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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5日星期四

谢选骏:诺贝尔病是人类原罪的证据

《诺贝尔病?为何有那么多伟大科学家最终会疯掉》(腾讯科技 2023-09-30)报道:


划重点:


1.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是他们终生追求的终极职业成就,然而功成名就也可能让有些人晚年患上诺贝尔病。


2.诺贝尔病通常用来形容诺奖得主经常出现的傲慢和毫无根据的自信,这促使他们晚年追逐不可能的、伪科学的或彻头彻尾的疯狂想法。


3.固态晶体管的发明者肖克利患有诺贝尔病,促使所谓的“八叛逆”离职,他们后来创立了英特尔、发明现代芯片技术以及创造集成电路。


4.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晚年提倡各种替代医学,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衰老、癌症甚至精神分裂症。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要宣布得主了。对于科学家来说,获得诺贝尔奖堪称是终极职业成就。这个荣誉如此受人崇敬,以至于诺贝尔奖得主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和判断永远不应该再受到质疑。这种超然的地位,加上名望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会导致诺贝尔奖得主在晚年追逐不可能的、伪科学的或彻头彻尾的疯狂想法。


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在专业领域,诺贝尔物理学、化学或医学奖得主可以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度过他们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研究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获奖者将成为各自领域的代言人,他们也可以领导研究所或政府机构。他们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


但成名也有不利的一面。获奖者经常被要求对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事情发表评论。这可能充满危险,特别是如果话题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比如政治、宗教抑或是外星人。虽然霍金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但他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他经常说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话。


此外,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遇到挫折。虽然大多数成功的科学家都在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但诺贝尔奖得主往往发现,除了最重大的挑战之外,他们很难专注于其他事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有大量惊人的发现,他本可以再获得四次诺贝尔奖。然而,他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追求虚无缥缈的“大统一理论”(或称万物之理)上。


同样,该领域的另一位巨擘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花了几十年时间钻研弦理论,追求自己的“终极理论”。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汉明(Richard Hamming)是这样描述另一位获奖者的:“现在他只能研究重大问题了。”


然而,研究重大问题的不利之处在于,它经常导致获奖者患上所谓的“诺贝尔病”。


何为诺贝尔病?


《怀疑论者词典》对诺贝尔病的定义是“一些诺贝尔奖得主遭遇的痛苦,导致他们接受奇怪的或没有科学依据的想法,通常是在晚年发生。”


瑞士弗里堡大学认知与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神经科学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迪盖兹(Sebastian Dieguez)解释说,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之所以坚持可疑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意追求最奇怪、最禁忌、最令人震惊的东西,对科学界嗤之以鼻,以此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大胆、开放。简而言之,展示自己的伟大之处。有些人认为他们永远是对的,即使他们是错的,他们也有权提出挑衅性的、不同寻常的观点”。


诺贝尔病的另一个特征是,诺贝尔奖得主开始研究他或她没有专业知识的课题。


迪盖兹补充说:“在获奖之后,你可以发展出一种浪漫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不是基于对理性和推理准则的服从和尊重,而是基于一种将自己置于直觉层面的能力。无论如何,这种能力可能显得有点非理性,敢于提出被禁止或禁忌的问题。”


简而言之,智力并不能防止非理性。


肖克利令人震惊的行为


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贝尔实验室现代固态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由于这一发现,肖克利及其同事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共同获得了1956年的诺贝尔奖。但以谦逊、随和著称的巴丁厌倦了肖克利争名夺利的行为,离开了贝尔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在这个位置上,他转而研究超导问题。这份新工作反而帮助巴丁赢得了第二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一方面,肖克利却患上了诺贝尔病。他在后来被称为硅谷的地方创立了第一家晶体管公司,他的声誉和智慧天赋吸引了无数顶尖的年轻物理学家为其工作。然而,获奖释放了肖克利最糟糕的特质,他偏执到强迫员工接受测谎。他自负地想要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让人们为他聪明却不切实际的想法去努力,当这些任务失败时,他又公开羞辱他们。


肖克利的傲慢最终迫使许多才华横溢的成员辞职,其中就有被他称为“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的年轻学者。这些人后来因自己的杰出工作而出名,包括创立英特尔、发明现代芯片技术以及创造集成电路等。


在这场灾难之后,肖克利重新回到了学术界,但逐渐离开了物理学领域,开始研究关于种族和智力的问题,最终导致他成为优生学的代表人物。肖克利贬低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她的基因“低劣”导致他的孩子变得不那么聪明,肖克利把精子捐赠给一个特殊的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到去世时,肖克利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从科学到伪科学


物理学家布莱恩·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因22岁时独自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获得诺贝尔奖。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他怎么能再次达到这样的成功呢?没有人会质疑约瑟夫森追求新想法的才华或判断力。因此,他对超验冥想产生了兴趣,这导致他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研究,有时还支持心灵感应、超心理学、心灵能动和其他新时代的巫术。约瑟夫森并没有被同行的严厉批评所吓倒。他继续寻找真正的灵媒和超自然现象。他也热衷于冷聚变。


美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晚年提倡各种替代医学。他大力宣传维生素C可以治疗从衰老到癌症再到普通感冒的各种疾病,甚至声称大剂量的维生素C对精神分裂症有效,其发表的研究充满了偏见和错误。然而,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对维生素C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但直到今天,许多人在开始感到不舒服时还会大量服用维生素C。


其他几位获奖者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比如美国生物化学家、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他后来成为知名的种族主义者;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是艾滋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后来成为各种边缘医学理论的公开支持者;美国生物化学家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因发现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否认臭氧层空洞的存在和人类在全球变暖中的责任,甚至声称自己遇到过外星人。


并非只有诺奖得主才得病


当然,诺贝尔病并非只发生在诺贝尔奖得主之中,它也存在于某些不受欢迎的科学家身上。似乎智力并不能使一个人免受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当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锻炼批判性思维技能时,尤其是当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时候,也可能会忽视这样做。


由于人格研究表明,极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往往比其他科学家更自信。而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所有人的智力之高不容置疑。因此,诺贝尔奖获得者必须警惕“智力超限”(对自己的能力假设过高),即错误地认为,因为一个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也很可能在其他领域表现出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


请同情诺贝尔病患者


人们很容易嘲笑和轻视那些死于诺贝尔病的获奖者。谁会为一个满嘴胡说八道、固执或傲慢的人感到难过呢?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古怪往往伴随着才华横溢。如果再加上名望带来的巨大压力,这可能会把一些古怪的人推向边缘。


因此,我们应该对诺贝尔病患者抱有同情心。对有些人来说,这种疾病往往是功成名就必须付出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泰山归来不看岳”——宇航员归来地球也会进入类似的状态,再也无法适应平常的生活。我看诺贝尔病也就是人类原罪的证据,诺贝尔得主不过是表现得比常人更为突出罢了——故步自封、丧失了奋斗目标。


2023年10月4日星期三

谢选骏:拒绝妥协-全面撕裂 ——民主党卸磨杀驴、自掘坟墓

 

《麦卡锡议长遭逼宫:美国国会众议院历史性表决罢免共和党领袖》(安东尼·泽克尔(Anthony Zurcher)、山姆·卡布拉尔(Sam Cabral)

BBC记者 华盛顿国会山庄2023年10月4日早上7点39分)报道:


麦卡锡被解职后公开斥责其政治死敌马特·盖茨“公报私仇”。


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一场右翼叛乱中被推翻——这是史上首次有美国众议院在不信任投票中落败。


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下院中,这位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最终被以216比210票罢免。


在他与参议院民主党人于上星期六(9月30日)就政府拨款达成协议后,极端保守派策动叛变。


至于由谁来监督众议院的共和党多数,目前并无明确人选。国会只余下40多天寻求达成协议,避免又一次政府停摆危机。


收看:众议院宣布麦卡锡被革职一刻(英语视频)


星期一(10月2日)晚间,特朗普(Donald Trump)盟友——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提起了所谓的“罢黜动议”(motion to vacate)来逼宫麦卡锡,这是一件极少被动用的程序工具。


他指控议长在周末期间各方谈判避免政府部分关停之际,与白宫缔结秘密协议继续资助乌克兰。麦卡锡否认指控。


星期二(3日)晚间,在丢官后的一场共和党议员私人聚会上,麦卡锡告诉同僚们他不打算再次竞逐议长席位。


他继而把矛头指向其政治死敌马特·盖茨,指责他博取关注。


麦卡锡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你们都知道这是公报私仇,跟开支预算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特·盖茨(Matt Gaetz)带领共和党内激进保守派逼宫麦卡锡。


他说盖茨在内斗持续之际发出筹款电邮“不是一位国会议员的应有作为”。


麦卡锡补充说,对他逼宫的强硬派人士“并非保守派”。


经历了议事厅内艰苦的15轮表决,他才刚在1月当上议长。盖茨等右翼人士当时拒绝支持他。


星期二午间的表决中,只有八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革除麦卡锡。他获得210名议员支持,全部是共和党人。


但民主党人与共和党的叛逃者联手,逼宫议长。


反麦卡锡票中令人意外的一票,来自一位温和派共和党人南希·梅斯(Nancy Mace)。


这位南卡罗莱纳州议员事后称:“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位敢于向美国人民道出真相的议长,对国会是诚实可靠的,对两党皆是如此。”


民主党众议院党团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此前发函同僚称,他不会投票救麦卡锡一命。


来自西北部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左翼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在表决前告诉媒体记者:“让他们在无能的猪圈里打滚吧。”


共和党以221人对212人的些微优势控制众议院。在议员们等待记名投票结果之际,人山人海的议事厅里鸦雀无声。


阿肯色州共和党人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宣告:“兹宣布众议院议长席位悬空。”他敲下法槌,场内叹息之声清晰入耳。


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共和党人应“跟激进左翼民主党人做斗争”,而非自相残杀。


支持麦卡锡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帕特里克·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成为了代理议长。他敲响法槌,宣布众议院休会一周。他会否拥有全面职权,还是仅有行政权力与主持新议长选举的能力,目前仍不清楚。


议事规则并无定明代理议长任期可持续多久,但新议长选举目前计划在10月11日举行。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史蒂夫·斯卡莱斯(Steve Scalise)与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汤姆·埃默(Tom Emmer)已被点名为取代麦卡锡的潜在竞争者,但两人均未表态有兴趣竞逐席位。


南希·梅斯支持罢免麦卡锡令人意外。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拜登希望众议院能尽早选出新议长,并指出“国家在面对着的种种挑战不会等人”。


上两位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与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均是在跟党内保守派同僚纠缠不清之下离开国会。


过去一个世纪里,所谓的“罢黜动议”只曾被动用过两次——2015年与2010年——以图革除议长,但直到星期二为止,从未成功。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议员们等待记名投票结果之际,人山人海的议事厅里鸦雀无声。阿肯色州共和党人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宣告:‘兹宣布众议院议长席位悬空。’他敲下法槌,场内叹息之声清晰入耳。”——我看这是某种东西的死亡!拒绝妥协-全面撕裂——民主党卸磨杀驴、自掘坟墓。


《美众院乱象!临时议长上任就出招 裴洛西遭赶》(壹苹新闻网 2023-10-03)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遭党内同志逼宫罢免下台,此举让众院共和党员陷入进一步混乱和动荡,然而此时却传出新上任的临时议长麦克亨利直接找民主党籍前议长裴洛西开刀,要求她腾出国会大厦的办公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月3日报导,83岁裴洛西今年1月因民主党失去多数席位而交出议长职位后,常规办公室仍然设在坎农众议院办公大楼(Cannon House Office Building ),但她在3日下午6时接获临时议长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办公室的电子邮件,要求她搬出办公室。


该邮件写道:“将重新分配h-132,以供议长办公室使用。请于明天腾出空间。”


对此,裴洛西发表声明表示,她目前不在华府,无法立即搬移私人物品。


代表加州的裴洛西说:“新任共和党籍领导阶层必须做出所有重要决定,这也是我们大家热切等待的,但新临时议长采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命令我立即清空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


她解释正在加州参加前同袍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的丧礼,无法及时赶回华府。民主党籍加州联邦参议员范士丹9月28日辞世,享耆寿90岁。她1992年起担任参议员,在国会任职长达31年,生涯中立法成就无数,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史上重要人物。


曾任议长的裴洛西痛斥,“驱逐之举,严重背离传统”,她表示自己担任议长时,为共和党籍前议长哈斯特(Dennis Hastert)提供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且“只要他想要,愿意待多久就多久”。


裴洛西曾于2007年至2011年以及2019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去年8月2日曾来台访问,并会晤总统蔡英文。


身为政坛老将,裴洛西指称“办公空间对我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对他们(共和党)来说似乎很重要”。她后来补充,“现在新的共和党领导阶层已经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希望他们能够致力于对美国人民真正重要的事情”。


麦克亨利目前未对此事发表回应。麦克亨利代表北卡罗来纳州,他也是麦卡锡坚定的政治盟友。


作为临时议长,麦克亨利将可主持众议院下一任议员的投票和选举,有权让众院休会、并认可议长提名。


网民嚎叫:


sap200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11:27:00

老妖婆也把前任议长赶出办公室了的,自己却占着不放一年多了。让她搬个办公室就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了,老妖婆真是深得左棍扣帽子的精髓。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10:13:00

共和党现在基本就不干正事了。专职搅局打击报复。

大漠闲人USA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8:51:17

哦哦, 临时议长撒半泡尿的时间发送一行字的电邮要求前议长搬走,这就没时间处理其它党务和国家大事了? 他么这些国会大员们都是这么个办事效率的吗?5分钟的事情必须搞个一年半载才显示出他们劳心劳力了?


谢选骏指出:既然民主党卸磨杀驴、自掘坟墓,共和党也就投桃报李、落井下石了。


《一文看懂:众议长麦卡锡被罢免的“前世今生”》(日新说Copernicium 2023-10-03)报道:


凯文·麦卡锡在被免去议长职务后离开众议院


麦卡锡的下台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众议院议长被罢免,标志着其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任期以不光彩的方式结束。


据卫报报道,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提出罢免议长一职的罢免动议后,众议院开始进行了罢免麦卡锡的投票。而在麦卡锡的共和党盟友未能阻止动议向前推进后,美国时间本周二下午举行了最终投票。八名强硬右翼共和党人与208名民主党人一起支持罢免麦卡锡,210名共和党人试图让议长留任,但未能成功。麦卡锡需要获得简单多数票才能保住他的议事槌,但很不幸,他未能跨过这一门槛。


什么是罢免动议?


罢免动议是众议院罢免议长的程序。根据众议院现行规则,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任何一名议员都可以提出该动议。如果以 "特权 "决议的形式提出,众议院必须在某一时刻对其进行审议,尽管可能会因程序性投票而推迟。


罢免动议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如今此次罢免动议以216票对210票获得通过。


马特·盖茨周六在众议院台阶上对着记者发表讲话


主持会议的阿肯色州共和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在表决后宣布:"决议通过,兹宣布美国众议院议长一职空缺。"


宣布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议员帕特里克·麦克亨利被麦卡锡指定为代理议长,直到选出新的众议院领袖。接过议事槌后,麦克亨利迅速宣布休会。


麦克亨利说:"主席认为,在着手选举议长之前,谨慎的做法是先休会,让相对核心小组和会议开会讨论今后的道路。”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麦卡锡的下台为众议院这动荡的九个月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九个月中,众议院议长与众议院中的强硬右翼之间冲突不断。尽管他一再努力安抚他们,但他与民主党人合作防止经济混乱的意愿注定了他的命运。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中以微弱优势获得多数席位,他们现在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选出一位能够在分歧严重的会议中赢得几乎一致支持的领导人。


盖茨寻求解除麦卡锡的职务,因为议长与众议院民主党人合作通过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即 "持续决议",将政府拨款延长至11月17日。盖茨还指责麦卡锡与乔·拜登(Joe Biden)就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达成了"秘密协议",这引起了右翼人士的愤怒。麦卡锡否认存在任何秘密交易。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以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临时法案,避免了可能导致数十万联邦工作人员长期停工停薪的停摆局面。


周二的投票是100多年来第一次罢免众议院议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此类投票。包括前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内的其他近期众议院议长此前也曾受到罢免动议的威胁,但从未经历过全面罢免他们的努力。


之前是否使用过罢免动议?


据众议院档案馆称,该动议于1910年首次使用,当时共和党议长约瑟夫·坎农 (Joseph Cannon) 亲自提出该动议,迫使党内批评者决定是否支持他,随后动议表决失败了。


1997年,共和党议长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受到威胁要提出辞职动议。尽管他设法压制阻力并避免提出实际决议,但由于当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于 1998年辞职。


2015年,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针对共和党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提出了回避动议。虽然没有进行投票,但博纳在几个月后辞职,理由是管理党内新兴的强硬保守派面临挑战。


而镜头转回今天的美国,麦卡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免职的众议院议长。


二党征战


自今年1月经过15轮投票才获得众议院议长一职以来,这次公投清楚地表明麦卡锡对议事槌的掌控十分脆弱。


麦卡锡从未赢得过他右边许多共和党人的支持。此外,他的许多共和党同僚认为麦卡锡没有在避免停摆的协议中为己方争取到足够的让步。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鲍勃·古德(Bob Good)在周二的一次会场发言中说:"这位议长在1月份通过15次投票争取成为议长,但在周六向民主党投降之前只愿意发起一轮失败的持续决议。我们需要一位除了继续留任或成为议长之外,还能为某些事情、任何事情而奋斗的议长"。


在麦卡锡周二得知自己的命运之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表示,他的党团不会帮助麦卡锡保住饭碗。最终所有在场的众议院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将麦卡锡赶下台。


杰弗里斯在周二发出的一封 "亲爱的同事 "信中说:“众议院民主党人仍然愿意在开明的前进道路上寻找共同点。不幸的是,我们的极端派共和党同事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意愿,鉴于他们不愿真心、全面摆脱[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极端主义浪潮,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将对悬而未决的共和党罢免议长一职的动议投赞成票。”


随着议长被罢免,美国众议院的所有工作都将停止,直到选出新的领导人。


如今回看麦卡锡,虽然大多数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他,但民主党人对这位唐纳德·特朗普盟友的敌意以及少数共和党人的叛逃决定了他的命运。


网民嚎叫:


树没皮怎办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8:28:50

讲道理的话:1. 自1960年以后,美国的债务上限,增加了78次,其中,共和党任总统时,增加了49次,其中川普任总统时,增加了3次。 民主党任总统时,增加了29次。共和党总统需要增加债务上限时,共和党的议员不要求以砍支出作为条件。民主党也没有以债务违约作威胁达到自己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川普任总统4年,美国的债务总额增加了36%。2.拜登总统限制边境移民的政策,即不经事先同意,不在制定的口岸入境,将丧失庇护的资格,被联邦法院判违反宪法,停止生效,这个官司还在上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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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2016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8:07:48讲道理的话:(1)就看看美国的国债达到什么水平了?民主党是不是太败家了?(2)美国的边境和移民法成了摆设。是不是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边境控制,再去考虑其它国家的边境问题?!

三思2016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8:07:48

讲道理的话:(1)就看看美国的国债达到什么水平了?民主党是不是太败家了?(2)美国的边境和移民法成了摆设。是不是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边境控制,再去考虑其它国家的边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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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没皮怎办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7:39:22讲道理的话:1)麦卡锡多次说,包括被罢免后还说,盖茨罢免他是因为私人恩怨,和政府拨款没有丝毫关系。当初盖茨就反对他当议长,经历了15轮投票,麦卡锡做了大量让步,盖茨才投弃权票让他当选;2)动辄利用拨款法案等威胁政府关门,是共和党搞的。共和党不惜军队拨款不到位影响国家安全,债务评级被降级,股市损失,仅仅威胁关门就会造成损失,共和党老搞这一套,最后因为反对浪潮大,草草收尾。如川普当年,拒绝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政府关门一个月,引起各界不满,最后灰溜溜又签字。而共和党的总统需要提高债务上限时,如川普时期,几次增加债务上限,民主党都是投赞成票。这次共和党又故伎重演,民主党已经做了让步,放弃了乌克兰拨款,然后共和党内讧,民主党为什么要感谢麦卡锡?3)麦卡锡在位9个月,为了保住议长位置,不断讨好盖茨等自由党团,基于自由党团的压力,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开启对民主党总统的弹劾调查,民主党知道此人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尤其是政府避免关门的第二天,他上电视攻击民主党,说是民主党想把政府关门,这彻底把民主党人得罪了;民主党不愿意,也没有义务救他 4)麦卡锡没有魄力,搞不定本党的议员。而民主的的少数党领袖, Hakeem Jeffries, 广受尊重,他能耐心倾听党内各派的意见,求同存异,制度政策。总之:共和党放任把MAGA党 base 煽动起来,已控制不住,最后共和党的上层也互相吞噬。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10-03 23:10:02

讲道理啊,共和党出8个大傻比不意外,意外的是民主党所有议员都快乐的和那八个二百五站在了一起。

三思2016 发表评论于 2023-10-04 07:59:44

民主党能团结一致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特征。共产党是最讲组织纪律的,从来没有逃票一说。


谢选骏指出:民主党卸磨杀驴、自掘坟墓,左右两边极端分子联合起来,彻底搞乱摇摇欲坠的美国大众民主——端看下次政府关门,无人可救矣。


《麦卡锡遭罢免 拜登忙着干这事》(2023-10-03 法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10月3日与重要盟国及伙伴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通话,“以协调各方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表决,罢免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这是美国历史的第一次。


白宫方面介绍指,参加此次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德国总理朔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波兰总统杜达、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外长科隆纳。据日本外务省介绍,此次电话会议持续了约25分钟。


白宫通过声明表示,“今天,拜登总统与盟国和合作伙伴通了电话,协调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持续支持,正值他们在俄罗斯的野蛮入侵下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美国承诺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正值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他领导人也响应了他们的承诺”。


通话后,欧盟领导人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米歇尔表示,“我们团结一致,随时准备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财政和政治支持”。他强调:“乌克兰的和平与安全等于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冯德莱恩亦指,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具体做法包括提议新提供500亿欧元(约合520亿美元)的宏观财政援助,在明年3月前提供100万枚炮弹,以及“欧盟采取行动确保全面追究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所犯罪行的责任”。


为应对俄罗斯的全面入侵,美国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四轮援助,总额约为1130亿美元,其中部分资金将用于补充五角大楼派往乌战前线的军事装备。今年8月,拜登呼吁美国国会再提供24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众议员盖茨为首的一小群共和党极右派,3日和民主党议员联手将麦卡锡(Kevin McCarthy)拉下联邦众议院议长宝座。报道指出,盖茨是这小群极右派的领导人物,他们先前拒绝在未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通过新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濒临关门。同时,这群人也反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表示这笔钱可以更妥善的用在美国打击非法移民。


网民嚎叫:


Sans2000 2023年10月03日 17:38

麥卡錫上周才告訴我們,「如果敗燈不同意我們的保衛邊界的提案,我們就不允許撥款。」結果,他背叛自己的承諾。

WHBD 2023年10月03日 17:06

活該,被敗燈玩傻眼聊。跟敗燈私下勾兌以為豬黨議員會投反對票保他過關,殊不知全體豬黨議員要他下台。自作自受呀。


谢选骏指出:拜登俨然僵尸一个,坐视不顾民主党卸磨杀驴、自掘坟墓,被人称作猪党矣。



导论、隐藏着的“红色历史”——黄仁宇是大理石的变色虫,余英时是半瓶醋的育婴师

佚名网文《黄仁宇》报道:


黄仁宇(英语: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长官,后赴美国求学并取得密西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人所知。毕生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生平

早年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1]其父黄震白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到处游历,入读福建的省立军校,受校长许崇智招揽,担任其下属,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基本成员,认识戴愧生等人,后期淡出。一家与杨开慧、向钧等为远房亲戚。父亲因熟悉革命,对民初政局相当失望,并不希望儿女参与政治。弟弟是黄竞存,妹妹是黄粹存。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考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当时该已被改编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读一年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希望参军,因而辍学[2]。父亲担心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故要求他等待至1938年中再作决定。


黄竞存后来同样出走美国,于史丹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从戎时期

进入军校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负责编辑、采访等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人[3]。后来《抗战日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受训两年,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在田汉的协助下,田海男与黄仁宇同样被分发到14师及驻印军。


抗日战争

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于1941年驻守云南边界,于艰苦的物资条件中生活。同年,父亲过世,黄仁宇获准回湖南治丧,并脱离前线,改为于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黄仁宇深感无聊,当新一军设立时,他便自愿加入。


到达印度后,担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驻印军的物资由美军管理,较为充裕。黄仁宇亦借此机会学习驾驶汽车等技术,并成为前线观察员。同时,他也向《大公报》投书,讲述他在前线的生活经验。其间曾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右大腿受伤。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改调为汤恩伯属下,先到上海接受日军投降,并监督第61师团维修沪杭公路的工程,1946年2月跟随郑洞国再赴东北。1946年考取赴美留学资格,赴美国李文渥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九个月,1947年夏天,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负责将美军文件译为中文。1948年底,改调往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1949年5月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前后参军共十二年。


学术生涯,美国时期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于1952年9月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间半工读,当过售货员、电梯操作员、洗碗工、绘图员等。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先由惠特尼霍尔指导,后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1956年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没有成为公民。由于他国民党员的身份,美国人普遍视他为流亡者,对他并不太友善。他毕业后先在南伊利诺大学当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未来的妻子盖儿。在余英时介绍下转往纽约州立大学任副教授,任教“亚洲文明导读”等中国史相关科目及带领教育学的研究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在这段时间,由于他需要向学生讲课,介绍中国历史,他养成以大历史介绍人物和事件的技巧。他逐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失败,源于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组织,这点无法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


1972年,他们一家搬到剑桥,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其间与李约瑟意趣相投,合著数篇论文,日后二人仍有合作。他亦在此期间决定归化为美国公民,1973年搬回美国,1974年正式入籍。1970年时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明代财政部分的写作。然而,编写明代财政史时,他与提供研究经费的哈佛大学发生冲突,于是改为联络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最后于1974年底出版,题为“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然而,另一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则因被出版社拒稿而无法出版。


1979年,由于纽约州立大学经费缩减,他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万历十五年》原稿由于并非以传统学术论文格式写成,曾遭美国的出版社多次退稿。他于是自行将书稿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受欢迎。其后出版《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中国时报》撰写专栏。


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场电影开场前因心脏病发,病逝纽约。


婚姻家庭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有两名继子马克和穆瑞(Mark and Murray)。


学术建树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政治方面,他主张中美开展贸易,以促进互相了解,但贸易不应成为刻意影响对方的工具。他相信,全球化的力量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完成对下层村镇社会的改造,中国将可融入国际体系。他亦支持国共和解,放下意识形态的歧见。


自传

黄仁宇于1980年开始写作《黄河青山》作为自传,唯向编者林载爵交代,必须于他死后才能出版。他依从遗愿,于2001年出版此书。


著作

《缅北之战》,上海:大东书局,1945.3;台北:联经,2006.4,195页,ISBN 957-08-3001-8

《缅北之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6.5,208 页,ISBN 9789570830019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64年) :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中译本: 《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北京:新星,2005.4,270页,ISBN 7-80148-767-2;台北:联经,2006

《明代的漕运1368-164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13.02,248 页, ISBN 9789570830033

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74. 385 pp. ISBN 0-521-20283-3

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台北:联经,2001.1,410 页,ISBN 957-08-2192-2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81. 278 pp. ISBN 0-300-02518-1

《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5,250页;台北:食货,1985.6(食货出版,联经总经销,1994),289 页,ISBN 957-8876-01-7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274 pp. ISBN 0-7656-0348-95

《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1988.7,294 页,ISBN 957-0329-01-7;"新世纪增订版",台北:允晨,1999.10,380 页,ISBN 957-0329-01-7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1989.10,324 页,ISBN 957-13-0046-2

宋碧云译,《长沙白茉莉》(White Jasmin of Changsha)(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时报,1 9 9 0,3 9 2 页,ISBN 9-5-7-1 3-0 0 9 7-7;台北:商务,1998,308 页,ISBN 957-05-1501-5

《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1991,316 页,ISBN 957-13-0352-6

《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1991.11,529 页,ISBN 957-08-0713-X, 957-08-0714-8

《现代中国的历程》(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煇、高希均等合著),台北:华视,1 9 9 2,2 2 2页,ISBN 957-572-030-X

China: A Macro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277 pp. ISBN 0-87332-452-8

《中国大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1993,368 页, ISBN 957-08-1068-8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1993,447 页,ISBN 957-13-0962-1

《近代中国的出路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1995.4,167 页,ISBN 957-08-1355-5

《汴京残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联经,1997,239 页,ISBN 957-08-1749-6

《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台北:商务,1998,100 页,ISBN 957-05-1434-5

《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1998,284 页,ISBN 957-13-2751-4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1.1,432 页,ISBN 9789570821925

张逸安译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台北:联经,2001.1,615 页,ISBN 957-08-2193-0

《大历史不会萎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4.9,474 页,ISBN 957-08-2763-7

《黄仁宇书信集》,北京:新星,2006

China is not a Mystery 《中国并不神秘》,1974(没有出版)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华书局,2015,ISBN 9787101108422, ISBN 7101108423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黄仁宇一百周年诞辰,首次结集生前未出版专论纪念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19.01,336 页,ISBN 9789570852332

评价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引用

 船山石. 宁乡四中的三个名人. 北京. 2003年11月21日 [2020年5月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7月4日) (中文(中国大陆)).

 王春敏. 历史与现实:黄仁宇史学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耿立群. 史學界的暢銷作家–黃仁宇研究資料目錄. 全国新书资讯月刊. [2021-0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2).

 当时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William J. Haggerty 强制要求所有学生接触非西方文化,故学校聘用不少外籍教师。后来校长换人,本项政策被废除,亚洲相关学科选读人数过低,亦是黄仁宇被裁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竟然比他的老师余英时(Yu Ying-shih,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还小了十二岁!结果呢,黄仁宇成了半路出家的“大理石”——就像余英时是个半瓶子醋的育婴师。半瓶子醋的余英时,培育了的大历史的黄仁宇,使得黄仁宇丢了大学的工作“孩子王”,成为塞翁失马的“大历史”——他吹拉弹唱“一国两制”,换得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万历十五年》。这就是国民党的变色虫,靠着英语成为化石。

人说“1949年5月黄仁宇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

我看黄仁宇很可能具有一段隐藏着的“红色历史”——难怪共青团员余英时会将他收罗下来。

(《谢选骏全集》第251卷)

谢选骏:“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


《为何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真实情况如何?》(你敢信吗 2021-03-15)报道:

   

真的是明朝晚期才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吗?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两个概念。


什么叫资本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由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就叫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是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需求所产生的现象。


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天地之别。


如果按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来算,明朝之前的元朝、宋朝、唐朝,甚至在汉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光萌芽有什么用呢?


而且,想产生资本主义必须拥有如下几个条件,明朝真的具备吗?


一、资本家掌握权力


在一些“明XIAO ZI”眼里,似乎明朝是所有王朝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之一。


其实,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明朝和秦汉,唐宋元清一样,都是帝制时代的一份子,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帝制时代的共性有哪些?有如下几点:


1、所有帝制时代的军队都屠城并抢劫本国的百姓(无一例外);


2、所有帝制时代都是贵族和地主阶层的天下(老百姓都是“羔羊”);


3、所有帝制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土地兼并(贵族贪婪的结果);


4、所有王朝的更替都是大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


5、帝制时代的王朝都推崇“儒家治国”,并都喜欢《商君书》;


6、帝制时代的贵族都要求“羔羊”讲道和德,他们自己却荒淫无耻;


7、所有帝制时代都有文字狱,而且越往近现代皇权的力量就越大;


8、所有帝制时代都是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观念在元朝也不例外);


9、所有帝制时代的皇帝和贵族眼里的“民”指的都是地主阶层;


10、所有帝制时代几乎都是家族世袭式的权力继承;


当读者看完封建帝制时代的这十大共性之后,有没有发现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呢?


想在明朝产生资本主义,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就算明朝不灭亡(让明朝活到1840),明朝能做到如下几点吗?


1、像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一样,皇帝被吊死或架空,帝制时代彻底结束,资本家掌握帝国的实权;


2、从小农经济的封建保守思维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工商业,放弃“天朝上国”的概念,对外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关系;


3、放弃孔子和孔子之后所发展的一系列“养羊技术”,以教育和科技来开启民智,并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


4、放弃“家天下”和“贵族特权”,所有人都在一定的规律相对公平地竞争;


5、打破现有的阶级利益,皇帝和王侯将相自断手脚,将蛋糕分得相对公平一点,给与底层一点权限参与的权利;


二、为何说明朝即便不亡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明朝的前期,以朱元璋和朱棣为代表的明朝皇室强硬派就是新时代的“秦始皇”。


在朱元璋的设计里,除了他们老朱家,其他人的命(包括大臣的)都不值钱,所有人都是为他们老朱家服务的“奴隶”。


但是,在封建王朝那个“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的时代,文人做官为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报效朝廷吗?


不,大臣和朱元璋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封妻荫子,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帝国之内智商最高的“贪婪鬼”。


既然这样,在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政治强人死后,大臣们自然不甘心再继续任由老朱家宰割,于是他们制造了“土木堡之变”。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也实现了“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


在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朱元璋、朱棣和嘉靖时期),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被文官集团害惨了的朱祁镇、朱厚照和天启皇帝)。但无论是皇帝掌权还是文官集团掌权,他们所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看看在明朝闹了近百年的倭寇之乱(海禁的结果)和明朝大大小小的几百起的农民起义,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饿,他们会冒着被诛杀九族的危险起来造反吗?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之《李闯王过黄河》这篇课文中,李自成是正义的,也是英雄的,在这里,李自成不是明朝眼里的反贼,他所代表的是穷苦大众对腐败明朝的反抗,不是吗?


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制时代中,贵族和皇帝会允许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仅仅是明朝这样吗?看看历朝历代,有几个帝制时代的皇帝不对民间大商人进行迫害的?


这些皇帝在抑制商业和商人的时候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龙椅着想呢?当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认为,明朝能逃得过帝制王朝300年寿命的魔咒吗?


进一步而言,即便让明朝拥有了像奥斯曼帝国一样600多年的寿命,只要明朝的皇帝和大地主阶级不放弃自己的利益,明朝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还有“大地主阶级”等马列迷思,但按照上说推论下来,别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纯属子虚乌有,实际存在的不过是“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权利及其积累的财富获得了保护。仅此而已。


《“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曹龙虎)报道:


内容提要: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将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间。20世纪以后,该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政治—社会”领域。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概念还在学术界被广为使用。极强的知识生产功能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要特性,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词汇。


在人类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一词可谓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一。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流行叙事,人类大约从15、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并在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期。很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总体概括今天依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总之,“资本主义”一词是我们描述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既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资本主义”概念问题的探讨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溯源的角度来梳理“资本主义”一词,试图厘清这一重要概念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明晰了“资本主义”一词的生成路径,尤其是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但是对“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诸多特性,如领域划分、知识生产功能等的挖掘显得不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的生成和使用状况重新作一梳理。除了“资本主义”概念词源学的详细考证外,笔者还希望对“资本主义”使用的基本领域和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略作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概念的认识。


一、 “资本主义”的词源学考证


作为一个含义无比丰富的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词语本身,可能很难厘清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一词的词源时就说:“‘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含义。”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依次梳理“capital”、“capitalist”和“capitalism”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以明晰这一概念形成的语义变化脉络。


(一)“capital”的语义变化及使用


在现代英语中,当“capital”作为名词使用时,有资本、本钱、本金、首都、都城、大写、会议等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资本的、首都的等含义。根据《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capital”的拉丁文书写形式“capitālis”的词源来源于拉丁词汇“caput”,含义有头部(head)、顶部(top)等,其词根是“capiō”,意思有抓住(take)、捕捉(seize)、攫取(catch)、占有(capture)等,而“capitālis”有致命的(mortal)、极端的(deadly)、危险的(dangerous)等意涵。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capital”一词开始进入中古英语。


坎南和理查兹等学者考察了“capital”一词在英语中的早期使用历史,他们发现在英语中具有经济意涵的“capital(或者是capitall)”一词最早出现在那些教授英国商人怎样用高级方法进行记账的书籍中。他们都举了一个名叫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会计的例子。其中,坎南发现,1569年这名会计在教授一门名为“意大利商人记账的艺术”(the art of Italian merchants accounts)课程时,使用了“capitall”,并将“capitall”与表示资金等含义的“stocke”连用。显然,这里的“capitall”有经济意涵。而理查兹则发现1569年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在一篇名为《通往完美之路》(The Pathe waye to perfectnes)的会计论文著作中使用了“capitall”一词。其中,“capitall”与“stocke”、“money”、“debts”等连用,显然也在经济意义上被使用。


大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一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使用。1611年,英国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在其编纂的《法英词典》中,就收录“capital”一词,并把它的意思界定为“wealth,worth; a stocke or chiefe,substance”。法语中“capital”一词的使用和德语中“Kapital”一词的使用与英语中“capital”一词的历史和逻辑非常相似。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Kapital”开始在法语和德语中流行开来。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早期英语中的“capital”、法语中的“capital”以及德语中的“Kapital”的都是在一种具体含义上使用的,用来指一笔钱、一笔债款或者一笔商业资金。不过,这么简单明了的意涵似乎很难得到今天各种辞典、工具书的佐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在该词典的界定中,“capital”一词虽然也有上述含义,但其更多是作为专业术语用于经济学领域,“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生产系统中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和人力的投入;不过一般来说,更加有用的定义是将此术语限制为指生产企业所掌握的物质性生产。按照这种意思,有两种形式的资本。货币或金融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流动的、无形的资本。货物资本——即实际或物质资本——是在生产中产出的或用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而使用的有形项目,诸如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货币资本是为融资获得实际资本或货物资本而销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的资本。货物资本和储蓄相类似,为了供应将来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二者都需要延迟当前的消费。”1776年,亚当·斯密将能够创造收入的财产称为“资本(capital)”。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还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Kapital verwandelten Produktionsmittel),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著作中为我们区分了各种类型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现实资本、生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并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


如是,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描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一词的语义变化情况及现代含义:作为“capitalism”概念的一个重要支撑,“capital”在15、16世纪以前,只是一个混杂在若干表示金钱、财物词汇中的一员;从17世纪开始,其使用程度开始日趋频繁,并开始从其他表示金钱的词汇中分离出来,“capital”开始作为一种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术语被使用。


(二)“capitalist”的语义变化及其使用


在英语中,“capitalist”的出现时间比“capital”要晚,但比“capitalism”要早。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capitalist”一词的解释: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杨格(Arthur Young)在其创办的期刊《法国旅游》(Travels in France)中使用这个词,“解决这两个弊端的唯一措施是禁止低于支付责任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或者,干脆取消土地税。这些措施的一个总的弊端是导致那些有钱人(moneyed men)或资本家(capitalists)逃税。只有消费税才能影响他们。”在这里,“capitalist”的含义比较表面,被当作有钱人的同义词。而1823年,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科勒律治在其谈话性著作《茶话》(Table-Talk)中讨论济贫法的颁布缘由时,也使用了这个词,“济贫法(Poor-laws)是一个全面商业和制造业系统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说成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济贫法无疑是大谬不然。贫困费(the poor-rates)乃是由资本家们(capitalists)由于雇佣劳工而支付的体恤费,或者说是代表他们所支付的。它就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面的“capitalist”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指有钱人,而是开始与劳动力(labor)、需求(demand)等联系在一起。


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除了引述《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上述两个例子去说明“capitalist”的含义变化之外,还引用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在《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中对“capitalist”一词的使用,“在生产食物和制造服装、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们之间,横亘着资本家(capitalist),他既不生产也不使用它们,还将自己视为两者的生产者。”托马斯·霍奇金将“capitalist”描述为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工具、却将这些生产挪为己用的人。这里面对“capitalist”的界定与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描述和批评已经比较接近了。


法语中“capitaliste”一词在大概出现于17世纪中叶。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荷兰信使报》(Hollandlsche Mercurius)在1633年曾使用过一次,1654年又使用了一次。而且在1699年,联合省(Provinces-Unies)三级会议制定的新税也把“capitaliste”与其他的群体区别开来。而德语中的“Kapitalist”概念流行则要到17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最初的“Kapitalist”,部分指代商人(Kaufleute),部分指代能借出金钱的银行家(Bankiers)和纯年金收入者(Reine Rentiers);另外,富裕的农民按照占有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被归入小型(kleinen)、大型(groen)或者超大型资本家的行列。


(三)“capitalism”的早期使用


一般认为,在英语中最早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文献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长篇小说家威廉·萨克雷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该书在描述一个名叫德·蒙孔图尔(de Moncontour)的王子在巴黎的经历时,使用了“The sense of capitalism”这一用法,翻译成中文即“资本主义的意识”。这里的“capitalism”与“sense”联系在一起,表示一种“capitalism”的情感、感觉或者意识。


法语里面最早使用“capitalisme”一词的例子可追溯到路易·勃朗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848年,路易·勃朗在其《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作为巴师夏先生所有推论基础的诡辩是由何构成的,这种诡辩就在于无休止地混淆了资本(capital)的和我以后将之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用法。也就是说,资本被一些事物的占据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东西的排除。正是这样,事物使用的结果是它的独占而非它的本质。”在路易·勃朗这里,“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一种超越状态,表示一种资本对事物进行排他性占有的特征。


在德语中,根据《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的考证,1815年在德国南部出现“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概念有相似之处,表示一种制造剩余价值和储备物的生产活动,但使用较少。该词典认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是从当时的法国引入的,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Kapitalistischer Betrieb”(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Hilfsmitte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概念在德国自由主义人士中已经被广为使用。1869年,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Rodbertus-Jagetzow)在其著作《解释和纠正目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信贷》(Zur Erkl?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 noth des Grundbesitzes)中,开始独立使用“Kapitalismus”这一概念。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最早使用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不过,当时该词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大规模流行。以马克思(1818—1883)为例。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好横跨19世纪,但根据重田澄南、徐洋等学者的考辨工作,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capit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在绝大部分场合,马克思都是使用“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表达他所分析的、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渐渐流行开来。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ffle)就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的标题中出现了“K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词,并且在著作中反复使用这一概念。1894年,英国学者J.霍布森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在这本书中,霍布森不仅使用了“capitalism”这一概念,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1902年,桑巴特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样,最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最晚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行开来。如今,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词典、社会科学工具书都收录了“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的词条,并对之进行了或严格、或宽泛、或具体、或抽象的定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四)“资本主义”概念确立过程的回顾和补充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断言,“capitalism”一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笔者通过相关词汇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的梳理,大体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学者在用“资本主义”概念来阐述观点、表达见解时,都至少将其追溯到15、16世纪,但实际上,西方“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过程呢?


作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更高阶的词语范畴,“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其在早期主要用来指称教派。在今天表示某种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等意涵的用法,形成于17—19世纪各种近代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之后。“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显然就是“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扩大后的产物。但是,正如诸多辞典、工具书所揭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早。如此,在“资本主义”书写形式,即“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借助其他的词汇来表达相关思想了,虽然这种表达在理论层次尚在浅表。


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汇的形成时间和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比“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形成更早的“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应该在早期人们表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说,“capital/Kapital”(资本)一词最早,在15、16世纪就被广为使用,而在17世纪以后则日趋频繁。马克思对其的阐释确立了“capital/Kapital”(资本)的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地位。“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一词则自广泛使用起,就与人们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此类表达经由文学作品、理论著述而变得广为人知。


宽泛言之,人们对“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词语的使用,属于我们理解“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据笔者查考,没有任何资料显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有陌生感或者突兀感,无论是阿尔伯特·谢夫莱,还是约翰·霍布森,抑或是桑巴特,大家都在一种不言自明的状况下使用该术语。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术语的使用。当然,前文提及的马克思频繁使用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也功不可没。原因很简单,由于之前人们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其的容受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障碍了。


二、 “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


英国学者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类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种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第二种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以及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第三种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经济或者传统农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着重分析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历史、内部组成要素及现实影响等。在毛里斯·多布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第一种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单列出来,将其使用的领域命名为“政治—社会”领域;并把第二、三种研究取向统一纳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毛里斯·多布的区分,还是笔者的区分,都并非严格意义的截然划分,而只是在考虑研究问题内在属性的基础上,为了叙述的便利进行的适度区隔。


(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后继发展则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意涵进行阐述。一般认为,虽然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但此时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讨论,开始对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有所体认;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政治作品中,马克思开始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形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从时间的角度来详述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重含义,即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历史分期的“资本主义”进行分别说明。


1.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阐述得最为经典的著作无疑就是《资本论》一书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即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ltnisse)。”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资本循环过程等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并最终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kapitalistischen ?ra)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概念的现代使用中,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诸多义项中最重要的意涵。近乎所有的辞典在界定“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时都从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这一概念。例如,由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就是从“生产方式”这一角度首先阐述“资本主义”一词。书中写道:“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样,由国内学者赵德水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也突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的分化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是:(1)出现大批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他们具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剥削雇佣劳动的能力。”


2.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勘定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发展序列位置和代替关系;最终,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样的论断。


前文提及的日本学者重田澄男曾这样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直接使用“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资本主义”概念开始成为一个解释力极强、并且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多新进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概念开始越来越渗透“政治—社会”领域。这也是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视为“政治—社会”概念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本文总结的“政治—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由于“资本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很多学者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


(二)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及其争议


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谢夫莱、约翰·霍布森、维尔纳·桑巴特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概念很早就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使用了。不过,要想让那些对专业属性有极高要求的学者们毫无障碍地接受语义复杂、具有政治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三)“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之间的区隔与交错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领域分为“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并分别叙述了这两个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涵和使用情况。客观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中,除了《共产党宣言》明显的政治纲领色彩之外,其他著作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笔者将其纳入“政治—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主要是考虑到马克思学说与后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以为,在“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中,“政治—社会”领域与学术领域虽有区隔,但更多的是交错,并且“政治—社会”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独立性。不少工具书在阐述“资本主义”概念时,都尤为突出其政治意涵。例如,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开篇即陈“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使政治争论分化为两极。……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反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论战。”如此,我们也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倡导“价值中立”的学者们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的犹豫不决了。




三、 “资本主义”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根据当代西方著名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具有建构世界的知识生产功能,“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显然,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形态的“概念”肯定也是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科塞雷克在为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撰写的“概念史”词条中,就认为:“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作为“话语/概念”在社会实践层面功能发挥的一种概括,“知识生产功能”的涵盖面甚广,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个恰当的选择可能是对其外化出来的表现形式进行总结,继而探析其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显然,“话语/概念”知识生产功能的直接外化形式就是一个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和概念的衍生性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在“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就“资本主义”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特征来说,“资本主义”概念经常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消费”、“交换”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必须借助这些词语/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界定。而就“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性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概念也体现得很清楚。在笔者查阅的诸多工具书中,有很多都是在收入“资本主义”词条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并加以解释。有些甚至囿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只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和解释。例如,1918年,理夏德·帕索夫(Richard Passow)在《资本主义:概念与术语的研究》一书中,为我们列举了“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将来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乡镇资本主义”、“卡特尔资本主义”、“信任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Vergesellschaftungskapitalismus)、“社会资本主义”(Soziakapitalismus)等16种“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概念,例如“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强地成为“自主”概念或者“独立”概念的倾向。


当然,“资本主义”概念知识生产功能更真切的体现应该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还是前几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以佐证。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正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词汇专门使用,而是与很多相关概念、词汇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是一个术语或者词汇转化为基本概念的标志。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以脱口而出的词汇。


本文根据概念史的相关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考证,并分析了其在“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相关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囿于“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下面为了更好地阐述本文的主题,兹再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与“democracy/民主”、“republic/共和”等很多近代政治概念在历史变化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丰富其含义的过程不同,我们可以用“事实在先,概念在后”这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把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直到20世纪以后,该词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不过,虽然“资本主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一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但可能由于之前人们早已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作为词汇的“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以后,就迅速聚集了人们的相关知识,而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


其次,“资本主义”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被频繁用到“政治—社会斗争”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就“资本主义”概念而言,虽然除了“政治—社会”这一范畴之外,“资本主义”还长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很多学者使用,但由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也让其在学术领域使用时充满争议。


最后,作为典型的政治概念,“资本主义”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动,还在其中拓展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概念一经生成,就与其周边概念或者其他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派生出诸多子概念,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一概念图景的生成在让“资本主义”一词从一个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在不同阶段和有不同追求的人们中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同的含义。


谢选骏指出:“资本”就是“本钱”,“资本主义”就是“本钱主义”——本钱主义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同样,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如此莫名其妙。那么,实际流通的“资本主义”一词,其所指究竟为何?我认为,“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那么“社会主义”所指为何呢?很显然,那就是“在非法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了。请问一下,在法治社会里,可能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在非法法社会里,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显然,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它所指代的,无非就是“法治社会”。


谢选骏: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

《黄金的另一面:致命“炼金术”》(FABIAN FEDER, JACK NICAS, IAN CHEIBUB 2023年9月26日)报道:


乔瓦尼·德赫苏斯·阿吉亚尔在亚马孙雨林里挖了一个约90米深的坑,他站在及膝的泥浆里,用一个浅盘将褐色的水滤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种闪亮的小薄片,那是金和汞的混合物。

在这个南美小国苏里南靠近东部边境的地方,阿吉亚尔在他简陋的金矿里把液态汞滴到土里。每隔几天,他就会这么做一次。

这种毒物与金粉混合,形成汞合金,这样他就可以从泥土中将它们取出。然后,他将混合物点燃,让汞挥发到空气中,风将汞吹到亚马孙雨林和边境,毒害所及的植物、动物和人。

剩下的就是黄金。它们通常会被运到欧洲、美国和波斯湾,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昂贵的珠宝。


在沿河20分钟路程的地方,就是原住民瓦亚纳人生活的地方,当地有许多人患病。近年来,许多人出现了关节疼痛、肌肉无力和浮肿的症状。他们还说,先天缺陷的情况也在增多。

检测表明,瓦亚纳人血液中的汞含量是医学上可接受水平的两到三倍。“我们被禁止吃某些鱼了,”今年6月的时候,利尼亚·奥波亚说道。她给我们看她的双手,说吃完饭就会痛。“但只有这些吃的。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食物。”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全球科学界一致认为,汞会导致脑损伤、严重疾病和先天性缺陷,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于2013年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国际条约,承诺在全球范围内禁汞。

然而,10年过去了,汞仍然是一个祸害。

它严重伤害了印度尼西亚数以千计的儿童。它已经污染了整个亚马孙地区的河流,给巴西最大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医生们仍然在警告,某些鱼类不可过多食用,因为汞这种有毒金属会漂进大海,进入食物链。

苏里南是南美洲北部边缘一个拥有62万人口的森林国家,它是汞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棘手的研究实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类社会对黄金的贪得无厌所致。


几十年来,汞毒害了苏里南的大部分人口。一项研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新生儿会出现并发症,如死亡、出生时体重不足或残疾,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然而,汞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黄金占苏里南出口的85%,其中大部分是用汞开采的。

“没有汞,我也能工作。”51岁的阿吉亚尔俯瞰着他的露天矿说。“但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利润。”

苏里南已禁止使用汞,但这种物质很容易走私并被广泛使用。

该国政府没有回应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逐步淘汰了汞,但据联合国的数据,还有70个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较贫穷国家)的1000多万人仍在使用这种有毒元素从地下提取黄金。

根据联合国和美国环保局的数据,这些小型开采者生产了全球五分之一的黄金,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近五分之二的汞污染。采矿业是汞排放的主要来源,排在燃煤发电厂之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说:“这就是贫困的残酷面目。”他还表示,对许多矿工来说,“面对眼下的生计,实在难以顾及10年后才会显现危害的汞。”


大型金矿开采企业会使用离心机或砷,后者不会渗入环境。小型矿场之所以选择汞,是因为它便宜、易于使用,而且仍然可以买到。

“好坏不说,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已经使用了2000年之久。”维克森林大学教授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说。“15分钟就可以学会成为一名矿工,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收益。”


费尔南德斯说,虽然许多国家已经禁止将汞用于采矿,但执法不严。黄金开采“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压力阀”,他说。而过去一年,金价上涨了12%,达到每盎司近2000美元,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一项大型条约,禁止汞进入市场。它被称为《水俣公约》。水俣是一座日本城市的名字,那里曾因数十年的工业汞污染导致2200多名居民患上神经系统疾病,甚至导致猫中毒并纷纷跳海。

根据该公约(包括苏里南在内的145个国家现已批准该公约)各国承诺禁止新建汞矿,关闭现有汞矿,除特殊情况外,停止汞的进出口。

此后,美国和欧盟几乎禁止了所有汞出口,这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墨西哥和尼日利亚成为最大的汞出口国。研究人员认为,已签署该条约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汞使用国。

然而,《水俣公约》并未针对小规模金矿开采。“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如果你禁止人们需要的东西,而又没有其他选择,你只会把他们逼向非法行为,”施泰纳说。


阿吉亚尔居住的马罗尼河沿岸是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分界线,这里的人要么是开矿场,要么在矿场打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显示,苏里南约有15%的劳动力,即1.8万人,与金矿业有关,是世界上这一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矿场,工人们用高压水冲洗掉几个世代的沉积物,掘入地中,露出他们寄望含有黄金的地层。然后他们把汞扔进水里,使其与下面的金自然结合。

汞并不难获得,专家认为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阿吉亚尔在矿上雇佣了七名员工。在他把汞扔进矿坑的几个小时前,他把自己的独木舟停靠在马罗尼河岸边数十个中国商人之一的门前。这些商店出售同样的商品:可口可乐、方便面、避孕套和汞。阿吉亚尔花250美元买了一公斤汞,装在没有标记的处方药瓶子里。如果幸运的话,这足够他开采半公斤的黄金,可以卖出大约2.5万美元。


在苏里南的其他地方,小贩们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出租车司机也有买汞的门路。全国各地的人都表示,汞的卖家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与几位中国卖家的交流显示,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在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汞和其他产品没什么不同。

美洲国家组织今年表示,苏里南的汞很可能是“用集装箱船从中国进口的,船上还运来了采矿设备等其他货物”。

研究人员认为,在南美洲,只有玻利维亚的汞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口的。

“所以问题是:它来自哪里?”苏里南总统桑托基5月对记者说。“我们知道这是走私的。”


研究汞对健康影响的苏里南儿科医生威尔科·齐尔曼斯表示,人体所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在他协助进行的一项针对1200名苏里南妇女的研究中,97%的人体内的汞含量达到不安全水平。

除了患有先天并发症的几率上升,齐尔曼斯还发现,与上一代人相比,如今苏里南儿童更可能出现大脑发育迟缓、运动技能下降、以及语言和社交能力较差的情况。


这些影响也波及到了国境之外。瓦亚纳土著族群的大约1000人口分布于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生活在法属圭亚那的瓦亚纳人拥有法国公民身份,法国医护人员对其部分村落的汞污染扩散进行了追踪,这些村落周边至少存在20几处金矿。

“这里最后也会变得和水俣市一样,”奥波娅说道,她是居于法属领土一处村落里的瓦亚纳人。

而在上游地区,当阿吉亚尔想赚上一笔,他就会带着货去找卖给他汞的中国商人。而后这些商人又会前往遍布于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的黄金收购小店。

其中一家店的店主阿纳尔多·里贝罗说,凡是上门的黄金生意他基本都做,但他不知道这些黄金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利用汞开采的。

他会把货转手卖给卡洛蒂炼金厂,这是苏里南政府与阿联酋一家黄金进口商成立的合资企业。

“我们不需要证明货物来源,”里贝罗在谈到自己出售的黄金时说道。

然后,卡洛蒂炼金厂再将黄金合法出口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阿吉亚尔手里的金子在被清除掉汞残留后,会被运走,变成银行金条、项链、或许还有结婚戒指,所有凭证一应俱全。


谢选骏指出:红色商人补习作奸犯科,因为他们的心是黑的。红与黑——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两面神的底牌是人,拜火教的善神与恶神,都是人。

2023年10月3日星期二

谢选骏:普世价值终将败于时间

《普世价值观真的“普世”吗》(STEVEN ERLANGER 2023年9月28日)报道:


本文来自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被颂为自由民主对威权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世界已经到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讨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好坏,自由民主是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默认设置。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强调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被联合国奉为圭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换句话说,它被广泛接受,以至于无需证明。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正堕入激烈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视为典范的美国。

这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卫民主联盟主任劳拉·梭顿的观点。

“文化两极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却没能解决问题,”梭顿说。她是本周在希腊雅典民主论坛上发表演说的嘉宾之一,该论坛是与《纽约时报》合作举办的。“人们觉得这个体系腐败,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存在精英俘获——这个体系不能推动个体的进步”,或者说曾经可以,现在不行了。

而世界上的所有威权领导人无论多么追求自身利益,都认为更严格的控制和“共同体”能提供更多更快的发展,给普通人带来更大利益,即使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声音被纳入更大的集体利益之中。

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专制领导人和极右翼政客都可以辩称“今天看来,民主是一团糟,效率低下,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梭顿说,“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威权政府来让人们摆脱贫困,他们认为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繁荣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

因此,地缘政治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华盛顿的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之时。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表示,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经济理论“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这些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并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

“我们错了,”他在今年的一场辩论上,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切尔诺比奥举行的年度国际经济会议安布罗塞蒂论坛上的一次谈话中说。“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但旧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破裂,很难修复。”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提到民主。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冈特拉姆·沃尔夫指出,《联合国宪章》确实描述了普世价值,尽管威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人权应该更多地从整体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个西方概念,”他说。“但这也是东方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希望拥有的东西。”

他还说,讨论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不满是一回事,这些不满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这种辩论也会被一些独裁者利用,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权力,避免与争取自由的国内民众发生冲突。”

德国高级外交官托马斯·巴格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就连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傲慢的。那一年也代表了后苏联国家主权的回归,这意味着它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价值观,或者对自由民主国家所接受的价值观持不同意见。

例如,在匈牙利,对“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护对法治和司法独立构成了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对欧盟决定的权威性构成的挑战了。波兰也拒绝了日益世俗化的布鲁塞尔定义欧洲价值观的努力,认为建立在主要宗教传统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更为重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波兰人坚信婚姻必须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

这是伊万·克拉斯蒂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在《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尖锐论点,他们在书中描述了新的民主领导人在刚刚摆脱苏联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加的束缚后,又犯下了“模仿西方化”的错误。他们认为,结果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怨恨,以及对民族身份和尊严的重申,以及对自由民主和被视为强加给本国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强烈抵制。

1989年,西方也普遍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走向更民主的自由主义。只有允许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自由,中国才能保持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存在极大的偏差——无疑是言之过早了。

作为回应,在1959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新加坡开国总理的李光耀反对普世价值的理念,声称亚洲或“儒家”价值观同样有效,这种价值观更强调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个人权利。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在为人们普遍视为的新加坡家长式作风和高压政府辩护。但这也是对许多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老一辈传教士努力使世界皈依基督教的延伸。

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威权领导人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常说,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而亚洲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的。

这是中国热切支持的一个论点,它以共产党及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定义的安全和集体利益为名,越来越多地压制个人的言论、集会甚至行动的自由。

中国重塑国际体制的行动引发了与西方的明确对抗,除此之外,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西说,这其中还关系到一种情感上的强烈怨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在戴维营与拜登总统见面时,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国发表讲话时说,“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你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

王毅说,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谁是谁,并告诫“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他呼吁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与中国合作,“如果中日韩三国携手合作的话,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同繁荣,振兴东亚,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在莫西看来,中国是在扬“地理价值观”、抑“价值观地理”,日本和韩国则代表着亚洲西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专家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从文化角度的论证现在不像效率角度那么普遍。这家智库就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中国人近年喜欢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的民主,而且由党来挑选最佳领导人可以避免出现某些国家那样“投票选择脱欧或选上唐纳德·特朗普或走向极左或极右”。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一些知道如何掌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陆克说。但是近来随着经济放缓、新冠防疫政策受指责和党内领导层出现突然的、未加解释的人事变动,中国的体制似乎显得比较脆弱。“我们的民主不完美,但至少我们有透明度,”他说。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完全没有”。

中国人和像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这样的知名亚洲知识分子经常指责他们的批评者把人权问题当武器,假装在论证自由和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运作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这一看法目前在全球南方得到了更多支持。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全球南方认为应该摒弃当下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多边全球秩序,转向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要承认世界已经改变,新的势力已经崛起。

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不满,穷国被迫承受更高的食物和能源价格。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尔·梅农在2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许多发展中国家怀着疏远和愤恨的情绪,在它们看来,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对抗背离了那些紧迫的问题,如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的影响。”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近日决定邀请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六个新成员加入,充分体现了这种不满情绪之强烈。其核心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尤其是让华盛顿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施展巨大影响力的美元。

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看来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这六个国家加入后,该组织将包括37亿人口,占了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将大幅减少——这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引入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来共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

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财力上都相对较弱,但它们认为自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反对西方对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认知。

“许多发展中国家踊跃加入金砖的现象,不只是体现了中国的价值中立全球化的吸引力,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没能建立起一个更包容的国际秩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牛犇(Neil Thomas)在邮件中说。

欧洲议会议员、中国专家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说,“中国的主导地位会增强,金砖国家会成为一个明显倾向于专制的组织,”并且“越来越针锋相对”。

他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扩张对美国和欧盟“构成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向贫穷的、发展中的国家证明,欧洲想成为一个可信、可靠、公平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金砖上。”

保卫民主联盟的梭顿说,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有鲜明分野的时期,不过“我们这样的老民主政体僵化了”,她说,这里指的是北美和西欧的民主国家。“它们没有创新;它们固守几百年前的做法与过程,而守护权力的政党”越来越无法代表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莫西看来,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在今天引起的共鸣要尖锐许多。

“民主的危机让这个话题变得格外热门,尤其是美国,”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陷入两极和对立,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但都不至于像你们那样。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这对欧洲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振作起来的机遇。我们别无选择。”


谢选骏指出:“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这是一个大大缩限的说法,在我看来,德国更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此外还有西班牙、希腊……等一大堆欧洲国家。至于亚洲,日本、印度、新加披、韩国、台湾,皆此类也。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一种观念,一种时髦,也就是说,都是人们设想出来的,是“思想主权”的产物——它终将败于时间的历程吗?是的。因为思想主权不会睡觉,而导致种种思潮日新不已。所以我说普世价值终将败于时间的历程。但是,普世价值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人类热爱自由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专制独裁也持久不了——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谢选骏:忽必烈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



《蒙古帝国是一个中华王朝?错!忽必烈的野心是要建立世界联邦中心》(第一财经APP2017-07-27 杉山正明)报道: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不愿意把蒙古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正如不愿意把自己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东亚文明就是中国文明,无法否认。具体到忽必烈,他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他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秦嬴政;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第一期中国文明。希望第三期中国文明能够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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