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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4日星期三

谢选骏:“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


《为何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真实情况如何?》(你敢信吗 2021-03-15)报道:

   

真的是明朝晚期才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吗?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两个概念。


什么叫资本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由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就叫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是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需求所产生的现象。


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天地之别。


如果按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来算,明朝之前的元朝、宋朝、唐朝,甚至在汉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光萌芽有什么用呢?


而且,想产生资本主义必须拥有如下几个条件,明朝真的具备吗?


一、资本家掌握权力


在一些“明XIAO ZI”眼里,似乎明朝是所有王朝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之一。


其实,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明朝和秦汉,唐宋元清一样,都是帝制时代的一份子,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帝制时代的共性有哪些?有如下几点:


1、所有帝制时代的军队都屠城并抢劫本国的百姓(无一例外);


2、所有帝制时代都是贵族和地主阶层的天下(老百姓都是“羔羊”);


3、所有帝制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土地兼并(贵族贪婪的结果);


4、所有王朝的更替都是大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


5、帝制时代的王朝都推崇“儒家治国”,并都喜欢《商君书》;


6、帝制时代的贵族都要求“羔羊”讲道和德,他们自己却荒淫无耻;


7、所有帝制时代都有文字狱,而且越往近现代皇权的力量就越大;


8、所有帝制时代都是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观念在元朝也不例外);


9、所有帝制时代的皇帝和贵族眼里的“民”指的都是地主阶层;


10、所有帝制时代几乎都是家族世袭式的权力继承;


当读者看完封建帝制时代的这十大共性之后,有没有发现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呢?


想在明朝产生资本主义,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就算明朝不灭亡(让明朝活到1840),明朝能做到如下几点吗?


1、像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一样,皇帝被吊死或架空,帝制时代彻底结束,资本家掌握帝国的实权;


2、从小农经济的封建保守思维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工商业,放弃“天朝上国”的概念,对外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关系;


3、放弃孔子和孔子之后所发展的一系列“养羊技术”,以教育和科技来开启民智,并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


4、放弃“家天下”和“贵族特权”,所有人都在一定的规律相对公平地竞争;


5、打破现有的阶级利益,皇帝和王侯将相自断手脚,将蛋糕分得相对公平一点,给与底层一点权限参与的权利;


二、为何说明朝即便不亡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明朝的前期,以朱元璋和朱棣为代表的明朝皇室强硬派就是新时代的“秦始皇”。


在朱元璋的设计里,除了他们老朱家,其他人的命(包括大臣的)都不值钱,所有人都是为他们老朱家服务的“奴隶”。


但是,在封建王朝那个“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的时代,文人做官为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报效朝廷吗?


不,大臣和朱元璋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封妻荫子,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帝国之内智商最高的“贪婪鬼”。


既然这样,在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政治强人死后,大臣们自然不甘心再继续任由老朱家宰割,于是他们制造了“土木堡之变”。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也实现了“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


在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朱元璋、朱棣和嘉靖时期),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被文官集团害惨了的朱祁镇、朱厚照和天启皇帝)。但无论是皇帝掌权还是文官集团掌权,他们所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看看在明朝闹了近百年的倭寇之乱(海禁的结果)和明朝大大小小的几百起的农民起义,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饿,他们会冒着被诛杀九族的危险起来造反吗?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之《李闯王过黄河》这篇课文中,李自成是正义的,也是英雄的,在这里,李自成不是明朝眼里的反贼,他所代表的是穷苦大众对腐败明朝的反抗,不是吗?


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制时代中,贵族和皇帝会允许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仅仅是明朝这样吗?看看历朝历代,有几个帝制时代的皇帝不对民间大商人进行迫害的?


这些皇帝在抑制商业和商人的时候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龙椅着想呢?当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认为,明朝能逃得过帝制王朝300年寿命的魔咒吗?


进一步而言,即便让明朝拥有了像奥斯曼帝国一样600多年的寿命,只要明朝的皇帝和大地主阶级不放弃自己的利益,明朝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还有“大地主阶级”等马列迷思,但按照上说推论下来,别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纯属子虚乌有,实际存在的不过是“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权利及其积累的财富获得了保护。仅此而已。


《“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曹龙虎)报道:


内容提要: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将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间。20世纪以后,该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政治—社会”领域。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概念还在学术界被广为使用。极强的知识生产功能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要特性,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词汇。


在人类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一词可谓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一。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流行叙事,人类大约从15、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并在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期。很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总体概括今天依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总之,“资本主义”一词是我们描述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既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资本主义”概念问题的探讨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溯源的角度来梳理“资本主义”一词,试图厘清这一重要概念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明晰了“资本主义”一词的生成路径,尤其是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但是对“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诸多特性,如领域划分、知识生产功能等的挖掘显得不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的生成和使用状况重新作一梳理。除了“资本主义”概念词源学的详细考证外,笔者还希望对“资本主义”使用的基本领域和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略作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概念的认识。


一、 “资本主义”的词源学考证


作为一个含义无比丰富的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词语本身,可能很难厘清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一词的词源时就说:“‘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含义。”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依次梳理“capital”、“capitalist”和“capitalism”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以明晰这一概念形成的语义变化脉络。


(一)“capital”的语义变化及使用


在现代英语中,当“capital”作为名词使用时,有资本、本钱、本金、首都、都城、大写、会议等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资本的、首都的等含义。根据《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capital”的拉丁文书写形式“capitālis”的词源来源于拉丁词汇“caput”,含义有头部(head)、顶部(top)等,其词根是“capiō”,意思有抓住(take)、捕捉(seize)、攫取(catch)、占有(capture)等,而“capitālis”有致命的(mortal)、极端的(deadly)、危险的(dangerous)等意涵。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capital”一词开始进入中古英语。


坎南和理查兹等学者考察了“capital”一词在英语中的早期使用历史,他们发现在英语中具有经济意涵的“capital(或者是capitall)”一词最早出现在那些教授英国商人怎样用高级方法进行记账的书籍中。他们都举了一个名叫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会计的例子。其中,坎南发现,1569年这名会计在教授一门名为“意大利商人记账的艺术”(the art of Italian merchants accounts)课程时,使用了“capitall”,并将“capitall”与表示资金等含义的“stocke”连用。显然,这里的“capitall”有经济意涵。而理查兹则发现1569年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在一篇名为《通往完美之路》(The Pathe waye to perfectnes)的会计论文著作中使用了“capitall”一词。其中,“capitall”与“stocke”、“money”、“debts”等连用,显然也在经济意义上被使用。


大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一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使用。1611年,英国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在其编纂的《法英词典》中,就收录“capital”一词,并把它的意思界定为“wealth,worth; a stocke or chiefe,substance”。法语中“capital”一词的使用和德语中“Kapital”一词的使用与英语中“capital”一词的历史和逻辑非常相似。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Kapital”开始在法语和德语中流行开来。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早期英语中的“capital”、法语中的“capital”以及德语中的“Kapital”的都是在一种具体含义上使用的,用来指一笔钱、一笔债款或者一笔商业资金。不过,这么简单明了的意涵似乎很难得到今天各种辞典、工具书的佐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在该词典的界定中,“capital”一词虽然也有上述含义,但其更多是作为专业术语用于经济学领域,“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生产系统中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和人力的投入;不过一般来说,更加有用的定义是将此术语限制为指生产企业所掌握的物质性生产。按照这种意思,有两种形式的资本。货币或金融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流动的、无形的资本。货物资本——即实际或物质资本——是在生产中产出的或用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而使用的有形项目,诸如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货币资本是为融资获得实际资本或货物资本而销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的资本。货物资本和储蓄相类似,为了供应将来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二者都需要延迟当前的消费。”1776年,亚当·斯密将能够创造收入的财产称为“资本(capital)”。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还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Kapital verwandelten Produktionsmittel),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著作中为我们区分了各种类型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现实资本、生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并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


如是,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描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一词的语义变化情况及现代含义:作为“capitalism”概念的一个重要支撑,“capital”在15、16世纪以前,只是一个混杂在若干表示金钱、财物词汇中的一员;从17世纪开始,其使用程度开始日趋频繁,并开始从其他表示金钱的词汇中分离出来,“capital”开始作为一种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术语被使用。


(二)“capitalist”的语义变化及其使用


在英语中,“capitalist”的出现时间比“capital”要晚,但比“capitalism”要早。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capitalist”一词的解释: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杨格(Arthur Young)在其创办的期刊《法国旅游》(Travels in France)中使用这个词,“解决这两个弊端的唯一措施是禁止低于支付责任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或者,干脆取消土地税。这些措施的一个总的弊端是导致那些有钱人(moneyed men)或资本家(capitalists)逃税。只有消费税才能影响他们。”在这里,“capitalist”的含义比较表面,被当作有钱人的同义词。而1823年,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科勒律治在其谈话性著作《茶话》(Table-Talk)中讨论济贫法的颁布缘由时,也使用了这个词,“济贫法(Poor-laws)是一个全面商业和制造业系统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说成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济贫法无疑是大谬不然。贫困费(the poor-rates)乃是由资本家们(capitalists)由于雇佣劳工而支付的体恤费,或者说是代表他们所支付的。它就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面的“capitalist”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指有钱人,而是开始与劳动力(labor)、需求(demand)等联系在一起。


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除了引述《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上述两个例子去说明“capitalist”的含义变化之外,还引用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在《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中对“capitalist”一词的使用,“在生产食物和制造服装、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们之间,横亘着资本家(capitalist),他既不生产也不使用它们,还将自己视为两者的生产者。”托马斯·霍奇金将“capitalist”描述为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工具、却将这些生产挪为己用的人。这里面对“capitalist”的界定与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描述和批评已经比较接近了。


法语中“capitaliste”一词在大概出现于17世纪中叶。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荷兰信使报》(Hollandlsche Mercurius)在1633年曾使用过一次,1654年又使用了一次。而且在1699年,联合省(Provinces-Unies)三级会议制定的新税也把“capitaliste”与其他的群体区别开来。而德语中的“Kapitalist”概念流行则要到17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最初的“Kapitalist”,部分指代商人(Kaufleute),部分指代能借出金钱的银行家(Bankiers)和纯年金收入者(Reine Rentiers);另外,富裕的农民按照占有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被归入小型(kleinen)、大型(groen)或者超大型资本家的行列。


(三)“capitalism”的早期使用


一般认为,在英语中最早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文献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长篇小说家威廉·萨克雷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该书在描述一个名叫德·蒙孔图尔(de Moncontour)的王子在巴黎的经历时,使用了“The sense of capitalism”这一用法,翻译成中文即“资本主义的意识”。这里的“capitalism”与“sense”联系在一起,表示一种“capitalism”的情感、感觉或者意识。


法语里面最早使用“capitalisme”一词的例子可追溯到路易·勃朗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848年,路易·勃朗在其《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作为巴师夏先生所有推论基础的诡辩是由何构成的,这种诡辩就在于无休止地混淆了资本(capital)的和我以后将之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用法。也就是说,资本被一些事物的占据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东西的排除。正是这样,事物使用的结果是它的独占而非它的本质。”在路易·勃朗这里,“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一种超越状态,表示一种资本对事物进行排他性占有的特征。


在德语中,根据《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的考证,1815年在德国南部出现“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概念有相似之处,表示一种制造剩余价值和储备物的生产活动,但使用较少。该词典认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是从当时的法国引入的,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Kapitalistischer Betrieb”(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Hilfsmitte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概念在德国自由主义人士中已经被广为使用。1869年,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Rodbertus-Jagetzow)在其著作《解释和纠正目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信贷》(Zur Erkl?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 noth des Grundbesitzes)中,开始独立使用“Kapitalismus”这一概念。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最早使用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不过,当时该词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大规模流行。以马克思(1818—1883)为例。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好横跨19世纪,但根据重田澄南、徐洋等学者的考辨工作,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capit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在绝大部分场合,马克思都是使用“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表达他所分析的、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渐渐流行开来。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ffle)就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的标题中出现了“K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词,并且在著作中反复使用这一概念。1894年,英国学者J.霍布森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在这本书中,霍布森不仅使用了“capitalism”这一概念,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1902年,桑巴特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样,最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最晚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行开来。如今,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词典、社会科学工具书都收录了“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的词条,并对之进行了或严格、或宽泛、或具体、或抽象的定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四)“资本主义”概念确立过程的回顾和补充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断言,“capitalism”一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笔者通过相关词汇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的梳理,大体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学者在用“资本主义”概念来阐述观点、表达见解时,都至少将其追溯到15、16世纪,但实际上,西方“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过程呢?


作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更高阶的词语范畴,“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其在早期主要用来指称教派。在今天表示某种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等意涵的用法,形成于17—19世纪各种近代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之后。“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显然就是“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扩大后的产物。但是,正如诸多辞典、工具书所揭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早。如此,在“资本主义”书写形式,即“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借助其他的词汇来表达相关思想了,虽然这种表达在理论层次尚在浅表。


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汇的形成时间和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比“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形成更早的“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应该在早期人们表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说,“capital/Kapital”(资本)一词最早,在15、16世纪就被广为使用,而在17世纪以后则日趋频繁。马克思对其的阐释确立了“capital/Kapital”(资本)的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地位。“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一词则自广泛使用起,就与人们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此类表达经由文学作品、理论著述而变得广为人知。


宽泛言之,人们对“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词语的使用,属于我们理解“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据笔者查考,没有任何资料显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有陌生感或者突兀感,无论是阿尔伯特·谢夫莱,还是约翰·霍布森,抑或是桑巴特,大家都在一种不言自明的状况下使用该术语。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术语的使用。当然,前文提及的马克思频繁使用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也功不可没。原因很简单,由于之前人们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其的容受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障碍了。


二、 “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


英国学者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类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种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第二种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以及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第三种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经济或者传统农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着重分析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历史、内部组成要素及现实影响等。在毛里斯·多布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第一种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单列出来,将其使用的领域命名为“政治—社会”领域;并把第二、三种研究取向统一纳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毛里斯·多布的区分,还是笔者的区分,都并非严格意义的截然划分,而只是在考虑研究问题内在属性的基础上,为了叙述的便利进行的适度区隔。


(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后继发展则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意涵进行阐述。一般认为,虽然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但此时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讨论,开始对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有所体认;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政治作品中,马克思开始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形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从时间的角度来详述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重含义,即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历史分期的“资本主义”进行分别说明。


1.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阐述得最为经典的著作无疑就是《资本论》一书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即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ltnisse)。”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资本循环过程等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并最终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kapitalistischen ?ra)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概念的现代使用中,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诸多义项中最重要的意涵。近乎所有的辞典在界定“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时都从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这一概念。例如,由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就是从“生产方式”这一角度首先阐述“资本主义”一词。书中写道:“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样,由国内学者赵德水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也突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的分化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是:(1)出现大批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他们具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剥削雇佣劳动的能力。”


2.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勘定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发展序列位置和代替关系;最终,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样的论断。


前文提及的日本学者重田澄男曾这样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直接使用“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资本主义”概念开始成为一个解释力极强、并且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多新进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概念开始越来越渗透“政治—社会”领域。这也是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视为“政治—社会”概念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本文总结的“政治—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由于“资本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很多学者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


(二)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及其争议


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谢夫莱、约翰·霍布森、维尔纳·桑巴特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概念很早就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使用了。不过,要想让那些对专业属性有极高要求的学者们毫无障碍地接受语义复杂、具有政治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三)“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之间的区隔与交错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领域分为“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并分别叙述了这两个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涵和使用情况。客观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中,除了《共产党宣言》明显的政治纲领色彩之外,其他著作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笔者将其纳入“政治—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主要是考虑到马克思学说与后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以为,在“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中,“政治—社会”领域与学术领域虽有区隔,但更多的是交错,并且“政治—社会”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独立性。不少工具书在阐述“资本主义”概念时,都尤为突出其政治意涵。例如,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开篇即陈“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使政治争论分化为两极。……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反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论战。”如此,我们也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倡导“价值中立”的学者们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的犹豫不决了。




三、 “资本主义”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根据当代西方著名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具有建构世界的知识生产功能,“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显然,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形态的“概念”肯定也是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科塞雷克在为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撰写的“概念史”词条中,就认为:“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作为“话语/概念”在社会实践层面功能发挥的一种概括,“知识生产功能”的涵盖面甚广,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个恰当的选择可能是对其外化出来的表现形式进行总结,继而探析其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显然,“话语/概念”知识生产功能的直接外化形式就是一个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和概念的衍生性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在“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就“资本主义”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特征来说,“资本主义”概念经常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消费”、“交换”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必须借助这些词语/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界定。而就“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性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概念也体现得很清楚。在笔者查阅的诸多工具书中,有很多都是在收入“资本主义”词条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并加以解释。有些甚至囿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只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和解释。例如,1918年,理夏德·帕索夫(Richard Passow)在《资本主义:概念与术语的研究》一书中,为我们列举了“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将来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乡镇资本主义”、“卡特尔资本主义”、“信任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Vergesellschaftungskapitalismus)、“社会资本主义”(Soziakapitalismus)等16种“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概念,例如“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强地成为“自主”概念或者“独立”概念的倾向。


当然,“资本主义”概念知识生产功能更真切的体现应该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还是前几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以佐证。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正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词汇专门使用,而是与很多相关概念、词汇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是一个术语或者词汇转化为基本概念的标志。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以脱口而出的词汇。


本文根据概念史的相关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考证,并分析了其在“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相关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囿于“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下面为了更好地阐述本文的主题,兹再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与“democracy/民主”、“republic/共和”等很多近代政治概念在历史变化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丰富其含义的过程不同,我们可以用“事实在先,概念在后”这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把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直到20世纪以后,该词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不过,虽然“资本主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一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但可能由于之前人们早已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作为词汇的“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以后,就迅速聚集了人们的相关知识,而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


其次,“资本主义”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被频繁用到“政治—社会斗争”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就“资本主义”概念而言,虽然除了“政治—社会”这一范畴之外,“资本主义”还长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很多学者使用,但由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也让其在学术领域使用时充满争议。


最后,作为典型的政治概念,“资本主义”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动,还在其中拓展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概念一经生成,就与其周边概念或者其他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派生出诸多子概念,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一概念图景的生成在让“资本主义”一词从一个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在不同阶段和有不同追求的人们中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同的含义。


谢选骏指出:“资本”就是“本钱”,“资本主义”就是“本钱主义”——本钱主义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同样,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如此莫名其妙。那么,实际流通的“资本主义”一词,其所指究竟为何?我认为,“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那么“社会主义”所指为何呢?很显然,那就是“在非法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了。请问一下,在法治社会里,可能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在非法法社会里,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显然,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它所指代的,无非就是“法治社会”。


谢选骏: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

《黄金的另一面:致命“炼金术”》(FABIAN FEDER, JACK NICAS, IAN CHEIBUB 2023年9月26日)报道:


乔瓦尼·德赫苏斯·阿吉亚尔在亚马孙雨林里挖了一个约90米深的坑,他站在及膝的泥浆里,用一个浅盘将褐色的水滤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种闪亮的小薄片,那是金和汞的混合物。

在这个南美小国苏里南靠近东部边境的地方,阿吉亚尔在他简陋的金矿里把液态汞滴到土里。每隔几天,他就会这么做一次。

这种毒物与金粉混合,形成汞合金,这样他就可以从泥土中将它们取出。然后,他将混合物点燃,让汞挥发到空气中,风将汞吹到亚马孙雨林和边境,毒害所及的植物、动物和人。

剩下的就是黄金。它们通常会被运到欧洲、美国和波斯湾,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昂贵的珠宝。


在沿河20分钟路程的地方,就是原住民瓦亚纳人生活的地方,当地有许多人患病。近年来,许多人出现了关节疼痛、肌肉无力和浮肿的症状。他们还说,先天缺陷的情况也在增多。

检测表明,瓦亚纳人血液中的汞含量是医学上可接受水平的两到三倍。“我们被禁止吃某些鱼了,”今年6月的时候,利尼亚·奥波亚说道。她给我们看她的双手,说吃完饭就会痛。“但只有这些吃的。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食物。”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全球科学界一致认为,汞会导致脑损伤、严重疾病和先天性缺陷,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于2013年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国际条约,承诺在全球范围内禁汞。

然而,10年过去了,汞仍然是一个祸害。

它严重伤害了印度尼西亚数以千计的儿童。它已经污染了整个亚马孙地区的河流,给巴西最大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医生们仍然在警告,某些鱼类不可过多食用,因为汞这种有毒金属会漂进大海,进入食物链。

苏里南是南美洲北部边缘一个拥有62万人口的森林国家,它是汞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棘手的研究实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类社会对黄金的贪得无厌所致。


几十年来,汞毒害了苏里南的大部分人口。一项研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新生儿会出现并发症,如死亡、出生时体重不足或残疾,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然而,汞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黄金占苏里南出口的85%,其中大部分是用汞开采的。

“没有汞,我也能工作。”51岁的阿吉亚尔俯瞰着他的露天矿说。“但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利润。”

苏里南已禁止使用汞,但这种物质很容易走私并被广泛使用。

该国政府没有回应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逐步淘汰了汞,但据联合国的数据,还有70个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较贫穷国家)的1000多万人仍在使用这种有毒元素从地下提取黄金。

根据联合国和美国环保局的数据,这些小型开采者生产了全球五分之一的黄金,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近五分之二的汞污染。采矿业是汞排放的主要来源,排在燃煤发电厂之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说:“这就是贫困的残酷面目。”他还表示,对许多矿工来说,“面对眼下的生计,实在难以顾及10年后才会显现危害的汞。”


大型金矿开采企业会使用离心机或砷,后者不会渗入环境。小型矿场之所以选择汞,是因为它便宜、易于使用,而且仍然可以买到。

“好坏不说,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已经使用了2000年之久。”维克森林大学教授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说。“15分钟就可以学会成为一名矿工,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收益。”


费尔南德斯说,虽然许多国家已经禁止将汞用于采矿,但执法不严。黄金开采“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压力阀”,他说。而过去一年,金价上涨了12%,达到每盎司近2000美元,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一项大型条约,禁止汞进入市场。它被称为《水俣公约》。水俣是一座日本城市的名字,那里曾因数十年的工业汞污染导致2200多名居民患上神经系统疾病,甚至导致猫中毒并纷纷跳海。

根据该公约(包括苏里南在内的145个国家现已批准该公约)各国承诺禁止新建汞矿,关闭现有汞矿,除特殊情况外,停止汞的进出口。

此后,美国和欧盟几乎禁止了所有汞出口,这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墨西哥和尼日利亚成为最大的汞出口国。研究人员认为,已签署该条约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汞使用国。

然而,《水俣公约》并未针对小规模金矿开采。“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如果你禁止人们需要的东西,而又没有其他选择,你只会把他们逼向非法行为,”施泰纳说。


阿吉亚尔居住的马罗尼河沿岸是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分界线,这里的人要么是开矿场,要么在矿场打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显示,苏里南约有15%的劳动力,即1.8万人,与金矿业有关,是世界上这一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矿场,工人们用高压水冲洗掉几个世代的沉积物,掘入地中,露出他们寄望含有黄金的地层。然后他们把汞扔进水里,使其与下面的金自然结合。

汞并不难获得,专家认为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阿吉亚尔在矿上雇佣了七名员工。在他把汞扔进矿坑的几个小时前,他把自己的独木舟停靠在马罗尼河岸边数十个中国商人之一的门前。这些商店出售同样的商品:可口可乐、方便面、避孕套和汞。阿吉亚尔花250美元买了一公斤汞,装在没有标记的处方药瓶子里。如果幸运的话,这足够他开采半公斤的黄金,可以卖出大约2.5万美元。


在苏里南的其他地方,小贩们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出租车司机也有买汞的门路。全国各地的人都表示,汞的卖家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与几位中国卖家的交流显示,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在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汞和其他产品没什么不同。

美洲国家组织今年表示,苏里南的汞很可能是“用集装箱船从中国进口的,船上还运来了采矿设备等其他货物”。

研究人员认为,在南美洲,只有玻利维亚的汞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口的。

“所以问题是:它来自哪里?”苏里南总统桑托基5月对记者说。“我们知道这是走私的。”


研究汞对健康影响的苏里南儿科医生威尔科·齐尔曼斯表示,人体所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在他协助进行的一项针对1200名苏里南妇女的研究中,97%的人体内的汞含量达到不安全水平。

除了患有先天并发症的几率上升,齐尔曼斯还发现,与上一代人相比,如今苏里南儿童更可能出现大脑发育迟缓、运动技能下降、以及语言和社交能力较差的情况。


这些影响也波及到了国境之外。瓦亚纳土著族群的大约1000人口分布于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生活在法属圭亚那的瓦亚纳人拥有法国公民身份,法国医护人员对其部分村落的汞污染扩散进行了追踪,这些村落周边至少存在20几处金矿。

“这里最后也会变得和水俣市一样,”奥波娅说道,她是居于法属领土一处村落里的瓦亚纳人。

而在上游地区,当阿吉亚尔想赚上一笔,他就会带着货去找卖给他汞的中国商人。而后这些商人又会前往遍布于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的黄金收购小店。

其中一家店的店主阿纳尔多·里贝罗说,凡是上门的黄金生意他基本都做,但他不知道这些黄金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利用汞开采的。

他会把货转手卖给卡洛蒂炼金厂,这是苏里南政府与阿联酋一家黄金进口商成立的合资企业。

“我们不需要证明货物来源,”里贝罗在谈到自己出售的黄金时说道。

然后,卡洛蒂炼金厂再将黄金合法出口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阿吉亚尔手里的金子在被清除掉汞残留后,会被运走,变成银行金条、项链、或许还有结婚戒指,所有凭证一应俱全。


谢选骏指出:红色商人补习作奸犯科,因为他们的心是黑的。红与黑——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两面神的底牌是人,拜火教的善神与恶神,都是人。

2023年10月3日星期二

谢选骏:普世价值终将败于时间

《普世价值观真的“普世”吗》(STEVEN ERLANGER 2023年9月28日)报道:


本文来自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被颂为自由民主对威权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世界已经到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讨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好坏,自由民主是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默认设置。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强调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被联合国奉为圭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换句话说,它被广泛接受,以至于无需证明。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正堕入激烈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视为典范的美国。

这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卫民主联盟主任劳拉·梭顿的观点。

“文化两极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却没能解决问题,”梭顿说。她是本周在希腊雅典民主论坛上发表演说的嘉宾之一,该论坛是与《纽约时报》合作举办的。“人们觉得这个体系腐败,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存在精英俘获——这个体系不能推动个体的进步”,或者说曾经可以,现在不行了。

而世界上的所有威权领导人无论多么追求自身利益,都认为更严格的控制和“共同体”能提供更多更快的发展,给普通人带来更大利益,即使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声音被纳入更大的集体利益之中。

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专制领导人和极右翼政客都可以辩称“今天看来,民主是一团糟,效率低下,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梭顿说,“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威权政府来让人们摆脱贫困,他们认为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繁荣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

因此,地缘政治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华盛顿的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之时。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表示,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经济理论“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这些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并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

“我们错了,”他在今年的一场辩论上,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切尔诺比奥举行的年度国际经济会议安布罗塞蒂论坛上的一次谈话中说。“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但旧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破裂,很难修复。”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提到民主。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冈特拉姆·沃尔夫指出,《联合国宪章》确实描述了普世价值,尽管威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人权应该更多地从整体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个西方概念,”他说。“但这也是东方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希望拥有的东西。”

他还说,讨论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不满是一回事,这些不满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这种辩论也会被一些独裁者利用,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权力,避免与争取自由的国内民众发生冲突。”

德国高级外交官托马斯·巴格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就连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傲慢的。那一年也代表了后苏联国家主权的回归,这意味着它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价值观,或者对自由民主国家所接受的价值观持不同意见。

例如,在匈牙利,对“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护对法治和司法独立构成了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对欧盟决定的权威性构成的挑战了。波兰也拒绝了日益世俗化的布鲁塞尔定义欧洲价值观的努力,认为建立在主要宗教传统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更为重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波兰人坚信婚姻必须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

这是伊万·克拉斯蒂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在《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尖锐论点,他们在书中描述了新的民主领导人在刚刚摆脱苏联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加的束缚后,又犯下了“模仿西方化”的错误。他们认为,结果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怨恨,以及对民族身份和尊严的重申,以及对自由民主和被视为强加给本国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强烈抵制。

1989年,西方也普遍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走向更民主的自由主义。只有允许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自由,中国才能保持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存在极大的偏差——无疑是言之过早了。

作为回应,在1959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新加坡开国总理的李光耀反对普世价值的理念,声称亚洲或“儒家”价值观同样有效,这种价值观更强调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个人权利。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在为人们普遍视为的新加坡家长式作风和高压政府辩护。但这也是对许多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老一辈传教士努力使世界皈依基督教的延伸。

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威权领导人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常说,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而亚洲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的。

这是中国热切支持的一个论点,它以共产党及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定义的安全和集体利益为名,越来越多地压制个人的言论、集会甚至行动的自由。

中国重塑国际体制的行动引发了与西方的明确对抗,除此之外,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西说,这其中还关系到一种情感上的强烈怨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在戴维营与拜登总统见面时,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国发表讲话时说,“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你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

王毅说,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谁是谁,并告诫“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他呼吁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与中国合作,“如果中日韩三国携手合作的话,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同繁荣,振兴东亚,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在莫西看来,中国是在扬“地理价值观”、抑“价值观地理”,日本和韩国则代表着亚洲西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专家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从文化角度的论证现在不像效率角度那么普遍。这家智库就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中国人近年喜欢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的民主,而且由党来挑选最佳领导人可以避免出现某些国家那样“投票选择脱欧或选上唐纳德·特朗普或走向极左或极右”。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一些知道如何掌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陆克说。但是近来随着经济放缓、新冠防疫政策受指责和党内领导层出现突然的、未加解释的人事变动,中国的体制似乎显得比较脆弱。“我们的民主不完美,但至少我们有透明度,”他说。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完全没有”。

中国人和像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这样的知名亚洲知识分子经常指责他们的批评者把人权问题当武器,假装在论证自由和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运作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这一看法目前在全球南方得到了更多支持。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全球南方认为应该摒弃当下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多边全球秩序,转向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要承认世界已经改变,新的势力已经崛起。

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不满,穷国被迫承受更高的食物和能源价格。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尔·梅农在2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许多发展中国家怀着疏远和愤恨的情绪,在它们看来,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对抗背离了那些紧迫的问题,如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的影响。”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近日决定邀请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六个新成员加入,充分体现了这种不满情绪之强烈。其核心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尤其是让华盛顿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施展巨大影响力的美元。

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看来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这六个国家加入后,该组织将包括37亿人口,占了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将大幅减少——这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引入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来共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

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财力上都相对较弱,但它们认为自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反对西方对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认知。

“许多发展中国家踊跃加入金砖的现象,不只是体现了中国的价值中立全球化的吸引力,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没能建立起一个更包容的国际秩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牛犇(Neil Thomas)在邮件中说。

欧洲议会议员、中国专家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说,“中国的主导地位会增强,金砖国家会成为一个明显倾向于专制的组织,”并且“越来越针锋相对”。

他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扩张对美国和欧盟“构成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向贫穷的、发展中的国家证明,欧洲想成为一个可信、可靠、公平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金砖上。”

保卫民主联盟的梭顿说,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有鲜明分野的时期,不过“我们这样的老民主政体僵化了”,她说,这里指的是北美和西欧的民主国家。“它们没有创新;它们固守几百年前的做法与过程,而守护权力的政党”越来越无法代表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莫西看来,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在今天引起的共鸣要尖锐许多。

“民主的危机让这个话题变得格外热门,尤其是美国,”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陷入两极和对立,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但都不至于像你们那样。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这对欧洲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振作起来的机遇。我们别无选择。”


谢选骏指出:“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这是一个大大缩限的说法,在我看来,德国更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此外还有西班牙、希腊……等一大堆欧洲国家。至于亚洲,日本、印度、新加披、韩国、台湾,皆此类也。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一种观念,一种时髦,也就是说,都是人们设想出来的,是“思想主权”的产物——它终将败于时间的历程吗?是的。因为思想主权不会睡觉,而导致种种思潮日新不已。所以我说普世价值终将败于时间的历程。但是,普世价值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人类热爱自由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专制独裁也持久不了——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谢选骏:忽必烈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



《蒙古帝国是一个中华王朝?错!忽必烈的野心是要建立世界联邦中心》(第一财经APP2017-07-27 杉山正明)报道: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不愿意把蒙古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正如不愿意把自己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东亚文明就是中国文明,无法否认。具体到忽必烈,他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他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秦嬴政;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第一期中国文明。希望第三期中国文明能够后来居上。

2023年10月2日星期一

谢选骏:科学理性把人逼入南极大陆


《科学理性违反人的生物特征》(韩松,科幻作家)报道:   


六月四日,去杭州,参浙江大学的精英团体挑战赛活动。


活动以《三体》为主题,学生们根据小说中的情节,做商业设计,比赛怎么买飞船啊、建矿山啊等等,以求在黑暗森林的环境下生存并赚钱,最后评奖。


五十天里,有三十多个团队参加,最后六个团队胜出。头等奖两千五百元。这是拉的赞助。组织活动的学生说现在拉赞助不易,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奖金不如去年。


比较忙,没能到现场,发来视频祝贺。宝树也发来祝辞。


我和江波作为嘉宾,到现场跟同学们做了分享。


此次去杭州是坐的高铁,六小时。途径徐州、南京等地,心潮起伏。


我意识到,自己很早就答应了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外地邀请,与我无关的,与我有关的,都有。


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喜讲话,不喜公共场合,不喜跟人吃饭,人太多我不习惯,也没有太多时间。


在浙大,我讲到,当年我做学生时,写科幻,很难,受到了前辈的鼓励和提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因此,今天就要回馈。只要时间不特别冲突,我都尽量答应来跟同学们交流。也许在哪儿就能帮上年轻人。


但仅仅于此吗?


这回到浙江大学,见湖光山色,风景优美,河中有划龙舟的,看得人发呆,却惆怅失落。


也许,是因为气势磅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要在这里举行了吧。


所幸,江波的演讲很有意思。


他的题目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他说,其他小说不会动摇世界观,只能影响人生观,但科幻小说是动摇世界观的。


他说,科技发展今后有三个方向,一是宇宙科学,二是生命科学,三是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头顶星空跟内心道德的结合。


他展示了哈勃照片。望远镜拍摄很小一块星空,看上去黑漆漆一片,什么都没有,但看了三个月,发现那里是无数的河外星系。


他问,卡尔·萨根的《黯淡蓝点》,在座者有看过吗?无人举手。


江波说,萨根曾提议,让飞往星际空间的旅行者一号,在途中转过头来,拍一张地球照片。美国航空航天局接受了。那时旅行者一号在天王星轨道,距地球五点五小时光程。拍下来的地球,是一个看不清的模糊小点。


那是一九九零年的事情。我看到照片上的那个小点时,努力寻找彼时那个被称作“我”的躯壳在地球上的存在。顿时整个身心空虚掉了。


江波说,科学是非常难的事,尤其坚持科学理性,看看有多少人迷信、宗教啊。


他说,因为科学理性违反了人的生物特征。但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科学理性精神。


他说,宇宙那么大,却在照片上,一个像素不到,太简单。而生命,复杂、精巧,让人觉得是设计的。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命,其产生是必然的,与地球结构联系在一起。


因此,生命跟宇宙星空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工智能,则是科学与科幻交汇。阿尔法狗,是第一代算法的应用,人们正在研究更精深的第二代算法,这将逼近人的大脑。


江波说,科幻是审美,审美本身是科学。科幻的核心,是科学理性。


他说:“科幻,试图穷尽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是头脑风暴。


他说:“这是我的世界观。从我的小说中,能看到宇宙,很大,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就是这个感觉。而生命广泛,沧海桑田,生命崛起。智能,是进化的优化策略,是对环境的广泛适应。人工智能,人类造物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引用自己书中的话:银河在上,文明永生。


他说,体悟这话,一是宇宙的客观规律,二是人能做什么,要延续生命和文明。


最后,他用·布莱克的诗收场:把无限握在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


听了他的演讲,我感到一种伟大。那样的一个人类无法想象的宇宙,无限的未知,其实全都在了江波的脑海里。人类是多么了不起啊。难怪他写出了《银河之心》这样的杰作,描述了人类和宇宙的终极归宿。


江波说,他写他热爱的东西,商业和市场,先放一边去。但他作为“七五后”,对身边缺乏同年龄段的同道,感到困惑。


江波是浙江人,作为一位清华毕业的工程师,一位父亲,他是能把人和宇宙打通的那种作家。


以前,我的眼中只有天地,没有人,这正是不少科幻作家该死的通病。


这样的后知后觉,来得太晚了!


谢选骏指出:科学理性违反人的生物特征,结果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变成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各国推出十大预言 21世纪末人类只能住南极》(2005年01月04日 华夏时报)报道:


预言一 宇宙寿命还有240亿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安德雷·林德预言,宇宙目前只度过了其生命的1/3,还是个“壮小伙”,刚过青春期,还能存在240亿年左右。


预言二 银河于136亿年前诞生德国天文学家说,银河系中一些最古老的星体已有134亿多年的高龄。据此推测,银河大约在136亿年前就诞生了。


预言三 21世纪末人类只能住南极——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认为,如果人类不控制石油等燃料的使用,到2100年,亚洲、欧洲、南美、非洲、澳洲等大陆的温度将急剧上升,人类只能栖息在南极。


预言四 25年后驾“空中飞车”兜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波音等公司的科学家已经在研制可以飞行的汽车。科学家预言,这种“空中飞车”要投入到千家万户使用,需要25年的时间。


预言五 女人百年后比男人跑得快——英国研究者宣布,150年后100米赛跑女子组的冠军成绩为8.079秒,而男子组的冠军为8.098秒,世界上将首次出现女人跑得比男人快的盛况。这样在2156年奥运会上,100米赛跑女子的速度将首次超过男子的速度。


预言六 东京、伦敦、纽约将消失——在去年全球气候变化学术会议上,有科学家指出,气候变暖将使海水水位上升,伦敦、纽约、东京等知名城市都将被淹没,从地球上消失。


预言七 20年内人类收到外星人信息——美国天文学家绍斯塔克预言,在10到20年的时间里,人类就可能捕捉到银河系中的智慧生命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接收到外星人信息。


预言八 10年内“基因武器”研制成功——英国医学协会去年发表报告说,基因研究在10年之内能够获得的成果是新型而骇人的生物武器,足以用于种族清洗。


预言九 3年后20万美元游太空——英国著名冒险家、维珍航空老板布兰森宣布,2007年,他将推出全球首创的太空旅程,预计5年便可将来3000多名游客送上太空。届时漫游太空将不再是宇航员和超级富豪的专利,任何人只需付出约20万美元便可飞出我们生活的地球。


预言十 20年后人类可获长生不老术——有科学家认为,生物免疫药物的广泛使用将使人的寿命延长10年至15年,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库兹威作出了更加惊人的预言:抗衰老研究在10年内可望从老鼠身上获得重大成果,人类可望在20年内实现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长生不老的梦想。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科学理性效果惊人,因其违反人的生物特征,终于把人逼入南极大陆。


谢选骏:印度比支那更需要外来统治的支撑

《印度、中东和欧洲的“三方经济走廊”能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尼基尔·伊南达尔(Nikhil Inamdar)BBC记者 发自印度 2023年10月2日)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近日在最近的广播演讲中表示,此前在新德里G20峰会宣布的“三方经济走廊”(IMEC),未来将成为数百年全球贸易的基石。


这是真的吗?


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近日在宣布这个“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时,是在将去年双方会面时尴尬的“碰拳礼”,提升为坚定的握手。而拜登此前曾扬言要让沙特阿拉伯成为贱民国家。


“三方经济走廊”项目旨在通过铁路和航运网络,加强欧亚之间的运输和通信联系。虽然项目称对该地区有益,但也实在反映了当下美国外交战略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任何有助于美国利益,并抗衡中国的事情”,《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总编辑拉维·阿加尔瓦尔(Ravi Agarwal)告诉BBC。


美国并未从这项目中获得实质利益,但《连结力》(Connectography)作者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向记者解释,“这可以归入戴维营日韩峰会的范畴”。美国在总统度假地促成了(日韩)这两个太平洋国家关系的解冻,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扩张,标显着美国的外交存在。


此外,“IMEC”项目也被许多人视为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击。“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上台后建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旨在将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俄罗斯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可跟“一带一路”相比吗?


今年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一带一路”成为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


一些人称,由于中国经济放缓,“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贷款的速度减缓,该项目的宏伟目标已显著减少。譬如意大利已经表示希望退出,而斯里兰卡和赞比亚(Zambia,尚比亚)等国发现自己坠入债务陷阱,无法履行贷款义务。


独立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吉里什·卢特拉(Girish Luthra)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强调,“一带一路”也因为其他许多原因受到批评,包括“通过发展足迹获得战略影响力的根本目标…...积极将不同地区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联系在一起,对当地需求关注不够,缺乏透明度,不尊重他国主权,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贪腐,以及缺乏健全的财政监管等等。”


中国向穷国批出高利息贷款 美国研究:“情况令人担忧”


《连接力》作者卡纳表示,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三方经济走廊”项目甚至还不能称为“一带一路”的“对手”。他还补充说,“三方经济走廊”项目最多只能是一条中等规模的经贸走廊。


卡纳指出:“它不是‘一带一路’倡议那种在规模上的游戏变革者。这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你不会看到这个提议后说,‘我的天哪!世界不能没有它!’”。


你得明白为何如此。


首先,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已经领先了“三方经济走廊”项目10年,截至2023年7月,该倡议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惊人的1万亿(1兆)美元。超过150个国家已加入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正如卢特拉的研究文章所强调,此举大大扩展了“一带一路”项目的地理范围,“从区域性扩展为近乎全球性的倡议”。


此外,“三方经济走廊”项目并非是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利用基础设施来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足迹。


七国集团(G7)和美国在2022年推出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合作伙伴关系”项目,目标是到2027年能动用6000亿美元进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是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康纳对BBC表示,这两个计划在规模和雄心上都无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匹敌。不过,过去5年来,这些响应中国倡议的项目激增,这一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经济倍增器”。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切勿将“三方经济走廊”项目仅仅视为是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反对,这种二元观点可能不大管用了。


“三方经济走廊”项目的形成实则进一步推动了交易伙伴关系的持续趋势,即各国同时与多个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拉文德·考尔(Ravinder Kaur)便告诉BBC说:“现在,多数国家往往参与多个论坛和联盟。”


魔鬼藏在细节里


目前“IMEC”项目的合作备忘录(MOU)细节不足,但预计在接下来的60天内将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迄今它仅是勾勒了这个经贸走廊的潜在地理范围。


实现这一计划将极为复杂。卡纳告诉BBC,“我希望看到确定将提供投资的主要政府机构,每个政府将分配的资本,以及时间表”。


他又解释说,这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海关和贸易体系来协调文件工作,并以穿越30个国家的哈萨克斯坦跨欧亚铁路为例说, “那条运输路线是无缝衔接的。你只需要在旅程的开始和结束时进行清关。而‘IMEC’项目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此外,还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复杂性,需要处理与合作伙伴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经常意见不一致。有专家分析,这种战术合作很快就会出问题。


“IMEC”项目还将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竞争,后者是一条海平面水道,用于孟买和欧洲之间的货运。印度经济学者斯瓦米纳坦·艾亚尔(Swaminathan Aiyar)在《印度时报》专栏中写道:“如果‘IMEC’项目改善了我们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就会损害我们与埃及的关系。”


“三方经济走廊”项目计划通过以色列海法港口。


而且,透过苏伊士运河进行海上运输也更便宜,更快捷和更简便,“‘IMEC’项目在政治上可能是明智的,但它违背了运输经济学的所有原则,”艾亚尔强调。


印度前驻阿联酋大使纳夫迪普·普里(Navdeep Puri)在印度《国家新闻报》的专栏中解释称,“IMEC”项目的雄心超越了贸易和经济的狭隘范围,涵盖了从电网到网络安全的方方面面——后者是建立在诸如“四方会谈”(QUAD)这样的安全论坛的对话基础上。


普里指出:“如果新德里所描绘的远大抱负能够实现,并将为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宜居的星球做出非凡贡献。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胸怀期望,拭目以待吧。”


谢选骏指出:“截至2023年7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总投资金额已经达到惊人的1万亿(1兆)美元,接近150个国家加入成为合作伙伴。”——这可能就是“印度、中东和欧洲的三方经济走廊”设计所在——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印度、中东和欧洲的三方经济走廊能否抗衡一带一路呢?我表示怀疑。这不仅是规模不够的问题,更是因为,“印度比支那更需要外来统治的支撑”——所以印度离不开英联邦,就像中国大陆离不开共产党。但是中国毕竟还有大陆以外的台湾存在,所以我说,印度比支那更需要外来统治的支撑。


《英联邦组织成员》(2009年09月15日中国经济网综合)报道:


英联邦(又称共和联邦,英语∶Commonwealth of Nations)是由53个独立国家组成,其中多为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元首为伊丽莎白二世,她同时是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在英语里,因为历史原因或为了将它从其他联邦中区别时,它或会被表达为“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或“British Commonwealth”。


成员


英联邦成员共53个,分别为:


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文莱、喀麦隆、加拿大、塞浦路斯、多米尼加联邦、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印度、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南非、莱索托、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与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干达、英国、瓦努阿图、赞比亚、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曾于2007年11月22日被终止成员资格,2008年5月12日再次恢复英联邦成员资格。


不属于英联邦的前英国领土和殖民地


美国


埃及


苏丹


缅甸(1948年独立)


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以后,曾经是会员国。1949年建立爱尔兰共和国以后离开英联邦。


南也门(1967年独立,统一后的也门提出了加入的申请)


英属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起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20世纪最后一个脱离英联邦的地区。


津巴布韦在2002年时,被英国以该国执政者藐视人权并在大选中舞弊为由暂停该国在协会内的会籍一年,导致津巴布韦政府愤而主动退出此组织。


斐济在2006年12月发生军事政变而被取消会籍。


南非和斐济都曾退出(斐济及后因军事政变而被取消会籍),后又重新加入。巴基斯坦曾被中止成员国资格4年,2004年5月恢复,但又于2007年11月因紧急状态事件被中止成员国资格,2008年5月12日再次恢复英联邦成员资格。


英联邦成立

• 《1926年貝爾福宣言》1926年11月19日

• 《1931年西敏法令》1931年12月11日

• 《倫敦宣言》1949年4月28日

面積• 總計29,958,050平方公里

人口• 2016年估計2,418,964,000• 密度75/平方公里

谢选骏指出:由于中国大陆目前还在外来的共产党统治之下,所以姑且称之为“支那”。

谢选骏:人类不如银河年里的夏虫

《最新研究:2.5億年後各大陸合併 消滅全人類及哺乳動物》(編譯盧思綸 2023-09-25)报道:

最新地球科學研究提出,超大陸形成過程恐導致極端高溫,造成全人類及哺乳類集體滅絕。

英國衛報報導,「自然地球科學」(Nature Geoscience)期刊一篇最新研究首次模擬陸塊演進造成極端氣候的後果,主張超大陸的形成將導致極端高溫、太陽輻射增加及糧食供應鏈崩潰,從而引爆大規模滅絕,在2.5億年內消滅全人類及現存哺乳動物。

研究團隊利用超級電腦模擬超大陸形成過程,提出由於地球陸塊不斷飄移,世界各大洲逐漸靠攏融合,可能在2.5億年後發展出終極盤古大陸(Pangea Ultima)。


而火山活動將在超大陸形成過程中變得頻繁劇烈,繼而導致熱壓力,而大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超出現在的2倍,日益衰老的太陽會發出釋放更多輻射,熱帶地區內路沙漠的範圍將逐漸擴大。


一旦進入終極盤古大陸時期,極端高溫將變得更加劇烈,沿海地區濕度會比現在還高,廣闊的內陸沙漠恐面臨極端乾旱。屆時,全球溫度將比工業化前上升攝氏15度,使世界重回2.6 億年前的二疊紀—三疊紀時期(Permian–Triassic era),當時造成生物集體滅絕,超過9成物種消失殆盡。


許多生命形式無法耐受長時間處於攝氏40度以上高溫環境。


除了直接的影響外,高溫將使植被作物難以維持,間接重創糧食供應鏈。研究提到,絕大多數植物在攝氏40度以上環境會產生壓力,如果長時間暴露在攝氏60度環境將徹底化為烏有。


谢选骏指出:看来上文缺乏“银河年”的常识,大大高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网文《银河年​》报道:


银河年(英语:galactic year),也称为宇宙年(cosmic year),是太阳系在轨道上绕著银河系中心公转一周的时间,估计在2.25亿至2.5亿“地球年”之间。


银河年相较于地球年(地球在轨道上绕著太阳转一圈的时间间隔)和月(月球在轨道上绕著地球转一圈的时间间隔),可以提供一个更“易于理解”的单位来说明宇宙和地质时代的期间。相较之下,“十亿年”(billion years)的尺度对于地质是太大的单位而不适用,“百万年”(million years)又太小会呈现相当大的数字。


银河年的历史年表


这份年表开始于太阳系的诞生,现在被认为是第20个银河年。


4 GY:地球出现海洋

5 GY:生物出现

6 GY:原核生物出现

7 GY:细菌出现

10 GY:稳定的陆地出现

13 GY:真核生物出现

16 GY:多细胞生物体出现

17.8 GY:寒武纪大爆发

19.6 GY: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

20.0 GY:现代


谢选骏指出:“银河年”的跨度在2.25亿至2.5亿个“地球年”之间,恐龙灭绝和哺乳类昌盛不过其中的一个季度,人类要想活过这个季度周期都很困难,所以说,人类连银河年里的夏虫都不如。


《夏虫不可语冰,这句话蕴含着怎样的人生道理呢?》报道:


夏虫有草木,井蛙尚有天。


首先为什么是夏虫?而不是春虫,秋虫,冬虫?因为我们的祖先对夏,有着超越对春秋和冬的敬畏。


中华文明,自夏而始。夏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冠以国号,象征文明的季节,远在汉文化形成前几千年就被当时的人们普遍崇拜,并以“诸夏”来自我指代。


蜉蝣及夕而死,夏虫不知春秋。起初,夏被赋予深纵的内涵,竟然源于一只活不过夏天,不知道冰为何物的虫子。


夏虫餐风舔露,但它居高饮清,它象征着纯洁和初心。夏即蝉,“夏”字早在结绳时期的夏朝,就是用“蝉”的形状来书写的,它代表着国家国人的美好景愿。


我们也一定听过关于蜉蝣、夏蝉、井蛙、燕雀的典故,都是形容人眼界和认知的狭隘。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这句看似很有道理的话透露出一种“对牛弹琴”的清高和自以为是,实际上隐藏着无知和自大。


相反越是身居高位,学识渊博的人越会对井蛙夏虫心存敬畏,不会站在他人的高处去俯视对方。


你若把视野放大到人类理智的极限——我们已知的宇宙寿命是137亿年,“银河系自转”周期约2.2亿年,不过才自转了60多圈而已。


若用银河历法来换算我们的地球年,可以看到这组数据:


1银河年=2.2亿年;


1银河天=60.27万年;


1银河时=2.5万年;


1银河分=418.57年;


1银河秒=7年。


再用这组数据回顾银河系曾发生过的事——


3天前第一批直立行走的古猿刚从树上下来。


建立夏朝迈入文明则是十几分钟前的事,而五四新文化的春雷发生在18秒前,生而为人最多不过十几秒的瞬间,远不如朝生暮死的夏虫。


另外,虫子存在的时间远在人类之上,人类满打满算几百万年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更短了,虫子则是几亿年,若有外星文明造访银河系,他们很可能不会理睬人类,而是去跟一群夏虫对话。


我们的祖先敬畏夏虫,是从蝉鸣知夏开始,TA们诚然无法冲破自己认知的牢笼,像极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芸芸众生。


朝闻道,夕死可矣,夏虫无愧为中国在迈入文明时的第一个图腾,映射出芸芸众生在渺小且有限的生命视野下,对这个季节深深地敬畏。


夏虫有草木,井蛙尚有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草木年轮下的井蛙夏虫,尤其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井外之天”,社会变迁,人生规划及职业洞见。


敬畏夏虫,源于敬畏每一位平凡、渺小的你我他她。


编辑于 2022-07-19 


「夏虫不可语冰」出自《庄子》,见《秋水》篇。虽然这句话是把原文缩略到极简,但也不难理解。


以下是原文: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


蛙在井中,受生活空间所限,理解不了大海的波澜壮阔;虫生夏季,受生存时间所限,理解不了寒冬的冰冻冷冽;士居乡曲,受智识教养所限,理解不了高大上的思想。


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货,就算你再怎么唾沫四溅和舌敝唇焦,你也启不了他那鸟蒙。套用余光中的话:没有灵耳,巧舌有个屁用?


启蒙大众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没人能真正启别人的蒙。所有真正的启蒙都是自我启蒙,所有真正的觉醒都是自我觉醒,正如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自我教育。


总之,别跟蠢货废话。


一个热爱哲学的资深股民


1.第一层意思当然应该包含不争论,以失道为理由或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粗暴的否定掉这一层含义是片面的,是对于存在事实的回避。


2.我们谈论任何事物必须框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任何真理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试图探求出一套在任何时空里都正确的真理。对于“不争论”这个观点就应该把它框定在人间烟火里,上升到道、神、圣、佛等出世的境界里便不再适用。


3.对于“夏虫”,我们应该承认它的低级,相较于一个见过四季的生物,它被排到低级生物里也是符合常理的,毕竟“常理”在我们“常人”这个范畴里也是正确的。


4.我们要入世也要出世,我们要与现实周旋也要追求理想,我们要脚踏实地也要抬头看天,我们要柴米油盐也要诗和远方。所以,我们日常遇到“夏虫”应当不与之“语冰”,也就是不争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与“夏虫”完全划清界线,相反,我们要拥抱“夏虫”,如果没有“夏虫”就衬托不出我们的高级,如果脱离了“夏虫”我们自己就是“夏虫”。


5.我们不仅不能脱离“夏虫”,还要主动与“夏虫”为伍,去拥抱“夏虫”。我们不能把所有“夏虫”都划分为同一个级别,相反,它们有无数个级别,有的知道一件事,有的知道两件,有的知道一百件,知道一件事的可以让它当个兵,知道十件的让它当个班长,知道一百件的让它当个将军。而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只,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这只“夏虫”知道几件事,我们可以当个兵还是当个班长,还是可以当个将军?


6.当一场争论发生,谁才是那个“夏虫”?答案是双方的层级都差不多。比如在科学这个领域,你觉得杨振宁会跟你发生争论吗?你觉得自己会跟一个三岁小孩发生争论吗?如果你真觉得对方层级很低,你自然不会与之争论,如果你跟他争论了,就说明你们的层级是差不多的。


7.与“夏虫”的争论有意义吗?当争论没有发生就没有意义,当一场争论发生了,还争论了很久,那就是有意义的。因为争论没有发生的话双方层级一定差的太多,如果发生了,那么双方是差不多的,彼此之间在争论中就可以汲取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或者观点,只是你是否善于听取、接纳、反思而已,即使这些都没有,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个“夏虫”,我知道以后该跟它谈论什么了。


8.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入乡随俗,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等等道理,都是我们人类总结出的关于凡事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的道理。认真去体察每一个人的特性,每一件事的特性,每一个地方的特性,每一个时代的特性。找到它们的特点,把它们归个类,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自己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定能万事顺遂!


谢选骏指出:说什么都没用,虫子还是虫子。我看人类不如银河年里的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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