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犹太人与迦太基——两个闪族亡国奴合并在罗马帝国

《专访桑德：虚构的犹太人，与被锡安主义建构出的巴勒斯坦人》（采访/李丹2021-05-27 澎湃新闻）报道：

从5月初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街区六户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殖民者赶出家门，再到斋月期间清真寺的礼拜者被以色列警察袭击，接下来是发生在加沙的空袭所带来的上百平民伤亡——其中一多半是孩子；近一个月巴勒斯坦人的遭遇，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5月21日传来了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的新闻。然而，几小时后，再度传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遭遇以色列军方袭击的消息。而后来的几天，是以色列警方对以色列境内参与抗争的巴勒斯坦人的大批量抓捕。

施罗默·桑德，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他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出版后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和激烈的争论。桑德教授一直的工作都是在解构作为锡安主义基石的“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土地”的神话，他指出，犹太人绝不具有生物基因上的延续性，它的“蔓延”其实是一个外族不断皈依犹太教的过程，而这往往是被犹太历史学家忽视的。所以，他一直斗争的，是“生物-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的观念。

这篇采访发生在谢赫贾拉街区的驱逐、加沙的新一轮血腥轰炸、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激烈抗议之后。这次事件，在生活在以色列的桑德看来，尤其引人瞩目的，不是谢赫贾拉和加沙，而是以色列境内拥有公民权的阿拉伯人激烈的反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犹太化（Judaization），似乎以色列不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所有公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国家，而是一个全世界犹太人的国家。正是因为国家的持续犹太化，这些拥有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尽管经济位置在提升，却无法再忍受以色列的建制。桑德担忧，如果继续下去，以色列将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他指出，建立一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联盟的公民民主的以色列是那里唯一的出路。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表明犹太人并不真的是一个“民族”，可能来自不同民族。而占世界犹太人多数的东欧、俄罗斯犹太人，与其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事实上血统可能和匈人、维吾尔人、马扎尔人更接近。讽刺的是，巴勒斯坦人倒可能是世居此地的古犹太人的后代。今天人们觉得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过基于想象，而当代政治不仅在重复这些神话，甚至不停地强化和重新发明着它们，您认为知识分子的解构有改变现实政治的可能吗？

桑德：有两个神话。一个是犹太人的神话，一个是以色列土地的神话，这两个神话是锡安主义（Zionism，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本文统一使用锡安主义）的基石。第一个神话带来很强的边界，关于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的定义是很强的，你必须由犹太母亲所生，或者根据犹太宗教法皈依了犹太教。第二个神话则没有边界，以色列从未有固定的边界，从一开始就是如此。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开始把那里定义为以色列土地。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土地的概念基于《圣经》，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于《圣经》中。

把以色列土地作为家乡（homeland）来自于“犹太性”。事实上对于犹太人来说，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是圣地（holy land），而不是家乡（homeland），他们以前从未想过“回归”，那是有悖于信仰、有悖于神的。我爷爷的父亲在20世纪初来到了耶路撒冷，为的是被埋在这里，而不是生活在这里。他是个很虔诚的人。犹太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只是为了死在这里。我父亲告诉了我这个故事，那时是1967年，我是一个士兵，正在耶路撒冷战斗……

我不认为书和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能改变世界，但当世界改变时，当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时，会需要新的知识。我不知道这些书在将来会被认为更好或更坏，当人们发现现在的所作所为无法带来解决方案时，会寻找不同的知识。这是我一直写书的原因。 

澎湃新闻：自您的书出版以来，在大众和知识分子中分别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桑德：我最近想，等我死后，媒体的标题会是《〈虚构的犹太民族〉的作者昨天去世了》，这不是一个好标题。开玩笑。

由“三辉”引进的，桑德的以色列三部曲

我的书在以色列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上榜了19周，很多人读了这些书，这不意味着人们接受了这些观念，只是说它在以色列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是边缘的。这些书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那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都来读了。2008最初出版时，我在各个地方收到了成百上千的来信，写信的都是自认为犹太人的人。顺便说，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信的一部分出版成一本书。我的书在以色列和欧洲都不是边缘的，但在美国还不够在场（present），而美国的犹太社群在改变对锡安主义国家的态度上是发挥重要作用的。

第一本书出版后我很惊讶很多人读，因为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很难理解书的影响。书在伦敦出版后，霍布斯鲍姆说，“书不能改变世界，但如果说有一本书能改变一些事情，那就是施罗默·桑德的书。”我不确定能不能改变，我对他的表达受宠若惊。

7年前，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个很老的美国犹太人的来信，他说自己是搞心理学的，在80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是我的书，他说，“如果你的书早出版40年，我会有少得多的顾客”……你知道，做一个犹太人和把自己定义为犹太人带来的复杂性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另一封信是我出版《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之后收到的，来自一个巴黎的女士，她是原籍北非的犹太人，说自己在房地产中介工作，买卖房地产，没读过很多书。有一天她走过街道橱窗看到了这本书，书的标题让她震惊，便买了下来。她离婚了，有一个孩子，爱上了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非犹太人，她害怕走向他，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而她自己受的都是传统的犹太教育。读了这本书后，她决定和他在一起了。

这是我继续写书的原因。

特别是去年，很多左翼锡安主义者开始理解犹太民主（Jewish democracy）和公民民主（civic democracy）的区别，现在有更多人理解我的意思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恨我。

最近我写了一本很短的书，关于反犹主义、犹太恐惧症的历史，有了希伯来语版和法语版，刚交付给一家英语出版社，标题是《想象种族》（Imagine race）。我试图说明，反犹主义的来源是基督教。在反犹主义之前，是基督教憎恨犹太人，一直到1960年代。今天你能找到反犹主义，但它不是一个政治力量……

澎湃新闻：您说在最近的事件中，令人惊讶的是发生在以色列城市的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和叛乱。他们是在以色列国拥有公民身份并享有一定政治平等的人，以前一直扮演体力劳动者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角色，但近年来越来越占据医院、药店和大学的职位。在可以看到以色列社会融合和社会经济进步的迹象之际，却诞生了广泛的暴力叛乱。

桑德：在以色列，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向很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左翼锡安主义者表明，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犹太国家而不是以色列国家，是以色列未来的问题之一。有大量的阿拉伯以色利人（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裔）参与了反抗运动，这是非常强的运动，很多孩子参与。这就不仅仅是右翼和政府的问题了，而是有更深层的问题。

如果国家是“犹太化”的，那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因为以色列社会只有75%是犹太人，其他都是非犹太人，其中4%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如果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视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将使以色列更弱且处于危险的境地，危险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我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也第一次得到了大量的正面来信和反馈，赞同以色列不应是犹太化的了。过去我一直被视为是反锡安主义的。

澎湃新闻：这也是我想问你您的。我们都知道锡安主义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诞下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犹太左翼对其有很多评判，他们反对两国方案和建立单一犹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左翼，您在什么意义上说您不是反锡安主义者？

桑德：当我年轻时，我把自己看作反锡安主义者（anti-Zionist）。后来1970年代作为学生去了法国，发现很多人因为“反锡安主义”这个标签，把我混同为了我不是的东西。当时法国很多毛主义者，他们因为这个标签所以认为我想要毁灭以色列。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差别，我不认为以色列需要被摧毁。首先，在现实上不太可能，因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次，我要的是以色列“去锡安主义化”（dezionization），而不是它的毁灭，是把以色列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我开始把自己定义为“非锡安主义者”（non-Zionist），后来变为了“后锡安主义者”（post-Zionist）。哈马斯想毁灭以色列，但在现实层面上，以色列拥有强大的武器，毁灭以色列要毁灭整个中东。

从一开始，锡安主义不仅仅建立在殖民的概念上，也建立在软的种族主义概念上。我从未是锡安主义者。承认以色列国家不意味着承认一个锡安主义国家。我认为锡安主义恰恰从反犹主义中汲取了很多，在锡安主义中，很多对“犹太性”的定义来自反犹主义。比起“反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和犹太恐惧症、反犹主义更近。

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都把犹太社群中的犹太人视为有生物遗传意义上的特殊性。他们相信犹太人有共同的基因，还一直在生物学上寻找什么是犹太人基因。内塔尼亚胡相信犹太人是一个遗传的定义。我想说的是，看看上一次犹太人被当作一个种族时，结局有多坏。当人们试图用生物-族性-遗传定义时，不仅会带来冲突，而且会以灾难收场。事实上，官方的锡安主义并不能用基因发现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

澎湃新闻：您的书中说，犹太人的“蔓延”其实是一个外族不断皈依犹太教的过程，而这往往是被犹太历史学家忽视的。

桑德：是的我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特别混杂的族群。

如果你来过以色列，会立刻看到大家的来源多么不同。而也门犹太人和也门穆斯林长得是一样的。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三年前我住院，照看我的护士是一个非洲裔的年轻女士，我和她聊起天，问她怎么回家之类的，她说她住在占领区，但她不使用“占领区”这个词，而是使用朱迪亚、撒马利亚这些词。我问她为什么住在那里，她说她出生在那里，她的父母来自埃塞俄比亚。关于出身的问题，她的说法是女王2000年前拜访了所罗门国王，回到埃塞俄比亚后，生下了很多犹太人。她相信她是所罗门的后代，只是非洲的阳光使她变黑了。我听了觉得难过，我看着她说，2000年的阳光也不足以把人变黑呀，她不信……现在这样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犹太人有同一个生物上的来源。

犹太人的神话来自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被罗马人驱逐的传说。当年我试图寻找关于罗马人驱逐行动的书，结果一本都找不到。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这让我震惊。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人们从未被驱逐。这是我对锡安主义的所有解构的出发点。

当我走在特拉维夫街头，能看到这么多人在生理外表上如此不同。我觉得混杂使人更好看，这是我作为一个生活在此的居民而非专家的看法。

我必须和生物-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观念做斗争，不仅是为了历史学，更是为了我的孙辈。我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他们很难继续生活在中东。作为一个假民族国家，我不觉得以色列能存在很长时间。你可以拥有很多武器，但这不是内部的。这不仅是殖民的问题，还是内部问题。

澎湃新闻：当您说自己是“后锡安主义者”（post-Zionist），该怎么理解这个“后”（post）？

桑德：有时我说自己是后锡安主义者，意思是我接受锡安主义的某些产品。英国殖民主义带来了以色列，锡安主义创造了这里的殖民主义。以色列国家是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肩膀上的，我们偷窃了土地，正如美国人偷窃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可是他们创造了你无法完全改变的现实。我不能要求毁灭掉以色列，即使它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我想改变这个国家，我想创造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联盟（confederation）。我还是倾向于把自己定义为“非锡安主义者”（non-Zionist）。

澎湃新闻：在您的书中，您批评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犹太化（Judaization），似乎以色列不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所有公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国家，而是一个全世界犹太人的国家，政府一直在加强给所谓传统的民族宗教机构的资金，相比之下人文和科学教育被牺牲掉。最近几年的情况如何？

桑德：我认为犹太化不是一个对的词。我可以说政府越来越锡安主义，因为比如很多在纽约、在巴黎的犹太人是反锡安主义的，在我看来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我爷爷是犹太人，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我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你也是对的，这种犹太化是一种国家的锡安主义化。

1967占领后，占领区的犹太社区中使得机构、教育变得犹太民族中心主义。左翼锡安主义变得非常弱。我认为在1967的十年后，左翼锡安主义已经终结了。左翼锡安主义一直是把自己展示为国际主义、普世主义的。右翼锡安主义没有这种复杂性，自此变得越来越民族中心主义。因为民族是一个神话，所以我们不用犹太化这个词。从权力的感知（sensibility）的角度来看，人们变得更“犹太”多了，你能看到越来越多人戴小帽子基帕（kippah），在电视上也是。这样的犹太化是危险的。

过去的两周的危机是很严重的。国家的、教育系统、传媒系统中的民族化，使得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人。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强的冲突发生在以色列的城市，以色列境内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剧烈地反抗警察和殖民者，以血腥结束。原因很简单，国家越来越“犹太”。

托克维尔认为，当没有任何权利时，人们不去想权利，但当更平等后，对权利的欲望会更强。他谈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不是由于革命前的不平等，相反，说明事情在发生变化了。如果人们在进步，对平等的渴望会更多。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智识上已经如此强大，他们无法接受犹太人的规则了。我恐怕以色列的未来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如果我们无法建设成加拿大、比利时、瑞士那样多语言的民主国家，我们会变成南斯拉夫。

澎湃新闻：您担心将有不同族裔间的血腥战争？

桑德：已经开始了。上个星期在特拉维夫、在雅法、在阿卡、在海法，所有这些族裔混杂的城市都充满了暴力。这是第一次。这让我想起了当年黑豹党用暴力争取将白人的民主变成所有人的民主的时代。当然今天还没完成。

加沙的事不令人惊讶，阿克萨清真寺的事不令人惊讶，谢赫贾拉的事令人惊讶是因为它的愚蠢（让人们从被偷窃的土地上搬出去），而那些反抗是第一次出现的，第一次看到阿拉伯以色列人如此强的暴力。这是发生在以色列内部的最重要的事情。

阿拉伯以色列人厌倦了所有这些以色列政治，我不认为年轻人在下一次选举时将去投票，他们厌倦了以色列建制。他们也不会为共产党投票，他们变成极端多了。

前天以色列的左翼在特拉维夫组织了一场游行，为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团结。我生病了没有去，我的朋友去了，说在游行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犹太人，惊讶的是没有很多阿拉伯人，即便共产党的阿拉伯领导人在那里讲话。也许阿拉伯以色列人害怕去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周前警察在对抗中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硬，很多人现在还在监狱里。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以色列共产党？

桑德：我为他们投票，因为他们是现在以色列唯一的非锡安主义力量，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从1967年开始反对占领。他们针对最近发生的事件采取了行动，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认同的政党。但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年轻时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我今天仍然是左翼，我在政治上是自由派，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我反对资本主义，但我不赞成任何民族主义。

澎湃新闻：您不赞成以色列人的回归法（给所有被认定为犹太人的人公民身份），同时也不赞成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您的书一直在说明，以色列人的回归权建立在一个虚构上。可巴勒斯坦人几十年前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两边都放弃回归权，这公平吗？

桑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主题。我不反对回归权，我也不赞成。如果不考虑“浩劫”（Nakba），就无法解决问题，不理解以色列建立在难民的土地的基础上，这里就不会有进步可言。但是作为锡安主义回归法的反对者，我也很难接受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加沙，伤痛，伤痛，无法建立起新的生活。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回归权是正义的，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说的是五百万人，如果给五百万人回归权，以色列社会、文化、语言不会接受。在黎巴嫩、约旦、加沙的难民营告诉孩子有一天会回到过去的家、过去的土地，这样的教育会有糟糕的下场。这是一种幻象。我不相信他们能大规模地返回原来的土地。这是为什么我对回归权的问题非常犹豫。但我觉得必须为1948年发生的事进行偿还，去承认，接受部分难民。我希望每个以色列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家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

此外还有涉及到另一个问题。1948年以色列摧毁了阿拉伯人，但我不认为70年前被摧毁的阿拉伯人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我驳斥2000年前犹太人（Jewish people）存在，同时我也驳斥70年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people）存在，我指的是“人”（people）而不是“人口”（population）。如果1948年有巴勒斯坦人这种民族意识存在，我认为锡安主义就不会成功。

很多巴勒斯坦人不喜欢我这种立场，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存在了200年了。不，我认为锡安主义在此创造了两种人，以色列人，还有巴勒斯坦人。锡安主义用剧场、电影院、诗歌、日常生活创造了民族上的以色列人，还创造出了巴勒斯坦民族意识。如果当年就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不可能被建立起来。

我的朋友——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1964写了一首很重要的诗，标题是《写下来，我是一个阿拉伯人》，这首诗对中东阿拉伯人非常重要。如果这首诗晚十年，它的标题将是《写下来，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1964年，主要的意识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阿拉伯人。

澎湃新闻：是“阿拉伯人”还是“穆斯林”？

桑德：对，对于大众来说也许是阿拉伯人也许是穆斯林，但对于上层阶层来说，是阿拉伯人。想想埃及和叙利亚破裂之前的纳赛尔主义（注：泛阿主义），中东的许多努力都是构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后来才慢慢发展出巴勒斯坦人意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在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写这首诗的那年建立的。今天肯定有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我不认为伍迪·艾伦属于犹太人。他不会希伯来语，也不生活在这，他不属于我的人民。

在英国一所大学，听众主要是阿拉伯人，我试图说服他们有以色列人，甚至以色列民族。他们对我非常生气，我说：你们尽可以叫以色列人烂人，但是的确存在以色列人。后来伦敦的一个犹太杂志发文：桑德教授说以色列人是烂人……当然，这样不完全是错的。我们表现得像以前恨我们的那些人。

再说几句宗教。我反对一切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我支持欧洲的穆斯林工人，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饱受折磨。

澎湃新闻：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您对现实政治感到悲观吗？

桑德：我是悲观的，但不是宿命论的。在今天的情况下，我无法乐观，国际主义、普世主义越来越少了。三十四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相信世界会变成普世主义的，这是一个错误。总之，如果封闭在民族主义里，这个世界不会有好下场。这是我斗争的动机。

谢选骏指出：桑德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伪概念，是虚构出来的，犹太人并不像一般以为的那样，是从《旧约圣经》里所说的时代起就成为一个民族了。所有的“民族”都是后人给出的一种叙事，服务于当前的目的。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需要动员各地的犹太人前去巴勒斯坦时，他们就创建了这一叙事，并宣称这是“回归故土”。但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当初犹太人并不存在流亡这回事，所以自然也就谈不上回归了。结果，他们只是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事实恰恰相反，巴勒斯坦人才是这片土地上的犹太祖先真正的后裔。

桑德在绪论里引用了这么一句话，“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桑德想告诉我们，所谓的“民族”都是事后制造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让一群人之间产生情感纽带，让每一个成员都觉得跟别人来自同一个祖先，从而产生归属感，进而愿意留在这个群体里并为它效力。

如果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民族，他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呢？桑德说，那是因为他们信同样的宗教——犹太教。在两三千年前，宗教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也正是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比较有文化，最有头脑，语言能力最强，他们会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一种“我们”的观念，告诉所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桑德告诉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近两千年里，并没有多少人把《旧约圣经》当作完全、纯粹的历史来看。即便是犹太人读圣经，讲圣经，根据圣经来崇拜上帝，《旧约圣经》也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神话的宗教文本，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但后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有一些欧洲的犹太知识精英认为，犹太人必须结束没有土地、没有国家的日子，否则早晚要灭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犹太复国主义”，其目的就是动员全世界的犹太人，一起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很多工作，告诉当时那些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巴勒斯坦的确是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且，他们祖先则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人从这片土地上彻底流放了出去，自此再也没有大规模地回去过，只能一代代人心心念念地向往故地，不停地缅怀他们祖先创建的伟大的耶路撒冷。而公元70年的这段历史，并不是纯粹的故事，它是有记载的，主要依据就是公元1世纪由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写的《犹太战争》一书。

但是，施罗默·桑德指出，虽然公元70年确实发生过罗马人镇压犹太人的战争，但古代犹太人被从祖先的土地上流放出去，这又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流放”这个概念，和“犹太民族”这个概念一样，也是虚构的，因为罗马人从未流放过所有被征服的民众。

对此，桑德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以那个年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而言，放逐所有被征服的民众，让种地人口和纳税人口大大减少，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无利可图的。其次，罗马统治者有条件血腥镇压反抗者，却缺乏放逐所有被征服民众的条件，因为他们没有现代世界可以使用的卡车、火车或大型战舰。

还有就是，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作为历史资料，是有很多疑点的。约瑟夫斯生活在两千年前，是犹太人被罗马人镇压时的幸存者，后来生活在罗马帝国，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解清楚当时犹太人的整体情况的呢？他的数据很多都是夸大的。比如，约瑟夫斯说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一百万人被罗马人杀害，桑德指出这不可能，他引用考古资料，说明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过六到七万。最重要的是，即便是约瑟夫斯，他那么热情地描写犹太人被镇压的惨烈，也没有说到罗马人流放了犹太人。

如果犹太人并没有被流放，被彻底赶走，那么在两千年前，那些住在祖先土地上的犹太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前面已经说了，犹太民族不存在，但犹太教是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信了这种宗教，他就成了犹太人。因此桑德引用了众多资料证明，当年的犹太人没有被赶到其他地方，但为了生存，他们会改信其他宗教。在公元后的三四百年间，基督教正在兴起，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因此有一些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

再后来，人类历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公元638年到公元643年间，伊斯兰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然后发生了什么？桑德说，由于犹太人在伊斯兰的势力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宽容的对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

在我看来，桑德虽然从种族观点解构了“犹太人”，但未能解构宗教意义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教族”，而不是“民族”，更不是“种族”。

例如，既然犹太人未被全面驱逐，那么在罗马帝国突然出现的大量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桑德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因为他所说的“匈人、维吾尔人、马扎尔人”都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才进入欧洲腹地的。而且这些民族的习性都不是经商的完全不同于犹太人。

那么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这是由于，犹太人与迦太基人这两个闪族亡国奴合并在罗马帝国所造成的。

这是给予下列思考——

1、迦太基人的去向成谜，其实答案就在于他们融入了犹太人社区。

2、犹太人的经商才能并非来自耶路撒冷，而是来自迦太基人的加入。

[附录]

《虚构的犹太民族》目录

英文版序言

绪论：记忆的重负

迁移中的身份

建构的记忆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专业词汇：“人民”和族群

民族：界限和定义

从意识形态到认同

从族群神话到公民意象

作为民族“君主”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犹太历史的早期形成历程

作为神话与历史混合史学的《旧约圣经》

种族和民族

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来自东方的原型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一位在西方的族群主义者的表演

在耶路撒冷修史的最初诸阶段

政治与考古学

世俗事务反对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

作为隐喻的《圣经》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公元70年被放逐的“民族”

无驱逐的流亡——模糊状态下的历史

违反意志，从祖地迁出的民族

“万族都要流归于它”

哈斯蒙王朝成员将犹太教强加给他们的邻人

罗马阴影下的犹太化

拉比的犹太教如何看待改宗

朱迪亚犹太人的可悲命运

记住和忘却“国土的民族”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阿拉伯福地：改宗的希米亚王国

腓尼基人和柏柏尔人：神秘的卡希珊女王

犹太人的卡根们？在东方兴起的一个奇异帝国

卡扎尔人与犹太教：一个长久的爱情事件？

现代研究探索了卡扎尔人的过去

费解之事：东欧犹太人的起源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犹太复国主义与遗传性

科学的玩偶和种族主义者的驼子

建立一个族群国家

“犹太人的和民主的”——一个逆喻

全球化时代的族群统治

后记：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与迦太基人两个闪族亡国奴合并在罗马帝国，就像大量中东地区的闪族合并于阿拉伯人了。

谢选骏：以色列沿袭俄罗斯和共产党的做法——哈马斯也同样如此

《以巴冲突：王毅首度批评以色列 中国立场背后的历史沿革与政治考量》（BBC 2023年10月17日）报道：

新闻图片捕捉到了巴以冲突中以色列铁穹拦截哈马斯火箭弹的一些画面。

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批评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并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王毅在第二天与土耳其外长的通话中，还进一步表示，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长期遭到搁置，生存权长期不能落实，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这种历史不公应当尽快结束。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公道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身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

王毅还特地提到“两国方案”，即按照1967年之前的巴以双方领土独立建国。中国和美国都表态支持该方案，但在巴以内部都有不同意见。以色列驻华使馆在袭击后表示，期待中国会对哈马斯进行更强烈的谴责，鉴于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现在不是呼吁"两国方案"的时候。

中国外长王毅称，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承接了几代人的痛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两国方案”，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

他表示，“两国方案”完全落地，中东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也才能获得持久的安全。推进“两国方案”的正确路径是尽快恢复和谈，各类促和机制都要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冲突中呼吁中国表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以色列和美国都希望中国谴责哈马斯此次袭击行为，但中国表态一直比较中立。

随着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反攻，中国的立场也被指开始偏向阿拉伯阵营，王毅上述讲话是中国首次公开批评以色列。

为何中国在巴以冲突中如此选择？中国对巴以两国的站位背后有哪些历史沿革和政治考量？

中国与巴勒斯坦

中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可以形容为“政热经冷”。

在中国的官方语境，对于两国关系的描述，定位颇高——“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并承认巴解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

1964年五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第二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中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宣布与巴勒斯坦建交。

考虑到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人口规模，中国与其经济联系有限，即便在经历了2022年的大幅增长后，依然只有1.58亿美元，而且几乎是中国向巴勒斯坦的单方面出口，中国从巴勒斯坦的进口额仅为1.9万美元。

与这样的经济联系不匹配的是，两国的政治互访极为频繁，在习近平主政后，从外交部长到国家副主席，不同层级的中国官员六次出访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官员来华更为频繁，其总统阿巴斯自2005年以来五次访华，其中三次是在习近平上台后。此外2020年疫情时阿巴斯和习近平通电话，2022年两人还在沙特见面。

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阿巴斯访华，并且宣布提高两国关系层级，至战略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斯此次访华，在中国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表态支持，比如在新疆问题上，阿巴斯明确表示，新疆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和反分裂。他反对西方国家以新疆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目前实际一分为二——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该国的合法政府，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并放弃恐怖主义，阿巴斯任总统，目前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地区。中国主要交往的是该政府。

2007年时，另一个组织哈马斯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哈马斯曾经的宗旨是武力消灭以色列，但在2017年改口接受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独立巴勒斯坦国”。该组织被英美欧盟等列为“恐怖组织”，此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也是哈马斯。

中国与哈马斯交往有限，2014年，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曾在卡塔尔多哈会见时任哈马斯最高领导人马沙勒。

与巴勒斯坦不同，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政治上若即若离，经济文化上如火如荼。

首先以色列对中国有特殊的好感——在1933年至1941年期间，逾2万无国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逃往了上海，得以幸存。

这份历史渊源，使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承认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东首个承认中国的国家，然后很快中国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中国没有进一步承认以色列。

直到冷战结束，1992年，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访华，同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互访频繁，直到2017年3月内塔尼亚胡总理访华时，两国确认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一表述在中国外交场上首次出现，从同时公布的公报来看，两国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和医疗，以及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在政治上则“加强沟通”。

经济上，中国和以色列确实互补性强。2022年，双边贸易额255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其中中方出口额165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进口额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是以色列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对中国有何影响？

从舆论到专家，似乎都认为巴以冲突升级，对中国利大于弊。

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向BBC表示，此次巴以冲突会进一步破坏全球化环境，继而对中国的外部政经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将增加中国市场对于资本和企业的吸引力。

安邦智库将国际争端分为“明线”和“暗线”两条战线——“明线”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暗线”则是美国及盟友对中国的遏制。

如果“明线”牵扯了美国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那么对于“暗线”对手中国的压力可能会减少。这将有利于中美改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腾出更多精力应对国内发展问题和经济金融风险。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莫特也曾致力于建立与中国的更紧密商贸关系。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治考量？

在政治上，中国长期将自身定义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第三世界”的理念，践行团结“亚非拉兄弟”的外交理念。

从政治利益出发，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欧美发达国家，深度嵌入西方的政治体系、话语体系、国际治理体系，中国很难在西方固有体系中取得领导地位。

因此中国总体上选择发展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经常说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第三世界、亚非拉等概念在中国耳熟能详。

这一基础有其历史沿革，在1955年第一届亚非会议（在中国也称为“万隆会议”上），9个阿拉伯国家出席，当时与他们剑拔弩张的以色列则未获邀请，这次会议在外交领域成果斐然，其中成果之一也包括“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金砖五国、亚开行等国际组织，都是中国通过“发展中国家”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努力。

回到这次巴以冲突，巴勒斯坦身后是整个阿拉伯各国，在中国追求多极化秩序中颇为重要，比如“金砖五国”机制“扩容”，不久前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是中国努力的结果。而新加入的六国中就有四个阿拉伯国家。

“再看以色列背后则是英美，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智库人士表示，长久以来中国都希望建立一种“介入更少”的国际体系，使一个主权政府不必屈从于其他国家对于人权的定义。中国经常说“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都是基于这一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主权优先”，而非“人权优先”，这与很多不喜欢美式体系的阿拉伯国家不谋而合。

“还有一点基于内政，中国有3000万穆斯林人口，尤其在新疆，还有分离主义，如果中国跟穆斯林世界闹僵，那么这些分离势力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得多。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穆斯林国家支持新疆的分离势力，就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偏袒’穆斯林国家的结果，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国内问题。”

上述人士称，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巴以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影响力强的大国；其次，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埃及、沙特等域内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主要国家；最后，中国离中东较远，不易与域内国家产生战略冲突。

谢选骏指出：为何“从舆论到专家，似乎都认为巴以冲突升级，对中国利大于弊”？因为以色列实际上沿袭了俄罗斯和共产党的做法，哈马斯也同样如此——这俩冤家无论谁赢了，都是黄俄的胜算；所以共产党中国两边押注，自以为不会亏损。

谢选骏：犹太人和黑人一样都成了名牌标签

《美國兩大國會議員醜聞 駭人聽聞》（社論 2023-10-18 02:00 ET）报道：

美國參眾兩院兩位國會議員近期鬧出貪腐醜聞，案情讓人匪夷所思，印證政客腐敗，制度無力制約，也旁證臉皮夠厚的人果然天下無敵。兩件貪腐案都由司法偵辦中，但對他們是否該請辭以謝選民的壓力，兩人都堅決不辭，對民主法治的美國著實諷刺。

第一件是紐約國會第三選區眾議員桑托斯(George Santos)，他2021年初就職不久，紐約時報調查後揭發他血統、學歷、經歷等造假。桑托斯謊稱曾在花旗、高盛等華爾街精英公司任職，自稱獲勃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金融經濟學學士，但花旗、高盛都沒有他的服務紀錄；勃魯克學院也否認桑托斯是校友。

桑托斯競選期間謊稱有猶太血統，祖父曾逃離烏克蘭對猶太人的迫害，定居比利時，自稱是「驕傲的美國猶太人」，結果都是虛構，他後來承認造假，但堅拒辭職。

法院紀錄顯示，他2014年至2017年欠租三次被房東驅逐。申報競選資金75萬元來自自家企業，但他開設的唯一公司2021年春才營運，2020年申報紀錄顯示，他名下沒有資產、年薪5.5萬元，無法解釋大筆競選資金來源。他還被指違反競選財務法、聯邦利益衝突法，盜取捐給退伍軍人瀕死愛犬的善款、策畫信用卡欺詐等。兩黨議員都批評他背叛選民、毫無誠信，要求他辭職，桑托斯拒絕，還宣布2024年將競選連任，「奪回我們的國家，讓紐約恢復偉大」。

司法部5月間指控桑托斯向眾院作重大虛假陳述、電匯欺詐、洗錢、盜竊公共資產等13項罪名，日前再追加10項指控。他被捕後以50萬元交保，依舊在眾院上竄下跳。離譜行徑包括將2萬5000元政治捐款轉入私人帳戶，購買名牌服裝、清償債務等。2020年2月，他擔任佛州一家投資公司區域總監，年薪12萬元，卻在同年3月至次年4月，違法申領聯邦失業救濟金，詐領2萬4000多元。

眾院前議長麥卡錫不願發動全院投票驅逐桑托斯，可能因憲法未禁止受刑事起訴或定罪的人出任國會議員，除非涉憲法第14修正案犯下叛國行為，何況眾院共和黨只占微弱多數，不願少去一票。桑托斯依然留在國會殿堂行使職權，制度無力取締詐騙腐敗議員，玷汙政壇本該有的清廉乾淨形象。

第二件案例，是民主黨新澤西州選出的古巴裔聯邦參議員、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Bob Menendez)，也是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多次提出「台灣政策法」等友台法案，月前被檢方查出涉嫌收取三名商人賄賂，利用權勢圖利埃及政府和三名商人、干預美國對埃及援助、私下對埃及官員透露軍事等非公開資訊。

梅南德茲家中被搜出近50萬元現金，還有價值10萬元的金條，藏在衣櫥、衣服內和保險櫃中；他曾上網搜尋，一公斤金條值多少錢被掌握。69歲的梅南德茲2017年曾被控收賄，陪審團無法達成有罪共識，檢方撤銷指控。2006年他也被調查，但未起訴。他讓妻子擔任白手套，利用權勢影響美國援助埃及金額，收賄為三名商人在埃及的生意保駕護航。

參院民主黨團要求梅南德茲暫辭外委會主席，等官司確定再復職，並未要他請辭。他也強調不辭職，明年將競選連任。參院同僚護短，固然是因任何人被判有罪前，概屬無辜，但同樣顯露制度和人情廻護貪腐，民主黨在參院僅以51：49領先，不願少去珍貴一席。梅南德茲太太未依法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卻為埃及遊說，和川普幾件違法官司一樣，都在考驗司法威信和公信力。

兩件貪瀆案都待司法判定，卻是冰山一角。兩黨近年尖銳對立，黨派之爭決定了是非和道德標準，法治或法律常為政治現實低頭。政治兩極化使國會失去折衝妥協能力，兩黨分別被自由進步派或強硬保守派挾持，忘卻國家利益和民主是妥協的藝術，只看到兩黨各自的政治正確，是非標準淪喪，議員藉權弄勢犯罪變成「小事」。

回顧聯邦政府十餘次關門，再從更遠的柯林頓在白宮與女實習生搞緋聞，川普濫言無忌，煽動民粹等都在挑戰法律或制度慣例，總統、國會議員踐踏法治，選民除了憤怒，只能等待他們任期屆滿，還有近半數選民為他們撐腰叫好。這些惡例一次次拆毀建國先賢們創立的民主憲政，拉低道德倫理底限，讓美國蒙羞，更讓獨裁者振振有詞、自詡有制度優勢。美國民主衰敗沉淪，不知何時才能走回頭。

谢选骏指出：现在美国，犹太人和黑人一样，都成了名牌标签！于是才会有人冒充犹太人甚至黑人，到处招摇撞骗。

谢选骏：河南人说，饥荒时节就会逼迫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走入山林等死

《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凤凰网读书 2019年10月23日）报道：

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比如只有升上太空，你才会看清地球是圆的。 或者说，只有跳出庐山之外，你才能发现庐山的真面目。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 ”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

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张宏杰

01、“弑父精神”与“杀子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有一位国王，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后忍不住乱了一下性，结果生出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国王很害怕，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山里。结果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发现并且养大。长大之后，他和国王在城里狭路相逢。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脾气也很暴，盛怒之下把国王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然后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民众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西方家庭悲剧的源泉

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洛伊德引用，形成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希腊神话中，“弑父”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希腊的神界频繁发生父子冲突，父亲通常会对自己的儿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结果他的儿子克洛诺斯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取代了父亲的统治地位。

克洛诺斯成为神界的主人后并不放心，因为他的父亲死前对他说：“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头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他一口吞下。第六个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出生之后，被母亲用石头调了包，侥幸活了下来。长大后，宙斯把父亲扔出了王宫，自己成为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弑父”的故事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腊社会当时的某种现实。

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情节，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多是“杀子”的传说。

比如尧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干，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不喜欢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毒打他。舜怎么办呢？他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地忍受着；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个人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舜品德高尚，准备重用他。结果瞽叟更不高兴了，他联合自己小妾生的儿子象，要谋杀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顶。舜刚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马抽走梯子，放火烧屋。好在舜把自己头上戴的斗笠当作降落伞使用，然后跳了下来，逃过一死。结果过了两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实实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给活埋了。幸运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他们没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让舜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后来又成了领导。这个今天读起来有点儿怪异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当作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

这两个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极端地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

02、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那么，为什么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弑父而我们是杀子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第二，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非常适合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

希腊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

希腊是个半岛，看希腊地图，给人留下第一个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线之长。除了北部，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

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

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

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

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希腊雕塑歌颂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体，因为希腊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体育运动。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在古代希腊，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经常干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缘纽带断裂后的希腊并非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观念中，灵魂犹如飘忽的影像，不具实体，甚至连思考和说话的功能都没有，无力干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旦获得埋葬或火化，其灵魂即可渡过阴河，进入一去不复返之乡，从此断了还阳的归路。因而，古希腊人对已经安葬，尤其是已经火化的死者的灵魂并没有畏惧感，很少有鬼魂上门造访的故事。”

03、血缘从未断裂，神明已然轰塌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当中，血缘纽带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断了。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古代苏美尔位于两河之间……每一座城市及其卫星城镇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离开来。……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柽柳、柳树和白杨这些并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

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

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

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而苏美尔文化“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

然而，虽然和中国一样属于连续发育的文化，玛雅文化也没有祖先崇拜，只有神灵崇拜。所以，我们看玛雅文化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一样，有着巨大的神庙建筑。中国没有这种与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庙建筑类型，中国的太庙建筑与活人使用的宫殿建筑毫无二致。

因此，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

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

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终追远”“无后为大”。语言学家研究统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350个。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8个词才能表达。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最热评论

彤心 [安徽省网友

哗众取宠的玩意，你中国人吗？你家最近“杀子”了吗？

推荐5/回复/举报2019-10-23 13:07

江南旧梦 [河南省网友]

血缘断裂的那些古国早都灭绝了。而中国还巍然屹立。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杀子”和“雷锋做好事”一样，是人造的典型、树立的榜样，也就是说，这都是生活中极其罕见的，并不可信。

《难以相信 中国发现大量弃老遗迹》（中国国家地理 2009年第09期  黄绍坚 望南）报道 ：

湖北郧县等地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和当地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者黄绍坚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对弃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

据说，湖北十堰市郧县有数百座崖墓，当地人叫做“寄死窑”、“寄死窑”的弃老洞数量更是很难统计。我们的作者、摄影师在汉江流域展开了大范围寻找弃老洞的行动。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所挨刀数竟达3600刀之多。郑鄤所受刑罚之惨烈可谓闻所未闻，而其罪名竟然是“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不孝之名。郑鄤案是崇祯朝的一大冤案，他仗义执言，因言获罪时年仅45岁。其实，研究郑鄤的年谱会发现，郑鄤其实是个孝子，获罪前七年的时间内，郑鄤父母双亡，而其一直尽心守丧。

能够以不孝之名将人陷害，并处以极刑，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孝文化的巨大杀伤力。崇祯以孝闻天下，由此上推一千八百多年，汉文帝刘恒也以仁孝闻名，并以“亲尝汤药”的孝子行为进入了“二十四孝”故事。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游荡于千年之中的孝子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温情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在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孝文化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孝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可怕的习俗：寄死窑，只要年满六十就会被送到这里，任其自生自灭！”我看——这比俄狄浦斯情结如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简直是希腊神话专杀长辈的翻版！

网文《寄死窑》报道：

“寄死窑”又称“自死窑”、“寄死窟”、“老人洞”等。指的是在山壁上或灌木丛中挖掘可容一人大小的洞窟用来寄放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中国民间丧葬习俗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也为广泛流传于亚洲国家的“变弃老为敬老”的类型故事找到了一个依据。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这些山洞用于寄死方式，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孝道历史完全不合。古时也有尊老、敬老传统。

典故简介

寄死窑盐池河境内寄死窑有十几处，其中距离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有两处，一处在盐池湾村叶家垭，距离集镇仅有一华里；另一处在大岭坡村两河口，距离集镇约6公里。据当地人讲，寄死窑是古时候寄放年岁较大的老人的地方。家人把动不了的老人放进寄死窑，送点食物就不管了，基本是让老人在那里自生自灭。寄死窑一般位于较隐蔽险要的悬崖边或悬崖上，选择整块巨大的岩石雕凿而成。窑内一般为长方体空间，宽约1米，长约2米，高约0.8米，可躺2人，窑门窄小而隐蔽。据人类学家研究，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远古时代及至较近年代，由于生产力过于低下，国家或部族认为人过一定年纪后为无用之人，规定将老人都丢弃到荒山野岭，让其活活饿死。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大官之父已到规定岁数，但此人极其孝顺，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生身父亲，就花巨资专门为父亲打造一个窑，把父亲藏起来，每天送吃送喝。一天送饭时，父亲见儿子闷闷不乐，遂问缘由，儿子告诉父亲缘由，原来外邦送来一只巨大的动物，形状似鼠，没有能降服它的动物。外邦要挟皇帝由此称臣。父亲告诉他准备一只九斤半狸猫，必能降服此物。此人按父亲所说，果然化解危机。皇帝问清一切，便觉老人的智慧对社会很有用，取消了以前的规定。

文化底蕴

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川、陕、鄂、豫交界的汉水流域中游及其支流发现了大批古代“寄死窑”，专供到了60岁的老人自我死亡时使用。

与对日本、韩国的弃老山、印度的弃老国一样，学术界先后提出了死亡地说、古老久远说、生存法则说、灾年不得已说、野葬遗留物说、野蛮习俗说、生产力落后说等等。事实上，“寄死窑”风俗的形成和延续，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化程度，并突出而鲜明地折射出汉水流域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与观念。

寄死窑发现

“寄死窑”成对出现

2009年8月，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西河村旁一座小山的半腰，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和几个当地年轻人对鄂西北武当山的民俗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远处看，两眼窑洞形状规整，隐约留有人工痕迹。相距约百米，皆掩藏于灌木草丛之中。其中大一些的高约80公分，宽50公分，深2米左右，窑中潮湿无物，开凿年代不详。洞口开凿得方方正正，洞内平平整整，里面刚好可容一人，可以躺下也可以蹲着。

另一口“寄死窑”洞口大小相同，只是明显要长一些，据曾早一些时间到此考察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学生说，当时他们曾经在洞中躺下测量，刚好有一个大个子的身材那么长。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两口窑洞一个给男人用，一个给女人用。类似的“寄死窑”在该村及邻近著名的“民歌村”吕家河村共有二十多处。整个官山镇发现了大约四十多眼古时遗留下来的“寄死窑”。

弃老习俗

证实“弃老”习俗存在

如果说《斗鼠记》的类型故事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于过去社会历史的一种记忆，那么，至今（指2009年）尚存的“寄死窑”遗址恰与口头传说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斗鼠记》的故事在中国汉族地区迄今（指2009年）发现了十多种异文版本，它的广泛流传和寄死窑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弃老”的‘野蛮’习俗在中国古代确实流行过。它的存在是由古代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求生存需作极艰苦的努力，维持自身生存才能保证族群延续，为此，人们往往“顾生不顾死”，不得不把丧失谋生能力的长者“弃老于野”，或送进“寄死窑”令其自毙。这种习俗在当时不仅不悖情理，在食物匮乏、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原始社会，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

“弃老”的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造成弃老习俗的原因大概有三：在渔猎和采集时代，首先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食物缺乏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没有剩余产品养活精疲力竭的老人；其次当时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很少，老人丧失向大自然索取现成食物的健康体魄后便成了集体的累赘；同时当时人类以氏族为单位，群居野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供养老人的困难。

废除传说

传说大意是说在古时，麇国有个规矩，“老人无用”，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被送到偏远的“寄死窑”里去，家人送饭三天后便不得再管，最终让其冻饿而死，谁也不能违抗这个规矩。

一年，某外国使臣携一硕大如黄牛的“犀鼠”欲同麇国斗鼠，败者向对方称臣纳贡。王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放出凶猛的老虎亦不敌挑战者，举国上下不安。一位农民不忍心送年迈的父亲去寄死窑里受罪，偷偷将老人养在家里。说及斗鼠事，老人告诉儿子：“鼠惧猫，如将一猫养至十三斤半，放出即可击败犀鼠。”此农民听后立刻报告王公，照此办理，果然无敌获胜。这个农民受嘉奖时说出是自己年过六十的父亲献的计策，国王听后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于是下令废除了弃老于“寄死窑”的规矩。

这个关于老人以智慧化解国家难题，从而使尊敬孝养老人的习俗得以确立和普及的类型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很多地区，印度、日本、朝鲜、印尼等亚洲国家也均有同类传说。由印度流传到中国的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有《弃老国缘》的故事，在日本有《弃老山》、《年高智不衰》的传说。

这些故事的情节虽是虚构的，故事中的“难题”也并不一样，但是由老人用智慧化解难题，从而使举国上下认识到“老人有用”，并将“弃老于野”的野蛮习俗转变为“敬老养老”风尚的主题却是一致的。而首次在湖北发现的寄死窑遗址，不仅使这个至今仍有道德伦理教化作用的故事获得了“传说核”，也为研究人类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的演进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材料。

习俗改变年代

世界舆论指出，亚洲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整个亚洲的大家庭中，有着“久负盛名的敬养老人的传统”。至于这种对待老人习俗的大转变发生在什么年代，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武当山地区现存的这些“寄死窑”究竟开凿于何年代？它们是否曾被启用过？又于何年代将其废弃？仍有待于做专门考证。如果能破解这些文化遗迹之谜，或可是研究中国乃至亚洲敬老习俗确立和丧葬习俗演进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现象点评

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古时，弃老、食老是道德的，不弃不食反而是不道德的。尊老、养老是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水平、文明和道德的的标准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遗弃老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老人是个宝的理念深入人心，孝敬老人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最珍视的一种传统美德。

网民嚎叫：

活到60岁就被遗弃，中国历史上是否真这种习俗？

自古以来“孝”字就是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崇祯年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罪名均是不孝，所凌迟的刀数竟然是3600刀。虽然这是个冤案，但是不难从中看出孝在中华文化当中的地位。但是到了60岁被遗弃，这件事可能真的发生过。

谢选骏指出：弃老洞、寄死窑的存在，说明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的说法，实属片面解读、盲人摸象也。实际上，据河南人说，饥荒时节就会逼迫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走入山林等死，以便节约口粮给年轻一代——为了种族繁衍下去，必须牺牲基本人伦。这个时候，敬老爱老的伪装全都死下了！这不是孤立的——最近到处传闻，许多农村的留守老人为了省去子女的麻烦，不惜自杀，为的只是死的时候身边有人给自己送葬！

谢选骏：中国的海洋时代刚刚复苏

 

《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孙隆基）报道：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个"长时期"的综观，看能否整理出一些头绪解释中国今日的处境。千年之交是结这种长阶段总帐的恰当时机，公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风水"是转了，但未来这五百年会否轮流转，我们拭目以视。

只将中国与近代西方比较，仍然有西方中心论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国本身的发展规律并和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还涉及内亚洲与中国有关的千年动态。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较不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1

麦克尼尔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2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直到现代共产党统治为止，国家基本上放弃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3 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免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4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贝图塔(Ibn 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5 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宋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说法，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编织的"民族英雄"谱系里变成先烈，正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交侵底下的受难国家。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可免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两税制"轫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后起的朝代又必须重新执行——如明代的"一条鞭"和清代的"摊丁入亩"，似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循环出现。宋代的文官统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屡受贵族统治的干扰。至于宋代印刷术虽然发达，但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当时或许已有近代"民族"观念的萌芽，但这和近代国家用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塑造"国民"的积极措施还差得很远。

同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欧和俄罗斯文明的婴儿期。在这里，必须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分歧性。

继中华"第一帝国"——秦汉帝国——于公元三世纪崩坏后，中国进入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倒退与恢复时期。此时，华北被落后民族占有，但在他们接受汉化的基础上，中国原有的文化与制度获得进一步发展，种族也被注入新血液。在经历长期分裂、分途发展和民族融合后，隋唐帝国凭大运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础上重建"第二帝国"。至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又趋于解体。这次，分裂时期较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国本部于979统一于宋皇朝。但在上面已经指出：宋代不能构成"第二帝国"的重组或"第三帝国"的韧始，它是中国皇朝史的一个变种，反而有点像近代在列强交侵底下的弱"国"。

罗马帝国崩溃过程近似秦汉帝国，在时间上也接近。秦汉帝国的余绪——晋室，在中原秩序崩溃、五胡武装勃兴的情形下，于317年南迁至建康〔南京〕。罗马帝国则于331年迁都于拜占廷，帝国的东西分化从此不可逆转，而匈奴和日尔曼蛮族大规模的入侵也开始。至476年，西罗马已无君主，西部地区进入长期混乱。至800年，在中国已经过了中唐盛世，法兰克人在西部始有重建"西罗马帝国"的尝试。

这个尝试，促成了西欧文明的诞生。以法兰克人为主的日尔曼民族与罗马教廷合作，在政治上、教义和教仪上逐渐摆脱拜占廷"罗马帝国"的阴影，缔造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则在988才脱离原始宗教，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进入文明阶段。而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西欧与俄罗斯分途发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欧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合拍的是西亚地区。该地区从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政权，从苏末、巴比仑、亚述、波斯、亚力山大、安息，一直到撒散匿(Sassanid)帝国，兴衰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因此不像中国的朝代制度。在中国建立"第二帝国"的时候，西亚也为回教"大食帝国"统一。回教创始人谟罕穆德与唐太宗同时，而大唐与大食在古代社会式微后，各自在它们继承的地域里缔造一个"中古"的综合，其辉煌程度超越"古代"。隋唐发扬了秦汉模式、从中土帝国蜕变为东亚帝国，而大食帝国则是接收和改造了两个地盘：其一是古代最后的一个波斯帝国撒散匿王朝，另一则为罗马帝国的整个南半部，从中东沿北非到伊贝利安半岛。大食无疑问是古波斯的继承者，同时与拜占廷和胚胎期的西欧文明争夺古罗马的继承权。

大唐进入九世纪，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节度使割据，皇帝的废立则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的腐败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处于重重矛盾中的唐室在907年灭亡。大食帝国进入九世纪，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宗教派系冲突加剧，君主哈里发(Caliph)仰赖由突厥人组成的奴隶军保护，结果哈里发的废立落入他们手中。政治腐败与赋税沉重引起农民、游牧部落、和奴隶起义，至十世纪初期多打着持信仰歧见的十叶派的旗号。至945年，一个信仰十叶教派的军事集团布夷(Buyids)掌控了巴格达，大食名存实亡。哈里发以名义上的共主身分残留，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军杀害。1279年蒙古灭南宋。

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回教从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国，走向波斯化，继承了西亚地区的文化遗产。由于它处于旧大陆的中间地位，大食汇聚了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知识。后来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多经由回教文明之手。

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之交，在印度也是一个大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当玄奘访问北印度期间，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进佛教，即所谓"后弘期"，传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变为密教的佛教与印度教渐不可分，走向没落，而印度教内部则虔诚派(bhakti)兴起，变成大众运动，至一千年之末已经压倒佛教。公元997年，大食帝国瓦解后第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独立回教国家喀兹尼(Ghazni)，从阿富汗不断地侵入北印度，对印度教大加杀戮。但在十二世纪初，一个继起于阿富汗的突厥回教政权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乃今日南亚分成印回两大派之始，取代第一个千年的印佛两大派的对立局面。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与回教化，也在两个千年之交。西域地区的人种自古以来以"吐火鲁"(Tokharian)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亚地区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原先臣服于回讫帝国的葛逻禄(Qarluqs)，他们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建立"黑汗"(Karakhanid)帝国。他们的回教化在公元十世纪中期。在十世纪末，邻居的塞尔柱(Seljuk)族也改奉回教。这些都是广义的突厥民族，今天这整个地区即称作"土耳其斯坦"。

公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边疆民族"

一位澳洲学者指出：宋代有当代世界最惊人的战争机器：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常备军，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营的大规模生产的军工业，宋人利用大运河输送的后勤系统无比优越，其国防费用史无前例，其庞大程度会使汉唐大帝国破产，但北宋对辽与西夏在军事上始终吃瘪，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灭，真是令人费解。还必须指出：宋代的武装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在战争上者。

在公元二千年之前，文明世界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常发生。事实上，整个"古代"世界的没落可与文明被野蛮浪潮掩没划上等号。但这都在文明世界自身腐化之后发生的，汉帝国、罗马的倾倒即其例证。当文明处于鼎盛状态，对野蛮民族总是无例外地占上风。汉帝国之击破匈奴、罗马之征服高卢与不列颠、隋唐帝国之降伏突厥，皆其例。

然而，宋朝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越汉唐的情形下，又当皇朝建立之始，该是最有朝气的阶段，却从开头就受制于较落后民族，它拥有世界前卫的战争机器，却仅足以采取守势，在负担沉重的国防经费之余，还得对辽、西夏和后起的金付出大笔的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代仍创下中华第一次被非汉族整个灭亡的记录。这个世界史上的大吊诡如何解释？这里作两处试解。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蜕化为"边疆国家"。这种新型的边疆民族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它在军事上保留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的凶悍，但其辖地却囊括文明地区的边缘，统治大量的定居臣民和市镇，因此在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和意识形态，遂兼有两者之长。

秦汉帝国面对的敌人匈奴是分为部落的，单于居中，左右贤王居两侧，其下还有大小王公，各领其部落，因此被汉朝分化，各个击破，大部份投降，残余者往西流串，后来侵略北印度和东欧。隋唐两代必须应付的突厥大帝国也一般，可汗居中，其他各汗居四侧，各领自己的部落，而他们兄弟叔侄之间又不断争夺"可汗"之位，遂被隋唐帝国摆布操纵而击溃，不愿降伏的则被赶向西跑。

这些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只限于掠夺，而不想加以统治，因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坐下来抽税不如周期性的来回抢掠来得痛快。迟至947年，刚改国号为"大辽"的契丹人攻入开封，灭掉后晋，仍无留下来常驻的打算，反而觉得汉人难治，饱掠一顿而归。这时，离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936年还不久，契丹族朝"边疆国家"的蜕化才开始。

这类新型边疆国家不同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据中原，但全盘汉化。北魏于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皇室把自己和其他部落贵族的鲜卑姓都改为汉姓，以洛阳为籍贯，而且按照汉人世族制度的方式排门第，规定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士族高门通婚。这是自愿被中国融化，而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室和唐室，都来自北魏这一脉。

另一方面则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和回讫的例子，他们虽因接受中国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但却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特别是语言，而且另创本国文字。朝鲜诸国和日本都是定居民族，与中国或全不接壤，或处于很偏远的边疆。因此，可与后来的辽、西夏和金作更恰当比较的莫如回讫游牧帝国。他们仰慕中国，但为了不被儒教文化吞没，在洛阳遇到摩尼教后即将它奉为国教，又用中亚康国的(Sogdian)字母另创回讫文字。他们相当文明，王室与唐朝和亲，成为长期的盟国。在保留民族意识上，辽、西夏和金与上述这些国家都相同，不同之处是占领了中国的北疆，包括长城一线在内，变成直接威胁内地的敌国。不妨说：中土文明广被四方也有坏的报应。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为新型边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国衰落后称雄于西亚的突厥人。突厥游牧帝国在大唐帝国处碰了壁，在中亚零星的突厥部落则与回教世界接邻，有被俘虏而在市场上拍卖为奴者，也有自动归降的，不少成为奴隶士兵，因此他们"非部落化"极彻底。9 后来，他们在大食帝国内部用武力代替了原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主人。这种渗透方式与辽金夏民族的"边疆化"不同，后者是游牧民族之定居化与汉化。前者虽然也导致突厥民族皈依回教，并成为该信仰的最后一支生力军，但同时造成回教世界定居与游牧之分界崩溃——这个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犹存。

大食帝国后期，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割据势力都招募奴隶兵团。公元937年，里海边的一个十叶派割据势力被它自己的雇佣军——包括有大量的突厥奴隶骑兵——篡夺，建立布夷政权。也就是他们在947年掌控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咸海的河间地带(Transoxania)，一个波斯人地方政权撒蛮匿(Samanid)候国防御中亚游牧区，本是守土有责，但当作为对手的突厥民族纷纷改奉回教，造成"圣战"出师无名的形势后，突厥人即大量成为撒蛮匿边区政府的士兵。前述侵入印度的喀兹尼政权即由一位叛离它的奴隶将军在阿富汗建立的，是第一个脱离大食独立的奴隶王朝，并且把这种军事奴隶制和回教一起输入北印度。它可以说是回教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双重边疆国家"。

公元999年，黑汗帝国灭撒蛮匿。1040年，刚改奉回教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咸海的河间地带南下，消灭了喀兹尼国，进据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urasan)地区，于1055年又西向消灭布夷政权，占领巴格达，其领袖自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儡，不同者是他们用主流的素尼教派取代了布夷的十叶教派。塞尔柱的兵威继而扫向小亚细亚，意图消灭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亦即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乃引起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线。

此时，回教世界的旧领导阶层——地主和官僚——已失势，统治阶层走向军事化。这种形势造成回教世界从十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模式：突厥军事集团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结，共同剥削广大农村里的劳动者。10 这与中国的文官统治在城与乡、商人和农民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试图比较，无疑是落后的制度。突厥统治者还继续招募奴隶军来延续自己的王朝，并发扬大食帝国凭军功领受"食邑"(iqta)之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秦朝以后已非主流。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汇通，却非关在家里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间力图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国文官统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蛮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资源创造的业绩。这句话最适用于突厥人的后继者蒙古人身上——他们是西方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以前首先用欧亚大草原来畅通旧大陆的先导。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11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水平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眼光。

蒙古人是很落后的。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不属于包含

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他们顶多只是辽金西夏这类边疆国家的边疆国家。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但蒙古人起步阶段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倒任何建树。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接二连三地屠城，消灭了五份之四人口，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大漠化"。当时的蒙古人与定居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懂得如何统治。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在中国就不只朝"边疆国家"形态蜕化，而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像蒙古这样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乃顺理成章。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杀掉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繁{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从"后殖民地主义""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例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中国在形势上该执该系统的霸权，但宋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而是多中心的。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交叠，而(4)(5)则与(6)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后者则与(8)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13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蒙古和平"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已中断。1368年，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被明朝推翻。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并初次在战场上获胜，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瓦解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在本文里也无须置言。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但其精华地段无疑是中国，因此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分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另一方面，元朝统治有很多地方似乎背离中国传统。

首先，宋代的儒家文官体制不受重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虽然也重用汉人，却并不恢复科举制度，至1313仁宗朝才恢复，但由此渠道出身的士人居于高位者大不如前代。元代在运用多民族的人才方面的确冲破儒家教育的局限，但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蒙古王公，而不是文臣。蒙古人本身数量少，又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才征服南宋，因此，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这些人办事的方式有异于中土，常造成文化冲突。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解决了中央的财务，却引起政争而被杀，乃因为他们那套是西亚的突厥军事集团与城市里大商人勾结的方法，在儒臣眼里变成"聚敛之臣"。这一切，以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看似乎乃倒退。另一方面，元代是中国史上最不"轻商"的时代。其实，南宋已经朝这个方向走，而元代则发展至商业全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地步。元世祖又在宋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制度。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在中原长期作战，造成华北的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从此一蹶不振。蒙古虽然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至元代，华南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贸易又获进一步发展，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蒙古统一中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从此中国人习惯上觉得西藏是国土一部分。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他们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因此后者被中国人称作"回教"。在中国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为基地的察合台汗国受了该地臣民的影响，后来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不信的回讫人改奉回教。14 后者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对亚洲总体来说，蒙古东征西讨的遗产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的蒙古军西征接二连三地摧毁了突厥人政权，尤其中止了塞尔柱人的西进，把东罗马帝国的寿命多延长了两个世纪。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万人，为了扩充队伍，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变成"蒙古军"。因此，所谓"统一大漠"其实是把原先地域已经很广却很分散的突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地盘进一步扩展。因此，当蒙古浪潮退潮后，西亚的突厥人继续西征，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国，在伊朗者则建立十叶派政权，是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进军俄罗斯时，自身的民族只能拨出五千人左右，其余是内亚洲的其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为主。他们征服的南俄地带原先已为钦察(Kipchak)游牧民族占领，也属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索性以他们为主力，以其名为国号。后来，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种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在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和国里是第二大民族。

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的所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蒙古旋风对西亚回教世界的摧毁特别沉重。他们对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破坏未尽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为瘸子帖穆儿(Timur Lenk)完成。他是突厥人，出身察合台汗国辖下的咸海河间地带，属于文野分界的定居民这一方。但他自称察合台汗的继承人，非但没有保卫文明，反而刀刃向内，捣向伊朗腹部，并模仿野蛮阶段的蒙古人屠城、筑头颅塔，而且蓄意破坏文明的基层建设如灌溉系统之类。该地区定居与游牧的界线早已不稳定，从此，伊朗——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变成大漠的延伸。今日伊朗境内四分之一人口是突厥人，游牧是国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造成的后遗症，无疑是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如同今天的"第三世界"。西欧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他们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军西征也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是继东亚之后的第二个"高科技战场"。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15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这个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在前阶段，旧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有走向海洋的意志、并能把新型火炮装上远洋船舰的海权国家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使者。

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16 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17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18 这在开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19 最令人瞠目的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20 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21 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22 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23 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达迦玛于1502年率领十五艘全面武装的船舰，炮轰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权。东非海岸斯瓦锡利城邦(Swahili city states)——是郑和航海到达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贸易繁荣昌盛的，现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内陆，整个斯瓦锡利文明从此衰亡。西欧人带来地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这一带，早已由华侨所殖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时，曾与盘踞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的华人领袖陈祖义作战，杀掉五千人，并把陈本人带回南京正法。这些人可能就是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残余。明廷的政策是消灭海外不肯就范的华侨，宁可扶植地方土著，对马来海峡对岸的麻六甲恩泽有加，郑和几次下西洋都用它当基地。后来中国势力自动撤出，让麻六甲自生自灭。但葡萄牙之消灭麻六甲却获当地华侨协助。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经处身法外。当他们与麻六甲政府发生争执，需要国家力量撑腰时，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帮忙。明廷则对整件事无关痛痒。至1557年还把澳门给了葡萄牙。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已经发现新大陆。葡英法等国也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西非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三洲分工体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在这个大西洋圈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造成合围之势。1565年，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的明廷在干什么？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闹"倭寇"之患。它的起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贡团"在宁波闹事引起的。但后来几十年延续不断的犯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 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上梁山、变成海盗、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劫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次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 tr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到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大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 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26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27 十七世纪初，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英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28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的华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明清两朝差不多。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能低。"29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都从东北开始。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我看“对于中国来说，海洋时代刚刚复苏”。

谢选骏：斯大林人残志凶残——和希特勒一样喜欢美国的牛仔暴力片

《斯大林原本不叫斯大林，曾经立志当牧师，左臂居然畸形》（2018-11-26 “兵说”）报道：

1.钢铁之躯

“斯大林”其实只是化名。1910年，斯大林开始使用这一名字，大致意思是“钢铁之躯”。据说这个名字除了用于塑造他强硬的形象外，也是为了保护他的真实身份不被警察发现，因为他那时正在参加革命活动。还有一些评论认为，他选择这个名字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格鲁吉亚血统。

斯大林对于自己笔名和昵称的喜爱始于童年。他曾在早前的一次庆祝活动中回应了科巴这个具有格鲁吉亚色彩的名字的由来。科巴是小说《弑君》中塑造的浪漫英雄，他是格鲁吉亚骑士精神的化身，象征着正义和自由。斯大林一生还有过很多昵称，但并不是所有都受他喜欢。比如，斯大林因身材矮小被反对派称为“人民的小父亲”，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则称他“小水枪”。

2.神学院学生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一个无神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加入革命前，他其实是一名神学院学生。斯大林的母亲想要他成为一名牧师，并希望从事神职工作能减轻家庭贫困并给他带来机会。而年轻时的斯大林也极其努力，曾获得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但参加革命后，受马克思的影响，他放弃了当牧师的想法，但一些人仍认为他的很多言论都有神学倾向。

3.左臂畸形

与凯撒大帝一样，斯大林的左臂也有畸形，他的左臂比右臂短，他们两人都试图在官方画像中掩盖这一点。但是和凯撒大帝不一样的是，凯撒大帝的痛苦来自于出生时的并发症，而斯大林是因为他十二岁时一次马车事故。再加上他的手臂经历过大范围的外科重建手术，就使得他的手臂更短并伴有肘部僵硬的症状。

4.对外表不自信

斯大林对自己的外表特别不自信，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不幸患上天花并且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而这种不自信也带来了与英国革命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截然不同的性格——曾有几位肖像艺术家因对斯大林进行如实描绘而被射杀。

5.残忍的“娱乐”

想要了解到斯大林是如何处置那些令他不快的人是很难的，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答案，但是的确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据称那只是斯大林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娱乐而进行的大清洗。众所周知，当斯大林感到很痛苦而大叫的时候，他禁止他的警卫进入他的卧室。

有一天，为了测试警卫的戒备程度，斯大林尖叫起来，表现极度痛苦。当他忠诚的卫士来帮助他时，却被扣上违抗命令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处决。所以，当斯大林独自一人在他的卧室里忍受痛苦时，他的警卫都不敢来帮助他，因为他们害怕被处决。不幸的是，副司令官彼得·洛兹加切夫只是因为发现斯大林昏迷在地板上，就在一周内被处死了。

6.悲观者

尽管在整个西方国家，斯大林都被认为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但他却在1945年和1948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原因是他参与并结束了二战。1945年，斯大林与和平奖失之交臂，而1948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没颁给他。从他的一份声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和平怀着悲观的看法。他说：“如果有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开始誓死捍卫和平，那么他的国家一定已经购买了新的战舰和飞机。”虽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斯大林获得了另一项国际荣誉：他和丘吉尔一样，在1939年和1942年两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

7.独裁者

斯大林曾命令俄罗斯科学家开发一种半人半猿的杂交物种。莫斯科官方报纸援引他的话说：“我想要一个全新的不可战胜的人类，对痛苦无动于衷，对食物质量毫不在意。”1926年，苏联科学院的这一目标产品被称为“活生生的战争机器”。斯大林认为猿人“力量巨大，但大脑不发达”，除了具有军事用途外，还能用来加强俄罗斯的工业和铁路建设。这项实验由著名的苏联科学家、畜牧业专家伊利亚伊万诺夫领导。伊万诺夫对捕获的黑猩猩进行了多次测试，但最终没有成功，他因此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8.谎言与统计数据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是一个统计数字。”可以说，这句话将斯大林的冷酷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尽管斯大林时常表现出这种冷漠，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亲口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实际上是德国作家兼和平主义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说的。

9.喜爱美国牛仔电影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美国牛仔电影的忠实粉丝。他会在自己的私人影院里为朋友们放映，并配有自己的内部翻译。

10.双重性格

斯大林对那些觊觎他的地位的人很是忌惮，反对派总是被赶下台。但却有一个例外。1938年，电影演员米凯尔·格洛瓦尼在《迪亚蒂》中饰演的领导人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格洛瓦尼就被选为斯大林唯一的官方屏幕扮演者。虽然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福气，但是实际上，这个角色阻碍了他在电影和戏剧事业上的发展。他在剧中的表演，进一步强化了对斯大林的崇拜。格洛瓦尼虽然幸运地逃脱了很多普通市民那样的厄运，但他最后仍然在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去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谢选骏指出：残废的斯大林可谓“人残志凶残”——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喜欢美国的牛仔暴力片，因为它们都是殖民主义的食人魔，就像美国的西部牛仔一样。斯大林爱好阶级灭绝，希特勒爱好种族灭绝——他们都是英国殖民者的“好”学生。

谢选骏：黑帮头目喜欢乱花受害者的钱

《拜登拟千亿美元军援以色列与乌克兰 称“决不让哈马斯与普京胜利”》（2023年10月20日凌晨5点07分 BBC）报道：

美国总统一般只会因重大国家事态才会从椭圆形办公室内发表全国广播演说。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罕有地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演说。他宣布将向国会提出紧急预算申请，向以色列与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拜登称将于星期五（10月20日）提出拨款要求。他并未说明拨款金额，但预计对两国军援——连同对台湾的援助——将合共超过1000亿美元（7320亿元人民币）。

拜登说：“我们不能也不会让像哈马斯（Hamas）这样的恐怖分子与像普京（Vladimir Putin）这样的暴君获胜。我拒绝让这成真。” 他说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拜登在其演说中也宣称，美国拒绝放弃和平，也不会放弃通过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立国的“两国方案”来解决以巴问题。同时，美国继续承诺尊重巴勒斯坦人享有尊严与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

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间这次历时15分钟的讲话中，拜登还促请以色列领导人从美国在年“9·11”事件过后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称不要因哈马斯武装在10月7日的突袭而被愤怒蒙蔽双眼。

拜登也说将寻求各方就运送美国人道援助物资予加沙平民百姓达成协议。

他还强烈谴责发生在美国国内针对犹太人或穆斯林的一切仇恨行径，包括芝加哥6岁美籍巴勒斯坦儿童瓦迪亚·法尤姆（Wadea al-Fayoume）被刺死事件。

“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声讨反犹太主义，我们也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声讨伊斯兰恐惧症，”他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对拜登演说有关该国的部分感到“让人难以置信地鼓舞”。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X（前称Twitter；推特）发帖说：“美国投资在乌克兰防卫之上，将能确保欧洲整体以至于世界的长期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则透过即时通讯软体电报（Telegram）称，拜登演说中形容拨款是对乌克兰的“投资”，反映了其“愤世嫉俗”的态度。

她说：“曾几何时他们说这是‘捍卫自由与民主’，如今我们看到这都不过是算计而已。”

扎哈罗娃更引述经典好莱坞黑帮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的对白说：“这没在感情用事，在商言商罢了。”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则称，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军事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中国与俄罗斯将合作推动解决以巴问题。

官方新华社报道，翟隽星期四（19日）在卡塔尔会晤俄罗斯副外长博格丹诺夫（Mikhail Bogdanov）时说，中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一致，中方愿同俄方保持沟通协调，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恢复巴以和谈、真正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还引述博格丹诺夫称，俄方高度关注当前巴以局势发展，对当前巴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忧虑。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避免危机进一步升级并向地区外溢。

在野共和党分歧

白宫并未公布援助拨款细节，但BBC美国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引述知情人士称，这将包括援助以色列的14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另加美国军火补给、100亿元人道主义援助、投放印太地区包括台湾的79亿元，以及投放到美国—墨西哥边境的140亿元。

民主党籍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凯西·曼宁（Kathy Manning）接受BBC连线采访时说，她认为拜登总统“漂亮地”向人民说明为何美国此刻必须与“民主盟友”以色列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使他们有能力保卫自己。

虽然共和党内部矛盾引发的众议院议长席位悬空问题尚未解决，但曼宁说，只要能选出新议长，“我确信走道两边（朝野两党）都将大力支持（援助拨款）方案”。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初步表态愿意出手处理拨款案，但在野的共和党内部有人反对拜登提出的紧急预算申请。

包括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Roger Marshall）在内的八名共和党人发表联名信称：“这（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两场互不相干的冲突，利用对援助以色列的支持作杠杆，在最后冲线一刻试图增加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如此操作是错误的。”

本身是共和党人的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陈仁宜博士（Dr Lanhee Chen）对BBC评论说：“我想总统是想要将那些尤其受美国人欢迎的东西——像是边境拨款，像是给以色列拨款——将它们与那些老实说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捆绑在一起。”

“我这里指对乌克兰的拨款，尤其不受共和党人待见。”

自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加沙卫生部门称有3700余人死于以色列的报复空袭之下， 而以方声称有1400人被杀。

谢选骏指出：黑帮头目喜欢乱花受害者的钱——他让马仔偷窃信用卡供他花费。有人问他已经有了这么多钱，为何还要乱花别人的信用卡？他说，“你不知道，刷那些傻瓜的信用卡，感觉特好！”我看拜登及其同事也是如此，他们肆无忌惮地乱花纳税人的钱，感觉特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难怪美国国债正以几何级数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