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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8日星期五

谢选骏:中国电动汽车整合全球

《中国电动汽车会摧毁美国车企吗》(ROBINSON MEYER 2024年2月28日)报道:


这发生得很快——快到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集团(就是那家拥有道奇、克莱斯勒和吉普,名字奇怪的公司)陷入了大麻烦。

我这个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蠢。尽管汽车工人长时间罢工,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去年都挣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三家公司也都预测将在2024年迎来大发展。但最近,三巨头发现自己落于人后,都没能实现电动车销售目标,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廉价外国电动车冒了出来,准备涌入全球市场。

大约十年前,美国政府对三大汽车制造商施以援手,并发誓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不过,联邦政府很快将不得不再次帮助三巨头,以及美国汽车市场的其他组成部分。而且,政府这次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这样才能事不过三。

三巨头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一批新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专门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的比亚迪。这家公司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它去年销售了300万辆电动车,超出所有竞争对手,它目前在中国的产能足以实现每年生产400万辆汽车。但这还不够:它正在巴西、泰国、匈牙利和乌兹别克斯坦设厂,并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加到生产地名单上去。电动汽车的洪流即将到来。


比亚迪以很高的性价比击败了所有来自西方的汽车。本月早些时候,比亚迪推出了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不错的纯电续航里程,零售价仅略高于1.1万美元(7.98万元)。比亚迪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与其他中国制造商一样,它也受益于国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这只能解释部分成功。事实上,比亚迪——以及拥有沃尔沃和北极星品牌的吉利等中国汽车制造商——非常擅长造车。它们利用了中国在电池行业的主导地位,将生产线自动化,把自己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巨无霸。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尤其是比亚迪,代表了世界上的一种新事物。它们标志着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复杂性积累过程已接近完成:这个国家以前制造玩具和衣服,后来制造电子产品和电池,现在则制造汽车和飞机。更重要的是,比亚迪和其他中国车企正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汽车公司,有能力制造出在成本方面与燃油汽车直接竞争的电动车。

表面上看,这是件好事。如果我们想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话,就需要更多的电动车,而且要更便宜。但这给美国的决策者们带来了一些迫切的和棘手的问题。比亚迪宣布推出售价7.98万元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后,它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贴称,“这个价格会让(汽油)车制造商们瑟瑟发抖。”问题是,许多汽油车制造商在美国。

福特和通用汽车曾在三年前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电动车转型计划。但没过多久,它们就遇到了困难。去年,福特每销售一辆电动车就亏损逾6.4万美元。自去年10月以来,福特已推迟了其中一家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厂的开工。而通用汽车则在启动新的Ultium电池平台方面遇到了问题,该平台被普遍认为是其未来所有电动车的基础。福特和通用汽车在电动车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功——福特的野马Mach-E和通用的雪佛兰Bolt销量还行,但它们没有达到特斯拉或现代汽车那样的水平,这两家汽车制造商的工厂设在对工会不太友好的“阳光地带”州。

福特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近透露,公司已有一个秘密研发团队,正在研发一款可与特斯拉和比亚迪竞争、廉价、实惠的电动车。但生产电动车并实现盈利需要有组织能力上的技能,与其他所有技能一样,发展这种能力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即使福特和通用汽车现在推出创新的设计,它们在完美地执行这些设计方面仍将落后于竞争对手。

福特和通用汽车面临的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虽然表面稳健,但掩盖了一个结构性的弱点。尽管这两家公司近年来的总体表现良好,但它们几十亿美元利润的绝大部份来自向一小部分人销售数量相对较少的车辆。具体来说,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收入主要依靠向富裕的北美人销售皮卡、SUV和跨界车。


换而言之,如果美国人对卡车和SUV的兴趣减弱的话,福特和通用汽车将遇到真正的麻烦。这给它们带来了一种战略困境。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必须跨越从一种商业模式到另一种商业模式的桥梁:他们必须使用销售卡车和SUV的坚固收入来补贴不断增长的电动车业务,并学会如何让后者盈利。如果它们能迅速跨越这个障碍,就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来自SUV的利润在它们准备好做电动车生意之前就崩溃的话,它们将掉进深渊而毙命。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廉价电动车洪流带来的问题如此之大:这个洪流可能会在福特和通用汽车把桥建成之前将其冲垮。甚至一波来自阳光地带汽车制造商具竞争力的电动车造成的冲击(比如,起亚的三排座EV9 SUV),也可能会在福特和通用汽车做好准备之前侵蚀它们的SUV利润。

也许三巨头应该被摧毁;毕竟,是它们让我们最初迷上了SUV,然后在电动车竞争上落后的。但让它们消亡对拜登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选择。拜登在总统任上的目标之一是展示脱碳的目标不仅对美国经济来说可行,而且能重振铁锈地带依赖化石燃料的濒临崩溃社区。拜登也寻求并已赢得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这家工会刚与三巨头签订了一份慷慨的新合同,需要它们今后能蓬勃发展。换句话说,拜登有理由帮助三巨头,即使不考虑严峻的竞选现实:在密歇根州的传统汽车行业工作的人比任何其他州的都多,而拜登要想成功赢得连任,基本上需要他在11月的大选中赢得密歇根州。(回想一下,特朗普在2016年以略低于1.1万票的优势赢得了密歇根州。)拜登不能让中国再次冲击中西部汽车经济的可能性出现。那他该怎么办呢?

好消息是国会已经为他做了一些工作。你也许听说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里有对国内电动车生产提供的慷慨补贴。 它能帮助三巨头吗?能,也将会,但仅靠这个法案还远不足以使这些公司免受中国电动车带来的威胁。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正准备以3.5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小型纯电沃尔沃EX30 SUV。这个价格似乎包括了特朗普政府开征的25%关税,该车的性价比完全可与美国车企如今所能做到的相竞争,即使后者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补贴算了进来。


光有补贴恐怕还不够;拜登将需要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事情在这里变得复杂起来。虽然保护美国汽车市场免受中国电动车冲击的理由显而易见,政治上完全必要,但也极为棘手。短期内,美国汽车制造商——就连特斯拉和Rivian等本土纯电动车制造商在内——也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廉价汽车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拜登必须小心行事,不要将美国汽车市场与世隔绝,将美国变成汽车工业落后,充斥着造价昂贵、耗油的大车型之地。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代表了全球汽车行业几十年来面临的第一次真正竞争,美国的公司必须面对其中的部分威胁,这对它们自己有好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感受刀架在脖子上的寒意,被迫站起来面对这一挑战。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其中一种是向美国公司暗示,未来几年对中国汽车采取的任何进口限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这也许会鼓励美国公司尽量从新的中国对手那里学习一切它们能学到的东西,克服自己的傲慢,认识到中国公司现在比美国同行们更了解电动车制造的各个环节。这意味着,尤其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必须认识到气候友好型技术代表着全球工业的未来。特朗普正在威胁说,如果当选,他将废除《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尽管该法案里充满了旨在帮助美国与中国电动车竞争的政策。在摧毁美国汽车工业的全球地位上,没有比这更快的途径了。


美国想要做的事情确实很难。我们想保留旧的化石能源经济的经济地理和机构,同时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零碳世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大型车企——都嫉恨中国实现了一个可以说曾是嬉皮士和环保主义者们的目标,即让电动车变得受欢迎和便宜。但如果中国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这需要勇气和真诚的努力。我们应该假设福特和通用汽车将在未来几十年与比亚迪和吉利竞争,我们应该渴望这场战斗。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国电动汽车会摧毁美国车企吗”,我看中国电动汽车正在整合全球,不仅包括美国,而且还有欧洲——

人说,“特朗普正在威胁说,如果当选,他将废除《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尽管该法案里充满了旨在帮助美国与中国电动车竞争的政策。在摧毁美国汽车工业的全球地位上,没有比这更快的途径了。”我看,特朗普是“中国电动汽车整合全球”的好帮手。他可以把纽约关闭的酒店都搬到中国大陆去挣大钱了。


谢选骏:首骗马斯克控告自己受骗


《详解马斯克对OpenAI起诉信:自己被骗惨了!》(AI未来指北 2024-03-01 郝博阳)报道:


“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美国东部时间周四晚间(北京时间3月1日)向法院起诉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指控他们违反了OpenAI成立时签订的协议,即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利润开发技术。


马斯克提供的OpenAI 注册信息,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了“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利润开发技术”


根据“法院新闻服务”(Courthouse News Service)的报道,在提交给旧金山高级法院的诉讼中,马斯克声称OpenAI最近与科技巨头微软的关系损害了该公司对公共、开源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初贡献。马斯克在诉讼中表示:“OpenAI已变身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微软事实上的子公司。在新董事会的领导下,OpenAI不仅仅是在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实际上是在对它进行改进,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微软的利润,而不是造福人类。”


马斯克对OpenAI提出了包括违反合同、违反信托责任和不公平商业行为在内的索赔,并要求OpenAI恢复开源。马斯克还要求法院颁布禁令,阻止OpenAI、其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ory Brockman)和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此案的共同被告)以及微软从OpenAI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中获利。


该申诉目前在旧金山高级法院的官方网站中已可查询。


通过对诉讼全文进行通读,我们可以理清马斯克发起诉讼的论证逻辑其实就在于一点:OpenAI现在为微软的盈利服务,而非不再为人类利益服务。


01 马斯克的指控逻辑拆解


为了证明这一点,马斯克认为Sam Altman及OpenAI有两点完全违反了人类利益和安全性考量:


① 闭源导致利润引向OpenAI及微软,而非公众。


GPT-4于2023年3月发布,但据马斯克称,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它仍然是一个封闭的模型--此举是出于商业考虑,而不是出于人类利益。马斯克在诉讼中称:“GPT-4的内部细节只有OpenAI知道。据我所知,微软也知道。因此,GPT-4是‘开放人工智能’的反义词。它因适当的商业原因而关闭:微软准备通过向公众出售GPT-4盈利,如果OpenAI按照要求向公众免费提供该技术,微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还表示:“与创始协议相反,被告选择使用GPT-4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作为全球最大公司的专有技术实现利润最大化。”


② OpenAI现在只会尽力维系微软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对全人类的安全风险。


- OpenAI可能已经达到了AGI,但微软依然在通过OpenAI盈利。这一指控的背景是,在和微软的投资合同中,OpenAI规定,一旦其AI研究达到AGI,则微软不可从OpenAI的研究中继续获利。但微软当年那篇“AGI的火花”论文已经自己承认GPT-4可被认为是“AGI的早期(但不完整的)版本”,另外去年泄露出的关于OpenAI神秘的Q项目的传言,根据几名 OpenAl 工作人员写了一篇文章关于 Q* 潜在力量的警告信,OpenAI目前很有可能已经开发出了AGI能力。


- OpenAI的董事会目前已经丧失独立性,这意味着从组织上OpenAI可能因微软或Sam Altman的利益而故意隐瞒AGI达成的情况,从而造成公共安全的风险。马斯克声称,在宫斗之后的新董事会成员都是“奥特曼的忠实粉丝”,且对于人工智能安全几乎毫无了解,反而对企业盈利更感兴趣。 “OpenAI曾经精心打造的非营利结构被一个纯粹受利润驱动的首席执行官,和一个没有什么通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公共政策技术专长的董事会所取代。而且,OpenAI董事会现在有一个专门为微软保留的观察员席位。”


这一点实际上极为重要。因为AGI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按照OpenAI的章程规定,只有董事会有权判断何时OpenAI的产品才算达成了AGI。在OpenAI完全闭源,内部研究也没有被彻底披露的情况下,董事会就成了唯一有可能使得OpenAI重回完全非营利机构的唯一组织。而在当下微软和Sam Altman踢出了包括Illya在内关注AI安全的异议董事后,微软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马斯克担心这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


虽然马斯克没有在诉讼中把微软列为被告,但该公司在2020年获得了OpenAI的GPT-3语言模型的独家许可。微软继续主张要获得GPT-4的独家许可,称它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水平。


02 两个更有杀伤力的指控:宫斗恐吓与税金窃贼


经过上述指控逻辑,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诉状和马斯克过往对OepnAI初心已失,急于盈利的指责非常相似。它所提供的论证更多基于对开源/ 闭源,AGI是否来到这类理念上的分歧,很难真正动摇OpenAI。


所以马斯克还给出了两个实际上更有杀伤力的指控。


首先,是OpenAI宫斗的一些内部细节。相较于主论述中大多数证据都来自于理念之争不同,这一细节显示Sam Altman及微软在权力斗争中用了上不了台面的手段:用欺骗和恐吓逼迫对手投降。


马斯克称,被外界普遍怀疑引发了OpenAI宫斗的董事会成员之一Toner 女士“在努力恢复 Altman CEO地位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别的针对”。在这些努力中,一名代表 OpenAI 的律师告诉 Toner 女士,如果因为 Altman 被解雇而导致 OpenAI 失败,她和董事会可能面临违反对投资者受托责任的指控。


然而,OpenAI, Inc.(作为非营利机构的OpenAI的主体公司)的董事会从未对投资者承担受托责任。实际上,所有投资盈利部门(即OpenAI的盈利子公司OpenAI LP)的投资者都被告知,公司对其使命的责任优先于对其投资者的责任,OpenAI, Inc. 的网站明确指出它只对人类承担受托责任。


Toner 将律师的行为描述为一种恐吓策略,认为 Altman 继续被免职实际上将更有力的让OpenAI践行“提升人类的安全而非以利润为目标”的公司原初使命。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止股东和 Altman 推动他的复职。


如果这一指控被证属实,那Sam Altman的公众形象肯定大受影响。


第二,马斯克还指出了OpenAI利用非营利机构与盈利下属机构混合的结构,在商业模式上钻了税法的空子。是实实在在在坑纳税人的钱自肥,并给其他科技初创公司开了个极坏的先河。


马斯克表示,“OpenAI 的行为可能对硅谷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被允许存在,可能代表技术初创公司的范式转变。与其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盈利实体,聪明的投资者会建立非盈利组织,使用税前捐款来资助研究和开发,然后一旦他们的技术被开发出来并证明有效,就会将产生的知识产权资产转移到一个新的盈利企业中,以此来丰富自己和他们的盈利最大化的企业伙伴。”


这是因为投资者通过向非盈利组织的“投资”的每一美元,都将从州和联邦政府那里以减少的所得税形式获得大约 50 美分回报。因此他们每1美元投资的净成本只有 50 美分。然而,通过 OpenAI 的新商业模式,他们获得盈利和盈利性公司一样。这就意味着它投资的一半实际上是由政府和最终由公众资助,但盈利只有它和投资人独得。因此,“如果这个法院认可 OpenAI 在这里的行为,任何希望在硅谷保持竞争力的初创公司基本上都将被要求遵循这种 OpenAI 战略,这将成为初创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对合法的非盈利组织、政府的税收收入和最终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地区的人民造成损害。”


这一指控也直击OpenAI亲民,道德的品牌形式。


03 OpenAI侵攻过甚,马斯克以诉讼回应


在马斯克的诉讼被受理后的一小时后,他发布了一条推文,@了OpenAI和其近期投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Figure,并表示“尽管来”。


就在昨日,OpenAI刚刚携手英伟达,微软等公司对Figure进行了6.75亿美元的投资,不仅如此,它还官宣与Figure的合作,专为人形机器人打造下一代AI多模态模型。强强联手之下,Figure一跃成为特斯Optimus眼下的头号对手。


在Figure创始人Brett Adcock兴高采烈的表示“Figure的人形机器人是AGI的最终部署载体”时,马斯克冷淡的回应了一句“Oputimus”。


这不是OpenAi第一回让马斯克感到其核心技术方向受到威胁。推出Grok可能只是马斯克不想丧失在AI领域的巨大潜在机会,二月中Sora的发布就是对特斯拉的直接威胁了。


在Sora发布后不久,毫末智行数据智能科学家贺翔就表示,如果能做到结合驾驶动作生成视频,那基本上就解决了端到端自动驾驶问题。同时,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令纯视觉路线更加可靠。“像特斯拉、Wayve等研发端到端自动驾驶的公司,训练核心就是视频生成。”


这就意味着OpenAI通过其行业最强的视频生成技术,如果有意愿,很有可能在这一领域超越特斯拉。


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很快就拿出了特斯拉用作视频生成的系统做回应,并表示他们一年前就可以做到生成训练视频了。


而现在,OpenAI居然也把手伸向了人型机器人领域。决定特斯拉未来的两条主干线:Optimus和自动驾驶,现在都被OpenAI横插了一道。


面对这样的步步紧逼,马斯克会如何回应?


他从来不是坐以待毙之人,而是享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士。这次起诉,就是对OpenAI的正式战书。


网民嚎叫:

shakuras2000 发表评论于 2024-03-01 21:08:50

老马和OpenAI分道扬镳的原因是,老马投资完了OpenAI以后自己也想搞,所以从OpenAI里面大肆挖人。

LoveBBJr 发表评论于 2024-03-02 06:24:59

绝对不能开源,period!

Helloooo 发表评论于 2024-03-02 06:06:47

马斯克就是一个空有其表的小丑,当初被上海一块地作为诱饵,竟不遗余力把专制国家的整个电厂工业带动起来,搞得不但特斯拉在中国到处被限制且节节败退,最终难逃被踢出市场的命运。现在搞得美国德国日本面临电车市场倾销的危险而不得不花大力气补救。现在某国在被美国高科技封锁,看到世界AI高速发展光着急,就背后推马斯克出来让其AI开园,以便无偿窃取AI技术。马斯克完全堕入圈套,成为傀儡。


谢选骏指出:马斯克世界首骗一个,先来控告自己受骗——AI尚未出台,业已控制人心。

2024年3月7日星期四

谢选骏:新加坡和东南亚邻国争做美国狗


《泰勒·斯威夫特新加坡演唱会,为何让东南亚邻国心存芥蒂》(毛远扬(Frances Mao)2024年3月3日 BBC记者)报道: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的泰勒·斯威夫特装置作品前,粉丝们举着菲律宾国旗拍照留念。


新加坡向主办方砸下约两三百万美元,让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独家表演,这引发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不满,而真正付出代价的却是歌迷。


在华丽的亚洲城市新加坡,闪光片已经准备好,豪华轿车擦得锃亮,酒店枕头也填得丰满。


本周,新加坡将迎来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又译泰勒丝)的时代巡回演唱会(The Eras Tour)——这是一种荣誉,但背后有代价。


最初有报道指,新加坡为了夺得泰勒·斯威夫特在东南亚六场演出的独家举办权,斥资高达2400万新元(约1400万英镑;1800万美元)。


新加坡文化、社区和青年部长唐振辉(Edwin Tong)随后对当地媒体亚洲新闻台(CNA)说,政府津贴演唱会的价码“远没有那么高”,惟拒绝透露确切数字。该报道指,六场演出的花费可能仅为200万新元。


但直到泰国总理赛塔(Srettha Thavisin)发声披露,外界才知道新加坡向主办方砸下约两三百万美元,让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独家表演,不能在东盟其他地方演出。


这引发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不满。在菲律宾,有议员批评新加坡此举“不是好邻居该做的事”,并呼吁对拨款提出正式抗议。


然而,在各国政府眼红的同时,真正付出代价的却是歌迷。


东南亚约有7亿人口,从胡志明的小巷到曼谷的出租车,到处都能听到泰勒·斯威夫特的歌声。


当外界得知六场演出都选择在区内最昂贵的城市举办时,许多人都非常震惊。


新加坡元是亚洲最强的货币之一,一直令游客望而却步。但为了一睹偶像的风采,泰勒·斯威夫特许多歌迷都愿意咬紧牙关忍受。


“看看你逼我做了什么”

整整一周,成群结队的歌迷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降落,许多人来自中国。



一位从深圳飞来的女士告诉BBC,她和朋友光机票就花了1200新元。碍于当地酒店价格飙升,她们只好在朋友家借宿。


在豪华酒店方面,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的五万新元泰勒·斯威夫特套票已售罄,其中包括四张贵宾票和三晚套房住宿。


22岁的菲律宾歌迷艾伦-邓卡(Allen Dungca)则凑足了工资,带着母亲来到新加坡。


他们周四将乘坐四个小时大巴前往马尼拉,在机场汽车旅馆过夜,第二天乘搭清晨的航班。


这位进取的学生早在7月就抢购了旅行套票。经过几周拼命搜寻,他最终在一个转售之夜买到演唱会门票。


”我很幸运,” 他说自己花费400新元买到鼻血区的座位。”卖家很友善,不是黄牛。”


现在门票的转售价格高达数千新元。他还差点受骗,上了一个叫帕特·史蒂夫(Pat Steve)的黑心骗子的当,骗局后来在网上被揭露。


艾伦估计,他看这场演唱会共花费2000新元——这相当于菲律宾中上层家庭的月收入,而该国有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现在我是学生,有一份兼职工作,我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令人难过的是,其他歌迷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或预算在海外观看她的演出,我知道大多数菲律宾歌迷都非常爱她。”


菲律宾可以说拥有泰勒·斯威夫特最狂热的歌迷——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的数据显示,去年马尼拉奎松市(Quezon City)播放泰勒·斯威夫特歌曲的次数最多。


分析人士表示,这位流行歌星以前曾在菲律宾巡演,但来自新加坡的资金无疑更有吸引力。


整洁而现代化的新加坡一直被视为东南亚举办大型活动的基地。当地有完备基建、交通网络,以及高收入人口和外籍人士。


新加坡也被视为稳定可靠的国家,尤其东南亚曾经历政局混乱。十年前,泰勒·斯威夫特曾因泰国军事政变和示威活动,而取消在当地的演出。


世界各国政府为举办大型活动提供补贴和税务减免很常见,但在新加坡,这次演唱会据报的支出,超出了该国其他公开的任何支出。


新加坡国立大学市场营销讲师萨默·哈贾尔(Samer Hajjar)表示,即使对于新加坡来说,有关数字也”高于平均水平”。


而且歌迷也很直率。 ”这有点贪婪,"邓加先生说。 "但这是明智的……因为他们的经济效益将远不止于此。”


但真的如此吗?


“把钱拿出来”


新加坡巡演的上一站是澳洲,当地官员表示该演唱会“刺激”了当地1.45 亿澳元的消费。悉尼和墨尔本的七晚演出共售出超过57万张门票,几乎是新加坡六场演出售出数量的两倍。


但经济学家表示,这些钱并不全都算数。


毕马威(KPMG)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林恩(Brendan Rynne)博士估计,超过九成观众可能是本地人,因此他们的钱”只是从一类消费(或储蓄)转移到另一类别”。


他估计,只有外国游客才会增加消费,而他们只占游客总数的两成。经过计算,他预计泰勒·斯威夫特仅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000万澳元(约510万英镑;650万美元)。


尽管如此,澳洲政府官员向BBC证实,当局没有使用公共拨款让泰勒·斯威夫特在该国演出。 巡演的另一个亚洲站日本,也没有动用公款。


新加坡方面表示,泰勒·斯威夫特的巡演将为该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具体能带来多少净收益尚不清楚。BBC联系新加坡旅游局,但他们拒绝透露外国游客的估计数目。


当地银行马来亚银行(Maybank)表示,消费者支出可能高达3.5亿新元,但这是基于70%观众来自外地的乐观预测。


即使是新加坡的一级方程式大奖赛,2022年观众人数达到创纪录的30万,但只有49%观众来自海外。


当被问及这些数字时,马来亚银行经济学家艾麗卡‧郑(Erica Tay)无法提供具体细节,她说70%的比率是基于新加坡的”潜在客源”,该银行对估计净利润不感兴趣。


她说:”六场演唱会可能不会实质性地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泰勒·斯威夫特认可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战略价值,超过了这种一次性的推动。”


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朱利安·凯拉(Julien Cayla)指出,公共支出应该受到严格把关,尤其是当这些支出只是由另一国政府披露。


在一个福利相对有限的国家,这被视为令人担忧的开支。


凯拉教授说:”(据说)开支达2400万新元,花在一些表面看来对国家经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人民和公共服务上……这引起了矛盾。”


尽管如此,他和其他人都认为,在规划旅游业时,政府有责任投放资源,新加坡也不例外。


”政府不一定喜欢敲锣打鼓,但他们一旦发现有符合长期战略的项目,就会投入资金予以支持,”他说。


某种程度上,新加坡引进泰勒·斯威夫特巡演的方式,就像吸引大型跨国企业的方式一样。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泰勒·斯威夫特作为一个企业,是一个非常牵动情绪的企业。”他说。


“这涉及到10至18岁青少年的情绪,他们对无法在曼谷或雅加达观看演唱会感到非常难过。”


用这位女歌手的歌词来说,这让很多人心存芥蒂。


谢选骏指出:人问“泰勒·斯威夫特新加坡演唱会,为何让东南亚邻国心存芥蒂”?我看新加坡和东南亚邻国争做美国狗——连个歌星都要抢!


谢选骏:美国政府每天创造了一个首富还是杀死了一个首富


《美国国债「暴增1兆」,100个比尔盖兹也还不完》(ettoday 2024-03-03)报道:


▲外媒分析美国国债「百日暴增31.5兆」。


根据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美国国债近期成长速度异常惊人,平均100天增加的金额为1兆美元,换算下来,每日新增的幅度达到1000亿美元。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就连被媒体分析为「秒赚万元」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Bill Gates)也难以负担。


根据《CNBC》报导指出,根据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美国国债在2023年12月29日短暂超过34兆美元后下降,目前已于1月4日完全突破34兆美元大关,目前整体国债金额已经达到34.38兆美元。


而从增长幅度来看,美国国债于2023年1月2日达到31.47兆美元后就直线上升,于2023年1月15日达到32.04兆美元、2023年9月15日达到33.04兆美元、如今又在2024年1月4日达到34.01兆美元。换算下来,几乎每100天就增加约1兆美元的债务。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师哈奈特(Michael Hartnett)表示,随着国债金额突破34兆美元,他认为要提升到35兆美元的速度,可能还是会秉持着如今的「百日增长」的状态。


报导中也指出,由于美国财政债务明显上升的关系,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s Corporation)从2023年11月起,将美国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提出有效的财政政策,明显增加收入或是减少政府开支的话,美国的财政会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赤字。


过去《Business Insider》曾分析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Bill Gates)的财产,在2020年的全盛时期,其身价达到1,460亿美元,单年度就增加410亿美元,5年增加700亿美元,计算后得出其每秒平均收入为4630美元,每日平均收入为4亿美元。


当时媒体就分析,即便每日花费100万美元,比尔盖兹的全部财产估计要400年才能花完。但相较于每日赚取4亿美元的比尔盖兹,美国国债每日平均增加1千亿美元,即便来100个全盛时期的比尔盖兹也还不完这些债务。


网民嚎叫:


封泥巴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8:06:00

不要停留在绝对数量上,美国实际债务跟 GDP 的比例是降的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57:00

普世体制好啊!互相推锅,谁都没责任!本届政府顶多干8年,没人去考虑将来。借钱花最容易了!还能收买人心。还债破产?下届政府的责任了!这就是所有普世体制面临且正在走的道路!到了破产那一天,当届政府说我们的债务都是前界政府借的,我们没责任!美国强力打压中国不是因为什么月经带的圣洁。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强大到威胁它的美元霸权地位。

来春去冬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38:19

自己强大才有能力帮助别人。美国优先才符合自然规律,一个靠国家福利活着的人,对别人的贡献能大于一个医生?所以美国优先没错!!!顺时而动,美很强大时做的事,在衰落时未必能做。远大胸怀要跟实力相匹配,不然就是白日梦。不要以为今天的事都做不好的人,谈个理想就是高人。

来春去冬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35:42

现在还被民主党忽悠的不是坏就是缺乏常识或逻辑白痴!这些人一天天吧吧还自我感觉是精英他同类呢。二十几年前我也是民主党,马斯克也是民主党,就连川普都是民党。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58:00 

大家都知道有通胀。可是问题是通胀是谁造成的?

covid刚开始是发一些钱是合适的,可是快到大选了还在毫无必要的拼命印钱发钱就不正常了。显然目的不是疫情,而是收买人心。

颠倒黑白的来了

大选是2020,正是疫情第一年,中美熔断,民主党左媒天天炒作死了几十万,川普说是大号流感而福奇要求各种变态隔离措施。这些都不记得了?当年发钱才是最有法理基础的,而后来拜登政府一轮轮的借劲发钱,无限延伸各种福利,才是现在通胀的主要原因。甚至还借着“削减通胀”的由头花了一万多亿(感谢曼钦,不然是三万多亿),这都骗不了美国人

来春去冬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24:12

美国疫情是20年5月前后爆发,大选是20年11月8日,在大选前川普发放的疫情支票很多人还没收到。是拜登在疫情好转后又接二连三的发了三次疫情支票,还减免了一批拜登心头爱的大学生贷款,后被高院判违法,现在还在变着法的减免呢。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11:34

大家都知道有通胀。可是问题是通胀是谁造成的?

covid刚开始是发一些钱是合适的,可是快到大选了还在毫无必要的拼命印钱发钱就不正常了。显然目的不是疫情,而是收买人心。那时候就可以预见现在的通胀了。要说政客如何贿赂选民,要首推那位大选前给全美国人寄支票的。而且美国200年来都是财长签字,这位恬不知耻的非要在支票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对那些直接银行转账的,这位更是不知廉耻的非要发封信加上自己的签名。这个人是谁啊?????

key_east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07:37

美国二战时拯救了整个欧洲和日本,韩国,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不用钱吗?更不要说无数美国大兵的生命。这点碎银子,全世界还要计较?现在唯一的世界警察要运作,不用钱吗?说实在的,这么债最后只会不了了之。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7:04:09

现在来看,川普被群嘲的“大号流感“才是最客观的评价,现在全世界新冠基本就当流感差不多的处理了。而民主党左媒天天爆炒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死亡统计”,连中国人都知道是忽悠,当笑话看了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44:33

ETTODAY应该也介绍一下哪些国家欠美国的债。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21:00

楼下的五毛们,你们暴露了对美国政治一窍不通。共和党的基本策略就一直都是减税印钱,用你们的tiny brain (if you have one)想想,共和党天天减税钱从哪里来?只能靠印钱。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14:05

下面这位五毛,对美国一窍不通。美国历史上唯一还债的是克林顿,在任期间让美国还清债务。共和党一直都是减税印钱。民主党还债。

莫言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4:21:59

猪党精英花钱买选票,赢了继续,输了共和党还债。算得贼精。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11:34

大家都知道有通胀。可是问题是通胀是谁造成的?

covid刚开始是发一些钱是合适的,可是快到大选了还在毫无必要的拼命印钱发钱就不正常了。显然目的不是疫情,而是收买人心。那时候就可以预见现在的通胀了。要说政客如何贿赂选民,要首推那位大选前给全美国人寄支票的。而且美国200年来都是财长签字,这位恬不知耻的非要在支票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对那些直接银行转账的,这位更是不知廉耻的非要发封信加上自己的签名。这个人是谁啊?????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6:10:26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实施的政策导致联邦政府债务增加了8.4万亿美元,拜登担任总统期间,联邦政府债务预计将增加约4万亿美元。”大骂拜登印钱制造通胀的川粉又被一记响亮的耳光了。闹半天拜登印钱还不到你家川普的一半。川粉的特点就是信口雌黄,数据打脸。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5:58:28

拜登民主党疯了。

Indignant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5:47:39

在债务达到顶峰前, 也要未雨绸缪,陆续买进黄金ETF,来保值。

widereceiver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4:44:34

主流媒体假装没看见,众多吃福利的不在乎,大量年轻人还没有从媒体整天洗脑的过程中醒悟过来,再加上众多假票,民主党几乎不可能输,更何况有大财团的支持和司法部的“刀把子”,美国差不多成了一个一党制的国家了,可能下一步就是所有媒体的全面管制了。

莫言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4:21:59

猪党精英花钱买选票,赢了继续,输了共和党还债。算得贼精。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4:04:48

政府就是吸血鬼,应当让其破产,让AI来掌控,比他们强一万倍。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3:33:31

众所周知猪党的强项就是花钱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1:21:23

不印白不印,现在节流,11月若是输了大选,就是给GOP作嫁衣裳 ~~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1:10:06

没有风险。再高也没关系。谁敢逼债,核弹伺候。

令胡冲 发表评论于 2024-03-03 00:59:52

问题不大。还有空间。上次算过了,目前中高利率下,美国联邦债务可以可以撑到58万亿,才有支付不上利息的风险。还有大约8年时间。


谢选骏指出:在大瘟疫之前,1000亿美元就差不多是一个世界首富了。而一场大瘟疫下来,美国政府现在每天亏空1000亿美元!这等于说,美国政府每天创造了一个世界首富;换一个角度看和说,则是美国政府每天杀死了一个世界首富!那么到底,美国政府是每天创造了一个世界首富,还是杀死了一个世界首富?我看,不论创造还是杀死,这都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至于未来的潜力,更是无法估算了的。


谢选骏:《历史的地理枢纽》解释历史,无法预测未来


《历史的地理枢纽》


(1904年1月2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说这个时代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地理探险行将结束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地理学必须转到细致的考察和哲学的综合这个目标上来。在四百年中,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近于准确地完成,即使在极地区域,南森(Nansen)和斯科特(Scott)的航行也已大大地减少了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但是以20世纪的开端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其恰当之处并不仅仅因为有这一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堪称伟大。传教士、征服者、农民、矿工和后来的工程师如此紧随着旅行者的脚步之后,以致这个世界的遥远边境刚一发现,我们就必须记录下它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即使在亚洲,我们正在看到的,也许是最初由耶马克(Yermark)骑兵,即哥萨克人和温斯哥·达·伽马的水手耍弄的那套把戏的最后几招。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以前的时期作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时代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一枚炮弹落到一座土木工事中,与落到一座高楼或船只等的封闭的空间和坚固建筑物中,其影响有巨大差别。很可能,对这种事实的某些意识,就会最后使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比较生动的斗争上来。


因此,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于这种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的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那么这个公式就应当具有透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关于“帝国向西进军”这句熟悉的短语。就是一项这类经验的和片断的企图。今天晚上,我打算叙述世界上那些我相信对人类行为最具有强制力的自然特征,并且在地理学对它们并不了解的时代就已和历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呈现某些主要方面的面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我所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作用,而不是世界历史的原因。显然,能够达到期望的只是对真理的最初步接近。我将恭顺地听取批评。


已故的弗里曼(Freeman)教授认为: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是来自这些种族之间的。然而从另一个、而且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一种界限起着束缚思想的后果。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Heptarchy)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译者)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观念。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观念及其成果——文明上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文学概念,易于忽略那些更基本的运动,而那些运动的压力通常是孕育伟大观念的那些努力的激发原因。一个讨厌的人物,在使他的敌人联合方面完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功能;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


在现代欧洲政治地图中最明显的对比是:由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和由一群西欧国家占有较小领土所显示的情景。从自然条件的观点来看,当然在东部连续的低地与由复杂的山脉、河谷、岛屿所一起组成的世界这一地区其余部分之间,也存着一种类似的对比。初看一下,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中,似乎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如此明显的联系以致不值得去加以说明;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俄罗斯平原上一个寒冷的冬天对应着一个酷热的夏天,人们的生存条件因而更加一致时,更有这种感觉。然而,象在《牛津地图集》(Oxford Atlas)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历史地图,却会表明下列事实:不仅俄国欧洲部分与欧洲东部平原的范围大体一致只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而且在整个较早的时代,都不断地一再表明在政治组合上存在着完全是另一种的倾向。两组邦国通常把俄国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政治体系。事实上,地形图并不表现直到最近还在支配俄国人迁移和定居的那一特殊的自然差别。当大平原上冬天的雪幕向北消退时,接踵而来的是雨水,最大雨量在黑海沿岸出现在5月和6月,在波罗的海和白海附近则推迟到7月和8月。南部的晚夏是一个干旱时期。作为这种气候“体系”下的后果是,北部和西北部为仅被沼泽分隔的森林带;南部和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禾草草原,仅仅在河流两岸才生长着树木。分隔这两个区域的界线,从咯尔巴阡山脉北端向北—东斜伸到距乌拉尔山南端近于其北端的一个地点。莫斯科位于这条界线以北不远处,或者换一句话说,位于森林这一边。在俄国境外,这条大森林带的界线向西延伸,差不多恰好穿过欧洲地峡的中心;这条地峡横贯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长八百里。更往西,在欧洲半岛的北部,森林伸展穿过德国平原;而其南部的草地则绕过咯尔巴阡山巨大的特兰西瓦尼亚棱堡,并沿多瑙河向其上游延伸,穿过现在罗马尼亚的麦田后到达铁门。当地人称为普斯塔斯(普斯塔斯(Pusstas),意即草原。——译者),现在大部分已经开垦的一片孤立草原,处于被围绕在咯尔巴阡山和阿尔卑斯山多树林的边缘中间的匈牙利平原。整个俄国西部除了遥远的北方以外,森林的清除、沼泽的排水和草原的开垦,最近已经使景观特征趋于平齐,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从前对人类具有很大强制力的差异。


早年的俄国和波兰完全是在林中空地立国的。另一方面,在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Patzinak)、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在阿提拉领导下(阿提拉(Attila,约406—453),匈奴帝国(433—453)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公元451年率军越过莱茵河,攻掠高卢,发生夏龙之战,败退,翌年侵入意大利北部。453年返回他的根据地今匈牙利,病死,匈奴帝国即瓦解。——译者)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


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紧接着匈奴人而至的是阿瓦尔人。奥地利正是作为抵抗这些人的边境地带而建立的,维也纳要塞则是夏尔曼尼(Charlemagne)战役的产物。又继之而来的是马扎尔人,由于他们从匈牙利的草原基地不断出击,使奥地利作为前哨地点的意义增加了,从而也把日耳曼人的政治中心向东吸引到这个区域的边缘地带。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以南建立了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并且在地图上留下了他们的名称,虽然他们的语言屈从于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臣民。对俄罗斯草原本部占领时间最长、最有效的,也许要算哈扎尔人了,他们是伟大的萨拉森运动的同时代人(萨拉森人(Saracen)是阿拉伯人的古称,十字军东征时的伊斯兰教徒。——译者);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把里海称作哈扎尔海。然而,在最后,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误和偏离。


应当注意到,从森林带流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穿过游牧民族的整个草原上的道路,而且不时地有着与骑马人的运动成直角的、沿着河流的暂时性迁移。希腊基督教的传教士就是这样沿着第聂伯河上溯到基辅的,正如他们以前的北方瓦朗吉亚人那样(瓦朗吉亚人(Varangians),中世纪时对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称呼——译者。),沿着同一条河流下行到君士坦丁堡。在更早的时候,条顿族的哥特人曾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畔,从波罗的海岸边,以同样的男南—东方向横越过欧洲。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并不损伤比较广泛的概括的价值。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所以激发了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种普遍的专制主义下粉碎反抗,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的机动性,不得不在周围的森林和山脉中停止。




乌拉尔山脉


一支可以匹敌的机动力量是驾着船只的维金人。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欧洲的南部和北部海岸,沿着水道深入内陆。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的力量只在水域附近才发生作用。这样,欧洲的定居民族就被夹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和另外三个方面从海上来的海盗。从本质上说,没有一种压力是势不可挡的,因而两者都是刺激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的影响,在意义上仅次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攻击下,英国和法国都作了长期的走向统一的努力,而意大利的统一却被他们破坏了在以前,罗马帝国曾经利用它的道路来动员它的定居民族的力量,但罗马的道路已经被毁坏了,在十八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恢复。


看来,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有决不是亚洲人入侵的第一次。荷马和希罗多德所叙述的西徐亚人饮母马的奶,显然实行着同样的生活技艺,可能是与后来的草原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如顿河(Don)、顿涅茨河(Donetz)、第聂伯河(Dneiper)、德涅斯特河(Dneister)和多瑙河(Danube),也许可能表明它们是虽非同一种族,却有类似习惯的民族的通道。但象以后的哥特人和瓦朗吉亚人那样,凯尔特人只是来自北方的森林带,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被人类学家称做短头人的这一巨大人口楔子,从短头人的亚洲被驱赶向西,穿过中欧而进入法国,显然是侵入到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很有可能来源于亚洲(参看《欧洲的种族》,The Races of Europe by professor W, Z Ripley,Kegan Paul,1900)。


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但在我们分析涉及这些意义的主要事实以前,需要把我们的地理视野从欧洲移开,以便整体地考虑一下旧大陆。显然,由于雨水来源于海洋,旧大陆的中央部分可能相对干燥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对发现这点感到惊异: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这块最大的大陆边缘比较小的各个地区内——在欧洲是大西洋的旁边,在印度和中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一条由于实际上没有雨量而几乎无人居住的辽阔地带,如撒哈拉,横贯整个北非,并延伸入阿拉伯半岛。中非和南非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和美洲及澳大利亚一样,差不多是与欧洲及亚洲完全分隔的。实际上,欧洲的南界过去和现在都是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因为正是沙漠才把黑人与白人分开的。这样,包括在大洋和沙漠之间这块连续的欧亚陆块,估计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如果我们不算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的话),或者说,占地球全部陆地的一半。还有许多块孤立的沙漠散布在亚洲各地,从叙利亚和波斯向东北延伸到满洲,但没有可与撒哈拉相比的如此连续的空地。另一方面,欧亚大陆以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水系分布为特色。它的中部和北部广大地区内的所有河流,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这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毫无用处。伏尔加河、奥克苏斯河和贾沙特斯河(Jaxartes)流入盐湖,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入北方冰冻的海洋。它们是世界最大河流中的六条河流。上述地区内还有许多较小、但仍然值得重视的河流,如塔里木河和赫尔曼德河,它们同样不流入海洋。这样,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这里有不少由河流哺育的绿洲,但全是不能从海洋经河道深入的地区。换句话说,在这片广大地区内,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他们的领域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那里气候太冷,除掉东端和西端以外,不宜农业聚落的发展。在东部,森林带向南延伸直到阿穆尔地和满洲的太平洋。西部的情况类似;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森林是占优胜的植被。这样,在东北、北和西北方都有框限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满洲的小戈壁(Little Gobi),绵延达四千英里;除掉最西端以外,没有可以接近海洋的河流穿国草原。因为我们可能忽略最近在鄂毕河口和叶尼塞河口对贸易所作的努力。在欧洲、西西伯利亚和西土耳其斯坦,草原的地势很低,有些地方低于海平面。再向东到蒙古,草原延伸在高原上,但是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的通道,越过干旱的心脏地带中裸露而没有陡崖的较低山地,几乎没有困难。 终于在十四世纪中叶,袭击欧洲的游牧民族,在三千英里以外蒙古高原草地上集结起第一批部队。可是蹂躏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好几年的这场浩劫,不过是与成吉思汗名字连在一起的东方游牧民族巨大搅动的最遥远、最瞬息的后果。当金帐帝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咯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下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到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印度、蛮子(Mangi)(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蛮子(Mangi),系对南宋政府的蔑称。——译者);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但到后来,在蛮子的马可·波罗时代和印度的帖木儿时代(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兴起于撒马尔罕,自称成吉思汗继承者,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先后侵入伊拉克、俄罗斯、印度,焚掠德里。1405年(明永乐三年)率兵二十万,拟东侵中国,途中病死罢兵。——译者),这个屏障被绕道克服了。这样,就出现了下列情况:在这一典型的、记录详明的事例中,旧大陆所以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甚至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先后建立的政权,也覆灭达半个世纪之久。


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然而,就波斯来说,在早期的入侵中,至少有一次对西方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我们在克尔曼、在哈马丹和小亚细亚站稳脚跟,并推翻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萨拉森人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徒朝圣者的虐待,基督教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它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致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例子。


我们现在谈到的欧亚大陆的概念,是一块连续的陆地,北部为冰块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面积为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或者说等于北美洲面积的三倍以上。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九百万平方英里,或者为欧洲面积的二倍以上。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但是另一方面,除掉亚极地森林以外,一般说来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根据自然形态,它们可分为四个区域,而且不是不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一般地说,分别与四大宗教——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域相一致。前两个区在季风地带,一个面向太平洋,另一个面向印度洋。第四个区是欧洲,得到从西面来的大西洋雨水的滋润。者三个区加在一起,面积不足七百万平方英里,拥有十亿以上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第三个区与五海地带、或者更常说的近东地区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因靠近非洲而缺少水分,因而除绿洲外,居民稀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区的一部分特征。这个地区基本上缺乏森林,分布着小块沙漠,因而适于游牧民族的行动。然而,它主要是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其结果,在整个历史上,这里周期地出现以巴比伦和埃及的巨大绿洲农业人口为基础、本质上属于边缘系列的帝国,并以畅通的水上交通与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世界相联系。但是,正如我们应当想到的那样,这些帝国遭受了无比的一系列剧烈变革,有些是由于从中亚来的西徐亚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袭击;另一些则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各民族,努力要获得从西大洋到东大洋的陆上通道。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萨拉森人和突厥人在控制近东上的主要区别。萨拉森人是闪族的一个支系,主要是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以及低亚小块绿洲的各民族。他们利用他们的土地所许可的两种机动力量——一种是马和骆驼,另一种是船只——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舰队既控制了远达西班牙的地中海,也控制了直到马来群岛的印度洋。从他们介于东西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中心位置出发,他们企图仿效亚历山大和抢在拿破仑之前,征服旧大陆的全部边缘地区。他们甚至能够威胁草原地带。毁灭萨拉森文明的突厥人是从闭塞的亚洲心脏地带来的图兰人异教徒,他们与来自阿拉伯半岛以及欧洲、印度和中国的人截然不同。


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文明。萨拉森人和维金人是靠近岸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胜。又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汗(Mahan)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它们是欧亚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 但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而且最近的一些事件再次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都铎(英国历史上1485—1603年的王朝。——译者)世纪曾经目击西欧在海洋上的扩张,也看到了俄国的势力从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的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虽然这两项活动是长期分隔的。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巧合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向海和向陆的扩张,应该认为是古代罗马和希腊之间对抗的继续。在造成意义深远的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哪些重大的失败能比得上罗马在使希腊人拉丁化上的失败了。条顿族得到罗马人的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而斯拉夫族则主要受惠于希腊人。后来乘船下海的是罗马—条顿人,而践踏草原、征服图兰人的则是希腊—斯拉夫人。因此,现代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不少于机动性上的物质条件上的差异(这个说法在宣读本文以后的讨论中曾受到批评,我重新考虑了这一段,仍然认为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拜占庭希腊人不是当时那样的人,罗马也要完成对古希腊的征服。毫无疑问,所说的思想是拜占庭人的而不是希腊人的,但它们也不是罗马人的,这是问题的焦点。——作者自注)。追随在哥萨克人之后的俄国,从它以前隐居的北方森林中安全地走了出来。在上一世纪中,欧洲发生的编制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俄国农民的向南迁移;以前农业聚落终止于森林的边界,而现在整个欧洲俄国的人口中心,已位于森林边界以南的取代更西面草原的麦田中间。敖德萨以一个美国城市的速度,从这里崛起成为重要的城市。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象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 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在货源的工厂、出口码头、进口码头和供零售商批发的内陆仓库;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因此,边缘区的远洋贸易(在其他事项相同的情况下)就趋向于在大陆周围形成一个渗透带,它的内界大致以这一线为标志:即在这条线上,四次装卸费、海运费和从邻近海岸来的铁路运费,相等于两次装卸费、和陆上铁路货运费之和。英国和德国的煤,据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途经伦巴第而相互竞争的(伦巴第在意大利境内。——译者)。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他们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因为对俄国来说,不在海外占有领土,和英国必须拥有海上优势一样,是一条政策的守则。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将修建巴拿马运河,以便使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资源能用于太平洋上。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威灵顿(A·W·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译者),利用托雷斯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难道这不能够最终证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吗?难道这不是艾默里先生的“英国军事前线从好望角经过印度伸展到日本”这一概念的思想基础吗?


南美洲巨大潜力的开发,可能对这个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可以加强美国的实力,或者,如果德国向门罗主义挑战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使柏林与那个我也许可以称之为枢纽政策分开。进入对比的力量的这种特殊的组合,现在不是实体的;我的论点是从地理观点看,它们很可能围绕着枢纽国家旋转,枢纽国家很可能是强大的,但与周围的边缘和岛屿强国相比,只有有限的机动能力。


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同的自然特征进行的,因为我怀疑亚洲和非洲的逐渐干燥——即使已被证明——是否在历史时期内已经重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在我看来,“帝国向西进军”一语是边缘强国围绕着枢纽地区的西南和西部边缘的一次短暂的旋转。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问题,与在边缘新月形这些部分的内部和外部强国的不稳定平衡有关,目前,那一带的当地力量是或多或少地无足轻重的。


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的黄祸。


谢选骏指出:我十八岁的时候(1972年)初读此文,决心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一个遥远的梦想——决心逆流而动,把中国从苏联这个现代蒙古帝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自由。现在我将近七十岁了,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现在再读此文,感觉它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蝴蝶效应。


《哈尔福德·麦金德》报道:


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以地球的地缘政治学概念而闻名。他把地球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占优势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个是从属的海上地带,包括其他洲,这和马汉的海权论相对应。


人物生平

生于林肯郡盖恩斯伯勒,188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83、1884分别获得生物学和历史学优等生奖,后再在伦敦学习法律,1886年获得律师资格。1887年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这是英国大学第一次有这种任命,1899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地理系主任。同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组织东非探险队,攀登肯尼亚山。麦金德认为,地理学家必须是探险家和考察家。

他广泛游历全国,在劳动者中宣扬他的新地理学,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主张历史与地理、地点与时间不能分割,引人注目。所著《不列颠和不列颠海》一书于1902年出版,被公认为英国地理学文献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作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提出陆心说(即心脏陆地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他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世界历史总的来说是按着这些方向发展的。1905年任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院院长,后辞职,任经济地理高级讲师。1910~1922年任英国下院议员。1920年获爵士称号。

1919年他的他的思想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他认为,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那么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础。英国和美国的作用就是保持争夺大陆心脏地球强国的平衡。他的思想在西方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很深,他的大陆心脏说曾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用以支持他的控制世界之岛的计划。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一种说法,认为麦金德通告豪斯霍费尔对希特勒起过鼓舞作用。1924年他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曾预言美苏两极的来临和北大西洋共同体,二次大战后他的设想成为现实。

1947年卒于多塞特郡帕克斯顿。

他死后,有些西方政治学家曾一直担心地注视着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与麦金德的腹地说有关,后来的美苏中大三角也是为了拆散苏中同盟这个腹地集团。

所获荣誉

1944年获美国地理学会荣誉奖章,1945年获皇家地理学会金奖。


参考资料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0册3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后来的美苏中大三角也是为了拆散苏中同盟这个腹地集团。”——我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种纵横术的运用成果。

此外史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1943年7月,对外关系理事会邀请了当时年事已高的麦金德,对他的地缘政治平衡学说进行阐释,这对于制定“美国世纪”的规则十分必要。麦金德的观点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外交》杂志上刊载,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和赢取和平》。

在这篇十分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麦金德告诉他的美国兄弟,“……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她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这一结论不容置疑。此外,她还将处于战略上最强大的防御地位。核心地带(苏联)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精英分子不惜一切,说服美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挑起冷战。

《哈爾福德·麥金德》报道: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

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國地理學家、政治學家及經濟學家,於地緣政治學界享負盛名。


生涯

他的父親是一位醫生。麥金德曾在出生地根斯堡的伊利沙伯女王語法學院(現在的伊利沙伯女王高中)、埃普索姆學院和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上學。在牛津大學時於亨利·諾蒂奇·莫斯利的指導下學習動物學。後來又對歷史產生了興趣。1883年擔任牛津辯論社社長。[1] 同年獲得生物學學位,次年獲現代歷史學位。[2]


在加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之後,他在第一篇主要論文〈來自地理學的視野與方法論〉(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中說:「政治問題要靠實地探索得到的結果來決定。」也就是說地理情勢會決定國家情勢。在這篇論文中麥金德表現了四項觀點:[3]


地理對國家的影響可從歷史中找尋

世界的輪廓已經被描出

世界有陸權與海權兩種不同征服國家

科技的進步已提供實現大型現代國家的機會

這就是他後來的「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的基礎。


在1902年的《不列顛和不列顛海》(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書中,麥金德指出英國強大的海權,是來自全世界海洋是相連的這個地理現實。他也在書中擔憂這個海洋強權,以及世界的自由將會受到陸權的威脅。這是他後來理論的訴求。


思想

《歷史的地理樞紐》

世界島

在1904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倫敦大會上,麥金德宣讀他的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文中他以其對地形地貌的深刻了解,將世界劃分為樞紐地帶、內新月地帶以及外新月地帶。在文中他的論證要點,在於雖然近代歐洲透過海權而掌握優勢,但是歐亞大陸上的傳統陸權國家仍是不可忽視。甚至因為陸權國家的所在位置為海上船艦所不可及之處,而具有威脅海權國家的可能性。而所謂的樞紐地帶,就是在歐亞大陸中北部,受到高山或近北極寒冷冰原保護的區域。麥金德並未在文中明確指出樞紐地帶中所涵括的國家,但從他在文中所繪的地圖中,可以看得出來樞紐地帶主要座落在今日的俄國及中亞地帶,也包括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及部分中國領土。


麥金德在本文中所提出將來可能利用樞紐地帶打擊西歐海權國家的潛在"組織者",是俄國以及德國。一戰結束後,1919年,麥金德有感於世界大戰的發生,驗證了它早前的學說,於是再以之前的理論為基礎,以《民主的理想與現實》 一書,進一步將樞紐地帶的重要性,發展成為後世所著稱的「心臟地帶理論」。作為與馬漢的「海權論」相對而齊名的理論,麥金德的理論對當代的戰略學說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到了1939年,因為德國地緣政治學家以相當近似麥金德的理論作為納粹政權對外擴張侵略的理論基礎,麥金德的理論被貼上意識形態標籤後,開始被刻意忽視。但後來其理論藉由美國耶魯教授史匹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等人的努力而持續影響世界強權的外交政策多年。


「世界島」

《歷史的地理樞紐》在開頭過後開始描述麥金德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組成的:


涵蓋地球3/4面積的同一個海洋

相連的歐洲、亞洲、非洲組成的「世界島」

美洲、澳洲、日本與英倫列島等幾個較小的島嶼

而「世界島」又可分為六個區域:歐洲沿岸地帶(西歐與中歐)、季風亞洲或沿岸地帶(印度、中國、東南亞、韓國、東西伯利亞)、阿拉伯半島、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最重要的心臟地帶。它們像一個海島一樣集中在海洋的一塊。


然後麥金德開始從歷史介紹「世界島」的地形對美國的意義。在歷史上海島海洋強權與大陸陸地強權交戰多次,互有輸贏。當一個大陸強權在陸地不受其他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時以建造艦隊時,就足以擊敗海島海洋強權。沒有這兩項條件,海島海洋強權就能勝過陸地強權。例如在英國與拿破崙統治的法國交戰時,法國受到東邊的俄國挑戰,使法國無法利用大陸資源,因此英國能戰勝法國。


麥金德呼籲世人不可再將歐亞非分開看待。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牽連的廣泛更證明,也許在一戰之間就會出現統一歐亞非大陸的強權,而「世界的自由也會受到威脅」。


麥金德接下來說他要建立地理歸納與歷史歸納的關係。他先談地理。歐亞大陸中心和北方有一塊九百萬平方英里的區域,沒有通海的水路,卻適合陸地交通。這就是「心臟地帶」。它的東方和南方則是幾塊新月形的邊緣區域,是航海者能夠接觸的。


他又談到歷史。5到16世紀之間,一支又一支的遊牧民族(如匈奴、突厥民族、蒙古民族)從中亞來威脅半月形邊緣地區(如歐洲、中東、南亞、中國、東南亞、日本)。但是15世紀末開始,歐洲的航海者開始用海權包圍中亞陸地強權,從此逆轉了歐亞的強弱關係。


他接着指出隨着歐洲在海外發展,俄國同時也在東歐與中亞向西向南擴張,取得含有廣大人口與豐富天然資源的土地。當歐亞大陸上佈滿鐵路網,俄國就會有更好的交通活動能力以及更廣的政治力範圍。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歷史的地理樞紐》在敘述完「世界島」之後,接下來從地理學解說「世界島」上心臟地帶的重要性。心臟地帶是「世界島」上最有戰略意義的地理特徵。麥金德將心臟地帶形容為一片位於歐亞大陸中央與北方的大平原,範圍是從伏爾加河到長江,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北極。這個區域北方海岸結冰又平直,南方海岸陡峭,區內的大河(勒拿河、鄂畢河、伏爾加河、烏拉爾河、葉尼塞河)都不入海洋。因此海洋勢力無法介入。而心臟地帶還有一個大型低地平原,形成「一條從西伯利亞通往歐洲的大道」,很適合有高交通運動能力的陸地強權。


這些地區資源豐富且遠離海洋的世界經濟樞紐區。哪個強國能夠控制這個地區,便能夠成為陸地強權。而一個大陸強權在陸地不受其他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建造艦隊時,便足以擊敗海洋強權。而「心臟地帶」理論同時指出,沒有這兩項條件,海洋強權便能勝過陸地強權。如果海洋強權要壓抑大陸強權的崛起,便需要從「世界島」的兩端海岸遏制大陸強權的出海口。[4]


麥金德又用歷史來說明心臟地帶的重要性。匈奴等從5世紀開始就不斷從心臟地帶外擴,威脅歐洲與亞洲的海岸地帶。但是除了蒙古離目標較接近以外,這些民族沒有足夠的人力與組織來征服整個「世界島」。但是現代化的兩大發展:增加的人口與橫跨大陸運輸系統(如鐵路、汽車等)將會威脅海權與陸權的既有平衡,而形成重大改變。


然後他提出自己的理論。他將世界如此劃分:歐亞大陸中心和北方的心臟地帶就是「樞紐區域」。緊鄰樞紐區域的是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這個區域稱為「內新月地帶」。而被海洋隔離孤立的英國,南非,澳洲,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則是位於「外新月地帶」。


他認為掌握「樞紐區域」的國家將會不斷強盛,能夠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然後就能動員豐富的大陸資源來建造艦隊,成為海上與陸上都強大的強權。麥金德提出意見認為只要俄德聯盟,或是中日聯盟(加上日本侵略的俄國領域),就可結合接海與大陸資源這兩項強國地理條件,產生一個海陸皆強的世界強權。


雖然此文的地理學意識很強,在文章結尾,他卻避開了地理決定世界局勢的結論。他說真正的權力平衡都是結合地理與人類因素的產物。


這篇文章被英語世界冷落。直到二次大戰英美才重新重視這篇文章。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1918年,他寫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擴充「樞紐區域」理論,加入海上人民和陸上人民對民主的觀點。


在這本書的開頭,他再次強調地理學對歷史與全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說地理學的事實可以由地理特徵對歷史事件造成的影響來評估。他也再重申世界局勢的緊密連結,使得人類的一舉一動都會有全球的反應與再反應。


一次大戰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最後關切第一次大戰後的協約與重建。參與凡爾賽條約的國家領導人物沒有建設出一個東歐的有效安全體系,麥金德擔心西方民主國家:「我們的後代免不了要再為心臟地帶的爭奪而備戰」[來源請求]。麥金德也回應了其他兩種樂觀觀點:一是,一次大戰的慘敗會讓德國的野心退卻,但麥金德認為未來的和平不能託付在任何國家的心態變化;二是國聯能夠維護和平,但麥金德不認為如此。


書中描述自拿破崙戰敗後,英國就努力要圍堵俄國的陸權,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崛起。此後,英國的努力就轉移到德國上,直到一次大戰。而對麥金德來說,一次大戰對戰略學最大的意義就是德國幾乎成功征服東歐與心臟地帶。要是德國能一面和英法維持和平,一面全力東擴,美國與英國可能都不會注意到心臟地帶已經被掌握。英國的政策從「大博弈」(The great game) 時期與俄國沙皇競爭,到第一次大戰與德國競爭,政策一直都是要避免心臟地帶落入陸地強權之手。[來源請求]麥金德為這個戰略觀察下了名言:「得東歐者得『心臟地帶』;得『心臟地帶』者得『世界島』;得『世界島』者得天下」。[5][6]


麥金德為東歐問題提議了一個解法:應該在德國與俄國之間成立許多獨立國家,以形成一堵從黑海延伸到波羅的海的牆。即邊境國(border states)策略而這個德國與俄國的緩衝區一定要接海,並且能由「外部國家」(即英美)支援。否則東歐的權力真空狀態將再次引起歐亞霸權爭奪戰。


回應

此書在英語世界並不受重視。反而是德國豪斯霍弗爾將軍非常重視這本書。直到二次大戰,德國與蘇聯的結盟,以及德國之後的背盟,才引起美國對此書的重視。1941年和1942年,新聞週刊、讀者文摘,還有生活雜誌都提到了他的文章。1942年,這本書重印,而外交事務期刊的編輯則請麥金德再為「世界島」理論寫一篇文章。


作品列表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哈爾福德·麥金德

維基文庫上有1920年版《大美百科全書》上關於Halford Mackinder的條目

維基語錄上的哈爾福德·麥金德語錄

〈來自地理學的視野與方法論〉(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7],1887

《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8],1890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890

〈A Journey to the Summit of Mount Kenya, British East Afric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00

《不列顛和不列顛海》(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9],1902.

《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04

《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10],1905.

《Our Own Islands: 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11],1907

《The Rhine: Its Valley & History》[12],1908.

《印度八講》(Eight Lectures on India)[13],1910.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14],1914.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191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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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an, Geoffrey R.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St. Martin's Press. 1988-01-01: 6 [7 March 2014]. ISBN 9780312019549.

 MacKinder, H. J. 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7, 9 (3): 141–174 [2021-12-02]. ISSN 0266-626X. doi:10.2307/18012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李浩然. 縱橫捭闔: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2016-03-23 [2016-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05).

 葉劉淑儀女士. 「世界島」與「一帶一路」(上). 明報. 2015年9月17日 [2016-03-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年4月8日).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xviii, from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V.Mladineo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Great Brita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36 v. 1857 [2021-12-02]. ISSN 0266-626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ael Ernest Sadler. 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 H. Frowde. 1890 (英語).

 Mackinder, Halford John, Si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London Heinemann. 1902. OCLC 1041670373 (英語).

 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 The National and English review. 1950-1960]: 10 v. [2021-12-02]. ISSN 0952-644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Halford John. Our own islands; 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 London, G. Philip.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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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Halford John.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 London : G. Philip. 1914.

外部連結

Francis P. Sempa. Mackinder's World. [2006-04-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0-31).:介紹麥金德經歷與兩部主要著作。

李文志. 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略. 東吳政治學報 (東吳大學). 2001-05-03, (13) [2005-02-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2-16).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种理想主义.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0).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社會的動量〉. thinking0510新浪博客.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08).


谢选骏指出:我看现在的恶巫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俄实际同盟,也很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不过现在我认为,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只适用于解释过去的历史,并不适合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忽略了“动态地理”,也就是忽视了技术条件对于地理所做出的改变。 


谢选骏: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

《鲁迅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以前不懂,现在终于明白了》(网文 2018-10-11)报道:

   

鲁迅是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文笔犀利,富有批判精神,其中多篇小说还被收入了语文课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是这么个备受赞扬的大文豪,却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中国使用几千年的文字,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为使用汉字而自豪,为什么鲁迅却说出这种诋毁的话?


这句话出自《鲁迅论语文改革》。除此之外,在鲁迅的《关于新文字》中,也有类似的话。


鲁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了。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已经5年,而且我们内部战乱不停,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完全看不到希望,连空气里都透着绝望,不管汉字灭不灭,反正国家是真的快要亡了……


再看看当时的民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很多家庭连一支笔都找不到,写信还要找人代笔!


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有志之士认为,国家之所以沦陷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民众文化水平太低,不够聪明,不能理解自身的处境!而民众文化水平低,是因为汉字太过艰深,学习起来太困难!所以应该把汉字废除,用简单易学的拉丁文代替,这样以后民众的文化水平就会迅速提高……“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鲁迅先提出来,这是五四时期的口号之一,由钱玄同首先提出,然后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他们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民众文化水平低,主要是因为国家基础教育不完善,文字的难易程度是次要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快完善基础教育,让所有的民众都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但是他们不倡导完善教育,反而要废除汉字,实在是有点主次不分了……


不过我们也要理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面对那样的情况,可能也会认为是汉字阻碍了民众的进步……


不管怎么样,鲁迅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您说呢?


谢选骏指出:我看“废除汉字”具有国际背景,需要全面考察——


网文《废除汉字论》报道:


废除汉字论、汉字废止论(日语:漢字廃止論/かんじはいしろん)是指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废除或改革汉字,主张采用本民族的表音文字的运动。


中国大陆


近代的“汉字落后论”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人主张放弃使用汉字。


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一般称为“汉字落后论”,内容大致有二方面,一是出版印刷技术的瓶颈,二是不利学习。


拼音文字的符号种类少,已发展出打字机,而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排印,必须使用巨型的铅字排版房。由于汉字数量众多,铅字排版房需要很大的空间,字模的生产成本不低,排字员需要相当时间的熟练,且即便如此,找字仍须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排字效率相当低落。由于排字效率不佳,手抄书仍相当普遍,偏偏汉字笔画繁多,书写亦不如拼音文字快速方便。因此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繁琐笨拙,出版技术的瓶颈相当严重,不利普及知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如不放弃汉字改采拼音文字,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在清末民初时,知识分子便总结汉字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宋平提出汉字的缺点是“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民国初年,编制注音字母拼读汉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钱玄同及鲁迅等均曾主张废除汉字。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是中华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1931年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开启废除汉字的论述。


汉字简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化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化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1964年公告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修订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收录了2274个简化字及“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等14个简化偏旁。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该表基本继承了《简化字总表》,不过根据社会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


本来,按照中共的路线图,先从简化汉字数量和笔画入手,逐步简化汉字,减少汉字使用,最后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开展扫盲运动,很快文盲率就下降了,使得“汉字阻碍扫盲”一说失去理据。二简字发布后,用字发生混乱,且原本习惯了汉字写法的民众需要重新学习写字,造成无谓负担,二简字便被废除了。


中苏交恶后,中国废除汉字失去支持,但《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获得保留并被定为“规范汉字”,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此外,中国大陆根据民间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通用汉语文的地区,官方均再无推出任何简化、废除汉字的计划。


废除汉字论


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随着中苏决裂,大陆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民意。


汉字落后论、废除汉字论失去理据

19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推进扫盲运动,文盲数迅速减少,使得“汉字阻碍扫盲”的论点失去理据,同时台湾香港等地使用繁体字识字率也接近100%,证明没有差异。在这个汉字教学的基础上,自1980年代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爆炸式发展,迅速的进入了普遍教育的工业化现代国家,此时已经完全否定了“汉字于国有害”的观点。


台湾

台湾尚未有唐山公大规模移居时,当地平埔族语言曾以新港文(Sinkang)纪录。在郑氏王朝统治台湾,闽南人和客家人定居后,汉字才在台湾的汉人之间成为正式文字,除书面语汉文(文言文)外,台湾话、客家话也用汉字来纪录,例如歌仔册与南管即是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台湾话白话文。但当时教育并未普及,不少民众皆不能以汉字表达自己所操的口语,于是19世纪又有传教士以罗马字母制作白话字(Pe̍h-ōe-jī)。之后,自台湾日治时期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中,供台湾人儿童就读的公学校所设之修身科及汉文科,是以台湾话音阅读汉文及现代标准汉语文章。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现代标准汉语被视为中华民国国语,除阅读能力外,台湾人必须学习以汉字音为基础听说,以致台湾话及客话等中华民国国语以外的汉语的文读系统及以汉字来写作的台语及客语文学传承受阻。[来源请求]部分提倡和汉语做语言及文化上的区隔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提倡废除汉字,将台语及客语完全罗马字化(台语客语全罗马化的优势在于同音字较少)。


但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要废除汉字的计划,汉字仍旧在二战后的台湾占有其优势的地位,而相比已经简化过汉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台湾还保留许多传统繁体字的写法,另外在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虽为一种半音节文字,但在台湾仍旧只做为汉字拼音工具使用而非主体文字使用,同时亦没有取代汉字的打算。


日本


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


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国語問題),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読売報知新聞,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发表题为《废止汉字》(漢字を廃止せよ)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这份报告,指出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这项改革的成果是当用汉字(当用漢字)和现代假名遣(現代仮名遣い)的制定。


不过随着汉字限用政策的缓和,汉字最终未于日本废止,到了20世纪末反而被视为传统而被热捧。但另一方面,提笔忘字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也有不少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低下,有的甚至只会用假名书写而不会写汉字;尽管汉字能力检定中出现了不少“汉字王”,但实际研究汉字的人极少。


日本语言学学者陈力卫认为,十八世纪后期,日本因兰学兴盛而开始关注中国的汉译西书,且在1854年佩里舰队叩关后大规模成体系引进书籍书刊,从而引入了中国的新语词、新概念,甲午时代,中国留学生再将相关词汇反哺回国,形成文化交流上的循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相关交流减少,但词典和书籍仍有往来,词汇互有参考。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开始改用片假名直译英文(表音)而非使用汉字。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日本民众对政府在谈论议题时频繁使用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有所讨论,例如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Twitter上表示一些词汇可以用日语汉字表达的推文获许多关注。学者鸟贺阳弘道认为政府使用生僻词汇可能是为降低民众的恐慌心理,减少文字的爆发感,但新词的模棱两可也会使民众焦虑。心理医师冈村美奈则认为这可能意在达成“吡硫𬭩锌效应”,增加民众在理解上花费的时间。


2018年文部科学省所做调查中体现,有七成多受访者会不时因无法理解外来语而感困惑,且比例随受访者年龄增加而增长。历年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不生僻的外来词汇也有过半的人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也有报道指汉字在日本渐受重视,例如2009年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审议通过“常用汉字表”修订,在1981年上次颁布的基础上新增191个常用汉字、删除5个不常用汉字;以及医疗用语中更多使用汉字等主张。


当用汉字


为了完全废除汉字,内阁于1946年(昭和21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规定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着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为了顺利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昭和31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辞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


常用汉字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朝鲜半岛

朝鲜

在朝鲜,朝鲜语只使用谚文书写,且法律完全不使用汉字。汉字一般只用于表记中国的人、地名,甚至于连“金正日”和“平壤”等的汉字表记也通常被视为外语。


列宁说过,“采用罗马字也是东洋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革命的口号下,朝鲜采用了本国表音文字谚文。但是,朝鲜并未完全禁止汉字。以下是金日成对于使用汉字的见解:


“既然在南朝鲜出版物和过去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汉字,人们要读懂它,就要多少教一点汉字。”——金日成:《关于社会科学的任务》朝文版第289—290页。


“汉字问题,必须同我国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然而,现在南朝鲜人用我国的文字的同时还继续用汉字。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废除汉字,我们就会连南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看不懂了。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要学习和使用汉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在我们的报纸上使用汉字。”——《金日成著作选集》第4卷,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8年,第9—10页。


基于他的见解,1968年时,朝鲜建国以来就已经废除的汉字教育以“汉文”之名再次被编入高中课程。


在1948年废除汉字的时候,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也同时开始,但由于可行度低,所以在1960年便结束了。


韩国

二战后,韩国初期还有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但1970年起也以谚文取代汉字,并禁止在官方场合大量使用(仅在消歧义上容许“汉字并记”),甚至有主张继续使用汉字的大学教授被迫辞职的事件。但是,总括而言禁止的程度比朝鲜轻微,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例如殡丧)仍然会使用少量的汉字,法律、文学等专业领域甚至继续使用,基本上无法离开汉字。此外,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也不时会在一些韩文旁标明其对应汉字,以消除同音字产生的歧异或者为人正名。


恢复汉字


1990年之后,汉字的必修被改为选修,废汉字达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文化冲击,主张恢复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98年,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成立,领导人是朴正熙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长李在田。这位前国防部长还主张陆军官校的学生应该接受汉文教育;但2004年李在田逝世,使这个计划搁置。


李在田领导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主张:


汉字是东亚的通用文字。

韩语应该和日本语一样使用汉字。

规定必须在小学进行汉字的义务教育。

2011年起,韩国政府计划将把汉字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学课程,虽然遭到不少家长及教师反对,但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赞同。总之,目前汉字的学习量相比以前有一定提高的趋势。


越南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于1919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汉字和喃字也逐渐废除,开始使用罗马化文字(越南国语字)。


北越独立后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正式废除了汉字,但在南越汉文仍然是中学的一门学科。两越统一以后,汉字教育在越南正式告终。


然而汉字并没有完全在越南消失,文学、历史等学术上仍保留大量汉字和喃字。而翻译华文圈的地名及人名,仍倾向以其汉字之越南音转写,非直接音译。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鲁迅想要消灭汉字的立场,比日本人更加激进,而接近苏联人。因此,鲁迅可能在“日本特务”的身份之外,还有一层“苏联特务”的使命。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就像共产党中囶在中苏共黨彻底决裂之前想要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奉了共产国际的狗命。因为汉字不亡,中国很难瓜分;所以汉奸鲁迅很想消灭汉字。


2024年3月6日星期三

后记 中囶左转与美国右转

后记 中囶左转与美国右转


《<右派国家>:对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度观察》(易恒 刘国柱 2020-11-05 澎湃新闻)报道:

1964年,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毫无疑问,这是自由主义的年代。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形容自己。”然而在2004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成立四十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声称“保守派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要知识力量”,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此似乎已急剧转变。

一、

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颇丰,但《右派国家》仍然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两位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背景,长期供职于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注欧美国家的当代商业及政治议题。作为二人多部合著作品之一,作者在书中追溯、剖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将保守主义研究置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及时、敏感地捕捉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右倾现象,并判断美国政治将在一段时期内为右派主导,从而成为历史和现实两个面相上的“右派国家”。本书论述精道、行文流畅,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权威性与通俗性,对于观察和思考当今美国政治走向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其历史根基。1894年,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一语双关地写到:“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更直接源于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反抗。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直至1964年均属于保守主义的溃败时期;自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依靠文化价值观激励下的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智库在政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发展,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发挥了突出作用,人口统计学也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伟大社会计划”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沃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司法体系逐渐修改法律,赋予黑人、妇女及罪犯等群体以更广泛的权利,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国家尝试控制经济在应对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上,在海外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失败为保守主义信条重新赢得共鸣提供了基础。由此,共和党从1964年灾难性失败中得以恢复。

布什主义是保守主义思想对时任政府深刻影响的直接体现。至小布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权势集团。保守派知识分子、智库和商业利益集团为小布什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资金支持,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得以将信条传遍全国。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新保守派在国内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则采取了对世界的悲观诊断,认为由贸易和条约网络连接的世界是极端危险而无序的世界,继而坚定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另外,新保守派热衷传播自由民主的道德必要性,尤其倾向于在中东地区兜售美国价值观。二战后,联盟外交和遏制战略支配美国外交政策半世纪之久,“布什主义”坚定奉行单边主义道路,干涉国外事务,倾向以道德眼光看待世界,新保守派“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

作者认为,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体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具有不同于欧洲老式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保守主义鼻祖、英国保守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将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在吸收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丢弃了一些欧洲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仰,即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美国保守主义的在于夸大了前三个信条,而突出了与后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权力抱有更深的敌意;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同时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而就爱国主义而言,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保守主义的结果便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是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对比两党的短期考虑(某一特定总统任期的起伏)和长期定位(有利于两党的大趋势)后,作者认为共和党在两方面似乎都略占上风,共和党不仅资金募集能力、组织行动能力强,政治才能突出(白宫团队处理事务能力娴熟),右派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比左派更具知识活力,而且共和党拥有同美国人追求的最基本的四大目标——工商业、财产、选择权(除堕胎外)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更能保持一致,社会潮流正将选民推向共和党一边。但共和党并非占尽优势,作者认为政府开支与极端主义是共和党面临的两大挑战。布什政府一方面通过庞大的财政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但在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口头上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即“大政府保守主义”。共和党需要平衡、黏合广泛的联盟,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及其在种族、宗教问题上的极端倾向,“缺乏宽容的前景”可能将共和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优劣相衡,外加凝聚联盟的反恐黏合剂和深植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作者断言,“不论共和党的选举成功与否,保守主义已经在论争中获胜了;哪怕是民主党赢得了胜利,美国仍然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保守的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两位作者坚持认为美国将可预见地更为保守,甚至冠之以“右派国家”,这一结论并非是由于未能清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贯穿美国政治史的主线,抑或是限于选题范围,忽视了美国的左派侧面,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自19世纪末美国真正形成两党政治模式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每一轮重组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才会将小布什时期保守派的发展趋势与1896年政治重组相关联。作者结论的基础正是判断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的重组期,而无论基于短期还是长期分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都将迎来又一个统治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美国作为最典型的共识社会,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用循环理论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竞争被看作有规律的循环:举行关键选举,实现政党重组,产生新的多数党/少数党,建立均衡,随后均衡因现有政党系统无法妥善解决新议题被逐渐破坏,而政党与个人、团体间的联系纽带日趋弱化,最后就是将政治过程带入新一轮循环的关键性或重组性选举。”虽然循环理论并不能高度“适配”过去的历史进程,但它们确能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提供合理而精确的预测。[1]

二、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直接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1930年代,哈耶克率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及至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三大保守主义派别,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以钱伯斯为代表的反共产主义的保守派和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主义保守派。1964以来,保守派开始将保守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经巴里·戈德华特奠基、里根革命、金里奇革命和小布什主义四个时期的发展,伴随着新保守派、宗教右派的兴起,美国保守派逐渐恢复了战前的权势集团状态。本书对上述过程作了详尽而晓畅地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相应地,聚焦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浪潮研究,如果第一次浪潮(1960-70年代)以少数精英保守党领袖为考察中心,而第二次浪潮(1990-2000年代)关注右派自下而上的崛起,那么第三次浪潮将不得不探究关于分裂、斗争,以及保守党如何面临众多内外部障碍而取得成就的相关问题。[2]本书便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美国保守派从来不是一元的政治派别,美国保守联盟的组成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繁荣始终与危机并存。具体表现为,共和党由于联盟的广泛性,面临黏合联盟、体现代表性的困难。“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危机/威胁是缓和斗争、消弭分歧、保持联盟团结的天然黏合剂。“战后大部分时间右派黏合剂是反共: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9.11事件/反恐战争/爱国主义是右派另一项黏合剂。”因此作者断言,“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从危机/威胁的角度,关注美国保守派的威胁认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深化第三次美国保守主义浪潮研究,也对理解保守派主导下的美国政府战略定位和政策走向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战后美国历史上一个“冷战”色彩浓厚的组织,四次不断“复活”重现于美国政治舞台之上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出现时机与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浪潮发展几乎重合,尽管不同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目标不尽相同,但其做法基本一致:渲染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提出美国的应对战略与政策。

第一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12日,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委员会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侵略性战略”。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报纸评论、演讲、国会证词和专家报告。在他们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11日,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奉行对苏缓和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不少于46名“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向里根的过渡小组提供了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成员如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扭转越战之后军事开支走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进行巡回演讲,并准备了一系列有关防务、军控和美苏关系的声明,逼迫白宫做出一定让步。

第三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于2004年7月20日在国会山成立,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名誉共同主席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约翰·基尔,并同样云集了美国政界和智库界的著名保守主义人士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刚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这届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反恐战争。该委员会在发布的新闻稿中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特别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实施的恐怖主义。

2019年3月25日,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分别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会骨干成员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等。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当今中国不仅身处中美大国博弈一端,而且成为美国保守派针对自由派斗争的工具,成为兼具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合点。

三、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位作者对美国未来确立右派优势的判断不仅基于历史和现实政治考察,也基于美国保守联盟的两党保守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美国新近对华政策和民调数据,以供读者参考。

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数据,自1992年以来,被确认为自由派的美国人比例从17%上升2019年的24%。温和派比例从43%下降到35%,与自由派所增比例相当。同时,从1993年到2018年,保守派占比则一直保持在35%至40%之间,2019年保守派占比37%。从党派分布来看,1994年,将近一半的民主党人(48%)自认是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民主党内比例相当(25%)。到2018年,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突破至51%,这标志着民主党首次成为自由派多数党,尽管2019年这一比例又下滑至49%。共和党仍然是保守派多数党,自认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从1994年的58%上升至2019年的73%,与此同时,温和派和自由派则分别下降了12%和4%。[3]2020年上半年,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下滑。自认保守派的美国人从1-2月均值40%下降至5-6月均值34%,相应地自由派从22%增至26%,温和派上浮2%。除此之外,美国男性更倾向保守,女性则更均衡;18-29岁的年轻人更为自由,30岁以上的美国人,随着年龄增长,保守倾向更为突出;大学及以下学历更保守;白人保守倾向突出,黑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东部和西部意识形态上略保守,而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优势更大。[4]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均存在明显分歧。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显示,在30种政治价值观中,两党平均差值39%,在枪支政策、种族态度、气候和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网络和移民问题上均高出平均线,分歧明显。在政府角色、性别和两性、商业、经济和劳工等政治价值上分歧也超过30%,外交政策和宗教价值上差异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20%。[5]

结合保守派同盟以及相关民调数据,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右移;其二,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极化、分裂现象具有多侧面,除党派对立外,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和地理区域的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并不绝对,应对紧急问题的能力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波动。但无论如何,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都会给各方执政带来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缺乏意识形态上的重叠将造成政治僵局,并为零和游戏提供舞台,而不是妥协和“双赢”的解决方案。

不同于小布什时期右派美国对多边组织有限价值的认定,特朗普政府更寻求美国领导、满足美国利益要求,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特朗普执政以来,相继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在美国看来,联合国下属多边国际机构本身就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红利”,美国长期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美国自身国内问题的突出和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面临影响力式微的窘境,而国际协定显然束缚了右派美国推行实力外交,拥有“独一无二的利益和责任”。“退群”背后,不仅是追求美国特殊利益的体现,从根本上也关乎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存废。

技术竞争是当前美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安全与民族主义内核的重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反映在战略层面,也体现在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试图倾全社会之力,阻断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切动力之源,赋予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以“科技冷战”的色彩。科技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

《右派国家》的两位作者置身域外为欧洲国家如何与右派美国共处提出了四点方案:其一,欧洲缩小与美国的硬实力差距,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便欧美之间建立起成熟的关系。其二,建立“雄心壮志”。由于欧洲硬实力的缺乏,从而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守主义实力政治产生龃龉,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其三,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坚持美国应该恪守多边体系,就必须建立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四,欧美双方应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领域。

中美关系不同于美欧关系,中国的大国定位也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国尊重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回归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长期保持着领先对手20年以上的优势,现在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部分领域比如5G、人工智能甚至正在被中国等竞争对手赶上和超越。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派共和党不仅在国际贸易上屡屡对华发难,对待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框架也频频“退群”或威胁“退群”,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使绊子”“卡脖子”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关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评估右派美国的未来走向,无疑对未来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9页。

[2] Julian E. Zelizer,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2010), p. 387.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275792/remained-center-right-ideologically-2019.aspx

[4] https://news.gallup.com/poll/316094/conservatism-down-start-2020.aspx

[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12/17/in-a-politically-polarized-era-sharp-divides-in-both-partisan-coalitions/

谢选骏指出:中囶上文对于“美国右转”的讲述,可以说是“含糊不清”……这是因为,“美国右转”的同时,“中囶左转”了——一左一右的两者,来回旋转对舞,使得双方眼花缭乱,再也无法看清对方……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

【谢选骏全集279卷·左派右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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