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凤凰网读书 2019年10月23日)报道:
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比如只有升上太空,你才会看清地球是圆的。 或者说,只有跳出庐山之外,你才能发现庐山的真面目。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 ”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
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张宏杰
01、“弑父精神”与“杀子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有一位国王,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后忍不住乱了一下性,结果生出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国王很害怕,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山里。结果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发现并且养大。长大之后,他和国王在城里狭路相逢。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脾气也很暴,盛怒之下把国王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然后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民众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西方家庭悲剧的源泉
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洛伊德引用,形成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希腊神话中,“弑父”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希腊的神界频繁发生父子冲突,父亲通常会对自己的儿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结果他的儿子克洛诺斯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取代了父亲的统治地位。
克洛诺斯成为神界的主人后并不放心,因为他的父亲死前对他说:“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头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他一口吞下。第六个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出生之后,被母亲用石头调了包,侥幸活了下来。长大后,宙斯把父亲扔出了王宫,自己成为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弑父”的故事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腊社会当时的某种现实。
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情节,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多是“杀子”的传说。
比如尧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干,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不喜欢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毒打他。舜怎么办呢?他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地忍受着;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个人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舜品德高尚,准备重用他。结果瞽叟更不高兴了,他联合自己小妾生的儿子象,要谋杀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顶。舜刚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马抽走梯子,放火烧屋。好在舜把自己头上戴的斗笠当作降落伞使用,然后跳了下来,逃过一死。结果过了两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实实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给活埋了。幸运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他们没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让舜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后来又成了领导。这个今天读起来有点儿怪异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当作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
这两个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极端地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
02、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那么,为什么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弑父而我们是杀子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第二,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非常适合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
希腊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
希腊是个半岛,看希腊地图,给人留下第一个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线之长。除了北部,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
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
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
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
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希腊雕塑歌颂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体,因为希腊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体育运动。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在古代希腊,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经常干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缘纽带断裂后的希腊并非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观念中,灵魂犹如飘忽的影像,不具实体,甚至连思考和说话的功能都没有,无力干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旦获得埋葬或火化,其灵魂即可渡过阴河,进入一去不复返之乡,从此断了还阳的归路。因而,古希腊人对已经安葬,尤其是已经火化的死者的灵魂并没有畏惧感,很少有鬼魂上门造访的故事。”
03、血缘从未断裂,神明已然轰塌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当中,血缘纽带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断了。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古代苏美尔位于两河之间……每一座城市及其卫星城镇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离开来。……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柽柳、柳树和白杨这些并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
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
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
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而苏美尔文化“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
然而,虽然和中国一样属于连续发育的文化,玛雅文化也没有祖先崇拜,只有神灵崇拜。所以,我们看玛雅文化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一样,有着巨大的神庙建筑。中国没有这种与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庙建筑类型,中国的太庙建筑与活人使用的宫殿建筑毫无二致。
因此,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
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
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终追远”“无后为大”。语言学家研究统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350个。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8个词才能表达。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最热评论
彤心 [安徽省网友
哗众取宠的玩意,你中国人吗?你家最近“杀子”了吗?
推荐5/回复/举报2019-10-23 13:07
江南旧梦 [河南省网友]
血缘断裂的那些古国早都灭绝了。而中国还巍然屹立。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杀子”和“雷锋做好事”一样,是人造的典型、树立的榜样,也就是说,这都是生活中极其罕见的,并不可信。
《难以相信 中国发现大量弃老遗迹》(中国国家地理 2009年第09期 黄绍坚 望南)报道 :
湖北郧县等地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和当地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者黄绍坚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对弃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
据说,湖北十堰市郧县有数百座崖墓,当地人叫做“寄死窑”、“寄死窑”的弃老洞数量更是很难统计。我们的作者、摄影师在汉江流域展开了大范围寻找弃老洞的行动。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所挨刀数竟达3600刀之多。郑鄤所受刑罚之惨烈可谓闻所未闻,而其罪名竟然是“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不孝之名。郑鄤案是崇祯朝的一大冤案,他仗义执言,因言获罪时年仅45岁。其实,研究郑鄤的年谱会发现,郑鄤其实是个孝子,获罪前七年的时间内,郑鄤父母双亡,而其一直尽心守丧。
能够以不孝之名将人陷害,并处以极刑,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孝文化的巨大杀伤力。崇祯以孝闻天下,由此上推一千八百多年,汉文帝刘恒也以仁孝闻名,并以“亲尝汤药”的孝子行为进入了“二十四孝”故事。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游荡于千年之中的孝子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温情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在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孝文化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孝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可怕的习俗:寄死窑,只要年满六十就会被送到这里,任其自生自灭!”我看——这比俄狄浦斯情结如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简直是希腊神话专杀长辈的翻版!
网文《寄死窑》报道:
“寄死窑”又称“自死窑”、“寄死窟”、“老人洞”等。指的是在山壁上或灌木丛中挖掘可容一人大小的洞窟用来寄放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中国民间丧葬习俗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也为广泛流传于亚洲国家的“变弃老为敬老”的类型故事找到了一个依据。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这些山洞用于寄死方式,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孝道历史完全不合。古时也有尊老、敬老传统。
典故简介
寄死窑盐池河境内寄死窑有十几处,其中距离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有两处,一处在盐池湾村叶家垭,距离集镇仅有一华里;另一处在大岭坡村两河口,距离集镇约6公里。据当地人讲,寄死窑是古时候寄放年岁较大的老人的地方。家人把动不了的老人放进寄死窑,送点食物就不管了,基本是让老人在那里自生自灭。寄死窑一般位于较隐蔽险要的悬崖边或悬崖上,选择整块巨大的岩石雕凿而成。窑内一般为长方体空间,宽约1米,长约2米,高约0.8米,可躺2人,窑门窄小而隐蔽。据人类学家研究,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远古时代及至较近年代,由于生产力过于低下,国家或部族认为人过一定年纪后为无用之人,规定将老人都丢弃到荒山野岭,让其活活饿死。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大官之父已到规定岁数,但此人极其孝顺,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生身父亲,就花巨资专门为父亲打造一个窑,把父亲藏起来,每天送吃送喝。一天送饭时,父亲见儿子闷闷不乐,遂问缘由,儿子告诉父亲缘由,原来外邦送来一只巨大的动物,形状似鼠,没有能降服它的动物。外邦要挟皇帝由此称臣。父亲告诉他准备一只九斤半狸猫,必能降服此物。此人按父亲所说,果然化解危机。皇帝问清一切,便觉老人的智慧对社会很有用,取消了以前的规定。
文化底蕴
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川、陕、鄂、豫交界的汉水流域中游及其支流发现了大批古代“寄死窑”,专供到了60岁的老人自我死亡时使用。
与对日本、韩国的弃老山、印度的弃老国一样,学术界先后提出了死亡地说、古老久远说、生存法则说、灾年不得已说、野葬遗留物说、野蛮习俗说、生产力落后说等等。事实上,“寄死窑”风俗的形成和延续,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化程度,并突出而鲜明地折射出汉水流域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与观念。
寄死窑发现
“寄死窑”成对出现
2009年8月,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西河村旁一座小山的半腰,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和几个当地年轻人对鄂西北武当山的民俗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远处看,两眼窑洞形状规整,隐约留有人工痕迹。相距约百米,皆掩藏于灌木草丛之中。其中大一些的高约80公分,宽50公分,深2米左右,窑中潮湿无物,开凿年代不详。洞口开凿得方方正正,洞内平平整整,里面刚好可容一人,可以躺下也可以蹲着。
另一口“寄死窑”洞口大小相同,只是明显要长一些,据曾早一些时间到此考察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学生说,当时他们曾经在洞中躺下测量,刚好有一个大个子的身材那么长。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两口窑洞一个给男人用,一个给女人用。类似的“寄死窑”在该村及邻近著名的“民歌村”吕家河村共有二十多处。整个官山镇发现了大约四十多眼古时遗留下来的“寄死窑”。
弃老习俗
证实“弃老”习俗存在
如果说《斗鼠记》的类型故事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于过去社会历史的一种记忆,那么,至今(指2009年)尚存的“寄死窑”遗址恰与口头传说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斗鼠记》的故事在中国汉族地区迄今(指2009年)发现了十多种异文版本,它的广泛流传和寄死窑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弃老”的‘野蛮’习俗在中国古代确实流行过。它的存在是由古代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求生存需作极艰苦的努力,维持自身生存才能保证族群延续,为此,人们往往“顾生不顾死”,不得不把丧失谋生能力的长者“弃老于野”,或送进“寄死窑”令其自毙。这种习俗在当时不仅不悖情理,在食物匮乏、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原始社会,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
“弃老”的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造成弃老习俗的原因大概有三:在渔猎和采集时代,首先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食物缺乏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没有剩余产品养活精疲力竭的老人;其次当时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很少,老人丧失向大自然索取现成食物的健康体魄后便成了集体的累赘;同时当时人类以氏族为单位,群居野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供养老人的困难。
废除传说
传说大意是说在古时,麇国有个规矩,“老人无用”,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被送到偏远的“寄死窑”里去,家人送饭三天后便不得再管,最终让其冻饿而死,谁也不能违抗这个规矩。
一年,某外国使臣携一硕大如黄牛的“犀鼠”欲同麇国斗鼠,败者向对方称臣纳贡。王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放出凶猛的老虎亦不敌挑战者,举国上下不安。一位农民不忍心送年迈的父亲去寄死窑里受罪,偷偷将老人养在家里。说及斗鼠事,老人告诉儿子:“鼠惧猫,如将一猫养至十三斤半,放出即可击败犀鼠。”此农民听后立刻报告王公,照此办理,果然无敌获胜。这个农民受嘉奖时说出是自己年过六十的父亲献的计策,国王听后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于是下令废除了弃老于“寄死窑”的规矩。
这个关于老人以智慧化解国家难题,从而使尊敬孝养老人的习俗得以确立和普及的类型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很多地区,印度、日本、朝鲜、印尼等亚洲国家也均有同类传说。由印度流传到中国的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有《弃老国缘》的故事,在日本有《弃老山》、《年高智不衰》的传说。
这些故事的情节虽是虚构的,故事中的“难题”也并不一样,但是由老人用智慧化解难题,从而使举国上下认识到“老人有用”,并将“弃老于野”的野蛮习俗转变为“敬老养老”风尚的主题却是一致的。而首次在湖北发现的寄死窑遗址,不仅使这个至今仍有道德伦理教化作用的故事获得了“传说核”,也为研究人类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的演进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材料。
习俗改变年代
世界舆论指出,亚洲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整个亚洲的大家庭中,有着“久负盛名的敬养老人的传统”。至于这种对待老人习俗的大转变发生在什么年代,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武当山地区现存的这些“寄死窑”究竟开凿于何年代?它们是否曾被启用过?又于何年代将其废弃?仍有待于做专门考证。如果能破解这些文化遗迹之谜,或可是研究中国乃至亚洲敬老习俗确立和丧葬习俗演进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现象点评
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古时,弃老、食老是道德的,不弃不食反而是不道德的。尊老、养老是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水平、文明和道德的的标准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遗弃老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老人是个宝的理念深入人心,孝敬老人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最珍视的一种传统美德。
网民嚎叫:
活到60岁就被遗弃,中国历史上是否真这种习俗?
自古以来“孝”字就是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崇祯年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罪名均是不孝,所凌迟的刀数竟然是3600刀。虽然这是个冤案,但是不难从中看出孝在中华文化当中的地位。但是到了60岁被遗弃,这件事可能真的发生过。
谢选骏指出:弃老洞、寄死窑的存在,说明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的说法,实属片面解读、盲人摸象也。实际上,据河南人说,饥荒时节就会逼迫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走入山林等死,以便节约口粮给年轻一代——为了种族繁衍下去,必须牺牲基本人伦。这个时候,敬老爱老的伪装全都死下了!这不是孤立的——最近到处传闻,许多农村的留守老人为了省去子女的麻烦,不惜自杀,为的只是死的时候身边有人给自己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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