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卡尔·马克思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魔鬼先行者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美]威廉·布朗沙尔/著 林进平 段青/译 现代哲学 2016-10-10）报道：

引言

显然，从卡尔·马克思暴躁的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有些反叛。他在与周围环境的不相容中经常存在冲突——伴随着他强烈的抱负。他早期的一首诗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边走向灭亡，

听不见我热情的呼唤。

许多作者已对马克思这一魔力般的破坏性的方面进行过评论，但这只是他性格的其中一面。他也有感受正直和高尚的强烈要求。在他关于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中，他表达了为共同福利而劳动以及为人类牺牲自己的愿望，如此一来“高尚的人们的热泪”将会洒落在他的骨灰上。

因此，我们认识了一个对于个人美德感——但肯定不是为了宗教团体的个人美德感——有强烈渴望的年轻人。马克思决心将人类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他很可能会在这样的斗争中使自己受到伤害。他早年写的诗，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再次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渴望爱情，却发现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重大灾难之前的短暂时刻。最终他们满身鲜血地死去——通常将女主人公也一起带进坟墓。

很明显在当时看来，嫁给卡尔·马克思的那个女人的日子不会好过。

在马克思青少年时期，他以为未知的事情而受苦和奋斗而感到相当自豪，这唤起了他无尽的痛苦——读书或者写诗到半夜然后第二天疲惫不堪地起床。但他的父亲不赞成他这样蓄意受苦，于是告诉他要改过自新、像个男人。像这样对烦恼和痛苦不加掩饰的表现是一种“软弱”。一个真正的男人从不以自己的痛苦、苦恼以及“病态的多愁善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62页。加累于他的女眷。崇拜父亲的卡尔尽力顺从了——至少在其中一方面。他仍感到苦恼，但不再如此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他的痛苦。

对犹太人和金钱的态度

但是有许多为美德感到苦恼的反抗者。决定卡尔探索的领域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经济学领域呢？难道关于资本的书对于一个想法里充满暴力、血腥以及牺牲的革命者而言看起来不是一个枯燥的主题吗？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能通过考查他与其父母的互动而得到。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给拉萨尔（他称之为“犹太男爵”）的绰号以及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话——由于他的黑色皮肤以及卷缩发，拉萨尔或许是一个“犹太黑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页。——都是他特有的表达自己讨厌犹太人的有点傲慢的方式。但是，他对犹太事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吝啬的友爱并非不为人知。当他1843年在科隆时，他写信给阿诺德·卢格（Arnold Rouge）：“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省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明显有一些矛盾。一方面，它有一种强烈的和挖苦的敌意，另一方面，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福利事业的微妙而又不会被误解的关心。但是围绕着这每一种情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犹太人是寻求他帮助的受害者时，他不会承认一种兄弟情谊的情感，但他至少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以“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当他将犹太人视为富有的、有权力的资本经营者时，他最强烈地鄙视他们。在他关于拉萨尔（那时他处于名气和财富的顶峰时期）的“犹太黑人”那封信中，马克思也谈到“痛恨这个暴发户炫示他的钱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60页。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情感是分裂的，在许多试图解释马克思著述的人的极端看法中也有类似的分裂。达戈贝特·鲁内斯（Dagobert D.Runes）编辑了一本包括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内的书，取名为《没有犹太人的世界》（Marx，1959）,其暗示是书名是马克思自己的，而马克思只写了一篇反犹的论文。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将如尼的误译作为对马克思态度的极度曲解，以及故意试图将他描绘成丧失人性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提及。但是在为马克思辩护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把马克思称为反犹者只是冷战宣传罢了”（Fromm，1964）。

拉比·埃米尔·法肯海姆(Rabbi Emil Fackenheim)以十分明确的言词追击弗洛姆，称他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一种辩解的不诚实”。这再一次将他的论点带向另一个极端，他将马克思描述为一个邪恶的反犹者，并说：“鉴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将这种19世纪的诽谤与20世纪的苏联政府的反犹太主义或者强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它甚至残酷对待非共产主义的左派）联系起来，都并不牵强。”（Fackenheim，1970）

当然，在俄国，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有对犹太人有组织的杀戮，现代苏联没有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基础，其政策是简单地完全忽视这些文章、并佯称在苏联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而且，我们越接近最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就会越少发现反犹太主义的迹象。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竭尽全力以确保完全代表了共产党中的所有少数人群体——从犹太人到格鲁吉亚人。

那么，马克思对于犹太人的矛盾情感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早期经历呢？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最近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断言马克思对犹太人有着强烈的认同，认为对马克思而言犹太人代表着无产阶级。他告诉我们“这两种形象的相似之处有意无意地表明马克思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他通往对无产阶级看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是联系他当下的人格认同与他逐渐使自己的未来与其相融合的群体之间的一个纽带……”（Seigel，1978）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试图表明：实际上，真相正好相反，简而言之，马克思将犹太人视为资本家，他反资本主义的根源从更早期时他对称之为“犹太人的敛财”的厌恶就显露出来。

让我们从马克思的家庭出身开始讨论他的教养。他父亲是特利尔的拉比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个荷兰的拉比的女儿。他的名字“马克思”是“莫迪凯”（Mordechai）的缩写形式。他的父母都改信基督教以更好地与当时的德国融为一体。在莱茵兰不允许犹太人开业当律师，而卡尔的父亲，亨利希（原来的名字是Herchel）·马克思，为了从事他的职业改变了宗教信仰。他的母亲无疑是更“犹太人的”家庭成员。直到她父亲去世后她才改变宗教信仰，而她给荷兰亲戚写的信中也充满了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在家里她多半说意第绪语。当孩子们在1824年受洗礼时她登记的宗教信仰是犹太教，直到她父亲1825年去世后她才接受洗礼。

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能说一口清晰的德语。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密友之一——拜伦·冯·威斯特华伦，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燕妮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妻子）的父亲。

他的父母都很重视钱，而他的母亲绝对是吝啬的家庭成员的代表。她总是告诫卡尔在任何领域都不要没有节制——包括花钱方面、饮食方面以及晚睡晚起方面；她尤其讨厌凌乱或者污秽。卡尔在其后来生活中做的都是和她的任何建议截然相反的事情。

亨利希·马克思尽管在花钱方面并不吝啬，却决意让他的儿子在这方面有所克制。卡尔这个在很多方面性情反叛和傲慢的青年，很崇拜他的父亲，因此设法取悦父亲、赢得他的赞赏。在金钱管理方面这对父子看起来是意见不合的。在亨利希和卡尔最早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会感受到关于金钱的这种矛盾。卡尔似乎决定将自己置于一种随时需要的经济援助的危机状态，他的父亲则一定要他把花费记录下来并做好预算。卡尔似乎在许多方面接受了他父亲的建议，但在这方面违抗了父亲。但是他的违抗从来都不是公然的，相反地，他无视所有财务问题直到自己遇到财政危机为止。

在卡尔的整个大学期间，亨利希一直告诫儿子他的挥霍倾向、节约简朴的必要以及在金钱问题上要谨慎。我们时常从亨利希信中发现这样的话：当月的金钱已被花光了；他无法再寄出更多钱；卡尔应该做记录、做预算、精确地记账。

卡尔的确给父亲寄了一些账单，但他们很难懂。以下这封信是来自于他父亲众多信的其中一封：

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39页。

很明显马克思对来自家庭的关于清洁、整齐以及节省方面的压力反应强烈。他母亲尤其坚持这些，在她不多的信中她强调管理金钱、擦洗房间以及保持事物井然有序以形成规律的学习习惯的必要，不要通宵熬夜。马克思的父母亲都为他挥霍时间和金钱的倾向而忧虑。

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尔谈到他的规划、他的想法、不眠之夜、梦想以及他心灵的痛苦。他详细地阐述这些，并没有在金钱问题上直接面对亨利希。相反，他用花掉钱以及对于预算和开支的一些不规则的、不精确的标记来回应父亲。亨利希的一些答复似乎是马克思后来作品中鄙夷的形象——小市民——的典型。在一封很长的信中，年轻的马克思倾诉了他的想法、感想以及规划，亨利希的回应是指示他减少如此大的信件的邮费。

要是你写给我的信很厚，而且用通常的邮寄法，那邮费会相当贵。前一封信就花了一个塔勒。包裹寄快件也是贵的——上次寄的包裹也花了一塔勒。今后如果你想多写，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写吧，好让我们多知道一些形形色色的事。以后可把写的东西打成邮包，随行李马车运走。你总不会因这些有关节约的小意见而见怪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52页。

但是马克思生气了，尽管他的依赖状态使其很难在当时直接抱怨。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经济独立。亨利希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除了一段简短的附言以外）包括这样的提示：“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85页。

据我们已知的，父亲的恼怒没有得到卡尔的反驳，但他也没有试图改变。父亲去世三年后，即1841年，他从柏林大学毕业的证书中有记录表明他是一个好学生却多次被控欠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98页。没有迹象表明卡尔曾试图与其父亲或母亲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为了避免与父母在这一可鄙的品质上有任何相似之处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当卡尔和燕妮结婚时，她从自己母亲那儿收到一笔礼金。卡尔和燕妮将钱放在桌上一个打开的保险箱里。任何前来拜访的人都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很快保险箱就空了。这件事发生于他父亲去世近五年后，卡尔依然反对他所认为的亨利希对金钱过度谨慎的态度，而且他依然身受母亲对其资金的严格控制。正如卡尔所说：“我不是一个像我父母那样追逐金钱的犹太人；钱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在他父亲去世后，卡尔和母亲之间就金钱以及她对他那微薄遗产的控制有过多次争执。她不允许他愚蠢地在革命杂志上花很多钱。她对他的著名评论具有他们争执的特征：“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写关于资本的书该多好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6页。

关于犹太人问题

在1842年11月，马克思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两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犹太人比基督徒距离解放更远。马克思当时是《莱茵报》主编，他认为一篇较长的对鲍威尔著述的回应是阐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最好办法。他已经被灌输了许多反犹太主义思想——这是当时德国的典型特征。他对穷人以及被压迫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对鲍威尔那两篇文章的回应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5页。，马克思显示出他作为作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力争尽可能从最广的视野看待他的议题。他藐视地方性问题乃至纯粹的民族观——例如在德国的犹太主义。因此他力图根据历史、政治以及人之自由来弄清犹太人问题的世界性意义。他认为鲍威尔在关于犹太人受迫害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相当狭隘的态度。但犹太人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解符合有关社会和经济总体状况的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明显受到他那个时代和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集中抨击的是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资本积累。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他将犹太特性与赚钱联系起来作为对社会正义的共同威胁。摘录如下一段话：

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页。

这里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但马克思所做的远远超出仅仅重复他那个时代反犹主义的陈腔滥调。正如他所说，他试图阐明的是，这种同样的唯利是图已经变成现代世界的社会风尚。他说，犹太人已经解放了自身，不是通过攫取金钱，而是因为通过犹太人的影响，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因此，在基督徒已经变成犹太人的意义上而言，犹太人已经解放了。

既然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他究竟为什么将犹太人置于辩论中，或者一旦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考查金钱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但是他似乎特别需要担忧犹太民族的那一本质及其与金钱的特殊关系。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经常被描述成自我憎恨。但是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有很多方面。由自我憎恨所促动的一个人会力图避免模式化特征的所有方面。他既称赞作为犹太人特性的知性主义又谴责它。犹太人被其朋友们说成是有学问的、博学的，被其贬低者说成是书呆子气的和吹毛求疵的，而国际主义作为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样。喜欢这一特征的人把它说成是世界大同主义和善于处世的老练，那些不喜欢的人将它称作是忠诚感的缺乏、不爱国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行为。犹太人是“书的民族”，马克思接受了自己的书呆子气，并坦率承认他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是“终日埋头读书”（Anonymous, no date, 268）。这同样适合他的国际主义。他引以为傲的是他能从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从宗教教义的有限范围、民族或文化视角的角度考虑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父母亲使他恼怒的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那一方面，但他保留了其知性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都是他父亲的特质。

与资本的对抗

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也没有讨论“犹太人问题”。相反，按照他的习惯，他似乎将自己对于犹太人敛财的看法阐发成一种包括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对他而言，甚至犹太人的世界性意义也是一个太狭隘的论题。他必须继续讨论赚钱在各个方面的世界性意义。随后在《巴黎手稿》中，当马克思第一次试图阐发一种关于金钱的经济意义的全面看法时，他也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感情上的演变。他处理问题的方法表现为抨击节约而不是为消费辩护的形式，这是他的特点。他的有些话语听起来像是对父亲曾经的斥责信的一种迟来的答复——一种当那位老人活着时他无法给出的答复。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马克思不仅是在对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事情做出反应，也是在对自己的个人经验做出反应。他反对工业国家过量的劳动时间，也反对通过工作和节约的道德观为人的贫困做辩护的企图。但在他著作的感情上的特性中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节约意味着自我异化。那是一个全是或者全否的命题，那是人的财富，或者是人的价值又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死气沉沉的、单调的、非人性化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更多涉及个人的因素潜藏在他的论述之中。在这些早期手稿中也有对于资本家的抨击，这和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非常相似。

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33页。

每当发觉这样的愤怒，我们都有正当理由推测，这样的描述对理论家而言有一种高度涉及个人的意义。这一点在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看法中也明显适用。在这样的文章中，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能得到更公开的揭示，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了。马克思能够证明资本家迎合、怂恿其牺牲者，刺激其感官性，贪婪地攫取金钱，因为他不再有意将这些特质与他的父亲、他早期关于犹太特性的观念联系起来。他憎恶的不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

他需要对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更大、更加广泛存在、更险恶的魔鬼。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试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犹太人血统联系起来。他偶尔会释放一些对金钱的“犹太人的”本质的暗中讥讽，但这些表述极为罕见。它们主要是附带的评论，而且不再构成其主题思想的基本特征。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马克思看不起犹太教，但当犹太人组织需要他帮助时他也会援助。他并非不受反犹太主义的诋毁的影响，但他也不符合近代犹太人的反犹者的形象——那些人试图通过可鄙地抨击“另一类的犹太人”来讨好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多数派。这在他的政治发展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的政治理念的唯一的——乃至最重要的——根源。

断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只不过”是他年轻时反犹主义——起于他与父母的矛盾——的结果，这是一种十足的过分简单化。他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经济问题在感情上对他的影响。它没有解释他理论的全部特征或成熟的发展。马克思对于父母的恼怒以及对于自己视为“犹太人的”金钱饥渴的憎恶，都起到促进他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的作用，但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的研究中，他很快就不再提起这些观点。尽管他从未否认自己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著述（他不是一个会否认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的人），他也没有再讨论那一问题。他成熟期的著作中没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和犹太人之间的任何本质关系。

（责任编辑 林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是黄俄的教材，但是却在无意之中透露了——卡尔马克思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魔鬼先行者！

1、这俩都有魔鬼般的破坏欲；

2、这俩都是拥有犹太血统的反犹主义者；

3、这俩都用大批的徒众；

4、这俩都说德语

……

（请继续列举）

谢选骏：中囶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接下来的情况才会更糟

 

《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米尔顿·埃兹拉蒂 2024-02-27）报道

如果外界泄漏的消息和流言可信的话，在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共已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举措，推出解决经济中的房地产危机的新方案。

这些行为只能被描述为政府对住宅房地产的接管。该方案将大力强调租房而非自住，并由政府购买已经破产的房产。根据这个计划，中共政权在房地产中的作用将从目前的5%上升到30%。

这种行为必将使整个国家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如果说这些计划能暂时掩盖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它们将造成巨大损害。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和中共的所有计划仍不明确。公众所知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泄密和一些含糊不清的政府公告。事实上，中共政府已承认尚未制定出所有细节。他们总是声称会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现有的消息表明，中共的“新模式”似乎准备在五年内每年投入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购陷入困境的私人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将其重新用作出租房产。该计划的其它描述还提到将在未来五年内在35个城市建造更多的住房，其中一些是有补贴的出租房，共计600万套新住房。根据该计划，政府当局将对购买此类住房的人群施加严格限制。它还将进一步禁止购买者在公开市场上交易他们的住房。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政策助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声称，由此强化的政府角色，将在两个方面起到作用：它将使中共政府能够控制过剩的供应，并为住宅房地产价格设定底线。

这种雄心壮志自然值得怀疑。首先，中共政府是否拥有执行此类计划的财力，甚至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如果它能找到足够资源的话），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未可知。其次，中国已经有大约700万套空置住房，而人口却在不断减少，因此，新增的600万套住房——无论是租赁住房还是其它住房——将如何控制供应或压低价格，还是个未知数。

然而，中共管理房地产能力的更根本问题，仍源自于当局迄今为止对房地产非常糟糕的管理。2020年之前，中共积极鼓励私人住宅房地产开发，推动地方政府支持此类企业，并确保为开发商和购房者提供宽松的信贷条件。

私人建筑商和投机者积极响应，举债开发越来越多的非正常房产项目，以至于在中国满足住房需求的同时，住宅开发却达到了约占中国经济总量30%的天文数字。2020年，中共政府突然取消了所有这些财政支持。毫不奇怪的是，高杠杆、高扩张的开发商很快就开始倒闭。

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

如果中共政权了解自己的糟糕状况，就会逐步取消支持，让开发商和购房者有时间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共政府本应在开发商首次倒闭后立即采取行动，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本可以缓解债券持有人和金融机构账面上如此多问题债务的不良影响。

通过向开发商提供特别信贷——不是为了救助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完成已经签约并已收到付款的房产——中共政府本可以挽救数百万预购房产的中国家庭付出的巨大投资。这种帮助本可以增强中国房主和购房者对房产市场的信心。

然而中共政府对此无所作为，导致金融市场在如此多的问题债务下忧心忡忡，没有足够资源来支持经济的充分增长。尤其是那些购买了烂尾楼公寓的众多家庭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削弱了公众对购房和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消费者支出萎缩，而购房不足压低了房地产价值，从而侵蚀了所有中国房主的净资产，进一步抑制了国民信心和消费者支出。

浪费了两年之久的宝贵时间之后，中共在2023年末提出了试探性的、不充分的缓解措施。在2024年的最初几个月，中共似乎确定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解决方案：由政府接管房地产开发和定价控制权。

迄今为止，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严重管理不善很难让人对其控制中国大部分住房存量的计划产生信心。毫无疑问，如果北京能够有效利用涉及的庞大资金，将能暂时掩盖房产危机的直接冲击。但若非如此，这些计划将从根本上，甚至是永久性地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财富因素是造成这种破坏的关键。大约50年前，在中国，随着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这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无论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房地产都是家庭财富的支柱。在中国，积累财富的梦想为中国的劳动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一旦财富开始增长，就会鼓励消费和使用信贷，这两者都刺激了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高速增长。

拥有住房的重要性及其所提供的动力显而易见，统计显示，超过80%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链接），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66%（链接）。

中共似乎计划控制市场，强调租房，这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引擎构成了威胁。即使允许购买，中共的计划也限制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新房产，从而损害了财富的创造。实际上，这项政策将让这些房产更像有长期租约的出租房，而非代表家庭财富和所有权的房屋。

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情况将更加糟糕，尤其是中共政府强行推行这些计划，那么中国未来将面临比现在更严峻的经济问题。习近平和他的一众中南海高官们将关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动力和增长引擎。

作者简介：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

网民嚎叫：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厉害锅的武汉肺炎还是全世界千万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瘟疫之后的后遗症至今没有消除。回到文革，怎麽闹都不关外界的事。如果不被厉害锅打垮，世界还要遭殃。

2024-02-28 01:51

slsl 楼下的，那些五毛红粉干嘛要整天骂美国，和他们有关系吗？

2024-02-28 00:55

豺狼虎豹

这些美国白蟑螂，中国的事用你们瞎操心？你们怎么这么关心中国啊？和你们有关系吗？

2024-02-27 23:22

谢选骏指出：人说“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我看他不懂“中囶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接下来的情况才会更糟”。那么以前的“崛起”算怎么回事呢？嗨，那不过是血汗工厂、寅吃卯粮……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刻罢了！这点远见都无，就来谈论中国问题，这些外国的中国通，误导全球五十年。

谢选骏：中囶共产党想要惩治叛徒莫言

《万人支持起诉？请在这场“人渣大合唱”中保护莫言》（林中的维吉尔 2024-02-27）报道：

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不得不说，微博真是个奇葩的地方。

这两天，微博网名毛星火等人在网上炒作起诉莫言的事情，诉讼理由是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小说当中找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章句，愣说莫言“美化侵略战争”“贬低中国人民” 等等，诉讼请求则要求“莫言向全国人民道歉”、“赔偿全体国人名誉损失费15亿元”等等。

有的人真的受了这种贴文的煽动，到法院去交了起诉书。还洋洋自得的在网上秀出了他在法院的排号。

而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张罗此事的人居然在网上搞了一个投票，结果一万多个投票者当中，居然有九千多个赞成起诉莫言。

很多人在这个新闻之后惊讶于当今互联网对莫言恶意之浓厚——实话实说，这九千多个投赞成票的人当中，我都怀疑是否能有小一半的人真的看过莫言的小说。可是他们就是能够在看了一篇寻章摘句的大批判文章之后，一口咬定莫言有罪，这是怎样素质和道德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着实令人怀疑。

不过我觉得更加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煽动这场投票者和投票赞成者几乎在自然而然当中展现的那种恶意——可能煽动此事的人自己也觉得，构陷这样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自己着实有点“底潮”，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搞了个投票，摆出一副“是非功过自有公论”的架势，好像集了近万人的赞成票，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说：“你看莫言的“辱华”都引起公愤了，我起诉他没错！”

甚至我估计，我们这些人写文章为莫言申辩，也会有人阴阳怪气的说：“民主”不是好吗？现在大家投票赞成起诉莫言，这就是民主的实践啊！怎么，这时候你们要双标了？

如果有人居然真的这样认为，那我怀疑我是否是在跟一个没受过半点人文教育的原始人在说话。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雅典，曾经有一项古怪的法律，名叫陶片放逐法。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施行的一条法律。该法律规定，如果雅典公民们认为城邦内某人的威权已经大到了足以威胁雅典民主制度，那么就可以在陶片上写下他的名字，丢到某个特定的广场上去，等到广场上某人名字的陶片积攒到一定的数量（一般是6000个），就可以启动一定的审判程序，决定是否放逐某人，放逐期间这个倒霉蛋的家产会被得到保护，但会被剥夺公民权，并在五至十年内不能回到雅典城邦。

当然相比微博上那个投票起诉莫言的闹剧，我觉得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多少还理智一些，毕竟“陶片放逐法”往往只针对一些政治上的大人物，而不会针对莫言这样一个写书的，其暂时剥夺的也只是这个人的政治权利，而不是要至其死地而后快。

但我们在陶片放逐法当中，依然可以看到雅典人有一种幼稚而野蛮的天性：他们觉得群体意志可以无限度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肆意剥夺一个个体当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当一群人看某个人不顺眼的时候，即便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做，群体似乎依然可以以多数人投票的方式去对无辜个体施加处罚。

这就是陶片放逐法背后的思维逻辑，而这种思维逻辑再向前发展，也就是传说中的“暴民政治”，在雅典共和国末期，雅典人以“民主”之名进行了很多堪称丑恶的表演。比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同样以公投的方式，处死了有功于国的十将军，又在战后以败坏年轻人道德的名义公投处死了苏格拉底——后者在西方政治史上更为著名。

是的雅典民主制在其行将灭亡时一系列的丑恶表演，直接导致“民主制度”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在欧洲一直没有什么好名声。从柏拉图到西塞罗再到马基雅维利，一直将雅典式民主看做一种很差的政治体制，甚至还没有君主制可爱。

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其实大家都误会民主了，造成雅典式公投闹剧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雅典人滥用了这种制度，让它无理由无底线的去侵害了一个无辜个体的私人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一条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意识，只要求个体无底线的去服从威权，那么掌握这个威权的无论是民主、还是君主，其本质都将是一种专制。社会将在权力不加节制的权力的肆意挥舞下尸横遍野，最终没有人能从这样的制度中得利。

所以，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这些启蒙思想家，在呼唤民主之前首先都会呼唤另一种东西——法治，他们呼唤社会要先建立一条刚性的、公平公正的、任何人不可逾越的“群己权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脱离了对私权的尊重，都将带有危险的气息。最终公权力通过何种方式去实现——是靠君主一言决之，还是民主投票，相比这件事来说，反而不那么重要。

所以比民主更关键的是法治，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的：“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其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最终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到头来不受这份不公的侵害。”

具体到莫言被万人投票支持起诉莫言这件事，我们要问的一件事其实是，这种用显微镜寻找他人言论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语，然后极尽所能的展开丰富联想，进行疯狂的构陷和攻击。然后搞个什么网络投票，煽动支持者去举报这种事情，真的是可以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么？

如果可以，那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每天在朋友圈里说那么多话，谁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这样显微镜式的审查？

但凡有人想要构陷你，把你几句话摘出来，也对给你搞个这样的起诉，请问你怎么办？

而信不信，即便你不如莫言老师那般有名，真要让那些构陷者做成了气候，到时候给你来个起诉公投，集个上万支持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因为对于那些点“支持”的人来说，毁灭你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所以这种风气一旦成了气候，最终将毁灭我们所有人——我们要么变得人人自危，所有人都不敢乱发朋友圈，甚至不敢作哪怕艺术和文学的表达。舆论空气将在这种愚蠢而自发的窒息下走向死亡。

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彼此之间无休无止的互相上纲上线、攻击构陷当中，一旦发觉某人要这样“整”你，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这么一出去“整”他，这就是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再或者，这两种灾难会同时降临，所有人都将在自身安全的追逐不安和对他人的恶意审视中谨小慎微的过日子。

请问，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么？

所以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人家古希腊人两千多年前的所犯得错误，我们今天拿来再犯，是不是显得我们太low了一点？

再问一句，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诺贝尔文学奖大师，我们能不能对他稍微好一点？

请在这场“人渣大合唱”中保护莫言老师，保护莫言，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私权。

网民嚎叫：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6:05:38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7 14:48:13所以我说中国不是没有好人，但是大部分确实是坏人。尤其是近些年来，人渣上蹿下跳，习胖推波助澜，一个骗子国搞得乌烟瘴气。十几亿面前的一万人不到是大部分？你与那一万人都是“好人”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6:01:55

就是一场闹剧。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1:47:29

敢在我D眼皮子底下搞投票？胆儿肥啦！活得不耐烦了？哈哈哈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莫言是共产党狗官，还是劫匪军干部，但他里通外国拿奖金，显然合乎《反间谍法》的审查标准了，很可能成为“刘晓波二世”。现在，没有中囶共产党的许可，网上言论可能传播吗？显然不能。所以，这是中囶共产党想要惩治叛徒莫言了。

谢选骏：西方国家开始成为自由贸易的受害者

《比亚迪是如何成为“特斯拉杀手”的》（KEITH BRADSHER 2024年2月20日）报道：

中国的比亚迪最初尝试造车时曾是一家电池制造商，它在2007年展示了自己的最新车型。在广州车展上看到这辆涂着不均匀的紫色油漆、车门和门框尺寸不合的汽车时，美国的高管们目瞪口呆。

“他们曾是这个行业的笑柄，”中国汽车行业分析师邓凯(Michael Dunne) 说。

现在没人嘲笑比亚迪了。

去年年底，这家公司在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上超过了特斯拉。比亚迪正在巴西、匈牙利、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建设装配线，并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建装配线。公司正在迅速扩大对欧洲的出口，并即将超越（包括奥迪在内的）大众集团，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先者。

比亚迪的销量80%以上来自中国，过去两年的销量每年增长约100万辆。在美国市场，上一家仅实现一年这种增长的车企是通用汽车公司，那是1946年，它的乘用车销售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停了四年之后。

“比亚迪的增长在汽车行业几十年的历史上未曾见过，”亨利·福特博物馆负责交通项目的馆长马特·安德森说。该博物馆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

比亚迪的总部设在中国电子工业中心深圳，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何利用中国在电子产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于中国对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欣然接受，没有一家公司的受益程度可与比亚迪媲美。这两种汽车目前合计占中国汽车市场（全球最大市场）40%的份额，预计明年将超过一半。与大多数中国车企一样，比亚迪不在美国销售汽车，因为特朗普时代的关税仍然存在，但比亚迪可以在美国销售公交车。

比亚迪正在引领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并正在为运送这些汽车迅速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运输船。这些船中的第一艘“比亚迪探索者一号”已在首航途中，载着5000辆电动汽车从深圳出发，预计将于2月21日到达荷兰。

中国和比亚迪在电动车方面的成功也已引发了外界更多的审视。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今年1月的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对中国电动车出口的强劲势头发出了警告。“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他们很可能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竞争对手几乎摧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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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和其他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快速增长已促使欧盟对中国政府的补贴进行调查，可能导致征收关税。比亚迪的年报显示，从2008年到2022年，政府为其提供了总额达26亿美元的帮助。这还不包括其他帮助，比如确保比亚迪总部所在地的出租车公司只买比亚迪的电动车。

比亚迪拒绝就补贴置评。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新船比亚迪探索者一号“标志着比亚迪拓展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已建成了足够多的电动汽车工厂，产量是国内需求的两倍多。这已导致了中国市场的电动车价格战，尤其是在比亚迪与特斯拉之间，打折已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比亚迪的最新车型之一，超小型的海鸥，起价只有7.38万元。

房地产危机和股市下跌现已让中国消费者对买车更加谨慎。但与大多数竞争对手相比，低廉的制造成本使得比亚迪在销售放缓的长期趋势和行业震荡中生存下来的能力更强大。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于1995年创立了这家公司，它曾为摩托罗拉和其他电子消费产品公司生产电池。王传福曾在长沙的中南大学读书，那是一所以电池化学研究闻名的精英学府。但他的梦想是造车。

2003年，比亚迪在西安收购了一家生产汽油动力汽车的工厂。但公司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早期因质量不好而声名不佳。记者2006年参观这座工厂时，曾在装配线的末端看到一个大型维修区，堆满了刚刚制造完成但已经需要进一步维修的汽车。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比亚迪的销量也在增长。2008年，沃伦·巴菲特以2.3亿美元购买了比亚迪近10%的股份，这不仅给它注入了现金，也带来了全球知名度。王传福曾在同年承诺，两年内开始向美国出口电动车。

但当时的电动车制造成本很高，续航里程有限，王传福不得不放弃了进入美国市场的计划。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动摇了他对纯电动车的重视。他宣称，汽车制造商应该把重点放在油电混合动力车上。他还补充说，“电动车在中国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比亚迪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传福的母校中南大学以电池研究闻名。

到2012年时，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满足了需求。买家变得更加挑剔。随着跨国公司提供更时尚的车型，比亚迪的汽车销量和股价暴跌。行业高管们和分析师们曾对比亚迪是否有未来表示怀疑。

但王传福继而投下两笔冒险的赌注，它们都得到了回报。

2016年，他聘请了奥迪的著名设计师沃尔夫冈·埃格，后者又聘请了几百名品味大胆的汽车工程师。他们对比亚迪的车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

可充电的锂电池的行业标准是使用化学物质镍钴锰酸锂（又名三元锂），王传福找到了用更便宜的磷酸铁锂取代三元锂的方法。但最初用廉价化合物制造的电池续航旅程很短，即使短途旅行也需要充电。

2020年，比亚迪推出了“刀片电池”，这种电池基本弥补了在续航里程上与三元锂电池的差距，但成本极低。

特斯拉在同一年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和销售汽车，电动车热潮席卷全国。比亚迪用廉价的电池化学材料和埃格的新设计为这个热潮做好了准备。

特斯拉也开始在较便宜的车型中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比亚迪仍主要销售续航里程较短的廉价车，而特斯拉主要销售续航里程较长的高档车。

瑞银去年发现，比亚迪的掀背式设计海豹电动轿车的制造成本比欧洲制造的同等品质、稍微小点的大众ID.3车型低 35%。节省的成本仅部分来自更便宜的磷酸铁锂电池。

海豹车型四分之三的零部件由比亚迪自己生产。与特斯拉一样，比亚迪每辆车只使用几个电子系统。相比之下，大众汽车将多达三分之二的零部件外包。比亚迪也受益于中国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尽管随着工厂在雇用技术工人上展开竞争，劳动力成本已在上升。

比亚迪在毗邻香港的南方城市深圳的工业园像是一个封闭小镇。里面有机场使用的那种单轨列车，将工人从18层高的公司公寓送到比亚迪的办公楼和研究实验室。

深圳园区的工程师刘强强（音）说，自从他15个月前从通用汽车跳槽到比亚迪以来，他所在的汽车开发团队的员工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节奏快了，”他说。

一年前，比亚迪曾对自动驾驶不以为然，但当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华为和小米推出了具有相当强的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后，比亚迪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王传福今年1月宣布，比亚迪已招聘了4000名工程师组成辅助驾驶（一种有限形式的自动驾驶技术，主要适用于高速公路和大型道路）团队，并将在该技术上投资1000亿元。

比亚迪对特斯拉拥有一个仍然存在的优势：王传福在2011年做出的开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决定，这种车的销量占比亚迪汽车销量的近一半。

深圳的一家比亚迪经销店的销售员李景宇（音）说，许多家庭买第一辆车时会买一辆混合动力车，这样他们就能在春节期间开车回自己的老家。李先生说，虽然中国的大多数村庄现在都有充电桩，但春节期间（今年的春节假期始于2月9日）有太多人回家探亲时，充电桩就不够用了。

“大家只是有排队等待时长的顾虑，”他说。

谢选骏指出：看样子，西方国家开始成为自由贸易的受害者了——它们靠着自由贸易起家，也注定亡于自由贸易。因为市场经济，是打不过战场经济的，尤其当西方世界已经允许战场经济进入了自己的圈子，那就注定要走向灭亡了。

谢选骏：人活着是一个奇迹

《被枪击碎的美国梦：在帕克兰案中失去儿子的中国移民家庭》（AMY QIN 2024年2月21日）报道：

在彼得·王的21岁生日那天，他的家人——他的表弟·杰森；母亲琳达·张；他的父亲王孔峰在他的坟前悼念他。

琳达·张（音）走进儿子的房间，坐了一会儿。在丈夫去餐馆上班，其他孩子上学后，她会时不时地去那里看看。

带法拉利标识的床单还在儿子的床上。任天堂游戏机的手柄在他的衣橱里。墙上挂着大象和蝴蝶的装饰画。

她的儿子彼得·王（音）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遭枪击身亡后，她收到了许多悼念、礼物和绘画作品。这天早上，琳达·张指着一封装在镜框里的信。

“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她盯着有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签名的一页说。还有一幅彼得的肖像，琳达·张说这幅画可能出自一位著名艺术家之手，但她不太确定。

“我的英语不好，”她用中文解释道。“彼得一直是我的翻译。”

六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大屠杀中，17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如今，琳达·张和她的丈夫王孔峰（音）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在悲伤的荒野中穿行。帕克兰的其他家长公开谈论学校安全和枪支管制，竞选学校董事会席位，带头提起诉讼，成立基金会纪念他们遇害的孩子。在集体活动中，许多人找到了安慰和发泄沮丧的安全空间。

彼得的父母英语不流利，他们很难跟上这些对话，也很难采取什么能让自己发泄悲伤的行动。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法庭是一个宣泄情绪的地方，而他们在法庭上则要依靠翻译为自己说话，并且靠翻译才能对诉讼程序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我只想为彼得做点什么，”王孔峰说。“但是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不会说这种语言。我们不了解这种文化。”

善意的朋友和亲戚敦促这对夫妇继续生活，专心抚养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杰森和亚历克斯。但琳达·张和王孔峰并不确定继续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理会别人让他们去看心理医生的建议，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化中仍被广泛污名化。

由于缺乏人际交往和安慰，王孔峰基本上沉浸在工作中，琳达·张则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你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东西想向世界表达，但他们做不到，”彼得的表姐陈琳（音）说。她在法庭上为王孔峰和琳达·张担任翻译，同时也是一名创伤心理治疗师。“这些负面情绪已经积累了很多，等它变得太大的时候，就会更沉重地击垮一个人。”

美国梦

在帕克兰枪击案的审判中，张女士出席了量刑审判。甥女陈琳代表她宣读了一份翻译成英文的声明。

2022年8月，琳达·张站在证人席上，当陈琳用英语为她宣读声明时，她强忍着泪水。

“我的名字是琳达，”在法庭上，陈琳读道，她的阿姨坐在她身边，浑身颤抖。“我是彼得·王的妈妈。写这封信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失去大儿子彼得的痛苦。”

几个月前，检察官通知受害者家属，他们可以选择在对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的量刑审判中宣读影响陈述。琳达·张最初并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即使是用中文，公开谈论悲伤也会让人觉得很不自然。而且，这样的声明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但在甥女陈琳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父母的敦促下，琳达·张同意准备一些文字。她觉得以这种方式纪念彼得是对的。一天早上，琳达·张躺在床上，对坐在她旁边记笔记的陈琳说出她想说的话：

彼得是个完美的儿子。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能拥有他是多么幸运。如今，我们家在假日里都是那么安静。

陈琳以阿姨的想法为指导，翻译并起草了这份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声明。

琳达·张还想让世人更加了解彼得，还有很多事情，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但现在，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她甚至听不懂的语言——就只能这样了。

对于琳达·张和王孔峰来说，英语一直是一个障碍。

王孔峰出生在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福建的农村，从小说普通话和福建方言。他不懂英语，但在21岁时，他决定搬到美国去找工作。

琳达·张在彼得的房间。“他去世那天发生的一切，我看到他尸体那天发生的一切，我都能清楚地记得。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片模糊。”

像许多寻求更好机会的福建年轻人一样，他付钱给蛇头，带他去了南美。然后，他和其他中国年轻人从苏里南出发，靠着乘船和徒步穿越中美洲，历经艰险。离开福建三个月后，他越过边境进入美国。那是1996年的事。

“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47岁的王孔峰说。“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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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孔峰很快在克利夫兰一家中餐馆的后厨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好几年，住在工人宿舍，每月大约挣800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偿还欠蛇头者的四万美元。

在克利夫兰，他遇到了同样在这家餐厅工作的琳达·张，她也是通过类似的途径来到美国的。44岁的琳达·张和王孔峰都说，他们明白学习英语可以拓宽自己的生活，并且多次尝试学习英语。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从来没有真正学进去，”琳达·张说。

2002年，两人结了婚，短暂移居至美国福建移民的聚集地纽约市，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琳达·张（传统上，中国女性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在布鲁克林生下了一个健康的、3.6公斤左右的男婴。他们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孟杰”（音）。“孟”是一个姓。“杰”的意思是“英雄”。

他们选择彼得作为孩子的英文名字。

“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听起来不错，”琳达·张说。“而且发音很容易。”

2005年前后，王孔峰和琳达·张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有个开中国外卖餐厅的机会，于是他们搬到了迈阿密。她说，在那里，彼得亲眼目睹了家人的困境。他看到父亲在餐馆里被人持枪抢劫，母亲也被一个陌生人抢劫。

王孔峰和琳达·张说，彼得从小就很有责任感。像许多移民的孩子一样，他是父母通往英语世界的桥梁，翻译学校的信件，在看医生时担任口译。

彼得也经常为大家庭扮演看护者和翻译的角色。在一次全家前往迪士尼乐园的旅行中，彼得坚持要帮一个朋友抱她襁褓中的女儿，抱了20分钟，就为了让她可以看到烟花。当他的表弟亚伦从中国搬到佛罗里达时，彼得在学校里照顾他，帮助他与其他学生交流。

这对表兄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恐龙战队》(Power Rangers)、恐龙和电子游戏，也都不喜欢周六的中文学校和课后辅导。2012年，他们一起在中国过暑假。亚伦一直感到焦虑——这是他搬到美国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但一看见彼得，他就放心了。

“我一打开门，彼得就拿着一个新玩具跳出来，说，‘我们一块儿玩吧，’”22岁、现为佛罗里达大学学生的亚伦·陈（音）回忆说。“突然之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美国。他让我感到非常安全。”

2015年，王孔峰和琳达·张以及后者的兄弟姐妹在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海滩开了一家日式自助餐厅。最终，他们攒够了钱，从迈阿密搬到了珊瑚泉，然后又搬到帕克兰的一个封闭式社区。帕克兰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郊区，拥有该地区一些最好的公立学校。

王孔峰和琳达·张成了美国公民。他们接受了一些美国传统，比如在他们的房子上安装圣诞彩灯。

但他们生活在一个讲中文的世界，似乎与邻居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王孔峰和琳达·张经常在宽敞的家中为来自中国的亲朋好友举办派对，餐桌上摆满炒面和海鲜，表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场面非常热闹。

“我们家是最热闹的地方，”琳达·张回忆。

“我们能做什么？”

2018年2月14日是情人节，也是中国的除夕。彼得和他的朋友们计划当晚过来庆祝，所以王孔峰在他的宫古日式自助餐厅（音）里做准备。

然后，他听说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枪击案。很快，他和琳达·张来到一家酒店大堂，和许多忧心忡忡的家长一起等待，周围都是警察和学校官员。

在那里，他们得知遇害的14名学生和三名教职员工中有彼得。

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是令人麻木的哀悼。家人和朋友帮忙策划葬礼。佛教僧侣根据风水原理帮他们挑选坟墓。

彼得穿着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制服，被安葬在佛罗里达州北劳德代尔的贝利纪念公墓。后来，西点军校追认了彼得的英雄事迹——他撑住教室的门，让同学们逃离狂暴的枪手。

许多家庭，包括彼得的一些亲戚，都想方设法化解悲痛，从无法挽回的损失中挽回一些东西。

彼得的几个表兄弟姐妹参加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这场活动已经成为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控枪运动。一开始，王孔峰和琳达·张也很活跃。他们与其他受害者家属一起前往塔拉哈西，在那里会见立法者，并参加了要求采取更严格枪支管制措施的游行。

但是所有的谈话都像是含混的噪音，他们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他们成长在一个公民对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国家。和许多移民一样，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令人难以理解。两夫妇开始不再参与这些。

“我们能怎么办呢？”王孔峰说。“法律是为政客服务的。我们只是普通人。”

当他们与其他帕克兰受害者的亲属一起参加聚会时，他们的孤立感有所减轻。琳达·张说，她能直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突然失去亲人会让人产生一种联系，”托尼·蒙塔尔托说，他的女儿吉娜也在枪击案中丧生。“我们会尽力交谈。”

在蒙塔尔托的帮助下，王孔峰和琳达·张试图建立一个基金会。但由于没有能说英语、能处理日常管理工作的人，该基金会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由于语言障碍，王孔峰和琳达·张逐渐与大多数其他家长失去了联系。

“如果我能说英语，我会做很多事情，我会去参加每一场追悼会，每一次家长聚会，”琳达·张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

家庭分裂

在中国文化中，失去一个孩子不仅被视为一个家庭的巨大灾难，而且可能预示着更多的不幸即将到来。出于迷信和悲伤，一些人选择避开悲剧，而不是直面它。

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孔峰的母亲——彼得的祖母——把家里检查了一遍，取下了彼得的照片，包括一张几个月前拍的全家福。心急如焚的琳达·张冲到他们拍摄这张照片的照相馆，发现照片还在档案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今，照片挂在这对夫妇的卧室墙上。但在楼梯旁，一些一度展示着彼得照片的相框仍是空的。

张女士决心要保存关于彼得的记忆，她选择了一张她能控制的画布。她有五个纪念他的文身。其中很多是在情人节（他的忌日）那天纹的。她肩膀上的一处文身是他的名字缩写在由天使翅膀环绕的破碎之心上方，蝴蝶旁边有着英文字样“你永远活在我心中”。

在某些方面，张女士听取了亲属们让她不要沉湎于悲痛的建议。去年是彼得死后张女士第一次没有纹新文身。

但在其他方面，她仍然被困在绝望中。这个家曾有过许多喜庆场合，但如今却没有了声息。两夫妇会在每个春节将装好钱的红包放在彼得的床上，如今连庆祝这个节日的劲头都很难提起来。

此外，偶尔谈到彼得的去世时，这对夫妇往往将其称为“那事”。

王孔峰说他此前试图通过回归熟悉的习惯来压制悲痛。他长时间在家里开的餐厅工作，经常送现年17岁的二儿子杰森去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学，杰森目前是12年级的学生。

他说他曾想过举家搬到几乎不存在大规模枪支暴力的中国，但他和家人已经全身心投入在美国打造自己的生活了。

“我只希望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能安全点，就这样而已，”他说。

张女士依然会有轻松愉快的时刻，无论是听到粗俗笑话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还是轻轻抱着她外甥的新生宝宝。

但美国的生活最终变得几乎难以承受。去年，张女士与11岁的小儿子亚历克斯搬回福建，在一个既熟悉又不会时时刻刻提醒他们彼得去世的地方寻求慰藉。她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高血压和失眠等疾病之苦。她希望在身体好转前能留在中国，在这里她可以不需要翻译就能看医生。

去年秋天短暂前往佛罗里达州时，她和王孔峰去了彼得的墓地。那是他21岁生日，张女士想，他本来应该能合法喝上第一杯酒，用大蛋糕庆祝，或许还和女朋友一起。

可现在两人却跪在彼得墓边的潮湿草坪上。他们小心地拔出经过风吹雨打的小小美国国旗，换上了新的。扫完墓后，两人和杰森以及另外几名亲属沉默地站在彼得墓地周围，一站就是半小时。

随着大家的离开，两夫妇依然留在原处。在雾气中，一个色彩鲜艳的“生日快乐”气球四处飘动。王孔峰用他的伞尖轻触了墓碑两下。

“再见，彼得，”他说。“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那个下午，一家人一起享用了羊肉串、蟹腿和新鲜的生蚝。张女士瞥了一眼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在11月的佛罗里达州并不常见。她想，这是来自彼得的启示。

她和王孔峰知道，这一天过后，孤独会再次吞噬他们。但就目前而言，能和理解自己的人在一起，他们充满感激。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4年2月11日。

谢选骏指出：人活着是一个奇迹人——这个意思就是，人活着是“难得的、罕见的、不正常的‘意外’”；人不活着才是珍贵的、常见的、永恒的‘意料’”。

人活着是一个奇迹！

所以生命不是投资，而是上帝的礼物。珍惜生命，因为它终将失去，而失去了的也将永存在上帝的计划之中。

导论、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卡尔波普尔的奇谈怪论

 【导论、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卡尔波普尔的奇谈怪论】

《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柏拉图的写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系》（读书会 2015-08-27）报道：

1. 民主制的批评。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因为民主制度下的雅典的诸多决策都“很成问题”，抛开人的精神德性不谈，就在公共治理和军事决策方面，民主制度下的雅典有几次重大的失误，比如在科林斯与科西拉的矛盾中，雅典的决策有反复；还有在对待阿尔喀比亚德的态度上，民主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还有对十将军的审判方面。

十将军审判在《申辩篇》当中被明文提到过，而且苏格拉底是投了反对派，八个将军被判处死刑，两个流亡，直接造成雅典最精锐海军指挥人才的真空。

2. 雅典德性丧失的危机应对。

战争直接造成雅典由全盛而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雅典人的德性遭到了极大的摧毁，发生了诸多的所谓“非人道”的事情，或者用现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人道主义灾难”，比如雅典对米洛斯人的暴行，其外交使者采用的就是强权政治的逻辑。

德性的丧失，跟死亡的迫近紧密相关，修昔底德看来是延续长时间的战争造成了文明程度的降低，尤其是战争在雅典引发的大瘟疫。因此，可以联想柏拉图的《斐多》和《理想国》当中对 灵魂不朽和灵魂净化的重点强调。

德性的丧失，也是苏格拉底这个牛虻不断敲打雅典这个蛮牛的地方，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雅典的确是力气如蛮牛，雅典的全盛时期保持了对诸多城邦的霸权，提洛同盟的各城邦都得缴纳贡金。

具体“德性的丧失”在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历史描述当中都有，尤其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一长段的评论。

3. 具体对话材料的提供。

与战争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成为柏拉图写作各种对话录的重要材料，比如《理想国》《会饮》《申辩》《克里提亚篇》《卡尔米德篇》等等，比较可惜的是有些书目的翻译和编辑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所研究并不深，所以不少细节漏掉译注和解释。

《理想国》卷一的地点安排：比雷埃夫斯港 （雅典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激战之地）

《理想国》卷一开头可以安排的尼西亚斯之子的在场 （尼西亚斯合约）

《理想国》卷一参与对话的人物一共十人 （斯巴达将军蓝山德给很多城邦安排的十僭主政体）

《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向法庭说明自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某次战役的表现

《理想国》卷二当中苏格拉底称赞格劳孔兄弟在麦加拉战役当中的英勇表现

“无怪乎格劳康的爱慕者在赞誉你们在麦加拉一役中的勇名”368a 

《理想国》卷二合卷七当中关于护卫者的体育教育的细节来自斯巴达

4.  修昔底德是进入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桥梁”。

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城邦选择成为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事先检验”，战争的城邦最充分地展现了人的欲望，描写战争的修昔底德和成就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体系的柏拉图之间的关系。

修昔底德最充分地将城邦的腐化与黑暗面揭示出来，而柏拉图要在他提出的问题之后给出更为困难但更为重要的回答，也就是他要“开药方”，不直接通过柏拉图，通过修昔底德和他所重点关注和刻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能够读出来柏拉图文本当中所尝试回答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干死盯着语句往往难以敏感察觉。

修昔底德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 ：恐惧、荣耀与胜利

柏拉图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说服、拯救与净化

“说服”联系到战争，伯利克里曾经很多次说服公民大会按照他的思路走，阿尔喀比亚德也

“说服”出现的文本段落，大家最熟悉的便是《理想国》的卷一，波洛马霍斯要强留苏格拉底，于是对他说“要么你们来胜过我们，要么你们就不得不留下来”，然后苏格拉底机智地回答说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把你们说服了”。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地方柏拉图都很注意地在使用“说服”，《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说 法庭的辩论时间太短了，如果时间更长一点说不定我就能够把你们说服，不判处我的死刑。在《理想国》卷十的末尾，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能够被厄尔神话说服，那就能够保全我们，如果在场的大家能够被我（苏格拉底）说服，永远走向上的路，任何情形都依从智慧的引导行正义之事，那么在千年的旅程中行事顺遂。

5. 柏拉图诸多文本细节需要再外部历史当中寻找到更深的解释线索。

柏拉图写作文本当中的一些细节，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能够得到关联性的理解，抛开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就很难切实地得到他为何这样写，为何选取这样的主题的线索。

《理想国》卷二在“言辞中的城邦”建立之第一个城邦，所谓“猪的城邦”，有一段描述是城邦最首先的事情是“提供粮食”，这一点源自雅典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依赖海外贸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考虑跟埃及的外交军事政策时，就看到粮食对雅典最高层决策的重大考虑。

《理想国》卷五当中以“情人”关系为想法增加战斗力的想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确出现过，底比斯（待确定）的军队打败了富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

对一部分特殊的柏拉图对话录，有对应历史人物的对话和内容必须要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读出来东西，比如《申辩篇》中关涉苏格拉底被阿奴图斯指控的真正原因、《会饮篇》当中阿尔喀比亚德的出现等。

战争对哲学家的冲击和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对苏格拉底、修昔底德和柏拉图

欧洲三十年战争对霍布斯和格劳修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和加缪

……

读书会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的符咒之所以能够君临雅典，就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雅典一蹶不振了。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席卷欧洲，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一蹶不振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困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payei）报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者修昔底德敏锐的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影响面不仅仅是希腊人，也不仅仅是希腊周边的异族，而是会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只是修昔底德无法确定最后的影响会是什么。战争的结局也显示了这样的事实，雅典的光辉从此衰落，伯罗奔尼撒联盟只是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希腊的未来。

修昔底德在他对战争的描述里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让后世的读者们自己评判每个言论、每件事情的对错，读者们可以用上帝视角对其有各式各样的评价和解读，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尤其是战败一方，则一定是痛定思痛，想在其中找到失败的原因。雅典城邦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和不可一世，甚至在经历了战争初期长达数年的瘟疫，损失了大量人口之后依然能在战场上与伯罗奔尼撒联盟对抗甚至占到上风。但谁也没有想到，强大如斯，竟也会衰落如斯。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雅典的哲人们陷入沉思：到底是什么，让雅典走向了最后的败局？

雅典帝国的正义困境

帝国主义虽然是一个现代世界的新词，但它并非就与古代毫无关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前，希腊诸城邦就已经视雅典城邦为帝国，并埋下了对雅典的仇恨的种子。

说雅典是帝国，并不是说雅典是君主制，而是说雅典对希腊其他城邦的控制和压迫。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城邦的强大，是雅典主动承认，也愿意承担的一种境地。雅典帝国起源于希波战争，当波斯人以武力大举入侵希腊地区时，分散的希腊城邦本来无力抵抗如海潮般的无穷无尽的波斯人的进攻。是雅典首先承担起了反抗波斯侵略的领导责任，联合了希腊一百多个城邦，共同组成了提洛同盟。而这个本来为了反抗异族入侵而组建的联盟，就为雅典成为帝国埋下了伏笔。

当战争结束，波斯人离开，留下的是以雅典人为首的庞大海军。泛希腊地区的主要城市都在海滨沿岸，而商业的繁盛意味着城邦之间都需要靠海运来贸易交流，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整个希腊。当外患已经离开，剩下的就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这支希腊海军里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雅典，但剩下的一部分毕竟是属于其他城邦的财产。雅典则以自己的强势海军作为后盾，强权要求将整支舰队归属雅典控制。这种倚强凌弱的行为，自然会遭到其他城邦的反抗。但巨大的优劣对比，使任何城邦都无法挑战雅典的不义之举。雅典给了同盟的城邦们两个选择，一是向雅典海军提供战舰，二是向雅典缴纳供款。雅典就凭借着对其他城邦的压迫，一举成为了希腊地区最富有、强盛的城邦。

雅典越强盛，它的同盟内部张力就会越明显。因为它的强盛就建立在以军力对其他同族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杀龙英雄变成巨龙的例子。同盟城邦们只是惧怕雅典的强大，但绝不会心甘情愿于当前的受压迫地位。这种以武力压迫他人的地位是一种既无法停止、又会对统治者造成反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其他城邦的剥削成就了雅典的财富和繁荣，雅典人不愿意停止剥削，甚至想进行更大的剥削；另一方面，被剥削者因为其当前的弱小而不得不忍受这种局面，但他们一定是在等待时机以结束这种地位，甚至想要对雅典进行报复。雅典人当然知道他们在被人仇恨，他们对仇恨的回应就是保持住自己的强大，用实力让仇恨者有心却无力。

雅典的帝国困境就在被它压迫的同盟城邦之中。雅典的确很强大，但再强大它也只是一个城市，雅典人口也只有二十到三十万。雅典以一个城市的资源实现了对几十上百个城市的统治，以十万雅典公民实现了对上百万希腊人的统治，仅仅以武力和强权来维持这种统治地位是显然不可能的，雅典不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去覆盖远大于它自身领土和人口的其他希腊地区。的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雅典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反抗者们都如螳臂当车般被雅典所碾压，但这不会是常态，一旦有外力介入，受剥削的城邦们立刻会揭竿而起，而且这种反抗会具有连锁效应，这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成为了现实。

正义困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在这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类似。战场上的双方，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并非是为了某种希腊人的共同幸福而启动或进行这场战争。虽然名义上，斯巴达曾以希腊人的解放者而自居，但希腊人都看的很清楚，那不过是斯巴达的借口。因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斯巴达的所有行动都是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盘算，从来没有为其他希腊人做过任何有损于自己的事情。

雅典人只关心雅典的正义，而不关心整个希腊人的正义。作为整体来说，雅典的正义就是雅典城邦的利益。有利于雅典城邦的事就是正义的，即使这件事是有害于其他城邦和其他希腊人。至于个人正义，雅典民主领袖伯利克里希望将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绑定，城邦富有了个人就能富有，城邦强大了个人就能强大。所以，伯利克里认为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城邦的利益，为城邦有利的对个人也就是正义。综合来看，雅典人和雅典城邦的正义就是雅典的利益。

同时，雅典人认为雅典以强权统治其他的城邦是正义的，因为强者统治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换做他人也会做出和雅典同样的选择。雅典人曾经在伯罗奔尼撒联盟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的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演讲人认为雅典现在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波希战争中的表现而应得的，而作为一个强者，是不必谈论什么正义的，当利益摆在面前时，没有人会因为正义而放弃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最大的困境就在于统治方与被统治方的利益的分道扬镳，且强者的强权正义越大，弱者反抗时的正义性就越强。出于意识形态的关系，雅典往往会要求被它控制的城邦采用民主制，民主制的本来目标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利益却恰好与雅典的利益相悖，所以雅典的同盟者们的政权往往难以稳固。被雅典驱逐走的贵族们，反而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掀起城邦里的惊涛骇浪。往往伯罗奔尼撒的援军还没来，只凭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就能让贵族们推翻民主政权重新夺回城邦的统治权。

雅典的民主困境

雅典的全民民主是雅典公民的骄傲，也被认为是雅典走向强大的基石。但凡事都是双刃剑，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就在他们的领袖伯利克里死后展现的淋漓尽致。

伯利克里是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称为雅典第一公民。他一手推动着雅典的政治改革走向全民民主，鼓励雅典市民参与政治决策。雅典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繁荣的巅峰。他认为，公民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和参与有助于城邦的强大，这一点曾经在希波战争中有非常显着的体现。当其他希腊城邦纷纷败退于波斯的强大军力之时，雅典人的抵抗是最为坚决的。这份坚决并不是来自于雅典的国力，因为雅典自己的力量明显弱于波斯，而是来自于雅典人对自由和对雅典城邦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珍视。雅典人认为波斯的君主制代表着自由的没落，而雅典的民主制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保卫雅典城邦就是保卫自己。所以，民主让雅典公民与雅典城邦的利益高度重合，雅典公民愿意为保卫自己的城邦和民主制度付出一切，甚至包括他的财富和生命。

即使在战败之后的雅典，睿智如苏格拉底，也愿意服从雅典城邦的利益而执行民众对他的错误审判，可见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深深的刻入每一个雅典公民的血肉里。这种因民主而产生的自我集体的认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民宗教的典范。不得不说，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确在它在繁荣历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但是，在这些功劳之中，有一个明显而又容易被雅典人忽略的人：伯利克里。

人有一种通病，就是在成功之时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失败之时却喜欢把原因归责于他人。雅典民主带来的繁荣和成就，与伯利克里的领导密不可分，以至于当后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感慨伯利克里在位时雅典实行的是一种伪民主制，因为伯利克里一直在引导着雅典民众的方向和未来，他只是凭借着民主制的支持来实现对雅典的实质统治。但当时的雅典民众并不这样以为，他们觉得是自己对政治的热情参与、对每一次重大决定的投票支持让雅典走向繁荣。而当困难真的来临时，雅典人会将罪责归咎于伯利克里。

雅典民主的弊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中有两次非常明显的体现，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人对伯利克里的怒火，这次怒火最终被伯利克里的演讲所消解；第二次则是西西里远征的决策，这场远征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西西里的失利让雅典人彻底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在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因城内的瘟疫而哀鸿遍野，斯巴达人则率领伯罗奔尼撒联盟再次入侵雅典城外的阿提卡地区，面对这次入侵，伯利克里仍然坚守不出，任由伯罗奔尼撒人蹂躏雅典人的郊区财产。雅典人开始谴责伯利克里，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雅典人一切痛苦和不幸的根源。伯利克里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召集公民大会发布演讲。伯利克里耐心的向雅典公民剖析着战争的利弊和当前的处境，他告诉雅典人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城邦共同的利益而发起的，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时所认同的，现在和敌人议和并不能解决当初的问题。在战争中遇到困难是常事，雅典人曾经面对过更为严峻的考验也没有退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抱怨和后悔，而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和继续自己对城邦的贡献。伯利克里成功的说服了雅典人，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他没有成功躲过自己的宿命，不久后他死于瘟疫。雅典终于走向了它真正的全民民主时代。

西西里远征的正式讨论是公元前415年，战争开始后的第十六年。抛开当时的重重迷雾，这纯粹是一场由雅典的民众领袖亚西比德精心导演的灾难。亚西比德是一位如《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一样的野心家，“Chaos is ladder”这句话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正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亚西比德借口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的强大将成为未来战争雅典中最大的威胁，可笑的是可能95%的雅典民众都不知道叙拉古和西西里到底在哪里，但他们竟然相信了。与其说是雅典民众惧怕叙拉古的强大，不如说是亚西比德煽动了雅典民众对西西里远征成功之后的荣誉和财富的热情。希腊境内已经没有什么殖民空间了，雅典人渴望在遥远的西西里获得土地、财富和荣耀。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军事家，远征西西里的主要指挥者尼基阿斯极力反对这次行动，他知道亚西比德所有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但他的言辞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当他被选为远征的指挥者时，他竭力夸大远征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想让民众知难而退，但意想不到的是，雅典人接受了他的建议，雅典人派出了波斯战争之后在雅典地区最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阵容出征西西里。甚至当后来战事不利时，又派出了一支同样规模的军队继续增援。几乎可以认为，雅典人将他们的所有国运都赌在了西西里，赌在了一场连他们自己的统帅都认为一定是失败的战争中。

仅论单纯的军事实力上，雅典的远征军远胜于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但雅典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当年雅典人率领希腊人以少胜多击败波斯，靠的就是希腊人已经退无可退，必须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信念。如今在西西里，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入侵者是雅典人，叙拉古由西西里的强权者变成了西西里的保卫者，而且叙拉古人没有退路，一旦失败就是彻底的毁灭。这种角色的变化让雅典人在西西里处处碰壁，四面楚歌，在西西里的几十个大小城邦里只有一两个愿意给与雅典人极为有限的支持，而在战场的对面，叙拉古人得到的不只是大部分西西里人的支援，甚至还有来自意大利半岛和伯罗奔尼撒的援助。所以，不管在战场上雅典人曾经得到多少优势，他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雅典民众的无知让野心家得到了这次远征的机会，而雅典民众的愤怒则让这次远征会沦为彻底的失败。雅典将军尼基阿斯在败局已定之时，一直没有主动撤军回国，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主动撤军，而不是雅典的命令让远征军回国，那他一定会面临会因雅典民众的愤怒而被判死刑，雅典人会说他受贿、叛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必死无疑。最后的结局就是，尼基阿斯错过了撤退的时机，雅典军队被彻底封锁在西西里，最终全军覆没。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柏拉图通过他的理想城邦作为雅典人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和解决，但在这部《理想国》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场景，让人不得不想起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正义的问题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与苏格拉底辩论正义问题的色拉叙马霍斯的身份是一位智者。在书中他的出场被柏拉图描绘的像一个暴躁的丑角，而他把正义问题直接表述为“强者的利益”。这种正义观虽然是赤裸裸的利益化，但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言论和表现，我们不得不说，这可能真的是代表了广大雅典人的心声。这很可能也是曾经困扰过柏拉图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即：如此繁荣昌盛的雅典，为什么正义观是这样的非正义呢？

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输掉了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但他并不是心服口服。同样，在场的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也对苏格拉底的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苏格拉底并没有说出真正的正义是什么。其实，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也不仅是这一场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属于整个雅典的问题：如果雅典城邦是不正义的，那么为什么偏偏雅典能如此强大？如果雅典城邦是正义的，那么雅典的正义到底何在？

在随后对正义的辩证解释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的一种解决方案。柏拉图认为人是天生有别的，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人智慧，有的人勇敢。而作为一个城邦，最符合正义的方式就是让人处在他最符合的位置上。所以，虽然看起来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处于不同的地位和阶级上，但只要每个人的材质都符合他的位置，这样的安排就是善的，就是符合正义的。柏拉图的正义观是一种自然观，即在不考虑人性的角度上，最符合自然的安排。用西塞罗的话说，就是财富应该属于最合适它的人。以此推论，最有智慧的人，即哲人，应该为王。哲人为王并不是强者欺凌弱者，而是哲人在顺从自然的旨意，去做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按照这样的理论，其实柏拉图已经为雅典城邦作为领袖的正义性找到了出路。当然柏拉图并非就以此推断过去的雅典压迫其他城邦的行为是符合正义的。只是说，在理论上，柏拉图为未来的理想城邦成为领袖城邦找到符合正义的理论依据。即，并不是领袖城邦在欺凌其他的弱小城邦，而是大家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则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正义的。

民主的问题

《理想国》中，对雅典民主最有针对性的描述，就是灵魂三分理论，即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激情和理性。

回想上面提到的第一例雅典民主问题（伯利克里遭到质疑），雅典民众明显的被他们灵魂中“欲望”的部分所控制。当时是战争的第二年，雅典还没有在战场上有任何损失，仅仅因为公民的郊外农田、房屋遭到了对方的破坏，雅典人就开始指责这场战争是因为伯利克里的私心。我们以局外人来评判的话，雅典人的指责可谓是毫无依据，战争明明是雅典公民共同投票发起，而且当前的损失对雅典人来说仅是一些身外之物，并没有影响到雅典的任何实质性利益（雅典的农作物生产虽然遭到破坏，但这些损失对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也不会影响雅典城内的物资供应）。但雅典人还是愤怒了，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以至于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不再关心整个城邦的利益。

至于西西里远征的例子，雅典民众则是被他们的“欲望”和“激情”两部分灵魂所迷惑。欲望让他们渴望西西里的财富和土地，激情让他们可以战场上的胜利带来的荣誉。财富和荣誉，则迷惑了雅典人的双眼，让他们忘记了西西里是一个距离雅典遥远的岛屿，忘记了自己是去侵略别人的土地而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尼基阿斯的理性劝说更让人想到了《理想国》里苏格拉底的感慨，他感慨说现在的城邦不可能产生哲人，因为哲人不会被那些被欲望和激情所控制的人所容纳。就像尼基阿斯明明掌握了真理，却被雅典民众逼上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所以，柏拉图的答案很明确，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理性的一部分职责就是要节制欲望和激情。放大到城邦里，因为哲人是理性的代表，所以哲人必须为王。是的，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否定了雅典的民主，而选择了一种彻底的专制制度。虽然现代国家以来很多人对于柏拉图的选择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我觉得，如果亲身经历过让雅典从强盛走向衰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许反对者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柏拉图的时代已经距今两千四百余年，正义和民主，这两个曾经属于雅典城邦的困境和话题，如今依然没有最终的答案。有趣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更是经常被比作为美国和中国，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讨论是否两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件事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那就是人性。也许我们在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也许这部叫做历史的剧本只是改了改角色的名字，里面剧情已经重演了两千年。

参考书目：

柏拉图《理想国》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两册)/汉译世界学术名

谢选骏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瘟疫流行，出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如此——不仅有百年一遇的西班牙流感，还有死亡率更高的马裂主义瘟疫！

《卡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观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苦难与荣耀的思想之旅 2018-02-06）报道：

一、人物简介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出生于奥地利，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哲学被美国哲学家巴特利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个非证成批判主义哲学」，在社会学上亦有建树。  

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证伪原则）：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

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奠定理论根基。

二、波普尔主要政治哲学观点摘选

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

乌托邦工程……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

（制度设计的核心不是探讨）应该由谁来统治，（而是）探讨权力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

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

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

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

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

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

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

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政治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即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

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马克思教义如今所余留的，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神谕哲学，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装饰之下，却成为阻碍我们为走向开放社会而奋斗的威胁。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

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

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

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卡尔•波普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随着普选权、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

三、波普尔的二大著作

波普尔的二大著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的贫困》。在这两本书中，波普尔对历史主义作了有力抨击，阐述了“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社会的理论。

历史主义指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而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

3.1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论述

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最终目标这样的概念只能是错误的，因为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试图让人们快乐是最危险的一种。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四个悖论。    

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君和极权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探讨权力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民主的原则虽然是防止极权和专制，但是有的时候民主制的效率却不如专制主义。波普尔将专制分为开明的和恶性的，开明的专制拥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制的政策实施依赖于权力的制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损失。但是波普尔同时指出，开明的专制是不可靠的，用阿克顿的名言来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自由的悖论在于，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击溃自由其本身。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因为即便人生来平等，但极权主义仍然将他们困于枷锁中，所以，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实施要局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内，国家的干预也必须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专断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将道德视为一种国家意志，那是根本错误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政治道德化。      

宽容是和自由类似的，不加限制的宽容也会击溃宽容其本身。波普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写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他主张民主制的宽容限度在于不能宽容反对民主制的人，其目标就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开放社会的原则和他的认识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争辩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正误，只有在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接近真理。

3.2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作批判

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上3个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描绘遭到波普尔的强烈批判。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之后波普尔抨击黑格尔，他借用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那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需求。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

* 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 *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波普尔提出两个理由：

第一，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

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即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波普尔指出：「马克思教条中的预言成分，支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灵。预言将其他一切弃而不顾，放弃了冷静。批评的判断力量，从而摧毁了我们可能运用理性以改变世界的信念。马克思教义如今所余留的，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神谕哲学，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装饰之下，却成为阻碍我们为走和开放社会而奋斗的威胁。」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

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随着普选权、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

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这在波普尔看来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波普尔对卡尔•马克思本人是很尊重的，认为他是天才的哲学家。波普尔也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认为后者总是预设了立场与动机甚至预设结论来判断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因而是不可证伪的伪科学的教条；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的主要作用不是保护马克思主义，不是抵御证伪，而是指导现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不可证伪的预言。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愿望是改进开放社会，他使用了试错法来批判资本主义，但却没有成功。他认为，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理论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呈现出历史局限性。

谢选骏指出：正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瘟疫流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卡尔波普尔的思想解放——他还会继续陷在马列主义的泥坑中。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无法摆脱马克思的魔咒——尤其因为他俩都来自敌基督的魔鬼子孙的家族。

（《谢选骏全集》第276卷 《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自己》）

谢选骏：中囶还是个依赖美国技术的泥足巨人

《中国“AI大混战”背后：想超越美国，又离不开美国》（孟建国, JOHN LIU, CADE METZ 2024年2月22日）报道：

去年ChatGPT发布一年后的11月，一家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初创公司跃居开源人工智能系统能力排行榜的榜首。

当时这家名为01.AI的中国公司成立仅八个月，却拥有资金雄厚的支持者和10亿美元的估值，其创始人是知名投资人和技术专家李开复。在采访中，李开复说他的人工智能系统是Meta的LLaMA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替代方案。

这里面有个小问题：01.AI系统中的部分技术来自LLaMA。李开复的新公司以Meta的技术为基础，用新数据训练系统，使其变得更加强大。

这种状况反映了在中国常常得到公开承认的现实。尽管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人工智能，但中国公司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据十多位科技行业内部人士和顶尖工程师称，中国目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落后美国至少一年，而且可能会进一步落后，这为两国之间残酷的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创造了条件，有人将这种竞争比作冷战。

风险投资公司Page One Ventures的投资人克里斯·尼科尔森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他说：“中国公司面临着跟上美国创新的巨大压力。”ChatGPT的发布是“又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中国认为它必须做出回应”。

专注于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公司Leonis Capital的合伙人珍妮·肖（音）说，中国公司从零开始建立的人工智能模型“不是很好”，所以许多中国公司经常使用“西方模型的微调版”。她估计，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比美国落后两到三年。

对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争夺影响深远。尽管各国都在努力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但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可能会改变全球技术力量的平衡，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帮助各行各业，并带来未来的创新。

在中国企业转向美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式以求迎头赶上的同时，华盛顿却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尽管一直试图通过限制微芯片销售和遏制投资来减缓中国的进步，美国无法阻止企业为了促进软件的普及而选择公开发布的做法。

对中国来说，对美国人工智能系统——主要是Meta的LLaMA——的新发现的依赖引发了对中国创新模式更深层次的质疑。近几十年来，尽管中国政府实行专制控制，但还是涌现出了像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教授、致力于识别政治活动中的网络虚假信息的非营利组织TrueMedia.org的创始人奥伦·埃齐奥尼说：“当中国公司利用美国的开源技术来追赶时，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被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裹挟。”

01.AI的创始人李开复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说，他的初创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建立在LLaMA上的，就像“其他大多数人工智能公司一样”，并补充说，使用开源技术是一种标准做法。他说，他的公司使用自己的数据和算法，从零开始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这些都是01.AI“表现出色”的“主要决定因素”。

Meta指出，负责全球事务的尼克·克莱格在评论中表示，公开分享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有助于传播其价值观和标准，进而有助于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

（《纽约时报》起诉ChatGPT的制造商OpenAI及其合作伙伴微软侵犯了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新闻内容的版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一直是中国的重点。人工智能工具AlphaGo在2016年和2017年击败了两名顶级围棋棋手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2030年之前引领世界科技。政府承诺向专注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和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当OpenAI于2022年11月发布ChatGPT时，许多中国公司正受到北京监管部门的打击，后者不鼓励未经政府批准的实验。中国科技公司还受到审查规则的拖累，这些规则旨在管理公众舆论，压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有资源建立人工智能生成模型的中国公司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创造的聊天机器人说了错话，那么它的制造者就会付出代价。没有人能确定聊天机器人的数字嘴巴里会吐出些什么。

“要摆脱这些系统存在问题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能的，”在斯坦福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曾在中国搜索巨头百度担任高管的吴恩达说。

中国的科技巨头们也在努力应对关于如何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新规定。这些规定限制了可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集和可接受的应用，还规定了向政府注册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

“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创新更加困难，风险也更大，这仍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投资于人工智能企业的对冲基金互联资本的美国创始人凯文·徐（音）说。

杜克大学约翰·科克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杰出教授陈怡然说，中国的科技投资者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尽快转亏为盈，这意味着资金流向易于执行的应用，而不是更具抱负、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目标。他说，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中，有多达50%投向了监控所需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而不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基础模型。

如今，百度、阿里巴巴、乳业公司蒙牛和家教公司好未来教育都加入了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国媒体用“百模大战”来形容这种狂热。

一些人批评这种大混战是宣传噱头，增加了不必要的竞争。在去年的一次小组讨论中，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认为，拥有数百个基础人工智能模型是一种浪费。

“尤其在我们算力还受限制的情况下，更多的资源应该放在去探索跟各行各业的结合，”他说。

通向成功的路始终难以捉摸。今年3月，当百度推出其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时，“现场”演示被曝是预先录制的。百度的股价当天暴跌了10%。

尽管遭遇挫折，百度仍然是中国少数几家从零开始建立基础人工智能模型的大型公司之一。其他领先的还有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一家与清华大学有关联的初创公司。

百度发言人拒绝置评。

美国限制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在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时需要许多这样的芯片。百度和01.AI等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芯片，短时间内运营不会有问题。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有一些亮点，包括计算机视觉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一些中国企业家也希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其他领域取得突破，从而超越美国。

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前负责人王长虎去年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名为AIsphere的公司，致力于开拓他心目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下一个重要前沿领域：视频生成。去年11月，这家初创公司发布了PixVerse，这是一款人工智能驱动的生成器，可以根据文字描述制作视频。

“我们勇往直前，从零开始构建模型，”王长虎说。“作为视频生成领域的真正先驱，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可能只持续了几个月。上周，OpenAI发布了一款名为Sora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将简单的文本指令转换成视频，看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片段的一样。这种工具立刻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AI大混战”背后：想超越美国又离不开美国——我看这个中囶还不是中国，所以没有创新能力，只能成为一个“依赖美国技术的泥足巨人”，注定无法行稳致远。因为毕竟，现代社会正在一个“技术立国”的时代漩涡里浮沉着……

《硅谷风投公司逐渐撤离中国》（ERIN GRIFFITH 2024年2月21日）报道：

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DCM Ventures于1999年开始投资中国的初创企业，并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因此，该公司在2021年表示计划“加倍努力”，实施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投资战略。

然而，根据《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融资备忘录，去年秋天，当DCM开始为一只专注于非常年轻的公司的新基金筹集资金，并宣传其“跨太平洋”的专业知识时，该公司描述了在美国、日本和韩国投资的计划。

该公司没有提及中国。

DCM所传递出的信息是硅谷投资者与中国初创企业之间正在发生的全行业转变的一个例子。曾经将中国视为创新与投资回报下一个前沿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正在退出，一些公司将中国业务与美国业务分开，还有一些公司则拒绝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

这种180度的转变源于中美两国在争夺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时的紧张关系。两国在外交分歧中展开了贸易战，实施了针锋相对的限制措施，包括美国限制未来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审查过去在敏感行业的投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创投的投资人托马什·通古兹谈到美国风投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时说。他表示，现在大多数投资者都在“寻找可以把这些资金投出去的地方，因为这个市场实际上已经关闭了”。

DCM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在其专注于非常年轻的公司的基金中，对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她还说，该公司正在关注美国对中国的规定，以确保合规。

在华盛顿，限制对华投资的行动越来越多。拜登总统去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公司对从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的中国初创企业进行投资。

本月，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五家美国风投企业，该报告概述了它们对中国公司的投资，这些中国公司参与促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为中国军方制造武器。该委员会没有指责这些风投企业违反了法律，但敦促立法者通过立法进一步限制此类投资。

“我们不能再为毁灭自己提供资金了，”威斯康辛州众议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说。

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表示，国会可能会关注美国风投在中国投资的其他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和金融科技。

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促使美国风投企业做出了改变。去年，硅谷最著名的投资公司之一，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投资的红杉资本将中国业务拆分为一家名为红杉中国的实体。这两家公司曾经共享利润和其他行政运作，现在则独立运营。

另一家长期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纪源资本9月份表示，将把美国和亚洲业务分开。该公司还试图出售在两家公司的股份，前述国会委员会认为这两家公司在帮助中国军方。

跟踪初创企业的PitchBook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面向中国初创企业的交易减少了88%，从470亿美元降至56亿美元。

对于风投行业来说，这些举措是痛苦的倒退。过去10年，风投行业从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行业转变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中国是这一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光速创投、红点创投和经纬创投等公司都进入了中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马特·特平说，硅谷的风险资本家“曾下了大赌注，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趋于一致”。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反对中国科技投资情绪的转变始于2016年，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彭妮·普里茨克对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发出了警告。

曾任网络巨头思科首席执行官，并扩大了该公司在华业务的约翰·钱伯斯表示，在2015年卸任时，他已经看到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干预跨国企业。如今，作为一名初创企业投资者，他选择不投资中国的初创企业，并强烈建议自己投资的20家公司不要在中国开展业务。

 “你可以看到安全方面的担忧，以及一个已经变成追求非胜即败的政府，”钱伯斯说。

2020年，特朗普总统试图禁止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加大了在华投资难度。字节跳动的两家美国投资者红杉资本和泛大西洋投资公司游说了特朗普政府的成员，让该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便TikTok可以在美国运营。

去年，前述国会委员会开始调查红杉资本、纪源资本和另外三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金沙江风险投资公司、高通风险投资公司和华登国际——在中国的投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公司在技术方面投资了30亿美元，最终为中国军方和政府监控，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了帮助。

该委员会的报告称，这些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还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招募人才、提供管理专业知识和指导，并且给这些公司带来了信誉。

由纪源资本支持的面部识别公司旷视科技就是这样一家中国公司。美国已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原因是它的技术用于监视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美国还将由红杉中国支持的芯片和面部识别公司依图科技列入了黑名单。

该报告称，一些硅谷风投公司在内部备忘录中指出，北京的“战略优先事项和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有利于投资的积极因素”。

作为回应，红杉资本和纪源资本指出它们已经剥离了在华业务和资产，并表示它们遵守了相关法律。例如，纪源资本表示，正试图出售在旷视科技的股份。高通表示，其风险投资部门的投资不到报告中讨论资金的2%。华登国际和金沙江创投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任何风险投资业务的分离都是复杂的。这些公司的基金投资期限为10年。包括红杉资本在内的一些公司持有投资的时间更长。出售年轻公司的股份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些公司是私人持有的。一些投资者表示，北京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出售所持中国公司的股票。

北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招募公司，比如协助政府进行监视和军队现代化，这种做法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这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克里希纳穆尔蒂众议员说。“这是一种与我们以前所见完全不同的实体。”

总部位于纽约和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Lux Capital的投资人乔希·沃尔夫说，基于美国公司多年前在华投资所做的假设而惩罚它们是不公平的。

“但作为美国投资者，如果他们最近还无视我们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道德、技术、经济和军事冲突，那就值得审视了，”他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硅谷风投公司逐渐撤离中国”——我看这比“壮士断腕”还要凶残，简直是“釜底抽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