何以正常心看待历史、从而能从人文中反馈现实的社会思考，这是研究者、传媒工作者等业内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有关人文社科的论题，并不单纯对信息的“阅读”就可以解决的。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其他相关从业者，都需要对不同信息、不同观点进行认真的比对，从多个角度予以趋近中立的“同理心”思考。
对于夺人眼球的“文明冲突论”，在现实的社科研究必须谨慎对待，不可轻易引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被“文明冲突”的名义掩盖背后的现实社会发展。
对马来群岛穆斯林的发展历史书写，笔者的文本实属单薄至极，仅能以“简谈”概括之，不能说是严谨的历史研究。但笔者希望这种“简谈”能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对于历史等人文社科论题的认真思考。
谢选骏指出：上文侈谈“海上交流”，却不懂马来人殖民印度洋直到马达加斯加的早期历史——相比之下的阿拉伯殖民者不过姗姗来迟，最多是对马来殖民者的“历史反击”——至于现存的马来群岛的穆斯林，主要是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征服的俘虏，正如阿拉伯穆斯林是被穆罕默德集团所征服的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