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低收入、不平等、人口危机，日本人为何“放弃了”》（MOTOKO RICH, HISAKO UENO, KUKO NOTOYA 2024年3月4日）报道：
在东京一家酒吧吃晚餐。即使在通货膨胀之后，日本的食品价格仍然是可以承受的：一碗拉面的价格不到七美元，一份包含多道菜的午餐套餐的价格约为12美元。
几十年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如今陷入衰退。人口继续萎缩，去年的出生率降至最低点。国家政治看起来一潭死水，因为一个政党无论多么丑闻缠身、不得人心，都能牢牢掌握政权。
但是不用担心。这里是日本，所有的坏消息都是相对的。
看看周围。在日本，虽然有种种这样的趋势，却几乎看不到社会不和谐的迹象，比如堆积的垃圾、坑洼不平的地面或随处拉起的警戒线。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和凝聚力，几乎没有末日来临的感觉。
这种平静反映了人们觉得无需彻底改变的心态：“Shouganai”——“没办法”——是国民口头禅。
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如此淡定。失业率很低，火车准点运行，每年春天樱花盛开。游客们涌入神社和购物区，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即使在通货膨胀之后，一碗拉面的价格也不到七美元，一份包含几道菜的午餐套餐的价格约为12美元。即使在东京，住房也是普遍负担得起的，而且所有人都有国民健康保险。犯罪率很低：2022年，全日本只发生了三起枪杀案。如果你把手机忘在餐馆里了，很可能回来的时候它还放在那里。
去年东京的一个公园里的樱花，这是日本人生活中众多不变的事物之一。
“我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很满意，”26岁的古典音乐打击乐手辻本千弘（音）说。上周，他和姊妹从东京西部调布的一家电影院出来。他说，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只要生活充实美好，他们就会感觉相当幸福”。
“我觉得日本处于和平状态，”他还说。“所以年轻一代不觉得需要改变这个国家。”
外面的世界饱受战争和社会挑战的困扰，更加深了这种令人沉醉的平静感。
“我常去美国和欧洲出差，感觉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和制度非常稳定，其他国家都有移民、高犯罪率和骚乱等各种问题。”65岁的三和久志（音）说。他在一家化学品制造商工作，此时正在同样位于东京西部的世田谷买卫生纸。
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下，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依然存在。根据一份联合国资助的年度报告，由于紧张的工作文化和社会压力，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幸福的国家之一，自杀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这方面的改变是缓慢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在富裕国家位居前列。农村地区正在迅速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重养老金和护理负担。
明年，日本将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达到或超过75岁，在这个始终难以接受和融合移民的国家，这一现象将日益暴露出它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目前，在日本最受推崇的一些机构中，已经出现了服务缺口。
“收到一封信需要四五天的时间，”庆应义塾大学政策管理教授白井小百合（音）说，她指的是日本的邮政服务。过去，该服务在信件寄出后一天内就能可靠地送达。
她说，当她遇到有线电视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方面的问题时，“有时你想通过电话询问，但现在已经没有与电话相关的服务了。”
“确实能看出来他们没有人手，”白井说。“服务质量不再那么好了。”
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国家的养老金和护理负担。明年，日本将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年龄达到75岁或以上。
然而，像这样的不便更多是一些烦心事，而非社会濒临崩溃的征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迅速达到富裕水平，其衰落是渐进的，在某些方面几乎难以察觉。
上个月，日本的经济排名下滑至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的经济起起伏伏，但基本上经受住了世界最高国债率的考验。东京人口每年以0.5%的速度下降，但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人们要排一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一个“网红”甜甜圈，在顶级餐厅预订座位必须提前几个星期。首相可能来来去去，但他们只是维持现状的使者，是可以随意替换的。
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中林美惠子说：“我想，每个人都多少知道，是什么正在向我们逼近，但它来得太慢了，很难以某种方式去倡导一场巨大的变革。”
即使是认为日本需要改革的人，也更多抱着顺其自然而非激进的态度。
“我本以为日本人更聪明一点，但我们的经济曾经被称为一流，现在是二流或三流，我们的政府可能连四流或五流都不算，”76岁的退休酒店工作人员别部富知（音）上周在横滨车站附近散步时说。
日本的经济起伏不定，但基本上经受住了世界上最高的国债率。
他说，他为他的子孙后代以及他们的未来感到遗憾。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说。“所以，我认为政府的水平反映了公民的水平。”
在战后时期，日本政府几乎一直由自民党领导。
现在该党的支持率非常低，根据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已经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低谷。但是，即使对自民党感到失望，人们终归也“不会太在意，只要能活下去，而且日常生活不那么糟糕就行”，东京笹川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渡边恒雄说。“正因如此，自民党的政治非常稳定。”
目前的支持率反映了公众对一桩金融丑闻的愤怒。虽然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情节过于复杂难明，大多数民众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日本人口继续萎缩，去年的出生率降至最低点。
去年秋末开始出现指控，称自民党内部的几个派系没有将政治筹款活动的门票销售收入全部入账。在某些情况下，国会议员似乎从部分收入中收取了回扣，检察官起诉了三名议员，指控他们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然而，与其他国家的政界人士被指控肆无忌惮的腐败不同，日本媒体挖出的竞选礼物和晚宴证据相对不起眼。一些新闻报道称，一名议员可能用政治资金购买书籍，其中包括数千册他自己撰写的书。
在政治反对派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自民党似乎可以再一次挺过它的众多自摆乌龙。选民的参与度不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不知道我们的市长是谁，也不怎么看新闻，”打击乐手辻本说。“我只是在网上看一些新闻，比如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宝宝出生了。”
山口县一座寺庙的游客。一位26岁的日本人说：“我觉得日本处于和平时期。所以年轻一代不觉得需要改变这个国家。”
山口县一座寺庙的游客。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很多，却没有说到重中之重——日本的稳定来自于天皇的存在，因为日本是天皇的封地。而天皇的权力来源，则来自于中国的册封——不仅有汉朝“委奴国”的赐封，还有南朝的“倭五王”——
网文《委奴国》报道：
委奴国，日本的古称。《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汉光武帝时赐委奴国王印绶“汉委奴国王”金印，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出土。委奴国是当时日本北九州地区政权林立中的一个邦，另外还有狗奴国等。
简介
委奴国，据考辨为日本的古称。在汉朝的时期，一个来自东方海域的岛国因为久慕大汉文明与繁华，便不远万里涉海越山来朝汉朝，汉光武帝赐奴国“汉委奴国王”之印，这块印章今天陈列在日本的福冈市。委奴国的名称即由此来。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倭国的记载，最早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汉书·地理志》“倭国在巨燕南，侯北，便属燕”等等。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委奴国”应读为“倭”的“奴国”就是《魏志·倭人传》所述女王治下约三十国之一的“奴国”，位于今九州福冈市附近。
史料记载
《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为考证18世纪在日本福冈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真伪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史籍难稽的情况下，中国找到新的物证，用以佐证这枚金印为“真印”，同时也为中日交往史起始于汉代找到确凿证据。
公元纪年前后 倭人分为百余国，来汉朝贡。
107年 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于汉安帝。
184年前后 倭国大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以“事鬼道，能惑众”立，尊卑有差，收租税。
239年 卑弥呼遣使朝魏。魏赐号亲魏倭王。
最早对日本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著作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该书《地理志·燕地》称日本列岛为“倭”，当时日本列岛的人接受了这一称呼。
对两地交往作明确记载且有确凿年代可考的是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倭奴国的记载：“旧百余国，汉朝有朝见者，今使所通三十国。”这就是说，日本有百余个部落国，到三国时，已逐步合并为三十国/部落，即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成为部落联盟的盟主。邪马台国当时已有统治机构和贫富、阶级差别，是日本奴隶制社会初期粗具规模的国家。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明帝时曾调封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绶”。该国女王卑弥呼在239年曾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授与金印紫绶。其后继女王亦曾遣使向西晋王朝朝贡。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607前倭国派遣小野妹子使隋，国书上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由过去自称倭王改为称“日出处天子”，结果被隋炀帝扔在了地上。公元6世纪，倭国开始大力吸收中国的先进技术、文化，从而使其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渐强。倭国国王逐对“倭”的称号感到不满，并自认为居于国之东，乃日出之处，便逐渐用“日”字代国名。
历史演绎
中国汉时的倭人尚属于国家林立的状态。并无国名。其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当时，倭王想借着臣属于东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委（倭）奴国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
隋唐时，倭国为学习汉人文化，多派留学生来大唐学习。为其发展泽惠巨大。于此也知“倭”乃不雅，“倭奴”尤甚。之后，议改国号：中国既称居天地中央，我在中国东瀛，乃是日出之本源，便定国号“日本”。倭王遣隋使小野妹子献给隋帝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
宋明两代倭国见中国强大，依然纳贡。至倭国战国末期，丰臣平定列岛，便开始了侵华的迷梦，想攻克高丽而入中原，使三国归于一统。“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这是丰臣在征服高野寺后，给一柳末安的信中的一句话。
至大清甲午年间，倭寇发动甲午海战，开始了他们梦想了一千多年的罪恶野心。战败后清狗李鸿章去马关与伊藤谈判。伊藤要求中国赔偿白银三亿两，割台湾、琉球、辽东。李鸿章道；“十年前你在天津还曾与我谈我结盟之事，现在却如此大开狮子口？”伊藤道：“那时彼国强于我国，如今我国是战胜国。”
委奴国金印实物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宁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谢选骏指出：可见日本的地位和云南一样。
《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印绶“汉委奴国印”真伪考辨》报道：
“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
字义考辨
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台湾史学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胆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对音，即“倭奴国”是虾夷人国家。此假说惊世骇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证，仅是为比对而作的比对，暂备一说。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就我们而言，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使“倭奴国”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国”来解释，也未必就是邻近伊都国的那个，因为据《魏志》、《倭人传》还有另一个仅录名的“奴国”。《倭人传》载“倭人……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从对马国开始至狗奴国总共30个，不多不少，表明两个“奴国”并非重出。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两个“奴国”外，还有弥奴国、姐奴国、苏奴国、华奴苏奴国、鬼奴国、乌奴国、狗奴国等7个以“奴”结尾的国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倭奴人的大集团分裂而成各国的反映，即在邪马台邦联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个范围较大的倭人国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东汉朝贡并受封为王。同时，我们认为因为金印在志贺岛出土就认为此地即伊都国附近之奴国地域，是缺乏根据的。
史载记述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中“倭国极南界”的说法。志贺岛在九州岛北端，如果这里的倭国和《魏志》、《倭人传》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则就无法解释这个说法。否则，“倭国”就应当是指包括本州在内的更大范围，而“倭奴国”就应当至少包括九州岛的相当部分，这也间接支持了我们大“倭奴国”的观点。那么《后汉书》中“倭国”的范围远超于九州意味着什么呢？表征着范晔等当时的史家也主张邪马台“畿内说”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书名作者述及年代成书年代对日本总称当时邦国称呼
山海经 传说时期战国至西汉倭
论衡王充周成王时期倭人
汉书班固前汉至后汉初约82年倭人
倭人传后汉约2世纪后期倭人
三国志陈寿三国3世纪末倭人、倭种邪马台、伊都、狗奴等
后汉书范晔后汉约432年倭国倭奴、倭面土
宋书沈约南朝宋488年倭国
南齐书萧子显南朝齐6世纪前半倭国
梁书姚思廉南朝梁及前事636年倭国
晋书房玄龄魏至晋648年倭人
隋书魏徴隋及前事636、656年倭国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李延寿南朝晋至陈659年倭国
北史李延寿北朝魏至隋659年倭国
旧唐书刘昫唐945年倭国、日本
新唐书欧阳修唐1060年日本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知识结构松散的邦联，甚至仅仅是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国的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名副其实。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300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小结
由此，小结这一节的观点：一、“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二、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三、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统一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四、《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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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海寇
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日本国父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历来是困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长期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则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1975年，在“香港徐福会”成立之际，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2002年6月25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祭奠，并欣然挥毫题写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个遒劲流畅的大字。2007年10月26日，“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开幕，羽田孜再次访华。他曾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
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齐人徐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目标极其宏伟。为了开拓秦朝的版图，他是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秦相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也证实，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是：“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而中国人当时对海外世界，也有强烈的探求欲望。邹衍，又称邹子，战国末期齐国人，是中国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主要学说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邹衍的地理学说，引导和鼓舞着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投身于海洋世界的开发。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徐福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他后来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药，一去不返。乡亲们为纪念这位好心的名医，把他出生的村庄改为“徐福村”，并在村北建了一座“徐福庙”。后来，有徐福在日本“平原广泽”为王之说。
绝非巧合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突然跃升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自此嘎然终结。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但《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最后只留下这样一句话：“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实，日本早于徐福来到前早已有人居住，并已有其文化。徐福与童男童女到来，充其量只是与当地人通婚再产生后代而已。但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移民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很困难。有趣的是，由宇多天皇到龟山天皇，由天皇主祭徐福达80多次，直到明治维新才停止。
日本人认为徐福在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当地还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传说中，日本人认为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但日本的徐福墓数量众多，如杨贵妃墓一样，前前后后有数十座，真伪难辨。据说，徐福到达日本后，再没有返回中国，又担心秦始皇追杀，所以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为“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都还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门口楼上还仍然刻着“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也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还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就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其实，考察徐福文化的流变，真正的意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可以说，“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谢选骏指出：前面说过，日本王的地位和云南王一样；现在还可以说，日本王的地位类似于江苏王——都是中国的一个省区。
网文《倭五王》报道：
倭五王是《晋书》、《宋书》等古代中国南朝史书中记载的倭国讃、珍、济、兴、武等五王。
倭五王坚持不懈的向当时的南朝宋皇帝请封，安东大将军和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的军事管辖权。最后除了新罗之外，全部获封。
历史学家相信，倭王只是表达了渴望控制南韩的愿望，实际上并未实现。
发展历史
倭五王是《晋书》、《宋书》等古代中国南朝史书中有记载。
《晋书》：珍、讃、济、武、兴。
《宋书》：赞、弥、济、兴、武。
文献记载
据《宋书 夷蛮传 倭国条》记载，倭五王在413年至478年间，至少有九次遣使南朝，奉献贡品。王名则按中国习惯称呼，就是天皇的名字。赞相当于应神天皇或仁德天皇、履中天皇，珍（也称弥）相当于反正天皇或仁德天皇，济相当于允恭天皇，兴相当于安康天皇，武相当于雄略天皇。他们朝贡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正处在兴盛时期的高句丽，提高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国际地位。
熊谷公男的评论说，五王执拗的要求半岛南部的军政权，是要显示其作为小世界的统治者。后来倭王发现对自认为是“天下”唯一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决意走上独自的道路。五王之后，到遣隋使之前的120多年，日本和中国没有官方外交。
宋书原文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一交一 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谢选骏指出：日本的稳定因为是天皇的封地，而天皇的权威则始自中国皇帝。在历史上，日本从未独当一面——古代追随学习中国，近代追随学习欧美，一旦独立自主，反倒自我倾覆。二战败亡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而作为“地位相当于云南和江苏”的中国省区，日本就很容易稳定下来，可以避开“逐鹿中原”的混乱了。如果日本强行出头，力量显然不够。二战亡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