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鲁迅的前期经历——全面揭露鲁迅的卑污阴毒人生（1）》（2024-02-14 漫漫求索）报道：
本世纪初，香港凤凰台一期节目中，李敖意味深长地说，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早在上中学的时候，鲁迅是被奉为斗士、旗手、大文豪，甚至是“圣人”，教科书里有很多鲁迅的文章。因此，对李敖的话感到非常惊诧。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侵略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日本，鲁迅怎么可能不骂日本人呢？可是，李敖作为一名知名人士，不至于敢于完全胡说八道。带着深深的疑问，关注这个问题了。发现鲁迅身后确实存在巨大争议。最典型反对鲁迅的例子是，苏雪林女士1936 年11月致信胡适说，“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一边奉为“圣人”一边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反差之大，让人大跌眼镜。
胡适在给苏雪林的回信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以后，苏雪林毕生从事这项研究。
胡适作为一名学者，从学术方面来看，自然不必纠缠于个人品行，而是看其观点内容以及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
鲁迅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艺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因此，必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
一．鲁迅的前段生活经历
鲁迅的经历基本上可分为两阶段，从1881年9月出生至1927年10月离开广州到达上海的46年为前一阶段。之后居住在上海日租界直至1936年10月去世的9年为后一阶段。本篇集中先谈前阶段部分。
1.周福清科场舞弊案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其祖父周福清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四年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三年后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光绪四年（1878），被参劾革职，次年又花钱捐了个从七品，回到京城。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居丧三年。期间，其子周用吉报名参加当年举人考试，但以前已经多次落榜，眼见正规途径没指望，周福清就想贿赂考官。这次的主考官恰是周福清同时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周福清得知同年来当主考，特地从上海乘船赶到苏州，停船静候殷如璋官船，并准备好关节条子。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某处作何记号。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之后酬谢主考。周福清除了自己儿子外，还加上马、顾、陈、孙和章姓等另外五人，要求主考官一并关照。按照清末科举行贿行情，一名举人即需万元乃至两三万元。因此，如果事情办成，他就可以向其余五家索要五～十五万元，获利十几倍，非但儿子可以中举，还可大捞一票，真是名利双收！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把作弊信件和名片装入信封，派家仆陶阿顺代送。他嘱咐陶阿顺，先投帖拜会，让主考大人接见，再当面递信。陶阿顺是个粗人，来到官船下，主人的吩咐早忘脑后，而把名帖和密封信函直接呈递上去。
正当周福清盼着佳音时，事情却败露了。原因有两种不同的流传，其中一种是：按清代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得接收任何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当时就请来访客人代拆，信内是考场作弊的内容，殷如璋拍案大怒，当即将陶阿顺拿下严审。
不管哪种说法，反正事情败露了。周福清见陶阿顺迟迟不回，见势不妙，弃船逃遁，各处躲窜。
明清两代历来对科场作弊处置极为严厉，历史上先后有十余名主考官因犯案被斩立决，甚至一品大员的大学士柏葰也在科场案中被斩。同时，还先后有百余名考生被取消功名并杖责，十余人处死，千余涉案家属流放。最惨的是雍正十一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因其妾受贿作弊，尽管他并不知情，依然被腰斩。他被拦腰截为两段后，用手指蘸鲜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才痛苦死去。雍正得知后，也觉得实在过于残忍，从此废除腰斩。
周福清顶风作案，朝廷下旨查办，雷厉风行。周福清成了全国通缉犯，无处躲藏，只得自首投案，被判处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可能是侥幸，也可能是花钱通了关节，三次未被“抽中”执行，后被减刑为“牢固监禁”，到光绪二十八年获准释放，共蹲了8年的大狱。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
此事发生在鲁迅13岁的时候，其父周用吉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
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跌入困顿。鲁迅及家族从此丢尽脸面，无脸见人。
从此世人对鲁迅家族十分鄙视。科场舞弊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周福清先遭弹劾革职，贿赂回到京城，还不思悔改，又干出科场作弊丑事，其道德操守可想而知。而远非都源自鲁迅所谓的势利眼，因此，对他家族的“落难”恐怕少有人同情。
人处于逆境往往也未必不是好事，逆境中砥砺奋进的例子多不胜举，所谓“自卑与超越”。
然而，鲁迅青少年时期缺乏“爱”的环境，却造成他毕生的心理阴暗和性格扭曲。事实上，对周福清的处理从浙江到中央的官场并不都是冷面孔，而是给予帮忙的，以致对周福清斩立决并没有实施。而鲁迅却对此丝毫没有过感恩。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这段历史是有记述的，但，鲁迅一辈子讳莫如深，在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说，“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鲁迅还说，这段经历 “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至于什么变故，他没提。那么，他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祖父和父亲的行径的无耻？他一句都没说。
2.在日本七年的生涯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3月24日，鲁迅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先进入弘文书院补习日语，于1904年4月30日结业， 9月转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是当时学校中唯一一名中国留学生。
仙台医专仅是一所三流学校，离东京300多公里，地处偏僻，冬天非常寒冷。那么，其教学水平如何呢？不妨从鲁迅最崇敬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情况可略见一斑。
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任讲师，后升为该校教授。1912年该校并入东北帝国大学，作为其医学分部，1915年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提出“请求免职”，降为临时讲师，很快又可能学术水平不够，被解除讲师职务，连临时都不够格了。以后，只能到一家慈善医院做全科医生，并于1919年回故乡开诊所。
所以，该校的一名教授在日本较为正规的大学里连普通讲师都不够格，可见该校的教学质量了。
那么，为什么鲁迅会选择这样的一所学校去留学呢？他在《藤野先生》说，那里“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这一理由恐怕很难站得住脚。不喜欢中国留学生，不来往就是了，每个大学都有很多学生，很容易相互分散开。日本好大学有的是，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何苦要选择一个偏僻的三流专科学校？然而，问题是你想选一流大学，人家一流大学会要你吗，想进就能进吗？事实上，他除了那个仙台医专，别无选择。所谓不想同中国留学生来往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
即使如此，他在仙台医专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据他自己说，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从他进入的仙台医专的成绩来看，即使这样的三流学校，他的成绩也极不理想。鲁迅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在仙台医专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各科成绩如下：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化学60，物理60，7门功课平均分65.5，最高分的一门伦理还不是专业课。各门成绩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
这还仅是一年级的课程，已经招架不住了，往下只会越来越难。他当时已经二十六了岁，而他的日本同学基本上只有十八、九岁，待这些孩子长大懂事一些，恐怕他非垫底不可。但，他想到的，不是咬紧牙关拼，而是仅仅学了一年就开溜了。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讲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文中的中国留日学生形象是辫子盘头顶如“富士山”、“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天天学跳舞”，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那么情况真是如此吗？ 当时和他几乎同一时期留学日本的蒋中正的照片上，没有任何辫子或“富士山”，而是英姿勃发。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留日学生组织过许多编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东新译社等，翻译了大量书籍，创办了《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等杂志，激扬文字，传播主义。1903年 5月邹容发起创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当孙中山提出成立同盟会时，留学生纷纷响应。所以，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正是中国的留日学生。这些爱国志士不惜牺牲生命救国，最著名的有邹容、陈天华以及秋瑾等人。中国留学日本的许多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惜流血牺牲。仅广州起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中国留日学生：喻培伦（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文（日本大学学生）、方声洞（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觉民（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尹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陈与燊（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可钧（日本正则学校学生）、石德宽（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等八人。
尤其是，林觉民的《与妻书》感动了无数人，其《禀父书》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何等的境界啊！
日本的留学生中不仅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爱国志士，还涌现了一大批人才，仅军事方面就有：黄兴、蒋百里，李烈钧等人。
所以，鲁迅那段文字是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莫大污蔑，是对中国革命先烈的莫大侮辱。
对于鲁迅辍学一事，有人解释为鲁迅当时觉得，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鲁迅在1905年离开仙台医专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四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读书才一年不到，却辍学后鬼混了四年。如何解释？
其弟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在1906年6月把学籍转入东京独逸语学会的德语学校，但仅是挂个名，平时根本不去学校，每天早上10时才睡醒，醒来还趴在枕头上抽一两枝烟才起床。与鲁迅来往的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
周作人还说到，鲁迅当时的官费补贴每年四百元，每月能领到三十三元。 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每月三十六元，只够衣食学费，不足之数就需要自己来挣了。
在一家天晓得的“野鸡”学校挂个名，根本不去上课，却以此骗取官费补贴。每天懒洋洋躺在床上，一年不需要翻一页书，净到手四百大洋，而当时工人月工资只有一、二个银元。不过，四百大洋在东京也只够衣食学费，不足部分如何办？没有交代。他自己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早就沦为乞食和典当了，而且，父亲已经去世，靠母亲是负担不起的。然而，鲁迅当时却在东京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
资金何来？当时日本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经常收买汉奸文人当内奸。或许，去投靠某种势力，能得到些贴补？有人推测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密探留学生动向的。这事我们无法定论。不过会骗取官费的人，这种事也未必做不出来。
3. 与秋瑾的冲突
1905年12月8日，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蹈海殉国，时年30岁。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鲁迅也出席了会议。会上，秋瑾号召留学生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让人十分费解的是，鲁迅已经不在仙台医专就读二年级了，还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又有那么多讨厌的头顶“富士山”的中国留学生，却死活不愿意离开东京回国。秋瑾再也没想到，鲁迅想要骗取官费补助，白吃白喝，哪肯离开。
当时，秋瑾怒不可遏，拔出随身的日本刀，对他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响应徐锡麟起义，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光复会开大会纪念。鲁迅在集会上慷慨陈词，大家被他深深感动，赢得热烈掌声。于是，组织者要他回国刺杀清廷官员，他当场欣然受命，真是不仅不计前嫌，豪情万丈。可是，临行前又不干了。日本人增田涉说，鲁迅曾对他说过：“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吸引眼球，赚足风头，真要去了，却如戏台上无赖哀求饶命的台词，“俺还有八十岁的老母要养哩！”
其实，他真的死了，还有他两个弟弟，老母也不至于没人照顾。
许广平在《两地书》中说到，鲁迅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或许，是他对自己当年懦怯的一种辩解吧。
然而，许广平还提起鲁迅居然对她这样说过，“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恐怕只有良知完全泯灭的人，才会如此污蔑烈士。
4.教育部低级官员和和狂人日记
1909年，在东京骗公费白吃白喝近四年后，已经29岁，年近三旬，眼看无法继续骗取官费留学补贴，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
尽管，鲁迅对辛亥革命不惜泼脏水，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他却是很想要的。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1912年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同为绍兴人的许寿裳推荐给蔡元培，到教育部任职。以后，中国时局不断剧变。
2012年，鲁迅随政府北迁至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相当于科长级。以后，他在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区区佥事，具体工作是资料抄写，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尽管，上层官员走马灯似的换，他却始终只能捧住这饭碗。在这14年时期中，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恪恭将事”，当他的公务员。而且，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全国人都激烈抗议这一卖国条约，鲁迅却恭恭敬敬签下同意大名。
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可是，他干了十多年，始终没有升官机会。其实，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再怎么也轮不到他。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兼任教育、司法两部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的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眼睁睁看着别人升官，就连与他一起进教育部当佥事的许寿裳都已一路升迁到参事、司长。
事实上，没有任何背景，连个正规文凭都没有，要不是蔡元培当初的面子，能在教育部当差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说到文凭，民国时期蔡元培等人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仅限于学历。例如，蔡元培邀请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胡适回国时，还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编造其学历。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聘任并未在国外取得学位的陈寅恪为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那么，同为同乡的蔡元培应该最关照他，但为什么没有慧眼识英雄，看上鲁迅呢？恐怕只能说他肚子里没货。
蔡元培在教育部任职仅仅数月， 1912年7月，就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鲁迅他哪敢跟着蔡元培一起辞职，只是小心翼翼捧着佥事金饭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埋头抄写。
就这样一直抄写了足足近十年，眼看就要年逾四十，还是默默无闻。忽然，咸鱼翻身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早在八十多年前的1835年，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出版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故事大致是：小说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沙皇时期的一名九等文官，工作是抄写和给部长削鹅毛笔。由于身处单位底层，部长把他当仆人使唤，科长见到他连头都不抬一下。有一次，他看到了部长的女儿，就暗恋上了。可是，名花有主，眼看她就要与一位英俊的侍从官喜结连理。波普里希钦愤愤不平，认为什么好处都给那些贵族老爷们拿走了，最后发了疯，以为自己成了西班牙国王。于是，被关进了疯人院。
细细对比一下，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与鲁迅当时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列表如下：
波普里希钦与鲁迅情况对比表：
实质单身
所以，鲁迅简直是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的活脱脱中国版本，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九等文官嫉妒好处都给别人拿去，鲁迅则多年不得提拔，眼睁睁看着别人爬到自己头上去。九等文官见科长必须深深鞠躬，而鲁迅连讨好鞠躬都轮不上。心中之妒火可想而知，因此，九等文官妒忌，鲁迅妒恨；九等文官发疯，鲁迅抓狂。
或许，与波普里希钦几乎完全相同的处境在鲁迅心中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于是，就仿照写了一篇《狂人日记》，当时，正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于是，1918年5月陈独秀就将其刊载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两部《狂人日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都是借用狂人的口气，都是用“救救孩子吧！”结尾。所以，说其有剽窃嫌疑，也非毫无根据。
然而，还是有很大不同之处的。果戈理的原著有较详细的心理和情景描写，而鲁迅的作品的篇幅远小于前者，几乎只有狂人的恐慌心理。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
在故事情节上，鲁迅也不敢全部照搬。那个波普里希钦的状况与鲁迅十分相像，都照搬过来，人家就以为是在写周某人自己了。如果也写狂人想要娶总长的千金做老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人都快四十了，已经有老婆了，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如果抱怨所在单位里，好处都给手长的人捞走了，那不是在抱怨自己得不到提拔，快得精神病了？教育部的上司会怎么看？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因此，这些是都不能照搬的。于是，果戈理的狂人是妄想症。而鲁迅则选择了强迫症——别人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自己。实际上是借疯人之口倾诉自己内心的郁闷。
鲁迅确实内心始终被非常强烈的自卑感笼罩，对别人的目光是十分敏感，时时刻刻都神经质地觉得别人会用鄙夷目光看他。所以，《狂人日记》里几乎全是狂人觉得周围都是不怀好意在看他，而实际上正是鲁迅自己阴暗心理的写照。极度的自卑，必然导致极度的逆反心理，而长期的性压抑，更加剧了心理变态。大家认为是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黑的，越黑越好；大家认为是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坏的，越坏越好。世界一致公认最坏的是杀人放火。而鲁迅认为还不够坏，最坏莫过于吃人。于是，“吃人”二字不厌其烦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现20多次。吃人者有赵贵翁、过路人、邻居、小孩子......甚至他的亲骨肉大哥，包括了周围的一切人，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为何会人吃人呢？《狂人日记》的答案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把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看成是“吃人”。还说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狂态。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当时，正兴起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想甚嚣尘上。污蔑传统道德为“吃人道德”，污蔑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让鲁迅一鸣惊人。
然而，数千年来，人类都是因建立了相应的道德体系，从而从原始的野蛮状态跨入文明的。当年色列人在“摩西十诫”约束下走出埃及，创造了以色列文明。野蛮的日耳曼人皈依以“爱人”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督教，走到了当今世界文明前列。中华数千年文明的道德体系的核是孔孟的“仁者爱人”，是仁义道德。鲁迅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那么，不讲仁义，没有道德，岂不都变成野兽了？倒真要人吃人了！其恶劣影响是十分严重和长远。这套歪理演绎到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各种极端恐怖暴力遍布中华大地。在广西大屠杀中，吃人心人肝下酒成了某些极端分子的家常便饭。真人吃人了。
文明建设必须一步步逐步迈进。只图一时痛快，想推到一切重来，后果必然是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
5.偷窥弟媳入浴案
既然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心中还会当一回事吗？没多久就闹出天大丑闻来了。1919年11月，鲁迅弟兄将绍兴的老屋出售，买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一处院子。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及他们母亲一起搬了进去。这是老式三进院，外院是鲁迅住房以及杂物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没想到在1923年居然兄弟决裂，当时周作人给乃兄一封绝交信，全文如下：
“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后，鲁迅被迫无奈迁出，和朱安一起搬至西四砖塔胡同61号。第二年6月，鲁迅回去取物，据鲁迅日记和在场目击者讲述，周作人夫妻当众痛骂鲁迅，言辞“不堪入耳”。接着兄弟就大打出手，周作人拿起铜香炉砸向乃兄，鲁迅也向乃弟掷一陶瓦枕，还以颜色。
兄弟俩从此彻底决裂，不相往来。
有话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兄弟俩一个是文坛呼风唤雨人物，一个是北大著名教授，究因何种深仇大恨，大打出手，闹得如此斯文扫地呢？
有关原委有两种版本。
其中一种说：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院子是鲁迅出钱买下来的，平时的花销都是鲁迅支付的。由于，朱安不识字，家务全交给其弟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负责管理。但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鲁迅就不愿意了。于是，兄弟俩就彻底闹翻了。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窥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入浴。兄弟打架时在场的章廷谦后来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说鲁迅调戏她。”这就相当令人不堪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局外人一般是很难搞得清的。但是，因为这事的原因只有两种说法，非此即彼。不难分析出原委。
先分析第一种说法：
首先来看这栋院子的结构。中国传统民居通常是按家中地位和身份由里到外分派的。一般身份高的在后进，最前排的往往是仆人和杂役居住的。他们全家的居住是这样的：中院有高大的三间，其中的中间堂屋是餐厅，母亲鲁瑞和朱安分别住东西两间；院子后面有一种荷花的小水池，周作人和周建人分别住后院的九间；外院则是鲁迅住房以及杂物仓房。鲁迅付了全款却居然住在最前排紧挨着堆放杂物的屋子作卧室。似乎一切倒了过来。
再说，既然是鲁迅付的全款，老弟有什么资格不许他到后院来？而且，兄弟闹翻，应该是老弟被赶出门，然而，却恰恰相反，是鲁迅被扫地出门了，而且，老母和弟弟周建人还居住在原地。说不通吧。
事发突然，鲁迅不得不通过熟人关系租住至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三间朝北房间，矮小进深浅。堂屋放一张小饭桌和一张木板床，鲁迅在这里生活兼会客。朱安住西边一间。鲁迅母亲常从八道湾来看他，东边一间就供老太太临时住。从带花园的院子寒酸到如此。如果，院子是鲁迅出钱买的，既然已经彻底决裂，应该是老弟一家被赶出家门，而偏偏相反却是他自己被扫地出门，说不通吧。
事实上，周作人在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当时大学教授薪资颇高，到第二年购房也完全可能的。
再谈所谓的，因朱安不识字，家务事全由羽太信子包揽的说法。朱安不识字，难道连钱都不认识了，上街买东西都不会？那后来搬到砖塔胡同怎么都是她办理家务的？朱安不识字，而羽太信子是一个女佣出身的日本女人，非但没多少文化，当时连中国话都不知道几句，倒能掌管？
鲁迅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从一九一二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几乎每天都会写日记，还非常喜欢在日记里记账。居然会从1919年至1923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任由其弟媳妇大把挥霍自己的钱？再说，你补贴老弟那么多年，老弟居然会暴跳如雷，和你一刀两断，断了财路。这些解释得通吗？
所以，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鲁迅确实偷窥了。
周作人对此事对外绝口不谈。
而鲁迅在给一封给友人的信《关于我和羽太信子的关系》中自辩。开头声明：“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似乎暗示事情暧昧。
接着突出重点说：弟媳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疗养则西山，病则谒日医。最多时请了十一位工人。”
鲁迅另外还在信中说，且羽太信子对三弟周建人不满，对朱安不敬，对鲁迅冷遇闲言，行为近乎于悍妇。
然而，根据另外两份资料，情况并不如鲁迅所描述。羽太信子出身贫寒，当过女佣。鲁迅母亲说过：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婆婆也相当孝敬，比如，婆婆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半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在当上教授太太的那段时间里，就忽然大手大脚起来。另外，如果说她对周建人恨极，怎么可能去供他儿子的牌位呢。再说，如果她对朱安不恭，你鲁迅自己把朱安当人吗？会在乎吗？
而且，关于羽太信子的生活奢侈，两弟兄都已成家，经济分开就行了，有何难处？至于不恭，本来就分住前后院，也只要少来往就行了。说白了，都不过是生活琐事，兄弟还是兄弟，要闹到一辈子决裂吗？
再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的绝交信，信的开头是，“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他的女眷住的，他要求鲁迅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鲁迅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那么，这不自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就非常不堪了。在中国，偷窥女人洗澡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流氓才干得出的下流事。
鲁迅的信尽管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文字，到了这关键地方，他偏偏语焉不详了“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窥呢？鲁迅回避了正面回答，既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含糊过去了。只说是日本人不在乎的。
尽管这段文字简略，但是，却是经过十分周密的思考的，假如，承认有过这样的事，那无疑将声名狼藉，再也别想抬起头来了。但是，如果他坚决否认呢，那就意味着其弟和弟媳造谣，万一他们不想背上这个黑锅，抬出人证来，那怎么办？一般来说，偷窥这种事，总是偷偷摸摸的，被偷窥者往往不能自知，倒是被第三者发觉，比如一些女佣等人偶然撞见。一旦这些证人出来作证，那不是更加麻烦？
毕竟自己老婆被人偷窥也是十分难堪的事，老弟能不说就不说，所以，只要自己保持低调，老弟也就不会再对外说什么，所以就来了句，“岂明不说，我也不答。”。
当然，还得防一手的，万一对方真的捅出来怎么办，鲁迅先生毕竟是高手，又布下了一道防线：
“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似乎是，日本女人被男人看到洗澡是无所谓的，没啥了不起的。日本男人看得，难道我就看不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可是，即使日本弟媳无所谓，中国人的弟弟周作人也会无所谓吗？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是啊，中国人尽管对此很重视，也不至于将洗澡与贞节牌坊挂上钩，你火什么火？再说，我鲁迅素来是反对封建的吃人礼教的，贞节牌坊是要彻底砸烂的，更何况仅仅是偷看洗澡呢？被人家看看有什么了不得？
他的辩解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味道呢？
从一个人的言行也可以看出其品行。虽然，一些伪君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但是，一个满嘴黄段子的人必定是下流痞子。
同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觉得国内环境不太理想，想到东南亚去宣传抗日，为此特地去拜访鲁迅，想听听鲁迅的看法。出乎他意料的是，鲁迅讲了一个老和尚的黄段子，意思是到处都一样的，意图阻扰。
更为甚者的是，1933年4与29日，辛亥革命元老时年68岁的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发表抗日宣言：“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
5月7日，鲁迅迫不及待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药”的文章，引用清代的一个黄段子《坚瓠丙集·药渣》，居然把革命元老慷慨激昂的言辞讽刺为黄段子里的药渣。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本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近七十高龄的革命元勋都挺身而出高声疾呼“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何等感人。鲁迅却用下流黄段子来讥讽。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去偷窥异性隐私吗？
6．北京女师大学潮
1923年秋，鲁迅利用教育部任职的权势，开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遇到了许广平。 两人很快通信来往，用“小鬼”、“嫩弟”、“乖姑”、“姑哥”、“小白象”、“小刺猬”等等调情。
1925年6月底，许广平等6个女学生来鲁迅家吃饭。鲁迅当着大家的面轻轻拍她脑袋，不折不扣的打情骂俏了。时年，鲁迅42岁，许广平25岁，这一对师生恋流言甚嚣尘上。正当鲁迅沉醉于热恋的美梦中时，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堵高墙，筑墙的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杨荫榆。
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因抗拒封建婚姻，与夫家断绝关系，1907年7月只身赴日本留学，1913年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频频交往。
1924年2月，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归国，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杨荫榆上任后立即按照国际先进方式管理学校，其中包括两项内容：
教员只能专任、不能兼任；
学生不得与教员有过于密切的关系。
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拿工资，同时又在女师大兼职，显然与第一条规定相抵触，而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更触犯第二条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那他不就是人财两空吗？心中无名火还能不高三丈吗？乘杨荫榆整顿校风，将几名长期不上学的学生解除学籍之际，煽动驱逐校长风潮，成立所谓 “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自己当委员会总务主任，坐镇指挥，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办学”，并用“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等恶毒词汇进行人身攻击。
攻击杨荫榆“寡妇办学”无非是指她过于严厉，那么，就任凭教师和学生像他和许广平那样打情骂俏，甚至非法同居？如果女学生中出现许多个类似的许广平，那还成何体统！能不管吗？
“委员会”远不是只在口头攻击，还付诸行动把校长办公室贴上封条和大字报，逼得杨荫榆只能在校外办公。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学校，要恢复在校内办公。鲁迅领导的“委员会”招来外援，用砖石和棍棒进行对抗。当天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现场，他的亲眼见到杨荫榆被围攻唾骂。他说：
“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
后来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杨荫榆那一天的举动做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假如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来看，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
就因为杨荫榆说了几句话，李四光被攻击为杨荫榆的“羽翼”和“死党”。
最后，闹到当局不得不把女师大关闭，把学生驱逐出校园。
以今天情况来看，杨荫榆这样具有国际名牌大学学位的人，是各重点院校争相聘为教授和博导的最佳人选，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却遭到鲁迅如此凌辱和围攻。
杨荫榆规定女师大的女学生不要与教师关系过于亲近，这也是为了校风和学生的名誉和前途的关爱。然而，遭到鲁迅的人身攻击，说是“寡妇办学”，那么，杨荫榆的做法是不是对呢，看看后来许广平就知道了。没多久许广平就和鲁迅偷偷同居，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宣布正式同居，这也奇怪了，你已经有发妻朱安了，并没有解除婚约，还住在你家里，怎么又可以跟另一个女人正式同居了？顿时舆论哗然，原来闹得那么大那么久，反“吃人道德”就为了这个？就为了抱得美人归？
但是，闹事者的后台是够硬的，许广平的家在广东就很有势力。杨荫榆规定教员只能专任，不能兼任，可是，到女师大兼任的人，哪一个没有后台背景？杨荫榆坚持理念，却动了人家的奶酪，那些有势力来兼课的人还能不恨得咬牙切齿？鲁迅是明里跳出来的，肯定还有不少既得利益者在后面鼓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只凭高尚理想的孤身女子如何是他们的对手，杨荫榆的校长当不下去了。
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主张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世界各文明国家尽管历史上爆发过各种内战，但也从没有学生围攻老师甚至校长的记录。鲁迅的这种行为堪称开创了世界第一。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却到大学去带头闹事，当时教育部是谁当头的呀，怎么不管一管呢？事实上确实是管过的，时任教育部总长的是章士钊。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3月20日，与鲁迅同岁，仅早出生几个月。早在1902年起就投身反清运动，与章太炎、邹容等结拜为异性兄弟，鼓吹革命，并直接组织军事行动而曾被捕，经蔡锷营救出狱。1907年，赴英留学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以后，继续大力宣扬西方思想和政治理念。出于他的革命资历和威望，1924年段祺瑞委任他为司法总长，1925年又委任为教育总长。一人身兼两部总长，可谓位高权重。
在他任总长时期，提倡尊孔读经，“捍卫国粹”。而鲁迅一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在革命时躲得远远的，当不需要冒险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与章士钊在当时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鲁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而章士钊是两部总长。科长与部长辩论，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章士钊主张思想自由，并没有以势压人，更没有难为鲁迅。但是，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居然带领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闹事，自然不能容忍。章士钊于 8月将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免去。
鲁迅不服，上诉法院，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其行径着实滑稽，既要造反，偏又不肯学陶渊明挂冠而去，依然对“五斗米”的小小官位恋恋不舍。按照当时法律，免去公务员职务必须先报总统备案，而章士钊并没办理这项手续。因此，次年 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让鲁迅胜诉，也够宽容的了。
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与章士钊的民主思想也不无关系，他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
然而，鲁迅冲击北京女师大的性质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
a. 严重触犯法律：封锁他人住宅或机构的行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在美国，早就抓进去了，甚至白白吃枪子儿。今天的我国同样不允许这样的违法行为。
b. 触犯道德底线：尊师重教是任何文明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鲁迅这样做是触犯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当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头，文革期间学生打骂老师就是其后继；
C.堵塞和阻碍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和推广: 杨荫榆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与哲学家杜威和教育家孟禄等著名学者有很多交往，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胸中有将当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国来的崇高抱负。遗憾的是无法实施了；
d.助长旷课荒废学业之风：不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阻断，就是基本教育也受到极大波及。应该说，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努力学习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学生很不自觉，荒废学业。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一些中国学生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国有些学生上课玩手机，或者干脆不上课在宿舍里玩游戏，玩到天昏地黑。我国各高校每年都会取消一小部分荒废学业的学生的学业，这也是学校的正常业务。当初，杨荫榆整顿学风，被鲁迅闹成这样子以后，还有哪个学校敢管学生吗？影响波及到全中国范围，以后，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学生斗老师，也都不过是照搬而已；
e.暴力抗法：杨荫榆让警察帮助执法返校。鲁迅不惜发生流血冲突，完全不顾学生的生命安全，纠集校外人员用石头和棍棒武装暴力抗法。幸好杨荫榆高度清醒，在现场一再喊叫警察不要动手，才避免了人员伤亡；
f.耻辱影响：冲击学校结束后，学生头目的鲁迅抱得美人归，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了；
g. 冲击正确的学习理想：鲁迅等人冲击学校嘴巴上不能说是为了玩，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是杨荫榆阻扰学生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社会活动。然而，鲁迅本人就在北洋政府里上班，这话说得通吗？
学生关心政治是应当的，但是，多数年轻人涉世未深，血气方刚，往往被某些野心家或野心集团利用。所以，青年学子最重要的是认真读书，做好学问。抗战时期，国家那么困难，国民政府还是不同意学生参军，而是派重兵把大批教师学生护送到大后方的西南联大，把一批学者安排在四川李庄继续学术研究。胡适说，“多做些学问，少谈些主义。”但没被鲁迅少骂。
果然，次年3月18日，北京抗议队伍在国务院门前，发生冲突， 47人被当场打死，上一年被杨荫榆处理的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也被打死。如果她听了杨荫榆的训导，何至于此！
这七宗罪足以把鲁迅钉在耻辱柱上。
杨荫榆尽管遭到鲁迅的不断对她污蔑攻击，她从不争辩或回击。以后，回到江苏苏州居住，创办女子学术社，教育妇女。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抢走的财物。附近年轻妇女将她创办的女子学术社为安全庇护所，杨荫榆悉数收留，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侵略者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坚决拒绝。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带杨荫榆出门，在吴门桥上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她的侄女著名学者杨绛，悲伤地说，“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说到:“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
7.“三一八”事件和刘和珍之死
鲁迅赢了官司，眼看着又可以坐稳教育部佥事位置了，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月北京又闹出大事了。这一次不是学校学潮，而是数百人死伤的流血惨案了。
1924年10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收受奉军张学良50万银元，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然后与张作霖共同安排早就光杆一个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山当临时执政，做傀儡。
冯玉祥是暴发户，实力差强人意，便打出革命旗号以招揽人心，把所部改名为“国民军”， 11月5日，驱逐溥仪出故宫，顺便捞得大量故宫财物。同时，又与段祺瑞一起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离广州北上，绕道上海、日本12月底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冯玉祥佯装革命的口号震天响，甚至让孙中山都认为他真心革命。书生李大钊很容易信以为真，1925年2月底，赶到张家口和他商谈苏联对国民军武器支援。以后，李大钊介绍冯玉祥代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进行会谈。同年3月12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后来，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各种活动。冯玉祥甚至一度想请李大钊当国民军顾问。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在李大钊斡旋下，斯大林决定提供冯玉祥大批军火物质，包括大量机枪、数十门火炮，二十多架飞机、以及价值七十余万卢布的毒气弹等武器。还建立一支3000名士兵的骑兵队以加强冯玉祥骑兵。1925年5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冯玉祥实力大增。
1925年11月，冯玉祥底气足了，就挑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发动兵变，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不肯罢休，命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1926年2月初，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冯玉祥国民军随即在大沽口海设防，以苏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与穿过封锁线的日本军舰发生炮战。日本人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临时执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
3月16日，执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最后通牒后，于当日午夜就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3月16日、17日，李大钊等在天安门集会，接着就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当时，北京城的守卫是冯玉祥国民军的鹿钟麟负责，守门的国民军坚决不开门。愤怒群众于是就进行了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遭卫兵阻拦，双方发生了冲突，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与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关系密切的李大钊说，“同国民军士兵还不能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上午，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抗议大会，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并要求撕毁《辛丑和约》。大会还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很多群众害怕被镇压不愿意去。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人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群情激昂，冲向国务院。示威群众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入，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当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内。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从侧门离开。有记者披露，示威者闯袭国务院，有人拿带铁钉棍子，泼洒火油，抛掷炸弹，并冲击军警，抢士兵的枪，军警开枪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余人，其中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也光荣负伤。不知道打伤李大钊和射死刘和珍的是不是李大钊自己一手操办的苏俄造子弹？
3月16、17日已经在国务院门口发生了冲突，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干吗18日还要继续再去冲击？当时北京的防卫部队正是李大钊积极支持并由他帮助获得大批苏俄军火的冯玉祥国民军，他却又带领学生去硬闯国民军守卫的国务院大门，为了什么？
那难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事实上，李大钊等人在行动前也确实向国民军打过招呼，才有恃无恐，然而，大批人聚集很难确保秩序和纪律，一旦出现过激冲动，局面就不可收拾。而且，冯玉祥的一贯表现是毫无信用，著名的倒戈将军，他的话能信吗？
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这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莫名其妙的乌龙事件了。既然反对八国，那就应该如当年义和团围攻八国大使馆，怎么反而去冲击已经拒绝八国“最后通牒”的临时执政府的国务院呢？首先是日本军舰向我开炮，八国列强联合向我发出“最后通牒”，我外务部当晚就予以拒绝。可是，组织者却不肯罢休，竟然要“驱逐八国公使”甚至要“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二十多年前的1900年，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向八国宣战，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辛丑条约》。而1926年的中国已经四分五裂，要就那点儿地盘和实力的冯玉祥国民军去向八国开战，那不是说梦话吗。冯玉祥再没头脑也不会答应。
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打砸纵火，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未杀害一名学生，现在，号称革命用苏制武器武装的国民军一次就屠杀了刘和珍等47余人。可怜这些人死到临头还都糊里糊涂。
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嘿，把守国务院大门的是老子的亲信部队，哪轮到你段祺瑞来“听候国民处分”？仅半个月后的4月9日，冯玉祥就将无一兵一卒的段祺瑞扫地出门。对祸首的处分自然没下文了。段祺瑞只能打点行李到天津去当寓公了。
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人。鲁迅同一贯那样，不参加群众游行示威的，但是，问题出在自己刚领头闹过女师大学潮，刘和珍也是女师大闹事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以后又躲入八国中的另外两家医院。
师生们召开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徘徊”。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当初是和许广平一起闹学潮的好友，不写这样的文章许广平面前也交代不过去。
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代表作，但从头到底都是莫名其妙。
文中，首先对刘和珍的死，悲痛欲绝。尤其强调，刘和珍对自己是如何崇拜的，他的文章刘和珍是如何爱看的。但，文中又否认自己认识刘和珍，说“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但是，女师大风潮中，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也是和许广平等6人一起被杨荫榆开除的。鲁迅在那次学潮中担任“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总务主任，能不认识吗？其实，不过是欲盖弥彰，当局已经通缉惨案的幕后挑唆者了，赶快撇开关系，我不认识她，她不是我唆使的，千万别追到我头上！
他在文中说，“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而当时北京城里没有半点八国联军的影子，开枪的是冯玉祥部队，不知道他怎么会如此编造这段话的。可是，既然有“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那为何又躲进八国的日、德、法的医院去寻求保护？难道北京没有中国人开办的医院吗？
接着是大骂中国人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
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
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政府内的小科长。他还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可是，他在和许广平私下谈话的《两地书》中说，“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要他上场时，他说不愿别人牺牲，此地又对敢于牺牲的猛士高唱赞歌，煽动年轻人去“正视淋漓的鲜血”。真妙！
更有意思的是，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中国，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他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并且在生活上也对他非常关爱。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因此，鲁迅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说得多动听啊。可是，他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中涌现了邹容、陈天华、秋瑾和林觉民等无数英烈，可歌可泣，居然都没能让鲁迅“良心发现”，倒是一个连在正规大学都没有教师资格的日本人，让他 “良心发现”了。
痛骂了所有的中国人，忙不迭歌颂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日本人。这就是他的“良心发现”——意味深长啊！
眼见许多涉及三一八案件的人被通缉，鲁迅很难逃脱关系了。于是，乘厦门大学的邀请之际，就带着姘妇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南下。而把母亲和妻子朱安撂在北京。
朱安是一个典型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如果说吃人礼教害了鲁迅，那么朱安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弱女子，受害更要严重得多。鲁迅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应该能了解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悲苦。在其小说《祥林嫂》里似乎对祥林嫂给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章《娜拉走后怎么样？》呼吁男女平等。然而陪伴在他身边那么多年的朱安，对他那么恭顺。鲁迅却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当着她的面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甚至把小三带进家门，一次次对她心窝捅刀子。
只有内心十分阴毒人才会如此残忍。
民国时期是允许离婚的，手续也不复杂，既然没有感情，离婚就是了。但，又为什么不提呢？不舍得分割财产吗？还是，不仅要伤害她还要把负担老母的担子也撂给她？自己和情妇轻松快活。
婚外恋毕竟是不光彩的事。当时，陆小曼与丈夫王赓的好友徐志摩婚外恋，与王赓离婚。在与徐志摩订婚时，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证婚词是，两人伤害家人亲朋，婚外出轨，人品低劣，反对两人结合。
而许广平也只能一辈子当姘妇。而儿子周海婴只能时私生子。都被周围的人歧视。
7.朱安的凄苦的一生
1901年4月，鲁迅的母亲为他订了门亲。第二年鲁迅离开中国去日本留学， 1903年曾回家探亲，并没有提出退婚要求。他在日本仅一年就辍学了，只身在日本晃荡。家里接二连三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说是他母亲病了。鲁迅无奈回国，发现是当地有人说，他跟日本女人好上了，还带着孩子在东京散步，所以，急着逼他回国完婚。（这些话，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1906年7月，鲁迅回国完婚。与鲁迅结亲的女人名叫朱安，1878年出生于绍兴士绅家庭，家族中曾有人任过县令，有较浓重的传统文化环境，不识字且裹小脚。
鲁迅对这门亲事是很不满意的，新婚三天后，就又去了日本，直到1909年才回国。以后去北京就职，和其弟弟周作人闹翻后，又迁居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他母亲与朱安也一起过来同住。到北京后，独守空房十多年的朱安心中燃起希望，然而现实与她的期待完全不同。鲁迅对她根本不理不睬。同在一屋檐下却宛如陌生人，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两人之间谈话少之甚少。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只有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面对如此冷漠的丈夫，朱安仍旧恪尽妇道，照顾他生活起居和一切家中琐事。
她会烧菜做饭，口味也不错，照顾鲁老太太时，就挑一些软的易消化的东西煮。而侍候鲁迅更是尽全力。鲁迅平时不与她说话，她只好从他的剩菜里去观察，判断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她从未提出过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来感动鲁迅。但，鲁迅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待她，甚至比陌生人还冷漠，朱安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母亲在时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大发脾气，把被子扔到地上；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朱安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也让鲁迅极为讨厌。
鲁迅母亲发现儿子与儿媳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问鲁迅，朱安到底那里不好？你这样嫌弃她。鲁迅说，与她谈不到一块去。母亲再问，如何谈不来？鲁迅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得到？其实，当时朱安在鲁迅面前战战兢兢，心慌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她的每一个小错误，放在鲁迅那里，就放大到不可饶恕的大罪。
朱安感情上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朱安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过去的等待没有打动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动他。周老太太不以为意，她早就盼望有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了。
即使如此，搬到西三条胡同之后，朱安还是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她从不抱怨，只是偶尔安静地发呆，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但是，她的百般忍耐却迎来了更大的不幸。
鲁迅的拜访者中，渐渐女学生越来越多。许广平出现了，和鲁迅越来越亲密。鲁迅居然在她面前轻拍许广平的头，为她剪短头发，打情骂俏。一次次往她心窝捅刀子。而许广平则轻蔑地称朱安是“遗产”，自己理所当然可以取而代之。
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潮，许广平居然住进了他们的家里。这样的举动对于作为一个妻子是多大的侮辱啊！今天，再胆大妄为的大款都不敢把小三带进家门的。但是，朱安还是默默承受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心头是怎样一滴滴滴血，夜深人静时，无数次默默哭泣。
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了她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她痛苦极了，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鲁迅会与别的女人一起离去。邻居俞芳问她，今后如何打算？
她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的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
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更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蜗牛虽然爬得慢，但总有一天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她连这点机会都没有。她的希望完全幻灭了，这一辈子最后一点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梦碎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非常善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这个善良的女子，甚至把许广平这个夺取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做姐妹，视她的儿子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慨不已。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太孤独，太孤独了。
1943年，鲁迅的母亲去世，死前她嘱咐周作人把给自己的那份钱给朱安，让她平安度过余生。哪知后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具备谋生能力的朱安，过得非常困难，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经常是一碟小黄瓜，碟子旁边放着腌制过的辣椒，有时候是一碟腌白菜，一小碟霉豆腐，她配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吃的。再往下，她连这些都支付不起了，眼见生活难以为继，想起鲁迅还有一批藏书可以变卖。据有关人士统计，朱安的住所藏书中还有不少古籍珍本善本，实际价值相当于20多万元人民币。
尽管，朱安视许广平为姐妹，但许广平视朱安为可以欺凌“遗物”许广平闻讯，立即委托律师事务所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北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鲁迅病故时，鲁迅的母亲周老夫人还健在，朱安是鲁迅的合法妻子，一辈子就服侍周老夫人。而所谓的“律有明文规定”，只有她和周老妇人才有继承权。许广平不过是一个鲁迅姘居的女人，不具有任何合法身份，没有继承权，有和资格说“广平等决不承认”。周海婴是许广平未婚生子，继承权也大成问题。许广平有什么资格说那样的话！其实，朱安如果此时要求周老夫人一起分割鲁迅的遗产，是能成功的。然而，善良的她没有这样做。
记者赶到朱安家里来，劝她保存藏书。
她悲愤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啊！”她的悲苦的一生仅仅换来这句话。
以后，许广平仁以给朱安及周老太太养老寄钱为条件，托人找朱安要走鲁迅版权，得到版权后，出版的书得了多少钱，她也没有告诉朱安，只是按月寄钱，后来许广平以入狱和邮路不通，断绝给朱安及周老太太寄钱。幸亏周老太太还有一个教授儿子周作人。周老太太和朱安就靠周作人养着。
接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朱安在北京宅子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危，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无人为她守灵，无人为她张罗身后事。她曾找人代笔，给许广平写信，表明自己想要与鲁迅先生合葬。但是，得不到回答，她还是葬在了西直门的保福寺处，葬在她伺候了一辈子的周老太太身边，没有墓碑。还是没回到鲁迅身边。
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出嫁前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出嫁后在残酷的冷暴力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8.短暂的南下授课生涯
1926年9月4日，鲁迅接到邀请，任教厦门大学。于是，和许广平一起从北京南下，他去厦门，许广平回广州。
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一般而言，世界上最讲究学历的地方莫过于高校，你是国际常青藤大学的洋博士，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名牌大学教授，你没有这块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个老讲师。不过，确实有真才实学也行，陈寅恪、梁漱溟都谈不上过硬的学历，人家照样服他们。可是，让鲁迅教什么呢？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景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一年级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当时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不过，这倒也难不倒鲁迅，他开课讲的是中国的小说史。其实，中国文化中，小说是摆不上多少位置的。唐诗、宋词、元曲鼎盛时代，只有些很短的小说作品，明代开始有话本和小说了，但说来说去也就那几本，稍翻翻就知道大概，能有多少分量？但对鲁迅而言，总算场面上可以应付过去，而且，就好比打诨插科的相声比哲学更吸引人，讲小说能吸引人。底气不硬也就算了，却居然还在学校大会堂上对学生作起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把让主持演讲的校长林文庆气得脸一会红一会白。
林文庆1869年生于新加坡华侨家庭，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林文庆尽管有非常过硬的西洋学历，但是却十分尊崇孔子，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作为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
大学的任务就是要教书育人的。而鲁迅居然这里大谈特谈，“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既然是做“好事之徒”，还有耐心去读书吗？那就是别读书了，出去闹事去！
居然请来这样一个“活宝”到厦门大学来当教师，这不是闹大笑话了吗！林文庆实在无法容忍，只能赶他走人了，一次次逼鲁迅搬家，最后让鲁迅搬进地下室居住。屋子里原有两个灯泡，还说要节约电费，非摘下一个不行。鲁迅不走也得走了。
1927年1月16日，他应中山大学朱家骅之邀去任教。18日，抵达广州，当晚他就去看望许广平。2月10日，学校任命鲁迅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时还讲授文学史、小说史等课程。然而，也没干上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
关于他离开的原因，外界有传闻说，是鲁迅对当时广州政治事件不满。但这一说法遭到鲁迅自己的否定。他说的原因是，他激烈反对中山大学邀请著名学者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在给川岛的信中说：“当红鼻（指顾颉刚）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
鲁迅信中用极度恶毒语言侮辱顾颉刚，为何会如此仇恨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写了一部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揭开了谜底：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抄袭别人作品，就仿佛当小偷当场被人抓住了手臂，还不恨及！当然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了。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鲁迅自己没说，那就是鲁迅与许广平在广州公然同居。有妇之夫与自己学生姘居，成何体统，还如何教育学生？更有甚者，鲁迅还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许广平做自己的助教，居然，这点好处都要捞，完全不顾脸面了。于是，许广平身兼三职：学生、姘妇和助教，双双同出同进。或许教师与情妇姘居虽然让学校难堪，但毕竟是他个人私事，学校管不着。然而，又让姘妇当助教，那就闹出大丑闻了，于是舆论大哗。你可以视礼教为“吃人”，不顾脸面。中山大学还必须顾脸面的，于是，也待不下去了。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离开广州匆匆赶到上海。
在日本仙台医专仅一年就休学，在东京挂名德语学校骗取官费，在北京女大围攻校长，在厦门大学被校长驱逐，在中山大学闹出大丑闻，鲁迅在大学的生涯还真是世所罕见！
谢选骏指出：胡适冒充博士到处行骗，充满私人污点，所以不敢提及鲁迅的私人污点——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私人行为”就不仅仅是私人行为了，必须要以公共标准予以检视。对鲁迅是是这样，对胡适也是这样。
《投身日本租界——全面揭露鲁迅的卑污阴毒人生（2）》（2024-02-17 漫漫求索）报道：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但，高喊革命的鲁迅并未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是于1927年10月3日住进了上海虹口的日租界。
1.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
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是住进了完全由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已充分暴露，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全国人民都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上海有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也有英租界、法租界，为什么他单就选择中了日租界？
吴佩孚下野后，有人劝他到天津日本租界寻求庇护，吴佩孚严厉斥责：“堂堂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日本庇护，有伤国体，乌可为者！”段祺瑞被冯玉祥赶下台后，一开始在天津日租界当寓公，1933年1月21日，离开天津移居上海，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鲁迅如此行径难道毫无顾忌吗。然而，他有他的苦衷和考虑，顾不得这些了。事实上，人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必须有个职业，连正当收入都没有，怎么填饱肚子？然而，凭他在教育界的表现，恐怕没哪所学校愿意收留他。说到官场，他倒不是不愿意当官，然而，辛亥革命时他当了逃兵，广州革命力量轰轰烈烈北伐的时候，他还对北洋政府的小小科长职务恋恋不舍。到了广州，利用职权安排许广平当助教，贪小便宜，革命队伍中待不下去。新政权里哪里有他的位置。而绍兴的老家早已破败，眼见得两人要断炊，惶惶不可终日了。
日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有势力渗透，去投靠那么硬的后代，不怕混不到饭碗，也不怕没人帮他说话，足以有恃无恐。
事实上，鲁迅早有先见之明，预先给自己留了后路。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的《纪念刘和珍》一文中没有一字谴责“三一八”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半年后的10月，又在厦门大学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这是向他们献媚的信号（或者是当年在东京的那个人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出马，把鲁迅推荐给上海虹口区日租界的内山完造。
到达上海的第三天，鲁迅于10月5日就拿了清水安三的推荐信，到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去“买书”。（居然，买书还要带介绍信。是买书还是想要结交？）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这番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安放一张专用的藤椅，让他天天坐在角落里“读书”。
当时，上海的图书馆多的是。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印刷蔡元培等人的《外交报》和严复翻译的《原富》(亚丹·斯密著)等一系列对中国现代思想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所属之上海东方图书馆，藏书达四十六万余册，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为当时国内之最，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馆址在闸北宝山路上，距离鲁迅居住地只有1.4公里左右，步行只要20多分钟，散散步就到了。
而鲁迅选择的住处则离内山书店大约仅200多米。为何鲁迅对其如此情有独钟呢，那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呢？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根据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书店是一大约仅仅六张草席大小的房间，也就是连20平米都不到！
内山完造又是是何许人也？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他，文中引述了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文艺座谈》第一期署名白羽遐写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该文中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
第二篇文章刊载于《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也指出，内山完造表面上是在上海开书店，而做侦探是确属的。
鲁迅在引述了这两篇文章后，用短短的几句话为内山和自己辩解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又彻底揭穿内山完造的老底：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这篇文章可以说把内山的底细交代得非常详细了，再看看后来的事实。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内山完造是有日本官方背景的间谍还不清楚吗？
即使，鲁迅不知道内山的真实底细，也不会不知道“瓜田李下”的古训，总得避避嫌吧，可是，事实上他与内山和日本反华势力的关系之铁，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清水安三在1976年《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那么大的东方图书馆他不去，偏偏天天耗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小书店，能有多少书可读啊？买书看书的人来人往，能读得进书吗？天天挤在小小房间的角落里，倒像是店里的小伙计， 那情景怎么不让人生疑。不过，鲁迅在这里倒是可以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
夏衍晚年在其《懒寻旧梦录》中进一步揭露一项事实：1934年10月，左联负责人想关于左联内部事情与鲁迅面谈，鲁迅以前虽也参加过的一些左联活动，甚至一度被奉为盟主之一，但已久不联系，他们知道欲见鲁迅，唯一地点是内山书店。于是，周扬、阳翰笙、夏衍和田汉一行四人，在约定的日子里与鲁迅在内山书店里见面了。
当时书店里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不便，提议换个地方。
鲁迅一口回绝：“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
看来，他非坚持要在内山书店里谈话不可，于是，经内山的安排（瞧，鲁迅在内山那里有多大的面子）几个人就在书店后面的会客室里坐下了。
后来，夏衍回忆说，开始时谈话还算融洽，但后来双方就闹得不欢而散了。周扬等人被鲁迅骂成了“四条汉子”，以后，遭四人帮残酷迫害。
左联的高级负责人（实际上是执行党组织的任务）要想见到他们的盟主，没别的办法，非要在日本人开的书店里谈，何等的怪事！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内部组织等高度机密的内容，必须在十分隐蔽的环境中进行，是绝对不能泄露给外人的。可是，鲁迅却坚持要在内山的眼皮底下谈，其“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的说法，是何等牵强。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鲁迅此时已完全被内山所控制，所有想见他的人都必须先通过内山，而且，谈话都必须在内山监视之下进行。
事实上，那几篇关于内山完造是间谍的文章列举了很多事实。可是，鲁迅却一口咬定，“确信”内山不是侦探。这就有些怪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否是间谍，是该国的机密，鲁迅难道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得知内幕，或从中国政府情报机关获得情报，敢如此“确信”的为内山打包票？ 骂别人“自以为是”，人家列举了事实，你没一条能反驳的，究竟是谁“自以为是”？
最后，鲁迅居然还号召中国的文人们竭力学内山完造。甚至爆粗口骂举证者“狗都不如”。
那么，鲁迅是否知道内山的背景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上海后的举动分析一下。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如果，内山仅是一个小小的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2.五三惨案
1927年上海发生“4．12”事件，鲁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对新政府输诚，诬顾颉刚“反对民党”，以图受赏。5月25日，国民政府计划设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后，立刻通过同乡活动，结果失败，便大发牢骚，“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在旧政府还可以当个科长，在新政府却没挤进。想去当听差，却被人拒之门外，冤恨之极。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打算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月薪300元。听说此事后，鲁迅觉得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忙写信问，“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惴惴不安。过了十天，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致信江绍原说:“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终于，12月8日，聘书来了! 鲁迅这下子可以脚踏两条船了，拿了政府津贴后第三天，随即去发表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变了腔调：“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居然又忽然主张文学不谈革命了！那又如何唤醒民众？
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然而，虽然钱照领，却不搞学术研究。其实，特约撰述员一职，只认人不认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钱不干活的人只管滥竽充数，所以，1931年12月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贴。其实，搞研究也确实难为了他，首先须年轻时在教授指导下，从硕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积累基本功，鲁迅没有经过这番磨练；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而鲁迅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四年多时间里，白拿钱不干事，居然心安理得，一吃四年多，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可是，当国民政府停发了这笔津贴后，鲁迅又大骂开了，他用笔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头》中，丑化参拜中山陵，“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讽刺政府会议“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似乎还在想火拼，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不堪入耳的粗话都骂出来了。
1933年2月，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纪念两年前的1931年2月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五名青年。但，为何当时没写，要过了两年才把忘却了的事再抖出来？事实是，当时他正拿着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舍得吗？
既然要纪念他们，就要为他们申冤，可是，全文只字不提五名青年为何被判处死刑，是冤枉的还不是冤枉的呢？鲁迅没有交代。五人中的白莽的兄长徐培根历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等高官，能不营救吗，能不查清楚吗？让人看了一团雾水。鲁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并于1932年7月11日制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真是，吟罢低眉制小幅，遥寄日本女歌人。想让她将刀丛下的中国唱遍日本？
鲁迅到达上海半年后，1928年4月，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很快攻入了山东省。4月19日，日本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于4月25日向济南进发，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用沙袋筑起堡垒，设置电网，不许华人接近。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5月3日清晨，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被日军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向国民革命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办公处。日军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蒋介石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晚上11时左右，交涉署大门被日军撞开，日军兽性大发，将中国人绑在柱子毒打，刺刀割耳、切鼻，鲜血喷流，血肉模糊。蔡公时怒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强盗将蔡公时等人用乱枪射死。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
5月4日，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7万有余，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蒋介石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济南惨案使得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更高涨，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
济南惨案也对蒋中正心理产生重大冲击，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卅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
2007年5月，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内建成了“济南惨案纪念园”作为山东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面积2600平方米，包括五三堂、五三钟、五三碑、五三亭等，蔡公时烈士铜像就安放在五三纪念堂内。
鲁迅在拿不到白白得来的津贴大骂中国当局，而对日本兵在济南惨案中屠杀成千上万同胞却高度沉默。其实，鲁迅于1923年《且介亭杂文二》中就说，“中国人是不能同他讲道理的，根本听不进。便有了怒骂，一骂他又变作暴跳如雷认为你看不起他。终究只能动手狠狠打，一打就老实了。”
他是不是想让日本人“动手狠狠打”呢？这期间，他在内山引荐下，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加了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日记中扭曲南京大屠杀），且在诱降汪精卫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平生十分欣赏汪精卫。
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
鲁迅在此期间，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
当时，日本与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相结合，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收买舆论工具，制造侵华舆论和培养亲日汉奸。其核心组织是东亚同文会。1901年，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由日本在1901年创立于上海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侵华战争中，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1945年日本战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鲁迅与上海东亚同文书来往密切。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里还专门说到，当时是 “‘九一八’事变前五个月，第一次上海事变前10个月，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反日情绪全面高涨的时期，鲁迅常来日本学校——同文书院。”接着还说到，鲁迅在同文书院讲演中猛烈攻击国民政府，还在黑板上写下五名年轻人被“甚至于生埋”（活埋） 几个大字。然而，他在后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中又说，柔石“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慨然长叹。居然，中了那么多枪弹，还能活埋。
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了多次报告，例如1931年4月17日,《流氓与文学》的演讲，对流氓作了详细解释。看来，他对流氓情有独钟，难怪郭沫若骂他是文化流氓。鲁迅则回敬，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活脱脱街头流氓骂架。
日本人屠杀济南成千上万中国人，他缄默不言，却一次次跑到日本的学院去，一边拿着国民政府的高额补贴，一面偷偷到日本学院去大骂中国政府。这还是在中国领土上，一次次到日本去演讲，内容如何就更难说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桥梁一段，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及吉林省、黑龙江省，至1932年2月占领东北全境。
1933年4月29日，辛亥革命元老发表谈话“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慷慨激昂。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必然同仇敌忾，强烈呼应。
鲁迅却连夜写了篇名为”新药“的文章冷嘲热讽，”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接着引用了一段所谓的“药渣”的下流黄段子（见前文），并讽刺”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他对呼吁抗日的文章百般诋毁，说“狗子都要践踏。”倒要问一句，是哪些狗子？
事实上，1931年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甚至还在信中倾诉 “我也常想看看日本”。
1933年4月1日鲁迅给日本山本初枝写信，称赞 “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
所谓的荒木君全名是荒木贞夫， 1931年12月13日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大力鼓噪 “昭和日本的使命”为日本加强军备，扩大对外侵略。在他操办下，日本陆、海军得以空前大肆扩充，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又进军热河，染指华北。在1933年的新闻片《日本之关键时刻》中，荒木贞夫身穿将军制服，进行侵略鼓动：”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我觉得，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亚洲文明精神，在那里建一块乐土。为此目的，日本应该根据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荒木判处他终身监禁。判决书称他：”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和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提倡者……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富裕日本的军部政策。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就是这样一个猖狂宣扬扩张军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人，鲁迅居然会觉得他文章不错！不知道，他所谓的不错是指什么？是东三省应该被日本占领？
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全国都在号召抵制日货，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赞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
难怪，陈源（陈西滢）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3．“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表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陆续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侵占我东三省后，制造伪满国，震惊全球。
1932年1月21日，国际联盟组织了由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调查团于3月14日抵达中国4月21日抵达沈阳。日本使尽各种手段对调查团封锁情况。然而，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还是用各种巧妙办法冲破封锁，将正义呼声送交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了一个半月，于1932年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一票弃权，日本1票反对，通过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于3月28日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势力又开始从1932年1月20到1月27日在上海严重挑衅。《鲁迅日记》在这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没有任何反应。
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终于在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中日双方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就在开战当天，鲁迅依然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这样大的历史事件，日记里仅这样记载：“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遭到严重侵犯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这天上午，日本飞机飞到商务印书馆上空，一连扔下6颗500公斤重的炸弹。商务印书馆以及其印刷厂和附属小学被付之一炬。2月1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为商务印书馆毕生操劳的张元济潸然泪下，“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
日本侵略者如此悍然攻击他国文化事业，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谴责。然而，鲁迅的日记没有丝毫提及，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遇到了什么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回答，也没有一点感情和愤怒。
1月30日，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却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别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的文化特务了。到了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买书，逛书店，访友，抗战完全与他无关。
现在看一看1932年淞沪抗战是何等惨烈。
当时日军在上海有2千海军陆战队，飞机40架战舰20多艘装甲车数十辆。1932年1月28日晚11点半，日海军陆战队900人进攻北火车站，700人攻天通庵车站，1600人攻闸北。19路军英勇抵抗，激烈巷战，致日军当天伤亡800多人。29日中国军队反击，夺回天通庵和北站。日军紧急向日本要援兵。
同日，汪精卫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严予抵抗，并在30日把蒋介石请回，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2月2日，日军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千人参战，改任“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7日开始“第二次总攻”。 19路军依托要塞坚固城防，击沉日本驱逐舰1艘击伤炮舰3艘，同时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蕴藻浜日军部份消灭，日军再次被打回租界。
蒋介石令 “第五军”3万多部队增援上海。2月14日，日本再调陆军第9师团1万6千余人参战，撤换野村吉三郎，改由植田谦吉指挥。激战1周再被国军重创。2月27日，日本陆军第11，第14师团增援，撤换植田谦吉，组建“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任司令官指挥，至此日军2次更换指挥官。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3月1日，日本军舰运输第9师团1万多主力，在国军后方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国军全线后撤到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日军攻占吴淞炮台与真如，稍后又占领嘉定县城。最后，在国联列强谴责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国军总计伤亡约1万多人，我国普通百姓伤亡和失踪高达2万余人。日本战后称伤亡3184人。
淞沪抗战期间，不仅在前线，居民区等都普遍遭到战火的蹂躏。日军不仅在山海轰炸普通百姓，还轰炸其它城市。黄埔六期同学会会长彭汝容回忆说：
3月2日上午，当我军快到嘉定县城时，见贴着太阳旗的27架飞机分三组向县城飞去。不久就看到城内升起冲天的火光和烟雾，紧接着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轰炸过后，我率部进城，只见街道上尸体横七竖八，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里面既有我军战士的尸体，也有普通百姓的尸体。这些尸体中流淌出来的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到处是房屋的倒塌，木料还在燃烧，失去亲人的百姓拍打着尸体嚎啕大哭。看到满街惨景，我和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
我国伤亡军民高达3万多人，平民就有2万多人，战争最激烈的地段正在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附近。甚至较远的嘉定街道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鲁迅家附近的老百姓应该更惨了吧。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不知道他内心是何种感觉？
淞沪抗战中，仅日军先后出动总兵力就超过10多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三易统帅。我国甚至最高权力由汪精卫转移到蒋介石。世界各国包括国联（相当于当时的联合国）都出来谴责或调停。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早在1月29日，上海全市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抗议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后经各国调解，双方停战数小时，抢救战区居民，并保护闸北、虹口一带居民退出火线。
当时，全国青年激于爱国义愤，纷纷到前线来自愿要求入伍，参加抗日作战。暨南大学学生听说156旅第6团的英勇事迹后，也纷纷报名入伍，不到一个星期，第6团已将作战伤亡的缺额全部补足。在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后，这批由大学生组成的军队再次走向战场……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上海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慰劳。工厂送来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医院送过来纱布、药品等医疗用品。此外，百姓还送来面包、饼干、糖果等食物。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上海各界人士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把钱直接汇给了19路军。
但是在鲁迅日记里，没有任何这方面捐款和捐物的记录。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能够帮日本书店员工开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爱憎分明啊！
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居然还有“商女后庭犹唱”的兴致。2月16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这样的时候了，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连后来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都不如？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济南事变成千上万的国人被屠杀，现在眼前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烧杀，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远东最大的图书馆被炸毁，家园被摧毁，同胞被屠杀，文明遭摧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
3.歪曲和诽谤，甚至用下流黄段子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是“硬骨头”，岂能只是默不作声或喝喝花酒。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都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战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污蔑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没底线呢？这样不遗余力污蔑国军空军，说白了是企图瓦解我军心。信了他的话，士兵们还会勇敢作战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抗日救国图存的强烈呼声，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对于如此震惊世界的大事，国际上所有国家都站起来反对日本抢占我东三省，鲁迅却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八”，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
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说，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这些被捉了的人，难道都没有亲人，都没人打听？这话也太离谱了吧。还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别大惊小怪了。
文中又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也就是，你倒霉是不认真，是活该，而日本人由于你有一枚徽章把你杀了是认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警告听众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鲁迅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唤醒民众”吗？却警告大家眼光放到天外或自己小家庭里，把日本野蛮侵略我国和残酷屠杀周围国民的罪行都忘记，还恐吓说，“不然就活不下去”要“被捉去而无下落”。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本来，北京的青年邀请他是希望一位社会名人，一位长者向他们介绍当时的国难，鲁迅却是这样却这样劝诫年轻人别去记，要忘记。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
今天，沈阳市大东区的柳条湖桥边，矗立着“沈阳918纪念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残历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让每个参观者记住那个“国耻日”。
而在广州有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1933年由华侨捐资建成的。园内有凯旋门、先烈纪念碑、英烈题名碑、抗日亭、将士墓、战士墓、先烈纪念馆七处纪念建筑物，整座陵园建筑规模宏伟，庄重典雅，古罗马建筑风格。方形花岗石的英烈碑，铭刻着1951位先烈的英名。
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难怪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有一篇短文说，鲁迅是“乐于作汉奸矣。”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要通缉他了。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
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来唱反调了，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还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已经到了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刻了，还要号召革命内斗，惟恐还乱得不够。
难道，他不知道当年李自成造反，明朝被推翻，满清趁机入关了吗？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际联盟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这个时候，鲁迅的“投枪”投向哪一边？是向日本侵略者，还是宣传抗日的一边？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际联盟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其实，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女，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
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鲁迅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5年，诗人郁达夫想到东南亚华侨中去宣传抗日，去请教鲁迅的看法。鲁迅内心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但又不能明确反对，于是就编出了个黄段子，意思是到处都一样，何必去呢？郁达夫告别回去后，翻遍了许多书，都没找此黄段子出处，认为是鲁迅编造的，就以小说名义发给上海《申报》，并注明作者是鲁迅。但是，出于鲁迅本人反对，未能公开发表。为了阻扰别人抗日连这种下流伎俩都使出来了。
周海婴先生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第17页有一张拍摄于1928年的鲁迅的照片，目光斜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目不斜视，即使表示藐视，也是往下斜视，而娄阿鼠之类的猥琐小人则畏首缩颈向上斜视。从那些黄段子和斜视目光，不由得让人想起娄阿鼠那样的人物。不同于是娄啊鼠目光显示的是畏惧，而他的目光露出的是仇恨。
4. 鲁迅之死
1936年鲁迅病情加重，但10月17日还是出门访问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自1932年起，鲁迅就专请内山完造推荐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治病。须藤是“日本在乡军人团”即“乌龙会”的副会长。
乌龙会成立于1910年，一贯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活动，是一半官办团体，先后由多名陆军大将担任会长。1931年至1937年12月，会长是陆军大将铃木庄六。“乌龙会”绘制中国和上海的地图，供侵略军作战参考。“乌龙会”公开活动大力宣传侵华活动，仅在1931年就去各地宣讲皇军事迹509次，1932年8月还特地举办淞沪抗战展览，展示上海的“皇军将士的忠诚勇敢”。“乌龙会”会长是陆军大将，日常事务是副会长负责。而须藤则是副会长。
鲁迅与须藤关系却十分密切，尽管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相距2.4公里，来回一次步行需要近两个小时，然而，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去须藤医院次数居然高达150以上，几乎每周都去，有那么多次的病要看吗？究竟是看病还是谈话？据说，两人聊得非常投机，鲁迅还视须藤为学长，十分尊敬。具体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位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嘴巴里能发出什么声来，多少也能猜想得到。
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就这样卧病到5月份，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恩来给鲁迅看病。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认为情况很严重，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如调理好，至少还能活10年。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一面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却依然只找须藤治疗，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无奈还是别的原因。10月18日，鲁迅再度气喘，忙去找须藤。须藤仍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便走了。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从鲁迅的X光片判断，鲁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发气胸，可能3月时便破裂过一次，造成气喘，好在当时破裂的肺泡不大，经调养得以康复，可后来的X光片表明，在鲁迅左肺中有一个更大的肺泡，正是该肺泡破裂，其中空气压迫肺和心脏，活活憋死。
面对这一情况，只需及时抽出肋间积液即可。事实上，肺里有积液的呼吸声，听诊器很容易听出，用周海婴的话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而且，X关片也明摆在那里。须藤曾是军医，当时日本军队流行肺结核，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连这点都不懂吗？
因此，鲁迅之死疑窦重重。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以上内容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p77-82）
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
为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在该书前言中说到，“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真令人扼腕……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
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远不是他标榜自己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应该改为“横眉恶对中华骂，俯首甘为倭寇奴。” 更为合适。
席琳：寫的不錯，一氣呵成。關於魯迅和陳獨秀的托派，還有一段公案，可以去挖一挖，看單世聯的傳記文章陳其昌第三段。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anshilian/200912/1221_7323_1482467_8.shtml
《鲁迅年表》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
1893年9月7日，周福清舞弊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1901年，周福清出狱，1904年去世。
1902年3月，鲁迅留学日本
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专
1905年，陈天华投海殉国
1905年，鲁迅离开仙台医专
1906年，鲁迅与朱安结婚
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
1909年，鲁迅回国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鲁迅至教育部任职
1912年2月15日，政府从南京北迁至北京。
1912年，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4年，袁世凯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行总统制，独揽大权。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蔡锷云南首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于1916年6月去世。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6年6月，段祺瑞出任总理。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9年5月，五四运动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
1920年，北洋直系军阀大败皖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3年10月，曹锟贿赂议员当上大总统，反对派议员南下广州，拥护孙中山。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4年9月，爆发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政变，控制北京政权，迎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当傀儡。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5年8月，鲁迅领导学生大闹北京女师大
1926年3月18日，爆发三一八惨案。4月，段祺瑞下台。
1926年4月，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十月发表《藤野先生》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
1926年9月～1927年9月，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上海日租界，12月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
1928年5月，爆发五三惨案
鲁迅居住日租界
1931年9月，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沦陷
鲁迅居住日租界，1931年12月， “特约撰述员”身份被撤销。
1932年3月，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
鲁迅居住日租界，喝花酒。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
谢选骏指出：毫无疑问，鲁迅属于汉奸家族，他的弟弟周作人投靠日本，他的弟弟周建人投靠苏联，周树人鲁迅本人更是得到汉奸领袖毛泽东一再表扬——鲁迅不仅属于一个汉奸小家族，更是属于一个汉奸大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