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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

谢选骏:失败归咎于内奸,成就归功于自己


《刚刚宣布,挖出“内奸”》(2024-02-05 刘晓博说财经 | 10条评论)报道:

 

墙内自媒体刘晓博说财经文章:今天(2月5日)晚上,证监会官网连续发布了两条新闻通稿,内容都非常重要:


1、证监会与公安部联手,发现多起涉嫌操纵市场恶意做空案件。通稿里一共列举了三起“股市内奸案”。


2、证监会就大家关心的“两融业务”做了说明,公布了核心数据。


今天白天的时候,证监会就大家关心的股权质押风险做了说明,也公布了一系列核心数据。

先看股市挖出“内奸”这条新闻:


这篇新闻通稿不长,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全文引述如下:


近期股市持续波动,部分不法分子非法牟利,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我会加大交易行为监管力度,丰富线索筛查手段,统筹安排专项核查,加强“穿透式”交易监控,运用多维技术手段收集市场情报,会同公安部开展联合研判,发现多起涉嫌操纵市场恶意做空案件。


某违法团伙控制100余个证券账户操纵某股票,利用连续拉抬、对倒交易等手法影响股价,其后又伺机清仓式砸盘出货,导致个股价格盘中闪崩、连续跌停,累计卖出27亿元,非法获利约1.3亿元。


某投资机构实控人通过打压股价、低位吸筹、连续拉抬等手法操纵20余只股票价格,导致个股价格快速波动,甚至日内出现“天地板”等极端行情,从中交易非法获利1.4亿元。


某违法分子利用资金优势,动用数亿元在期货交易所众多期货产品频繁虚假报单,制造交易假象,诱骗其他投资者,并借机卖出获利4000余万元。


证监会坚持对影响股市稳定运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快速反应、坚决查处,会同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收网行动,严肃依法追责。


操纵市场恶意做空,严重侵蚀老百姓的“钱袋子”,已经站到了全体股民的对立面,扰乱股市健康稳定运行的正常节奏。证监会将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坚决重拳打击,让胆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在此警示,莫要以身试法、火中取栗。


在这篇通稿里,一共列举了三个案例,最典型的是某违法团伙控制100多个账户,通过先拉台、然后打压做空的方式,非法获利1.3亿元。


应该说,这些钱赚得非常不道德,是股民们“带血的筹码”。


一个正常的市场允许投资者做空。只有多空平衡,才能实现避免单边市,实现“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


但当市场机制失灵,市场单边下跌的时候,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恶意做空,就不是在做空市场、而是在做空自己的祖国了。


巴菲特曾说过,没有人能通过做空自己的祖国而取得成功。


如今的股市安危,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安全。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大量、集中做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证监会表示:“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已经站到了全体股民的对立面”,要让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希望这一波挖股市内奸、铲除内奸的行动,真正能做到“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饶恕”。


再看证监会对“两融风险”的表态,其全文如下:


问:近期,“两融”融资业务全市场平均维持担保比例有所下降,请问业务风险如何?


答:截至目前,全市场平均维持担保比例226%,较年初有所下降,最低维持担保比例(平仓线)通常为130%。从实际平仓数据看,1月以来全市场累计平仓金额约9亿元,占融资规模的万分之6,且标的和投资者都高度分散,整体风险可控。当然,有些投资者主动卖股票归还融资,会形成融资余额被动下降。


投资者具体交易过程中,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并不意味着马上强制平仓。在当前市场形势下,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证监会将引导证券公司全方位做好客户服务,通过延长追保时间、动态下调平仓线,保持平仓线弹性,以减少强平风险和市场压力。


证监会将持续加强“两融”融资业务的日常监管,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融资业务平稳运行。


“两融”,是指融资和融券。融资,就是借钱买股票(做多);融券,就是借股票抛售,下跌时买回归还,获得差价(做空)


目前A股市场两融余额为15236.41亿元,其中融资余额14599.35亿元,融券余额只有630多亿元。


融券余额很小,不是市场关心的焦点。大家主要关注融资买入者的风险,这近1.5万亿融资盘,在股价连续下跌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强行平仓潮,从而打压股市再下台阶?


证监会的表态是:“标的和投资者都高度分散,整体风险可控”。


除了融资盘可能面临强制平仓风险外,股权质押的“强行平仓风险”会不会出现,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所谓股权质押,是指上市公司大股东把股权质押给机构,获得融资。股价持续下跌后,资金融出方一般会要求质押方增加保证金。如果质押方能增加保证金,则不会出现“强行平仓”;反之,则可能出现质押股权被强行平仓。由此,推倒股市更多的多米诺骨牌。


今天白天,证监会就这个问题也有表态,全文如下:


问:近期,上市公司大股东补充质押公告增多,请问市场整体质押风险如何


答:2018年以来,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股票质押风险化解,沪深两市股票质押整体风险明显下降。截至2月2日,两市股票质押市值占总市值的比重由2018年高峰时的10.51%降为3.38%,质押融资余额由2.69万亿元降为1.59万亿元,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质押比例超过80%的数量由702家降为227家。就今年以来的情况看,质押规模较去年年末还有所下降。


今年年初至2月2日,沪深两市共披露大股东补充质押公告106单,较去年同期确有一定增加。但是,补充质押是质押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而非平仓线)的情况下,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质权人)为保障融资安全与股东(出质人)之间约定的保护性措施,不会导致强制平仓。同时,我们引导券商等机构增加平仓线弹性,促进市场平稳运行。从沪深两市数据看,今年以来股票质押违约强平金额合计为2740.32万元,占市场日成交额的比重很小。


我们会密切监测,采取有力措施,防范股票质押风险。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A股的股权质押余额为2.57万亿,证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为质押余额为1.59万亿。证监会的数据显然更准确。


证监会还透露,今年今年以来股票质押违约强平金额合计为2740.32万元。这个金额看起来不大,但正因为不大,说明股权质押风险释放尚不充分。


股权质押和融资,两项相加为3万亿,这仍然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救市力度还需要加强。未来几个交易日,股市仍然处于非常时期、严峻时刻。


好在美元即将进入降息周期,所以最近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没有出现股汇双杀的情况。


现在是人民币资产保卫战、中国经济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希望能不拘一格、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撑住市场。


“有形之手”要发挥更大的力量,弹药一定要备足,必要时应该给救市“国家队”提供无限量流动性保证。救市赚的钱,可以极大地补充养老金。


就在我即将发稿的时候,传来新的消息:已有券商调整平仓线由130%至120%。


有券商信用业务人士告诉记者,“今天(2月5日)或是2015年、2016年熔断以来两融压力最大的一天,融资余额下降幅度多年未见。”据称,2月5日融资余额下降了2.5%到3%,这说明融资买入的投资者在集中撤离。


目前,已有券商这两周陆续把追保平仓线从130%调到120%,这对于市场是一个好消息,体现了证监会要求的“通过延长追保时间、动态下调平仓线,保持平仓线弹性,以减少强平风险和市场压力”。


网民嚎叫:


卡卡卡夫卡 2024年02月06日 20:38

既不能做空,又不能量化交易,资金都被政府抽走了,那只有远离了。

人形动物 2024年02月06日 11:14

支持帝制!扫荡刁官!

人形动物 2024年02月06日 10:58

你要是个蚂蚁阶层,早就扒皮游街,公布你个祖宗八代!哎,党国的戏法多是自导自演!

人形动物 2024年02月06日 10:53

emil ,确实,自己干的比境外势力干的疯狂得多!打倒自己!

人形动物 2024年02月06日 10:46

其实无论国内国外这种现象早就存在,只不过西方是法治与诚信的社会,监控得当,所以并不怕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这也正是党国的短板,既不诚信也法治缺缺,造成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尤其执法阶层的怠慢,更是楼高一层促发点!其实这种贼像在国内存活多年,在国外早已倾缴你个倾家荡产,在咱党国有这能力的可都是皇亲国戚阶层,投鼠忌器,慢慢来,高举轻放。所以这种流脓的事还是阶级自己在干。你就是个一世忽悠!

yaleboy 2024年02月05日 20:07

那就是説,原來股票下跌是這幾個人操縱的。太好了,明天開始股票一定大漲了!

emil 2024年02月05日 16:52

中国出了什么坏事都是美国等敌对势力搞的。

海外愚公 2024年02月05日 16:50

"巴菲特曾说过,没有人能通过做空自己的祖国而取得成功。" 说的是美国的那个巴飞特务吗?

fangbin 2024年02月05日 16:37

中国老话:“拉不出屎,赖茅房”。

Siewkim 2024年02月05日 15:58

既然抓了,为何不游亍示众,真犯上电视批斗???公佈地点,姓名,银行帐户,作案手法???


谢选骏指出:失败归咎于内奸,成就归功于自己——这是世界各国的统治秘诀。实在不行就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反正失败归咎于内奸、成就归功于自己——这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谢选骏:网上肉搜的偷窥欲来自文革的抄家

《文革抄家见闻录》(2024-02-09 马传德)报道: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不由想起在文革中,我也曾亲身体会到抄家的经历。当时我父母居住在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是属于资本家和小业主阶层的,都被抄过家。因为我父亲原来开过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对象名单。当时我父亲被抄去的物资,主要是研究钱币的图书,以及有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我父亲喜爱的珍贵钱币实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处,仅藏在屋顶上的吉林戊申库平一两等11枚金银币遗失之外,其他损失不多。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


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


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据说当时国画大师林风眠在家中,他亲手把自己历年所画的作品一一撕毁,也是用抽水马桶冲走。还有书法家沈尹默,他儿子沈令昕与我父亲是上海博物馆的同事。我父亲曾跟我说过,沈令昕说他父亲的作品和藏品,在文革的某天深夜,由他偷偷拿到上海远郊,按他父亲的交代,都扔进了黄浦江……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开始落实发还抄家物资,当时我曾跟着父亲,一起去了三四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仓库大楼、大场镇临时仓库、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徐家汇教堂、玉佛寺等宗教场所之外,还存一些弃用的厂房和民舍等,领取我家的被抄物品。


我对宝山区大场镇文物仓库的印象很深,因为这处临时文物仓库,看上去比较简陋。仓库由几个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是半露天的,只有屋顶跟两边的墙,前后则没有任何遮挡,里面的地上,都堆满了各类文物,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像仓库,更像是个垃圾站,而且充满了一股东西变质,发霉了的味道。


我父亲到了那里跟我说:“霖儿,我去寻找自己的中外钱币书刊,你去寻祖上传下来的五幅字画……”


父亲之前曾交代我,这些字画分别是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中堂,两幅我曾祖父马芷芗夫妇的肖像画,以及李鸿章写的两幅对联。这些字画原本挂在杭州祖宅里,1938年,我父亲为了逃避战乱,就把这些字画都带到了上海。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字画,因为我家在上海的住宅面积一直很小,根本没有地方挂,所以父亲将字画卷好,并用牛皮纸包好,然后都藏在阁楼上。父亲叫我去找祖上这批字画时,他当时还特意跟我说:“我们家的这些字画都是有落款的,不是我们的,你一件也不要去拿!”


我进仓库一看,书画有些随意散放在地上,大部分都堆积在一起,由于长时间没人清理,已经落满了灰尘。我翻找了很长时间都一无所获,所以很快我就失去了寻找下去的耐心。而且当时社会上对待这些字画,也不是很看重,很多名人的字画都不值钱,后来我父亲也没有让我继续寻找。


我父亲的书籍上,因为都盖有他自己的收藏印章,所以他能比较快的找到一些自己编撰的《泉币大观》和《太平天国钱币》散页,另外找到了《历代古钱图说》原稿(丁福保赠给我父亲的),以及日本的《东亚钱志》《昭和泉谱》《古钱大全》等多种中外钱币书刊。当天我们找到的书籍很多,最后在朋友的帮忙之下,装了满满一辆的黄鱼车才运回来的。这次找到的书籍,仅是我父亲被抄走的部分。除书籍外,我家的其他抄家物资就没这么幸运,大多都遗失了。


我们家还算是找回了点抄家物资,其他人家的抄家物资有的是原主已经去世,有的是已经移居海外,因无人认领,变成无主之物,最后大多被充公,有些则被某些人私吞了。


比如我家邻居,住在34号的葛镛声先生,他原是上海淮海制药厂的股东,绍兴人,爱好收藏,他收藏的中国机制银币比较齐全,另外还藏有各类西洋古董,平时为人比较低调,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他有收藏的爱好,他宁可舍近求远,常去广东路的上海古玩市场王守义、延安路铁义兴古玩店等处购买钱币,而家门口我们的祥和泉币社却来的比较少。


扫四旧期间,葛镛声家被抄了多次。文革后,他跟我们说,当时红卫兵为了寻找金银财宝,甚至将他家的墙壁都凿开了……但到了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与其夫人都已经过世多年,而其子女也早已移民海外,国内已经没有亲属了,据我所知,他当年被抄的物资,最后也无人认领……


还有一位是我父亲店里的老顾客何雨霖先生,他是一位古钱大藏家。何雨霖与我父亲私交很好,他是个非常儒雅随和的人。我在父亲店里见过他许多次,那时他总会向我父亲请教古钱的知识,我父亲告诉他可以集中精力多收藏清代钱。因为当时的老藏家,他们都不太重视较近代的钱。我父亲认为,宋代以前的稀有古钱,将来可能会有新的发掘出土,而清代钱币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何雨霖思考之后,听从了我父亲的建议,就热衷于收藏清代各种京局、外局雕母钱及母钱。后来,我父亲从北方得来的清钱,大多都归于他。


当年何雨霖曾让我父亲代他取个斋名,我父亲想了一想,就跟他说:“就叫留芳园吧!”我父亲跟他解释,“留芳园”是“留方圆”的谐音,圈内人都知道“方圆”有古钱的意思,何雨霖听后十分高兴!还特意让我父亲帮忙,请吴朴堂来刻了几枚“留芳园”斋名的印章。


文革中,何雨霖不仅被抄家,而且人也不知所踪了。直到文革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他。我父亲1978年调入上海博物馆,当时专司钱币研究,曾回来对我说:“霖儿,我在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葛镛声与何雨霖这些人的被抄钱币!”


我父亲一向很崇拜的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先生,1940年,他在王荫嘉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泉币学社,他喜欢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币和中外机制币,曾来过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以及公私合营后的新龙古玩店,据我父亲告诉我,吴湖帆曾在他处多次购买过钱币。


  在扫四旧时,吴湖帆正因中风住在华东医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卫兵把他家里所有的物品,包括字画和家具,以及中国历代古钱币、中外机制币等统统抄走了,据说有8卡车之多。没过几天,吴湖帆便被医院的造反派以他是“地主”的名义,将他从医院赶了出去,他那时身体还未康复,脖子上插了一根导流管。吴湖帆回到嵩山路家里,看着被抄家后一片狼藉的房间,被抄走的是他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的藏品,这让他不仅气愤伤心,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于是趁人不注意,拔去了导流管企图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未遂。但是吴湖帆之后一蹶不振,仅仅2年后,于1968年7月7日逝世,享年74岁。


我与吴湖帆的儿子和孙子都很熟悉,他们告诉我,他家发还的抄家物资其中钱币,几乎都是最普通的安阳、平阳等战国布币。当时发还都是用铁锹,像抄煤球一样抄到给他们的,所以这些布币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断头就是断脚,而其他历代珍贵钱币都不翼而飞……


我有个多年的故交,叫王元媛。她是我父亲好友王亢元先生的外孙女。而王亢元先生的父亲王禹卿,则是沪上有名的巨商。他们父子都爱好收藏,是无锡蠡园的原主人。据王元媛跟我说,他们家当年在扫四旧时,除了各类钱币、瓷器、古董之外,还被抄走了2,200余幅历代名家画作,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人的画作。待到落实政策,王元媛去领取抄家物资时,发现这2,200余幅画作都已找不到了,最后只赔偿给他们一万元人民币做了结。即使是这点赔偿费,还被经手人“敲竹杠”。当时王元媛和王亢元去领钱时,经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在上海,像吴湖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以及葛镛声与何雨霖这样的收藏家有不少,文革结束后,他们遗失的抄家物资去了哪里呢?


全国抄家物资总共有多少,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到了八十年代,发还的抄家物资,仅是全部被抄物资中的沧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资,都因为无人认领,被拿去处理了。我父亲的挚友张璜先生,他解放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后还常常与我父亲有书信往来,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要熔炼成银锭,因为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到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


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可以在当时的银价上,加一点钱将张璜选出的银币卖给他。张璜告诉我父亲,他在宝生银行里,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清代及民国的各类银币,而他所挑选出来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终还是被拿去炼成银锭了。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学,当时在香港的书店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都被随意堆积在店铺地上,有到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这些绝大部分是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


抄家物资除了大量被销毁、出口外,还有不少被某些个人“拿”去,中饱私囊了。比如我父亲被抄走的印章,就被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窃取了。父亲有天回家告诉我,他在单位打扫卫生时,看到那位造反派正在磨一枚扁形的鸡血石材质印章,我父亲旁边一看,就认出这是他被抄走的印章之一,是由吴朴堂篆刻,上面刻了“曾藏马定祥家”六个铭文,这枚印章是我父亲的心爱之物。那个造反派毁了我父亲的印章练习篆刻,我父亲在旁边看到这情景,他只能叹气,也不敢出声,因为怕得罪造反派,他当时的心情是既悲愤,又难过。那个时代,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的。


当年我父亲被抄走了近百枚印章,都是他自己的私章。我父亲一直喜欢浙派篆刻,所以请的名家,都是浙派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如王福庵、吴朴堂、韩登安和茅大容等,而且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杭州同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朴堂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与我父亲既是同乡又是挚友,经常受我父亲邀请,帮忙篆刻印章,我曾经知道吴朴堂解放后,为我父亲篆刻一枚印章,他每个字只收一到二元人民币,如今他的作品已经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境的文物清单。就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师,却在1966年6月23日,不堪迫害,自缢而亡,去世时年仅45岁。另外,当时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的韩登安先生,他也曾为我父亲篆刻了十几方印章。


我父亲的干儿子茅大容,自小喜欢篆刻,我父亲便将他引荐给韩登安收为弟子,等他学成之后,也为我父亲刻了不少的印章,现在他是香港当代最知名的篆刻名家。我父亲去世后,大容来信告诉我,他在日本意外发现了我父亲的三枚印章,他表示愿意无条件把这三枚印章还给我,但当时被我婉言拒绝了,我对他说:“大容,你是搞篆刻的,这三枚印章,你留着比给我更有意义……”


这三枚印章,大容后来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九十年代中,一次去到日本,在东京藏砚家佐藤文夫家中,他出示一堆小印石,要求分辨不同石材。我赫然见到一枚小印似曾相识,定睛而示,正是那方义父钤用最多,吴朴堂所刻的‘定祥审定’。此印章材质为黄青田石,印面仅0.7厘米见方,高2.7厘米。刻满白文,芥子须弥,小中见大,静穆浑厚,非功力深邃者不能逮也。侧款三面,小于芝麻的款字,字字工整无一败笔。款曰︰定祥先生夙有古癖,尤富藏泉,为海内有数人物。凡古今泉币一经先生审定,无不真赝立辨。刻奉此印以志钦挹。庚寅七月上澣朴堂并记。当时真有说不出的惊喜,便在石堆中更加仔细寻觅。再次出现的是‘定祥欢喜’白文印章,材质为青田石瓦纽,印面1.4厘米乘0.7厘米长方形,高1.8厘米,侧款︰‘福厂篆朴堂刻’。此作线条流畅气韵生动,虽福老篆稿朴堂镌刻,见之犹出一手,真佳制也。韩登安刻了枚‘吉斋泉镕拓本’印章,材质为昌化石,阔边朱文,印面0.7厘米见方,高2.8厘米,侧款︰登安刻。是印精能典雅,且合古泉笵之韵味,登师精心之作也。三印相继而出令我瞠目,在经历文革浩劫遭掳后,竟飘洋过海一千七百多公里之遥,且逾时近卅载之久,在异国与我相遇,真乃奇迹也!难道真是上苍对我有眷顾之心耶?抑义父在天之灵作如此安排耶?茫然中,文夫先生问明了原委,慨然相赠,我也遂以三枚秦小鈢回报之。”


我从大容处得知,印章是佐藤文夫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来的,当时买墨砚时一起打包买的,这些都是被当做工艺品出售,价格十分低廉。据我所知,文革后期上海文物商店被划分到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旗下,所以我父亲的很多印章,都成为了一般的工艺品,流失到海外了。


茅大容文革以后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买卖,认识了不少文革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他们主要做进出口贸易,曾经告诉大容一些文革时期,抄家物资被个人盗卖的事情。他告诉我,当时在香港古玩店里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它们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我父亲的印章也是这样被卖到了日本等地,这些还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则已经被损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文革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


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


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革开放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


这些人在文革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本文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一书


网民嚎叫:


幸福剧团 2024年02月10日 07:52

抄家物品的下落,漏洞太大了。人心稍微欠一点,那就是发大财了。

lary 2024年02月09日 11:08

文革的罪孽还远远没有被揭露,所以一些余孽又蠢蠢欲动了。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个土八路,圈地成为“中囶”,成为唯一的地主资本家,还不满足,还想满足自己的偷窥欲,所以下令文革抄家——满足自己的瘪三欲望,想看看富贵人家的底细……结果中囶人不仅家底被抄,而且祖坟被挖,无一幸免。现在中囶的网上肉搜所体现出来的偷窥欲,究其根源其实来自文革的抄家,而文革抄家又来自毛猪毛狗的偷窥欲——邪恶的力量如此循环。


谢选骏:正义属于天国,公平残留人间


《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空中传译魔都囡 2020-11-15)报道:


最近一些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我们类似的事情,我们惊讶的发现,很多人都会说这么一句话:

“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从哪里听到这句话的。也不知道国内是谁第一个翻译出这句话的,我们只想说,如果翻译者是水平不够算了,如果是故意翻译错的,那真的是害人不浅了!


不管谁翻译的,这句话在国内流传度之广已经无法想象,很多电影甚至拿这句话作为台词:“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都在说毒鸡汤毒鸡汤,这句话或许是目前最毒的那碗鸡汤了。


虽然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安抚的效果,实际上却助长了非常多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这句话哪里来的?很多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美国大法官休尼特说的。


但是我们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查遍美国大法官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休尼特这个人!可怕吗?这句旷世名言竟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说的?


唯一接近的是这个人:他的名字正确的翻译是:高登·赫特,休尼特其实也是不正确的翻译。


他是美国人吗?给大家看看这位老先生的打扮就知道了:非常明显,这绝对不是美国的打扮。没错,他是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当然,从打扮来看是比较久远的。1870年出生,1943年逝世。


那么他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抱歉,也没有!


我们耳熟能详的:“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的语句源头我们分析有这么2句,理论上可能是拼接+改装而来。


原句1: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原句2:


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我们先看第一句:“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这句话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了,现在很多法律人推测原版其实并没有这句话,严格来说也算是一句“改装”法律格言。目前“坊间传言”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版本是这位老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叫威廉·埃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也是英国人,做过英国财政大臣和英国首相。当然也是一位古人了,1809年出生。他似乎说这样一句话:“to delay Justice is Injustice.”


这句话被认为是最早的比较接近那句原话的。什么意思?和我们的“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恰恰相反!


正确翻译是: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可以堪称是打脸的一句话了,老爷子的意思很明确,正义是不能迟到的,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如果要追究更早的,可能要追溯到犹太法典,Mishnah,绝对古老的书,公元前1世纪~2世纪。


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Pirkei Avot,很难翻译,只能说这个章节和父亲有关,具体是这样的:


其中有句话:The sword comes into the world, because of justice delayed and justice denied。


大致翻译是:之所以利剑穿透世界,只因正义延迟和缺失。


显然,那么早的古人也认为正义是不可延迟的。


1215年写在羊皮上的英国大宪章也提到这句话:


第40章有句话“…… to no one will we refuse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意思也是否定了延迟的正义。


而1963年,小马丁路德金也说过类似的内容。


语源出自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原句是: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翻译过来也很明显,正义迟到太久等于没有。


美国学法律的必学的一本书,也是最经典的法律著作之一,布莱克法律词典中也有类似的叙述。(现在好像已经出到第10版了。)


原句是:Justice is neither to be denied nor delayed.


意思很明确,正义既不能缺失也不能迟到。反过来的意思也非常明朗,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1850年出版的《A New Law Dictionary and Glossary》也有明确记载:


原文向我们表达了三点:


1、正义绝对不应该缺失。


2、正义绝对不能迟到。


3、正义是单独确实存在的,不依附任何东西。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原句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而我们再看另外疑似拼接的第二句: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这句话被不知道是哪个人翻译成:“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


我们在国外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句话,已经成为很多法学院的座右铭:


正确的翻译很明显——“正义永远不会太迟。”


这里强调的就是正义的时效性,失去了时效性,那么正义就不是正义了,因此也依然表达的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么正义应该是怎么样的?从布莱克法律词典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1、及时。


2、无偿。


3、充分。


这3点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打几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


1、什么叫及时?比如一个杀人犯年轻时候杀了人,等到他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快要离开人世的晚年再去追究他的责任,那还有什么意义?


2、什么叫无偿?追求正义应该是无偿和自由的,不能说我家人被害,我耗尽家财,耗费一生的精力去为自己伸张正义,然后这样即使最终得到了正义,我这一辈子也结束了,这种正义的意义已经远远背离了正义的本身,这也是司法体系中最不该出现的现象。


3、什么叫充分?比如我抄袭了几十本书,获利上百万上千万,最终判定我赔偿被抄袭者几十万,这种算是正义吗?显然不算,因为双方明显不对等,要追究正义就必须充分,违法获利者必须充分得到相同价值甚至大于原价值的处罚才算是正义。


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这句话:“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是彻彻底底的谣言和毒鸡汤。它给很多“非正义”的东西提供了庇护伞,那些十几年、几十年后的“迟到的正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注意!这并不是否定后人对于追求“以前”的正义做出的努力,因为对于后人来说,这些“以前的正义”是他们“现在追求的正义”,后人没有错,这些努力不应该被忽略和否定,那些“迟到的真相”应该得到揭露。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法律教科书上也明确了这一点:


网友说的不错,原文真正的意思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迟到的正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迟到的正义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正义!


请大家不要再误传这句拼装、改装、炮制出来的毒鸡汤了,太害人了!


24 条评论


向死而生


有人感叹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也有人对这句老生常谈不以为然,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更有营销号声称这句话是从英文翻译的,是“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该营销号翻出一句英文谚语:“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推迟的正义是被拒绝的正义)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是翻译这句谚语的,但是把意思搞反了,所以就害人了。


营销号的这种论证逻辑,我是看不懂的。它找来的这句英语谚语,除了也是关于“正义”的,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并没有别的相似之处,凭什么说就是翻译的这句话?营销号说,还都有“迟到”啊。其实这句英语谚语并没有正义迟到的意思,它说的是本来可以马上实现的正义,却被故意推迟了,那么这就相当于拒绝了正义。而人们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正义没能马上实现,有时是客观的原因,这和正义被推迟并不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国外有很多类似“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说法。随便举几个例子。拿破仑的将军萨瓦里写的《洛维戈公爵回忆录》里收录的信件就有:“正义的日子也许会迟来,但终将会来。”(The day of justice may be late, but it will arrive.)这也许是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美国自1969年到现在出了几百部、卖出几亿本的通俗小说《行刑者》系列的主人公麦克·波兰(Mack Bolan)有句“名言”:“正义有时也许会迟到,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it’s inevitable.)2016年11月18日《旧金山纪事报》报道,旧金山一个地铁站搞了一个张贴墙,供人们张贴小纸条发泄对川普当选的不满,其中一张小纸条写的就是:“正义也许有时迟到,但绝不缺席。”(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never absent.)总不至于是某个中国人写的吧?


呼吁正义应该尽早伸张,当然很对。但是正义往往是迟到的,如果因此就否认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就很可怕了。按这种逻辑,那个教师已经死了16年了,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伸张正义了。陈年旧案都没有必要再破了。冤假错案都没有必要再平反了。都已经迟到了嘛。由于侦破技术的进步,以前破不了的案子现在能破了,例如美国近年来利用比对基因序列追踪家族谱系破了很多起几十年前的杀人案,在有些人看来,这么迟到的正义还要它干什么呢?然而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再迟的正义总比缺席的正义好。有“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样的信念,总比把正义当成有时效性的东西、过期就扔要好。


遗憾的是,正义并非总是会到来的,有时正义是会缺席的,例如有很多案件是永远破不了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个说法的由来可能跟基督教信仰有关。人世间实现不了的正义,最终要由神做末日审判。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当然不能把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虚无的神之上。但是我们可以交给历史。末日审判是不会有的,但是历史审判是可以有也应该有的。历史虽然不完美,但总比现实公正。现实的缺憾,可以靠历史的审判来弥补。在一个充满苦难和不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2020-11-17

均衡

解释得体,现行鸡汤表面上貌似有道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无助、无奈,能量向下且误导大众。

2022-10-17

一杯可乐

正义不会缺席,但总是迟到

2021-08-17

Zern001

第二句“正义永远不会太迟。”你翻译对了,却理解错了。这句话说的不是“正义不能迟到”,而是“正义来得再晚都不嫌晚”,强调的恰恰不是时效性,而是正义本身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正义或许迟到,却绝不会缺席”是一致的。对于你的论点来说,第二条是画蛇添足,建议删掉,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021-07-08

TiAmo

Better latter than never.

2022-09-05

​king0825

不嫌晚??? Better late than never?被捅一刀人都快死了,才接到道歉。

2021-11-06

向死而生

慷慨激昂地写了这么多,全然不管两句话焦点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美剧有cold case,专门处理多年未解的悬案,如果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那他们是在干什么? 英语有一句名言,我们就不翻译了,直接上原文。The mills of the gods grind slowly, 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fine。你来翻译一下,看看意蕴与正义可能迟到,绝不会缺席有什么区别? 就像中文既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告诫人们不要犯罪,又有浪子回头金不换,鼓励有错的人改过自新。难道能用这两句话互相否定吗?一句强调要及时伸张正义,是在敦促有力者尽快行动,一句是强调正义终将得到伸张,是震慑犯罪者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或是即使逃过现实的惩罚也逃不过声名上的丑誉。比如岳飞墓前的跪像。

2020-11-17

天天向上

说出焦点不同你是明白人!语言文化博大精深,说话对象很重要。同一句话对不同的人说完全可以听出相反的意思。

2021-11-13

云翼雨寂

立场、出发点和语境不一样,并不互相冲突。对于受害者,尤其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致死的,那么对他本人而言,弥补和判罚可能也挽回不了损失,况且还有实际落实和判罚量刑过轻的情况。对于司法机关,很多从业者确实爱岗敬业,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处理案件、维护社会治安,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现代社会很多人对警方、检方、法官抱持很大的不信任感,所以本应如此的事情,才会成为典型。此外,恩威要并施,赏罚要分明,追捕逃犯的时候,才会利用家人去感化,不然光震慑,比如强调抓捕时可以就地枪毙,横竖都是死,就可能起到反效果。告诫人回头是岸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犯事了,回头了,自首了,可以从轻减轻,不严重的甚至可以免于起诉,劝人归案,既可以减轻警方的办案压力,也可以降低社会上的犯罪率,何乐而不为。最后,回到正题,我个人觉得迟到的正义确实不是正义,是不是在此过程中,存在司法机关的缺位甚至包庇的情况,受害者是否付出了本可避免的更多时间、精力和维权的成本?民众只是对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朴素的善恶观的结果拍手称快,报道事件的舆论媒体又有能多少能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真实去做深入的剖析调查,说到底谁又真正能对受害者感同身受

2022-06-20

​​

吃瓜的猹

迟到的正义,是对正义的嘲讽。

2022-07-13

卡梅隆

我的理解是,主观故意地去推迟正义的这种是不正义的,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拿不出证据),但是仍然努力去追求正义,最后经过不懈地找到了证据,虽然这时正义已经迟到了,但是这种努力去追求正义的精神是正义的

2022-11-07

安静而热烈的

"it is never too late."的意思是永远都不会太晚,或者说,再晚都不算晚。强调的不是时效性,恰恰相反,还弱化了时间

2022-03-02

得理不挠人

或者说:延长了时效性,突出了对“报仇”(或者追求正义)的坚韧性。[思考]

2022-11-09

Mr.Hugo

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这句翻译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有人认为字面翻译是“正义从来不怕晚” 改进成了“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捂脸]

2022-03-24

知乎用户0t3RMI

没有翻译错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晚做总比不做好”,是劝恶人从良,不是给冤案洗地。

2023-12-22

得理不挠人

其实就是:君子报仇,多少代都不晚。[思考][捂脸]

2022-11-09

发现婴儿了

把这句话义正言辞说出来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023-05-17

自然之母

这句话并非翻译自此,而是一句传统谚语“the mills of the gods grind slowly” ,直译为“上帝的磨坊磨得很慢”,维基词典上给出的解释为 Justice may arrive slowly, but it cannot be avoided, 即正义可能来的很慢,但它永远不可避免。

2023-09-25

Muhsina

此justice 非彼justice哈哈哈

2023-12-05

寂寞如雪

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永远都不会缺席。

2023-06-06

有问题上知乎

翻译是不能夹带私人情感的。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显然不懂——正义来自上帝,公平来自人间。因为正义属于天国,公平残留人间。所以正义是绝对的,公平是相对的;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公平,但不能没有正义——“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所以需要最后的审判来彰显上帝的正义。


互相冲突的正义

Conflicting Justices



2024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3


2024年2月20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尚未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从“七擒孟获”谈起》(纵览中国7/30/2011)报道:


(一)


《三国演义》上有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南蛮造反(就是闹独立),诸葛亮带兵征伐,七擒七纵,赢得孟获口服心服,率众投降,发誓永不反叛。


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诸葛亮设宴招待孟获,“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


这就是诸葛亮的少数民族政策:只要你臣服即可,允许你高度自治。


接下来还有段对话——


长史费祎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目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尽服。


从诸葛亮的答复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置官不留兵,放手让孟获们自治,首先是有具体困难:只派官不驻军,不安全;要驻军就要供应粮草,成本太高,不值得。再者,倘若派官驻军,只会徒然地增加与当地人的紧张关系,不和谐。故索性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无事而已”。


(二)


“七擒孟获”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不过其中讲到的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倒确实有相当的历史依据。


不久前,民族学教授陈玉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民族政策”。文章讲到,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那时称为夷狄)并不是只讲怀柔,不讲镇压,“但是自董仲舒创造出‘德主刑辅’的一套系统理论之后,运用到对夷狄民族的治理上,‘怀柔’之道和‘怀柔’之术始终是主旋律”。


作者指出:“体现‘怀柔’精神的民族政策名目繁多,且多具有因时而发的时代特征,可以统称为‘羁縻’政策。”“先儒在论及华夏和蛮夷戎狄民族皆各有自身特点时,谈到天子对蛮夷戎狄治理的原则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含义为:对蛮夷戎狄要进行教化,但不要硬性地用强制手段去改变他们的风俗;蛮夷戎狄在大的政治原则上要听从‘天子’,但不要硬性地去更改他们的统治方式和治理规则。这就是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制定民族政策时均遵循所谓‘羁縻’的要义。‘羁’、‘縻’的本义是马络头和牵牛绳,但用在这里已成引伸之义,即《辞海》中所解释的‘笼络使不生异心也’。所谓‘笼络使不生异心’,就是‘怀柔’。”


按照作者的解释,中原王朝之所以对少数民族坚持羁縻原则,“原因有二:从主观上而言,承认四夷与汉民族自身各有特点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到这种不平衡性短时期内无法克服,治理方式上不能强求一律;从客观上而言,在当时那种生产力低下、交通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朝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手段对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的民族地区像内地那样实施有效的统治。正是基于此,王朝便要求四夷统治者在大的政治原则上服从朝廷而不过问细节,只要在形式上符合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原则就行了;王朝通过‘修其教’,不是采用强制的手段,而是利用强势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对夷狄民众潜移默化,逐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的确是将民族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明智之举,体现‘羁縻’之治的种种政策如‘和亲’、‘册封’、‘以夷治夷’、‘土官’设置等等,也施行了两千多年”。


当然,历史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并非总是相安无事,彼此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有时候,某个少数民族变得强大了,不肯再臣服中原王朝,要争取独立;有的甚至进犯中原,扩展自己的地盘,乃至于夺取中央政权。有时候,中原政权很强大,也会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包括推行若干强制措施,引起少数民族的抵抗,导致暴力或战争。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和少数民族相安无事,和平共处,那确实是和中原王朝采取怀柔原则和羁縻政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那就是中原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满足于统而不治,只要你臣服纳贡即可;中原政府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也就是允许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程度不等的自治。


说到纳贡,其实往往是政府倒贴(“厚往薄来”)。为什么要倒贴?因为要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因为政府知道让别人放弃独立别人是不爽的。要让人家放弃得心甘情愿,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归属你对自己也有好处。


由于汉人在人数上和文化上都比较强势,长期下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在增长,汉文化的地区在扩大,众多的少数民族被同化。而这种增长与同化主要是以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方式实现的。


(三)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出过一本小册子《论宽容》(On Toleration)。此书早有中译本,译者袁建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和国人很熟悉的那本房龙的名著《宽容》不一样。房龙的《宽容》主要讲的是对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宽容,讲的是对个体的宽容。沃尔泽这本《论宽容》讲的是对群体的宽容。它探讨的是:“何种政治安排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宗教群体的人们和睦相处?”


《论宽容》分析了五种“宽容体制”。第一种就是多民族帝国。沃尔泽指出:“帝国统治在历史上是接纳差异性和促进和平共处的最成功的统治方式。但它不是、至少从一开始不是一种自由民主的统治方式。且不管各种不同的自治体制的性质如何,这种混合体制是专制的。我不想美化专制统治,它会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残酷的镇压——正如巴比伦征服以色列人,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人,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俄罗斯征服鞑靼人的历史所充分揭示的那样。但业已建立的帝国统治常常是宽容的——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


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诸葛亮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例如火烧三万藤甲军一战,连诸葛亮自己也“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这一点是不应该美化的;但是在征服后倒确实很宽容。都说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但古人的大一统观念和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大一统观念不是一回事。古人的大一统是容忍差异性的,是一国多制,一体多元。诚如沃尔泽所说,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容忍差异性,它怎么能一统天下呢?有容乃大嘛。


古老的帝国体制已经进入历史,一去不返。但古人留下的遗产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的包容差异。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的共产党却是倒了过来,有其残酷而无其宽容。如今共产党的种种做法,莫说有悖于现代的人权民主理念,就是放在古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今的共产党却是倒了过来,有其残酷而无其宽容。如今共产党的种种做法,莫说有悖于现代的人权民主理念,就是放在古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我看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国民党的中囻还是共产党的中囶,虽然忙活了一百多年,但到现在为止依然尚未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实行民主、落实人权。而为了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得不继续革命、继续进行民族同化。这个历史的力学,谁也改变不了。

谢选骏:反腐斗争和市场崩盘都是来自历史的伤口

《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为何永无休止》(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BBC驻中国记者 2024年2月12日)报道:


习近平最新一波反腐行动伸向金融高层和火箭军,外界开始质疑反腐行动何时结束。


简单答案是:不会。


反腐行动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


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来整肃异己,他的反腐行动更像是失控的斯大林式的清洗运动。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


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中国研究学者魏德曼(Andrew Wedeman)说:“习近平可能对高层腐败有偏执,但他的恐惧并非妄想。”


“他担心的腐败肯定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习近平利用镇压行动来获取政治优势也可能是事实”。


李尚福与秦刚双双遭罢免,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范围有多广?目标是什么?

中国高考作文首现“习近平语录” 要求考生按命题“体现思考”

在毛主席时代,只要培养爱党情绪就可以减少贪腐。


随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一种理念深入人心,即如果让人们生活变好,他们就不会有太多动机去腐败。


到了胡锦涛时期,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变好很多了,但也有一些人想要更多,并准备不择手段地获得更多,这再次助长了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现在,人们感觉习主席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大力强调对党忠诚。


这些反腐行动都是从党内发起的,调查围绕涉嫌违反党纪的行为展开。实际上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调查。


“人就那样消失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体育组织、政府部门还是大学。


一旦成为党员,就有可能触犯党纪,而党纪指控有时非常模糊,可以是涉及个人道德问题和败坏党的声誉。


在调查过程中,令人生畏的中纪委会让人消失。


理论上,受查人士被带到秘密地点接受审问之前,他们的家人应该会收到通知,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会发生。


有一天你不再公开露面,下一天你就会被认为受到了无限期的调查,没有法律代表或外部问责。


反腐行动本应是为了扫除阻碍经济的障碍,使经济运行更加顺畅,但打击行动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对BBC说:“这削弱了对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的激励,而自1979年以来,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今天的中国,你经常听到“躺平”这个说法。有时,它指的是那些20多岁就退出“内卷竞争”的人,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玩电子游戏消磨时间,对生活没有大的抱负,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


但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国有企业或私营部门的官员,他们工作只是为了保住饭碗,仅此而已。在他们看来,推动创新或过于雄心勃勃地去追求脱颖而出,实在风险太大。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的邓聿文说:“习近平希望官员廉洁勤政。”


“但在习近平重点关注腐败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躺平’。当然,习先生不允许这样,他要求他们努力工作,免得他们的腐败行为被曝光。但打击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官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你追着我干活,我就会多花点力气。如果你不再用鞭子抽我,我就会放松一段时间,‘躺平’”。


巨额资金,巨额贿赂


不过,几个月来在金融领域发生的高调落马事件则是另一回事,其矛头直指那些被指控因错误原因而过于活跃的高管。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受到牵连的人包括大型银行的前董事长和曾经的监管者。过去一年已有100多名金融部门官员受到处罚。


“几十年来,太多官员卷入了金融腐败。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清理干净,”邓聿文说。“银行业是去年的主要目标。今年也是,明年也是。”


韦德曼教授认为,“我们应预料到银行业会出现大量腐败现象,毕竟银行是巨额资金的所在地”。


如果说中国的钱在银行业,那么最终权力是在军队手中。


人民解放军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党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


因此,火箭军将领及国防部长李尚福下马,就显示出中国的反腐斗争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据报道,不道德的采购过程将有缺陷的装备一路推入核武库。


加拿大智库瑟希斯集团(Cercius)首席执行长亚历克斯·帕耶特(Alex Payette)说:“我们谈论的不仅是挪用资金或收取回扣的问题,而是购买劣质军事装备并可能在解放军使用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则说,火箭军中的腐败会给习近平带来沉重打击。


他对BBC说:“他对火箭军寄予厚望。如果我拥有非常强大的火箭军,那么将来与台湾开战,绝对会发挥重要作用。”


他是否认为重组人民解放军这一关键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推迟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


“当然,当然!”


然而,观察中国反腐斗争的分析人士发现,习近平的做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完全缺乏系统性变革。


中国问题专家帕耶特说:“尽管共产党努力发展其监管机构和纪律检查规则等,却未能遏制腐败。只要共产党仍然是获取国家资源的唯一机构,它就无法遏制系统性腐败。”


其他国家引入了真正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提高透明度,改善法治,并让独立媒体报道腐败现象。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


相反,共产党是在自我监督。剩下的就是永无休止地寻找“害群之马”,却没有从一开始就阻止它们出现。


除此之外,中国研究学者魏德曼教授认为社会观念也需要彻底改变: “减少和控制腐败不仅需要法律、法规和监督方面的变革,还需要官场文化和新一代的社会化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腐败和徇私舞弊不再是标准的、可接受的做法。”


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反腐行动,也有可能让一些官员不敢表达意见,尤其是那些与他关系密切、本应向他提出坦率建议的官员。


对许多人来说,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后,这一点变得更明显。当时世界各地已经重新开放,中国却依然封闭,即使经济低迷也受到严格限制。


政治学教授王慧玲说:“毫无疑问,他(习近平)身边有很多聪明人,但他坚持‘清零’,直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为止。这让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进去那些懂经济的人的话。”


其他中国观察家担心,习近平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人”。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并非是在寻求坦诚的建议。他要的是忠诚,”中国问题专家帕耶特说。


“习近平似乎陷入了被只想升官的干部不断赞美的境地。纵观中共早期历史,他应该知道,党的干部为了避免被清洗以及升上党和国家机构的上层,都会阿谀奉承。”


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所有官员都是腐败分子(不管是高层的 “老虎”还是基层的“苍蝇”),而那些被挑出来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对习近平的威胁。


在这场反腐行动中,估计有5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其中一些人受到警告或罚款,另一些人则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但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国家有更好的治理,反而损害了党的声誉。


正如魏德曼教授所说:“我猜想,十多年的打贪和似乎无休止的‘笼中虎’游行,很可能加深了公众的犬儒情绪。”


“很简单,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与老虎展开一场‘生死之战’,而在打老虎十年之后,你抓到的老虎数量与你开始打老虎时的数量一样多,这强烈表明你并没有把老虎打到灭绝的地步,甚至可能没有显着减少老虎的数量。”


谢选骏指出:人问“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为何永无休止”?我看问者不懂,这是因为,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这是一场已经绵延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后遗症!迄今为止,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中囶还在革命专政之下,集权的共产党实行黑社会一样的“统治”,所谓的“腐败”,这是一种“政权运作的方式”。


《股市蒸发7万亿 专家警告:风暴将袭击中国》(2024-02-11 评论)报道:

 

中国经济过去一年饱受打击,窘迫的经济数据也在不断削弱市场情绪,自2021年达顶峰以来,沪深300指数已下跌逾40%,恒生国企指数则下跌逾50%,香港和中国股市迄今已蒸发约7万亿美元。中共当局用上了各种措施救市,仍挡不住A股的不停下跌。投资专家警告,一场经济风暴即将袭击中国。


随著中国进入为期一周的黄历新年假期,如何稳定股市已经成为中共政府的首要任务。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与监管部门讨论救市。这是习自去年10月视察中共央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后第二次上阵。外界认为,这凸显当局紧急救市的急迫。


当局用尽手段难挡A股跳水


在习拟介入股市的消息传出之前,中共政府已经在进行救市,大量异常资金流入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有政府背景的基金。


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ETP数据分析发现,截至1月26日的一个月内,超过170亿美元流入了追踪沪深300指数的四只在中国注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ETF)。高盛集团也表示,1月底之前,中国国内ETF流入量为2015年以来最大。


研究公司泽奔商务谘询有限公司(Z-Ben Advisors)的数据显示,1月22日,中国最大的五只ETF合计净流入50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净流入规模。有消息称,这些投资者早在前一周就开始大举买进ETF。


当局并未因此停止脚步,随后发布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持有中共政府大型金融机构股份的中央汇金将加大力度增持,甚至发布禁空令。


2月6日,中央汇金公司发布公告称,中央汇金公司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ETF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扩大增持规模,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中共证监会2月5日发布通知称,鉴于近期中国股市持续波动,将加强“穿透式”交易监控,运用多维技术手段收集市场情报,会同公安部开展联合研判,“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


中共证监会也在随后称将增加长期资金入市引导。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称,证监会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机构、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励及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增持力度,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作。


高盛集团估计,过去一个月,这些资金共购买了约700亿元人民币(97亿美元)的境内中国股票,但该公司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得出这些数字。


虽然官方势力入市硬撑,但主要以购买沪深300ETF为主,中小盘股仍在连续下跌,市场信心再次受挫。


截至2月6日,沪深1000指数早盘下跌2.3%,过去七个交易日跌幅达19%。当天上午基准沪深300指数仅上涨1%。


传中共2万亿平准基金救市 央行下调准备金


中共国家金融监管局在过去两个月至少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讨论稳定资本市场的问题,并不断出台一系列举措以稳定股市。


1月22日,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并称,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著力稳市场、稳信心。在分析师们看来,这次会议是对股市大跌的直接回应。


之后,传出中共当局正在权衡一揽子稳定股市的措施。当时有消息称,中共当局正在寻求调动约2万亿人民币(2,780亿美元)作为平准基金的一部分,透过港交所购买境内股票,相关资金主要来自中共国有企业的离岸帐户。


消息称,当局还将拨出至少3,000亿元人民币(421亿美元)的地方资金,透过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或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境内股票。


2月5日,中共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人民币约1万亿元(1404亿美元)资金。相关消息传出后,恒生国企指数一度短暂上扬。


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项目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共央行近期下调准备金率凸显当局对经济增长放缓及股市暴跌的担忧。


普拉萨德认为,如果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持续看空,那么当局降准带来的效果将极为有限。


为安抚市场对相关风险的忧虑,中共证监会在2月5日下午A股仍未收市之际发表“股票质押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希望借此提振市场信心。中共证监会称,将防范股票质押风险,引导券商等机构增加平仓线弹性,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A股一度应声回升,但尾段反复回落,沪指收市录得六连跌,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虽守住2700点关口,但仍创4年新低;深成指下滑91点(1.1%),报收7964点,刷新5年低位;港股也以跟跌收场。


收市后,中共证监会再连刊三份声明,即一天内共发表四份声明撑市。


中信证券认为,A股再次陷入流动性的恶性循环,但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及外部因素扰动的关系不大,交易生态恶化是主因。中信证券称,需要强而有力的外力干预,或扭转预期的实际政策措施,才能修复市场信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遭遇挑战,增长已经放缓。


鲍威尔说,“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现在更多的是国有企业(为主导)。而且中国经济仍然与房地产投资等类似事宜有太多的联系。”


海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l.p.)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凯尔‧巴斯(Kyle Bass)在接受采访时警告,一场经济风暴将袭击中国。巴斯曾成功预测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作为“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巴斯指出,中国的银行三分之一至45%的资产用在中国和香港的房地产贷款上。他说,“在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达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的时刻,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袭击了中国,所以我认为他们真的有麻烦了。”


谢选骏指出: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股市崩盘也是来自历史的伤口——这是因为,正如我一贯指出的,中囶是一个战场经济的国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股市崩盘乃至市场关闭,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战役!


谢选骏: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宣扬共产主义,抢建国家的犹太人执行屯垦主义


网文《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报道:


纳粹德国一张波兰语的反苏宣传海报,“去死吧!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瘟疫式的大清洗!”

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希伯来语:יודאו-קומוניזם‎、俄语:жидобольшеви́зм、德语:Jüdischer Bolschewismus),是一种反共、反犹谣言、阴谋论,该理论类似犹太共产主义(俄语:Те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аговора евреев)理论,后者暗指因为犹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占据了重要地位[1],而认为犹太人在幕后策划了1917年俄国革命,同时认定犹太人是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资助者[2]。


二月革命后,白军在俄国内战中曾大量散发一本名为《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反共种族主义宣传。纳粹党和德裔美国人联盟在1930年代曾向他们的追随者、同情者和同路人宣传这一理论[3][4][5][6]。在波兰,“Żydokomuna”(波兰语,意为犹太共产主义)一词代表了反犹太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过大的观点。在极右翼政治理论中,“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和“被锡安主义者控制的政府”等言论,是以犹太人复国运动结合犹太人武装占早期共产革命者多的情况[7],而错误断言出现共产主义国家是犹太人阴谋的套话[8]。


起源


俄国内战中白军方面的反犹宣传海报,上面画有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象征的托洛茨基[9]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削弱了俄国在东线的战争潜力,也使得一些阴谋论传播开来。英国的一些评论家称这些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明显勾结”[10]。截止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21名成员中有5名是犹太人,包括当时的外交委员、最高苏维埃的主席、人民委员会议的副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契卡的副局长[11]。


1920年代在西方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进一步宣传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勾结的阴谋论,并指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整个世界。十月革命及俄国内战中,相关阴谋论团体反复拿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如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犹太人身份做文章。丹尼尔·派普斯评价称,“白军通过《锡安长老会纪要》传播了这些指控。”[12]史学家詹姆斯·韦伯在著作中写道,1917年后的反犹主义文献很难“不追溯到革命中支持白军的俄罗斯移民的相关分析”[13]。


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犹太人

俄罗斯帝国在文化和制度上都长期存在着反犹主义偏见。犹太人被限居住于栅栏区中[14][15],并且时常受到反犹骚乱的侵扰[16]。


这些反犹偏见及举措造成许多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支持逐步改革甚至发动革命。犹太人运动的光谱亦非常广泛,极左翼(犹太无政府主义)[17]、左翼(崩得、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18],中左翼(劳动派)[19],中间派的立宪主义者(立宪民主党)[20]皆有犹太人参与。1922年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普查显示,有19564名党员是犹太人,约占党员总人数的5.21%,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苏联和俄罗斯共和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苏联人民委员的417名成员中,有6%是犹太人[21]。1936年至1940年间,斯大林逐步将犹太人从党、政府、外交、安全和军事的高级职位上清除了出去[22]。


一些学者严重夸大了苏维埃共产党中犹太人的存在。例如,阿尔弗雷德·詹森称在1920年代有“75%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犹太裔。阿伦诺维奇称:“对最高委员会成员的粗略检查表明,这些数字被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23]。


2013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谈到莫斯科犹太博物馆与宽恕中心的施奈森收藏时曾错误地指出:


“将图书馆国有化的决定是由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作出的,而其中有大约80-85%的成员是犹太人。”[24]


史学家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称,普京对犹太人在人民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无知说法是由于他“在经济改革的那几年里读过的小报”[25]。


纳粹德国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周刊》在1941年9月28日的报道中指责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在1920年代,希特勒声称纳粹党的使命是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26],并断言布尔什维克派的三大罪是民主,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27]。同时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后资助者也都是犹太教。[28]


宣传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

《章鱼》是伊丽莎白·迪林使用笔名“弗兰克·伍德拉夫·约翰逊牧师”自费出版的一本书籍,在这本书中迪林详细叙述了她眼中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29]。


《共产主义背后》

《美国民族主义者》的编辑弗兰克·L·布里顿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背后》的书籍,并在书中宣称共产主义是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阴谋[30]。


参见

布尔什维克

反犹太主义

犹太-美生阴谋论

以色列共产党

参考资料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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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查论编

1941年前的纳粹德国与苏联关系

早期对抗

反共产国际协定“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西班牙内战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政治

1941年前两国关系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协商友好合作和边界划定条约人口转移轴心谈判盖世太保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间的系列会议

经贸

经贸关系经贸协定 (1939年)经贸协定 (1940年)边境划定和经贸协定 (1941年)

军事

波兰战役苏联入侵波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冬季战争苏联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吕措”号重巡洋舰苏联攻势计划争议北方基地“彗星”号北方海域航线突袭苏德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阅兵

后续发展

巴巴罗萨行动东方战线卡廷大屠杀《历史的伪造者》波罗的海之路


谢选骏指出:共产主义虽然不是犹太人的专利,但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确实热衷于宣扬共产主义。


网文《锡安主义》报道:


锡安主义(希伯来语:ציונות‎,罗马化:Tsiyonut;阿拉伯语:الصهيونية‎,罗马化:al-Sahyūnī),又译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犹太人是一个源自古代近东地区黎凡特的民族[1],其居住地迦南(即以色列地)在历史上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过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及其自治领。根据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以色列地带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有人类学研究认为,该地区曾经于铁器时代存在过犹太部落王国,时间约在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2]。


在犹太复国运动发展初期,锡安主义是世俗化的,也是一定程度上对19世纪时在欧洲的以天主教徒为首的社会中十分猖獗的反犹太主义的一种回应。从1世纪开始,犹太人遭受来自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犹太人对耶稣受难有责任[3]。而居住在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犹太人则相对而言得以和当地人较为和睦地相处[4]。在经过一连串的进展和挫折,以及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摧毁了欧洲多数的犹太族群后,锡安主义的民粹运动于1948年达到了高潮,另外约有50余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共同组建一个叫纳卡姆的反德私人民兵组织向德国复仇。犹太人全国委员会于1948年5月14日发布了《以色列独立宣言》,现代以色列建国。


反锡安主义者将锡安主义视为殖民主义[5]、种族主义[6]和例外论[7]的一套思想,其导致了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锡安主义者政治暴力、紧随其后的巴勒斯坦人大流亡,也令后来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回归所失故土的权利[8][9][10][11]。


词源

“锡安主义”来自“锡安”(希伯来语:ציון‎,罗马化:Tziyon)一词,也就是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有代指“耶路撒冷”之意。在旧约圣经里,《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7节提到:“锡安的堡垒,大卫的城”。在大卫王的统治下,“锡安”一词成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代名词。在圣经的各种版本中,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多被通称为“锡安之子(女)”或“锡安的人民”。


纵观整个东欧,有许多草根组织都在犹太人的“居民安置”议题上进行宣传和提供协助,皆因他们认为“祖先的家园”是希伯来语得以孕育和振兴的源泉。这些社会团体被史学家统称为“圣山狂热派”(希伯来语:חובבי ציון‎)。


“锡安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由奥地利犹太出版商纳坦·伯恩鲍姆于1890年所出版的《自我解放》(Selbstemanzipation)期刊当中,而此人也是犹太人学生运动组织“卡迪玛”的创始人[12]。


欧洲当时受到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的影响,法西斯主义涉及反犹的观点,根据相关的意识形态,认为犹太人并不属于欧洲。[13][14]


信念

建立锡安主义的政治目的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建立一个犹太人可以成为主要民族的国家,而不是像他们侨居各国家中作为少数民族一样。近代锡安主义思想之父西奥多·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是所有社会的永恒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而存在,只有离开这样的社会才能使犹太人摆脱永远的迫害。“让他们在地球表面上给我们一块主权之地,足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那么,我们会做接下来的东西!”他宣布要揭露他的计划。[15]


赫茨尔提出了可能的建国地点,即阿根廷和巴勒斯坦地区。他喜欢阿根廷,因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气候温和,但他承认由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关系,所以巴勒斯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15]他还评估约瑟夫·张伯伦关于英国东非殖民地作为犹太定居点的建议。[16]


移民(即阿利亚运动,字面意思是“上升”)到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祈祷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锡安主义的一个中心假设是拒绝流亡生活。[17]锡安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流亡的犹太人被剥夺了完整地发展犹太个性和民族生活的可能性。


锡安主义者普遍喜欢说希伯来语,这是犹太人在犹地亚的自由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闪米特语族,锡安主义者为了日常使用而将希伯来语现代化。锡安主义者有时候拒绝说意第绪语,他们认为这是在欧洲迫害的背景下发展出的一种语言。一旦他们搬到以色列,许多锡安主义者拒绝说他们(散居时)的母语,并采用新的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喜欢希伯来语并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这让新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共同语言,从而促进锡安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和文化纽带。


锡安主义思想的主要方面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有所体现:


“犹太民族是在以色列地形成的。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并把永恒的《圣经》奉献给了世界。

在被暴力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里重新获得政治自由,从没有为此停止过祈祷。


基于这一历史和传统联系,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为加强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一直奋斗不息。在最近的几代人中,他们大批地返回以色列故土。[18]”


历史

在头几个世纪,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地(又称巴勒斯坦地区)以外,尽管犹太人一直作为少数族群存在,但根据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色列地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土地,希伯来和希腊圣经以及古兰经都有记载。[19]犹太人的流散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之囚期间开始。在1世纪的犹太战争和2世纪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逐出犹地亚,将该地区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巴尔科赫巴起义引起了反犹主义和犹太迫害的飙升。接下来的犹太流亡大大增加了犹太人流散在各个国家的百分比,让他们无法生活在原来的家园中。


锡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小山(现在位于耶路撒冷市区,老城城墙外),它大致象征着以色列土地。[20]


在十六世纪中期,约瑟夫·纳西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试图聚集葡萄牙犹太人,他们首先迁移到塞浦路斯,然后迁到威尼斯共和国,然后安置在提比利亚。最后,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四世强迫纳西去拜访他。令纳西的追随者惊讶的是,在穆罕默德四世面前,纳西皈依了伊斯兰教。[21]在公元四至十九世纪之间,纳西的尝试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某种犹太政治中心的唯一实际尝试。[22]在17世纪,沙巴泰·泽维宣布自己是弥赛亚,并得到许多犹太人的追随,他在萨洛尼卡组建了一个基地。他首先试图在加沙建立一个定居点,但后来搬到士麦那。法国亚维农犹太社区在1666年春天放弃了老拉比Aaron Lapapa之后,准备移民到新的国度。当时犹太人轻易相信沙巴泰·泽维自称是救世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欧犹太人在17世纪中期绝望的状态导致的。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血腥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并摧毁了许多犹太学习和社区生活中心。[23]


在十九世纪,支持回归锡安的犹太教潮流越来越受欢迎,[24]特别是在欧洲,那里的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敌对态度在不断增长。回到巴勒斯坦的想法被那个时代举行的拉比会议所拒绝。很多个体仍在努力支持犹太群体迁移到巴勒斯坦,这甚至出现在1897年之前,这一年被认为是锡安主义实践开始的一年。[25]


一些改革派犹太人[需要解释]拒绝回归锡安的想法。于1845年7月15日至28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拉比会议上,他们在仪式上删除了所有回归锡安、恢复犹太国家的祈祷。 1869年的费城会议是追随德国拉比的领导,它规定了以色列的弥赛亚希望是“上帝所有子孙在信仰上帝的统一中的联合起来”。1885年匹兹堡会议重申了改革派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它表达了一项决议:“我们认为我们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宗教团体;因此,我们既不期望回归到巴勒斯坦,也不希望在亚伦的儿子下进行献祭与敬拜,也不恢复任何关于犹太国的律法。”[26]


1819年,罗宾逊(W. D. Robinson)在密西西比州上游地区建立了犹太人定居点。1850年,从基督教改信了犹太教的美国领事Warder Cresson在耶路撒冷附近发展起其他定居点。Warder Cresson被妻子和儿子起诉,受到审判,被谴责为精神失常。他们断言,只有疯子才会从基督教转信犹太教。在第二次审判中,基于美国信仰自由和反犹主义的中心地位,Warder Cresson赢得了这场激烈的诉讼。[27]他移民到奥斯曼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的Valley of Rephaim中建立了一个农业殖民地。他希望“阻止任何企图在我们可怜弟兄的生活必需品上占便宜的做法……(这样做)……会强迫他们假装改信”。[28]


1835年,Abraham Benisch和Moritz Steinschneider组织了一次犹太移民,这是一次道德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努力。1825年,美国的Mordecai Noah试图在纽约布法罗对面的Grand Isle上建立一座犹太人避难所。Cresson、Benisch、Steinschneider和Noah在早期试图建立犹太国的努力失败了。[29]


摩西·蒙蒂菲奥里因在世界各地帮助犹太人而闻名,其中包括企图拯救Edgardo Mortara。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殖民地。1854年,他的朋友犹大Judah Touro遗赠钱财,资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住宅定居地。Montefiore被任命为遗嘱执行人,并将资金用于各种项目,其中包括1860年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之外建立第一个犹太人住宅定居点和贫民所,今天被称为Mishkenot Sha'ananim。劳伦斯·奥利凡特(Laurence Oliphant)同样试图向巴勒斯坦人带来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帝国(1879年和1882年)的犹太工人阶级,但失败了。


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依舒夫通常是在1882年比鲁群体到来后才开始的,他们开始了第一次阿利亚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移民更加热切。大多数移民来自俄罗斯帝国,逃离了现在被称为乌克兰和波兰地区的频繁大屠杀和国家发起的迫害。他们在西欧犹太慈善家的财政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农业定居点。另外的阿利亚运动在俄罗斯革命及其暴力大屠杀后开始,同时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迫害后进行。在十九世纪末,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少数族群。


在19世纪90年代,西奥多·赫茨尔给锡安主义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紧迫性,促进了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创建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30]赫茨尔的目标是为犹太国家的发展作出必要的准备步骤。赫茨尔试图与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达成政治协议失败后,他试图寻求其他政府的支持。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支持在巴勒斯坦的小规模定居点;它着重于加强犹太人的感受和意识,努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邦。


俄罗斯沙皇国和俄罗斯帝国有着长期的国家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记录(“大屠杀”),如亚历山大二世对犹太人的迫害[31],因而被广泛认为是犹太人的历史性敌人。锡安主义运动的总部设在柏林,因为许多领导人是德国犹太人,能够说德语。鉴于沙俄的反犹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大多数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支持德国与沙俄的战争。


领土的考虑

在锡安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中,锡安主义的主要人物有几次支持将犹太国家定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如乌干达和阿根廷。[32]即使是锡安主义政治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在开始时也满足于任何地方的犹太自治国。[33]然而,其他锡安主义者强调了以色列在记忆、情感和神话上与犹太人的紧密关系。[34]尽管他们使用锡安作为运动的名称(这根据耶路撒冷的Jebusite fortress而命名,它成为耶路撒冷的同义词),赫茨尔在1896年出版了锡安主义宣言《犹太国》后,巴勒斯坦才成为赫茨尔的主要关注点,但即使在那时,他仍然犹豫不决。[35]


1903年,英国殖民秘书约瑟夫·张伯伦在乌干达保护国给赫茨尔提供了5000平方英里土地作为犹太定居点。[36]这称为英属乌干达计划,它同年在世界锡安主义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呈上,随后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些团体认为,接受这项计划会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变得更加困难,非洲的土地被描述为“圣地的前厅”。他们以295对177票赞成,132票弃权而作出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方案提到的土地。第二年,大会派代表团考察了这个高原。由于其位于高海拔,当地的温带气候被认为适合作为欧洲定居点。不过,这个地区住着人口众多的马赛人,他们似乎不喜欢大量欧洲人的涌入。此外,代表团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狮子和其他动物。


赫茨尔在1904年去世后,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在1905年7月第七次会议的第四天作出决定,拒绝英国的提议。亚当·罗夫纳(Adam Rovner)表示:“将所有今后的定居努力直接指向巴勒斯坦”。[37]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犹太领土主义组织是1903为了应对英属乌干达计划而建立的,旨在世界某个地方建立犹太国家,它得到了很多大会代表的支持。在实施了马克斯·诺道提出的投票表决之后,伊斯雷尔·赞格威尔指控了马克斯·诺道,认为他“将在历史的审判之前被指控”,他的支持者把投票结果归咎于Menachem Ussishkin的俄国投票集团。[38]


随后,犹太领土主义组织离开了锡安主义组织,但带来的影响并不大。[39]锡安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Zionist Socialist Workers Party)赞成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领土实行自治。[40]


苏联当局在1934年建立了一个犹太自治州做为锡安主义的替代品,它仍然是俄罗斯唯一的独立州。[41]


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的托管

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魏兹曼的游说,二是英国政府担心美国犹太人鼓励美国支持德国对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战争。该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具体如下:


国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42]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贝尔福宣言》


1922年,国际联盟采纳了这一宣言,并授予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权力:


这次托管将要确保建立犹太国家的家园……和发展自治的机构,确保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地维护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和宗教权利。[43]


魏茨曼在争取《贝尔福宣言》时的角色让他当选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直到1948年才卸任,在以色列独立后当选为该国第一任总统。


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并大量地从封建地主中购买土地,这让很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没有土地,从而导致了动乱。1920年、1921年和1929年在巴勒斯坦发生了暴动事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被杀害。[44]英国这时负责托管巴勒斯坦,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它原则上支持犹太移民。但是,为了回应上述暴力事件,皮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在巴勒斯坦的新规定和限制。


1927年,乌克兰犹太人Yitzhak Lamdan写了一首名为《马萨达》的史诗,反映了犹太人的困境,呼吁他们坚持“最后的立场”。在德国采取了卐标记后,西奥多·纽曼·考夫曼(Theodore Newman Kaufman)着力发动一场种族战争,消除他所认为的“近亲繁殖的德国主义”,他发表了《德国必须灭绝!》的反德文章,就像Daily Express呼吁“反纳粹的抵制”一样,这些文章是回应德国的反犹主义,它们在阿道夫·希特勒上任前发表。这带来了所谓的犹太人首先发起大屠杀的阴谋论,尽管这主要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责任,因为他忽视了爱国犹太人,并且将反德材料作为犹太人需要被消灭的“证据”。


希特勒的兴起

1933年,纳粹党的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翌年兼任德国元首。1935年纽伦堡法案让德国犹太人(随后是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成为无国籍的难民。许多欧洲的纳粹盟国也采用了类似的法律。犹太移民随之增长,加之纳粹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的影响,导致了1936 - 1939年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暴动。英国成立了皮尔委员会调查情况。该委员会并没有考虑到欧洲犹太人的情况,而是要求一个“两国”的解决方案,并强制迁移人口。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一解决办法,而是执行了1939年白皮书。它计划在1944年终止犹太移民,并允许不超过75,000名的额外犹太移民。这对欧洲犹太人是一个大灾难,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歧视,需要寻求庇护所。英国人维持这一政策,直到托管期限结束。


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的增长以及欧洲犹太人生活的破坏使得世界锡安主义组织被边缘化。在大卫·本-古里安的领导下,巴勒斯坦犹太人机构越来越听从美国锡安主义者的决策,后者提供资金,提供华盛顿特区的影响力,这包括通过高效的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提供的资金和影响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大屠杀的恐怖事件曝光,锡安主义领导人制定了“一百万计划”,减少了大卫·本-古里安之前的200万移民目标。战争结束后,大量无国籍犹太人,主要是大屠杀幸存者,开始以小船移入巴勒斯坦,以蔑视英国的规定。大屠杀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在锡安主义的计划中。[45]英国人在塞浦路斯监禁这些犹太人,或将他们送到在德国的英国控制的盟军占领区。之前,英国人在1936 - 1939年面临着阿拉伯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反抗,现在,他们正面临巴勒斯坦锡安主义集团由于受到限制而发起的反抗。 1946年1月, 英美研讯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成立,[46]这是英美联合的委员会,它的组建是为了负责审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因为它们涉及到犹太移民和定居问题以及当地人民生活福祉的问题;它负责咨询阿拉伯和犹太人的代表,并酌情提出其他建议,以便对这些问题进行临时处理以及最终的解决。最终,阿拉伯和犹太人都拒绝了委员会的计划;英国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


二战后

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西部应分割成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联合国控制的“耶路撒冷独立个体”。[47]这个分区计划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成为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这次投票让犹太人在犹太城市街头庆祝。[48] 然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的决定,他们要求一个单一的国家,并清除犹太移民,这导致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总理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国成立。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托管期的最后一日,由大卫·本-古里安率领的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宣布了以色列国的成立,当天有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入侵以色列。这场冲突导致约711,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流走,[49]阿拉伯语将其称为“大灾难”(Nakba)。后来,第一任以色列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法律,阻止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或申索财产。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仍然是难民。[50]巴勒斯坦人的逃离和驱逐已经广泛地而且颇有争议地被描述为种族清洗。[51]根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逐渐达成的共识,驱逐和破坏村庄是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的根源。[52]然而,Efraim Karsh说,尽管以色列试图说服阿拉伯人留下来,但大多阿拉伯人是自愿逃离,或在阿拉伯同胞的压力下离开。[53]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要是一个致力于协助和鼓励犹太人迁往以色列的组织。它在其他国家为以色列提供了政治支持,但在以色列内部政治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该运动自1948年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为犹太移民提供后勤支援,而且,最重要的是协助苏联犹太人,尤其是帮助他们争取离开苏维埃的权利和实践宗教自由方面的斗争,该组织协助了85万犹太人走出阿拉伯世界,大部分人都回到以色列。1944年至1945年,大卫·本-古里安对外交官员介绍,一百万计划(One Million Plan)是“锡安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和首要任务”。[54]英国1939年白皮书的移民限制意味着这样的计划不可能发挥大规模的作用,但直到1948年5月的《以色列独立宣言》后,它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的国内移民政策在以色列政府中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例如,有人认为“对于那些没有生命安危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移民是没有理由的,尤其是他们没有移民的动机和欲望。” [55]也有人认为,吸收移民过程造成“不当的困难”。[56]然而,大卫·本-古里安的影响力和坚持确保了他的移民政策得到执行。[57][58]


分类

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


社会主义锡安主义


基布兹集体生活、集体成长的儿童们(1956年)


1968年以色列五元纸币上的爱因斯坦头像。爱因斯坦倾向左翼锡安主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

主条目:社会主义锡安主义

社会主义锡安主义,又称劳工锡安主义(Labor Zionism),起源于东欧。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认为,在反犹社会无数个世纪的压迫中,犹太人已经被逼到一种懦弱、脆弱、绝望的存在中,这导致了反犹主义更加猖獗。这是西奥多·赫茨尔最先提出的一个观点。这派认为,革新犹太人的灵魂和社会是必要的,这可以通过让犹太人迁移到以色列,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而实现。大多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拒绝遵守传统的犹太教制度,因为这种犹太教延续着犹太人的“离散的心态”(Diaspora mentality),他们在以色列建立了乡村公社,叫做“基布兹”。基布兹开始是“国家农场”计划的一个变体,是一种合作农业,Jewish National Fund雇用了犹太工人,让他们接受经过训练的监督。基布兹是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象征,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公社主义和平等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乌托邦社会主义。此外,他们强调自给自足,这成为社会主义锡安主义的重要方面。虽然社会主义锡安主义是从犹太教的基本价值观和精神上获得灵感和哲学根据的,但它对犹太教的激进表达往往导致了犹太教正统派的敌对关系。


社会主义锡安主义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期间成为依舒夫的政治和经济命脉的主导力量,并且在1977年选举(以色列工党在1977年被击败)之前是以色列政治的主导思想。以色列工党继续着这个传统,虽然在基布兹中最受欢迎的政党是梅雷兹党。[59]社会主义锡安主义的主要机构是以色列总工会[60],它开始于1920年,通过提供破坏罢工者而打击巴勒斯坦工人罢工。到1970年代,它以色列政府以外最大的以色列雇主。[61]


自由派锡安主义

从1897年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派锡安主义(或一般锡安主义)最初是锡安主义运动中的主流趋势。自由派锡安主义者向自由派欧洲中产阶级看齐,这是许多锡安主义领袖如西奥多·赫茨尔和魏兹曼所向往的。自由派锡安主义虽然与现代以色列任何一个政党无关,但它仍然是以色列政治的强烈趋势,它倡导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并坚持人权。前进党是2000年代的主要党派,现在已经解散,它曾经向自由派锡安主义思想的许多基本政策看齐,极力主张巴勒斯坦国家建立的重要性,这样才可以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它肯定自由市场,呼吁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能享有平等权利。 2013年, Ari Shavit认为,当时新的“未来党“(代表世俗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的成功体现了“新的自由派锡安主义”的成功。[62]


德勒·泽格曼(Dror Zeigerman)写道,自由派锡安主义者的传统立场——“这样的自由立场是基于社会正义、法治秩序、国家和宗教事务的多元化,以及外交政策和安全领域的温和与灵活性上”——仍然受到积极政党中某些重要圈子和潮流的青睐。[63]


哲学家Carlo Strenger描述自由派锡安主义的现代版本(以支持他的“Knowledge-Nation Israel”的愿景)是植根于西奥多·赫茨尔和Ahad Ha'am的本源意识形态中,与右派浪漫民族主义和超正统的Netzah Yisrael形成鲜明的对照。它的主要特征是关切民主价值观和人权,它自由地批评政府政策而没有指责其不忠,它拒绝在公共生活中带着过度的宗教影响。“自由派锡安主义拥抱犹太传统最真实的特征:愿意进行激烈的辩论;带着与davka相反的精神;拒绝屈服于威权主义。”[64]自由派锡安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历史表明,犹太人需要一个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且有权享这样的国家。但他们也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是自由民主的,这意味着在独立于宗教、种族或性别的法律面前必须有严格的平等。”[65]


修正派锡安主义


由泽维·贾鲍京斯基领导的修正派锡安主义,变成民族主义锡安主义(Nationalist Zionism)。其指导原则在一篇〈铁壁〉 (1923)的文章中列举出来。1925年,贾鲍京斯基在巴黎一间咖啡馆召开“修正锡安主义者联盟会议”(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of Zionist Revisionists)[66]。1935年,因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拒绝指出建立犹太国是锡安主义的目标,修正主义者离开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 


贾鲍京斯认为:


“锡安主义是一个殖民事业,因此它的成败在于武装力量。重要的是去建设,重要的是说希伯来语,但不幸的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射击,否则就无法殖民。[67][68]”


他又写道:


“尽管犹太人起源于东方,但他们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属于西方。贾鲍京斯所构思的锡安主义不是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精神家园,而是将他们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移植到东方。这个世界观翻译成一个地缘战略的观念就是:锡安主义将永久地与欧洲殖民主义联盟,对抗地中海东部的所有阿拉伯人。[69]”


修正主义者主张在巴勒斯坦组建一支犹太军队,迫使阿拉伯人民接受大规模的犹太移民。 


修正派锡安主义的支持者在以色列发展出利库德集团,自1977年以来,它主宰了大多数政府。它倡导以色列保持控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上采取强硬措施。2005年,利库德集团在占领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出现分裂。这个党派成员主张和平谈判,他们帮助组建了Kadima党。


宗教锡安主义


宗教锡安主义是一种结合了锡安主义和严守教规的犹太教思想。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前,宗教锡安主义者主要是严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支持锡安主义者在以色列土地建立犹太国。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这个地区在犹太人中被称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被侵占之后,宗教锡安主义的右翼组成部分与民族主义的复国运动融合在一起,演变成新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基于三个支柱: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摩西五经。[70]


绿色锡安主义

绿色锡安主义(Green Zionism),主要关注以色列环境。唯一的绿色锡安主义政党是绿色锡安主义联盟。


新锡安主义和后锡安主义


20世纪的最后25年,古典民族主义在以色列衰退。这导致了两个对抗运动的兴起:新锡安主义和后锡安主义。这两个运动标志着以色列版本的全球化现象:


全球化、市场社会和自由文化的出现

地方性的回击[71]

新锡安主义和后安主义者具有“古典”锡安主义的特征,但不同之处在于强化了锡安主义中已存在的直接对抗的特点。“新锡安主义强调了锡安主义民族主义的弥赛亚和特殊维度,而后锡安主义则强调了其正常化和普遍主义的维度”[72]。后锡安主义认为,以色列应该放弃“犹太国家”这个概念,而是成为基于公民身份的国家,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生活且皆享受某种形式自主权的双民族国家。


运动起因

犹太人返回故土的愿望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在历经犹太人大起义失败、罗马帝国在公元70年对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公元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之后,犹太人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即便是在希腊化时代,许多犹太人也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73](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


如同赫斯在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 Question)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次事件的见证者,犹太裔奥地利人赫茨尔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将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74]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通过了锡安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巴塞尔计划》,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主张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是非宗教性质的,以自由锡安主义为主流,是对19世纪末叶在欧洲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回应。它是犹太人对在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反击。


巴勒斯坦的兴起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犹太复国运动因而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行动。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扩展至沿海一带,但同时促成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抵制犹太人的移入。


锡安主义与以色列


二战后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前往巴勒斯坦的三位犹太儿童

1947年英国宣布了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然后在同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了内战。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了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了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了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了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令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以巴和平协议的签订,阿拉伯人口比例急剧提高,再加上被迫迁移走的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的人口慢慢多了其它种族。


以色列建国后,世界锡安主义大会于1951年通过了《耶路撒冷计划》,以取代《巴塞尔计划》作为锡安主义运动纲领之功能。目前耶路撒冷计划最新版本为2004年修订之“新耶路撒冷计划”,内容如下[75]:


锡安主义的基石为:


犹太民族的团结、与历史上故土的羁绊、以及以色列及其首都耶路撒冷作为该国生活之核心。

从所有国家移入以色列,以及所有移民有效融入以色列社会。

将以色列强化为一犹太的、锡安主义的及民主的国家,并将其形塑为一个带有相互尊重多元犹太民族的,及根植于先知预言之独特道德及精神特质的模范社会。致力于达成和平,并为构筑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透过深化犹太、希伯来及锡安主义教育,确保犹太民族之未来及独特性,强化精神及文化价值,并教导希伯来语为国语。

培养相互的犹太责任,捍卫犹太人作为个人及民族的权利,代表犹太民族锡安主义利益,并为抵抗展现反犹太主义之活动而奋斗。

将国家设定为是锡安主义的具体表现。

非犹太人的支持

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国的政治支持早于犹太锡安主义正式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十九世纪将犹太人恢复国土回到圣地的倡导者称为复国主义者/复原主义者(Restorationists)。犹太人返回圣地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拿破仑·波拿巴,[76]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南非总理扬·史末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意大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红十字创始人和《日内瓦公约》的作者亨利·杜南、以及挪威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的弗里乔夫·南森等知名人物的支持。


法国政府通过M. Cambon部长正式承诺:“在以色列人民无数个世纪前离开的土地上恢复犹太国”。


在中国,包括孙中山在内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表示了对犹太民族渴望家园的同情。[77]


国际支持

国际联盟的《1922年巴勒斯坦托管方案》和联合国的《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均赞同锡安主义目标。后者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罕有意见一致的产物。


基督教锡安主义


基督教锡安主义重要NGO,耶路撒冷“基督徒大使馆”,旨在支持以色列国。

一些基督徒在锡安主义兴起之前,也在积极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特拉维夫大学荣誉退休的历史教授阿尼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认为,19世纪40年代的福音派基督教复原主义者(restorationists)将“这一观念传到了犹太圈子中”。[78]福音派基督教为了复国(Restorationism)而期待对英国进行政治游说,这在19世纪20年代普遍存在,并且在之前也非常普遍。[79]清教徒也经常为犹太人返回祖国祷告。[80]推崇犹太人返回祖国的圣经教义的主要新教徒有约翰·纳尔逊·达秘。他的时代论被认为是提倡锡安主义,这是1840年他在日内瓦举行的11场关于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讲座后提出的观点。[81]然而,其他诸如查尔斯·司布真,[82]Horatius [83]和Andrew Bonar,Robert Murray M'Chyene[84]和JC Ryle[85]都是一些有名的支持者,他们对于犹太人复归国土的祈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都不是时代论者。支持锡安主义的观点受到许多福音派的欢迎,同时也影响到国际外交政策。


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罗波斯坦斯基(Hippolytus Lutostansky)因为发表了多部反犹作品而出名,他在1911年坚持认为,人们应该帮助俄罗斯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认为“他们之前的巴勒斯坦王国是适合他们的地方。”[86]


有名的锡安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包括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和阿瑟·贝尔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少将奥尔特·温特特(Orde Wingate),后者支持锡安主义的活动导致英国军队禁止他在巴勒斯坦服役。根据卡尔顿大学的查尔斯·默克利(Charles Merkley)的观点,基督教锡安主义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许多时代论者和非时代论者的福音派基督徒,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现在都坚决支持锡安主义。


马丁·路德·金是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的强大支持者。[87]人们曾错误地认为《致反锡安主义友人》是他的作品。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斯密宣称:“现在是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了。”1842年,史密斯差遣摩门教的使徒Orson Hyde到耶路撒冷,为将土地献给归来的犹太人而努力。[88]


一些公开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基督徒包括美国作家Nonie Darwish和前穆斯林Magdi Allam(Viva Israele的作者),[89]他们都出生在埃及。黎巴嫩出生的基督教美国记者和美国真理大会的创始人Brigitte Gabriel敦促美国人“无畏地发言,以捍卫美国、以色列和西方文明”。[90]


穆斯林


公开为锡安主义辩护的穆斯林包括伊斯兰教思想家、改革家、[91]al-Gama'a al-Islamiyya(伊斯兰武装组织,被美国和欧洲联盟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前成员Tawfik Hamid博士;[92]意大利伊斯兰群体文化研究所所长Abdul Hadi Palazzi教授;[93]和巴基斯坦-美国学者、记者和作家塔什比·沙耶德(Tashbih Sayyed)。[94]


有时候,一些非阿拉伯穆斯林,如库尔德人和柏柏尔人也表示支持锡安主义。[95]


在巴勒斯坦统治期间, Acre地区的穆斯林学者(’alim)、巴解组织创始人Ahmad Shukeiri的父亲As'ad Shukeiri拒绝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价值观念,拒绝反锡安主义运动。[96]他经常与锡安主义官员会面,并从英国统治开始后,是每个亲锡安主义的阿拉伯组织的一部分,他公开拒绝阿明·侯赛尼使用伊斯兰教来攻击锡安主义。[97]


一些印度穆斯林也反对伊斯兰教的反锡安主义。 2007年8月,Maulana Jamil Ilyas率领的All India Organization of Imams and mosques代表团访问了以色列。这次会面达成了一项联合声明,表达了“印度穆斯林的和平与善意”,在印度穆斯林与以色列犹太人之间发展对话,反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具有宗教性质的观点。[98]这次访问是由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组织的。其访问的目的是促进有关以色列在全世界穆斯林眼中的地位的有益辩论,并加强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人们认为,这次访问可以“打开全世界的穆斯林的观念,了解以色列国家的民主性质,特别是在中东的穆斯林”。[99]


印度教徒


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以后,印度国民大会党反对锡安主义。一些学者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在印度获得更多的穆斯林投票(当时穆斯林人数超过3000万)。[100]然而,由Sangh Parivar领导的保守印度民族主义者公开支持锡安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如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和Sita Ram Goel也作出了支持。[101]锡安主义被视为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是将犹太人遣返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属于他们的祖国中,这对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有吸引力,他们将独立于英国统治和印度分区视为一种对于长期被压迫的印度教徒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项国际意见调查显示,印度是世界上最支持以色列的国家。[102]在当前的时代中,印度的保守党派和组织往往支持锡安主义。[101][103]这已经导致了反对锡安主义的部分印度左派攻击Hindutva运动,指责印度教徒正在与“犹太说客”共谋。[104]


反锡安主义


近年不少人反对锡安主义,认为锡安主义及以色列的建立,使一些居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导致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侵略者。


部分支持巴勒斯坦的反锡安主义团体,推动“抵制、撤资、制裁”行动,要求以色列终结对巴勒斯坦人的不人道政策。反锡安主义在2009年加沙战争结束后,在全世界普遍蔓延开来,并受到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定性为反犹太主义。


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中的边缘派团体“圣城守卫”认为建立以色列国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等于干涉历史进程,人为地加快弥赛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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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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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各派对锡安主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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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al Zionism and Religious Naturalism in the Thought of Mordecai M. Kaplan (Explains the Zionist thought of the founder of Reconstructionist Judaism)

Modern Orthodox Zionis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基督教锡安主义

纳卡姆


谢选骏指出: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宣扬共产主义,抢建国家的犹太人执行屯垦主义——这俩没有矛盾冲突,一言以蔽之曰,唯利是图。


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

谢选骏:广州为何喜欢拥抱黑人


《30万黑人基本离开广州,可1300万黑二代该咋办?》(英伦大叔 2024-02-11)报道: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北京有5万韩国人,深圳有10万印度人,广州有30万黑人,上海有20万日本人。


然而,现在,大家的感觉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外国人的脸孔少了,就连广州的黑人脸都难得一见,广州可曾有30万黑人兄弟非法居住,为什么广州一下子少了那么的黑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一是因为中国正在执行的三非政策,让在中国非法居住的外国人,尤其是黑人的数量锐减。


什么是三非政策?


三非政策是针对外国人的三项违法行为的管理措施,具体包括:


非法入境:指未经允许进入中国国境的行为。即偷渡。


非法居留: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超过规定的停留期限仍未离开的行为。


非法就业: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和工作身份,进行工作的情况。


但这个政策其实还很难管控非法居住的外籍人士,因为只要非法居留者没有被抓到,没有被查到,他们还是可以浑水摸鱼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类似广州越秀这样已经形成庞大黑人社区的大城市的。


二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封城措施和网格管理机制,对中国公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一视同仁,无差别执行,令所有非法居留的外籍人士无藏身之地,很多非法居留的黑人,也无法忍受封·城和隔·离·措·施纷纷离开了中国。


三是疫情期间中国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政策,就连正常入境的外籍人士也要经过层层卫生检测才能入境中国,非法入境更成为不可能。仅仅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边检就查获“三非”外国人1.34万人次、遣返0.8万人。


四是很多合法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因为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最终选择暂时离开中国。


因此,疫情三年下来,加上航空往来至今依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导致中国各大城市的外籍人士变少,在广州,尤其是黑人的数量变少。


广州数十个大型批发市场周边形成黑人社区


为什么广州之前那么受黑人的青睐?


一是因为广州有白马、红棉等数十个大型小商品批发市场,黑人在这里做贸易生意,慢慢形成了黑人社区。而且,广州商品齐全,物美价廉,在这里,就可以买到他们国家所需的各种大到家电,小到打火机等各种商品。


二是因为黑人多来自能讲英语的国家,只要黑人稍微有点文化,前些年在不要求学历证书的情况下,就能在中国当上外教,因为现在的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三是因为广州比其他大城市更具包容性,有的黑人太想留在中国,就撕掉护照、签证,对于这样的黑人群体,警察搞不清楚他们的国籍和身份,暂时没法遣返他们回国,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批黑人就选择继续滞留。


曾有媒体报道:39岁的刚果人阿肯,其几年前持旅游签证来到了中国,但即使签证过期了他也没有回国,而是继续非法滞留在中国。作为一名家电维修工,阿肯怀着发财梦来到广州,他毁掉了护照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这样,即使他被警察逮到,也不会被强制送回国。


后来阿肯做些小买卖。他在广州采购杂货和衣服后寄往刚果,通过亲戚朋友在当地销售。“比起回故乡,在这里可以赚好几倍的钱,因此还没有归国的打算。我想找个中国女人结婚,拿到合法的居留资格。”他说。


事实上,在广州的小北路、淘金路、光塔路、火车站等地都有大量黑人居住,已经形成了黑人社区,街上来往的人一半以上都是黑人,空气中也处处弥漫着强烈的香水味道。


一段时间,就连广州的中小学外教也都是黑人。


在广州,坐地铁每次必见黑人,由此可见,广州的黑人数量真的惊人。所谓广州街头“30万黑人”,也仅仅指的是非法滞留的黑人。


据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广州市官方数据称,仅在2018年,广州市内曾有35万以上的非洲人居住,其中持有合法滞留资格的人只有3万人左右,非法滞留比率超过90%。


有的大学,黑人留学生才几百,但半数妹子都被黑人勾搭过


黑人在广州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黑人显然已经不满足仅仅是生存问题,他们想要更多的非洲同胞到广州来发展,甚至还想要合法身份,也因此和当地居民产生的摩擦和矛盾越来越多。


在广州的三元里,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说:“中国女性遭强奸,以及财物遭抢夺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一些黑人在街头肆无忌惮地殴打中国民众,就连警察他们也都不放在眼里。


有些黑人更是好吃懒做,每天靠偷摸拐骗生活。白天的时候在街头四处闲逛,看到一些年轻女孩,更是会上前搭讪挑逗。


甚至还曾发生过黑人团体在街头公然聚集对抗警察,这给中国的治安带来非常大的隐患。


在前述阿肯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从事毒品买卖的犯罪行为。曾有专业人士指出,中国南部的毒品犯罪与这些在广东省的非洲人不无关联。


有些甚至还拉中国女人一起贩毒,像有尼日利亚“毒王”之称的罗伯特,因为贩卖海洛因5978.1克,在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死刑了。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535名左右的尼日利亚人因为各种犯罪行为在中国服刑,黑人也有盗窃和强奸等犯罪,但罪名最多还是和毒品相关,这数据还不包括其他非洲国家。


有的大学,黑人留学生才几百,但是学生们反映学校里大概有半数妹子都被黑人勾搭过。因此,很多国人甚至开始联名要求把这些非法居留的黑人赶出国内。


黑人移民令法国和美国社会苦不堪言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下定决心整改,将没有护照及签证的黑人强制遣返,并对进入中国的黑人严格检查。


关于黑人的问题,很多社会学者早有讨论,最好的前车之鉴就是法国。


现在的法国已经变相被黑人软殖民,人口超5成要“黑化”。


在法国,黑人新生儿的出生率早已经超过法国全民出生率的一半之多,甚至超过60%。


法国为什么有那么多黑人?


一是劳动力需求。二战结束后,法国面临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从非洲等法属殖民地引进了大量的移民以补充本国的劳动力资源。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在法国定居后,人口数量逐渐增长。


二是福利制度。法国的福利待遇相对较高,这吸引了黑人选择在这里定居和工作。由于较高的福利待遇,黑人们倾向于通过生育而非工作来获得福利,导致新生儿数量较多。


三是政·治·策·略。法国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会积极讨好黑人群体,承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吸引更多非洲移民前往法国。


四是历史原因。法国历史上曾经历多次移民潮,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大规模移民潮,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遗留问题和战后重建的需要,都导致了黑人数量的增加。


然而黑人的受教育程度有限,黑人越多的地方,社会治安问题就越突出,这让法国苦不堪言。


不仅仅是法国,美国也存在类似法国的问题,“零元购”更是如今在美黑人的独创。所谓“零元购”,指不法分子聚众“快闪”式哄抢、砸抢,受害商家有大型连锁店,更有街头小商铺,但警察往往无能为力,因为在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规定,抢劫950美元以下物品,不会被重判。


预计到2030年中国会出现1300万“黑二代”


很多人担忧法国和美国的现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有专家曾经做过估算,如果非法进入中国的黑人数量不减少,到2030年,中国可能会出现1300万“黑二代”混血儿童。


多数非法居留在中国的黑人,为了留在中国,想尽办法接近中国女性,然后结婚生子。


未来,相比于目前的利用三非政策进行管制,黑二代的问题显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已经吸取法国、美国等被软殖民的经验教训,对于非法进入中国的三非外籍人员,遣返是说一不二的选择,这正是目前在广州很难见到非洲黑人面孔的主要原因。


目前在广州的黑人兄弟,绝大多数为合法居留,有的在广州做生意,有的在留学。对于所有这些通过正规渠道来到中国的外籍人士,中国都是欢迎的。就算黑人兄弟找个中国妹子结婚,也在常理和可控范围内。


谢选骏指出:广州人为何独独喜欢拥抱黑人? 因为广州人有崑崙奴的血统!


网文《昆仑奴》报道:


昆仑(不是昆仑山)在我国古代泛指南洋地区,昆仑奴主要指从那里来的仆役。只有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用得起。另外据有些学者推测,昆仑奴中也许还有达罗毗荼人(印度的一个民族)。


早在唐朝,长安就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见怪不怪。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作“昆仑奴,新罗婢”。而昆仑奴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贵族豪门都抢着要。此外,昆仑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指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话题起源


“昆仑”一词,在中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还指黑色的东西。唐代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人统称为昆仑人。《旧唐书·南蛮传》曰:“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大多来自南洋诸岛,所以昆仑是一个泛称,非专指某一地区或国家。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这些人大多数是被贩运到唐朝的,至中土后,或精习乐舞,供人娱乐,或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俑多赤裸上身,下着羊皮短裤。


在中国唐朝时期黑人奴仆和黑人艺人很多。早在唐朝,长安就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作“昆仑奴,新罗婢”。而昆仑奴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贵族豪门都抢着要。


唐代黑人来到中国,一种是作为年贡送往长安,一种是作为土著“蛮鬼”被掠卖到沿海或内地,还有一种是跟随东南亚或南亚使节入华被遗留者。唐代的黑奴大部分是居住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矮黑人。也有一部分辗转来自北非,称为“僧祇奴”。一般认为“僧祇”是马来群岛和唐朝对非洲黑人的称呼,“僧祇”即”Zangi“,即桑给巴尔人,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论述甚详。

非洲黑奴是阿拉伯国家掳掠贩卖得到的,然后作为”贡人“或奴隶流入唐朝社会。孙机在《唐俑中的昆仑与僧祇》中,将近年来出土的唐代昆仑奴俑加以考证,分为了来自南海诸国的昆仑奴,和非洲黑人僧祇奴,如裴家小娘子(裴行俭的后人)墓出土的黑奴俑就是僧祇奴。但唐代人不会去分辨黑奴的来源,在唐代人眼中,一切皮肤黑或者较黑的人都是昆仑奴。

葛承雍仔细分析了非洲黑人和南海黑人的区别,尽管他们都体黑卷发,但两者在外形上有差异。被称为“昆仑奴”的南海黑人不是非洲的尼格罗人种,而应该是尼格利陀人,又叫矮黑人,一直到现在,这些类似非洲黑人的部落和种族仍散居在马来半岛以南的诸海岛上。

考证研究

近代学者研究昆仑奴问题者,对其来源说法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几种观点和看法:

(一)来自非洲北部。唐代长安“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源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

(二)东南亚。例如西北大学的葛承雍教授在20年《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文章中指出,唐代黑人来源不是非洲而是东南亚,即又称为小黑人的尼格里托人,一直到这些类似非洲黑人的部落和种族仍散居在马来半岛以南的诸海岛上。而厦门大学的韩振华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昆仑奴是指包括老挝的卡族在内的印支半岛上的小黑人。昆仑人原指印度支那半岛的原住民一小黑人,凡是在半岛上统治这些小黑人的国家,中国记载上都称他们为“昆仑之类”。虽然唐代记载上屡有提到的“昆仑奴”是指整个半岛上的小黑人而言,但应包括老挝的小黑人的卡族在内,当无疑异。

(三)印度。谭嗣同的《狱中提壁诗》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用“昆仑奴"故比喻革命义士(也有人认为是指家中的义仆)。他认为昆仑奴应指印度人:“友人邹沉帆撰西征记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朝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

(四)中国西部昆仑原住民。近现代一些人干脆把“昆仑”当成是今地处中国西北的昆仑山,因此认为昆仑奴就是现今昆仑山的原住民,从西域通过西北丝绸贸易被带入中国。在这些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昆仑奴是从非洲东北部由阿拉伯商人带着经由印度辗转进入中国境内或从海路直接进入中国南方。原因一般有下两点:其一,昆仑奴最大的特征就是肤色黝黑,因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非洲人。其二当时的阿拉伯商人也常常川行于非洲与亚洲之间进入中国做生意,而中国的史籍中也确实有阿拉伯商人贩卖奴隶以及关于非洲黑人国的记载。例如《慧超往五天竺传·波斯国》有云波斯人常往狮子国(即锡兰)取宝物,又往昆仑国取金。所言昆仑国皆为非洲黑人之地,因为非洲所产黄金自古以来就已闻名于世界。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昆仑层期国”条云:“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物而擒之,卖为蕃奴。"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条亦云:“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骆驼,大鹏遇则吞之。”

据现代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昆仑奴”主要来源是来自西贡(外海昆仑岛(今))上的亚洲马来黑人。而据印度历史记载,西贡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就是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主要向中国销售奴隶,这种贩奴行为一直持续到明代。而古人发音不准确,误将“柴棍”读为“昆仑”,这才有了“昆仑奴”的名称。

从服饰上来看,后来出土的黑人俑也大都是上身赤裸斜披帛带,横幅绕腰或穿着短裤。这与唐代高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的昆仑人形象“赤脚敢曼”非常符合,“敢曼”是梵语,指下身所穿的贴衣,这都是南海黑人极为明显的特点,与古代非洲黑人服饰完全无关。葛承雍说,此前许多权威学者大都认为唐代黑人是从非洲来的。

郑和下西洋领航的千里眼、顺风耳,可能就是熟悉南洋海域的昆仑奴,奇怪的是,越南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郑和的记载,仅载有越南南朝受明朝‘干预’的经过,当永乐初年间湄公河口正是多事之秋,七下西洋五过占城,海船不可能沿九龙江(湄公河)而上,明史并载称到达真腊,若以一个庞大舰队出使,深入登陆真腊极为困难,可能分遣使节,从何仙一带登陆入吴哥城,昆仑奴又可担任翻译‘舌人’,则研究中国与南洋的关系,昆仑奴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谜题依旧混沌。

苏雪林考据这个题目,从昆仑一词的由来和渊源,偏重“昆仑”山究竟何在?以及汉武帝的考证定位昆仑山,用数万字在学术上的价值无人能比,他自己在序言中也留给后人一片思想空间。结论不外乎昆仑指的是高大的山,这似乎太狭窄了。在我看来昆仑根本只是一个复词,屈原的辞赋中用昆仑两字最多,因为属于上古文字,可以从辞学上找到答案,如果研究甲骨文的象形字,更可以找出具体答案来。

何喜文四川白莲教人,反清复明失败后,一度活跃闽粤海面为海,后组织天地会,部属黄忠同、张公引、梁文英、杨子福、周远权以昆仑岛为大本营,扶助越南阮朝有功。

昆仑奴部分来自昆仑岛的奴隶市场,昆仑岛就是今天越南的昆山岛,距湄公河出海口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昆山岛,还是越南的囚犯岛,不对外开放,由大、小昆仑共十四岛群组成,总面积七千七百公亩,十八世纪初曾被东印度公司占据。文献记载昆仑奴为爪哇土著,被卖到中国后作为封建社会的奴婢买卖。

另有少部分来自非洲的昆仑奴,应该是随阿拉伯人来华的。

称呼由来

昆仑奴的称呼由来,一般考据都是从来自昆仑族或昆仑国下手,特征就是肤色黑卷发等,与中原汉族的黄肤直发截然不同,却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和文献,以证明古时却有昆仑国或昆仑族存在。中国最早接受四夷朝贡的始自秦代,汉唐延续下来,又以唐朝征服少数民族最多,仅从文字记载去摸索似乎草率,反正秦朝以后就有外族奴隶了。又仅就外形称昆仑奴,为何不称黑奴?看唐阎立本所绘职供图,跟随满脸络腮胡的亚利安人奴从,体型并不高大,赤身遮体的装扮虽与昆仑奴接近,却与昆仑两字无关,唯一奇特之处,就是颅顶呈双峰状,这在一些佛教地狱图画和鬼卒塑像中的罗刹相似,是否附会之作也不可考,若强附为这就是昆仑奴的解释,又不伦不类。一般绘画难免有夸张强调的技巧,却不能说成昆仑奴的特征,果若与类似发音强加在昆仑两字的解释,谬误如出一辙,都犯了相同的错。

唐南夷列传一百四十七记载南蛮,“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还有其他中南半岛的古国中,如婆利国也是‘拳’发,婆罗门教的盘盘国、真腊国等,“自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癖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水真腊国,其境东西南北约八百里,南至小海,北即陆真腊,期王所居城号婆罗提拔。国之东界有小城,皆谓之国。

另外隋书列传四十七记载林邑古国,‘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越史记载真腊并古扶南国及林邑国,宋称为占腊。


谢选骏指出:广州是昆仑奴的主要进口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广州拥抱昆仑奴——因此,广州土人混合了大量的崑崙奴血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广州的粤人和越南的越人,本来就是同义词;两者自古以来就与达罗毗荼甚至澳大利亚土著混同——日本的虾夷人也是同一个种类。他们都比华夏人的祖先更早来到了东亚。所以广州土人喜欢独独拥抱黑人,因为那是兄弟姐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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