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式的大选”

《点评中国：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BBC 2012年1月9日）报道：

乌坎群体事件爆发引发广东政府危机感——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

读者反馈

个人觉得中共永远也不会做到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这还是在政治上，地方自治在中共看来就是独立，就是革命，就会让天安门的悲剧重演，这还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近年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益和利润远远高于私营企业，国家的强大无所不在，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搞不好真的会弄到革命的地步，那就是数千万人人头落地，不知道非暴力不合作能不能帮助中国在最小的代价下实现民主。david shen

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无从入手!高谈阔论都是不切实际.理由是共产党未建国之前是为广大老百姓谋解放谋幸福.但一登宝座,初期许诺都是一纸空谈,愚弄了中国人.现在贪腐遍地,求变?仅是一厢情愿心态.今天其掌握了政权,在打江山时的卖命,岂能随便让出实权.跟共产党谈改革或希望作些微让步,等同与虎谋皮.一切冀望共产党有所改变,都是痴心妄想.黄肿脚是也.Si Yuen So,Australia

她的话是比较理智中肯的。曾经，我也是一名愤青。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会了理性的思考。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中国也肯定会走向民主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实行休克式疗法。一个动荡不安的13亿人口的中国，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我们应该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走向民主。应该承认，稳定符合大多人中国人的利益。你尽可以骂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但一味的谩骂有意义吗？怎么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光有民主自由，没有国家的强大，也是不会有尊严的。就算是我们实现了美式民主，美国照样会压制，因为中国是唯一可能和美国争夺全球利益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无关民主。我们不能太天真。Simon, China

要科学治国，不仅法律要科学，整个社会制度要科学，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综合发展都要科学化。我们在一个极端不科学的社会构架下生活，有如此多的无奈，如此多的不公不敬不作为。要设计科学治国全方案，全面推行社会改革，从封建社会，全面进入科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双轨制. 要进入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在制度上，在全民的意识中，使国家机器独立与政治。这是阻断封建社会周期性变更的根本。不然中兴之后就是动荡直到新朝代的诞生。共产党有自我调剂能力，会使周期延迟，但不会改变规律。共产党也可以改制，先从政治体制双轨制开始。县市长从普选产生，去除繁杂的政府机构，简化为:执政者组成的班子+议会。tjj, CN

从历史看,中国需要集中统治,当然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开明,就应实现司法完全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人, 美国把中国困局之“结”，用“未准备好”作为“不能解”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可有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天下“无人能解”之“结”，只要“奋力引刀”“劈下去”，不是可以“迎刃而解”了吗？孟光, Hong Kong

我认为吴女士的分析还是基于理性的。同感，中国社会和体制要有好的变革，就确实需要从基层的社会结构进行着手改革。中国人缺乏一种社会性的信仰来凝聚（就不用说官方那种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了）。所以，文化和信仰，才是根本。我们学美国，不是应该只能看到美国的体制，而是要看到美国人，美国文化，以及他们为何能培育出一种相对理想的社会体制和强大生产力。当然，这也要看接下来中共当局的态度，如果继续保持蛮狠的专制高压，那这些社会改良意图就只能让位于暴民暴动。和晚晴一样，天朝未来变局如何，只能用一个歌名来概括：忐忑。美国朋友

作者所提三个步骤只是改变政府管治的架构，与民主沾不上边。民主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为基础。香港在港英政府统治下，没有民主但有充份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司法独立，社会十分开放，孕育了港人极高的公民意识，完全接受民主、自由、法治这些价值观。如果中共允许，香港随时可以转为十分成熟、进步的民主社会。中国可以借鉴香港，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容许言论、出版自由, 解除报禁、减少什至取消网络管制，推行司法独立，能够大胆走出这几步，中国的民主就庶几有望了。关键是中共最恐惧言论自由，最不接受司法独立。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能否有所突破？实未许乐观也。Kam Lai,Canada

可能还要考虑到民族主义或说沙文主义的问题，不知太子党在这点上有多大的灵活性？以及那个看守内阁的大管家下车后对民族问题，尤其西藏问题，是否愿放手？就像何老师也说过的，即使民主化转型启动，恐怕也赢不到大满贯，所谓的国家统一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paul

佛山“南村经济社”对同村的16户钉子户“进行强拆”，类近“煮豆燃萁”，政府有关部门称，“不干涉”“村里内部事务”云。这个案“是否”反映中共“一反”无事不管的“作风”，是否真的“不作为”，“还须看”是否有以下的情况：1.当地政府与“南村经济社”有没有“权钱的关系”。2.政府官员与“开发商”有没有“利益的关系”。一向紧抱“权钱”的中国政府官员，岂会“怠惰”权力展示？岂会“放弃”金钱搜刮？这些官员若然转性，母猪都会上树了。孟光, Hong Kong

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实施民主﹖还是根本没这个念头﹖中国人的奴性之形成有知识分子的功劳，首先应革知识分子的命，包括海外的知识分子。二条途径可创造革命的条件﹕一、中共继续的倒行逆施可帮助民众尽早摆脱幻想，所谓物极必反是也，榜样是──杨佳、王亚焦……﹔二、知识分子将功补过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帮助民众（包括他们自己）摆脱奴性──看看海外中文媒体的熊样真是惨不忍睹﹗哀怨人, USA

谢选骏指出：现在2024年2月，离开上文发表又过了12年；关于“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的辩论又掀高潮——

有人说——“一直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打过一枪一炮，没杀过对方一兵一卒，而且也没组织起过一个排的队伍，没 购置过够一支队伍的武器装备。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些朋友，有的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本来就不打算实行的，但也有些是严肃的、当真的。过去 这三十多年，他们想来也是做过认真谋划的，但就是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 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驳倒了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如果有人要发表暴力抗争的主 张，我请他们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有任何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都毫无作为？”

不过我看——此说昧于历史大势。因为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式的大选”——最快的就是推翻秦朝和隋朝、元朝，数十年发生一次；最慢的像是两汉、明清，几经颠覆，经历“起承转合”四个周期，每个周期六七十年，两百多年才能改朝换代。但是，“暴力革命”的主轴从未改变——要想不战而实现中国式的大选，未之有也。

就是现今的两个中国（中囶大陆与中囻台湾），也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孕育催生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和平革命”例如英国光荣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也是暴力革命，尽管短暂，但仍然无法以和平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社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