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吃奶的袁莉不知王炳章是中国的纳瓦尔尼

《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们》（袁莉 2024年2月29日）报道：

看过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纪录片《纳瓦尔尼》(Navalny)后，一位中国女商人给我发消息说，“任志强就是中国的纳瓦尔尼。”她说的是那位因批评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判处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产大亨。

在纳瓦尔尼于本月不幸去世后，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轻异见人士在X上发帖称，“李老师是最接近中国纳瓦尔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称为“李老师”的反叛网络红人，他利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信息，现在已经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因颠覆罪被判入狱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永。

可悲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类似纳瓦尔尼的人，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因此也就没有反对派领袖。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府。自2000年以来，非营利人道主义组织“对话”记录了中国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们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纳瓦尔尼在俄罗斯的知名度。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极度不容忍异见。普京把批评自己的人关进监狱，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国，像纳瓦尔尼这样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们就已经遭到封口和监禁。

“你能想象中国允许著名政治犯像纳瓦尔尼那样，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续接触公众舆论吗？”已退休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X上写道。

这就是中国异见者群体在悲痛和震惊中看到纳瓦尔尼去世消息时的想法。他的死亡是个悲剧，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们难以消化的是，纳瓦尔尼能在监狱里寄出数百封手写信件这件事。人们给他写信，只需每页支付40美分，还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扫描件。网上还发布了他最后一次出庭时身在栅栏后面的视频。

“尽管条件越来越恶劣，包括多次遭到单独监禁，”我的同事安东·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他流亡的团队成员继续发表对俄罗斯上层腐败的调查。”

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政治犯的名字在网上都受到审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他们，只有直系亲属和律师除外，而他们的探访也得不到保证。中国的政治犯不能与外界联系，只能在狱中自生自灭，即使正面临健康问题的困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称为“中国的纳瓦尔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国政治犯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也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博主之一，拥有近3800万粉丝。2016年，在他批评习近平宣布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之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

去年，当我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提起他时，那个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强被封口时，这个年轻人只有15岁，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从2010年就认识任志强了。但自他于2020年3月被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同他直接联系。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我们都对他的狱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几天，任志强告诉我，由于怀疑有前列腺癌，他已经定了要去做活检。几个月来，我从与他家人有联系的人那里听说，他的前列腺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几次上厕所。我不能联系他的家人，因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高智晟是一名人权律师，在狱中被关押多年，遭受酷刑，随后在2017年失踪。从那以后，家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今，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2012年曾帮助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活动人士郭玉闪曾经写道。“（他们）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郭玉闪写道。“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地也越彻底。”

郭玉闪是在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年，为一个向政治犯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的组织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样的项目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想象。郭玉闪本人在2015年被关押近一年后获释，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纳瓦尔尼那样的影响力。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战其统治的组织和个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欢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它害怕那些它认为拥有对党构成威胁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它扑灭任何可能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星火。

现在，它似乎又盯上了李老师，一个用猫做头像的网红。李颖是一名画家，在2022年将自己的Twitter账户变成了个人新闻中心，向中国公众通报他们从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得不到的新闻。本周，他敦促他在中国的关注者取消关注，因为警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讯问。一天之内，他的关注者人数从160万减少到140万。

去年，住在米兰的李颖告诉我，他正在为自己可能被谋杀做心理准备。

俄罗斯一直在向中国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对其人民施加控制。自两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封锁了除YouTube以外的大多数主要西方平台。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去世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可能很难像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吸引追随者，他们大多流亡海外。

无论面对何种不同形式的威权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并非注定如此，终会变得正常、民主和自由。

他们都是纳瓦尔尼。

纳瓦尔尼在明知会被捕的情况下仍选择返回俄罗斯。正在狱中服刑14年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2013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家庭和监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他说，2017年出狱后，他准备再次回去。

“在想，很多年，在狱中和在外面，哪个对我的祖国更有价值，”他在2020年1月1日写道。

一个月后，他再次被捕。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

谢选骏指出：不知道是因为年幼无知，还是因为故意隐瞒，这个袁莉的整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个基本史实——王炳章才是中国的纳瓦尔尼。不。应该说，纳瓦尔尼是中国的王炳章——王炳章2002年6月27日，中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之下，被从美国诱骗到越南，然后绑架回到中囶大陆……情节比纳瓦尔尼的故事精彩多了，判处无期徒刑之后，2024年即将年满22年了——如果那年生个孩子下来，现在都已大学毕业了！或许那年的袁莉，还在喝着大头娃娃的三鹿奶粉？不过上帝保佑，王炳章他还活着，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要给基督作见证。

谢选骏：生下了一个人就等于杀死了一个人

《死亡真相：“死亡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可怕”》（BBC 2019年4月10日 最近更新： 2021年4月30日）报道：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出现死亡高峰。

世卫组织2010年代晚期发出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死亡人数将从2015年的5600万人上升到7000万人。

出现死亡高峰主要有两个原因，死于心脏病以及癌症病人的增加；其次，人们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死亡推迟。

死是生的终点，人类最终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谈论死亡似乎总是令人忌讳的。 或是出于对死亡的担心和恐惧，或许出于宗教及文化等原因。

因为死亡的神秘、痛苦、幻灭与虚无。

死亡究竟是什么样？

但是，英国临终关怀医生凯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认为应该打破围绕死亡的禁忌。让人们知道死亡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

英国也鼓励医生在面对时日不多的病人时，与他们展开关于死亡的坦诚对话。

曼尼克斯说：“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如何谈论死亡这个字眼，所以干脆缄口不言。结果大家在面对亲人死亡时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死亡到底多近多远？”

“结果是一片悲伤、忧虑和绝望的景象，”她说。

凯瑟琳·曼尼克斯称死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曼尼克斯表示，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死亡的真相，坦诚地探讨死亡。

那么，正常的死亡应该是什么样？是不是像电影、电视中所描绘的那样？

根据曼尼克斯的描述：“死亡就像出生一样其实就是一个过程。病人逐渐地变得更加疲倦。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睡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 有时，病人在睡眠过程中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变化虽然微小但却非常重要。我们叫不醒他们。但当他们醒来时会说他们睡得很香。这时我们就知道这种昏迷对病人来说并不可怕……最终他们会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

她说，“病人此时此刻处于一种放松状态，他们呼吸时不会有意识地清理喉咙聚集的粘液和唾液。这时喉咙就会发出很响的声音。这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垂死挣扎’（death rattle），并认为这很恐怖。但其实，我由此会判断出我的病人处于深度放松和昏迷状态。当空气经过肺部呼出呼进时，穿过喉头粘液的气泡发出这种声响。他们自己并无知觉。在生命最后时光还会出现一段浅呼吸。最后是呼出一口气，不再有进气。有时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安静，家人都没有留意到。”

曼尼克斯说，正常的死亡过程是非常平和。我们可以感知到死亡，可以为之做准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安慰。

英国麦克米伦临终关怀护士（Macmillan palliative care nurses）送走过无数老人。

根据她们的经历，有些老人自己离世前会有预感。例如，有位老人告诉一位护士，“再过两个星期我就80岁了，我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之后我就可以走了”。两个星期后，果真这位老人就离世了。

还有些老人在半昏迷状态下表示，他们愿意死去。他们说自己已经看到天堂，那里非常美好。因此对死亡没有恐惧。

什么是“好死”？

在中国，人们有时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什么样的死亡可以被界定为“好死”？

许多人都相信“好死”的说法

其实，好死（a good death）这个词不但中国文化中有，西方文化中也存在。

有调查显示，在家中离世，有家人亲友陪伴，安详地死去应该算是“好死”。

根据英国2010年代晚期的统计，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在家中辞世，然而现实生活中一半人死在医院里。英国2018年在家中去世的人不到四分之一。

许多病人临终前饱受疼痛煎熬，特别是癌症病人。因此，病人能够用上像吗啡等阿片类止痛药物（opioids）缓解疼痛至关重要。无痛死亡关系着病人最后时光的生命质量，也成为好死的一个关键因素。

多年前，被称为英国“杀人医生”的希普曼（Harold Shipman）利用止痛镇定药物在行医期间杀死了多达200多位病人，成为震惊英国全国的丑闻。

希普曼事件也让医生在给临终病人使用吗啡等镇痛药物方面带来顾忌。

现实中，医生们往往使用镇痛剂时为时过晚，或是药量太轻，使病人无法在临终前完全避免肉体病痛。

“我们应该谈论死亡”

今年88岁的BBC知名主持人琼·贝克维尔（Joan Bakewell）曾参与制作和主持了有关死亡的系列节目《我们应该谈论死亡》，探讨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试图揭开死亡的面纱。

贝克维尔在其死亡系列节目中针对亲人在家去世的家属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

听力是人临死前最后消失的一个感知功能。因此，给即将离世的亲人播放他们喜爱的音乐以及对他们耳语十分有意。

贝克维尔在她父亲弥留之际曾告诉他，“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如果人们经历亲属在家去世，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后退一步，深呼吸放松。因为死者家属无疑经历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他们经历亲人生离死别，但接下来可能还要面对如何保管遗体等一系列重要事宜。

例如，如果一旦死者出现僵尸现象（rigor motis）要如何处理。该节目建议，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家属不要惊怕。这时，只要用凡士林轻轻地按摩亡者的手指和四肢，僵尸现象就会慢慢消失。

同时在遗体运送到太平间之前，要尽量保持整个遗体低温，特别是腹部。

医疗介入是最好选择吗？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认同在生命晚期，毫无拯救希望时，尽量减少医疗干预，比如实施大手术、插管、进重症病房等。最好能让病人安度生命最后时光。

贝克维尔称，如果自己突遇车祸重伤，希望不要抢救她。她写好了自己的嘱托，并把它分成多份，交给自己家庭医生以及孩子来保管。

在中国，虽然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仍然占少数，但似乎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和接受这一看法。

因为，过多的医疗介入不但无法令病人起死回生，同时还让家属经历一系列心理和情感折磨，甚至卖房子卖车，倾家荡产，最后仍然人去财空，受尽苦难。

人生憾事

一位临终老人对护士说，“生命太短暂，一定要做自己希望做的事，做使自己开心的事”。

护士说，人们临终前关于人生“后悔”谈得最多的是退休。“人们辛苦地工作，好不容易盼到了退休却发现身体不好了，不能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诺贝尔奖得主江崎玲於奈博士的一篇研究论文，谈及退休年龄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引发热议。论文中曾提到，一个人55岁之后，每工作一年，平均寿命就会减少两年。

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是否太绝对，无从考证。因为毕竟每个人情况不同。寿命长短与退休年龄是否成正比，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有条件早退休，应该对人体健康和老年生活大有裨益。毕竟职场像“高压锅”，压力大，更适合年轻人打拼。退休后精神放松，可以任意支配自由时间，肯定不是坏事。

人到老年，关键是生活质量。联合国几年前就提出健康老年的理念，因为一旦人失去健康和独立，即使寿命再长可能也无法享受。

人类世世代代寻找生命的真谛，或许死亡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一个终点，人们才会不懈努力在到达终点前完成自己人生目标。

没有人知道是否真有“来世”。但至少我们要善待现世的每一天光阴，保持开放的心态。

以下这些有关死亡的经典描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借鉴：

“我们知道，其实人活着，就是等待最后的死亡，但是结果，并不是活着的目的，我们最终在意的是过程，从生到死的距离，也许需要很长一段路，可是死亡，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很久。”

“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了。”

“死亡，不过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一次旅行。”

“所有的恐惧都将随着死亡消失，包括恐惧本身。”

谢选骏指出：人一受孕就只有两个结果——或是流产，或是出生；但是，生下了一个人也就等于杀死了一个人，因为人一生下来就要注定走向不可逆转的死亡了。要想避免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免出生。

谢选骏：政治审判和司法大选

《历史性审判特朗普如何摆脱法律困境？》（法广2024-02-15）报道：

特朗普将于3月25日在纽约接受历史性的刑事审判，这将是美国前总统历史上的第一次刑事审判。此案涉及为掩盖与一名色情电影女演员的关系而支付酬金封口。不仅如此，美国前总统、11月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还被控选举施压以及不当处理国家机密文件，共计91项罪名。这位共和党人坚称自己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都是无辜的。

2024年2月14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前的竞选活动中发表讲话。REUTERS-SAMWOLFE

向色情影星付款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对前总统进行刑事审判：特朗普被指控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精心策划”了对三个人付封口费，如果这三个人“漏嘴”，可能会对他2016年竞选总统构成危害。

此案争议焦点是特朗普向色情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的一笔13万美元的款项，以掩盖其早在2006年就被指控的婚外情。

在特朗普被指控的34项罪名中，每一项最高可判处四年监禁，但纽约法院也可以判处替代刑罚，不将他送进监狱。不过，这次审判不会是特朗普法律纠纷中最重要的一次，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此案证据脆弱。

国会山袭击案

对特朗普来说，另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案件是他被指控试图扭转由拜登赢得的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特朗普已于今年8月被联邦当局以“阴谋反对美国”的罪名起诉。此案的核心是2021年1月6日共和党支持者对美国国会总部的袭击。

审判原定于3月4日在华盛顿开庭，但现已推迟，以便有时间裁定是否应给予前总统刑事豁免权。特朗普的请求应由最高法院审议。如果此案罪名成立，这位前国家元首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牢狱之灾。

佐治亚州选举施压案

这位美国前总统被控在2021年1月2日打电话给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一名官员，要求他设法“找到”1.2万张写有他名字的选票。在此案中，还有大约十人受到指控，其中包括他的前律师朱利安尼。

检察官借助一项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他们提起诉讼，根据该法，犯法者将被判处五年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特朗普已要求撤销指控，声称检察官因与一名负责此案的律师有亲密关系而犯了渎职罪。

隐藏国家机密文件

特朗普还被指控在2021年1月离开白宫后私藏涉及国家机密卷宗，危害美国国家安全。2022年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州搜查了特朗普的住所。在浴室、储藏室发现了一箱箱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联邦审判定于2024年5月25日在迈阿密举行。特朗普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纽约民事诉讼

这位共和党人还在多起民事案件中遭到起诉。其中，他被指控在2010年代夸大了其房地产资产的价值。预计周五将对此案做出判决。

特朗普还被勒令向女作家卡罗尔(E.JeanCarroll)支付高达8330万美元的赔偿金，理由是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对她发表了诽谤性的评论。

卡罗尔在2019年起诉特朗普，指控其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家百货公司更衣室对她进行了性侵。特朗普予以否认，卡罗尔认为特朗普破坏了她作为记者的信誉。

网民嚎叫：

xilaideng发表评论于2024-02-1620:42:54

@法治中国

起初，你试图用美国股市的回报来攻击川普，但又不能自圆其说，就把美元指数扯进来做修正。如果不做修正就能证明川普最差的话，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现在，你又把外国股市扯进来，试图证明你用美元指数来修正是合理的，但这不恰好佐证我的“不需要把美元换成非美元，不认可用美元指数修正”吗？至于通胀原因，你如果自认不是江湖郎中，你大可去正规刊物发声，看看能不能卖出你的狗皮膏药。“延迟”？你以为美国人都像华人那样把钱存起来？

法治中国发表评论于2024-02-1618:18:11

@xilaideng

我考虑的是投资回报，并不是考虑国际贸易。打个比方，假如日本股市每年收益10%，日元每年相对美元增值5%，同时英国股市每年收益15%，但英镑每年相对美元贬值3%，那么我会认可日本股市为更好的投资选择，即便它的名义收益只有10%，低于英国股市的15%。我不会在乎日本的通货膨胀，因为汇率的数据已经很好的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信息。表面上看你很在乎通货膨胀的直观感受，实际上却不在乎通货膨胀的原因，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并不可取。假如通货膨胀和川普的疫情应对措施密切相关，只不过因为疫情期间的消费抑制效应导致通货膨胀延迟到疫情末端和后疫情时代爆发，你会不会不支持川普呢？假如川普让你饮鸩止渴，你会不会感谢川普为你止了渴，并怪罪那些在你中毒后陪伴治疗你的医生给你带来痛苦呢？所以，如果你在乎通货膨胀，还请关注研究通货膨胀的原因，冤有头债有主，不要只看表面，不管原因，一不小心很可能请错了郎中，治坏了自己。

xilaideng发表评论于2024-02-1616:09:53

@法治中国

通货膨胀在拜登任内狂飙，这是民众在美国国内购物时能感受得到的客观事实，用通胀指数CPI修正最合理、最直观、最有说服力。至于通膨狂飙的原因，就留给“经济学家”们写论文吧，在此飘过。本人不做国际贸易，不需要把美元换成非美元，不认可用美元指数修正。即使不做任何修正，也是川普最好(13.8%)，拜登最差(9.3%)。

谢选骏指出：共和党国会说，美国法院在进行“政治审判”，民主党国会说，共和党团在进行“司法大选”——选上总统就摆脱法律困境，即使选不上也可以拖延入狱……就像是掩耳盗铃。

《突发！川普被罚3.64亿美元，被禁三年》（2024-02-16华人生活网）报道：

刚刚，纽约民事欺诈案审判中，唐纳德-川普及其家族企业被罚款3.64亿美元，并被禁止在纽约经商三年。

截止到今天，这位前总统在三起案件中败诉，现在要承担4.5亿美元的债务……并且有30天的时间来寻找这笔钱。

今天在法庭上，川普被指控大规模夸大其房产的价值，包括Mar-a-Lago庄园和川普大厦（TrumpTower）的顶层公寓，以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条件。

这位前总统在审判期间提供了证据，并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了抨击，辩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受到了政治对手的迫害。

法官亚瑟-恩戈伦（ArthurEngoron）经判定川普及其儿子小唐和埃里克（Eric）应承担欺诈责任，审判将决定他们应支付多少赔偿金。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詹姆斯（LetitiaJames）对此要求川普赔偿超过3.7亿美元，并禁止他在纽约州开展业务，包括3年内禁止担任纽约任何公司或纽约其他法律实体的董事，禁止3年内向任何纽约特许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詹姆斯在指控中表示川普及其家族企业夸大了数十亿美元的净资产。

她还试图永久禁止川普进入纽约州的房地产业，并大幅限制他在纽约州开展业务的能力。

在此案中，川普抨击民主党民选议员詹姆斯是党派、"种族主义者"和"腐败分子"。

他还与恩戈伦法官及其书记员不断争吵，导致这位前总统被下达了禁言令。

此前1月11日的结案陈词中，川普在律师发言后发表了长达六分钟的抨击，被判藐视法官。

川普抗议道：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是被一个竞选公职的人（詹姆斯）迫害的。这里发生的一切，先生，是对我的欺骗。

他还表示，他被那些'想要确保我不会再次获得大选胜利'的人盯上的。

恩戈伦法官随后告诉川普的律师ChrisKise：'现在控制好你的当事人'。

检察官詹姆斯表示，由于前总统'无数的欺骗计划'，'夸大资产价值和隐瞒事实'，因此有理由对其处以巨额罚款。她声称这些所谓的欺诈计划'太过分了，以至于任何人无法做出无辜的解释'。

川普律师

川普的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反击，称詹姆斯'没有证据'，并坚称至今没有一个证人支持这些指控。她表示："没有受害者"，因为银行已经全额偿还。

根据棕榈滩县税务估价师的估价，法院对Mar-a-Lago的估值在1800万美元到2760万美元之间。但川普在获得贷款时的一次估价为该价值的2300%，即他声称Mar-a-Lago的实际价值高达15亿美元。

另一个争论点是前总统在川普大厦的顶层公寓。

检察官称，川普将顶层公寓的面积估算为3万平方英尺，这使其夸大了约2亿美元的价值。

据媒体报道，就在庭审前几个月，川普曾在詹姆斯的曼哈顿办公室取证时与她面对面争辩。

长达七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抨击诉讼是"耻辱"和"可怕的事情"。

川普抱臂而坐，抱怨自己在成功建立房地产帝国数十年后，被迫"向你们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他还说，银行'想和我做生意是因为我有钱'，纽约当局'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调查我身上，而不是阻止街头的暴力犯罪'。

早在去年，恩戈伦法官就裁定，川普向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机构发送了11年涉嫌夸大其净资产的估算数据，属于欺诈行为。

本案也引起了一些法律专家表示担心，检察官詹姆斯的胜利会使法院今后更容易随便消灭一家企业。

纽约房地产律师亚当-莱特曼-贝利（Adam Leitman Bailey）说，这将"开创一个可怕的先例"。

根据纽约的反欺诈法规，即《行政法》第63(12)条，导致"解散"的案件屈指可数，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有受害者和损失。

川普的公司是纽约历史上唯一一家在没有明显受害者和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被威胁需要停业的大企业。

网民嚎叫：

秦川2024年02月16日19:24

黑獒扒的黑打手们，操弄司法，真是美国的耻辱。

g2j22024年02月16日19:24

朝鲜金家都不管，哪会管中国的民主？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就回去奋斗。

川普说习近平好朋友，利好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习近平说拜登是老朋友，利好中国，武汉病毒溯源找不到源头。

fangbin2024年02月16日19:16

川普的名言：中国是否民主，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事。傻逼川粉们，他反对中共吗？说习近平是好人，是他的朋友。又是从哪个狗嘴里吐出来的？

g2j22024年02月16日19:03

罗刹国不止一个，向东向西各有一个。

我党国有银行就不要拿出来说事了，更加是银行的问题，开发商只是金融系统腐败的替罪羊。

g2j22024年02月16日18:16

是不是大规模不知道，每个贷款人都会夸大自己的资产价值，问题完全在银行，银行有专门的估值部门，银行会在估值的基础上打个折扣进行贷款。

有问题也是银行的问题，要被起诉的是银行。

司机2024年02月16日17:51

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培训出来的官员才会以为这不是欺诈，联邦起诉应该是刑事罪。可能要坐牢。如果有人拿了一泡屎说值1000亿，然后银行认为这泡尿值100亿，贷款100亿给了某人。这不是赤裸裸犯罪？天下有这么好赚的生意？有啊，所谓的大商人郭文贵，嘿嘿

S8382024年02月16日17:41

我确实搞糊涂了，他找银行贷款，银行接受他的资产评估，就没有问题了，这有什么诈骗不诈骗呢？这需要联邦政府出来指控他吗？这就好像我拿一个杯子抵押给朋友借钱，这个杯子是我的传家宝，对我来讲非常值钱，然后朋友愿意拿这个杯子做抵押，借给我2万块钱，但是政府却说你这个杯子只值5毛钱，你怎么能拿这个杯子借2万块钱呢？

这算什么事啊。

g2j22024年02月16日17:34

美国总统的豁免权，是赤裸裸的权大于法；非法移民合法化，是对本国公民利益的损害；让非法移民参与投票、投票数票过程的不严谨，是对本国民主的最大破坏。

g2j22024年02月16日17:08

你川普要是做了美国总统，中共就完蛋啦！美国没有完蛋。美国虽然标榜民主自由，但是美国不是完全民主国家。根据维基民主指数，美国属于缺陷民主，完全民主国家是：

1挪威

2━新西兰

3━冰岛

4━瑞典

5━芬兰

6━丹麦

7▲1爱尔兰

8▼1瑞士

9━荷兰

10━中华民国

11▲2卢森堡

12▲2德国

13▼1加拿大

14▲1澳大利亚

14▼3乌拉圭

16━日本

17━哥斯达黎加

18━英国

18▲2奥地利

20▲5希腊

20▲1模里西斯

22▲2韩国

23▼1法国

23▼1西班牙

万事天定2024年02月16日16:27

美国不是習家国，法律在中国习家王法大于一切法律，在美国，真正的民主国家，一定要相信美国法律的公正，川普是个什么东西看他做的一切就明白啦，丢人显眼的大巨婴。不过可以告诉川粉们，一旦川普再次当选，这个大强奸犯被判赔赏受害人8000多万有两件事世界第一。1。大巨婴获得世界最贵称号。2。川大巨婴扛着大鸡巴模仿肩挑200斤10公里不换肩啃着庆丰大包打赢总统选举战，为世界强奸犯们和一切犯罪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万事天定2024年02月16日16:19

川普亲妈说过“你川普要是做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完蛋啦”。这个满嘴谎言人品极差心胸比个娘们都不如，做的事都不是人类能做的（川普对他请的国务卿蒂勒森有意见，派人通知正在撒着尿的蒂勒森，尼玛等人尿完再通知不行吗，这尼玛也是人做的事——人渣，真正的人渣，跟尼玛肩挑200斤10公里不换肩啃着庆丰大包天天让人在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吹自己是中国人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烂尾皇帝嘴子習一个屌样）

Siewkim2024年02月16日15:50

唉，如此一来，下届非川普莫属。

不过-如此2024年02月16日15:23

脑残们不是一再欢呼川普每一次被起诉和判罚都会提高川普的支持率吗？

不过-如此2024年02月16日15:20

為了搞掉川普的總統候選人資格——猪脑永远不明白，这样做恰恰是为了确保川普在共和党的候选人资格。因为共和党任何一个中生代候选人都会战胜拜登，拜登只能战胜川普，所以必须确保共和党无人能替代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

小琴爸2024年02月16日15:13

3K民主党黑社会流氓犯罪团伙丧心病狂迫害人民总统特朗普

JimT2024年02月16日14:41

资产估值放款银行都不争议。这些affirmaction读书的法官来决定商业估值。美国是走下坡路了-政治决定一切

奥维尔2024年02月16日14:29

恰如预测，史上最大选举舞弊集团加快速度，提早作弊。

zhidiyousheng2024年02月16日14:09

川普律师漂亮啊

WHBD2024年02月16日14:07

非常明顯的豬黨的政治陷害，豬黨為了搞掉川普的總統候選人資格是無所不用其極。記住物極必反的。

Arch_PingPong2024年02月16日14:07

美国会死在这些命贵们的手里！

谢选骏指出：人说“為了搞掉川普的總統候選人資格——猪脑永远不明白，这样做恰恰是为了确保川普在共和党的候选人资格。因为共和党任何一个中生代候选人都会战胜拜登，拜登只能战胜川普，所以必须确保共和党无人能替代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我看政治审判和司法大选，这是“川拜”两个老头合作的戏码。

《惊曝：川普重返白宫后计划消灭深层政府》（2024-02-15看中国）报道：

美联社报道，大规模驱逐行动、新的穆斯林禁令以及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在联邦土地上建立“自由城市”等政策成为了2024年总统竞选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尽管大部分选战内容集中在对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的调查和指控上，距离选举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占据主导地位，制定了一系列全面的政策目标，如果他成功赢得第二个任期，这将带来一系列政府改革。

川普计划剥夺数万名职业雇员的公务员保护，以实现“彻底消灭深层政府”的目标。他将通过重新发布名为“ScheduleF”的2020年行政命令来重新分类员工，特别关注“将司法系统武器化的腐败官僚”和“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中的腐败行为者”。此举可能引发法庭纠纷或国会阻碍，但川普的竞选团队正在编写详细的政策手册。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问题上，川普承诺“立即停止入侵我们的南部边境”并结束非法移民。他计划通过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针对合法居住但怀有“圣战同情心”者，并取消持有反美和反犹太主义观点者的学生签证。川普还计划调动数千名士兵，将联邦特工调往移民执法部门，并修建更多边境墙。

在贸易方面，川普计划对大多数外国商品实施大约10%的关税，并敦促国会通过“川普互惠贸易法案”赋予总统对对美国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互惠关税的权力。他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提出了一项四年计划，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并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持有。

在对外政策方面，川普承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并在以色列战争中支持以色列。他表示将重新评估北约的宗旨和使命。

在跨性别者权利问题上，川普计划推动国会通过法案，规定美国承认“只有出生时确定的两种性别”，并限制提供过渡性激素或手术的医院的联邦资金。

在能源方面，川普的目标是让美国拥有成本最低的能源和电力。他计划增加石油钻探，并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推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川普计划终止教育部，并在当地学区和大学施加影响，推动废除教师终身制，采用绩效工资，并允许家长选举校长。他还计划削减对有疫苗或口罩强制要求的学校的资助，并在公立学校提倡祈祷。

在公共安全领域，川普计划向暴力作斗争的城市派遣国民警卫队，强硬地对待当地政府，并支持有争议的警务措施。他呼吁对毒品走私者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判处死刑，同时计划建造帐篷城市以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

网民嚎叫：

奥维尔2024年02月16日22:43

指点一下几个川黑：深层政府是暗中把美国政府功能退化为政斗工具的一群利益集团。

TDS危害极大，再不治疗就比土共粉红还弱智了。

OB2024年02月16日07:30

什么是深层政府，怎么定义？谁反对邪恶老流氓川特勒就是深层政府？美国只有处死邪恶老流氓川特勒和奥巴马这俩极端，美国才有希望。

十里山路2024年02月16日07:28

SB言论，美国之所以稳定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三权分立，总统的作用远不及独裁国家首领那么大，总统也不可能像公司总裁随意折腾公司。深层政府维护和调和财阀、金主和政治家族等隐形实力，对美国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否则每4年都有可能闹个底朝天，还能当个屌的世界领导。

newhand2024年02月16日06:43

骗子。过去干了4年，消灭了吗。

must2024年02月16日05:09

治亂世用重典，用重典治亂世，一點沒錯！老頑童背後有八千萬選民，都是敢於戰鬥的！

万事天定2024年02月15日22:51

大巨婴川独裁拜肩挑200斤10公里不换肩扛着大屌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制，做永远的皇帝，改年号——大巨婴川普万历年皇帝。美国民众无比崇拜的跳起忠字舞，高呼战无不胜的满嘴谎言的川普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g2j22024年02月15日22:41

都是对的，可惜一个人对整个体制。

谢选骏指出：所谓“消灭深层政府”，其实就是瓦解美国传统——建立法西斯专政、完成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

为此，十分离谱的政治审判和司法大选，也就一目了然、顺理成章了！政治审判和司法大选，正在推动第四美国的成熟！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谢选骏：马裂主义毛思想都在地狱里涌动

《动荡生活简记》（燕妮·马克思）报道：

1843年6月19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从克罗茨纳赫经过埃伯恩堡到达莱茵普法尔茨，然后经过巴登巴登又回到克罗茨纳赫，在那里一直住到9月底。我亲爱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回特利尔去了。卡尔和我于10月到达巴黎，在那里有海尔维格和他的夫人迎接我们。

在巴黎，卡尔和卢格出版了《德法年鉴》。出版者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该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当时我们住在圣热尔曼郊区田凫路，和卢格，海涅、海尔维格、莫伊勒，托尔斯泰，巴枯宁、安年柯夫，贝尔奈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有往来。曾经由于一些小事而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和争吵。

1844年5月1日小燕妮诞生了。在安葬拉菲特的那天我第一次出家门，后来大约过了六个星期，我和病得快要死去的孩子搭乘邮政马车到特利尔去。我在亲爱的妈妈身边住了三个月。我在那里见到了索菲娅·施马尔豪森和她一岁的女儿小耶特。我也赶上了小罕丽达-马克思的婚礼。夏天，那里盛行穿戴圣衣的宗教活动。

9月，德国保姆陪伴我同小燕妮回到巴黎。那时，小燕妮已经长了四颗牙齿。当我不在家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访问过卡尔。整个秋天和冬天卡尔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该书在法兰克福出版。赫斯和他的妻子，艾韦贝克和李宾特罗普、尤其是海涅和海尔维格都是我们这一伙的。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我们家里，拿出普鲁士政府怂恿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命令写道：“卡尔·马克思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给我的时间比较长，我利用这个时间卖掉家具和部分衣物，因为搬家需要钱，所以不得不廉价出售。海尔维格一家人让我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天。2月初，我带病冒着严寒的天气，在卡尔之后到达布鲁塞尔。我们在那里住在野林旅馆，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因岑和弗莱里格拉特。5月，我们搬到圣卢万门外同盟路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是布罗伊尔博士租给我们的。

我们在那里刚安排好，恩格斯随后也来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也在这里，他和他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打听我们。此后不久，赫斯同他的夫人也来了；一个叫塞巴斯提安·载勒尔的人也参加到这一小群德国人中间。他组织了一个通讯社，德国流亡者在这里过得相当好。参加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一些比利时人（其中有日果）和波兰人。就在此地，在我们每晚都要去光顾的一个清洁的咖啡店里，我认识了那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列列韦尔。

夏天，恩格斯和卡尔一道写文章批判德意志哲学，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外部动力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现。结果写成了一部渊博的著作，这一著作本该在威斯特伐里亚出版的。春天，约瑟夫-魏德迈初次拜访我们。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些时候。4月我亲爱的母亲把自己忠实昀女仆派到布鲁塞尔来帮助我。我同她带着十四个月的小燕妮又到我亲爱的母亲那里去了。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在生劳拉的前两个星期我又回到我们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9月26日劳拉出世了。我的弟弟埃德加尔同我们一起过冬，指望在布鲁塞尔找到一个工作。他进了载勒尔的通讯社；后来，1846年春我们亲爱的威廉·沃尔弗也参加了这个通讯社，沃尔弗以“被囚的狼”闻名，从西里西亚监狱逃了出来，他因为违反出版法曾在那里被监禁四年。他一到我们这里，就同我们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直到1864年5月我们亲爱的鲁普斯[1]逝世为止。冬天格奥尔格·荣克和施莱谢尔博士来拜访我们。1846年2月，突然从特利尔寄来一封信，说我的母亲病已垂危……

当时，革命的乌云愈来愈浓密。比利时的地平线也是一片昏暗。当局首先害怕工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性的自发行动。警察、军队，自卫军全都动员起来了，各方面都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当时德国工人决定，他们必须武装起来。他们得到了短剑、手枪等等。卡尔愿意出钱，因为当时他刚得到一份遗产。政府认为这一切都是阴谋、犯罪的打算，因为马克思有钱买武器，所以必须把他弄走。一天深夜，有两个人闯进我们的家。他们说要见卡尔，当他走出来时，他们象警士一样，拿着逮捕和传讯卡尔的命令，当晚就把他抓去了。我惊慌地随着跑出去，找有势力的人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黑夜里我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突然，一个巡警抓住我，把我逮捕起来，关进黑暗的监狱。这个地方是专门拘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孤苦伶仃的流浪汉和那些陷入不幸深渊的女人的。我被推进黑暗的牢房。我一边啜泣，一边走进去，那里，一个不幸的难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这是很硬的木板床。我就倒在这张床板上。早晨天刚亮，我看到对面窗户的铁栅栏后面有一张苍白的愁苦的脸。我靠近窗户一看，原来是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日果。他看见我就做手势，指着下面的房子。我随手看去，发现了正在被武装押送着的卡尔。大约过了一小时，我被带到审判官那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审问时，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宪兵把我带上马车，傍晚我回到我的三个可怜的小孩身边。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强烈的反应。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卡尔本人被释放得较晚一点，并且带着立即离开布鲁塞尔的驱逐令。卡尔早就打算回巴黎，也曾要求法国临时政府取消路易－菲力浦的驱逐他的命令。他马上收到了弗洛孔的签名信，说临时政府以非常客气的口吻通知命令已经取消。这样巴黎又对我们开放了；那时候有什么地方能比在新的革命的阳光照耀之下更使我们感到自在呢！我们决心到那里去，立刻就去！我匆忙处理自己的东西，把能卖的都卖了，把装了全部银器和比较好的衣物的箱子留给布鲁塞尔的书商福格勒照管，他在我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殷勤，并愿意帮助我。我们就这样离开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那是一个非常阴暗寒冷的日子，我们尽一切办法不让小孩子们冻着，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刚满一周岁……

5月底[2]卡尔用红色油墨刊印了最后一号《新莱菌报》。这是形式和内容都充满了熊熊火光的著名的“红色的一号”。恩格斯立刻参加了巴登起义，在起义中他当了维利希的副官。卡尔决定再到巴黎去一些时候，因为德国这块土地已经不能再留他了[3]。红色沃尔弗跟他去巴黎。我自己带着三个小孩取道宾根，回我亲爱的故乡，投入我亲爱的母亲的怀抱。为了把刚从布鲁塞尔当铺赎回来的银器换成硬币，我从宾根又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去了几天。魏德迈和他的夫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并且在这次典兑交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又有了路费。卡尔在红色沃尔弗的陪伴下先到莱茵普法尔茨，再从那里去巴黎，不久赖德律－洛兰组织的6月13日游行示威在这里结束了短暂的革命美梦。反动势力到处猖獗。

匈牙利的革命，巴登的起义，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在匈牙利和巴登，设立了许多战地军事法庭，为了占领意大利，在1848年底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任职时，曾有五万法国人进入了这个“七峰城”[4]。“华沙秩序井然”，“战败者遭殃”，这就是自以为胜利的反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小资产阶级又重新做买卖，自由主义的庸碌之辈敢怒而不敢言，工人被放逐，被镇压，那些曾用笔杆和宝剑争取穷人和被压迫者当家做主的人，如果能在异乡勉强糊口就算是幸运的了。卡尔在巴黎的时候，和许多俱乐部领导人以及秘密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有联系。1849年7月我随他到巴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他们还好意地建议他到莫尔比昂的瓦讷去避难。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先到伦敦。在那里他和布林德往来甚密。后来格奥尔格·维尔特也到了那里。我到达伦敦时，是他去接我的，当时我又病又累，还带着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他把我安置在莱斯特广场一个裁缝家的供膳宿的小房子里。我们很快又在切尔西找到一所比较宽敞的房子，因为我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住处。11月5日，当街上响起了“盖伊-福克斯万岁”[5]的呼声，孩子们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骑着做得很精巧的假驴子满街乱跑时，我的可怜的小亨利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出世了。为了纪念伟大的暗杀者，我们把刚出世的小孩叫作小福克斯。在他出生后不久，恩格斯从巴登经热那亚逃到我们这里。在他来到以前维利希就已经来了，并且就住在我们这里，和我们称兄道弟，彼此不分。一清早他就到我们卧房来，活象一个唐·吉诃德，穿一件灰羊毛背心，用一条红布围在腰上代替腰带，象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那样呵呵大笑，还打算对“自然”共产主义作冗长的理论上的讨论。卡尔立即打消他的念头。我也不理睬他，他还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人家婚姻方面的隐私。在切尔西初次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威·皮佩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红色沃尔弗是和卡尔一同到伦敦来的。

每天都有成千的流亡者到伦敦来。所有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在生话上有些困难，只有少数人的生活才有保证。他们无依无靠，需要援助，也在寻求援助。这是我们流亡生活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为了援助流亡者，组织了流亡者委员会，举行了集会，印发了呼吁书，制订了纲领，并准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所有流亡者小组中开始出现分歧。不同的党派逐渐完全分离。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正式分裂，甚至在工人共产主义者中也发生了明显的裂痕。派别组织的领袖们彼此非常敌视，一帮游手好闲的歹徒亟欲建立“功勋”和有所“行动”，他们向前猛冲，并恶毒地攻击那些洞察时势，认为革命时期早已结束的部分工人及其领袖。其中卡尔被攻击得最厉害，遭到无端的诽谤和诬蔑。就在这个时候，康拉德·施拉姆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进行了决斗。

1849年秋，卡尔在德国已经谈妥了关于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出版一份评论性刊物的问题。克服了无数困难，该刊物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名字出了六期。这份刊物的成绩非常大，但是，被德国政府收买的书商在经营方面疏忽大意，很不负责，以至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

1850年春，我们不得不离开切尔西的住宅。我的可怜的小福克斯经常生病；日常生活上的忧虑也损害了我的健康。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和债主的追逼，我们搬到莱斯特广场的一个德国旅馆里住了一星期。我们在那里没有久留。有一天早晨殷勤的老板拒绝给我们开早饭，于是我们只好另找住所。我母亲给的微薄的帮助常常能使我们解脱痛苦的困境。后来我们在一个犹太花边商的家里找到两间小房，在这里，整个夏天我们和四个孩子受尽了折磨。

同年秋，卡尔以及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同这一帮流亡者彻底决裂了，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游行活动。他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了工人教育协会，各走各的路了。恩格斯在伦敦找不到能维持生活的写作工作，就动身到曼彻斯特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在他父亲的工厂当了一名办事员。所有其他的朋友都打算靠教书等等来维持生活。这两三年对于我们说来，是生活上的烦恼最多的几年，经常不断的惊恐，形形色色的困难，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

1850年8月，虽然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还是决心丢下我的生病的孩子到荷兰去找卡尔的姨父，希望在那里能得到安慰和援助。我等待着第五个孩子的诞生，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展望着未来。由于革命给姨父和他儿子的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他对革命和革命者十分抱怨，情绪也很坏。他拒绝给我任何帮助，但在我离开时，却把送给我最小的孩子的礼物塞到我手里，我看到他由于不能再多给我些东西而显得很难过。这位老人想不到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的。我灰心失望地回到家里。我那可怜的小埃德加尔喜笑颜开地跳出来迎接我，我的小福克斯向我伸出了自己的小手。但是我再也不能欣赏他那天真的娇态了。11月，娇弱的孩子由于肺炎引起的抽筋死去了。我是多么伤心啊！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唉，那时我真没有想到后来我还会遭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了！埋葬了亲爱的孩子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所小房子，租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住所。

这年冬天，我听说我可怜的妈咪的右臂坏了。这样一来，这双可爱的勤劳的手再也不能操作，甚至连唯一能使她驱散寂寞的写信的乐趣也永远没有了。埃德加尔又一次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到得克萨斯去碰运气了。

1851年3月28日，我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出世了。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交给奶妈，因为我们不能把她同其他人一起关在这三间狭窄的小房子里。这是举行全世界最大展览会[6]的一年，许多人涌进伦敦，春天，弗莱里格拉特从科伦来伦敦找工作。其后鲁普斯从瑞士来到这里，还有德朗克、伊曼特和席利。更早到伦敦来的有载勒尔，而格茨也参加到以卡尔为中心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1851年和1882年对我们说来是各种大小困难最多和最艰苦的两年。

1851年春末夏初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不想详细谈，虽然这件事增加了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担忧。春天，普鲁士政府控告卡尔在莱茵省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危险的革命活动，并把他们关进牢狱，惨无人道地对付他们。1858年底法庭才公开审理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案件，所有被告，除了丹尼尔斯和雅科比，都被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

卡尔的秘书最初是威·皮佩尔，后来由我来担任；我坐在他的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851年底路易·拿破仑实行政变，翌年春，卡尔写了《雾月十八日》，该书在纽约出版。他是在第恩街一间小房里，在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家庭琐事搅扰下写完这本书的。我于3月转抄好手稿，并把它进出去，但书很迟才出版，我们几乎没有拿到什么报酬。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那时躲在我家里、让卡尔修改瑟美列的文稿的匈牙利上校班迪亚，答应暂时给予帮助，但他也是无能为力。当时我迷惘地跑刭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最后安息的一席之地。当我们看到她被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

1852年秋，著名的共产党人审判案终于结束了。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卑鄙无耻，卡尔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在瑞士由沙贝利茨刊印的，但在边界被普鲁士政府没收并销毁了。克路斯在美国又重新刊印了这本小册子，后来这个新版本在大陆上传播很广。

1853年，卡尔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份固定的收入，使我们可以偿还一些旧债，并安静地生活了。虽然我们仍住在狭窄的小房子里，但孩子们长得很可爱，精神饱满，身体健壮。卡尔在伦敦居住期间，和宪章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并给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写文章，这年夏天卡尔在该报发表了几篇早先在《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

他特别指出帕麦斯顿在对波兰的问题上同俄国妥协。戴维·乌尔卡尔特让《人民报》转载了这篇发表在格拉斯哥一家报纸上的文章。因此，卡尔这才认识了乌尔卡尔特及其朋友。乌尔卡尔特的报纸的承印人塔克尔把卡尔的文章单独印成传单，散发了数千份。《地球报》和其他一些官方报纸开始注意这些文章，并含沙射影地攻击卡尔本人。约翰·布菜特在下院也多次提到卡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这年夏天，卡尔的妹妹路易莎和尤塔结婚了。这对年轻人要到开普敦经营一家书店，途中来看望了我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我们的小屋子经常接待客人，秋天从卢卑克来的彼得·迈耶尔加入了这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们的圈子。迈耶尔唱歌唱得很出色，食量比谁都大，是我们家的知心朋友。

为了答复维利希从美国发出的极其恶毒的攻击，卡尔写了《高尚意识的骑士》。这本小册子也在美国出版，它迫使这个骑士和他凶恶的狐群狗党永远沉默下去。

这一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伦敦度过的第一个快活的节日。每天残酷地折磨着我们的烦恼由于卡尔和《纽约论坛报》建立了联系而终止了。孩子们几乎整个夏天都在户外，在公园里蹦蹦跳跳；这一年我们有樱桃、草莓甚至葡萄。朋友们给我们三个亲爱的孩子带来了许多可爱的礼物，有玩具娃娃，手枪、食具、鼓和喇叭，德朗克很晚还到我们家里来装饰圣诞树。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夜晚。过了一星期，在我们亲爱的埃德加尔的身上，显出不治之症的初期迹象，一年后病魔就把他带走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离开那窄小的、有碍健康的住所，把孩子送到海边去，也许他会得救。但事已如此，不能挽回了。1854年夏，三个孩子都得了麻疹……

1855年9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第恩街的老司令部，只要英国小小的遗产使我们摆脱面包房、肉店、牛奶铺、煤铺．卖菜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敌对力量”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和枷锁，我们就坚决离开这个地方。1856年春我们终于得到了一小笔能够救急的款子。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银器、衣物等也从当铺赎回来了。我穿上崭新的漂亮的衣服，最后一次同剩下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我们心爱的故乡。我们回家不久，我可怜的妈妈就病得很厉害。她还和心爱的外孙女们一起庆贺了她的八十一岁生日。当天她就病倒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起床……

冬天我们是在十分僻静的地方度过的。我们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伦敦，留下的少数人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而且我们那间可爱的小屋（虽然面积很小，但比起过去的房子却是我们的皇宫），人们几乎没有办法走近它。屋前没有一条好路，周围都在大兴土木，必须走过垃圾堆，下雨天，又厚又粘的红泥牢牢地粘在鞋底上，我们往往是经过疲劳的搏斗，脚上带着非常沉重的粘土才能回到家里，同时这个荒凉的地方又十分黑暗，晚间人们宁愿坐在暖和的壁炉旁边，不愿去和黑暗、垃圾、粘土以及石堆搏斗。我一冬都病得很厉害，经常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过了很久，我才习惯这种十分孤独的生栝。我时常怀念在西头热闹街道上的漫步，怀念各次的聚会，怀念我们的俱乐部以及我们喜欢的小酒馆，在那里倾心的交谈常常能使我把生活上的苦难忘记一会儿。我幸亏每星期还继续给《论坛报》抄写两次文章，因此可以经常了解世界大事。

1857年年中，美国工人又面临严重的商业危机。《论坛报》表示再不愿意付每周两篇文章的稿费。这样一来，我们的钱袋又空了。幸而这时德纳要出版《百科全书》，请卡尔写几篇关于军事和经济问题的文章。由于这不是一件固定的工作，而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和宽敞的房子又需要更多的开支，所以这个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富裕的时期。当时虽不能说是极端贫困，不过手头总是不宽裕，要处处操心，精打细算。尽管我们节衣缩食，但钱总不够用，因此债务就连年逐月加重了。为了“不失身分”，我们单独住一幢房子。于是债务越来越重。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过去在流放时，我们无时不在同贫困作斗争，现在却要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我们鼓足风帆，驶进了市民生活的圈子。我们还象以前那样感到有些压力和烦恼，暗中去找那“三个救命的球”[7]——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幽默诙谐的意味了，在我们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最初阶段，我才感觉到流放的真正压力。可是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必须同过去决裂。即便为孩子们着想，我们也不得不选择这条正常的，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平坦大道。我们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象一个市民，尽量去适应环境。当我们每人都成了庸人，就不能再象流浪汉那样生活了。但是这样做就象冒险翻空心筋斗一样，使人感到太困难了。7月6日，我们的第七个孩子出世了，但一生下来就断了气，和三个亲爱的兄姐葬在一个墓地。我生病时，丽娜·舍勒尔来看过我，从1855年11月13日起她就在英国当家庭教师了，她刚从德国来的时候，曾在我家住过两个月，后来才在埃尔上校家里找到职业，不过，她在1856年秋天又换到富裕的安格尔施坦先生家里去工作了。

1857年夏，我们慈祥的老康拉德·施拉姆也从美国回来，但可惜病得非常厉害，一见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希望了。施拉姆在德国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然后就到泽稷岛去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已经患了一年的重病，正在那里设法医治和疗养。同年10月，卡尔到岛上拜访这两个朋友，回来时带了很多水果，胡桃和葡萄。1858年初我们从泽稷岛的报纸编辑朱利安·哈尼那里得知我们亲爱的朋友施拉姆逝世的消息。

1858年过得既不好又不坏：每天都是一个样。饿了吃，渴了饮，写写文章，读读报纸，散散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年8月，我们单调平静的生活起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我到兰兹格特去了四个星期，后来，三个孩子和琳蘅也跟着来了。在兰兹格特我住在拉贝特先生家里，他可爱的女儿给我安排的住处非常舒服。在那里我们还认识了克林厄姆夫人的妹妹安娜·贝拉·卡莱尔小姐。我们早就同克林厄姆夫人有来往，因为我们这两个姑娘同她的女儿爱琳娜和艾丽丝很要好。卡莱尔小姐在兰兹格特之行前夕出版了两本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克林厄姆夫人也是一位作家，她正在写几篇回忆英国和苏格兰的文章。1858年9月到11月，丽娜-台勒尔和我们住在一起。11月，她在帕拉雷特夫人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这年冬天卡尔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好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这本书收集材料。从1848年就和卡尔建立友谊的拉萨尔，在柏林给这本书找到了出版商弗兰获·敦克尔。1859年春，卡尔把我转抄的手稿送出去，而校样是从柏林陆续送来的，因此刊印自然就非常缓慢了。但刊印所以这样缓慢，还因为拉萨尔非常急于发行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敦克尔又是他的亲近的朋友，他吩咐要先印这个剧本后印卡尔的书。1859年夏所谓神圣之路[8]，即法国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爆发了。恩格斯发表了《波河和莱茵河》的小册子，拉萨尔看到这本书的成功眼红了，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在伦敦出版了一份周报，名为《人民报》。卡尔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恩格斯也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卡·福格特利用《人民报》上转载的后来由李卜克内西转交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卡·布林德写的传单，恶毒攻击卡尔。福格特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给卡尔造了一些无耻的谣言。卡尔在1860年收集了材料，以便粉碎所有鼓吹所谓“新纪元”光辉的德国刊物在城乡殷勤传播的谰言。他还必须“一举全歼”。1859年秋，我同两个小女孩到沃尔顿海滨疗养了十四天，秋末，我们客客气气地让比斯康普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个月。

1880年春，恩格斯的父亲逝世了。恩格斯的处境这才大为改善。由于早先签订的，到1864年才满期的不利的合同，他和欧门仍有联系。从那时起恩格斯作为股东主持营业。

1860年8月，我和孩子们又到哈斯廷斯过了两个星期。回来以后，我开始抄写卡尔写的那本批驳福格特及其同伙的书。该书在伦敦刊印，经过多方面的奔走于1860年12月底问世了。当时我恰好患天花，病得很厉害，不过已经稍有好转，所以还能用半瞎的眼睛读完了《福格特先生》一书。这是最倒霉的时候。三个孩子都避到忠实的李卜克内西的家里并受到殷勤的照顾。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久在春天爆发的伟大的美国内战的征兆。美洲对于旧欧洲及其微不足道的过时的小型战斗已经不感兴趣了。《论坛报》通知卡尔，说由于财务情况它不得不取消所有的通讯，因此暂时不需要马克思撰稿。这个打击是沉痛的，因为其他一切收入的来源全都枯蝎了，想尽各种办法也都毫无结果。最难堪的是这种贫困状况恰好发生在我们几个大女儿的黄金的青春年代。我们又回到十年前那种痛苦、忧愁和贫困的日子，所不同的是，那时她们是不懂事的五六岁的孩子，而十年后，她们已经是完全懂事、正在发育的十五六岁的姑娘了。事实使我们相信了这句德国谚语：“孩子小操心少，孩子大费神多。”1860年夏，我们把埃卡留斯接来住了两个月，因为他病得很厉害。

1861年春，卡尔到德国去了，因为他迫切需要弄到钱。所谓“英明的”普鲁士国王在圣诞节逝世了，把王位让给了“漂亮的威廉”。[9]这位伍长宣布大赦，卡尔便借此机会路过德国，了解那里的新形势。在柏林他住在拉萨尔家里，常常见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他又从柏林前往荷兰去找他的姨父菜昂·菲力浦斯，他确实慷慨．拿出一笔钱来，还不要利息。卡尔和雅克·菲力浦斯从博默耳回来的那天正好是小燕妮十七岁的生日。幸亏有了这笔贷款，我们这艘破船才从搁浅中脱险，虽然我们往往在混水中，在岩石和沙滩之间，在息拉和哈利勃达[10]之间乱转，但我们到底愉快地向前航行了一个时期。1860年夏天，大女孩们中学毕业，开始选修专科学校为非中学生开设的个别课程。她们跟科尔姆先生和马卓尼先生继续学习法文和意大利文；燕妮在1862年以前还同时向奥尔德菲尔德先生学绘画。丽娜·舍勒尔从1861年4月到9月，整个夏天都在我们家里。秋天，大女孩们开始跟亨利-班纳先生学唱歌。

这年9月，由于安·德纳的调解，卡尔又和《论坛报》建立了关系，还象以前那样，每周寄一篇文章。同时他通过拉萨尔的一个表弟的介绍认识了维也纳《新闻报》的编辑，并被约请为这家“自由派的”报纸撰稿。可惜这两件事都只继续了一个冬天。1862年春，为《论坛报》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卡尔在《新闻报》上的撰稿也逐渐停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为期三周的时间到兰兹格特去漫游，在那儿，我们与班纳夫妇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日，可是这短哲而美好的时光一过，接踵而至的便是长时间的忧虑、拮据、贫困和疾病。为了暂时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困境，1862年圣诞节时我去巴黎，试图向那儿的一个老熟人求援，这人过去一直比较富裕，待人也厚道。我冒着严寒，忧心忡忡地到了这位好朋友家里，他由于曾受到意外的打击，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丁。我去后不几天他就死了。我失望地返回家里，一进门就听见一个可怕而痛心的消息。琳蘅的妹妹，我们可亲可爱的忠实的玛丽安娜，在我到家的几小时之前，由于患心脏病，象一个大孩子一样安然与世长辞了。这个可爱、忠实，勤劳而善良的姑娘五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她爱我，我也非常喜欢她。她的逝世使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失去了她这样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她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圣诞节的第二天，她被送到了最后安息的地方。1861年小燕妮已是处于青春时代的少女了，从这年秋天起，她变得越来越憔悴，几年来，使我们忧虑万分。她患了一种非常讨厌而顽固的咳嗽症，并且常常不断复发，她的身体垮得很厉害。小爱琳娜也失去了朝气勃勃容光焕发的神采，一天天消瘦下去，终于在1861年秋天，正当她要开始上小学的时候，那种极其危险的、往常只有成年人才患的黄疸病的症状却在她这样一个小孩子身上显现出来。

1863年整个春天，小燕妮病得很厉害，经常要请医生看病。卡尔也感到非常不舒服。从恩格斯那里回来以后（他从1850年起每年定期去看恩格斯）也不见好转。我们又在哈斯廷斯海滨过了三个星期，和亨·班纳在一起过了十二天，卡尔到那里来接我们，但看起来他非常难受，一直感到不舒服，到这年11月终于出现了可怕的病症——痈病。11月10日可怕的脓包破了，此后很久卡尔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中。沉重的疾病整整闹了四个星期，引起了最剧烈的肉体痛苦。除了肉体的痛苦，还加上其他一些不痛快的事和各种精神上的痛苦。正当我们濒临深渊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我的婆母逝世的消息。医生建议改换一下气候条件，认为这对卡尔是特别有效和有益于健康的办法。根据医师的建议，卡尔还没有完全复原，就在冬季最冷的时期动身到德国去，到特利尔去清理他母亲的遗产；我们为他很担心，衷心地希望他顺利。他在妹夫康拉第和妹妹埃米莉处住了不久，就到法兰克福的姑母家。从那里他又到博默耳去看望姨父，受到姨父和小南尼达特别细心的照顾。很可惜，因为这时他又需要医药和照顾了。他刚到博默耳，还未痊愈的病就又发作，而且比以前更厉害，因此，从圣诞节直到2月19日他不得不留在荷兰。这个孤独、凄凉的冬天多么可怕啊！卡尔带回来的不大的一份遗产，使我们摆脱了债务和当铺等等的锁链。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一所十分好而又宽敞的房子，房子布置得十分舒适而雅致。1864年复活节，我们就搬到这座新的．舒适的、向阳的、宽敞而且光线充足的房子里。

5月2日我们收到恩格斯的一封信，告诉我们忠实慈样的老朋友鲁普斯病重的消息。卡尔急忙赶去，忠实的朋友立刻就认出是他。5月9日鲁普斯逝世了。在他的遗嘱中除了其他一些人可以得到一小笔钱外，他指定卡尔，我和孩子们为主要继承人。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位俭朴节省度日的人，由于非常勤勉和努力，积存了一千英镑这笔数目可观的财产。他并不想在晚年安稳地和无忧无虑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他给了我们帮助，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使我们过了一年不再操心的日子。卡尔的身体仍旧很虚弱，夏天必须去海滨。他和燕妮先去兰兹格特，劳拉和杜西随后也去那里。我去布莱顿住了两周，那儿我有几个非常相好的熟人，10月12日，我们在新居举行了首次小型舞会，此后，几个小房客也来了。8月，奥古斯特·菲力浦斯来看望我们。圣诞节时，妹夫尤塔从开普敦突然到来，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照样在除夕晚上又来了一次。尤塔是因周游各大洲于2月23日到伦敦的，要在这里住八天，以便乘船再去开普敦。他把卡尔姐姐索菲娅的女儿卡罗琳·施马尔豪森也带到了我们这儿，索菲娅的丈夫已于1862年11月去世。卡罗琳在我们这儿待了四个星期，然后卡尔把她带回荷兰。在那儿卡尔又见到了他阔别十六年的姐姐。同样，他还去亚琛看望卡尔·菲力浦斯和在博默耳的姨父。

卡尔在这一年内给自己巨大的经济著作找到了出版者。迈斯纳答应在汉堡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发表这部著作。现在卡尔正尽全力来完成这部著作。5月16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要到我们这里来。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见面，我紧紧地拥抱了亲爱的弟弟——我孩提时代一起游戏的伙伴，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有十六年没有和他见面了。他拖着重病的身子从美国战争的战场上回到了老家。他被迫在南军打了三年仗，同这支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六个星期以来他得到很好的休养和照顾，又能够每天早上顶着炽热的阳光，迈着大步走遍整个伦敦公园了，这种散步常常唤起他对北美大草原和得克萨斯荒野的回忆。

1862年7月，斐迪南·拉萨尔来拜访我们。他吃力地肩负着学者、思想家．诗人及政治活动家所获得的荣誉。新鲜的桂冠还戴在他的奥林帕斯神的额头上和芳香的卷发上，或者不如说戴在他那黑人的粗硬的头发上。他刚刚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的进军——活动的伟人们准备了新的政变。剧烈的斗争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没有探索的科学部门还多着呢！埃及学至今还没有人去研究，“我现在应该作为一个埃及学者而震动世界呢，还是作为一个活动的人物，一个政治家，一个斗士，一个兵士而表现自己多才多艺呢 ？”真让人左右为难！他在思想和感情之间犹豫不决，而这种内心的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他象旋风一样在我们的房间里打转，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而且往往把音调提得很高，我们的邻居被这种不寻常的叫喊吓坏了，跑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伟大”人物内心斗争处于尖锐矛盾的表现。他父亲病重的消息使他留在伦敦。他和他的叭儿狗——洛塔尔·布赫尔就此分手。洛塔尔·布赫尔在1862年博览会[11]期间曾把为他跑腿，打听消息、传递信件、安排娱乐活动的全部事务包了下来。我不能不说在那次我们大家组织的去温莎和弗吉尼亚海滨旅游时，布赫尔的确非常“听使唤”，他无愧于他“大总管”的光荣称号。

拉萨尔的自大狂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同情，他急忙离开我们去瑞士。在那里，在“伟人”群里，他找到了他的灵魂所渴望的东西：对自己更多的同情和崇拜，他同那些谄媚者和食客混在一起，彼此气味相投。他回到柏林，不再说他要作一个埃及学者、兵士．政治活动家、诗人或者思想家，他选择了还没有走过的道路——工人救世主的道路。舒尔采－德里奇领导工人储钱箱的运动已经很多年了。他受到攻击，于是就开始了一个“工人解放的新纪元——欧洲人没有见过的．只有通过直接选举和普遍平等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拉萨尔作为救世主和传教士周游德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工人运动产生了，并得到政府的默认，这样也就得到了间接的支持，因为政府在对付它十分恼火的进步党的政治斗争中，这一运动对它是求之不得的。

至于“拉萨尔学说”，这是对卡尔二十年来所制订的学说的无耻的剽窃，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完全反动的东西，结果，就把真理和臆造骇人听闻地混为一谈。然而这仍旧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优秀的工人正确地了解事情的本质，而其余那些还渗透着行会习气的庸人市侩，却狂热地醉心于新学说，被新学说的虚伪的光辉照花了眼睛。他们迷恋于新的救世主，对救世主产生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拜。这些人所焚烧的圣香使半个德国如醉如痴。现在，拉萨尔已经躺在布雷斯劳的犹太人墓地（他在日内瓦决斗时被一个瓦拉基亚的青年打死），还有不少人对他崇拜、奉承和歌颂。拉萨尔留下遗嘱，指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为他的主要继承人，并把巨额财产留给其他“瑞士的新朋友们”。他的母亲和姐姐声明不同意这个遗嘱，关于这件事的诉讼还没有结束。同时他指定伯恩哈特·贝克尔继续替他领导工人运动。圣诞节，由施韦泽和霍夫施泰滕发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即“拉萨尔派的报纸”出版了。卡尔和恩格斯答应为它撰稿。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必须同这些完全出卖给政府的反动报纸断绝关系。这一声明的结果就是对卡尔的又一次迫害；就是今天，小资产阶级集团仍然咬牙切齿，在他们的各种刊物和小册子上声嘶力竭地狂吠怒嚎。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9月住在柏林时和这帮人来往甚密，曾被这帮人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愚弄，因而现在不得不为自己的轻信付出很高的代价。

[1] 德文“Wolf”意思是狼，发音为“沃尔弗”，而在拉丁文中“狼”是“lupus”，发音为“鲁普斯”。——编者注

[2] 1849年。——编者注

[3] 政府利用马克思于 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编者注

[4] 指罗马，因罗马城内有七座小山峰。1849年法国军队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目的在于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编者注

[5] 11月5日——英国历年纪念的“火药阴谋”日；在这一天暗杀者（盖·福克斯是其中之一）打算轰炸议会大厦，炸死两院议员和国王。——编者注

[6] 指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编者注

[7] 指当铺，当时英国当铺门前常挂三个球。——编者注

[8] 神圣之路（via…）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后来“神圣之路”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泛指一般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编者注

[9] 弗里德里－威廉四世于1861年逝世，他的继承者是威廉一世。——编者注

[10] 希腊神中的两个怪物，他们盘踞在窄长的海峡的峭壁上，危害所有路过的航海人。这里的意思是指处在两面夹攻的危险中。——编者注

[11] 指1862年5月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编者注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老婆说他们由于一些小事而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和争吵……所以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传记，就无法理解他们的魔鬼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看看他们的生平就知道了——马恩和列斯毛类似，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狱里涌动的。

谢选骏：卡尔·马克思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魔鬼先行者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美]威廉·布朗沙尔/著 林进平 段青/译 现代哲学 2016-10-10）报道：

引言

显然，从卡尔·马克思暴躁的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有些反叛。他在与周围环境的不相容中经常存在冲突——伴随着他强烈的抱负。他早期的一首诗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边走向灭亡，

听不见我热情的呼唤。

许多作者已对马克思这一魔力般的破坏性的方面进行过评论，但这只是他性格的其中一面。他也有感受正直和高尚的强烈要求。在他关于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中，他表达了为共同福利而劳动以及为人类牺牲自己的愿望，如此一来“高尚的人们的热泪”将会洒落在他的骨灰上。

因此，我们认识了一个对于个人美德感——但肯定不是为了宗教团体的个人美德感——有强烈渴望的年轻人。马克思决心将人类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他很可能会在这样的斗争中使自己受到伤害。他早年写的诗，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再次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渴望爱情，却发现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重大灾难之前的短暂时刻。最终他们满身鲜血地死去——通常将女主人公也一起带进坟墓。

很明显在当时看来，嫁给卡尔·马克思的那个女人的日子不会好过。

在马克思青少年时期，他以为未知的事情而受苦和奋斗而感到相当自豪，这唤起了他无尽的痛苦——读书或者写诗到半夜然后第二天疲惫不堪地起床。但他的父亲不赞成他这样蓄意受苦，于是告诉他要改过自新、像个男人。像这样对烦恼和痛苦不加掩饰的表现是一种“软弱”。一个真正的男人从不以自己的痛苦、苦恼以及“病态的多愁善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62页。加累于他的女眷。崇拜父亲的卡尔尽力顺从了——至少在其中一方面。他仍感到苦恼，但不再如此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他的痛苦。

对犹太人和金钱的态度

但是有许多为美德感到苦恼的反抗者。决定卡尔探索的领域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经济学领域呢？难道关于资本的书对于一个想法里充满暴力、血腥以及牺牲的革命者而言看起来不是一个枯燥的主题吗？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能通过考查他与其父母的互动而得到。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给拉萨尔（他称之为“犹太男爵”）的绰号以及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话——由于他的黑色皮肤以及卷缩发，拉萨尔或许是一个“犹太黑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页。——都是他特有的表达自己讨厌犹太人的有点傲慢的方式。但是，他对犹太事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吝啬的友爱并非不为人知。当他1843年在科隆时，他写信给阿诺德·卢格（Arnold Rouge）：“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省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明显有一些矛盾。一方面，它有一种强烈的和挖苦的敌意，另一方面，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福利事业的微妙而又不会被误解的关心。但是围绕着这每一种情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犹太人是寻求他帮助的受害者时，他不会承认一种兄弟情谊的情感，但他至少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以“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当他将犹太人视为富有的、有权力的资本经营者时，他最强烈地鄙视他们。在他关于拉萨尔（那时他处于名气和财富的顶峰时期）的“犹太黑人”那封信中，马克思也谈到“痛恨这个暴发户炫示他的钱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60页。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情感是分裂的，在许多试图解释马克思著述的人的极端看法中也有类似的分裂。达戈贝特·鲁内斯（Dagobert D.Runes）编辑了一本包括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内的书，取名为《没有犹太人的世界》（Marx，1959）,其暗示是书名是马克思自己的，而马克思只写了一篇反犹的论文。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将如尼的误译作为对马克思态度的极度曲解，以及故意试图将他描绘成丧失人性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提及。但是在为马克思辩护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把马克思称为反犹者只是冷战宣传罢了”（Fromm，1964）。

拉比·埃米尔·法肯海姆(Rabbi Emil Fackenheim)以十分明确的言词追击弗洛姆，称他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一种辩解的不诚实”。这再一次将他的论点带向另一个极端，他将马克思描述为一个邪恶的反犹者，并说：“鉴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将这种19世纪的诽谤与20世纪的苏联政府的反犹太主义或者强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它甚至残酷对待非共产主义的左派）联系起来，都并不牵强。”（Fackenheim，1970）

当然，在俄国，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有对犹太人有组织的杀戮，现代苏联没有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基础，其政策是简单地完全忽视这些文章、并佯称在苏联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而且，我们越接近最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就会越少发现反犹太主义的迹象。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竭尽全力以确保完全代表了共产党中的所有少数人群体——从犹太人到格鲁吉亚人。

那么，马克思对于犹太人的矛盾情感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早期经历呢？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最近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断言马克思对犹太人有着强烈的认同，认为对马克思而言犹太人代表着无产阶级。他告诉我们“这两种形象的相似之处有意无意地表明马克思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他通往对无产阶级看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是联系他当下的人格认同与他逐渐使自己的未来与其相融合的群体之间的一个纽带……”（Seigel，1978）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试图表明：实际上，真相正好相反，简而言之，马克思将犹太人视为资本家，他反资本主义的根源从更早期时他对称之为“犹太人的敛财”的厌恶就显露出来。

让我们从马克思的家庭出身开始讨论他的教养。他父亲是特利尔的拉比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个荷兰的拉比的女儿。他的名字“马克思”是“莫迪凯”（Mordechai）的缩写形式。他的父母都改信基督教以更好地与当时的德国融为一体。在莱茵兰不允许犹太人开业当律师，而卡尔的父亲，亨利希（原来的名字是Herchel）·马克思，为了从事他的职业改变了宗教信仰。他的母亲无疑是更“犹太人的”家庭成员。直到她父亲去世后她才改变宗教信仰，而她给荷兰亲戚写的信中也充满了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在家里她多半说意第绪语。当孩子们在1824年受洗礼时她登记的宗教信仰是犹太教，直到她父亲1825年去世后她才接受洗礼。

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能说一口清晰的德语。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密友之一——拜伦·冯·威斯特华伦，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燕妮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妻子）的父亲。

他的父母都很重视钱，而他的母亲绝对是吝啬的家庭成员的代表。她总是告诫卡尔在任何领域都不要没有节制——包括花钱方面、饮食方面以及晚睡晚起方面；她尤其讨厌凌乱或者污秽。卡尔在其后来生活中做的都是和她的任何建议截然相反的事情。

亨利希·马克思尽管在花钱方面并不吝啬，却决意让他的儿子在这方面有所克制。卡尔这个在很多方面性情反叛和傲慢的青年，很崇拜他的父亲，因此设法取悦父亲、赢得他的赞赏。在金钱管理方面这对父子看起来是意见不合的。在亨利希和卡尔最早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会感受到关于金钱的这种矛盾。卡尔似乎决定将自己置于一种随时需要的经济援助的危机状态，他的父亲则一定要他把花费记录下来并做好预算。卡尔似乎在许多方面接受了他父亲的建议，但在这方面违抗了父亲。但是他的违抗从来都不是公然的，相反地，他无视所有财务问题直到自己遇到财政危机为止。

在卡尔的整个大学期间，亨利希一直告诫儿子他的挥霍倾向、节约简朴的必要以及在金钱问题上要谨慎。我们时常从亨利希信中发现这样的话：当月的金钱已被花光了；他无法再寄出更多钱；卡尔应该做记录、做预算、精确地记账。

卡尔的确给父亲寄了一些账单，但他们很难懂。以下这封信是来自于他父亲众多信的其中一封：

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39页。

很明显马克思对来自家庭的关于清洁、整齐以及节省方面的压力反应强烈。他母亲尤其坚持这些，在她不多的信中她强调管理金钱、擦洗房间以及保持事物井然有序以形成规律的学习习惯的必要，不要通宵熬夜。马克思的父母亲都为他挥霍时间和金钱的倾向而忧虑。

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尔谈到他的规划、他的想法、不眠之夜、梦想以及他心灵的痛苦。他详细地阐述这些，并没有在金钱问题上直接面对亨利希。相反，他用花掉钱以及对于预算和开支的一些不规则的、不精确的标记来回应父亲。亨利希的一些答复似乎是马克思后来作品中鄙夷的形象——小市民——的典型。在一封很长的信中，年轻的马克思倾诉了他的想法、感想以及规划，亨利希的回应是指示他减少如此大的信件的邮费。

要是你写给我的信很厚，而且用通常的邮寄法，那邮费会相当贵。前一封信就花了一个塔勒。包裹寄快件也是贵的——上次寄的包裹也花了一塔勒。今后如果你想多写，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写吧，好让我们多知道一些形形色色的事。以后可把写的东西打成邮包，随行李马车运走。你总不会因这些有关节约的小意见而见怪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52页。

但是马克思生气了，尽管他的依赖状态使其很难在当时直接抱怨。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经济独立。亨利希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除了一段简短的附言以外）包括这样的提示：“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85页。

据我们已知的，父亲的恼怒没有得到卡尔的反驳，但他也没有试图改变。父亲去世三年后，即1841年，他从柏林大学毕业的证书中有记录表明他是一个好学生却多次被控欠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98页。没有迹象表明卡尔曾试图与其父亲或母亲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为了避免与父母在这一可鄙的品质上有任何相似之处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当卡尔和燕妮结婚时，她从自己母亲那儿收到一笔礼金。卡尔和燕妮将钱放在桌上一个打开的保险箱里。任何前来拜访的人都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很快保险箱就空了。这件事发生于他父亲去世近五年后，卡尔依然反对他所认为的亨利希对金钱过度谨慎的态度，而且他依然身受母亲对其资金的严格控制。正如卡尔所说：“我不是一个像我父母那样追逐金钱的犹太人；钱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在他父亲去世后，卡尔和母亲之间就金钱以及她对他那微薄遗产的控制有过多次争执。她不允许他愚蠢地在革命杂志上花很多钱。她对他的著名评论具有他们争执的特征：“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写关于资本的书该多好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6页。

关于犹太人问题

在1842年11月，马克思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两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犹太人比基督徒距离解放更远。马克思当时是《莱茵报》主编，他认为一篇较长的对鲍威尔著述的回应是阐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最好办法。他已经被灌输了许多反犹太主义思想——这是当时德国的典型特征。他对穷人以及被压迫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对鲍威尔那两篇文章的回应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5页。，马克思显示出他作为作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力争尽可能从最广的视野看待他的议题。他藐视地方性问题乃至纯粹的民族观——例如在德国的犹太主义。因此他力图根据历史、政治以及人之自由来弄清犹太人问题的世界性意义。他认为鲍威尔在关于犹太人受迫害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相当狭隘的态度。但犹太人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解符合有关社会和经济总体状况的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明显受到他那个时代和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集中抨击的是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资本积累。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他将犹太特性与赚钱联系起来作为对社会正义的共同威胁。摘录如下一段话：

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页。

这里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但马克思所做的远远超出仅仅重复他那个时代反犹主义的陈腔滥调。正如他所说，他试图阐明的是，这种同样的唯利是图已经变成现代世界的社会风尚。他说，犹太人已经解放了自身，不是通过攫取金钱，而是因为通过犹太人的影响，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因此，在基督徒已经变成犹太人的意义上而言，犹太人已经解放了。

既然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他究竟为什么将犹太人置于辩论中，或者一旦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考查金钱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但是他似乎特别需要担忧犹太民族的那一本质及其与金钱的特殊关系。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经常被描述成自我憎恨。但是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有很多方面。由自我憎恨所促动的一个人会力图避免模式化特征的所有方面。他既称赞作为犹太人特性的知性主义又谴责它。犹太人被其朋友们说成是有学问的、博学的，被其贬低者说成是书呆子气的和吹毛求疵的，而国际主义作为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样。喜欢这一特征的人把它说成是世界大同主义和善于处世的老练，那些不喜欢的人将它称作是忠诚感的缺乏、不爱国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行为。犹太人是“书的民族”，马克思接受了自己的书呆子气，并坦率承认他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是“终日埋头读书”（Anonymous, no date, 268）。这同样适合他的国际主义。他引以为傲的是他能从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从宗教教义的有限范围、民族或文化视角的角度考虑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父母亲使他恼怒的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那一方面，但他保留了其知性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都是他父亲的特质。

与资本的对抗

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也没有讨论“犹太人问题”。相反，按照他的习惯，他似乎将自己对于犹太人敛财的看法阐发成一种包括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对他而言，甚至犹太人的世界性意义也是一个太狭隘的论题。他必须继续讨论赚钱在各个方面的世界性意义。随后在《巴黎手稿》中，当马克思第一次试图阐发一种关于金钱的经济意义的全面看法时，他也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感情上的演变。他处理问题的方法表现为抨击节约而不是为消费辩护的形式，这是他的特点。他的有些话语听起来像是对父亲曾经的斥责信的一种迟来的答复——一种当那位老人活着时他无法给出的答复。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马克思不仅是在对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事情做出反应，也是在对自己的个人经验做出反应。他反对工业国家过量的劳动时间，也反对通过工作和节约的道德观为人的贫困做辩护的企图。但在他著作的感情上的特性中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节约意味着自我异化。那是一个全是或者全否的命题，那是人的财富，或者是人的价值又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死气沉沉的、单调的、非人性化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更多涉及个人的因素潜藏在他的论述之中。在这些早期手稿中也有对于资本家的抨击，这和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非常相似。

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33页。

每当发觉这样的愤怒，我们都有正当理由推测，这样的描述对理论家而言有一种高度涉及个人的意义。这一点在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看法中也明显适用。在这样的文章中，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能得到更公开的揭示，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了。马克思能够证明资本家迎合、怂恿其牺牲者，刺激其感官性，贪婪地攫取金钱，因为他不再有意将这些特质与他的父亲、他早期关于犹太特性的观念联系起来。他憎恶的不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

他需要对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更大、更加广泛存在、更险恶的魔鬼。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试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犹太人血统联系起来。他偶尔会释放一些对金钱的“犹太人的”本质的暗中讥讽，但这些表述极为罕见。它们主要是附带的评论，而且不再构成其主题思想的基本特征。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马克思看不起犹太教，但当犹太人组织需要他帮助时他也会援助。他并非不受反犹太主义的诋毁的影响，但他也不符合近代犹太人的反犹者的形象——那些人试图通过可鄙地抨击“另一类的犹太人”来讨好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多数派。这在他的政治发展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的政治理念的唯一的——乃至最重要的——根源。

断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只不过”是他年轻时反犹主义——起于他与父母的矛盾——的结果，这是一种十足的过分简单化。他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经济问题在感情上对他的影响。它没有解释他理论的全部特征或成熟的发展。马克思对于父母的恼怒以及对于自己视为“犹太人的”金钱饥渴的憎恶，都起到促进他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的作用，但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的研究中，他很快就不再提起这些观点。尽管他从未否认自己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著述（他不是一个会否认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的人），他也没有再讨论那一问题。他成熟期的著作中没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和犹太人之间的任何本质关系。

（责任编辑 林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是黄俄的教材，但是却在无意之中透露了——卡尔马克思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魔鬼先行者！

1、这俩都有魔鬼般的破坏欲；

2、这俩都是拥有犹太血统的反犹主义者；

3、这俩都用大批的徒众；

4、这俩都说德语

……

（请继续列举）

谢选骏：中囶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接下来的情况才会更糟

 

《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米尔顿·埃兹拉蒂 2024-02-27）报道

如果外界泄漏的消息和流言可信的话，在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共已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举措，推出解决经济中的房地产危机的新方案。

这些行为只能被描述为政府对住宅房地产的接管。该方案将大力强调租房而非自住，并由政府购买已经破产的房产。根据这个计划，中共政权在房地产中的作用将从目前的5%上升到30%。

这种行为必将使整个国家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如果说这些计划能暂时掩盖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它们将造成巨大损害。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和中共的所有计划仍不明确。公众所知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泄密和一些含糊不清的政府公告。事实上，中共政府已承认尚未制定出所有细节。他们总是声称会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现有的消息表明，中共的“新模式”似乎准备在五年内每年投入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购陷入困境的私人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将其重新用作出租房产。该计划的其它描述还提到将在未来五年内在35个城市建造更多的住房，其中一些是有补贴的出租房，共计600万套新住房。根据该计划，政府当局将对购买此类住房的人群施加严格限制。它还将进一步禁止购买者在公开市场上交易他们的住房。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政策助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声称，由此强化的政府角色，将在两个方面起到作用：它将使中共政府能够控制过剩的供应，并为住宅房地产价格设定底线。

这种雄心壮志自然值得怀疑。首先，中共政府是否拥有执行此类计划的财力，甚至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如果它能找到足够资源的话），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未可知。其次，中国已经有大约700万套空置住房，而人口却在不断减少，因此，新增的600万套住房——无论是租赁住房还是其它住房——将如何控制供应或压低价格，还是个未知数。

然而，中共管理房地产能力的更根本问题，仍源自于当局迄今为止对房地产非常糟糕的管理。2020年之前，中共积极鼓励私人住宅房地产开发，推动地方政府支持此类企业，并确保为开发商和购房者提供宽松的信贷条件。

私人建筑商和投机者积极响应，举债开发越来越多的非正常房产项目，以至于在中国满足住房需求的同时，住宅开发却达到了约占中国经济总量30%的天文数字。2020年，中共政府突然取消了所有这些财政支持。毫不奇怪的是，高杠杆、高扩张的开发商很快就开始倒闭。

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

如果中共政权了解自己的糟糕状况，就会逐步取消支持，让开发商和购房者有时间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共政府本应在开发商首次倒闭后立即采取行动，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本可以缓解债券持有人和金融机构账面上如此多问题债务的不良影响。

通过向开发商提供特别信贷——不是为了救助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完成已经签约并已收到付款的房产——中共政府本可以挽救数百万预购房产的中国家庭付出的巨大投资。这种帮助本可以增强中国房主和购房者对房产市场的信心。

然而中共政府对此无所作为，导致金融市场在如此多的问题债务下忧心忡忡，没有足够资源来支持经济的充分增长。尤其是那些购买了烂尾楼公寓的众多家庭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削弱了公众对购房和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消费者支出萎缩，而购房不足压低了房地产价值，从而侵蚀了所有中国房主的净资产，进一步抑制了国民信心和消费者支出。

浪费了两年之久的宝贵时间之后，中共在2023年末提出了试探性的、不充分的缓解措施。在2024年的最初几个月，中共似乎确定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解决方案：由政府接管房地产开发和定价控制权。

迄今为止，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严重管理不善很难让人对其控制中国大部分住房存量的计划产生信心。毫无疑问，如果北京能够有效利用涉及的庞大资金，将能暂时掩盖房产危机的直接冲击。但若非如此，这些计划将从根本上，甚至是永久性地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财富因素是造成这种破坏的关键。大约50年前，在中国，随着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这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无论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房地产都是家庭财富的支柱。在中国，积累财富的梦想为中国的劳动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一旦财富开始增长，就会鼓励消费和使用信贷，这两者都刺激了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高速增长。

拥有住房的重要性及其所提供的动力显而易见，统计显示，超过80%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链接），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66%（链接）。

中共似乎计划控制市场，强调租房，这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引擎构成了威胁。即使允许购买，中共的计划也限制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新房产，从而损害了财富的创造。实际上，这项政策将让这些房产更像有长期租约的出租房，而非代表家庭财富和所有权的房屋。

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情况将更加糟糕，尤其是中共政府强行推行这些计划，那么中国未来将面临比现在更严峻的经济问题。习近平和他的一众中南海高官们将关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动力和增长引擎。

作者简介：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

网民嚎叫：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厉害锅的武汉肺炎还是全世界千万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瘟疫之后的后遗症至今没有消除。回到文革，怎麽闹都不关外界的事。如果不被厉害锅打垮，世界还要遭殃。

2024-02-28 01:51

slsl 楼下的，那些五毛红粉干嘛要整天骂美国，和他们有关系吗？

2024-02-28 00:55

豺狼虎豹

这些美国白蟑螂，中国的事用你们瞎操心？你们怎么这么关心中国啊？和你们有关系吗？

2024-02-27 23:22

谢选骏指出：人说“接下来的情况将更加糟糕”——我看他不懂“中囶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接下来的情况才会更糟”。那么以前的“崛起”算怎么回事呢？嗨，那不过是血汗工厂、寅吃卯粮……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刻罢了！这点远见都无，就来谈论中国问题，这些外国的中国通，误导全球五十年。

谢选骏：中囶共产党想要惩治叛徒莫言

《万人支持起诉？请在这场“人渣大合唱”中保护莫言》（林中的维吉尔 2024-02-27）报道：

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不得不说，微博真是个奇葩的地方。

这两天，微博网名毛星火等人在网上炒作起诉莫言的事情，诉讼理由是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小说当中找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章句，愣说莫言“美化侵略战争”“贬低中国人民” 等等，诉讼请求则要求“莫言向全国人民道歉”、“赔偿全体国人名誉损失费15亿元”等等。

有的人真的受了这种贴文的煽动，到法院去交了起诉书。还洋洋自得的在网上秀出了他在法院的排号。

而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张罗此事的人居然在网上搞了一个投票，结果一万多个投票者当中，居然有九千多个赞成起诉莫言。

很多人在这个新闻之后惊讶于当今互联网对莫言恶意之浓厚——实话实说，这九千多个投赞成票的人当中，我都怀疑是否能有小一半的人真的看过莫言的小说。可是他们就是能够在看了一篇寻章摘句的大批判文章之后，一口咬定莫言有罪，这是怎样素质和道德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着实令人怀疑。

不过我觉得更加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煽动这场投票者和投票赞成者几乎在自然而然当中展现的那种恶意——可能煽动此事的人自己也觉得，构陷这样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自己着实有点“底潮”，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搞了个投票，摆出一副“是非功过自有公论”的架势，好像集了近万人的赞成票，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说：“你看莫言的“辱华”都引起公愤了，我起诉他没错！”

甚至我估计，我们这些人写文章为莫言申辩，也会有人阴阳怪气的说：“民主”不是好吗？现在大家投票赞成起诉莫言，这就是民主的实践啊！怎么，这时候你们要双标了？

如果有人居然真的这样认为，那我怀疑我是否是在跟一个没受过半点人文教育的原始人在说话。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雅典，曾经有一项古怪的法律，名叫陶片放逐法。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施行的一条法律。该法律规定，如果雅典公民们认为城邦内某人的威权已经大到了足以威胁雅典民主制度，那么就可以在陶片上写下他的名字，丢到某个特定的广场上去，等到广场上某人名字的陶片积攒到一定的数量（一般是6000个），就可以启动一定的审判程序，决定是否放逐某人，放逐期间这个倒霉蛋的家产会被得到保护，但会被剥夺公民权，并在五至十年内不能回到雅典城邦。

当然相比微博上那个投票起诉莫言的闹剧，我觉得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多少还理智一些，毕竟“陶片放逐法”往往只针对一些政治上的大人物，而不会针对莫言这样一个写书的，其暂时剥夺的也只是这个人的政治权利，而不是要至其死地而后快。

但我们在陶片放逐法当中，依然可以看到雅典人有一种幼稚而野蛮的天性：他们觉得群体意志可以无限度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肆意剥夺一个个体当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当一群人看某个人不顺眼的时候，即便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做，群体似乎依然可以以多数人投票的方式去对无辜个体施加处罚。

这就是陶片放逐法背后的思维逻辑，而这种思维逻辑再向前发展，也就是传说中的“暴民政治”，在雅典共和国末期，雅典人以“民主”之名进行了很多堪称丑恶的表演。比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同样以公投的方式，处死了有功于国的十将军，又在战后以败坏年轻人道德的名义公投处死了苏格拉底——后者在西方政治史上更为著名。

是的雅典民主制在其行将灭亡时一系列的丑恶表演，直接导致“民主制度”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在欧洲一直没有什么好名声。从柏拉图到西塞罗再到马基雅维利，一直将雅典式民主看做一种很差的政治体制，甚至还没有君主制可爱。

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其实大家都误会民主了，造成雅典式公投闹剧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雅典人滥用了这种制度，让它无理由无底线的去侵害了一个无辜个体的私人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一条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意识，只要求个体无底线的去服从威权，那么掌握这个威权的无论是民主、还是君主，其本质都将是一种专制。社会将在权力不加节制的权力的肆意挥舞下尸横遍野，最终没有人能从这样的制度中得利。

所以，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这些启蒙思想家，在呼唤民主之前首先都会呼唤另一种东西——法治，他们呼唤社会要先建立一条刚性的、公平公正的、任何人不可逾越的“群己权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脱离了对私权的尊重，都将带有危险的气息。最终公权力通过何种方式去实现——是靠君主一言决之，还是民主投票，相比这件事来说，反而不那么重要。

所以比民主更关键的是法治，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的：“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其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最终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到头来不受这份不公的侵害。”

具体到莫言被万人投票支持起诉莫言这件事，我们要问的一件事其实是，这种用显微镜寻找他人言论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语，然后极尽所能的展开丰富联想，进行疯狂的构陷和攻击。然后搞个什么网络投票，煽动支持者去举报这种事情，真的是可以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么？

如果可以，那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每天在朋友圈里说那么多话，谁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这样显微镜式的审查？

但凡有人想要构陷你，把你几句话摘出来，也对给你搞个这样的起诉，请问你怎么办？

而信不信，即便你不如莫言老师那般有名，真要让那些构陷者做成了气候，到时候给你来个起诉公投，集个上万支持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因为对于那些点“支持”的人来说，毁灭你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所以这种风气一旦成了气候，最终将毁灭我们所有人——我们要么变得人人自危，所有人都不敢乱发朋友圈，甚至不敢作哪怕艺术和文学的表达。舆论空气将在这种愚蠢而自发的窒息下走向死亡。

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彼此之间无休无止的互相上纲上线、攻击构陷当中，一旦发觉某人要这样“整”你，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这么一出去“整”他，这就是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再或者，这两种灾难会同时降临，所有人都将在自身安全的追逐不安和对他人的恶意审视中谨小慎微的过日子。

请问，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么？

所以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人家古希腊人两千多年前的所犯得错误，我们今天拿来再犯，是不是显得我们太low了一点？

再问一句，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诺贝尔文学奖大师，我们能不能对他稍微好一点？

请在这场“人渣大合唱”中保护莫言老师，保护莫言，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私权。

网民嚎叫：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6:05:38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7 14:48:13所以我说中国不是没有好人，但是大部分确实是坏人。尤其是近些年来，人渣上蹿下跳，习胖推波助澜，一个骗子国搞得乌烟瘴气。十几亿面前的一万人不到是大部分？你与那一万人都是“好人”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6:01:55

就是一场闹剧。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2-28 01:47:29

敢在我D眼皮子底下搞投票？胆儿肥啦！活得不耐烦了？哈哈哈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莫言是共产党狗官，还是劫匪军干部，但他里通外国拿奖金，显然合乎《反间谍法》的审查标准了，很可能成为“刘晓波二世”。现在，没有中囶共产党的许可，网上言论可能传播吗？显然不能。所以，这是中囶共产党想要惩治叛徒莫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