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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谢选骏:共产党最不喜欢共产党



《中國供應鏈洗牌:中企現在不選越南,這2原因讓他們都往泰國走》(杜宗熹 2023.07.28)报道:


1.隨著中美貿易戰發展,過去在中國深耕發展的跨國供應鏈,正在進行重構。關稅優惠、新興市場潛力高的東協,成為供應鏈轉移熱門地。


2.東協首選的投資對像是越南,但由於基礎建設和排華風險考量,中資更青睞泰國。


3.專家表示,外移東協是長期趨勢;不過也有企業認為中國供應鏈成熟是難以取代的優勢,且光是內需市場就有很大的潛力。


隨著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的不斷發展,過去在中國深耕發展的跨國供應鏈,正在進行重構。而自2018年以來,特別是在新冠疫情之後,面對美中地緣政治衝突,以及關稅優惠和看好新興市場潛力的情況下,許多原先在中國的外資開始轉移到東南亞,而泰國更成為中資企業首選的目標。


長期以來,位處美中之間的泰國,一直在尋求各方的投資,也已擁有一部分的製造業產業鏈。而隨著近年電動汽車產業的崛起,泰國已吸引比亞迪等多家中國汽車製造商進駐,中國對泰國的直接投資更呈上升趨勢。


旅居泰國的台灣新創企業家羅聿向DW表示,之前有中國河北省、江蘇省等地的多家企業都想來泰國設廠,並因此與他接觸。他陪同他們到泰國的工業區考察,而這些企業主透露,受到中美貿易戰衝擊,他們在中國國內的工廠沒什麼訂單,「他們被迫遷移到國外沒有(關)稅(的國家),所以才來泰國(投資)」。


據DW了解,這幾家公司是科技產業鏈中的中下游廠商,包含了總部設在江蘇蘇州和無錫的一些公司。而這些公司與中國A股與台股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有關聯。另有一家是位於中國河北省的傢俱公司。


經過多次考察,雖然不熟悉泰國的語言文化和法規依然是問題,但只有一家公司最終放棄了泰國的投資計劃。當中進度最快的中國業者,7月底已準備在泰國註冊公司商標,「他們跟著客戶搬到泰國來,所以不需要開發(新)客戶」,羅聿說。


中資企業為何青睞泰國

對包含台商在內的許多外企來說,東協首選的投資對象是越南,但中國企業主對越南的顧慮就比較多。除了當地的基礎建設和服務是否到位,包含地緣政治風險、是否會有「排華」等爭端,都成為中資企業投資時評估的重點,而這也是泰國的相對優勢。


《日經亞洲》6月14日曾報導,根據泰國商務部的數據,中國去年再度成為泰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國2022年的貿易總額達3.69兆泰銖(約1060億美元),佔泰國貿易總額的18%左右。


泰國政府投資委員會 (BOI) 在7月初的一份聲明中表示,2023年前6個月外資直接投資的申請總額達到了3040億泰銖(約90億美元),年增率達到141%。而中國是泰國今年上半年最大的投資者,投資項目總價值達到了615億泰銖(約18億美元),新加坡和日本緊隨其後,投資額分別為590億泰銖(約17億美元)和353億泰銖(約10億美元)。


台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該校南向辦公室主任陳尚懋向DW表示,在供應鏈安全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的情況下,原先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開始外移到所謂的「北東協國家」(即中南半島),包含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與緬甸等5國。


然而,東協各國的發展程度不一,對於企業而言,也會有不同考慮。陳尚懋解讀,由於柬埔寨跟寮國比較落後,基礎建設還有一些問題,所以從中國移出的外資企業,首選都是越南、緬甸或泰國。


但緬甸有國內政治的因素,而越南跟中國有一些地緣政治上的爭端。相較之下,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中央的位置,先前軍方執政的泰國政治相對穩定,基礎建設也其他兩國好一點 ,「所以泰國成為中國大陸外移企業的首選」,陳尚懋說。


羅聿透露,來找他協助在泰國設廠的幾位中國企業家,都有去越南考察過設廠的可能性,但最終仍考慮泰國。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越南的基礎建設相對不如泰國,例如工業區的排水良好與否,可能會引發廠商擔憂。此外,泰國人民對中國企業較越南友善,不用擔心「排華」風險,更是重要原因。


對於依賴成熟且低價勞動力的成衣業來說,有大量國際級設計師和本身就有泰絲文化的泰國,即便不是在中國廣東省做成衣業的台商林承戰優先考慮的設廠國家,泰國仍有其相對獨特的優勢,「泰國比較適合做為成衣業的研發中心,而不是生產基地」, 他說。


專家:外移東協是長期趨勢

對於在中國已發展多年的外資企業而言,要放棄中國的供應鏈,並非容易的事情,但專家也認為這已是長期趨勢。陳尚懋認為,對於在中國投資的台灣企業來說,外移的現象不是從2018年才開始,而是一個長期趨勢。


他指出,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軟著陸」,產能開始過剩。而到了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2020年的疫情封控,讓許多在中國的台商,以及其他的外資想往外移出。此外,自2022年以來,隨著全球政經局勢開始變化,全球開始出現「反中」的氛圍,這也是企業考慮的原因。


對此,負責新興市場發展和區域經濟整合研究,台灣經濟研究院第九研究所所長譚瑾瑜對DW表示,今年起,《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生效,會深化中國跟東協之間的合作,經貿合作會更密切。加上美中競爭的持續,一些產業會調整他們供應鏈,「不管是移轉,還是遷移都已經在做,這是從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到」。


她認為,中國跟東協的產業關係「也是一種結構再調整和轉變的過程」。一個很明顯的案例是中國上半年的出口衰退3.2%,但中國對東協上半年的出口卻是成長了1.5%。同時,中國在東協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電子電機設備和零件,這類商品年成長23%,這都是很明顯的趨勢,「(23%)其實是很大的(成長)」。


譚瑾瑜說,疫情之後供應鏈漸漸變成區域化生產,而東協在美中競爭的過程當中,本來就受各界親睞。美國在貿易戰之後,更大幅增加了對東協和印度的直接投資。


根據中國歐盟商會在6月進行的調查,受到監管方面的障礙、政治化因素影響,歐洲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大降。4分之3的企業重新考慮過供應鏈策略,12%則表明已將部份業務撤出中國。


留在中國更好?

但企業對於外資企業移出中國合適與否,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林承戰不認為東協或印度可以取代中國的生產基地。同時,由於亞洲四小虎,即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國的工資,不一定比中國低,而且可能高達台灣的6成左右,「泰國完全不是我們工廠去的地方」。


譚瑾瑜也認為,「(中國)市場這麼大,外商不太可能會放棄」,若是說供應鏈要完全移出中國,「這樣也太武斷」。她解讀,現在國際趨勢是「In China, for China」,即「在中國生產,在中國銷售」。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的內需市場蓬勃發展,就有更大的市場潛力。


譚瑾瑜說,中國的工業區有很多「一站式」的服務,提供包含整地在內的前置作業,對很多中小企業來說非常方便,但其他國家未必有這樣的配套措施。「(企業)如果要到越南或是印度(投資),這些都要克服,資金上就需要比較大的基礎」。


在中國,所謂的「一站式」服務,台灣稱為「單一窗口」,指的是負責管理的政府部門,提供投資企業一系列的優惠服務,通常包括協助園區內公司辦理工商註冊、投資審查、土地過戶、檢驗檢疫、進出口審批等,有時還會有其他的政策性優惠。


此外,中國的供應鏈成熟,企業可以快速對接所需要的供應商和客戶,也是東南亞或印度目前仍無法取代的優勢。例如在廣東生產時出了一些特殊情況,需要找其他公司配合時,「我可以在10分鐘路程內,就找到我需要的公司」,林承戰說。


因此,林承戰並不贊成勞力密集型的製造業,為了追求低廉勞動力和關稅優惠外移。他反而認為企業的轉型升級更為重要,「我有些(成衣業)的朋友已經外移到非洲了,我都問他們,那你們下一步要外移到月球嗎?」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陆的企业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即使“民营”的也驻有党组,就像元蒙的时候居民家里都有蒙古人进驻,要作威作福、行使初夜权等。既然如此,共产党“中企”为何不选共产党越南呢?因为,共产党最不喜欢共产党了——君不见,中苏斗争超过了中美冲突,差点要用核武器解决;中越友谊犹如狗屎,中越两党还互不相让。共产党最不喜欢共产党。

谢选骏:西方社会进入了垂暮的晚年

 


《伯尔曼超越了马克思?——伯尔曼法的社会理论述评》(王金霞)报道: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伯尔曼提出的“法的社会理论”,并就伯尔曼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做出回应。试图证明伯尔曼试图建立的“法的社会理论”可能并不成功,其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流于表面,没有和马克思站在同一理论层面,其自称的超越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狂妄之语。

 


伯尔曼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是因为其法律与宗教的理论[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法律的宗教将褪变为一种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新世纪必须找回法律的宗教支持才能走出一种法律的危机。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中国法学界他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堪称引用频率最高的经典话语之一。但是,真正见伯尔曼学术功底的是其《法律和革命》一书[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首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文译本: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此书只能是一个勤奋耐心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确,如此宏大的视角,如此广博的引用,如此厚实的著作,确实需要很多年头和功力。事实上也是这样,《法律与革命》从开始到完成一共花了45年的时间。当时旧金山大学的法学教授巴塞特这样评价:“这是一部极富挑战性且深掘历史的力作。伯尔曼是社会主义法特别是苏联法律制度、当代法理学和商法诸领域公认的杰出权威,他就是以这样优势写作这本书的。在现存的美国法学家中,能够广博地汇集实际的、比较的和哲学的学识从事此项艰巨编年史写作任务的,则非伯尔曼莫属。”[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伯尔曼提出一个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命题,不满目前法律史研究的民族化,指责这是一种“抽象和肤浅的民族主义”。主张从革命的视角对西方法律传统进行重新解释,探索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以走出目前的危机和困境。伯尔曼自称,他的法律史理论可以总结为一种法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和马克思、韦伯等的社会历史理论形成竞争,甚至超越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能否成立?伯尔曼是否超越了马克思?本文试做简要述评。


一、伯尔曼“法的社会理论”


伯尔曼认为,西方社会正经历一场总体性危机[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其时,他们极为严肃,经常是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现在,我们不仅作为个人,并且作为民族和以民族中各个集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的可能。”参见[美]哈罗德 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西方法律传统也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哲学方面,“关于法律是基于理性和道德还是仅仅只是政治统治者的意志这个问题,法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并可以推定,他们将继续争论下去。我们无须为了得出结论而去解决这种争论,作为历史的事实,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定:即这些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这些信仰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这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头脑中消失,而且正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法律本身方面,“法律正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面临崩溃的威胁。


在这种危机意识的感召下,伯尔曼开始探索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以寻找目前危机的出路。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起源于被他称之为“教皇革命”的运动之中。在11世纪后半期和12世纪前半期这个期间,在西方教会生活中和在教会当局和世俗的关系上发生了各种重大的变化。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始了他的“教皇革命”(也称为格列高利改革)。他宣布,罗马教皇在整个教会中拥有政治和法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僧侣不受世俗的控制,教职的任免权是罗马教皇及教会内部的神圣权利。格列高利还坚持教皇在世俗事务中的终极的至上地位,包括有权废除皇帝和国王。教会和教皇堂而皇之地正儿八经地站在世俗政治的对立面,和世俗政治体争权夺利。正如伯尔曼所引用的彼得·布朗的话一样:“这种转变最终涉及的是宗教和世俗两界的分离,由此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创造力,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法律体系的产生,伯尔曼的观点发人深省。正是教皇革命给教会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就是近代的教会法,是教会法告诉西方人近代法律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法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完善的法律体系。11世纪以前,教会法是分散的。早先的世纪累积了大量的宗教会议的教规和法令,单个主教的法令和判决,《圣经》里面的律法,早期教父们的训诫等等,在1000年之前,还不存在一本书意图介绍整个教会法体系,只有一些较为分散的教规汇集。在教皇革命之后,由于教皇主张享有最高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对一套涵盖神圣和世俗事务的教会法体系提出了要求。教会的高度组织化和教士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为教会法的完善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


教会法继承了大量的罗马法的概念和规则,并呈现出近代法律体系高度的体系化特征。教会法具有很多的宪法性规定,教会法规定了教会内部最高权力归属于教皇的最高宪法原则,规定了圣职权与管辖权之间的明显区分,甚至和规定了主教的选举原则。从教会的宪法体系中,逐渐发展出各种属于法律其他领域相对连贯的实体法律体系。从教会对圣事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婚姻的法律体系;从教会对于遗嘱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继承权的法律体系;从教会对于教会有薪圣职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财产的法律体系;从教会对誓言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契约的法律体系;从教会对于罪孽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犯罪和侵权行为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五种管辖权相关联,又发展出司法程序方面的规则体系。教皇革命导致世俗政治法律权威的增强,随着世俗法的崛起,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之间对管辖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对教会法体系的模仿或领地的争夺,使得世俗法律体系也迅速地走向体系化、完善化,进而导致了12世纪法律的大发展。


总之,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是反对皇帝、国王和领主控制神职人员的革命,是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的革命。这场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在深刻探究西方法律传统在中世纪教皇革命中的起源基础上,伯尔曼提出一种自己的法的社会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对伯尔曼论证理路的简单说明和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直接相关联。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探索直接蕴含着一种法的社会理论的内容指向,它本身构成法的社会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后面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的基础。这种法的社会理论以批判的方式展开,具体问题指向都将在这种批判中获得说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伯尔曼需要超越的社会理论之一。[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二、伯尔曼对马克思的批判


1、教皇革命是中世纪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伯尔曼对马克思的批判围绕中世纪的历史展开,以封建社会概念为基点。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马克思完全误解了新教革命、也没能给教皇革命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的重要性。关于历史的分期,伯尔曼认为,马克思总结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能说服人或者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是也必须包括像“教皇革命”的核裂变过程所产生的巨大张力。


2、封建社会难以概括欧洲中世纪的丰富历史


伯尔曼把对马克思的批判落实到他所熟悉的中世纪历史事实上,他认为封建主义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定义没有办法涵盖西欧中世纪丰富多彩的历史类型。伯尔曼把农奴制和小生产方式概括为马克思封建社会的本质因素,而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这就留下了3个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这种过渡期没有办法通过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定义获得一种解释。中世纪存在着封建法体系,庄园法体系,商法体系,城市法体系和王室法体系。每一种中世纪的法律体系对应不同生产类型和制度类型,这些同样没有办法涵盖在封建主义的概念之下。


同时,在定义封建主义的特征时,除了小生产方式、农奴制、骑士制、领主制等外,还必须要包括这些因素:生活在封建制度下人们的信仰体系,在各种封建体系中教会与世俗当局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流行的各种类型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否则就不能解释西方的封建主义怎么会和为什么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为什么同一种经济基础中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内容?伯尔曼批判马克思把法律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在所谓封建制度下的法律,不仅维护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而且还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法律不仅加强而且也限制封建领主权力的一种工具。


3、还原历史中的真实因果关系


伯尔曼把马克思的理论总结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而必须从这种简化版的解释中走出来,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因果关系。他提出了一种对历史解释,“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他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在某时某地,经济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居于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那些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伯尔曼看来,只要是在某一时段经济因素不起主要作用,一种“经济决定论”就是不成立的。


在前面对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探索和后面对其他社会理论批评的基础上,伯尔曼认为,一种法的社会理论,必须主要做到如下两点:首先,必须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倡导一种把政治学派(法律实证主义)、道德学派(自然法理论)、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以回应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其次,必须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研究的历史编纂法而不是主要采取来源于经济史、哲学史或其它史类的历史编纂法。这种历史编纂法不仅具有历史分期的意义,也具有内容的指向。


三、对“法的社会理论”的评价


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从他的尾注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曼并没有参考几本马克思原著,他所基于的大多是一些二手的材料。这就意味着,他所要超越的马克思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全书中唯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是《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而是他所以为或臆想的马克思,是教条或极端简化版的马克思。这使得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并不重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需要做出回应。


1、“教皇革命”并不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首先,“教皇革命”是否足以概括11世纪和12世纪法律的变化,伯尔曼早先的一篇探索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文章[The Origins of Western Legal Science, Harold J. Berman,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0, No. 5 (Mar., 1977), pp. 894-943.]中所总结的这一时期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三个因素,即大学法律教育的发展;罗马法文本的发现;使相互冲突权威之间的协调和使案件和法律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新的辩证方法的出现。这些都好像和教皇革命没有什么联系。从文本中来看,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也难以概括在教皇革命与教会法这样的主题之下。


其次,伯尔曼关于“教皇革命”这个概念赋予过于宽泛的涵义,好像一个大口袋,他恨不得把所有这一时代的特征都装进这个口袋当中,而有些内容实在和他所谓的教皇革命没有实在的联系。伯尔曼在论述教皇革命的总体性时,[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教皇革命包括了皇帝、国王和领主的世俗政治法律权威的增强,十字军东征,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西欧经济的急速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经济活动范围的巨大扩展,数以千计自主和自治的城市和城镇快速涌现,文化和智识上的改变,大学的创建等等,这些放在教皇革命这样的概念之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伯尔曼的“教皇革命”概念本身包涵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的解释,并没有排斥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


2、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理解封建社会


伯尔曼批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能是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中心,而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则是他本人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新思想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的预见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所以,关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概念,应该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对应来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法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虽然说“法没有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没有历史。法律、政治、道德等的精神生产,最初也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一样,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但这种反映论只是一种初级形式,意识也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上引,第36页。]在法律的高级阶段,同样可以构成一种“纯粹的法律理论”,法律当然可以在某个时段不与生产方式同步,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然而,从产生上来讲,现代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如同伯尔曼所说或许是在中世纪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这段时间,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法治概念和法律体系最终只有借助资本主义才能最终确立。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等,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著:《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正是资本主义给了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以真正确立的机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够了一种对法治的广泛需求。这样看来,伯尔曼的一些解释不是构成对马克思的超越,而只是构成一种对马克思的证明。


3、决定作用和主要作用的区分


关于决定作用和主要作用,伯尔曼存在着一定误解。伯尔曼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这本身是有失偏颇的。正如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是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法律;法律以一种保守、稳定和秩序的方式反作用于政治、国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法律对政治、国家、生产实践等都形成一种调整关系,用一种规则的方式提供给政治、国家、生产实践提供一种稳定和秩序。其次,经济基础对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决定作用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讲。根源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放在历史长期维度上,而不能局限于单个的独立的事件来理解;根源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应当从结果意义上而不是从每一个具体的过程意义上来理解。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一元决定和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是相互结合的,而不是仅仅强调一元作用。对于一元决定也只能像前面所说的从根源意义上来理解,这样才能存在和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合。一元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地点,一元都起主要作用。在不同结构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一定是经济作用,也可能是某种观念、宗教伦理、政治或者是像伯尔曼所提到的教皇革命所代表的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的相互作用等等。伯尔曼所还原的历史理论中因果关系的真相,也只能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说明而已。


结语


从伯尔曼的论证理路和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法的社会理论蕴含着伯尔曼本人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企图扩展法律史的问题立场,而把其放在一个更高社会历史层面来研究。伯尔曼要把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这样的宏大视角纳入到法律史本身的理论当中,使得法的社会理论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总体意义。这种法的社会理论试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韦伯的社会理论,以及一种历史分层理论相沟通相竞争,并试图探索历史进步的原因和内在机理。不管伯尔曼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这种努力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伯尔曼借以建立一种法的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如“教皇革命”等都存在极大的争议,伯尔曼试图建立的“法的社会理论”可能并不成功。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存在着广泛的误解,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只是以一种立场反对另一种立场,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反对他人的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进行的批判,这使得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流于表面。尽管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却没有和马克思占在同一理论层面,其自称的超越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狂妄之语。(正文完)


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法律的宗教将褪变为一种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新世纪必须找回法律的宗教支持才能走出一种法律的危机。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首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文译本: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


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其时,他们极为严肃,经常是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现在,我们不仅作为个人,并且作为民族和以民族中各个集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的可能。”参见[美]哈罗德 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全书中唯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是《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egal Science, Harold J. Berman,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0, No. 5 (Mar., 1977), pp. 894-943.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谢选骏指出:伯尔曼的哀鸣是美国式的——“西方社会正经历一场总体性危机[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其时,他们极为严肃,经常是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现在,我们不仅作为个人,并且作为民族和以民族中各个集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的可能。’”——我说这是美国式的,因为美国正在它的三百年中度过了二百多年,正好相当于一个人的中年危机。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来观察,显然早已过了中年危机,而进入了垂暮的晚年——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后遗症窒息了社会,这在西欧就是一目了然的了。要想把它起死回生,比直接给它养老送终,困难得多,简直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2023年7月29日星期六

谢选骏:伯尔曼就像马克思的爸爸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广泛影响中国法律界》(林来梵)报道:


上帝召唤他去了,从法律通往自己的怀抱。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而对伯尔曼而言,则是精神意义上的一种完成。


●1918出生于美国康涅迪格州哈特佛市(Hartford)。


●1938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士学位。


●1939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研究生结业证书。


●1942耶鲁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42-1945供职美军驻欧洲战区,获铜质星章。


●1947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48-1989哈佛大学开设“世界法”和“比较法制史”课程


●1961-1962莫斯科大学教授美国法。


●1974出版《法律与宗教》。


●1983出版《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1985起任埃莫里大学(EmoryUniversity)教授。


●2003出版《法律与革命Ⅱ———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2007年11月13日,鬼使神差地读起了自己的一篇关于伯尔曼教授的旧文,心情莫名复杂,于是便写下《转载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文章。


诡异的是,第二天得知,伯尔曼在纽约溘然长逝,享年89岁。


在那篇博文中,我说:如果,如果过去的时光也能转载,那就更好了。如今看来,这已成为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愿景。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J·Berman)这个名字也许是颇为陌生的,但法律界的人,包括法学院里的莘莘学子,则深知其博大与光华。


伯尔曼是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曾长年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1985年荣退后仍获聘美国埃莫里大学的最高荣誉教席——RobertW·Woodruff讲座教授,曾以其代表著作《法律与革命》名震西方法学界,乃至享誉国际法学界,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级的法学巨擘之一。


埃莫里大学在讣告中说:伯尔曼是“美国法学教育界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其法律思想敏锐的批判力和宗教影响力,使他在20世纪包括罗斯科·庞德、卡尔·卢埃林和朗·富勒在内的法学巨人的阵营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和其上世纪70年代的《法律与宗教》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在这个国度的法律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一语,更成为近年中国法律界中广为援引和流传的一句箴言。


笔者虽然没有精研伯尔曼的学说,但作为中国的一介法律学人,也曾同样为他的这一论断所震撼,尤其是他所揭示的有关“法律与宗教之间的隐喻关系”,曾使本人陷入长久的苦思,直至去年领略到这位老人睿智而又仁慈的风采,那种苦思仍然萦绕于脑际。


而伯尔曼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读希伯来圣经。他曾跟中国学人谈起自己的信仰历程。那是二战即将爆发期间,他曾去欧洲访问,并冒着可能被抓的危险,特意去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探望他热恋的女友,在身份报表上填写的是新教徒,并受到一个德国家庭的庇护,从而幸免劫难。


时值1939年夏天,大战的阴霾已然密布了欧洲的天空,伯尔曼只好前往瑞士,但没过几天,因为想见女友,又折回德国。在辗转的旅途中,他与逃亡的欧洲农民一道挤在火车上,感觉非常绝望,“以为以前学的对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了,一切都要结束了”。


然而,就在有一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他隐约看到了耶稣在云端上的形象。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伯尔曼的个人信仰对其未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代表作《法律与宗教》中,伯尔曼直接揭示了“法律与宗教的隐喻关系”。这本书是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的讲演集,伯尔曼曾说:这本书实际上也可以取名为《法律与宗教的互动》。这是一个薄薄的册子,但其所产生的思想价值却绝不“单薄”。


在这本书中,伯尔曼指出:在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演进史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甚为密切,二者具有四个共通的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其中,宗教赋予了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而伯尔曼忧虑的是:当代西方,法律与宗教的观念均已陷入偏狭,以致割裂了传统中法律与宗教的这种关系,尤其忽视了法律中应有的宗教因素,法律因而失去了神圣性而沦落为尘世中的一种工具。这便是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巨大危机。


有鉴于此,伯尔曼指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并呐喊“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俨然是一个“二元神论”者,既信仰上帝,也信仰法律,他是看到了上帝与法律的一体性。


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没有类似伯尔曼个人的这种宗教情感可以“移情”到对法律的态度中去,连将法律视为有效的世俗工具,甚至作为统治者的“国之利器”,都几乎只是“法家”式的哀愿。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法律必须被信仰”的论断,不是被看成是痴人说梦,就是被注入某种悲情,从而其本身也就转换为一种新的“隐喻”。


“《法律与革命》本身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


1983年,伯尔曼出版了倾注其45年心力完成的《法律与革命》,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在这一经典著作中,他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将法律理解为“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之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他重新诠释了西方法律文化的传统。


他发现西方法律传统的演进史其实贯穿了几场重大的革命,其中,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的教皇革命,曾统一了西方各地的教会权力,将其从皇帝、国王和封建领主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西方最初成型的法律制度──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法体系,并催发了与之分庭抗礼的各种世俗法律,诸如皇室法、封建法、城市法和商法。而在神权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剧烈对抗之中,法律得以上升为高于政治的统治地位。这便是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滥觞;而自16世纪以降西方相继爆发的多次革命,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英、法、美近代市民革命以及20世纪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初都曾力图与法律传统决裂,但最终却又不得不回归这一传统,并对这一传统均有损益。


伯尔曼的这种深刻洞见,即便在西方学界也是颇为独到的,无怪乎美国学者乔治·H·斯说:“《法律与革命》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称:此书“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法律著作。”《洛杉矶日报》也说:“每个法律家都应该研读它……”


其实,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还没写完,他生前已经在撰写第三部。在2006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还自信地说:中国人同样会对这一部感兴趣的,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写完——“如果我活得足够长的话,不过,这就要取决于上帝是否愿意看到这部书。”


但上帝似乎最终还是不愿意他为中国读者遗留下这个部分。上帝召唤他去了,从法律通往自己的怀抱。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而对伯尔曼而言,则是精神意义上的一种完成。


延伸了的“隐喻”


伯尔曼曾一直强调,“法律”是有两种层次的,一个是“实在法”或“人定法”;另一个是包括“神定法”、“抽象法”意义上的自然法,即体现了自然正义的理念层面上的法。伯尔曼认为,对法律的信仰,是指并非对“实在法”的信仰,而是对“自然法”的信仰。


2006年5月14日,笔者直接聆听了伯尔曼对这种“自然法”理论的演绎。那天,数百名嗷嗷待哺似的学子,填满了浙江大学新校区大型国际演讲厅里的所有坐位,一起仰望着讲台上的这位像法典一样精致的老人。


伯尔曼讲到:西方曾有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学派以及历史学派三大法律流派,时至当代,历史学派已没有多少影响力了,自然法学派也有所式微,只有法律实证主义居于上风,但他更倾向于自然法学派,因为自然法思想与人性更为契合。他举出那个他曾多次说过的例子加以说明:你看一个五岁的小孩,从未学过法律,但他也会说:这个玩具是我的!这就说明他有物权的朦胧意识。他说: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了他。这就说明他有侵权法乃至刑法的观念。他说: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这就表明了他有类似于合同法的意识。而当他说:这是爸爸允许做的,那么这就说明他已有宪法的观念了。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法律的五岁小孩自然而然拥有的观念意识。


演讲厅里不时地掀起阵阵笑浪,但笔者却在座位上直接陷入了沉思。这个例子尽管相当轻松,但它毕竟出于一个拥有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睿智的老人之口,可能经过了皓首穷经的验证、苦思冥想的推演。


记得去年那个晚上临别之际,老人与我们感动地道谢,然后缓缓走下阶梯,并迎来了留美出身的一位中国法律学人那更为动情、更为感人的西式拥抱……


而这一幕,恰恰可能象征性地构成了当今中国法律人与伯尔曼学说之间的另一种隐喻关系,犹如伯尔曼所揭示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那种关系那样,同样留待我们予以无限的追思。


法的背后是什么?


2006年1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埃莫里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刘澎在埃莫里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办公室采访了伯尔曼教授。在这次长达2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伯尔曼先生深入浅出地归纳了自己的法学观,这是伯尔曼先生去世前单独与中国学者进行的最为深入的一次学术对话。限于篇幅,本报对访谈有删节。


刘澎 (以下简称刘):教授,您认为在宗教和法律之间存在共同之处吗?


伯尔曼(以下简称伯):是的,至少有四点: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对法律的信仰是普遍的,就像一种世界宗教。我非常相信基督教和所有伟大的宗教,特别是儒教和佛教,以及所有世俗的信仰,包括共产主义在内,都有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刘:在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信仰基础,法律自身能否单独发挥作用?


伯:法律只有具备了精神上的效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违反法律是错误的,我们就需要这个法律。我知道这在哪里都是如此。


刘:您的意思是说,在法律之上还有适用于全人类的某些普遍原则?


伯:对,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


刘:那么,您认为对法律的信仰和对宗教的信仰之间是否存在主要的差别?


伯:我认为法律有一个精神层面的信仰,取决于你怎么看。像《十诫》当中的第六、第七条戒律,已被纳入到了所有的文明之中,无论在哪种文化中,盗窃、杀人、毁约等等都是错误的。


刘:在中国,我们没有这种基督教背景、文化和传统,因此有人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呼吁人民尊重法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法律,但没有人执行或遵从它,您有什么解决办法?


伯:我认为,如果他们改变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事情就会有转机,因为法律不止是政府所说的话。人们知道的主要是习惯法,那是由人们自己在家里制定出来的。他们恪守承诺、与邻为善,他们认为应该如此。


刘:也就是说习惯法是基于人的内心。


伯:是的。子女应该尊重父母,父母应该照顾子女。


刘:那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共同的想法的呢?是从宗教还是从精神信仰上?


伯:我认为是精神信仰。比如父母应该爱护、尊重和照顾自己的孩子,我将其称为精神,它不仅是道德,更是一种感情;不仅是善念,更是一种激情。男人和女人互相爱慕,问题是,他们是否会互相忠诚?这是一个精神上的问题。


刘:您过去在前苏联学习过,在这里,无神论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也有一套法律用来统治人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却并没有真正的宗教和信仰。您如何解释法律的角色?


伯:如果以俄国为例,大多数人,应该说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还保留着基督教的信仰,在前苏联赫鲁晓夫时代,他们搞了一个道德规范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如果你读过它,你会知道它让人们对人友善,不要撒谎。


刘:我们也有这种规范。


伯:是否像誓言一样?


刘:对,特别是对党员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家里做一个好成员,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完善的人,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伯:在苏联也是这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达到这个标准。他们当时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来说,有了道德规范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对不对?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与人为善,互相友爱,一切都应是美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无神论者。这些都写在道德规范里。他们认为宗教对人有害,会让人们因信仰不同而互相争斗,发生冲突。


刘:那意味着他们在表面上没有宗教,但实际上有一个起宗教作用的东西。


伯:对,这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对“人性本善”认识的宗教。


刘:在中国,有个人们一直在强调或辩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制定了一部法律,我们应该如何保证这个法律能够发挥作用?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依靠人而应该依靠制度。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伯:正如你所看到的,法律是有局限的。如果人们理解这一点,即这不是一个如何通过守法来挣更多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就必须区分不同种类的法律,但是总会回到基本的道德原则上来,正如我们会说,“我的上帝啊!你不应该杀人,不应该偷窃,不应该作伪证”等等。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我们会通过法律规定,如果你偷窃,你就要进监狱或受到其他应该受到的控告和惩罚,这就需要一些实体法的规则和程序,而人民应该参与这类法律的制定。


刘:如果您认为存在一个世界法,您如何告诉不同信念、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让大家都来遵从这样一个世界法?


伯:遵守合约,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这就是人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伯尔曼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读希伯来圣经。”——我看伯尔曼就像马克思的爸爸——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却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只是但愿,他不要生出一个卡尔马克思那样的魔鬼儿子或是精神子嗣。

谢选骏: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富了



《中國經濟步上日本後塵?克魯曼:中國會比日本更糟》(編譯湯淑君綜合 2023-07-26)报道:


最近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一些人懷疑,中國可能步上日本的後塵。真是如此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認為「或許不會」,因為日本經濟其實沒有眾人想像那麼糟,但中國經濟會比日本糟。


盛行說法是,日本在1980年代末經歷一波股市和房地產榮景,但泡沫最終爆掉了。時至今日,東京日經225股價指數現在的價位仍遠低於1989年攀抵的顛峰水準。當年泡沫爆裂後,留下一堆問題銀行和企業債務爛攤,導致經濟停滯一世代。


人口老化誇大了日本經濟疲態


克魯曼指出,這種說法有幾分事實,但卻未考量到日本經濟運勢相對式微的最重要因素:人口結構。低生育率加上不願接受移民,導致日本工作年齡人口從1990年代中期以降就快速走下坡。當時日本避免經濟規模萎縮的唯一方式,是每名勞工的產出成長必須大幅領先其他大型經濟體才行,但其實並沒有。


不過,若把人口結構因素納入考量,日本這些年來的經濟表現其實並不算太差勁。經人口因素調整後,日本已獲致可觀的經濟成長:自1994年以來,每名工作年齡成年人的人均實質所得成長45%。儘管美國表現更好,但這個事實與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說法格格不入。


況且,要管理一個工作年齡人口持續萎縮的經濟,非常困難,因為人口低成長往往導致投資疲軟,也就難以維繫充分就業,形成所謂的「長期停滯」。


然而,日本並未陷入這樣的困境。克魯曼說,事實上,日本避開了大規模失業,或任何大規模苦難。以壯年勞工受僱比率來看,日本這項指標的百分比率仍高,事實上,還一直比美國高呢。


年輕人呢?日本年輕人(15~24歲)失業率在1990年代的確攀升,但那股上升趨勢後來已逆轉。


所以,日本在後泡沫時期的經濟表現其實「相當良好」,儘管就業一部分是靠龐大的赤字支出撐起,導致日本債台高築,但眾人警告數十年的日本債務危機從未成真。從一些方面來看,克魯曼認為,日本經濟不僅不是令人引以為戒的「警惕故事」,反而可視為某種「模範」——示範如何在因應棘手人口挑戰的同時,仍能維持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


以上這些都難以量化,但據許多人觀察,日本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遠超出外界想像。經濟學家兼財經部落客Noah Smith就形容,東京有如「新的巴黎」。克魯曼曾在當地人導覽下遊訪東京,親身感受到那城市的活力十足,顯示所謂「日本是老態龍鍾、停滯不前的社會」,是錯誤的刻板印象。


所以,回到最初問題:中國會是下一個日本嗎?


2023年的中國 vs. 1990年的日本


克魯曼說,現在的中國跟1990年的日本相比,確實有一些明顯相似處。例如,中國經濟極其失衡,消費者需求太低,只靠肥碩的不動產業支撐,工作年齡人口也日益萎縮。


但有別於1990年的日本,現在的中國經濟,大致而言,離「走在科技最尖端」還差得遠,所以生產力快速成長的展望雖然較佳,尾隨其他許多新興經濟體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快速成長到某個時點,就變得停滯不前——顧慮卻日增。


倘若中國正走向經濟減速的未來,那麼,有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中國能否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維持腳步放緩的經濟成長,同時避免民眾大規模受苦或社會動盪。克魯曼懷疑,這麼一個朝令夕改的極權政權,能複製日本的成功經驗嗎?現在,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比日本任何時候都高出甚多了。


結論:中國不可能變成下一個日本,就經濟而論,表現也許會更差。


谢选骏指出:中國經濟步上日本後塵,但是克魯曼却不懂中國为何會比日本更糟——因为共产党不想再和美国做朋友了!邓小平跟着毛泽东共产共妻了一辈子,到死才发现“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富了”,于是赶紧背叛革命,掉头和美国做朋友,摇身一变先富党了。现在他的党徒富得流油,以为自己开了“世界工厂”,就像另搞一套;但其实他们开的只是“血汗加工厂”,无法独立作业……结果和美国搞僵,就突然没油了。不像日本,虽然废了,但只要继续充当美国的龟奴,把鬼怒川当作龟奴串,就有希望。因为“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富了”,虽然美国越来越穷了。




瘟猪铁军温铁军比邓小平还要流氓无赖


《温铁军又开始信口开河了,所谓的“回顾历史”真实吗?》(常识流通处 2023-07-20)报道:


在外出差,本来没有时间更文。但无意间读到温铁军最近的一个帖子,不吐不快,这是忍不住在这里说几句。


他说,当年帮助中国走出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是发行国债搞基建,是推出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是金融系统剥离坏帐、给银行注资云云。


温铁军真是他奶奶的信口开河。


太久远的事情也许我不清楚,但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变化,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亲历者都应当知道背后的真相。帮助中国走出当时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是92年邓公南巡带来的思想巨变?难道不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不是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融入了世界?难道不是国企改革,不是清理三角债,不是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东北振兴,这么多年,振兴了吗?西部开发,成效如何?中部崛起,倒是看到了一点变化,但它难道不是拜市场经济的伟力?


当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某种困境,温铁军在这个时候“回顾历史”,用意很明显。但显然,如今继续靠投资拉动,发行国债搞基建,推动经济复苏已经走不通了。上半年1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换来5万亿的新增GDP,传统投资拉动模式已经不能作为主要路径依靠了。如果按照温室铁军开出的药方喝下去,一定会导致经济雪上加霜。


所幸历史的走向并没有遂其所愿。


昨天传出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磅发布。


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意见提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


一锤定音!振奋人心!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才是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关键,挺民营经济,就是挺市场经济,挺改革开放。


耐人寻味的是,该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这样的表述其来有自。从吴小平的民营企业离场论,到司马南、温铁军等,在不同时间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人士的恐慌,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干扰。


这里面,我认为温铁军的危害性为最,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小平不入流,司马南不学无术,而温铁军顶着一个著名三农专家的帽子,有一定迷惑性。前不久,他提出了一个所谓“人民经济”的概念,其实就是倒退到计划经济,走回头路。也因此,他的这一高论遭到了一众经济学家的炮轰。


任泽平批驳说,否定市场经济,鼓吹计划经济和封闭。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学无术,不尊重常识!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更是毫不留情地说:温铁军的胡扯已经到了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基本常识和逻辑的荒唐程度。


马光远说得更直白:你先做个人吧!


但是,另一边,温铁军的话得到了天量加持,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经济学家的良心——这并不奇怪,包括司马夹头在内,越是反智、反常识,越是能得到热烈追捧,否则,“至道学宫”之流哪有机会坐大呢?


这有些人称温铁军为“温老”,有些人则认为后面得加个“贼”字。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无意在字面上对他逞口舌之快,但我相信,“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会是佑护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网民嚎叫:


bushihandyman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5:05:55

明白人装糊涂不可以吗?呵呵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4:39:00

瞄了一眼促民营经济的意见,感觉是私营老板能活到现在是奇迹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3:31:33

我记得温铁军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我记错了?中国发展全在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市场,否则到今天都是朝鲜走不出来,哪怕到了今天还是离不开以上三样东西。中国没有好制度,内生催动不起来,不像美国由内而外生长开花(美国是内生经济)。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54:29

当然是“邓小平”的功劳,否则,淮海战役会是谁指挥的?

莫言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40:24

一看就是脊梁骨奉献给了狗。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23:20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42:02

——不同的时代发展节奏要变化。否则就“祖宗成法万年不变”,或者“按既定方针办”就行了。温狗娘养的说的一点错没有,中国经济在改开之初根本没有民族资本需要保护岑弱的国有体系下的员工和小农经济,如果一下子放开会被国际资本冲击的七零八落。国家资本介入客观上保护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但是他的看法和过去的实践未必适合将来的发展,这是他经验认知的局限性。作者是谈论将来的发展过去那套不合适,也没毛病,两者本身并不矛盾。如果现在还不去拥抱国际资本去真正国际化,再精耕细作小农经济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我党老想吃国际资本的豆腐,想占便宜不想吃亏,一点亏都不吃自然被国际资本抛弃,靠内需的路子是越走越窄。融入世界经济该被割韭菜的时候多少掉点血对自己没坏处可以循环发展。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10:24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58:01

——为什么是新来的五毛?我在文学城这个贼窝棚至少十几年啦。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55:46

宏观调控,是猪镕基提出来的,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也是猪镕基一手建立的。可以说,没有猪头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没有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朱是中国经济腾飞最大的功臣。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48:23

温铁军的东西,有两大特点,一是断章取义,或管中窥豹,抓不住主要矛盾,二是逻辑混乱。他的东西,很能迷惑那些缺乏经济和历史知识的人。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43:37

温铁军喜欢从历史中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历史。他这段话虽然没错,但不是重点。除了他说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朱镕基的大力改革后,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大批企业在竞争中壮大。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港台资,外资大量进入中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其中,朱镕基的改革是基础,没有抓大放下的私有化,外资就不会大量进入中国。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07:07

義正詞嚴 发表评论于

昨天传出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磅发布。——脊柱骨先给你打断 然后给你一块创可贴

狗日的国有企业存在一天,民营企业就没有希望=土匪“中国”没有前途。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02:23

理就是这么个理,今天由于改开入世贸,经济发展了,居然谈起制度优越性,改开以前那个制度,如果没有蛋炒饭,和北韩比有啥优越性???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42:02@蓝靛厂。中国经济走出九十年代经济困境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半毛钱关系,没有世贸的根本助力,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到今天不会与朝鲜有什么区别。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58:01

新来一个5毛,只要贴发了就完成任务?如果温铁军说的真没错,那作者说的南辕北辙,何来道理?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37:25

温铁军那套其实就是文革年代的思维,已经在文革年代证明是摧毁中国经济的“妄想经济",只是迎合了毛粉及思维停留在文革的习猪头情怀,近来又被放出来。温铁军干嘛不回顾一下文革十年中国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历史?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24:14

瘟猪铁军挺好的。包帝就喜欢听这个。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08:36

瘟铁军在学术界知识界甚至实业界就是个文盲

。而其在文盲界粉红界却被追捧。看来文盲粉红的韭菜真的很好收割。

義正詞嚴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8:38:59

两派争宠而已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个温铁军比邓小平还要流氓无赖——邓小平制造了“世界血汗工厂”,温铁军竟然也要收归名下所有。难怪人们叫他瘟猪铁军“瘟铁军”——这是接种了武汉病毒的共产党怪胎啊。

谢选骏:沉重的皇冠压断了脖子


《拜占庭皇帝的王冠》(亚历山大·盖尔 2023年7月13日)报道:


拜占庭王冠拜占庭和拜占庭风格王冠的三个例子。


从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他的新城市为罗马帝国首都开始,皇帝们从君士坦丁堡开始统治,直到 1453 年该城陷落为止。东罗马帝国的现代史学术语“拜占庭”源自该城市的古代名称“拜占庭”。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皇帝通过各种服装和珠宝在表面上象征着他们的帝国权威。金冠通常镶有宝石和宝石,或装饰有色彩缤纷的艺术场景,被戴在皇帝的头上以散发权力。


尽管在各种壁画和艺术作品中都描绘了拜占庭王冠,但如今幸存下来的拜占庭王冠却寥寥无几。此外,拜占庭人有时会向欧洲的“野蛮”国王赠送这些富丽堂皇的头饰,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存在。


拜占庭王冠


拜占庭戴王冠的习俗可能源于早期的罗马习俗,尽管在共和国时期一直延伸到帝国时代,罗马人对王权感到厌恶。


成功的军事领导人有时会戴着月桂叶。后来,一些罗马皇帝采用了太阳王冠,这种款式与太阳神索尔不败的崇拜密切相关。


希腊之乐支持希腊


当君士坦丁将首都东移至君士坦丁堡并且基督教在帝国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皇帝开始更多地佩戴王冠而不是王冠。这些款式与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所穿的款式相似。然而,到了公元六世纪,日益华丽和复杂的封闭式王冠再次流行起来。


科穆宁王朝的拜占庭皇帝,受到艾玛预言的长长阴影的追踪在这些描绘中,可以看到科穆宁王朝的拜占庭皇帝戴着王冠和王冠。从左到右: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阿莱克修斯·科穆宁二世、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凡妮莎·卢梭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指出,在幸存的拜占庭艺术品中,“代表帝国的皇后经常被描绘成戴着比皇帝更精致的王冠。”


几个世纪以来与邻近民族和文明的接触无疑影响了拜占庭王冠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呈现出更具异国情调的外观,与希腊和罗马的根源更加陌生。


卢梭进一步指出,“邻近民族的珠宝和头饰揭示了东方头饰和发型对皇后皇冠演变的影响。就像拜占庭的装饰艺术一样,皇后的王冠见证了地中海和东方文化的融合。”


加冕礼和仪式目的


王冠、王冠和头饰经常在拜占庭皇帝的加冕典礼中发挥作用,尽管这些仪式在几个世纪以来变化很大。例如,皇帝有时会在脖子上戴上一个环,而不是像王冠一样的头饰。


在某些情况下,通常以斗篷或其他紫色服装的形式穿着皇家紫色也可能更具象征意义。


然而,拜占庭皇帝普遍使用王冠和王冠。例如,拉文纳圣维塔莱大教堂的一幅马赛克画描绘了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穿着加冕礼服,描绘了这位皇帝戴着精致的镶有宝石的王冠。


幸存的例子


幸存下来的拜占庭起源或风格的王冠是君士坦丁堡皇帝赠送给外国统治者的礼物。


最著名的例子是匈牙利圣冠,它是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杜卡斯送给匈牙利国王盖萨一世的礼物。王冠的镶板上描绘了这两个人的形象,并用希腊语命名。


在匈牙利王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圣王冠都是官方加冕王冠,从十二世纪开始就被用来给国王加冕。自2000年起,圣王冠已在匈牙利议会大厦中央圆顶大厅的显着位置展出。


另一个幸存的例子是莫诺马科斯王冠,以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皇帝的名字命名。这顶王冠于 1860 年由一位匈牙利农民在耕田时发现,现收藏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家博物馆。


Monomachus 王冠制作精良,由七块镀金板组成,上面展示了拜占庭时代杰出人物的复杂描绘。这些盘子上刻有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他的妻子佐伊、她的妹妹西奥多拉、两位优雅的舞者和两个寓言人物。人们相信,这顶华丽的王冠很可能是 1042 年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


谢选骏指出:我发现,皇冠越沉重,帝国就越衰弱,直到沉重的皇冠压断了元首的脖子。


谢选骏:崖山之后无中国,秦朝之后无华夏!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一篇较“偏激”的文章的简单考证和评价)》(探寻人生 2022-08-28)报道:


原文整理与浅显考证

主旨

宋朝发展情况简介

蒙古军队种族灭绝式屠杀

作者观点:汉文明从此走向衰弱

崖山海战 南明灭亡 场景

笔者观点与总结

作者个人想法

词汇

参考资料


原文整理与浅显考证

主旨

大宋帝国的哀歌: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崖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


分析:论证的核心应该是,在宋朝彻底灭亡后,大多数精英是否殉国或被屠杀?由于大批精英阶层覆灭,是否造成了华夏核心文明的严重倒退?是否产生了文化断层?


宋朝发展情况简介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考证:根据 宋朝资料,经过维基百科、宋史等资料简单相互考证,可明确宋朝经济和文化非常发达,重文抑武,土地私有,买卖自由,人口自由流动,对外开放,具有诞生资本主义萌芽。


分析:宋朝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有杂税众多,军事较弱的缺点,但是有机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后来人多认为如果没有蒙古族以野蛮手段入侵,以极度中央集权统治,则华夏文明则能继续领先世界。


蒙古军队种族灭绝式屠杀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考证:


蒙古帝国屠杀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1212年中国人口1.4亿,遭到蒙古屠杀破坏后,1287年仅剩6800万

1985 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录入蒙古军队屠杀宋朝人口采用的数字是 7000 万。 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元明清时期的野蛮屠杀[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02):11. 宋代中国人口已近 1 亿。比较具体的数字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 年),全国人口约 9347 万。但是到元代, 人口数急剧下降。成吉思汗鼓励部下杀戮,下令凡遇抵 抗,城陷后屠城。蒙古军攻打南宋时,四川遭遇了第一次 灭绝性屠杀。四川在宋代经济发达,人口估计近 2 千万,蒙古军在四川屠杀的结果,使天府之国仅剩约 80 万人,几乎成为无人区。整个原宋朝统治区域被屠杀的人口, 保守的估计是 5000 万。

维基百科记录蒙古帝国三次屠杀


忽必烈 自述 中国北方屠杀1800w,四川1295w屠杀至60

可以证明蒙古帝国屠杀属实,屠杀宋朝人数约4000-7000w,符合原文数据。


2. 精英阶层尽丧蒙元之手


元朝 维基百科 数据来源:《征服王朝的时代》〈第六章 元代的中国支配〉: 第139页-第151页. 收降地方自卫势力如真定史天泽、满城张柔、东平严实与济南张宏,史称汉族四大世侯。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窝阔台汗,1238年命术忽德和刘中举办科举,史称戊戌选试。这次考试录取东平杨奂等名士。

世家和君子或者说士人群体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只能说多数当朝精英阶层,死于战争和屠杀之中。


分析:蒙古入侵的确给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朝文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人口意味着一个文明的生命力,西夏和四川区域的文明几乎被消灭,中国文明遭遇重大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观点:汉文明从此走向衰弱

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


查证:根据维基百科整理,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19),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属实。


分析:曾节明:《甲申三百年六十年再祭》中记载,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结局,这种情况与崇祯皇帝滥杀行为有不少关系,不能证明是蒙元屠杀导致文明重创所至。


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分析:整体性?笔者认为这里的整体性指的是汉族核心文化的完整性,后之后该作者个人观点中的文化消减有关系。


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查证:出自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史料可以佐证。


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


查证:维基百科考证,支那一词最初源之于印度,代表远方之国,之后被逐渐变为中国的称呼,然后随佛教进入中国,有些佛教徒以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唐朝传入日本,起初无讽刺意味,日本以支那来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为“中国”这个词明示“中国”才是中央之国,日本只是“东夷”。18世纪西方人称中国为Cina,日本解读为支那,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支那的称谓,在明治维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风气,开始具有一定讽刺意味。明朝灭亡于17世纪中旬,所以该句话查证不属实。


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查证:出自《心史》,以“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对清战争属实,但是文化沦丧有待进一步查证。


崖山海战 南明灭亡 场景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 宋祥兴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易衣冠、亡天下——“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 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笔者观点与总结

毫无疑问,中国还在,华夏也还在,只是被动的被融合,融合之后被改变了。至于该作者说描述的中国与华夏,应该是文化和思想的缺失,笔者认为不能否认,蒙元和满清种族灭亡式残暴手段下,汉文化遭受重创,在宋后:


政治制度从君臣共治渐渐变为彻底的中央集权

经济、文化走向衰退

但二十四史里面有元、清,元以宋为正统,所以无法否认元清不是中国,至于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笔者水平不够,无法去评析,希望各位知友指点。


作者个人想法

与谢选骏言论有重合


后门的言论稍微有些“偏激”,所以放到最后,请带着辩证和理性的角度去看


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译)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不可能?我不敢说。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


“辫子戏”仍在上演。《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里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


以及“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为我国人口密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鲜花与掌声中,“汪精卫纪念馆”、“溥仪神社”正式对外开放。“皇军入关百年纪念”正式举行。不可能?我不敢说。我们除了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已经无所继承了。但这也足以激励我们。只愿有朝一日,能与众人一道,剪辫束发,身着汉服,向谎言挑战,追寻古老的复兴。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我身边的几位同学情不自禁地说道:“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阎说错了,大家别信!”我的同学立马反驳:“阎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阎先生如果说假话的话,央视会让人家上百家讲坛?”看着同学们欢快而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可是你们谁知道?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千年的发展,华夏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宋代官员如是说。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火药技术都获得了远远领袖世界,西方人总是惊异日本的武士刀最锋利,可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冶铁技术是宋人传过去的,元朝严禁汉人炼铁,因而这些工艺失传;南宋的造船技术比18世纪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刚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惊叹道“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汉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中的,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元朝严禁汉人制造火药;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理宗罢免之。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大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的纸币的流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茁壮成长,此时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剌子模,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


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


回天无力道俱穷,干戈四起疑无路。指点洪涛巨浪中,推背图关于宋灭。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词汇

举国茹素:是指附属国因宗主国沦丧,朝代更迭,而举行的全国大规模哀悼形式。茹素,指不沾油浑吃素的行为。

华夷秩序,或称华夷之辨、夷夏之辨、天下秩序、夷夏大防,原是在中国历史中,上古中原人用于区别中原华夏与四方蛮夷的一种概念。“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血缘,地缘,以及衣装、礼仪等文化习俗。随时代变迁,血缘因素往往只在婚姻中强调,而被文化习俗和地理盖过。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等上古经籍。这个概念在古代为儒家所继承发扬,认为华夏之人群居于中央之国,为文明中心,以汉文化礼义为区隔文明–野蛮的观念就此成型,但中国上古史学专家许倬云认为,后世中国的“蛮夷戎狄”等词,在上古时代并没有贬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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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元朝灭掉的不仅是南宋,正如秦朝灭掉的不仅是楚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正如秦朝之后无华夏,只有一地鸡毛的汉人费拉了!在这种意义上,“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应该改为“崖山之后无中国,秦朝之后无华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从秦灭六国以后,华夏已经沦为“汉字族”了——在这种意义上,废不掉汉字的满清和中共,也依然可以冒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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