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答問：2012年關於休謨<英國史>的答問記錄》（Zhongjing Liu 劉仲敬）报道：
1、請您從譯者的角度給讀者們介紹一下這本休謨的《英國史》吧。
十七世紀是英國政治哲學的鼎盛期，十八世紀是英國史學的鼎盛期；後者對前者有一種近乎概括總結的意義。思想演變的背景是十七世紀登峰造極的憲法危機和內戰。用圖解化的方式解釋：政治哲學是憲法危機進行時的預案；史學是憲法危機完成時的總結。
進行時意味著爭奪未來設計權，這是霍布斯和哈靈頓的工作。完成時意味著爭奪歷史解釋權，這是克拉林敦和休謨的工作。休謨的著作一推出就陷入黨派鬥爭的漩渦，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你是哪一派？對查理國王和斯特拉福德伯爵，你支持還是反對？」《英格蘭史》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英格蘭自由憲政在歷史中的起源和發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黨派性：輝格黨喜歡盡可能提前下議院的起源、誇大其早期作用。托利黨傾向於重視國王和貴族的憲政平衡，對下議院估計不高。《英格蘭史》從頭到尾都在這個問題上跟兩派對話。不過從歷史上看，托利黨的觀點更接近史實。休謨很留心地考證：早期國會或國會前身其實沒有下議院和人民代表。他雖然自認為不偏不倚，但主要受到輝格黨攻擊；這是原因之一。
2、您力舉此項譯業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想法跟休謨撰史的初衷差不多，就是要釐清英國從封建式「混合政體」到立憲君主制的歷史脈絡。這條線索對近代世界和「中國問題」有莫大的意義。《自尤利烏斯-凱撒征服到1688年革命的英格蘭史》是「英國憲法史計劃」的一個側面。
3、為什麼此前中國沒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
不僅休謨沒有；他以前的摩爾、雷利、培根，同時的克拉林敦，以後的柏克、麥考萊、卡萊爾都有傳世之作；都是空白點。世界史的空白點極多，舉不勝舉。所以正確問題應該是：這一次為什麼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答案是：因為我在豆瓣網上鼓吹，正好碰上他們。
4、為英國寫史立傳的著作應該不少，休謨的這部《英國史》有什麼不同和特別之處？
休謨是「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的最高峰。這個傳統從波多利爾-維吉爾和沃爾特-雷利爵士開始，到丘吉爾（很可能）結束。現在已經淹沒在專業歷史學家的乾嘉之學當中。兩者的差別可以用韋伯的經典論述概括：前者是「為學術而生」；後者是「靠學術吃飯」（從學術這個麵包籃子里拿麵包）。附帶的後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學經典價值，後者只有查資料的人才讀。
休謨作為史家是宗師級人物，蘇格蘭歷史學派幾乎是他個人的遺產，弗格森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他創造了傳統，大部分同僚（包括吉本和《衰亡史》）只留下孤立的經典著作（如果還能留下經典著作的話）。
5、我知道您此後還要從事麥考萊的英國史翻譯，能比較一下這兩項工作和這兩位史家嗎？
麥考萊比休謨更偏向輝格史觀，他格外不滿休謨對教會的諷刺態度。其實所有人都傾向於不寬容最接近的前輩。對休謨和啓蒙時代，這個前輩就是教會。對麥考萊和19世紀，這個前輩就是休謨和啓蒙時代。
不過他們的共性是大於差異的；因為他們都體現上述「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主要「問題意識」也高度重合。
麥考萊的《英國史》從詹姆斯國王的時代開始，時間上差不多緊接休謨《英格蘭史》結束的時代，這段時間是英國憲制的成熟期。麥考萊傾向於輝格史觀，這段時間最能佐證他的理論。對我而言，把休謨和麥考萊的史書前後銜接，可以溝通英國憲法史脈絡；這是為自己考慮。
6、我們注意到出版社並未按照休謨本人的寫作順序進行出版，而是遵行了傳統的年代順序，您對此如何評價？
休謨像司馬遷一樣，主要是「今史學家」（傅斯年稱《史記》詳於近世）、而不是博古考據家，都鐸以後（相當於司馬遷的戰國以後）才是他的重點。關於內戰的五、六卷首先推出，跟他的政論文配合，吸引了當時的視聽。然後是關於都鐸時期的第三、四卷。最後是關於羅馬不列顛和中世紀的第一二卷。前幾卷不牽涉內戰問題，不太吸引同時代人的眼球。
不過18世紀中葉以後的版本都已經改為：根據時間順序排列。這樣做完全正確；因為當時的政治敏感問題早已不再敏感，重現歷史脈絡才是著作的意義所在。
7、我們印象當中，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也就是非歷史的世紀，休謨為什麼要單立出來這麼一部史書？這似乎並不合拍啓蒙時代的所謂「時代精神」。
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但也是英國史學名著輩出的年代；原因如前所述。即使在英國之外，歷史著作也是啓蒙的一部分。伏爾泰的《風俗論》就是顯例，他明確主張以啓蒙和文明進步的觀念重新審視歷史。
這是經典歷史著作輩出的時代。休謨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和吉本（Edward Gibbon）的《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獨佔鰲頭。其次有羅伯特-亨利（Robert Henry）的《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vasion by the Romans Under Julius Caesar. Written on a New Plan）、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的《1542–1603年間的蘇格蘭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542–1603）、克莫斯（Kames）的《人類史綱》（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和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文明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蘇格蘭歷史學派在其中佔據了顯要的位置，弗格森和羅伯遜都是休謨的追隨者。
休謨本人認為蘇格蘭是一個歷史的民族，意思就是：他對自己哺育的蘇格蘭歷史學派頗為自豪。同時代人認為當時的歷史著作遠邁前古，休謨本人厥功至偉。《年鑒》稱頌道：「吾國文人素乏良史之才……休謨先生的名山事業使我國一洗前恥。」[V. Wexler, David Hume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hiladelphia, 1979, P.90.]愛德華-吉本稱休謨為「蘇格蘭的塔西佗」、贊賞他「粗疏無比的美」，而伏爾泰則稱休謨的《英格蘭史》為「古今傑構之雄」。[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Livingston(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Dordrecht, 1990, pp.vii-viii.]
8、能比較一下休謨和伏爾泰嗎？
休謨和伏爾泰的聯繫和區別，就是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歐洲大陸啓蒙運動的聯繫和區別。理性和進步是兩種啓蒙運動共同的價值觀，但二者的理性不是同一種概念。
蘇格蘭啓蒙運動的「有限理性」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概念，源於傳統的長期演變；經驗知識來源於達爾文式近乎盲目的環境淘汰和選擇，適應性高度依賴於其所以產生的歷史路徑。[Donald W. Livingston, On Hume’s Conservatism]
大陸啓蒙運動的「絕對理性」是一種笛卡爾式、甚至柏拉圖式的概念。理性自身就是萬物的尺度。這種概念是新柏拉圖主義和天主教客觀理性論的延續（即使啓蒙哲學家在政治上反對天主教會）。
理性的限度（或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是貫穿整個休謨哲學、政治學和史學的關鍵詞，絕對理性的虛假偶像背後是習慣、傳統和經驗的真實權威。休謨說：「原因和結果的發現，不是通過理性而是通過經驗。」【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1頁】基於經驗的論證只知有或然性不知有必然性，只能建立特殊的傳統、習俗或地方性知識。「建立於我們在自然中將會發現的那種相似性上面……根據看來相似的原因，我們便期望相似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9頁】「一切從經驗而來的推論都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運用理性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37頁】
從休謨的哲學觀就可以推出：歷史本來就是經驗知識和習慣積累的最大寶庫。在理性和因果關係可以信賴的前提下，人類還可以通過笛卡爾式演繹、無需歷史經驗而推理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既然理性和因果關係都不足恃，歷史經驗就是人類智慧的唯一寶庫。可見，經驗主義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保守主義。英國人的保守性格和他們的哲學傳統是頗有關係的。
相反，對伏爾泰和法國啓蒙作家而言：理性是普遍而客觀的尺度。歷史經驗是一系列偏見和惡行的匯集，他著書的目的（特別是《風俗論》）就是：用理性的光明重新審視過去的種種弊端，間接支持未來的進步改良。普遍理性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全面變革、與過去決裂的激進主義。法國人的激進同樣與歐洲大陸的哲學傳統有關。
9、休謨為什麼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把歷史敘述溶入類似《國富論》這樣的道德哲學體系當中呢？
休謨有他的《人性論》，他在哲學史上的地位高於斯密。康德的哲學突破主要是為了回答休謨懷疑主義。《國富論》的歷史敘述是不連貫的，只是泛泛支持「文明進步史觀」。在這方面，休謨是傳統的開創者，對後來史學範式的影響大於斯密；沒有必要參照後者的方法。
不過，休謨和斯密都是博雅傳統的通才。你很難把他們的某一部著作硬性納入圖書館分類法的某一類。準確地說：他們都是中國傳統分類的「諸子學」，涵義接近於「思想體系的創造」。創造思想體系是遠比專著更宏大的工作。休謨和斯密都是蘇格蘭啓蒙運動的靈魂人物，他們的思想體系有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為注釋，體現同一思想體系的不同側面。例如，休謨《英格蘭史》這一段敘述就非常接近《國富論》的歷史敘述：
「倫敦有大批外國工匠。亨利有一次猜忌弗拉芒人偏愛凱瑟琳王后，以樞密院令驅逐他們；離開的弗拉芒人至少有一萬五千人。⑶亨利自己在星室法庭公告中承認：外國人奪走了本地人的生計；使他們無事可做，依靠盜竊、謀殺和其他罪行糊口。⑷這份公告跟其他法令一起出版發行。他還宣稱：外國人為數眾多，導致穀物和麵包漲價。⑸為了防範進一步的危害，所有外國工匠不得在家中容留兩名以上的外國雇工或學徒。外國商人也受到類似的猜忌。關稅強加於外國人，負擔落在全體居民身上。⑹國會做得比較好：鼓勵更多外國商人和工匠移居英格蘭；激發本地人的競爭，提高他們的技藝。國會在一項法案中宣佈：王國欠債和犯罪的犯人不下六萬人。⑺這個數字可信度不高。哈里森宣稱：本朝處決了七萬二千名小偷和強盜，差不多每年兩千人。他補充說：伊麗莎白朝晚期，死刑犯一年不超過四百人。似乎當前英格蘭全境的死刑犯不過五十人。如果這些事實可靠；亨利八世以來，道德水準一定大有進步。這種進步主要應該歸功於工業和技術的發展；下層階級因此得以養活自己、打發時間，後者差不多跟前者一樣重要。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 ，Inc. ，2004，p.934】
10、您覺得休謨會如何看待發生在18世紀的英格蘭帝國事件，比如七年戰爭和英格蘭內部的經濟變革？休謨為什麼放棄了書寫18世紀的歷史，而這正是他本人生活的時代？
《英格蘭史》結束於1688年光榮革命，這是個很好的選擇；因為憲法鬥爭在此告一段落，而憲制演變正是《英格蘭史》的主要內容。休謨本人是18世紀政治鬥爭的參與者，生前作為政論文作家的聲譽高於哲學家。對他而言，已經不需要專門論述當代問題的作品了；因為他的看法已經眾所周知。
《英格蘭史》的英格蘭是歐洲的英格蘭，殖民帝國只是商業、貿易、進步（這三者都是正面價值）的一個附屬部分。不過，休謨（和蘇格蘭歷史學派）是歷史經濟動力的第一批認識者。在他以前和同時的名士（例如伏爾泰和吉本）一點沒有類似的認識。休謨對都鐸時代經濟變化的重視是破天荒的，他也是第一個以經濟進步、而不以王朝更迭為時代進步標準的史家。
蘇格蘭歷史學派的進步觀是休謨本人的直接延續。他們相信商業和貿易是進步的直接原因，對風俗和道德水準有可喜的影響；顯然他們會力主維護海外貿易，但不可能擁護把貿易帝國改組為官吏直接管理殖民地的主張（法國人是這麼做的，後來的費邊派也贊賞吏治國家）。
11、您覺得休謨會對英格蘭第一帝國的終結和第二帝國的開啓有何看法？
就休謨的憲制理論看，他厭惡國會武斷統治更甚於國王武斷統治，對國會自居唯一主權者的宣示不可能有好感。他很可能跟柏克一樣，認為北美殖民地更忠實地維護了英格蘭古老憲法的傳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休謨和斯密的理論不分彼此，不大可能同情帝國貿易保護主義。
帝國是海外貿易的附帶產物。他們會在支持海外貿易的前提和範圍內支持殖民帝國，但不會認為帝國本身可以成為主要政治目標。
12、能不能請您就休謨在英帝國史學傳統以及整個歐洲的世界史傳統中的地位作個總體性的評價？
休謨的遺產就是蘇格蘭歷史學派及其經濟進步觀。這一套理念實際上已經滲入英國和全世界的史學傳統。現在，不考慮經濟的歷史後果，已經不可能著史了。在英國，他的憲法史實際上構成了以後同類研究和國民意識的正統；但在英語世界以外幾乎無人效法（泰納是一個異數）。這主要是英國憲制特殊性的問題；經驗主義的傳統最難模仿，理性主義則很容易變成普世原理。
13、你在翻譯過程中遇到過困難嗎？是什麼樣的？
西歐封建的專用術語，很多在中國歷史和漢語言中沒有確切對應物，必須自我作古。當然，開創前例是很得意的事情；可以造成以後的初始條件敏感性和路徑依賴。
14、整個翻譯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小故事、小細節可以給讀者們說說嗎？
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
15、目前只出版了兩卷，您的翻譯工作進展的如何？
每年出兩卷，出版時間比翻譯時間落後一年。目前一切符合節奏。
16、您本身是學法醫的，但是現在在讀史，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
這是機會主義的行動，跟醫學和歷史都沒有關係，卻跟四川的地緣有關。也就是說，我選擇的是地理位置而不是專業，專業是臨時心血來潮決定的。
17、說說您的近況吧。
目前還在四川大學，忙於動筆；一切要等待夏天以後才會有答案。
18、對於現在很多譯者抱怨稿費太低的情況，您怎麼看？你的稿費方便大致透露一下嗎？
人人都認為自己待遇太低；不過根據我對歷史的瞭解，幻想以文字謀生總是最糟糕的事情。我動筆一般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表現欲，即所謂名山事業，不覺得是一種工作。所以我根據作者和著作的重要性做判斷，而不是根據稿費。我拿過各式各樣的稿費，80每千字最常見。
19、在讀英國史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輕易的就能接受一個不是自己國家的人（鄰國的國王、公主等等）成為自己國家的國王？能說說英國人的思維範式嗎？
這不是英國的特徵，而是歐洲封建制的特徵。哈布斯堡家族同樣不是西班牙人，薩克森家族更不是波蘭人。君主應該具備被統治者的民族屬性，這是19世紀以後的觀念。中世紀所有邦國都沒有民族和領土概念；君主、貴族、臣民的關係是個人效忠和保護的關係，不存在後來所謂的公共領域。
補充問題：
1、在翻譯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有什麼收穫可以分享嗎？
我覺得自己像清末民初的譯者，例如嚴復；或是魏晉南北朝的譯者，例如謝靈運；分享了創造歷史的過程。因為他為漢語文化圈引進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釋體系。同時我也預感到：這種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邊緣化、望文生義的中國化解釋。中國人的哲學傳統和法律體系跟歐洲大陸的親和力較大；因而歷來引進的西學都是這個傳統，並非偶然。經驗主義產生的盎格魯保守主義、習俗和前例產生的判例法系統，都是中國人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們總是用絕對理性和普遍價值去誤解這些概念。
嚴復當年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引進的英國自由主義概念迅速被法國激進主義替代，然後遺忘。謝靈運到玄奘的佛經譯文在中唐以後落到了同樣的下場。如果中國未來的發展一如既往，休謨所屬的傳統多半是誤解或遺忘的對象。如果這個傳統一變為顯學，那麼中國思想傳統和歷史路徑一定已經發生了明治維新級的劇變。
嚴復曾經說過：只要廢除科舉，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劇變，超出了他的預測能力。假如英國經驗主義和憲法傳統居然能在中國站住腳，劇變的程度一定不亞於前者。如果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照中國式歷史邏輯是不可能的），那麼所有相關人士都將進入歷史攝像館。
2、在整個英國史中，您最喜歡的是哪個階段？為什麼？
英國憲法史可以分為四段：
部落-封建式混合政體（各等級共治時期）：都鐸時代以前，君主、貴族和人民的不穩定平衡。
絕對君主制：都鐸和斯圖亞特的君主獨大時代，英國最接近歐洲絕對主義、甚至東方專制主義的危險。
立憲君主制：1688年光榮革命到一戰前夜普選制完成，混合政體的穩定平衡和黃金時代。
民主化和社會民主黨化時期：（一戰至今的）人民單一主權的政體逐步侵蝕混合政體，1999年工黨對上議院的打擊是其中的一個步驟。
我自然會喜歡第三個階段；但「喜歡」對歷史的意義就是：我喜歡果樹的秋天，因為我喜歡吃果子；但我討厭種樹，也討厭春天和冬天。大多數中國人的中西比較觀都是這樣。我很清楚：增加摘果子工人的待遇，一點也不會增加果子的產量；除非自己有果樹而且自己的果樹正在秋天。但顯然不是；如果是，就沒有多少人會關心中西比較；正如歐洲人不關心歐洲-拉丁美洲比較。
3、翻譯對您來說是一項怎樣的工作？
相當有趣，有半娛樂的感覺，不完全像工作。（假定你接受一般的看法，工作=受罪；因此待遇是一種損害補償。）
4、為什麼現在很少有如此傑出的寫史者？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且文明發展進入冬季，社會結構扁平化的結果。休謨、吉本這樣「為學術而生」的博雅之士（就是英國工黨和極左派想消滅的對象）漸漸消失；「靠學術吃飯」的職業學術人取而代之（學術無產者只關心個人計件工資，不會關心老闆和企業產品的長期聲譽）。
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應於春秋時代的東亞。這個問題等於：為什麼商代以前和漢代以後再也沒有諸子百家？
5、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能提供一個例子嗎？給我們一小段中英對照版。
「The barbarians, on the one hand, chace us into the sea; the sea, on the other, throws us back upon the barbarians; and we have only the hard choice left us, of perishing by the sword or by the waves.」
「蠻夷逐我兮滄海濤，波臣逐我兮夷狄饕，飲血鋒刃兮眠魚腹，何以異兮，哀遺黎！」
—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25
這一段是作者從拉丁文翻譯成十八世紀英語的。這時英語的拼字法還沒有固定（這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情），人人根據自己的口音拼寫；但已經比莎士比亞的英語順眼多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刘宗敬翻译《英国史》，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确实不懂欧洲历史。因为，他竟然不知道，是教会联合并且组织了西欧各国的王室联姻！例如，他在上文中说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讀英國史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輕易的就能接受一個不是自己國家的人（鄰國的國王、公主等等）成為自己國家的國王？能說說英國人的思維範式嗎？這不是英國的特徵，而是歐洲封建制的特徵。哈布斯堡家族同樣不是西班牙人，薩克森家族更不是波蘭人。君主應該具備被統治者的民族屬性，這是19世紀以後的觀念。中世紀所有邦國都沒有民族和領土概念；君主、貴族、臣民的關係是個人效忠和保護的關係，不存在後來所謂的公共領域。”
我以此知道，刘宗敬确实不懂欧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