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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谢选骏:“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


《美记者还原拍摄六四“坦克人”惊险一幕》(2024-06-04 上报)报道:


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前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让此惨案广为世人所知的重大推手,莫过于外籍记者涉险忠实纪录的过程,其中一张被称为“坦克人”的照片,1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只身挡下正在行进的解放军战车队列,震撼的画面令人动容,更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在北京当局竭力封锁信息的当时,除了拍摄照片以外,底片的传送更加具有风险,适逢天安门事件35周年,资深美国记者于近日出版回忆录,以第一线的角色还原当时惊险过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曾在六四期间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以及资深亚洲新闻记者的齐迈可(Mike Chinoy),近日出版《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透过访问曾被派驻中国的美籍记者,勾勒出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其中就包括拍下“坦克人”照片的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Jeff Widener),对于当时情形的口述纪实。


根据该书摘录内容,怀德纳于1989年6月5日,亦即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隔天,在美联社驻北京分部的图像编辑刘香成要求下,试图在解放军管制之下,在全北京市面对天安门广场视野最好的北京饭店,拍摄相关新闻画面。根据怀德纳之前受访的说法,他是美联社紧急从曼谷分部调派的人手,当时抵达北京才不过一个礼拜,就陆续遭到示威者扔出的石块砸伤,并且因为染上流感而卧床。


在接获要求后,怀德纳随即将照相机藏在外套之内,并且将400厘米长镜头藏在夹克内袋,另外夹带了增距镜、底片等,骑著单车前往饭店,到达目的地后,他注意到饭店大厅有一名外国大学生,于是悄悄向对方表明身分,“我是美联社的人,你能带我去你的房间吗?”而这名美籍学生马特森(Kirk Martsen)一口答应,把他带进自己下榻在北京饭店6楼的房间之内。


怀德纳架好摄影装备,发现大马路上出现解放军战车队列,正朝著天安门广场前进,怀德纳正准备取景时,突然出现1名手持购物袋的男子,挡在战车之前,并且开始挥舞著手中的购物袋。


怀德纳表示,当时他猜想该名男子可能将遭到枪杀,因此试图捕捉枪响的那一瞬面,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男子随后试图爬上战车,与解放军官兵交谈,于是他拍下了多张照片,直到该名男子遭人掳走、不知去向。随后怀德纳致电刘香成回报他所捕捉的画面,刘香成随即要求怀德纳将底片交给现场的外国学生带往美联社办公室。


怀德纳随即冲下饭店大厅,并且将底片交给1名绑著马尾的美籍人士,45分钟之后,刘香成从该名男子手中收下底片后,立即开始冲洗,刘香成表示“我看著画面逐渐浮现,并且传送出去”,该帧画面也成为世人对于六四血腥镇压最为鲜明的印象之一。


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在CNN资深记者的新书中,口述回忆1989年拍摄“坦克人”画面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被翻译成了《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其中的“the People’s Republic”被翻译成为“华”——这个错误太大了!这就是“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了。但是其实,“the People’s Republic”不是“华”,而是苏联共产党所奴役的各个卫星国、殖民地的统称。所以说,“反共反苏”并非反华,而是“爱我中华”!


《破镜重难圆: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2024-06-04 Milton Ezrati)报道:


中国面临诸多经济和金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却鲜少被讨论:私营商人对未来的信心丧失严重,特别是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可靠性缺乏信任。比起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危机,经济的长期未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CCP)都渴望的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新赢回这种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眼下的前景看起来黯淡无光。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其令人瞩目的发展时,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上,做出了关键妥协。他知道,发展需要积极的创业精神,这就需要私人所有权。他没有摒弃中国曾经的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将发展的需求描述为国家走向更完美社会主义未来的阶段。这种方式奏效了。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邓小平对中国所做之事似乎暗示,在未来某个时候将会回归所谓的社会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邓从未打算如此,认为所谓的阶段论只是一个借口,为了实现经济需求。无论邓的意图如何,现在很清楚的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已经接受了邓的“阶段”叙事,他现在希望中国迈出更深入的一步,走向更偏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基于这种信念,他对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已经开始明确表明他打算走向社会主义下一个阶段的意图。他公开表现出对私营企业的蔑视。例如,2018年,他的政府指控安邦保险集团创始人吴小晖进行非法活动。吴被判处18年监禁。他可能确实有罪,但北京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它接管了这家公司。自那以后的几年里,北京进一步迫害商业成功者。2021年,它切断了对两家非常成功的课后辅导公司——聚仁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的资金支持,导致它们破产。这些公司为数十万名中国学生提供服务。北京也对马云极其成功的零售业务阿里巴巴也采取了相同的手段,并因所谓的《反垄断法》对其处以罚款。该公司幸存了下来,但形象比以前低调得多。


《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强调这些举措的政治起源,是习近平明确表明了他的意图。他告诉党的十九大,中国应该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一个“新时代”。为了让人们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他在当时的几次讲话中,不同程度地补充说,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需要变得“政治敏感”,花更少的时间在狭隘的商业利益上,并且要“听党的话”。他谈到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私营企业家的头脑”。


私营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的财富更加脆弱。正如经济学家陈康在电子杂志《思想中国》中所言:“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他们‘商人们’肯定只会考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和移民,而不是继续投资。”中共让这种资产转移和移民变得困难,但私人资金仍然不愿投资,这些人们已经接收到了习近平的敌对信息。私人资本对真正生产性资产的投资,通常占全国总投资的一半,2013年增长超过23%,而后逐年放缓,到2015年为10%,到2019年为5%,去年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但现在习近平至少暂时改变了态度。面对中国不断累积的经济问题:房地产危机拖累了购房、建房和房价;对中国的敌意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东京日益增长;以及西方企业开始多样化采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习近平开始不再要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效忠于党的利益,而是称他们为“自己人”。他政府最近制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31条"中,有28项措施旨在促进私营经济。但信任和信心的损害已经造成。私营企业没有做出回应。根据最近一期可用数据,截至二月,私营企业对固定生产资产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可能最终会赢得私营企业的支持。即使他们成功了,这种胜利也只能缓解而不是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俗话说,破镜难重圆。习近平以前的姿态显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要修复这种伤害将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修复。而眼下,时间对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来说都是奢侈品。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我看这种邪恶的企图永远无法得逞。因为共产主义自以为已经杀死了中国、创造了一个中囶,但回头发现这个中囶越来越像中国了!所以准备再度杀死中国。但我保证,不论中国怎么被杀,仍会产生新的文明——就像蒙古、满清都以为自己杀死了中国,结果呢?是他们自己被杀死了。共产主义也是一样。


谢选骏: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


《从巴勒斯坦到“新疆”: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palestine 2024-05-25)报道:


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种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反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本文将从左翼视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


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种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反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受到强迫劳动的情况无论是华语世界还是国际社会都少有人知。长期以来,以色列和欧美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哈斯巴拉(hasbara)[1]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掩盖其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掠夺;而今天的中俄亦通过和各威权政府结盟、树立带头抵抗西方霸权的形象来洗白自身的帝国主义行径。如此一来,“选边站”就成了常态。许多自由派一边疾呼关注维吾尔人人权,一边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小粉红和坦克党(tankies)[2]则一边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一边视“新疆”再教育营为美帝的骗局。两者看似政治立场迥异,却都落入了两大资本主义阵营(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联手打造的新冷战叙事陷阱。因此,辨析资本和强迫劳动/定居者殖民的关系在当下尤为重要。只要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的受压迫结构极其相似:由国家发起,受资本驱动。本文将从左翼视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笔者愿以拙作抛砖引玉,希冀借此打破阵营主义的迷思,呼吁跨种/民/国族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反抗殖民、资本与极权的压迫。


集中营/监狱里的强迫劳动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发现,早在1948至1955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种族清洗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建立了至少22座集中营,关押了约7,000名巴勒斯坦人。[3]西塔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统治的政权,因此一开始将巴勒斯坦平民视作负担,只是计划将其赶出家园,而非关押。但以色列宣布建国引起叙利亚等周边阿拉伯国家广泛不满。这些国家派军进入巴勒斯坦领地与以交战。自那以后,以色列开始兴建集中营,用来关押战俘。另一方面,鉴于数万犹太人被征兵入伍,以色列亟需填补劳动力缺口。因此在关押战俘的同时,以色列也开始有意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当作“战俘”关押(在此之前以关押的巴勒斯坦战俘并不多),并将其强制征用为殖民经济服务。在集中营里,巴勒斯坦囚犯被迫充当佣人、弄干湿地。除了公共服务,ta们甚至还被迫参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劳动——运送巴勒斯坦民居被毁后的残骸、收集运输同胞遭受洗劫的财物、挖战壕、掩埋死者等。讽刺的是,犹太人启用这些集中营距离德国关闭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只过了三年;运营这些集中营的人中,恰恰还有曾被纳粹关押过的犹太人。


除了集中营,以色列监狱也是巴勒斯坦政治犯强迫劳动的血泪之地。据Addameer报告显示,自1967年至1972年,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被迫为以色列生产坦克等军事设备——自然是被用于镇压屠杀巴勒斯坦人——以及被“雇佣”来建设关押巴勒斯坦自己人的监狱。[4]《犹太复国主义秘史》的作者罗尔夫·熊曼称,政治化的监狱劳动就是“骚扰囚犯生活”的强迫劳动,旨在“最大化肉体和心理的压力”。[5]在强迫劳动期间,巴勒斯坦囚犯遭受了非人虐待和酷刑。拒绝劳动则会遭到惩罚:包括被剥夺现金券、放风时间、书籍报纸,甚至是被隔离和殴打。这些劳动的平均工资仅仅只有每小时0.05美元(相当于0.3 – 0.4元人民币)。


Addameer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在1972年,巴勒斯坦囚犯通过绝食迫使以色列废除了监狱强迫劳动制度,但“强迫劳动”仍以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维续——监狱商店制(canteen system)。一开始,巴勒斯坦囚犯的一些基本食物和日用品由国际红十字会免费提供。但自1970年代起,它被监狱商店制取而代之。随着狱方基本供给(hasbaka)的数量和种类减少、监狱餐质量下滑,巴勒斯坦囚犯不得不依赖于监狱商店,并在监狱劳动体制下通过所谓“自愿式”工作换取积分(canteen credits),购买必需品。这种对巴勒斯坦囚工的剥削直到1980年才逐步消失,但监狱商店制却一直延续至今。而经济剥削则很大程度从囚犯转移到了家属身上:因为监狱外的人需要赚钱转给监狱里的人用。


在“新疆”,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了再教育营的前身——劳改营。当时的劳改营和今天的再教育营不一样:前者并非只针对少数民族,而是所有民族中的异见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士受劳改的真实原因与其追求民族自决/独立的关系更大,而非一般意义上对中共官僚社会主义路线的挑战——这也是少数民族劳改犯与汉人劳改犯的不同之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指出,在“反右”运动中,一大批维吾尔干部由于“历史上曾追求‘民族自决’”,而被冠上“排斥汉族,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6]根据中共官方记载,当时“新疆”有1612人被划分为“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7]尽管现有资料甚少披露这些人是否均接受劳教式的强迫劳动,但我们大可根据中共对被打成“右派”的官员哈木提·尧鲁达西甫判处“下放劳动锻炼”的标准,来做出肯定推断。[8]类似的事情也在文革期间上演。例如,“新疆”鞑靼穆斯林苏云古丽·查尼舍夫(Söyüngül Chanisheff)因在60年代末参与组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被判劳改三年。[9]虽然劳教制在实行近56年后于2013年从法律上被废除,强迫劳动并未断绝,无论是在“新疆”还是中国内地。[10] 但与内地最不同的是,“新疆”的强迫劳动始终带有(内)殖民性质。


2014年后,“新疆”的强迫劳动制开始与“反恐人民战争”叙事结合,高度民族化,演变为再教育营系统。据统计,再教育营里关押的突厥穆斯林至少有150万人。[11] 与再教育营建设同步的是“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2014年,“新疆”加速推进纺织服装业发展,吸引东部沿海地区该产业转移,预计提供100万就业机会。[12] 自2017至2018年“再教育营”扩大化以来,中国政府将其更名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亦即再教育营),并将其作为当地的经济载体,为内地企业来“疆”建厂提供补贴。[13] 这些附属工厂建在再教育营内或附近,成为了再教育营系统的延伸。许多维吾尔人在营中完成“再教育”后便被直接转移至工厂。2018年,仅在“喀什”地区就有10万被拘者被转移至工业园工作。[14] 然而,从再教育营到附属工厂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严酷剥削。据学者达伦·拜勒(Darren Byler)采访一位被转移到工厂的被拘留者得知:她的实习工资仅为每月600元(国家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还会被各种克扣,且不许离开工厂,时刻受到监控。用她的话说:“就像奴隶制一样”。[15]


集中营/监狱外的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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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在监狱/集中营外同样存在。许多受害者是最易受剥削的底层:农民。在《雇用敌人:以色列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工人故事》一书中,马修·维克里(Matthew Vickery)指出,有许多生活在约旦河西岸接缝区(seam zone)的巴勒斯坦农民由于被以色列逐步剥夺耕地,又因移动受限、本土经济受钳,最终不得不到以色列定居点从事低端工作。[16]这些工作往往是建筑工、长工、售货员:超负荷劳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无偿加班、没有社会保障……巴勒斯坦女工的处境比男性同胞还要艰难:工资相较同族男工更低,承担更多再生产劳动,甚至承受着以色列雇主的性骚扰。尽管巴勒斯坦农民工不像被囚工一样直接受到胁迫,但这种看似“自愿选择”的剥削被维克里称为更隐蔽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state-instigated forced labor)——因为别无选择。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疆”,维吾尔农民被剥削的结构也极其相似。对于维吾尔农民来说,市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剥夺极大程度加剧了维吾尔农民的赤贫状态。加上语言文化迥异、宗教习俗不同、民族歧视严重、自由移动受限等因素,大多数维吾尔农民为了谋生,要么只能在“疆”内“自发”迁移(当农奴或是进入非农业的低端行业),要么只能接受政府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无论哪种,ta们都不得不面对极度的剥削和压迫:民族歧视、社会隔离、待遇极低、缺乏保障、失去权利……因此,ta们都是维克里所说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比较以色列占领西岸后的西岸巴勒斯坦农民及改革开放后的维吾尔农民,呈现两者在集中营外所受强迫劳动的结构异同。


(一)对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剥夺\


强迫劳动往往伴随着对原住民进行土地剥夺。这对农民来讲是致命的,因为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对于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 维克里以一座名为阿尔瓦拉加(Al-Walaja)的村庄为例,详细揭露了以色列殖民者如何步步蚕食其土地。[17]在1948年巴勒斯坦大浩劫(Nakba)后,该村庄的村民被迫逃离原住地。Ta们当时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此便暂迁至村庄附近,开垦耕地,伺机重返家园。然而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18],以色列迅速吞并了西岸。它在该村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前哨站、给定居者居住的房屋、联通本国的公路网络。再到了2002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隔离墙更是将该村庄并入以色列直接控制的西岸C区。就连村民们新建的村庄及新开发的耕地都被以色列以“保育土地”为名纳入自然保护区。如此一来,巴勒斯坦农民就彻底失去了耕地和传统的谋生手段。另外,以色列也为企业和工厂提供优惠,鼓励其开设到犹太定居点。再加上以色列设下的种种限制(将于下一部分展开),巴勒斯坦农民最终不得不接受定居点工作(settlement work),为殖民者干活。即便这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视作违法行为,且常被经济条件较好的同族视作殖民者的走狗,也让工人厌恶自己。


相比之下,汉人对“新疆”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剥夺则由(准)军事占领和资本圈地两方面完成。早在1954年,汉人为主的准军事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兵团一开始主要驻扎在“北疆”,一边开垦土地抢占水源,一边大量接收汉人移民。[19]因此兵团也被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直接比作犹太人定居点。[20]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6年期间,兵团就从不到8万公顷的耕地开垦到了81万;兵团人口亦从1954年的18万增加到了1966年的149万。[21]到了改革开放后,官僚资本主义取代了官僚社会主义,同时“新疆”也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另外,中央政府还推出了“西部开发”政策,在“新疆”大力发展“一黑一白”产业:石油和棉花。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许多汉人在政策鼓励下从内地带着资金来南”疆”开荒,并大面积承包土地,以种植棉花为主。据汉人学者李晓霞介绍,虽然维吾尔农民同样开荒,但ta们要么没有资金大规模承包和改造垦地,要么因为繁重的强制性义务工(hashar)无力耕作。相比之下,汉人农民则可通过交钱来免除义务工,汉人承包商甚至还能通过贿赂村干部来获得土地承包权。[22]另外,在“五个统一”的官僚计划经济制下,当地政府还通过指定种植品种、低价收购、各种税费,层层剥削当地农民,极度压低了农耕收益[23]。面对剥削,经济条件相对差的维吾尔农民往往更加脆弱。以上种种都让缺乏资本、技术和社会资源的维吾尔农民难以和汉人竞争。最终,ta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将土地(至少部分)承包出去[24],令“南疆”的土地大量集中到了当地官员和汉人承包商手中。除了资本圈地,随着“南疆”城镇化推进,当地政府也从城郊乡村的维吾尔农民手上大量征地。[25] 无论何种原因,土地剥夺都让本就赤贫的维吾尔农民进一步沦为无产者——“农牧区剩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共越发警惕“新疆”的“分裂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失业的维吾尔人被视作不稳定因素,亟需提供就业来稳定政局。此外,高速发展的“新疆”棉花产业、东部的沿海工业也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让中国政府开始以“脱贫”为名,将维吾尔“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的血汗工厂和“新疆”的棉花工厂。此举不仅看似缓解了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给汉人资本输送了廉价劳动力,还通过抢占能源与控制人力进一步巩固对“新疆”的经济殖民。这种官商勾结的“脱贫”项目可谓一石三鸟,被维吾尔研究者尼若拉·艾勒玛(Nyrola Elimä)直言是“奴隶贩卖”。[26]除了被迫劳务输出的维吾尔人,还有部分维吾尔劳动力是自发选择外出打工。然而无论被迫还是自发,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高度剥削就业环境,区别只不过是前者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胁迫(在再教育营还未出现以前)。实际上,并非所有外出务工者(含被强制转移的)都家中无地,失地亦非(强制)转移的先决条件。但土地的重要性万万不可忽视。因为对于有地者而言,一方面政府会拿没收土地作威胁,迫使其接受转移;另一方面往往自己难以凭借少量土地,继续在汉人资本的围剿下以传统农耕为生。这种土地剥夺一直延续至今,且越发强硬暴力,愈演愈烈。[27]


(二)封堵一切生路


维克里进一步剖析,强迫劳动光靠剥夺生产资料(土地)完全不够。要想让被殖民者被任意摆布,殖民国家还须将被殖民者与所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行隔离,令其只能接受殖民资本的支配。这种隔离包括了物理和经济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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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上,限制原住民劳动力的自由移动:


以色列殖民者将西岸划分为A、B、C三区,并直接管理了面积占60%的C区。每个区都由大大小小的零碎飞地组成,彼此互不连通。此外,以色列还建了隔离墙,设立了大量路障、前哨点和检查站。这种掠夺并碎片化原住民土地、实行种族隔离制的过程,也被称为巴勒斯坦的“班图斯坦化”。[28]加上许多道路仅限以色列人使用、道路常被以方突然封锁,C区的巴勒斯坦人到A、B区城市务工的交通成本远远高于到定居点的。正如维克里举的例子:“一个南希伯伦山(笔者注:属于C区)的木工或许能在仅26英里(笔者注:相当于42公里)外的拉马拉的一个木料间找到工作,但有了以色列限制移动、检查站、道路系统,去那里一趟要花几小时……”[29]况且,搜身还常带有羞辱和暴力,冲突爆发时人身安全也受威胁。这些因素都让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难以到城市务工,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定居点工作。


而在“新疆”,维吾尔农民迁移同样受限。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曾分析:“以封闭、相互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环境”,令维吾尔人难以从主要栖居地——偏远欠发达的“南疆”农村——转移到高度工业化的汉人聚集地:“天山北坡经济带”。[30]维吾尔学者阿布都外力.依米提​​​​​​​也指出,“新疆”距中国内地的路途远、成本高、乡村道路建设差,这些都令维吾尔农村劳动力难以像内地汉人农民工一样到内地打工。除了自然地理因素,还有语言的隔阂、文化宗教的迥异、民族歧视等社会因素。[31] 因此,尽管80年代中期以后有少数“社会经验较丰富、社会关系较多”的维吾尔人外出经商并取得成功(以开餐馆、做贸易为主),大部分维吾尔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疆”内转移当农工,或是到周边镇上或乌鲁木齐等“新疆”大城市打工。[32] 据2001年数据统计,“新疆”农村约有180万剩余劳动力(约占当地农村劳动力的44%),却仅有2万人外出打工(仅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而99%的转移劳动力都在“疆”内就业。[33] 这一点也可以在王力雄2003年“新疆”考察记录中得到印证:“【‘新疆’】汉族青年至少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34]


到了2009年的“七五事件”后,高压维稳政策更是令维吾尔人的移动亦处处受到监控和限制:街上同样密布的检查站;身份证和民族身份挂钩;出“疆”需当地警察批准;即便到了外地都难以入住酒店或租到房;居住登记表只有汉语;极难获得护照等等。[35]重重阻碍令维吾尔农民人更加寸步难行,进一步加剧了其失业情况。


经济上,绞杀原住民独立经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种/民族隔离:


以色列除了在物理上限制巴勒斯坦农民的移动,还利用建筑许可制度限制其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C区(即接缝区所属区),巴勒斯坦人若想建任何东西(哪怕是小小的鸡舍),都需要得到以色列的批准。但事实上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23年,巴勒斯坦人的的C区建筑申请拒绝率高达95%,而定居者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能通过。[36]即便是冒着风险私下兴建小作坊,一旦被以方发现就会被拆毁。正如在定居点务工的"阿尔瓦拉加村民穆哈迈德(Mohammed)所说:“但凡我有一丝机会能做自己的生意、搞个项目,我都会做的。但这里是C区……我什么业都创不了。”除了限制原住民自我发展,以色列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区(A、B区)进行全面经济宰制。1994年的《巴黎协议》后,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成为西岸的主要交易货币;以色列全面控制巴勒斯坦的商品进出口;甚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税收都是以色列负责收的。这种全方位的绞杀让巴勒斯坦城市经济难以健康发展,劳动力市场自然也就供远大于求。于是,高企的失业率更令巴勒斯坦农民对城市望而却步。


在“新疆”农村,就像前文提到的,维吾尔农民对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任何掌控力和竞争力,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能源方面,当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的巨大权力和丰厚利润更是被汉人官僚集团牢牢攥在手里,不由维吾尔人染指分毫。据统计,每年光是“西气东输”项目便为“新疆”政府提供了十多亿税收。[37] 倘若这些资源都能由维吾尔农民和工人民主决策地自主开发,ta们恐怕自己就能更有效地解决就业,更平等地发展经济,同时还可能避免汉人资本家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无须“依赖”所谓的“脱贫”项目或聚集在低收入行业。另外,本能一定程度带动民族经济发展、为族人同胞提供工作机会的维吾尔资产阶级也长期遭受打压:许多企业家不是像热比娅·卡德尔一样被抓捕,便是财产被没收。[38]土赫提等温和派知识分子更是被大量噤声乃至监禁。这样一来,维吾尔人想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无疑痴人说梦。


最关键的一环,则是对劳动力市场按照种/民族进行严格划分。对于以色列殖民者,这种划分是通过工作证制度完成的。要想在以色列或以色列定居点合法务工,巴勒斯坦工人必须先得到以色列审批的工作证。工作证制度还规定了巴勒斯坦工人只能从事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大多工作条件差、报酬低,难以招到以色列犹太人。同时,企业管理层则由定居者霸占。“新疆”的情况也是惊人相似。尽管中国法律规定少数民族应享有公平的就业权利,但几乎各行各业都赤裸裸地在招聘广告上写了“只招汉人” (即便同行业中维吾尔人也比汉人收入低)。[39]无论政府、兵团、国企、私企,皆如此。高科技行业、工业和能源行业更是将维吾尔人排除在外。这让从南“疆”到北“疆”大城市找工作的维吾尔人只能聚集在服务业、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民族隔离和受教育程度高低没有关系。就业歧视反而还让维吾尔人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想法。土赫提统计,维吾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15%。为了就业,许多大学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或是做小本生意(如摆地摊)。[40]在巴勒斯坦亦是如此。巴勒斯坦有近乎全世界最高的识字率,却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41] 而在“新疆”,向上流动的大门紧闭、民族失业率高企,甚至把许多维吾尔人挤到了犯罪道路。例如,80年代后有许多维吾尔儿童被同族拐卖至内地当小偷,大量维吾尔人跑到云南贩毒[42]。这种现象又进而令不明就里的内地汉人对维吾尔人产生反感,加深了误解与民族矛盾。


可以看到,无论是以工作证制度还是就业歧视,殖民统治阶级都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种/民族隔离。如同维克里所言,劳动市场按种/民族被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行业和高层岗位)留给殖民者(犹太人/汉人),次要劳动力市场(低收入行业和与底层岗位)留给被殖民者(巴勒斯坦人/维吾尔人)。[43]这也是为何土赫提会说,中国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恰好是“新疆”的汉维民族之别。


概言之,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中共,殖民统治阶级都通过剥夺原住民土地,封堵一切出路,让被殖民的民族无产化[44],最终不得不“自愿”被殖民资本宰割。这种极端情况下,即便没有国家机器的直接胁迫,被殖民者为了生存也别无选择。因此,巴勒斯坦农民和维吾尔农民在本质上共享着同一种强迫劳动。长期的定居者殖民和民族隔离所造成的民族矛盾激烈化,更是让维汉学者把“新疆”类比巴勒斯坦、南非。[45]


分而治之,瓦解反抗


强迫劳动和经济宰制不仅为殖民资本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还分化了被殖民者,瓦解了联合反抗。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新疆”,大量的原住民失业人口都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廉价的劳动力蓄水池。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蓄水池里不仅有无业的原住民,还包括外国移工。为了谋生养家,原住民无产者不得不进入殖民者规划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充当农奴或奴工,即便这里充满剥削。一旦就业,ta们便加入了和产业后备军形成对立的现役劳动军,无时无刻不害怕丢工作。因为ta们和资本家都深知还有很多失业者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因此,一方面殖民资本家可以随意宰割原住民就业工人,另一方面工人害怕被取代而不得不接受宰割。如此一来,殖民者/资产阶级和被殖民者/无产阶级的对抗,也就被转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亦即被殖民者/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抗都会令工人饭碗难保,无论这反抗是来自工人自己还是其同族。


例如,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无论试图组建工会还是状告雇主,都极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还会被加入黑名单,再也无法赴以务工。而同族反抗招致的集体惩罚在如今的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中最为显然。自去年10月7日战争爆发后,数千巴勒斯坦工人强行被遣返回加沙。高达20万巴勒斯坦建筑工人被禁止赴以及西岸定居点务工。[46]即便是留在加沙和西岸(非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也无法幸免:约40万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失去了工作。[47]此外,以色列还扣押了高达7800万美金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月度税收,令其无法给公职人员发工资。[48]对于集体惩罚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以色列又会用外国移工来填补。据统计,10,000名印度工人将陆续赴以务工,填补以色列建筑业的劳动力空缺。[49]而印度工人之所以愿意冒着风险赴以恰恰又是因为印度目前严重的就业危机。事实上,自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后,以色列就开始雇用中国工人在内的外国移工来取代巴勒斯坦建筑工——中国工人的人权状况也没有保障。 [50] 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避免巴勒斯坦工人像曾经南非的黑人工人一样,利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形成反抗种族隔离的势力。


这种对反抗的集体惩罚同样体现在维吾尔工人身上。据买买提明·艾孜来提(Mehmet Emin Hazret)统计,在1997年的“伊宁二五事件”后,伊宁大量工厂和企业以“破产”、“没有需求”等理由“倒闭”,解雇了大批维吾尔工人。但与此同时,这些工厂(或工厂地皮)大多被卖给了汉人,汉人工人也比维吾尔工人得到更好安顿。以伊犁州建设局为例:“有员工1000多名,其中90%为维吾尔族。1997年‘2.5事件’以后以私有化的借口取消了维吾尔族员工的工作。承包该企业的老板为了完成从那些汉族贪官手中接过的工程从内地带来了10000多汉族工人。这些工人现在工作在伊宁市与周边的地区。想干些哪怕是脏活累活而养家糊口的维吾尔人一个也没有被这个建设局录用。”[51] 解聘维吾尔工人又新招汉族工人,其缘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对维吾尔无产阶级的分化则残酷地隐蔽于再教育营和其附属工厂。诚如拜勒揭露,虽然两处都有严酷压迫,但附属工厂条件相对较好(如安保监控较少、工人仍有一定程度活动自由)。工厂里的维吾尔工人也因而成了现役劳动军[52];再教育营里的大量被拘留者则是产业后备军。因此,工厂工人需要通过绝对服从来证明自己是“真正完成了再教育”的产业工人。因为资本家和工人都心知肚明:“任和抱怨,任何生产的放缓,都会导致ta们 【工人】 被其ta【再教育营里的】被拘留者替代。”[53]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犹太/汉族工人、巴勒斯坦/维吾尔工人都受到统治阶级压迫,那是否有跨种/民族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呢?但现实告诉我们这很难。历史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美国和南非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都是敌对阵营。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从内部分化了被殖民种/民族无产阶级,还分化了殖民种/民族和被殖民种/民族的无产阶级——之所以有“你我”之分正是因为剥削“你”有利于“我”。


例如在西岸,有近2/3的以色列定居者(绝大多为犹太人)是冲着“改善生活质量”来的:低房价和高补贴。[54]据统计,2013年特拉维夫的平均房价为60万美金,而当时阿里埃勒(西岸第4大定居点城市)的平均房价连这一半还不到[55]。由于西岸定居点房价之低,就连许多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都来这里购房。[56]来定居点工作的老师也会有20%的涨薪,政府补贴还会覆盖80%的住房租金和75%的差旅费。[57]在“新疆”也是如此。例如政府给企业补贴,鼓励入“疆”。近年来,兵团也为鼓励汉人移民“新疆”,为新汉人移民提供房屋、工作和土地。[58]这些政策往往面向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士、脱贫劳动力[59]——被竞争激烈的本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的剩余劳动力(要知道,中共建政头三十年最大的汉人入“疆”潮不是兵团人,而是大饥荒时期高达200多万的内地逃荒饥民[[](#)60])。再加上种/民族隔离的劳动力市场本就对犹太工人/汉族工人有利。可见,无论是以色列定居者还是汉人定居者, 大多都被殖民制许诺了向上流动和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在《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一文中,雨舟还把汉人类比作W·E·B·杜波依斯笔下的美国白人。雨舟敏锐指出,除了经济利益,汉族移民还从民族压迫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报酬”:社会尊重。[61]同样,哪怕是最底层的以色列犹太人,都能享有“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与人权、土地、家、社会福利”。[62]在种/民族隔离制下,种/民族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抛开个人道德不谈,无产阶级定居者为何要拒绝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制度呢?这就像要占尽特权的顺直男反对父权制一样难。难怪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者摩西·马霍弗(Moshe Machover)和阿基瓦·奥尔(Akiva Orr)会说,正是物质现实阻碍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无产)阶级团结。[63]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汉人和维吾尔人。王力雄曾观察到:“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64]这些汉人并非个例。据维吾尔在线在2011年做的一次维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汉人支持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政策。89. 4% 的新疆汉人希望在各个层面保持并强化汉族人的优势地位。82.3%的新疆户籍汉人支持继续保持排他性的权力控制。”[65]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更邪恶的分化是,殖民统治阶级还会与部分被殖民者合作,做出部分让利,将其收编为规训同族人的代理人。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帮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傀儡政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另外,劳动力市场上的巴勒斯坦中间人也是压迫系统的一环。维克里指出,要想获得工作证,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很大程度要仰赖同族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大多是会说希伯来语、社会阶层更高的巴勒斯坦人。中间人人脉广阔,能更好和以色列雇主沟通。但是,ta们往往不会为巴勒斯坦工人争取合法权利,反而会为了逐利成为以色列资本家的帮凶,想方设法帮其钻法律漏洞,剥削甚至虐待同族工人。在“新疆”,汉人统治阶级亦把一些少数民族收编入国家机器。例如再教育营里就有维吾尔、哈萨克看守看管自己同胞。根据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塔依尔·衣明(Tahir Imin)和迪里夏提·热西提(Dilxat Raxit)的解释,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1)“典型的堕落的民族叛徒”;2)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不得已这么做的;3)因为找不到好工作的。[66]ta们都被殖民统治者许诺了一定酬报:或是谋生手段,或是人身自由。但无论如何,ta们都是非人的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永远的“两面人”。而所谓“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也由此而来。


结语


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数十年的苦难让我们深悟压迫的同构性。中共独裁固然万恶,但资产阶级民主的无能和虚伪也尽显于同样犯下种族灭绝之罪的以色列、及为其输送炮弹金钱撑起保护伞的西方帝国主义盟友。在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同被种族灭绝的此时此刻,在美国监狱里的黑人囚犯同受强迫劳动的此时此刻[67],我们必须明白: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毫无差别。何况巴以问题上国际法形同虚设,人权双标令人作呕,就连自由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都严重受蚀,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沦为警察国家。压迫如此相似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同构的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反殖民而言,推翻独裁和民族自决必不可少,但也远远不够。在资本家和定居者利益盘根错节的殖民地,被殖民种/民族几乎已全民被无产化。哪怕完成去殖民,原住民仍要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来资本。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想要发展本土经济很难不打开市场。因此即便废除了种族隔离、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原有或新兴的本种/民族资产阶级也必然会和异族/外来资本联手,继续剥削同族的无产阶级——正如今天的美国和南非一样。换言之,哪怕军事占领和定居者殖民被消灭了,资本还能变形重组,进行经济殖民。到时资本未必姓“中”姓“以”,但永远姓“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分化种/民族无产阶级的物质现实,从根本上推翻再生产殖民结构的资本主义。同时我们亦须避免重蹈中共伪民族自治之覆辙,在真民族自决的原则上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终结种/民族压迫,实现自由平等,通往所有人的解放。


[1] 哈斯巴拉指以色列用来控制舆论洗白自己的大外宣。


[2] 坦克党往往指支持自诩“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的西方左翼(如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这些人往往认为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凡反西方的立场就是正义的),而无视非西方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对本国人民的压迫。


[3] Yazan al-Saadi "On Israel’s Little-known Concentration And Labor Camps In 1948-1955", 2014.https://al-awdapalestine.org/2014/10/on-israels-little-known-concentration-and-labor-camps-in-1948-1955/


[4] Addameer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alestinian Prisoners", 2016.https://www.addameer.org/publications/economic-exploitation-palestinian-prisoners


[5] 罗尔夫·熊曼 《犹太复国主义秘史》,19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alph-schoenman-1988/11.htm


[6] 杨海英 《维吾尔人的文革》。https://smglnc.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95.html


[7] 据熊仓润在《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一书中记载,这些维吾尔干部多是从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投诚中共的“亲苏分子”。Ta们反感汉人集权统治,对民族自决的诉求也往往受苏联联邦制影响,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建立一个自治的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外交和军事由中央管辖,但军队由当地民族组成。事实上,中共在建政前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的,亦曾写信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甚至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三区革命”在中共的历史叙述中也曾被认为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受到肯定。曾经的承诺令维吾尔干部在中苏友好时期提出这些诉求再自然不过,也称不上激进。下文的哈木提·尧鲁达西甫亦提过:“新疆没有汉族亦可建成社会主义”。这亦间接说明这些维吾尔干部并非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反对汉人专制,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共前的国民党。


[8] 和谐历史档案库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尧鲁达西甫的党籍”。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5662349405


[9] 该党与1946年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同名,但后者于1948年已经解散,而60年代末的东突人民革命党是沿用该名重新组建的。详见:https://uca.edu/politicalscience/home/research-projects/dadm-project/asiapacific-region/chinauighurs-1949-present/,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ife-10292020152216.html。


[10] 根据劳改研究基金会统计,大概有4,000万至5,000万中国人受劳改迫害。而在“新疆”之外的中国内地,中国汉人、台湾政治犯也深受强迫劳动之苦。例如近年,郭飞雄、李明哲(台)、程渊、欧彪峰等政治犯均在狱中接受过强迫劳动。


[11] Reuters "1.5 million Muslims could be detained in China’s Xinjiang – academic", 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rights/15-million-muslims-could-be-detained-in-chinas-xinjiang-academic-idUSKCN1QU2MQ/


[12] 新疆日报 《未来10年新疆加快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发展》,2014。https://www.gov.cn/xinwen/2014-07/20/content_2720688.htm


[13]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4] 喀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15]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6] 接缝区指以色列1949年停火线与实际边境墙之间的一小块缓冲区,属于以色列控制的西岸C区。据联合国2006年数据统计,大约有50,000巴勒斯坦人居住于此。


[17] Matthew Vickery "Employing the Enemy: the Story of Palestinian Labourers On Israel", 2017


[18] 六日战争是指1967年6月5日至6月10日间,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以色列在短短六天内迅速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占领了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此战令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导致了土地的剥夺和分裂,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困境,一直影响至今。


[19] Laura T. Murphy, Nyrola Elimä, David Tobin "Until Nothing Is Left", 2022


[20] 伊力哈木·土赫提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2015


[21] 朱培民、王宝英《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2015


[22] 李晓霞 《新疆南部乡村汉人》,2015


[23] 据维吾尔学者拜合提亚尔·吐尔逊介绍,“五个统一”指的是:统一耕地、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灌溉和统一收割。他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对当地农民的剥削:“……像种子、 化肥 、 塑料薄膜和农药等也必须由乡政府统一购进后, 按乡 里确定的价格统一销售给农民, 农民不得自行购置 。农民没有钱, 可以从乡信用社贷款。 夏收之后, 农民所用的全部费用及贷款等一并扣除后, 剩余的才是农民的实际收入 。叶亦 克乡的一位村干部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户农民种 10 亩小麦, 那么按当地的收成 标准和粮食销售价格, 可以有 4500 ~ 5000 元的收入。但当年的耕地费、 播种费 、 水费、 施肥费 、 管理费 、 地税、 乡和村基金 、 公益金等支出就将达到 4000 元左右 。扣除这些费 用后, 农民实际能得到的也只有 500 ~ 1000 元。”https://xinjiangdocumentation.sites.olt.ubc.ca/files/2020/12/The-Existing-Pro_%E7%9C%81%E7%95%A5_outhern-Xinjiang_Baihatiyar_Tursun.pdf


[24]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25] 李晓霞 《新疆快速城市化过程与民族居住格局变迁》。https://shahit.biz/supp/ssmz.pdf


[26] Natalia Motorina, Juozapas Bagdonas, Kristiana Nitisa and Mauritza Klingspor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for Uyghur Workers Uncovered", 2021.https://bylinetimes.com/2021/08/17/the-hostile-environment-for-uyghur-workers-uncovered/


[27]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没有土地,何以求生》一报告中记录了部分2008年至2015年间的强制征地,重新分配或售卖给汉人。在这些案例中,赔偿即便有也很少,且反抗往往招致警察暴力或牢狱之灾。至于2016年再教育营逐步出现后,反抗更是不可能了。


[28] 除了维克里,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学者蕾拉·法莎赫(Leila Farsakh)也对此现象进行过详细分。可参考:https://www.palestine-studies.org/en/node/41127。


[29] Matthew Vickery, 2017


[30] 伊力哈木·土赫提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2015


[31]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2007。https://uyghurbiz.org/%E5%88%B6%E7%BA%A6%E5%B0%91%E6%95%B0%E6%B0%91%E6%97%8F%E5%86%9C%E6%9D%91%E5%8A%B3%E5%8A%A8%E5%8A%9B%E6%B5%81%E5%8A%A8%E5%9B%A0%E7%B4%A0%E7%9A%84%E5%88%86%E6%9E%90%E5%8F%8A%E5%85%B6%E5%AF%B9%E7%AD%96/


[32] 哈尼克孜·吐拉克《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以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例》,2012;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33]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7


[34] 王力雄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23


[35] Sam Tynen "Triple dispossess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2022.


[36] PeaceNow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acknowledges extreme discrimination in building permits and law enforcement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settlers", 2023.https://peacenow.org.il/en/the-civil-administration-acknowledges-extreme-discrimination-in-building-permits-and-law-enforcement-between-palestinians-and-settlers


[37] 新华社《回眸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西气东输工程惠及西东》,2011。https://www.gov.cn/jrzg/2011-02/19/content_1806323.htm


[38] 华尔街日报 《昔日友好桥梁,今朝阶下之囚——维吾尔族商人的命运转折》,2021。https://cn.wsj.com/articles/%E6%98%94%E6%97%A5%E5%8F%8B%E5%A5%BD%E6%A1%A5%E6%A2%81%EF%BC%8C%E4%BB%8A%E6%9C%9D%E9%98%B6%E4%B8%8B%E4%B9%8B%E5%9B%9A%E2%80%94%E2%80%94%E7%BB%B4%E5%90%BE%E5%B0%94%E6%97%8F%E5%95%86%E4%BA%BA%E7%9A%84%E5%91%BD%E8%BF%90%E8%BD%AC%E6%8A%98-11626249314;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Under the Gavel: Evidence of Uyghur-owned Property Seized and Sold Online", 2021.https://uhrp.org/report/under-the-gavel-evidence-of-uyghur-owned-property-seized-and-sold-online/


[39] 维吾尔人权项目《歧视,不公待遇、强制劳动:在东突厥斯坦、中国维吾尔⼈人就业权被肆意践踏 》,2017


[40]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7


[41] Al Jazerra "How Israel has destroyed Gaza’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2024.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24/how-israel-has-destroyed-gazas-schools-and-universities;TheTimes of Israel "Over half of Palestinian college graduates are unemployed, report finds", 2018.https://www.timesofisrael.com/over-half-of-palestinian-college-graduates-are-unemployed-report-finds/


[42] 凤凰周刊 《我不想当小偷——内地维族流浪儿生存调查》;M.Azat 《正在扩大的云南瑞丽维吾尔人墓地》,2009。详见:https://chilanbagh.wordpress.com/2014/03/。


[43] Matthew Vickery, 2017


[44] 维克里也把阶级种族化的现象称为“种族和阶级的重叠”。


[45] 王力雄和土赫提均把“新疆”比做巴勒斯坦。


[46] Reuters "Israel sends thousands of cross-border Palestinian workers back to Gaza", 2023.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thousands-gazan-workers-sent-back-israel-occupied-west-bank-witnesses-2023-11-03/;


The Jerusalem Post "Loss of Palestinian workers at Israeli building sites leaves hole on both sides", 2024.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93158


[47] The Guardian "Almost 400,000 Palestinians have lost jobs due to war, report says", 2023.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3/dec/03/almost-400000-palestinians-have-lost-jobs-due-to-war-report-says


[48] The Times of Israel "PA: Israel held $78 million from monthly tax revenues collected on Ramallah’s behalf​​​​​​", 2023.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israel-held-78-million-from-monthly-tax-revues-collected-on-ramallahs-behalf/


[49] Business Standard "10,000 Indian workers to reach Israel soon in batches starting next week" 2023.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10-000-indian-workers-to-reach-israel-soon-in-batches-starting-next-week-124013100575_1.html


[50] The China Project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ho power Israeli construction", 2020.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0/03/12/the-chinese-migrant-workers-who-power-israeli-construction/


[51] 买买提明·艾孜来提 《最富饶的土地上的伊犁维吾尔人的下岗代价》,2009。https://www.uyghurnet.org/cn/%e6%9c%80%e5%af%8c%e9%a5%b6%e7%9a%84%e5%9c%9f%e5%9c%b0%e4%b8%8a%e7%9a%84%e4%bc%8a%e7%8a%81%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7%9a%84%e4%b8%8b%e5%b2%97%e4%bb%a3%e4%bb%b7/


[52] 工人包括从再教育营被转移至此的“获释者”、以及没被拘留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53] Darren Byler 《营中纪事》


[54] Israel Policy Forum "West Bank Settlements".https://israelpolicyforum.org/west-bank-settlements-explained/;Vox"What are settlements, and why are they such a big deal?", 2023.https://www.vox.com/2018/11/20/18080052/israel-settlements-west-bank


[55] reliefweb "The economics at the heart of Israeli settlements", 2015.https://reliefweb.int/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economics-heart-israeli-settlements


[56] The Times of Israel "Lured by cheap prices and luxury digs, Arab Israelis are snapping up West Bank homes", 2022.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ured-by-cheap-prices-and-luxury-digs-arab-israelis-are-snapping-up-west-bank-homes/


[57] reliefweb, 2015


[58] 自由亚洲 《解读新疆:当局鼓励内地人口到新疆定居》,2020。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jieduxinjiang/xj-04242020142943.html


[59] 中国新闻网(新疆)《新疆兵团2023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2023。https://www.xj.chinanews.com.cn/xinjiang/2023-06-09/detail-ihcqcizu2002227.shtml


[60] Agnieszka Joniak-Lu "Han Migration to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Between State Schemes and Migrants’ Strategies",2014


[61] 雨舟《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二):民族和阶级的日常(2)》,2023。https://telegra.ph/%E6%96%B0%E7%96%86%E8%B5%84%E6%9C%AC%E4%B8%8E%E6%B0%91%E6%97%8F%E5%8E%8B%E8%BF%AB%E4%BA%8C%E6%B0%91%E6%97%8F%E5%92%8C%E9%98%B6%E7%BA%A7%E7%9A%84%E6%97%A5%E5%B8%B8-01-21-2


[62] Daphna Thier "Not an Alley: The Israeli Working Class"


[63] Daphna Thier


[64] 王力雄,2023


[65] 维吾尔在线 《多数维吾尔人认为政府是汉人利益的表达》,2012。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30132115/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6493


[66] 纽约时报中文网《他在新疆找到工作:关押穆斯林同胞》,2019。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304/china-muslim-detention-uighur-kazakh/


[67] 详见:Freedom Network USA "Forced Labor in Prisons"https://freedomnetworkusa.org/2023/08/11/forced-labor-in-prisons/; Captive Labor: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 2022.https://www.aclu.org/news/human-rights/captive-labor-exploitation-of-incarcerated-workers


网民嚎叫:


keeperX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42:54

qf4palestine是什么新闻来源?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5:34:42

不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人还会用本地的印第安语言?

karlhein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3:43:37现在新一代的维族人不会说写维语的越来越多了,维语在学校都变成了选修课,共匪就是想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达到文化上同化的目的

oxoxox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4:58:10

造谣没成本,还赚钱,字数要上去,篇幅要大,挖空心思出坏主意,真是坏透了!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3:05:23

现在美国CIA的蹩脚谎言已经满世界打出去了,覆水难收,就算被无数去过新疆的西方人无数次打脸,也只能打肿脸充胖子,打掉牙齿肚里吞,谎言一直要撑下去

karlhein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3:43:37

现在新一代的维族人不会说写维语的越来越多了,维语在学校都变成了选修课,共匪就是想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达到文化上同化的目的

半岛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58:02

有句话说得好:“美欧国家的政客们仇视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唯独钟爱新疆的穆斯林”。奇怪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只有美欧国家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每年两亿多人到新疆旅游,其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要是新疆穆斯林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应该会有许多视频流落出来吧?而不需要仅仅依靠一些海外疆独人士的一面之词。

那些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却要对新疆的穆斯林说三道四的人,还是早点回去洗洗睡吧。西方主流媒体现在已经是臭大街了。西方的新闻只能反着看。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52:15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绝大部分啥工作都没有,只能生孩子。这是当猪养,没有不出乱子的。

hohoohooo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46:52

双标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37:53

如果以色列有将新疆的去极端化,改善民生的经验好好理会落实并长期实施,加沙和西岸局势估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起码国际压力不会如此大了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2:34:00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指控就是"种族灭绝",没有什么"文化种族灭绝",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而且新疆一直就实行双语教育,维族里不会说汉语的大有人在。新疆的清真寺数量是美国全国的数量近乎十倍。另外,维吾尔人原来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并不是伊斯兰教,更不是极端保守的瓦哈比主义,而是多种宗教如佛教,袄教,道教。维族的传统服装也不是一身黑的罩袍和男人的大胡子,这都是后来极端宗教渗透的结果。最后,你看看人民币上印有除汉文之外的蒙藏维壮等少数民族的文字,如果要搞文化灭绝,就应该全部取消掉其他民族的文字。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6:00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大型学习营,目的就是消灭新疆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这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涉及几百万维族人,按照国际定义,这属于文化灭绝

kakoku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21:06:52

中共在新疆建政70多年,维族人越来越多,普通维族人连句像样的普通话都说不好,你TM说这是文化灭绝?

即使是文革那阵,孔儒文化遭受灭顶之灾,但似乎也没波及到回族啊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6:00

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大型学习营,目的就是消灭新疆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这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涉及几百万维族人,按照国际定义,这属于文化灭绝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45:39

感谢国家,感谢以色列,和平教们终于和平了。

ahhhh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20:39

这个指控就牵强了。中共对新疆是投入大于产出。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5 19:12:00

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美爹有本事上告至国际刑事法院,或到联合国去表决一下?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巴勒斯坦到“新疆”: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我看——这是“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用回教的方法控制回民,就是种族灭绝。


2024年6月4日星期二

谢选骏:斯大林三世与毛泽东三世


《普京的永恒战争》(ROGER COHEN 2023年9月12日)报道:


穿过高耸的松林和人迹罕至的草地,通往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的道路蜿蜒经过墓地,鲜艳的塑料花标记着在乌克兰丧生的俄罗斯人的坟墓。这里远离波将金村庄般的天堂莫斯科,战争的痕迹历历在目。

在湖的东岸,白色翅膀的海鸥跳入铁蓝色的湖水,35岁的尤利娅·罗里科娃经营着一家旅店,兼做儿童夏令营。她距离前线约5600公里,但战争在她的家庭和她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我的前夫想去打仗,他说这是他的职责,”她说。“我说,‘不,你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做她的父亲是更重要的责任。’”

“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


她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了,并留下了,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的生活只是另一种普通的俄罗斯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单亲母亲的生活——在一个离婚率在世界上居前列的国家,在一个陷入苦战的国家,在一个与普京认为纯属虚构的邻国作战的国家,几千万俄罗斯人像她一样,同那里有着家庭、文化和历史的联系。

我在俄罗斯待了一个月,这个国家的面积几乎和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一样大,我在这里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它为何会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无端卷入一场战争,以及它在这场持续了超过17个月的战争中的情绪——曾经被认为会是一场闪电战式的冲突,结果却变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据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估计,这场像9·11一样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战争,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已经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双方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当。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我从西伯利亚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穿越令人眩晕、塑造了俄罗斯人的自信的广袤大地,我发现这个国家不确定自己的方向或意义,在普京培育的辉煌神话和日常生活的挣扎之间摇摆不定。

一路上,我遇到了恐惧与狂热的好战情绪,也遇到了坚持挺过一场持久战的顽强耐心。我发现苏维埃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改良过的形式,连同屈从的习惯,继续存在着。因此,在国家电视台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普京的老套路——金钱、编造神话和谋杀威胁——基本得以保留。

但我也听到了像罗里科娃这样矛盾的声音,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个代沟明显的国家中的年轻人。

正是这种反抗,对这场看起来七零八落的战争不耐烦,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特权阶层漫不经心的不耐烦,构成了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6月底领导的短暂反抗的背景。他将他的兵变命名为“正义行军”并非没有原因。

纪念纳粹德国战败的胜利日已经成为将过去的冲突与现在的冲突融合在一起的活动。


“普里戈任的反叛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状,但他能不受阻碍地向莫斯科挺进也表明,对于所有军队是否都会参战,有一种紧张情绪,”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说。“普京显然不想下令开火,因为他不确定是否会被执行。”

出于其他原因,让普里戈任在短期内成为殉道者风险太大。瓦格纳在避免不受欢迎的征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招募了成千上万的罪犯,让他们在乌克兰的激烈战斗中首当其冲。即便说70岁的普京没有眨眼,他肯定也是缩了一下的。


然而,在领导俄罗斯23年之后,随着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战斗愈演愈烈,普京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他早在2000年执政之初就认识到,正如作家玛莎·格森所言,“战争几乎和镇压一样好,因为它们会让任何想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失去说服力。”

无论是车臣、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他总是用战争将俄罗斯人团结在简化的民族主义神话中,把他们带到简单化的结论面前,即他日益高压的统治如此不可或缺,必须永远存在。

尽管如此,战争必须尽可能地隐形,只有像乌兰乌德这样靠近贝加尔湖、距离蒙古边境不远的地方才会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向新雇佣兵支付约2500美元的月薪来实现的,这对于典型月薪500美元的地区来说是一笔巨款。

“金钱是人们参加战斗的主要原因,“罗里科娃说。“按照我们的收入标准,为志愿兵的报酬太疯狂了。”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但普京在俄罗斯最偏远地区的挥金如土只会让战争显得更为刺眼。年轻的新兵在机场排队等待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然后从那里经陆路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再进入乌克兰,战争的印记铭刻在他们恐惧的脸上,埋藏在墓地新翻的土壤里,死去的年轻人在那里安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战争气息。

罗里科娃最好的朋友的人生伴侣2月死在乌克兰,抛下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同父异母的兄弟逃到了格鲁吉亚。她的祖父来自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这种家族纽带让她更加痛苦。


罗里科娃凝视着窗外波光粼粼的广阔湖泊,这里蕴藏着世界上20%以上的淡水。风突然刮起来了;海鸥用力拍打翅膀防止被大风吹跑。她说,她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寻找躲避战争动荡的避难所。

至少为了女儿瓦莱丽娅,罗里科娃希望战争能在两年内结束。“我们听到的是一种真相,他们听到的是另一种真相,“她说。“但为什么我们就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互相残杀呢?”

莫斯科的新沙皇

在远离乌兰乌德的莫斯科,迪奥的门店挂着“因技术原因关闭”的告示,已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星巴克被重命名为“Stars”,这么做有些可笑,然而除此之外,西方制裁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地铁里一尘不染;日俄融合美食十分受欢迎,到处都是这样的餐厅;大多数事情都是通过手机无接触支付处理;豪车云集,多得离谱;互联网运作流畅得无可挑剔,就像整个俄罗斯一样。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场战争,除了在国防部的广告牌上,以及不久前在普里戈任的(如今前途未卜的)瓦格纳集团广告牌上,该集团试图用诸如“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做出来的”之类的口号来吸引新兵。


这些广告牌通常在众多新建的高层建筑上,建筑都有英文名字,如Trendy Towers(时尚大厦)或High Life(上流生活)。尽管普京竭尽全力诋毁西方,它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仍然酷炫。

40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当时它是一座没有颜色的城市,在共产主义的贫困中勉强维持着。看看今天的莫斯科,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普京赢得了他的同胞如此多的尊重。他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却又猛然将西方关在门外。他还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同时完整地保留了与俄罗斯过去的联系。

在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直系后裔彼得·托尔斯泰坐在一家俯瞰着主教池塘的咖啡馆里,他露出了自信的表情,咖啡馆里,一群有钱人正吃着大蟹钳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问他俄罗斯打算如何支付长期战争费用,他反驳道:“我们通过印度向欧洲销售石油来支付这一切。”


这是虚张声势,但也有一定道理。俄罗斯失去欧洲市场后做出了迅速调整,向亚洲出售石油,而印度也将部分石油精炼后出售给欧洲。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托尔斯泰说。“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比起我们国家的完整性和维护俄罗斯世界,自由和经济因素都是次要的。”


普京的统治就是要重建这个想象中的俄罗斯世界,或者说“俄罗斯米尔”,这是一个围绕着永恒的俄罗斯文化和帝国领域理念而建立的复仇主义神话,乌克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乌克兰却决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永远不可原谅。

至于未来,普京几乎没有说什么,人们只能猜测。

除了电视上,普京的形象在莫斯科或俄罗斯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尽管他最近外出的次数增加了一些。他在暗处进行统治,不像肖像随处可见的斯大林。没有那种对领导人的崇拜,像法西斯制度所青睐的那样。然而神秘也有其自身的吸引力。普京的权力影响到所有人。

这不难看出:保镖冲进莫斯科的高档餐厅,为这个体制中的某些头目或寡头腾出空间,在这个体制中,必须对总统付出坚定不移的忠诚,才能获得巨大财富。

最重要的是,正是出于恐惧,人们压低声音、犹豫不决,不敢说出普京双重思想中的那个险恶之词——“战争”。

冷战的苏俄学,变成了另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透过克里姆林宫的重重迷雾,弄清普京这位新沙皇在想什么——如今,他已经在自己执政的暮年。

高压政策愈发凶狠,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几乎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决策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特质正是约翰·勒卡雷曾说的“精神变态的一项首要条件”。

普京主义是矛盾事物的后现代汇集。它是伤春悲秋的苏联怀旧与黑手党式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对东征教会的虔诚和无所不在的破碎家庭的结合,是对“单极”的美国世界的猛烈攻击和俄罗斯帝国起死回生后的出击的结合——这一切都是通过对不同意见的无情镇压实现的,必要时会采取暴力手段。

在俄罗斯有一个让人越来越解除戒备的现象,它看上去很像美国或欧洲,但其实并非如此。它是“运行在一种不一样的软件上的,”法国大使皮埃尔·列维对我说。对国家秘密的定义在不断改变。

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接受除了菜单以外的任何文件,即使是点菜也尽可能扫二维码。

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大教堂的义务兵,向“俄罗斯人民的勇武功绩”致敬。

与过去的纽带得到维持,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斯大林重回人间,尽管没有古拉格。

真正的普京信徒

在距离莫斯科五个时区的乌兰乌德,一座废弃的苏联时代燃煤发电厂喷出浓烟,笼罩在有波纹铁屋顶的木屋上。重达42顿的世界最大列宁头像,至今在这座人口超40万的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耸立着。

这座静悄悄的城市,如今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冷战时期,这里是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生产中心,外国人不得进入,现在它再次卷入一场与西方的战争,而列宁的苏维埃联盟的解体,正是这场战争的根源所在。

59岁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即将第二次前往遥远的前线,他和国防部签了那种价值2500美元的合同。

去年十二月,他的挚友维克多·普利卢科夫在索莱达尔附近被乌军火炮击中丧生。几天后,瓦西里耶夫被一枚榴弹炸上了天。“我不太擅长飞翔,”他说。他带着受了重伤的肩膀回到西伯利亚,如今基本已经痊愈。

“钱当然是好东西,但那不是我重返的主要原因,”瓦西里耶夫说,他身形健硕,经常在他那间苏联时代的公寓里举铁。

“参战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他说。“我们的祖父1945年一直杀到柏林,就为了确保我们不用跟一个敌国作邻居。我们不会让美国给我们安插这么一个邻居。”

许多人对普京深信不疑,59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他将再次上前线。“我是出于对祖国的责任而战。”他说。

他的厨房墙上有一个钟在说这番话的同时,钟面上的普京和他的跟班——有时当他的替身——迪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直溜溜盯着他看。

“这个钟是我妈妈十年前给我的,因为她觉得我整天骂他们!”他说。“你知道的,我们俄罗斯人常有的抱怨,税收和腐败。我们骂沙皇、斯大林和他的古拉格集中营、叶利钦——然后我们接受现实。”

有的人则以更热忱的方式支持战争。44岁的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邀请我去他的车库,他在那里修理车辆,准备送到前线去。他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

他本人曾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作战,一座被俄军夷为平地的城市。2022年4月,沃罗德尼科夫在冲进那里的主要行政大楼时胸部中了两颗子弹。在接受紧急护理后,他回到乌兰乌德修养了好几个月。

和普京一样,他认为10世纪的基辅罗斯——其领土与今天的乌克兰部分重叠——是现代俄罗斯的诞生地,并且该地区一直是大俄罗斯不可分割的边疆。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个整体”。

“身上长了个肿瘤——长在乌克兰,我们必须治,”他告诉我。“带来肿瘤的是美国人,他们去了他们没必要去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明确且即将达成,正义将得到伸张,法西斯主义将被击败。”

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普京“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我问他怎么看普京。“他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神奇的解决方案

在恐怖时期,广大民众要么热情高涨,要么顺从,要么精于算计,要么畏首畏尾。相比之下,一些勇敢的人会转向内心的指南针。

39岁的叶夫根尼·弗拉索夫的麻烦始于去年底,当时他开始在Vkontakte(简称VK)上发表批评评论,VK相当于俄罗斯的Facebook。

弗拉索夫是乌兰乌德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个头高瘦,有一种坦率和无畏,他发了一张来自反对派网站的图片,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伤亡。

图片显示,战争中每死亡一个莫斯科人,意味着达吉斯坦共和国死亡87.5人;他居住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死亡275人;以及图瓦死亡350人,图瓦是一个亚洲少数民族的家园,也是俄罗斯最贫困的地区。

所有征兵广告牌上的图像几乎都是俄罗斯白人,与之相反的是,在前线阵亡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少数民族,Mediazona等独立新闻媒体证实了这一情况。这就是弗拉索夫要表达的。

他的朋友告诉他停止发帖。他不理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人会对他的反战视频感兴趣。

弗拉索夫的朋友们大多钦佩普京,他们问他上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我十年前就不再看了。都是垃圾。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不同的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

“我一直很愤怒,”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去年必须攻击乌克兰。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

弗拉索夫认为,总统已经迷失了方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过程非常顺利,普京认为消灭乌克兰也很容易。

“唯一的问题是,”弗拉索夫说,“乌克兰一直在做准备,而普京的亲信却一直在偷窃数十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士兵在四处寻找袜子。”

思索片刻后,弗拉索夫说:“普京是个小偷。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人展示了为建造他的宫殿而损失了多少资金。”

去年12月,一名警察打电话命令弗拉索夫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弗拉索夫询问原因。对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管怎样,他还是去了。他被问那些含有批判战争的社交媒体页面是否是他的。他说是的。

警方整理了一份报告,称他已经认罪——但他没有——并且如果他再犯,他将被罚款6万卢布(约合630美元),还会被监禁。

弗拉索夫聘请了一位名叫纳德日达·尼佐夫金娜的律师,她是乌兰乌德政治反对派的活跃人士。“我为言论自由而战,但我也与正在发生的一切作斗争,”她告诉我。“根据宪法,我的当事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发布他想要发布的内容。”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弗拉索夫已三次出庭。他的罚款最终减半,然后在4月被取消,但他尚未收到任何表明已结案的官方信息。

弗拉索夫想要离开俄罗斯,他的孩子分别是10岁、9岁、4岁和2岁。他看不到一家人在乌兰乌德的未来。他的梦想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当电工;他认为妻子可以在美甲沙龙找到一份工作。

“普京在位太久了,孩子们都不会问下一个总统会是谁,他们问下一个普京是谁,”他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弗拉索夫回忆起2021年参加声援阿里克谢·A·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也就是那位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这周他又被判了19年徒刑,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有很多人在抗议,”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

两年下来,他的一些曾经参加抗议的朋友已经成了普京的支持者,他把这种态度的转变归咎于“战争带来的神奇解决方案”。

我们约定第二天在南方公墓见面,那里距离乌兰乌德40分钟车程,坐落在一片松树林中。市中心的墓地已经没有更多空间了。

我们漫步穿过广阔的墓地,经过骨瘦如柴的流浪狗和野餐桌,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大束彩色塑料花,周围是新挖的士兵坟墓。

墓地的一整块都留给乌兰乌德的战死者。

一对老夫妇正在准备一个坟墓,他们铲土,夯土。在他们准备安放的墓碑旁边,地上放着一个水平仪。

我问他们埋葬的是谁。

“我们的孙子。”

他多大了?

“19”。

出了什么事?

“乌克兰的事。”

墓碑上写着:安德烈·马利克,生于2003年5月4日,卒于2022年10月31日。

当我读着这段铭文时,他们的女儿走过来,威胁说,如果谈话继续下去,她要就打电话给无处不在的联邦安全局。

重新打一场旧仗

5月30日,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庆典在华丽的乌兰乌德歌剧院举行,天花板上悬挂着苏联飞机的壁画,机身上有红星和印着列宁肖像的苏联国旗。

该国首脑阿列克谢·齐杰诺夫是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他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赞扬在“二战”中牺牲的3.9万名布里亚特人。然后,他表彰了八名在当前战争中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的当地士兵。

他将勋章别在其中三位英雄的衣襟上,又别在几位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衣襟上,全场起立鼓掌。

这是普京策划的将两场战争牵强融合的完美写照。

“今天,新一代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齐杰诺夫宣称。“我们的军队会赢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总有人希望我们遭殃。但我们克服了所有障碍。”

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庆典上,过去和现在的英雄们都别上了勋章。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随后是一场具有苏联风格的戏剧表演,其中包括一个全男性舞蹈团,他们随着一首歌颂煤炭生产的赞美诗旋转舞动,向下挥动手臂,唱着:“是的!是的!煤炭生产是我们的责任,整个俄罗斯支持我们!”

在外面,气氛没有那么欢欣鼓舞。

对许多人来说,平均每月几百美元的工资意味着艰苦的生活。

伊琳娜·康措娃的两个女儿七岁和九岁,她们是从电视上得知了33岁的父亲马克西姆·康措夫去年在乌克兰去世的消息。她感觉自己无法对她们说出口。她的大女儿玛格丽塔早早从学校回来,看到电视上宣布她的父亲获得了俄罗斯金星英雄奖。

我们开车去了那对夫妇第一次见面的高中。学校正面新贴了一块牌匾,是为了纪念康佐夫的英勇行为,他在遥远的土地上为一位年迈领导人的执念而牺牲。

康索娃是林业专家,她站在牌匾旁边。“你无法击垮俄罗斯人民,”她说。“尤其是俄罗斯女性。”

伊琳娜·孔索娃在纪念其前夫马克西姆·孔索夫的牌匾旁。

看着她,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一切带来的浪费,没有父亲的孩子,纠缠不清的历史留下的有毒遗产,以及所有那些为纪念战争的血腥牺牲而颁发的奖章。

“沉默之塔”

诺贝尔奖得主、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已被关闭,去往那里的路上会经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办公室,她因报道俄罗斯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于2006年被普京政权杀害。

她的书桌上放着打字机,还有她的眼镜、笔记和一本书,书的标题总结了普京时代的有罪不罚现象:《调查无定论的历史》(History of an Inconclusive Investigation)。

你要走过自2000年以来被杀害的另外六名《新报》记者的照片。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了伟大的战时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格言,穆拉托夫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说明你离得不够近。”

61岁的穆拉托夫坐在一间挂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照片的办公室里,这位领导人现在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唾弃,他拒绝共产主义,支持言论自由、企业自由和开放边界。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改革和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以和平而短暂的方式让分裂的欧洲在自由中团结起来。在这张照片中,于去年去世的戈尔巴乔夫拿着一个鸡蛋。

“他对待活物非常小心,”穆拉托夫告诉我。“他是一个农民。他珍视生命。现在,在我们国家,死亡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是一个窒息的社会,”被关闭的独立报纸《新报》的编辑德米特里·A·穆拉托夫说。

过去17个月就像送葬队伍的行进。政府开战没多久就关闭了《新报》以及其它一些最独立的媒体。报社的一个分支《欧洲新报》目前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出版。穆拉托夫还是待在俄罗斯,他称这是个“视真相为犯罪”的国家。

宣讲真相的人——纳瓦尔尼、大声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批评战争的伊利亚·雅辛、戏剧导演叶夫根尼亚·贝尔科维奇和无数作家与诗人——都已经身陷囫囵。

“我们是个窒息的社会,”穆拉托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座无声的巨塔。”

他说,没人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唯一知道的是老一辈像信教一样相信普京。

至于年轻人,自开战以来已经有多达一百万最优秀、最明智的年轻人离开俄罗斯。穆拉托夫说,这些人不想杀人和被杀。他们不认为荣誉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得。他们倒是相信,荣耀在艺术和知识中。他认为,要取代这群人,需要经历一个或几个世代的时间。

在俄罗斯还有一些愤怒的年轻人。

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克兰的越境攻击迫使数万俄罗斯人逃离家园,我在这里遇见了19岁的伊利亚·科斯秋科夫。

牧师在为应征入伍的士兵祈福。自战争开始以来,多达100万不想杀人或被杀的俄罗斯年轻人逃离了家园。

靠近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舍贝基诺遭到乌克兰人的反击。

他在去年因为反战而被大学开除,不过他已经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从事他称为“律师”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迫切想要避免上前线或离开前线的俄罗斯人。

“我们在政府最高层放了个FSB的人,我们让土匪来运作和统治,我们觉得,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一场选举来修正,”科斯秋科夫说,“但是等人们开始明白过来已经晚了——于是现在就这样了!”

在俄罗斯生活表象之下,潜藏着一场剧烈的代际冲突。冲突何时爆发尚不得而知,但看起来总有一天会爆发。

在莫斯科,我问穆拉托夫是什么促使普京对乌克兰发起无所顾忌的侵略。

“他对西方产生了极度的厌恶,”穆拉托夫说。“这些领导人和政客会到莫斯科来,”上午去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坟前祭拜,与公民社会代表大谈人权,然后他们会去见普京,签下石油天然气合约。

伊利亚·科斯图科夫因反对战争而被大学开除,现在他帮助绝望的俄罗斯人避开或离开战争前线。

“他们卸任后,”他说,“普京会收买他们——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前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他们都欣然接受普京的钱。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西方嘴上说的价值观都是垃圾。”

在穆拉托夫看来,普京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西方各国抓住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弱点,抹杀红军在1945年一路杀到希特勒的柏林这样的功绩。西方因此侮辱了2700万在战争中丧生的苏联人,这其中就有普京的哥哥。他的父亲当时身受重伤。

西方是通过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在普京看来,这本身就是背信弃义。

“于是普京决定,要获得已经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穆拉托夫说。“他要保护那场战争的胜果。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和纳粹和法西斯作战。”

苏联专制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都奇迹般地没有流血,但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

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普京看来,战争的性质已经扩大,成为对西方的文明之战。它也许是在乌克兰进行,但莫斯科的敌人远不止于此。

用俄罗斯外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谢尔盖·纳雷什金近日的话说,美国、欧洲和北约现在被一致认定为“彻头彻尾的恶魔崇拜”之源。

既然成了意识形态战争,就会愈发难以控制。“目前完全没有和谈的基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迪米特里·S·佩斯科夫对我说。“我们会在可见的未来继续这场行动。”

反西方的恶言恶语已经达到光怪陆离的程度。这是一种正在成形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接下来几十年的潜在冲突埋下伏笔。

上世纪90年代,对自由主义充满热忱期待的俄罗斯通过了一部宪法,其第13条写道,“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三十年后,普京的俄罗斯正加速走向一种秉守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新官方意识形态。

包括司法部长康斯坦丁·丘琴科在内的一些人提出了修宪废除第13条的可能性。

这种反西方意识形态是围绕东正教会、祖国、家庭和“精神高于物质”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后者在普京于11月发布的关于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政令中得到体现。

政令宣称美国以及“其它不友好的外国政府”是敌人,意图培育“自私、悲观、背德和对爱国主义理想的否定”,并且要“通过推广非传统的性关系来摧毁传统家庭”。

如果说在冷战中西方被描绘为冷酷资本主义的恐怖大本营,那么在现在的俄罗斯看来,它是性改变、变装皇后泛滥、野蛮的性辩论和LGBTQ称霸的源头。

“面对西方公然利用乌克兰的人肉发起的战争,俄罗斯还要忍耐多久?”背景深厚的俄罗斯外交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说。

“核战的风险很高,并且越来越高,”他说。“这场战争就是加长版的古巴导弹危机,但这一次面对的是否定母性、父母之道、性别、爱国、信仰、神明等正常价值观的西方领导人。”

俄罗斯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核威胁是这场对西方的厉声讨伐行动的一部分。从3月底到5月,俄罗斯一直在表示,一个正面冲突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被以间谍罪名逮捕,这是冷战以来第一次逮捕外国记者,美国政府和他所在的报社都强烈否认这一指控。四个月后,他仍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忍受煎熬。

过去近75年来一直处于俄美合作核心的莫斯科英美学校在5月12日的法庭裁决下彻底关闭,一家地方报纸指责该校传播LGBTQ价值观。

在接下来2024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无疑会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讨伐和在乌克兰的战争。他的再度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他将得到一个之后可以继续连任的六年任期。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一家法院受审,他是冷战以来第一位被捕的西方记者。

去年在莫斯科一家同性恋俱乐部举行的万圣节狂欢,尽管有国家宣传,派对仍在继续。

“我们的总统选举其实不算民主,只是昂贵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先生明年将以超过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普京的支持率唯一一次出现下跌是在去年9月,也就是下达局部动员令的时候。“我们看到普京的民调出现30年来最大幅度的隔夜下滑,”俄罗斯唯一大型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的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在莫斯科对我说。“战争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据专注于登门调查的勒瓦达的数据,普京的支持率从80%跌倒了50%左右。此后普京的支持率恢复到了80%左右,至于民调在当前环境下能有多可靠就见仁见智了。

尽管与大量证据相左,普京仍坚称乌克兰是一个法西斯和纳粹控制的国家,并且西方想把乌克兰变成又一个性别转换道德堕落的大本营,因此他成功地将一场侵略战争变成了卫国战争,本质上是在拯救俄罗斯,让它的实体和道德构造免遭被肢解的命运。

去年在莫斯科,一名俄罗斯义务兵正在拥抱他的伴侣。

莫斯科,学生们奔向胜利博物馆。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位数十年的当权势力会使用的那种四平八稳的语言,”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鲍诺夫说。“这是一个掌握核武的大国,在散发出一种革命者的炽热。”

浪漫主义者普京

在普京时代末期有一种镜像效应。他对西方和乌克兰的指责——侵略、法西斯主义、核威胁——成了他自己的行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在2023年被俄罗斯夷为平地的样子更像1943年被纳粹摧毁的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心中的复仇之火在乌克兰战争前夕达到了顶峰。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克里米亚成为一个久久不愈的伤口,因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那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普京执着于他所认为的公道,”阿里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他的电台“莫斯科回声”曾经很受欢迎,但在战争开始后很快遭到取缔。“他在2014年对我说,‘你可能对克里米亚的并入有不满,但那是正当的。’”

韦涅季克托夫说他跟普京很熟。他认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有误解。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他告诉我。“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腐败的家伙,出身贫困家庭,想要游艇、宫殿、女人和金钱。我们不觉得他是个认为苏联的解体不公平的克格勃官员。我们认为他是个冷血自私的人。事实上,他是个浪漫主义者。”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阿列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

民族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它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以虚幻过去的名义改变现在,打造一个除了荣耀之外,在各方面都很模糊的未来,这就是它的永恒本质。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他对历史真相完全不感兴趣,”奥列格·奥尔洛夫说。他是一位重要的人权活动人士,担任“纪念”团体的负责人30多年,该组织于2021年被取缔。

现年70岁的奥尔洛夫目前正在受审,罪名是“采取公开行动,诋毁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使用”。他最多可面临三年的监禁。

多年来,普京政权动用了一切手段来重振和重塑历史。“我的历史”主题公园遍布各地,俄罗斯人记住他们的英雄事迹,从13世纪抵抗蒙古人到纳粹入侵。围绕军事主题开展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也向孩子们灌输了这种思想。

5月9日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中,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举着先烈的画像在全国各地游行,这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庆祝的一大特色。然而,今年,在一场低调的仪式上,这些所谓的“不朽军团”活动被取消了。

即将离任的德国驻俄罗斯大使格萨·安德烈亚斯·冯·盖尔告诉我:“也许克里姆林宫担心有人会拿着在乌克兰阵亡儿子的照片游行。”

俄罗斯的孩子们在围绕军事主题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中接受灌输思想。

今年的胜利日纪念取消了游行中展示烈士画像的活动。

去年战争开始时,奥尔洛夫独自站在红场上,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1945:一个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国家。2022:一个法西斯主义获胜的国家。”

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普京以某种方式被取代,然后开始一段改革时期,就像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样。

“第二种选择更为现实,那就是普京政权继续存在,俄罗斯慢慢消亡,”奥尔洛夫说。“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了使这个政权稳定,镇压会加剧。”

三位西方驻俄罗斯大使在莫斯科告诉我,普京几乎肯定拥有足够的国家支持和资金支持,让他至少再打18个月到两年的战争。

我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被吞并的四个省之外,俄罗斯是否希望获得更多的乌克兰领土。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奥列格·奥尔洛夫说。

“不,”他说。“我们只想控制我们现在写进宪法的所有土地。”

俄罗斯陷入漩涡

贝加尔湖上的渔业博物馆是一座部分沉入水中的木制建筑,已正式关闭。但客栈老板罗里科娃认为有必要看看它,于是她打开了锁着的门,眼前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缩影。

到处散落着放咸鱼的木桶、雪橇、渔网、长凳,以及渔民们乘着木船驶向浩瀚湖面的褪色照片。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每一张老照片都潜藏着灾难。

墙上挂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海报:“大鱼上前线!”“赶超计划是所有渔夫的责任!”

一桶桶咸鱼被拖过数千公里的俄罗斯大草原,给红军带去滋养,让他们一路打到希特勒统治的柏林,这样的景象似乎概括了苏联人的巨大决心和牺牲,普京坚称,他必须通过更多的战争来纪念这种决心和牺牲。

“没有人来问我们:我们是否想要这场战争?”罗里科娃说。

在从贝加尔湖返回乌兰乌德的路上,普京为扭转历史而发动的战争的代价是随处可见的。

墓园里埋葬着安德烈·梅佐夫,这名2000年出生的海军步兵于2022年3月6日死在了乌克兰。他来自附近的塔洛夫卡镇,曾在国立贝加尔大学读书,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队服役。

一面海军步兵旗在花束上方飘扬。旗帜上写着海步口号:“所到之处,皆是胜利。”

贝加尔湖的渔业博物馆里,褪色的照片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海报展现了苏联的决心。

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处小型纪念地,反对派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于2015年2月27日在这里被枪杀。

每次我去墓园探视战争死难者的坟墓,FSB特工都会把车停在50米开外的地方,作为一种委婉的提醒。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毗邻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大桥。一处小型纪念碑标出了反对派杰出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在2015年2月27日被枪杀的地点,那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政治谋杀。

这里总有人在守护,确保纪念花束的新鲜的。这一天,这个任务落到了阿尔卡季·科尼科夫身上,他告诉我:“涅姆佐夫是个诚实的政客,这是很不寻常的。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涅姆佐夫去世前一年,也就是大约十年前俄罗斯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挑起的战斗开始时,他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普京已对乌克兰宣战。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因为这个精神不稳定的秘密警察特工的血腥疯狂而付出惨痛代价。两国的年轻男性会死在战场。母亲和姐妹将伤心欲绝。”

前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于2022年8月30日去世之前,《新报》主编穆拉托夫去探望了这位正躺在莫斯科医院里的朋友。曾做出给俄罗斯人自由这个决定的苏联领导人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已经基本失去意识。去世后,普京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我看——斯大林的亡灵会为此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伴了!这个普京,就是斯大林三世。就像拿破仑三世继承了拿破仑的旗帜。谁是中国的毛泽东三世?


《拜登:没人愿意与习换位,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美国之音 2024-06-05)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并说人们认为北京越来越强大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还再次表示,没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交换位置。拜登在采访中还谈到了台湾、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干预。


不愿意与习近平换位置,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星期二 (6月4日)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在谈及中国的全球的影响力问题时,拜登再次表示,没有人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


“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他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还“排外”。


“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拜登补充道。


拜登去年2月7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表示,“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换位置”。第二天,拜登又再问了一次:“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跟习近平换位置吗?”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挑战着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新冠疫情以及中国的清零政策加速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拜登谈到的人口老龄化。中国在今年月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出生率为6.39/千人,创历史新低。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1.1%。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以上,占总人口的30%。大约有三亿目前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国人将在未来十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在新冠疫情过后一直疲软。由于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且政府打击房地产商的过度开发,新房数量供大于求,房价一度下跌。安邦智库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逐渐下沉的大趋势很难改变,房地产寒冬还远未过去。


分析:中国最大的债务危机就要到来


时事评论员章家敦(Gordon Ch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马上要来临,就要经历自己的“2008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枯竭。这个国家经历他们自己的2008。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愿国家陷入衰退,所以,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债务刺激计划,现在是他们还债的时候了,但他们没有办法。”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多家大型经济体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衰退。中国在当时出台规模庞大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即扩大内需十项投资,总计约四万亿元人民币),快速拉动经济,提振信心,成功躲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章家敦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350%左右,甚至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2年美国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15.7%,日本为216.5%,而到了中国则是“无此地区数据”。


尽管如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并不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


“中国的经济2024年将增长5%,2025年和2026年将增长至少4%。中国没有通胀。它还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处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正在老龄化,但速度很慢。就像很多媒体评论员那样,拜登总统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但忽略了在经济层面,中国其实比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做得更好,”他补充说。


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从4.6%上调到5%,并预计2025年的增长率将是4.5%。


为加征关税辩护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上个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进行辩护。5月14日,拜登宣布对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新能源产品增加关税。外界担心这些关税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美国消费者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价格。


“中国不能用倾销的方式来改变市场,用那些有政府补贴,像电动汽车那样的产业。我们不会容忍。”拜登说。


拜登强调自己只是希望中国与美国“按同一规则”来行事。“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它必须给中国运营商50%的所有权,51%的所有权…….所以,如果中国想在这里投资,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说。


若台湾受到侵犯,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如果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


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入侵,美国是否会派兵时,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不过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或者海上部队,还是有差别的。”


他进而拒绝评论美国是否倾向于从菲律宾或是日本等美军基地进行介入,笑称“我不能谈这个,如果我告诉你了,肯定会受到(媒体的)批评。”


中国肯定想要干预美国大选


另一个涉及中国的话题则是中国对于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的干预。今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因为它希望排挤对中国的批评,并扩大美国的社会分歧。”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有证据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干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中国当然想要--这么说吧--他们肯定想要干预大选。那些恶意分子基本都想让特朗普当选,这不是个玩笑话。”他说。


他指出,如果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会导致美国领导力的缺失,从而让威权国家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自己担任总统的能力进行了辩护。在被问到很多美国人担心他年龄过大,可能无法继续领导国家时,拜登说自己的年龄不会影响他他当总统的能力。“我能比所有人做得更好,”他说。


根据路透社5月21日公布的民调,目前拜登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两年来的新低,仅为36%。


拜登在采访中还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影响力表示怀疑,拜登说:“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


网民嚎叫:


xlle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34:00

尼玛老痴呆说胡话 都崩溃n次了 反中蛆来个小高潮爽吧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6:36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拜登团队里关于中国的所谓的“专家们”都是白痴;第二,拜登自己是老年痴呆。

oleo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3:43

老比昂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天天自己打脸,一三五崩溃,二四六威胁,周日精神科医生的appointment


谢选骏指出:无疑的,在拜登眼里,习近平就是毛泽东三世,这个“书记”他已经“输极”了。现在要严防死守,免得他铤而走险,变成普京。毛泽东还是美国愿意接受的,毕竟只在国内杀戮,扩张能力有限,变成斯大林侵略邻国,那就麻烦大了。


谢选骏:《大纪元时报》黑恶组织、二十年恶攻、三十年恶报

 《大纪元时报》2004年平面与网络双管齐下,发表文章对我的划时代著作《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进行恶毒攻击,就像毛泽东发起的文革批判一样。因为我此前曾经私下指出:李洪志想冒充唐朝皇帝;所以《大纪元时报》就对我疯狂报复!不知道他们为此拿到了李洪志和法轮功多大一笔赏金?现在,《大纪元时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二十年恶毒攻击,对比三十多年刑期,似乎连本带利分毫不少。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被控参与6700万美元洗钱计划”(霍莉·洪德里奇(Holly Honderich)BBC记者 发自华盛顿 2024年6月4日早上7点21分)报道:


《大纪元时报》(Epoch Times)的首席财务官因涉嫌参与大规模洗钱计划而被捕。


据美国司法部,61岁的关伟东(Weidong “Bill” Guan,音译)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参与一项非法资金达6700万美元的跨国洗钱阴谋,以为自己和《大纪元时报》谋利。


根据起诉书,关伟东领导着该媒体的“网上赚钱”(Make Money Online)团队,利用加密货币购买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犯罪所得。


关伟东尚未提出抗辩。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会被判入狱30多年。


《大纪元时报》周一晚在发给BBC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打算并将全力配合任何针对关先生的指控的调查”。


“虽然关先生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但公司已暂停了他的工作,直到此事得到解决。”该媒体称。


《大纪元时报》没有回答检察官提到的有关“网上赚钱”团队的具体问题。


BBC无法联系到关伟东置评。


在长达12页的起诉书中,美国联邦检察官详细描述了据称始于2020年左右的计划。


检方称该计划并不复杂:“网上赚钱”团队成员通过加密货币以折扣价购买犯罪所得,并将这些所得转入与报社有关联的实体持有的银行账户。


这些非法所得最终将通过“数以万计的分层交易”转回《大纪元时报》账户,包括使用预付借记卡和使用被盗身份信息开设的金融账户。


根据起诉书,多年来,该计划为《大纪元时报》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就在关伟东涉嫌参与骗局的同时,该报的内部账目显示其年收入激增了约410%——从2019年的1500万美元增至次年的约6200万美元。


检察官说,当银行询问关伟东激增的资金从何而来时,他谎称资金来自“捐赠”。


关伟东被控一项共谋洗钱罪和两项银行欺诈罪。


检察官指出,这些指控“与媒体公司(《大纪元时报》)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


《大纪元时报》成立于2000年,最初是一份在纽约免费派发的低成本小报。


《大纪元时报》由隶属于法轮功宗教团体的华裔美国人创办。


此后几年,该报据称已发展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媒体之一,也是阴谋论、右翼虚假消息和中共激烈反对者的大本营。


谢选骏指出:《大纪元时报》2004年平面与网络双管齐下,发表文章对我的划时代著作《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进行恶毒攻击,就像毛泽东发起的文革批判一样。因为我此前曾经私下指出:李洪志想冒充唐朝皇帝;所以《大纪元时报》就对我疯狂报复!不知道他们为此拿到了李洪志和法轮功多大一笔赏金?现在,《大纪元时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二十年恶毒攻击,对比三十多年刑期,似乎连本带利分毫不少。 


“《大纪元时报》高管涉嫌洗钱在美国被捕”(KEN BENSINGER, CHARLES HOMANS

2024年6月4日)报道: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周一被捕,并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有洗钱和银行欺诈罪。

《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周一被捕,并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有洗钱和银行欺诈罪。

右翼媒体公司《大纪元时报》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遭到逮捕,并被指控通过公司账户清洗至少6700万美元的赃款,这项计划进行了多年,目的是为了提高财务回报。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一项洗钱罪和两项银行欺诈罪起诉关伟东(音,又名比尔·关)。指控称,他向一家金融机构隐瞒了资金来源,其中一些资金据称是骗取失业救济金所得。司法部称,这笔钱使大纪元的收入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近400%。

身为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的关伟东于周一被捕,5月23日递交的起诉书现已公开。他提出无罪抗辩。他的律师——一名联邦公设辩护人——拒绝置评。如果罪名成立,关伟东将因洗钱罪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因银行欺诈罪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大纪元时报》隶属于在中国被禁止的灵修团体法轮功,多年来一直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免费纸质版报纸,主要致力于批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该媒体变为特朗普及其右翼盟友的主要支持者。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关伟东在四年的时间里经营了一个“庞大的跨国计划”,用加密货币在网上以折扣价购买预付借记卡,然后将卡上的钱存入个人和公司账户。检察官说,这些借记卡里都是非法获得的资金,其中一些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失业保险福利。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称,这些指控表明,政府“致力于严厉执法,打击通过洗钱为欺诈提供便利者,并保护美国金融体系的诚信”。

据曼哈顿联邦法院的发言人说,61岁的关伟东于周一晚间被拘留,他面临300万美元的保释金,其中包括一笔25万美元的押金。根据保释金条款,一旦获释,关伟东必须继续接受在家拘禁。

《大纪元时报》在声明中说,该公司“有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在交易中将诚信置于一切之上”,但又表示,该公司“计划并将全力配合任何涉及对关先生指控的调查”。该公司表示,在此事尚未结案之际,已暂停关伟东的职务。 

司法部表示,“这些指控与这家媒体公司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起诉书中没有提到其他员工的名字。

该机构出版《大纪元时报》,运营同名数字新闻网站,制作大量播客,并运营广播公司新唐人电视台。

该公司于2000年在佐治亚州成立,现任首席执行官唐忠当时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也是法轮功修习者。法轮功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其成员在中国受到迫害。


2020年,前《大纪元时报》工作人员告诉《纽约时报》,在2016年大选期间,该机构支持特朗普,希望他担任总统后能推翻共产党。特朗普获胜后,这家新闻机构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传播政府的信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右翼重要媒体。

它还成为右翼阴谋论的主要传播者,尤其是以Facebook为主的社交媒体上。该公司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页面网络,通过病毒式传播的内容和大量广告吸引受众,有时数量相当庞大。

2019年,Facebook发现《大纪元时报》违反透明度规定,掩盖其广告购买,随后禁止该公司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但大纪元在其他平台上继续繁荣发展。去年,该公司称,按订阅数量计算,它是美国第四大报纸,但由于不参与行业审计,这一数字无法核实。

司法部表示其洗钱计划始于2020年,一直持续到上个月,与该组织的财务大幅增长时期相吻合。根据联邦税务文件,2020年,它的总收入从前一年的1500万美元增加到7100万美元,增长了373%。第二年,营收再次跃升,增幅超过70%,达到1.21亿美元。这些税务申报文件是由关伟东以该公司最高财务主管的身份签署的。

关伟东和公司其他代表经常将财务结果归因于付费发行量的增长或支持者的捐赠,他们曾致信一位国会议员,称“订阅构成了增长的主要部分”。

但联邦检察官表示,大部分资金来自一个复杂的犯罪计划,关伟东在该计划中雇佣了一个名为“线上赚钱”(简称MMO)的海外团队。


检察官说,当银行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就涉及该公司账户的大量可疑交易联系关伟东时,他一再否认有任何违规行为。起诉书称,有一次,他告诉一家银行,这些存款代表着“支持者越来越多的捐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媒体”。

关伟东还将其中1670万美元存入了他的个人账户,他没有在税务申报中报告这笔收入。

《大纪元时报》一直在扩大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它投资2024年竞选报道,并在全国各城市投放大量广告牌广告。随着《大纪元时报》成为右翼人士广泛阅读的媒体,它也在共和党政界找到了特朗普以外的支持者。

今年1月,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主持了《一六真相》(The Real Story of January 6)的放映,这是一部由大纪元流媒体平台制作的电影,宣扬了有关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各种右翼阴谋论。

去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在国会记录中宣读了一份声明,表彰《大纪元时报》“关于新闻的最佳实践和最高原则”。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词,”诺曼在声明中说。“那就是自由。”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大纪元时报》隶属于在中国被禁止的灵修团体法轮功,多年来一直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免费纸质版报纸,主要致力于批评中国共产党。”——其实呢,《大纪元时报》和共产党武警是一丘之貉,它们的主要活动都是为了党同伐异、一手遮天。所以“大纪元”又被人称为“大妓院”——现在事实证明,《大纪元时报》确实是个黑恶组织。


谢选骏: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一个研究提纲》(张伦 JUNE 7, 2020)报道:


“八九—六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已有多种相关的回忆、记录、分析文献问世,对认识此事件,保存历史记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受中国当下政治状况的阻碍,相当的一些历史史实仍有待澄清,但我们大体上对该事件也有了远较过去更多的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相关的理论探讨尚嫌薄弱,限制了对该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更深入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涵是需要不断地阐释,才能历久弥新。


不揣寡陋,笔者去岁“八九”三十周年时曾尝试撰文就此略加补充,但因各种杂务缠绕,未能成文。今年本拟利用在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相关资料,写成文字,却因疫情困居居所,无法利用图书馆资料,手边亦无参考书籍,计划又被搁置。临近纪念日,乃决定直陈观点,不做注释,用几天时间草成此文,可视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笔录,以期抛砖引玉,吸取更多他人的见解,他日修正完善,以便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国,探讨中国的未来。

(篇目:   1. “八九” 与“六四”,  2. 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3.“八九运动”的产生  4. 过程与诉求,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8,后果与影响 : 对当代中国的型塑,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1, “八九” 与“六四”

正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四”抗议紧密相连,但却不应被完全划等号一样,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的50多天的 “八九运动”也不该简单地以6月3日到4日夜在北京街道上及天安门附近发生的镇压事件来命名概括。前者是一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基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后者是屠杀,官方动用军队在无任何暴乱迹象甚至一般的打砸行为、社会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八九运动”或“天安门事件”包括“六四”,但“六四”不能囊括“八九”。这些年,因各种原因,人们的记忆更多被引导集中在“六四”当天所发生的事件,被一种“镇压—抗暴”的叙述所左右,而忽略“八九运动”的复杂组成。做这样的区分,不仅是要展现持续50多天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历史事件中所包括的丰富的内涵及精神遗产。


2,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理解历史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历史上的“事件”一般会有如下特点:它会造成某种历史断裂,但其本身往往又是过往历史连续过程的一种产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镶嵌在某种历史逻辑之中,具有某种凸显的历史意涵。否则它一定会消失在那种带有重复性的种种现象中而不能获取历史事件的性质。如果中国的读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重新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尽管官方曾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加以提升强调其重要性(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事实上,因其不具某种历史断裂性及所带来的意义更迭,故也完全称不上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因颠覆了某种既存的架构和历史延续性,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质的时期才得以成立。历史事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事物惯性延续的产物;一般来讲,断裂中一定会伴有偶然性,其产生的偶然性和演变过程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又成为后来历史进程的某种重要的起始约束条件。


“八九—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但又镶嵌在整个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具有某种连续性,我们确可将从1978年开始的几十年整体上视为一个时代。但我们确无法忽略1989年“六四”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的重大差别,无论是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政治力量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九”将中国当代改革历史隔成两个时期,极大地形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对此,许多人或缺乏明确的意识或有意忽视,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生活在“后八九—六四“时代。忽略对“八九—六四”的理解,是无法真正认识当下的中国的。


3,“八九运动”的产生

“八九运动”的产生就思想资源及时代氛围来讲,是以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作为背景的。文革的灾难,让民主与法制(或法治,那个时代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但相关指向是一致的)的话语成为主流,不仅在官方或民间都是如此。人的尊严与权利、自由再次成为人们认可的价值。过去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破灭,但那种精神结构依然在许多人心中存续,只是理想换了内容与方向。混杂了传统的天下兴亡的承担意识与萌芽中的现代公民责任感,众多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改革;后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更加勇敢浪漫,对未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更理想的憧憬。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上的渴望每每与现实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说教发生冲撞。如果说对改革的最终目标朝野、社会并没有达成什么明晰的共识,但拒绝什么,不要什么,官方及社会各界精英却是明确的:不希望文革再现。


 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的中美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建交,更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强化,进入蜜月期。莫斯科早已不再是灯塔,自我营造的革命圣城北京也已坍塌,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成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坐标与参照;传播近代以来以自由为标志的主流文明的思想再次获取某种合法性。从菲律宾腐败的马科斯的仓皇出逃,到台湾解严、南韩的民主化、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自由化之浪一波接一波在世界涌动,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报导影响着一代渴望了解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


初期的市场化尝试,私人企业的出现,南方沿海城市、特区给人提供的新的生活可能,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政治上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激烈的较量,从结果上讲,赋予了改革一种动能,也给社会的再生提供了新的日渐扩展的缝隙。毛式极权体制开始出现裂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逐步加大,个体的空间日增。


任何一个重大的抗议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有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地应对已出现的问题,无法面对新的挑战,赋予新生的社会动能、社会需求以应有的空间,其爆发往往是政治发生某种僵固、滞化的结果。1989年前的中国,因胡耀邦的下台,尽管表面上由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提出,改革派力量依旧强大,但事实上已遭重挫。邓小平经“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役去胡,自断一臂,露出恋权保位的真面目,不仅在民间中声望急剧下跌,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党内也面临保守派强大的压力。改革派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胡耀邦下台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遭遇,让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自后文革时代在对抗毛派分子时形成的联盟毁塌,蜜月彻底结束。各种腐败依托多种经济上的“双轨制”大肆蔓延。经济过热,未经严格论证,因邓小平的指示而仓促上马的价格改革惨遭失败,已经不断上涨的物价更是陡然攀升,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度开始下滑,怀疑日增。“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给胡耀邦下台后逐渐占据党政各个关键部门的保守势力一个全面反扑的良机,赵紫阳等改革派被处处设障,时时制肘。政治改革方案中“党政分开”等措施的推出,各级党务官僚因怕失去权力,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敌意,让保守派阵营有了更多官僚系统的奥援。改革派已难有新的改革创意,象以往那样掌握主动。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摆,而矛盾在日积。


党内党外,一种对陈朽的制度、顽固的政治老人的不耐心理急剧蔓延,文革时代久被压抑的青春能量已迸放出来,需要宣泄的渠道,被改革开放刺激出的自由渴望要求更多空间。经过整整八十年代各次学运锻炼洗礼、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学生们更少对权威的畏惧,开始成为政治场域里的行动者。“八九运动”是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批判精神催生的产物,是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大潮孕育的一个果实,是改革僵滞带来的后果,是激荡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


4,过程与诉求

八九年的运动持续50多天,其间各种诉求以及官方的应对、行动者扮演的角色都发生过重要的变化。重温一下这些诉求的内容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运动前期的诉求,基本上是以悼念胡耀邦及提出一些相应的改革诉求为主。4月19日王丹等归纳提出的七点要求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前期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其主张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及财产,反对腐败。


4)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6)取消北京市关于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7)领导人为政策失误道歉,民主选举领导人。


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诉求开始变化。从西郊长途跋涉到天安门,在春寒中静坐一夜一天,忍着饥渴,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连以下跪的方式都无法让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面接下学生的一纸请愿书,而当悲愤的学生折返西郊校园的过程中,又是迎面而来长长的载满受命进城准备对付学生的士兵的军车。……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生开始罢课,进行自我组织并争取其合法性。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形成的“四二六”社论出台后,整个运动的诉求重心转为要求取消运动“动乱”的定性。尽管有成功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所带来的和平终结抗议的希望,但因李鹏等保守派的破坏及邓小平对“动乱”定性的坚持,最终学生的诉求未得进展,进而激出5月13日大规模的广场绝食。绝食诉求只有两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真诚平等对话”。5月19日官方宣布戒严后,这两个诉求基本落空。被“反对军管”“反对戒严”“李鹏下台”等诉求替代。


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中共当局保守派在运动爆发后便认定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六四”镇压后也曾长期以此作为说辞,对镇压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笔者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就此问题谈及的一个看法是:“八九运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民族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运动“没组织、没预谋、没计划”。如果运动具有良好的组织、很好的谋划,运动是绝对不会演变到那最后的结局。“八九运动”有所有社会学意义上讲的自发的大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不特殊、例外。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的话,那倒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肯定的现象——学生及市民能在那么多天,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约束协调下,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城市里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不发生打砸抢骚乱,对比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各类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抗议史上一个值得赞颂的奇迹,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说运动中有人有预谋的话,从现在各种资料来看,可能恰恰是指责学生有预谋的以李鹏为主将的中共上层保守势力。他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绝佳之机,有计划地激化了矛盾,利用了年迈的邓小平的私心、猜忌、好面子、固执的心理状况,诱导其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达到清除瓦解改革派的目的。


这种“无计划、无组织、无预谋”的抗议状况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中共的极权体制:它消除一切非党控制的组织,扼杀一切非体制的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从极权体制的逻辑讲,这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讲,这又极其糟糕,会带来严重后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便进行社会沟通、谈判,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共识。而极权逻辑造成的悖论是:平日社会显得稳定平静,一旦被掩饰压制的矛盾浮出水面,爆发事变,需要进行某种社会协商、谈判时,权力又会突然发现它找不到所需要的具有足够权威、代表性的谈判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散化的不易协调、容易被激情挟裹的大众,它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的选择空间变得狭小单一,往往就易走到采取代价高昂、大范围压制的极端解决方式上去。


绝食后李鹏与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等在人民大会堂对话的一幕,很具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着李鹏气急败坏地询问吾尔开希“广场上你们谁说了算?”而吾尔开希答“广场上有任何一个绝食同学不走,我们都不能走”。 在无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与领袖的大众运动中,往往少数激进的声音最能获取影响,挟裹大多数,赋予代表这种声音的人物一种正当性,而获取了这种正当性的人物又不容易摆脱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情感、主张与做法,只能继续扮演其角色。这是在所有大众运动中都容易出现的现象。避免这种局面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允许合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允许非体制性的公众代表人物以具有合法性的途径出现并获得足够的权威。如前期不存在,一旦抗议发生,官方应该乐见有权威、声望的组织与人物出现,甚至帮助其出现而不是禁止打压,如此,才能在危机出现时官方与民间找到对话的代表,比较容易地找出理性的并被大众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象中共那样将所谓“要把各种非法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作为处理"八九运动"的经验教训,实可谓本末倒置,愚蠢至极,如此在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的群众抗议时显然就可能重蹈覆辙。


“八九运动”抗议者中的学生领袖本就是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中一些过去组织过校园民主活动,参加过1989年以前的学生抗议,略多一些联络网络与活动经验;另外一些只是本次运动中才浮现,整体上年纪尚轻,他们对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对运动以及组织的操作与掌控能力都欠缺应有的知识与经验。至于那些后来被中共定性为“三朝元老”(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零年校区民主选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民主派“黑手”们,事实上因中共对历史真相的封杀,也并不为大多数学生所熟知,被某些学生领袖所认可。虽然过去的声望与当时所积聚的资源与形成的组织形态,有助于该团队进行了一些重要协调工作,但就整体来讲,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相当的局限。至于其他的知识界领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要么选择没有深度介入(如方励之先生,可能是鉴于他当时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刚被开除党籍者,担心给官方以有人操纵学生运动的把柄,不利运动)要么并不具有组织运动的能力,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与学生略显疏离,故也无法组织协调学生。以陈一咨先生为代表的“三所一会”青年改革派也有所介入,因其毕竟属于官方系统,其道义上的选择值得敬佩,但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作为新兴的商界精英代表的万润南先生及所属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努力,也同样未能获得什么重要的协调结果。坦白讲,“八九运动”中这些人士的介入,除了陈、王团队还取得了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组织的有限成果外,其他的协调努力与其说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话,更不如说是这些人士自身的一种道德见证,在一个大事件来临时他们所持的良知立场、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能放弃自己的位置与优渥的生活条件、锦绣前程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值得人们牢记并礼赞。


从这些角度,我们再来检讨“八九运动“中的一些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就很容易理解其中一些问题,策略的制定难免不显得事出仓促,执行起来也是有各种问题与阻碍——且不讲运动策略本身是否恰当,即便是制定了最佳目标,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也很难落实,让运动能做到收发进退自如。至于从官方的角度讲,处理运动的策略选择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权力斗争的逻辑所绑架,邓小平为自己的权力、以李鹏为主将的保守派出于各自的利益,选择了强硬的立场,使得本来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贯彻,最终导致悲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一种事后回溯的逻辑,许多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与民主是一种浪漫、幼稚的举措。我们或许永远可以从这种事后逻辑来评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了解的话,这种提法与诉求是有时代背景的,也是官方当时的重要主张。或许许多人早已忘记,民主、协商、对话等,都是十三大报告、当时官方宣传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是官方声明要提倡、推动建设的制度。学生们提出这些,即便是从官方的角度讲,也是合法合理的,而如果官方当时因势利导,良好地回应,利用这种热情,今日中国的民主建设当早已会是另一番局面。


此外,事后有些人认为运动来的不合时宜,或许静等数年,政治老人凋零,中国的事情就会顺利展开。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也只是一种可能,问题是历史从来也有另外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真正处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多半也只是按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认知,在某种条件下展开行动。如果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开明、人道的领导人,为改革开放、为那么多人平反冤假错案做出贡献,却被邓小平、保守派以学潮为借口逐出政治舞台而含冤去世了,学生竟无任何反应,冷漠待之,后人会不会又要为此感到遗憾、失望甚至是愤怒,要给与谴责呢?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正所抱有的强烈的意识,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骄傲,那个时代的光彩,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宝贵一页。不管那一代人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又怎样以他们现在的个人生活与追求为是,对父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父辈曾经为正义与自由所做出的担当、努力与牺牲,那是绝对不会在历史中消失的,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在中共官方的文献里,过去一直将“八九运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事实上,无论从当时的信息收集到从事后的清查,官方也知道那不是事实,所以逐渐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的“一场风波”的说法。在西方的某些文献里,有的时候却相反,把运动从另一角度拔高,有些想当然地称之为一场争民主的“革命”(revolution) 甚至是学生的“反叛”(insurrection)。但事实上,八九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一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的运动。


不过也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从其主张,还是从其达成这种诉求的政治抗争形式来讲,这场运动与传统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以暴力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是一场无论是诉求内容还是抗议形式,除去那些个别的“下跪”请求接受情愿书的行止外,整体上都是真正属于现代的运动。这种试图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循某种秩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的改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再造角度讲,完全是革命性的。虽然从某些行为、组织、语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多年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及行动,以甘地为楷模等,已极大地告别了那种革命文化。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强调“宽容”“人道”文化观念上结出的果实。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六四”暴力镇压,以及过去多年的强力维稳压制,这种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过程被中断,假如有一天人们再次因不满走上街头抗议,会再有那样的理性、文明的行为举止吗?


再以运动的诉求来看,尽管戒严后因激愤出现“打倒邓、李、杨”“推翻专制“等口号,运动早期如4月20日新华门前有个别学生因被武警殴打喊出”打倒共产党“,从整体看,整个运动的诉求都基本是平和理性的,并没有以立刻推翻现有体制为诉求,这恰显出抗议者的现实感与理性态度。至于以自残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数天的绝食(不仅当时,许多人步入中老年后都会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规模以和平发方式表达政治见解(不是为某一牵涉到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诉求)的行动。如果说,八九运动中有什么人希望稳定,不出“动乱”,那首先就是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动乱,那既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引发官方的镇压,对他们不利,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所以他们才对官方的“动乱”定性那么反感。对他们来讲,最希望的是改革能继续,打破沉滞,向前深化,那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改革已经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学生赞同改革,也相信改革,但希望有更多的改革出台,完善改革,以消除腐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学生绝食后几天,中共几位领导人曾短暂到医院看望被送去抢救的学生,电视上其中一位与胡启立所说的几句话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如果党中央明天宣布真正地反腐败,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尽管我们也很难说该学生的言辞就代表绝大多数的绝食学生,但至少说明,那一代的学生是改革的获益者,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继续推动改革抱有希望。中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他们肯定是不喜欢厌恶那个掌控一切、压制自由的党,党的腐败官员,但对那些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戮力改革,积极进取的改革派代表的中共还是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他们对那个计划经济、穷过渡造成灾难,人们毫无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对创造一个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依旧抱有憧憬。所以,那些理性的运动诉求的提出,不仅是从力量对比上进行策略考量的结果,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认知。


因此,说学生制造动乱不仅逻辑上说不通,历史上也不是事实。如果是制造动乱,那抗议一定就不会是如此和平,从一开始很可能就会伴随各种打砸抢行为;假如是革命,也一定早就冲击大会堂,中南海了,而不会是学生组织各种纠察队维护天安门广场甚至保护大会堂,包括北京市的秩序。北京市政府别有用心地撤掉警力后,是依靠学生与市民的自我约束维系了整个北京市的秩序,当时有小偷都“罢偷"之说,诺大一京城,甚少刑事案件。如果说真正有些烧砸的行为,那只是发生在军队开始进城屠杀后,而且基本上也只是针对街道上的军事设施装备和某些政府部门。当着军队开枪杀人后,北京城里学生与市民除愤怒外,最常见的就是悲伤难过的眼泪,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如此长时间的和平请愿,努力维护秩序,竟换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枪弹。


历史的真实是,是李鹏等“极少数人试图制造混乱”,破坏稳定,乱中谋利,达成目的。也正因此,心理学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再次展现:恰恰是因对自己的一些不良举止、犯罪有难言的罪感,一些犯罪者才最易制造这些罪名嫁祸他人,以图为自己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犯罪的正当性借口。我们无法知道李鹏等保守派人这些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要攫取权力,其他的对他们都不重要。对习惯了极权与老人政治运作方式的元老们,心里就从未有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讲,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行为与言论,都是具有反叛性质的。八十年代中笔者在北大读研时有一位熟识的研究生朋友,其女友的父亲为一骨科名医,曾受邀去为薄一波疗伤,为答谢该医生高超的医技,薄设家宴款待,席间曾聊及八六年学潮官方的态度与措施,薄言:“共产党打学生,就是父亲打儿子,没什么不对的”。两年半后,这“父亲”就不仅打儿子,还杀起儿子了。在他(们)的眼里,或许也是没什么错的。"八九"诉求所揭示的理念与“六四”镇压的逻辑背后,是两种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冲突。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邓小平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八九事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邓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八九的悲剧,相当大程度上是要由邓来负主要责任的;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邓小平为一己之私,保权所造成的。


邓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精明务实,能力超众,举重若轻,经历丰富,有魄力,意志顽强,富远见及洞察力,是一个难得的大政治家、领袖人物。但其人的缺点也明显,心胸狭隘,有可能便睚眦必报。他因早年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远较他的同代更深刻的体认,也因此更加开放;但因其革命经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国积弱所遭受的不公,又一直对西方世界抱有怀疑。他因自己的努力,也应时运而生,在后毛时代推动或者更准确地讲鼓励了改革开放的展开,对中国脱离毛体制,中国人脱离贫困,有重大的贡献,但对中国依旧没有彻底挣脱毛体制,他又有首要的责任。他因毛而受害,但也因毛的青睐而得势;毛从没将其视为死敌,彻底放弃;他也投桃抱李,大权在握后为集团也为自己没有完全弃毛。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对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认,因此想改造体制;但他又是体制的得益者,权力的持有者,因此又是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他的内在性格与认识上的矛盾,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形势下容易得到解决,但在其成为主要决策者后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那时代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发生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羁绊,但也是他的认识缺乏超越性,根据习惯判断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对八九运动的认知来讲,当年他暗中鼓动一些高干子弟参与1976年天安门四·五反“四人帮”运动(杨尚昆日记有此说),是否也是他暮年当天安门再次发生运动时影响他对事件判断的记忆?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不读书、好打牌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承认自己“说不清楚” (这本身事实上就已经说清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定义不再成立),对是否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过阶段性的犹疑(有多次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想过”的描述),但对以“社会主义”招牌来掌控权力却极其敏感,毫不犹豫的坚持。这除了与他对他参与建立的政权有着本能的维护意愿外,老年掌权者那种对死亡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相互叠加,儿子因其失势遭斗终身残疾的可怕遭遇,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决策判断。他确实因文革被打入底层的遭遇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感受,对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期许,将改革开放视为达成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坚定不移,但在与保权的坚定不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会选择后者,即便是对前者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他与保守派的妥协、牺牲胡、赵左膀右臂的举措,说到底只能从这个逻辑理解,而不能全然归于保守势力的压力。最终,他还是被他的认识局限在旧的世界与时代里,没有彻底领悟,那个他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自由,最终是要与他绝不分享权力这一点发生矛盾的。


历史地看人物,推动脱离毛的路线,邓有大功;从镇压八九、清洗赵等改革势力,邓有大罪。他的声望起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败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功勋成于改革开放,也可能因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发生逆转,最终归于失败,而遭历史的谴责。多年来,笔者不断撰文提及一个观点:尽管从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发展来讲,中国的改革算成功;但从历史的长远看,因不开放权力,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只进行一种权力垄断下的市场改革,最终这种改革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引发灾难。这种例子世界近代史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或许会让人们一时又再认可邓的路线,忘记屠杀,为邓欢呼;但当经济下滑,社会不公、人们的不满发展到某种程度那天,人们会再记起当年的镇压及其久远的后果。“六四”镇压,为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是邓留下的一个极其负面的遗产。


因为屠杀造成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精明的邓最后又做出一个以下“罪己诏”退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权私而杀人 ,为自己挽回些名声,为子孙留些后路。他并以隔代指定的方式,确保政策的延续。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由此造成二十多年的权力有序更迭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之后,在满足了一种愚妄的“恩从己出”的心理后,才决定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遗憾——如果仅仅早两年,在胡耀邦赞同他退休时不因此恼羞成怒,将胡赶下台;在1989年不破坏党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下决心让赵来全权处理一切,那岂不成就他中国的华盛顿的千古伟人之地位?1992年风烛残年之际,邓拼将最后一把力气南巡,扭转那他自己造就对改革全面清算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再赢得些掌声,为改革再续命。但那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八九前的改革,无论其造成怎样的繁华,已是一个扭曲的改革,我们正在和还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对邓的最终评价还没有做出,那取决于改革最终的结局,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对“六四”造成的后果的评估。  


赵紫阳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将之一,赵紫阳的悲剧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悲剧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贵为总理、总书记,气质上似乎与北京权贵圈子的氛围总有些隔膜。那也许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结果,或许也是与作为富裕地主家庭聪慧的子弟,早年接受家庭的教育,以及在开封与武汉系统地接受的初高中教育的有关。相信这些也是在文革后,在改革开放时代,让他能迅速接受外界文明的原因。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八十年代初,他初进京城,出现在大会堂的电视镜头上时,给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精明干练但依显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地方大员、实干家的形象。仅仅几年后,他的姿态仪表谈吐,绅士风度,已不逊于任何一个那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是任何当时乃至于今天中共的政治家堪比。显然,那不是延安保育院,苏联和中国的十七年教育所能培育的。而这一切,也一定是促使他后来八九做出那种选择,且无怨无悔,坚拒检讨及高位诱惑,在一种即使不是说很糟糕但也绝对不算良好的环境中度完他十五年余生的精神动因。


他是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邓的赏识、推荐、支持,但当他试图按照自己的认知、道义原则做他自己的选择时,他发现自己的无力。他毕竟是在中共运动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而对百姓的牵念,让他很难做出那种让他个人良心不安的所谓放手一搏的决择,那是无道德底线不以生灵涂炭为念的乱世枭雄的逻辑,真如此,他还会是那个四川搞改革“要吃粮,找紫阳”的政治家?他是出色的改革家,而不是造反者。很难说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历史演变从来都是伴随权力斗争,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承认,从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是动乱,学生是和平爱国的)、道义立场(不能镇压)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与法制)赵都是对的。他有失误、误判,早年也有过左倾的时候,八九时维持去朝鲜访问,低估了邓对他的敌意与镇压的决心,他也有为他的政治利益或是自保而违心批评胡耀邦的不很光彩的言论,但他后来能自责、对过去进行真诚的自我检省。他是失败者,但很难说他又不是胜利者:从他晚年的照片看,那是一个彻底恢复了人性、内心光明的人。他在软禁中不断地反思,思想得到升华;他失去自由,却心灵获得解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伟人。他关于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安定的思想将是那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穿越时空,获得久远的生命。而邓的一些观念,却注定要随时代随风遁去了。


李鹏


“八九—六四”最大的赢家是李鹏。即便那些他身后的保守派元老们,在与邓、赵的博弈中,所获也是有限,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随着他们年纪日增,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李鹏,这位既无才无德、又没人格魅力的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在任何开放的国家都毫无希望混迹政坛一天者,也不闻任何出色政绩,竟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获取总理大位, 显然是那个转型初期的体制,元老政治仍然举足轻重、传统意识形态依旧还有重要影响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了八九的产生及进程的话,对与特权相连的腐败官倒、门阀政治的反感,对老人政治的厌恶与不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李鹏恰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这许多现象于一身的第一代太子代表。——1988年李鹏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那种语无伦次,机械重复的表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数度重复同样一句“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来回答不同记者的问题)给笔者留下极深印象,乃至没有耐心看完直播便离去。稍后一位看了几眼直播的朋友就李鹏的表现也曾摇头评议到“惨不忍睹”。因此,当八九期间人们看到他在电视上出现时那种反感甚至是愤怒,大概是后代历史学家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了。也是为此,“六四”屠杀后,李鹏对此似有察觉,人们发现他很快换了一副眼镜,似乎要修饰他那被人们认定的粗鲁、蛮横、无能、机械的印象。


但要清楚的是,直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治国和应付外部世界上无才无能的人,却很可能精通权谋,在体制中如鱼得水,依靠父荫终获大位。整个八九期间,李鹏扮演了最重要的推波助澜,激化事态的角色,如4月25日迅速传达邓小平关于“动乱”的讲话,造成既成事实,充分展现了他的权谋长才。即便李鹏最后未能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但从历史看,他所代表的权贵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保住了权益。李鹏自己的努力也得到最佳的回报:一直是中国二号人物,而儿子贵为省部长,女儿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掌管成千上万亿的资产成为“电力一姐”,却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议“国家要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以便人民“知耻”!——后八九时代,权贵的贪婪及其道德状态,如此可见一斑,李鹏一家是最好例证。这是李鹏八九所捍卫的、所要达成的一切的自然结果。


8,后果与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型塑

  

“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镇压发生在其他一个东欧国家,中国的运动在各国发生转变之后再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历史可能有诸多的假如,“八九—六四”亦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谈及“八九—六四”时就用了以“假如”为名的一节来谈论“八九—六四”的多种可能。但毕竟历史只有那一种事实上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后来又引发许多其他的结果。这里,我们逐一略作分析,因为这些不仅决定了当代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当下中国的现状与困境,也会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远因。


1)元老政治的衰微与权力板块的解体、移动与重组


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以及其中贯穿纠缠的与元老政治相关的权力斗争。对这些保守派来讲,不仅是他们信奉的计划主义教条、他们怀恋,视为黄金时代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模式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可能永远一去不返,而且对那些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元老来讲,他们也担心这种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最终会损害到他们及子女的权益,加之来日无多,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年龄病态的敏感,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对不熟悉的新鲜事物的怀疑,担心自己参加创设的体制被改变,这种种都纠结在一起,本能地让他们对稍年轻一代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反感,警惕,甚至敌视。一有机会便会集结反扑。八九是他们发动的一次总攻击,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历史往往是这样,这场胜利如同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体一样,也已是强弩之末,八九耗尽了他们的能量,在那稍后几年,经八九和“苏东波”的冲击,邓小平退休,南巡,在安排好各自儿女政治上接班、经济上发财后,元老们退出舞台,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的元老政治走进历史。


“保守——改革”的政治结构因“六四”后改革派遭受全面清洗,彻底解体。但因形势所迫,保守派至此也明白,如果不给与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与富裕,他们将永无宁日,权位不保。因此,他们也转向接受“改革”。“六四”后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成为经济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派,但同时所有人也都成为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派。八十年代的那种两极动态不复存在。从一种政治动力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回视八九的政治较量,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包括民间的民主派等都是在这种巨大的两军对垒的力量博弈中被消耗、牺牲掉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一种力量格局的重组,历史踏在他们的白骨之上,进入一个新时期。


经济改革政治上再无阻力,政治改革经济上再无动因。中国的改革至此单腿前进,经济上国家与市场双引擎高速启动,效果耀眼,但就此也逐渐造成严重的失衡。政治人才选拔上逆向淘汰,八十年代那种在老、中、青各年龄层都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已成绝响,具个性、胆识,开拓进取精神不再是受到赏识提拔的标准,以改革为名“招商引资”,当官牟利成为许多官僚的为官之道。官方也有意放纵官员贪腐,以强化、巩固权力集团的内部团结。权贵出身的门阀政治在所谓“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陈云)的考量下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对党(上级)忠诚再度成为一种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六四,象习近平这样的人,尽管四十年前就开始漫长的接班准备,但显然不见得能最终出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其才能或知识,最多在某一省市的领导位置上终其政治生涯。“太子党”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谋取权力与私利,将江山社稷视为禁脔已成常态,权贵结构成型。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曾展示出企图调整政治结构的某些迹象,但后八九时期,依靠赎买分赃笼络精英、换取元老及子弟支持权力得以巩固的江,本身是权贵结构生成的主要推手,显然也很难将有深度的政治改革真正推行下去,改变这种他自己一手打造的权贵结构。至于到胡的时代,其根基有限,且在众多太子党眼中不外是临时的管家代理,最终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做好人,保江山”“不折腾”到点下班的保守政策,权贵结构进一步固化。所积累下的社会不公,各种问题,为习近平这类人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意识形态的困境


整个八十年代伴随权力之争有关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绝于耳,然而八九的巨大冲击和苏联的解体,让这种争论失去正当性。八九前当听到有日本专家不解,遗憾中国“为什么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当意识形态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才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重大损失”的时候,赵紫阳只能慨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呀。”(见陈一咨回忆录)。这大问题在“八九—六四”后,在邓南巡的背景下才得以“不争论”的方式解决。中国进入一个不讲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时期。


世纪初“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给意识形态灌注些新内容的企图,但总体讲,因其含糊其辞,流于空泛,无法挣脱旧的意识形态巢臼,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再造的任务,只是给江泽民构建精英联盟、吸纳社会精英尤其是新兴的经济精英来扩大权力基础做了些理论论证。江泽民时代意识形态上唯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是“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但因不愿直面权力的约束及合法性再造的问题,这方面最终很难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只是局部上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提供了事实上非常不牢固、暂时性的一些条件。


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围绕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做文章,试图在矫正畸形的发展模式及降低社会矛盾方面有所进展,但“六四”后所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指导思想不做根本性的调整下,拒绝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造,所有这些提法就只能沦为漂亮的说辞,和谐很快成为“河蟹”便足以说明这些尝试的破产。至于对外关系上“和平崛起”的提法确有新意,但因自身制度的专制特点,鉴于历史教训,最终也是无法在外界取信与人。胡锦涛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不是官方这些新说辞的推出,而是官方没有禁止、默许的“公民社会”话语的发展。遗憾的是,随习近平的主政,不仅胡时代这些非官方的提法被压制,即便是那些正式的官方说辞也逐渐消失了。


后“六四”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崛起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


3)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六四”镇压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一方面,国家局部回应社会的诉求,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用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赎买社会,九十年代后社会的自由空间加大,但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出现新的紧张,国家的合法性几乎全部依赖资源的增长,但资源的分配制度上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以往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史从来就不只是上层就改革的政策与方向博弈的一部权力斗争史,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农民、市民、商人、干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冒着各种风险、付出代价争取权利的历史。但“六四”镇压后,这种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基本终结,进入一种上层主导,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阶段,国家对社会时时抱有怀疑、警惕甚至敌意。这种改革当然也可能在一时具有效率,但鉴于近代历史上许多国家类似的教训,这类上层强势主导、缺乏社会互动的改革,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往往是要让国家与社会付出各种形式的代价。


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元老们的子弟都在不同层次获取得了好处。在某些八九的参与者来看,八九的诉求似乎因自由空间的增大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增长带来流动性加大,赋予社会中下层精英某种希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精英收买的政策,向体制内外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倾斜,一种精英联盟得以确立,同时,牺牲农村,将资源向沿海、都市民众倾斜,加上严格的控制手段,使得官方得以成功缓解了后天安门时代因镇压带来的紧张,维系了后来的稳定。


但随后权贵结构日益刚性化,造成对资源的垄断与掠夺,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固化与窄化,社会矛盾持续增加,乃有“维稳”的制度化、系统化出现,延续至今。这种“维稳政策”日渐强化本身说明,后“六四”时代开始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开始面临瓶颈,重心开始向“大棒”倾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需要重新调整,一旦“胡萝卜”产量发生哪怕是相对的递减,政权能支配的资源开始短缺,“大棒”的作用即便重要但效果可能也将受到限制。中国亟待完成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4)后八九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既是中共为“六四”镇压也是多年来为维稳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论据,也成功地让相当一些中外各界人士接受了这种说辞。经济增长与稳定确有关系,但关键是什么样的稳定,怎么达成稳定。而就“八九学运”与稳定的问题,前述我们已经有过说明,这里再强调一次:八九时期,恰恰不是学生要“动乱”,才特别反感官方的定性;学生要的正是稳定,只是这种稳定与官方的稳定有所区别,学生希望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让中国通过制度建设达成长久的真正的稳定。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幼稚到要求改革一步到位,也没有要颠覆国家框架的企图,整个运动的氛围是浪漫富有激情的,但诉求基本上却是温和,有节制的。一些激烈的行为得出现,也是政府拒不回应学生与市民的正当要求,激化矛盾的产物。“六四”镇压后的这种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如此,为何还需要维稳?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多此一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牵涉到诸多内外因素,如因地利之便利用了东亚的产业转移,全球化新的一波浪潮,与经济水平初始低相关的增长高速,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城市化,教育水准的提升等等,我们很难看出,不镇压这些条件怎么就会消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上述提及的事实上不成立的稳定。那些重要的经济决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市场化导向的具体措施设想,比如股市的推出,股份制改革、制定“企业法”,劳动力流动等等,八九前赵主政时代就都已着手落实。江、朱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创意。至于加入世贸,我们现在知晓,如果不是“六四”镇压,中国会远早于2001年加入世贸前的十年就会加入其前身“世贸关税总协定”(GATT)了。江、朱时代靠大棒强制进行的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且不讲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给多少家庭带来的痛苦,即便就形式讲,也难认说非如此就不能找出其他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很好地处理经济的合理化问题。更何况那改制当中出现的大规模侵吞集体与国家财产的现象,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权贵化趋势。如此众多的人员被迫下岗失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动荡,其实为侥幸,因正逢经济高增长期,有效地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就业,但中国绝难再有那样的高速增长的机缘,因此如再面临大规模失业,避免社会动荡的机制又何在?至于那时期同时实行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给后来出现的“国进民退”铺平了道路,是中国今天经济结构不合理、权贵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说并不是全部否定江、朱时代推动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些努力,只是要说明,没有镇压,许多本就可以做到。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许多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成功人士或许需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八九的抗争、“六四”流血的一个结果,是官方在大规模镇压后为缓解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象某些人那样因为自己获取的利益反过来为“六四”镇压唱赞歌,那不仅是道义上的堕落,也是某种病态的失忆健忘。要知道,如果中国不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象八九学运中的诉求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也只能在官僚的淫威下委屈周旋,而所有积累的财富也都可能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动荡或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而瞬间化为乌有。而在达成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是需要抗争的,那么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支持,但至少不要向勇者唾液,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奋斗。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了,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是绝对与民主法治的进展分不开的。


没有人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的代价与是否可持续,就本文讨论的题目来讲,是经济的发展与“六四镇压”的关系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不进行镇压,经济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何在;相反,或许我们也可设想一个没有“六四”镇压,一个速度与结构更合理,更稳健,更有持续性,社会也更加平和的发展。“六四”镇压一方面就中共后来让渡的空间来讲,是从一种负面后果的角度,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条件;但同时,也因为镇压造成的扭曲,也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内含了相当多的问题,是现在经济面临困境,结构不合理,质量无法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日韩台等社会,即便是威权时期,也依然保有些工会、社会团体、司法上的相对独立,新闻上的有限空间,政党也没有宣称要“永续执政”,后来更是逐步政治上开放,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搭建了制度协调框架,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执政者通过选举也完成合法性的再造,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呢?是否会象一些国家一样,都经历过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腐败、权力肆虐不受约束而导致人们反抗,社会进入动荡,长期的停滞、衰退,(从拉美到亚洲、非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印尼、再到近些年的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还是将东亚模式走到底,进行政治调整,这将是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了。须知,用二三十年的荣光、成就来判断历史,评价某种模式是很难成立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初苏联辉煌的时代,有多少人想到那只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时人也曾有多少用当时的所谓成就来推论其体制的长久和优越,最终却徒留笑柄?伊朗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在看着因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繁华时想到过数年后自己要仓皇出逃,客死他乡?政治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的问题最终只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用某些国家转型后出现的麻烦来证明不该转型,可谓是最愚蠢的讳疾忌医,鸵鸟之举。事实上,所有造成后来转型不畅,困难重重的原因,大部分都在植根于转型之前而不是因转型本身。越早启动改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梁启超曾言满清九年宪改不如期实现,则九十年中国政治也难见清明,可谓一语成谶。是脓终究要冒,只是什么方式而已,这是显见的道理。以这二三十年“六四”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镇压的正确,可谓言之过早了。历史会揭晓一个最终的回答的。


5)超越性的文化诉求丧失


八九前中国的改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带有一种超越性目标指向的。比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化热与“河殇”,旨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的文明走向与制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六四”镇压后的三十年,就官方主张的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来讲,这种面向基本消失或很薄弱,所谓“民族复兴”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六四”镇压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者1993年在台湾“经济日报”的一次座谈里称之为“经济文化大革命”,造成扭曲的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诞生,不仅只是涉及年轻人,也是中老年人中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出现的那种争取个人权利与对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某种平衡消失。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一概而论,仍然可对这个古老民族深藏的那种在危难时候会焕发的担当精神抱有期望,但不能不承认,经“六四”屠杀及物欲至上流俗的泛滥刺激,中国的道德溃颓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犬儒现象的普遍化与道德的崩塌,三十年来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价值在官方的鼓动宣传下,对一些失去价值参照、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讲,成了解脱心灵困境,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速效药。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已在中国略见端倪,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需要再次确立具有超越性的、富人文价值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目标,以避免坠入深渊。


6)“六四”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八九—六四”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给已经衰颓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体制最后的致命一击。在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场面面前,那个体制最后的一点道德色彩也脱落殆尽。文革后所披露的事实,已经让全世界的毛式左派受到沉重打击,从拉美到欧洲,从非洲亚洲,八九镇压让他们彻底丧失对中国的幻想也失去其在各自社会里的道义合法性,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那种中国革命神话终结。中共后来所试图重建的影响力,说穿了完全不再是依托先前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堂模式,世界革命论述,而是靠放弃这些,重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不是共产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及其赢得的资源,才是北京后来重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当邓小平还念兹在兹,兴奋不已地精心准备,将八九年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中苏两党恢复关系当作他人生另一个伟大时刻,最重要的成就时(关于这一点,各种相关回忆都有披露),他或许没想到,他对八九运动的镇压决定,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东欧、苏联的剧变,也让那两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归零,两国关系的改善显得微不足道——体制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俄国,显然不会再继续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六四”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与制裁,尽管美、日某种意义上踩了刹车,但依然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只是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再起,让西方又看到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加之利益的诱惑,制裁才缓和下来,但迄今有些制裁措施依旧存在,如欧美在“六四”镇压后制定的对中国的武器禁售主体部分依旧没有解除。多少年过去,中共领导人以为西方或这个世界已经淡忘“六四”,事实上那只是假象,记忆仍然深埋在那里,只要一天“八九—六四”没有得到符合正义的对待,它就依然会在那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北京政权的性质。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卡达非之流也没有忘记:当利比亚群众开始抗议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主意就是要将群众抗议的广场制造成大流血的“叙利亚天安门"!如果不是“911"后一波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浪潮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国恰当地表态站队,或许美国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早已不会再有后来本世纪前一段的发展。


“六四”镇压造成的世界性反弹以及稍后的东欧剧变,让邓受到巨大的压力(请注意已公开披露的有关他在东欧剧变苏联跨台后一些表现,“思考良久”等等……)他“六四”镇压前可以自信地下决心镇压,告知他人不必担心“外国人会回来的”,他说对了,图利的商人们是回来了,但他没说对的是——那是要有某种内外部条件和前提的:中国要显示要继续改革,要融入世界与尊重基本的法律秩序,权力要逐渐透明,保护私人产权,不搞永远的国家垄断……对外,不与西方为敌,不想压垮美国争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在战略上存在另一个直接威胁西方的对手,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具有价值,等等。当邓说那句话时,他可能预见到美国为对付依旧存在的苏联,为大局着眼,是不会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当时的架构,尤其中国如果把“改革再干起来”(“六四”镇压后邓不断强调的观点)的话。但苏联的垮台或许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以往,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才能取信美国,靠经济增长拉回外国人了。这也许是他没有对外明言的促使他南巡的另一个考量。


尽管有新一波对外更大的开放,包括因镇压晚了十年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自“六四”后开始强化的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与宣传一直以各种方式依据形势时强时弱地延续着,担心出现苏东的局面,这一直象一个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脑际。虽然对那些毛左—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反西方说法也有所压抑,但整体上,“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话语、“抗日神剧”开始泛滥,受到官方的鼓励,反西方的各种民间斗士、愤青、小粉红们层出不穷,以爱国名义获取某种政治正确性及自我的心理满足,挟持、影响着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至习近平主政后,这种反西方的民粹、民族主义话语日渐与官方主流话语合流。这当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有关,但回顾三十年后“六四”的演变,其中也还是有其清晰的脉络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要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又会怎样看待中国? 


6) 台、港、藏关系的转折  


“八九—六四”对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处理来讲影响深巨,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八九运动”有正面作用,促进、强化了人们对大陆、内地的关注,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让一些人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的回归、统一的恐惧与拒斥降低;但最后的“六四”镇压后果却是灾难性,永远无法弥补的。就西藏问题来讲,因对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推动的民族政策抱有好感,流亡的达赖与北京之间关于达赖回藏的谈判紧锣密鼓,后因胡耀邦下台,计划流产,但如果继续当时的其他改革政策,给与胡耀邦恰当的肯定,即便胡不在其位了,达赖在某一时刻回到西藏是完全可以期望的。八九年春北京爆发抗议前一个月西藏发生的藏人抗议,受到镇压,为那年后来学运爆发后北京、成都等地的镇压开了先河。之后在全球对“六四”的抗议声中,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政治上的强硬立场也日益体现在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更加强化了青年藏人激进抗争路线的正当性,让达赖的中道路线受到削弱,西藏问题解决遥遥无期,且不容乐观。


香港自中英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过去逃离中共统治来港定居者,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切肤的不信任,面对“九七大限”,准备离开香港。是因中共当时一系列真诚的承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展,让人们重燃希望,增添了信心。——中国都在向香港的生活方式靠拢,我们又何必担心北京的接管?(邓小平当初所谓香港“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到那时中国更象香港,还是香港更象中国呢?)作为总理赵紫阳给香港学生的亲笔回信,就回归后香港人民民主选举权利、逐步落实直选做出保证,也给香港人以极大的信心。而这一切,都随“六四”枪声彻底改变!


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再次被唤起。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成为北京对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后来有关设立控制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的法律的设想,相信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可能就成为北京的一个设想。北京与香港社会的互信因“六四”而瓦解。八九运动间“民主歌声献中华”(从这名称上也可看出:对那时的港人,热爱中华与民主是相连在一起的)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5月28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竟有破纪录的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这些都显示出,香港人将“八九”与他们的命运、与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与他们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连接,三十一年来年年维园“六四”纪念的烛光之海,已成为世界政治图景上一个独特感人的风景。后来那些被北京称为“西方的走狗”,“反中”的民主派人士,事实上过去都是亲中派(如司徒华、前些日子因参与民主运动遭港府逮捕的大律师李柱铭都曾是北京信任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在“六四”的血腥镇压后,因道义做出抉择,站到反对批评北京一方,成为“港支联”的组织者,领导者。从香港前些年“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作为主体的年轻抗争者,都是在纪念八九的记忆里完成他们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者。而他们本既没有什么“港独”的说法,也无这种意识与行动,但在北京一次次令他们绝望的拒绝与打压后,因官方歪曲报道而产生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维护自由的抗争的误解让港人感到情感受伤后,香港的独特认同一步步得到强化,让香港人与大陆日渐疏远。虽然九七后北京本可有机会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诺言,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走到今天制定“国安法”让自由的香港消亡的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肇因,一个趋势从八九年开始就埋下。


至于两岸关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和平统一”曾经是邓参与定下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建交,1986年台湾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的解冻,热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大陆在国际上赢得很大声望,加之在美犯下的“江南案”,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他们决定开放党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让台湾以政治开放再次赢得国际的好感与支持。八九前,陆续有台湾各界人士包括记者访问大陆,对大陆的贫困感到震惊,但又对因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活力对中国充满希望。八九运动期间,台湾朝野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大陆民运声援支持。“六四”一枪,不仅打碎了很多人因中共改革对中国燃起的希望,也唤醒了与国民党长期反共、恐共教育相连的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恐惧。 看看两岸今日之紧张情形,读马英九去年“六四”三十年时写于脸书上的这段话,岂不让人感慨万千:“令人感触的是当年民众曾经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30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折点”。


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八九已经远去,但八九依旧活在今天,这不仅是指八九留下诸多问题如如何对待死难者与伤残者,还他们应有的正义,也包括八九提出的诉求依然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基本课题:看看当初提出的那七点要求,除提高教育经费等不再是当务之急,哪一条不依然是中国当下所需要急迫认真面对的?就讲官员及家属的财产公开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世界上文明国家所都有的惯例,而仅为这一条,最近这些年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因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锒铛下狱?象中外历史上有过的许多经历一样,中国要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首先就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承载着历史不公的记忆原点,象履行一个真正的葬礼仪式那样,回应死者和幸存者的诉求,安顿冤屈的亡灵,再出发,重建社会的共识,完成历史的转型。


一个人与一个社会都需要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死亡与再生是人类恒久的主题。1989年中国那场屠杀造成不公正的死亡,只要一天对那些死亡者、那些受到权力的伤害者不还以正义,中国就无法完成一种道德的重建,就掀不开新的历史一页。是的,所有人都感到,邓开辟经江、胡承续的时代已经落幕。有人遗憾、惋惜,有人高兴、欢心,各持各的理由。这种局面显示,“六四”以后破裂的有关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共识不仅不复存在,且更加分裂。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旧式的共识可能永远一去不返。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让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以邓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的原因,植根邓路线本身,是邓时代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其中,最关键问题就是正义原则的弱化或缺失。公民,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其权利是不完整的。正义取决于权力。事实上,当邓自己推动告别毛时代时,他自己所赞同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正义——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那样一个重建正义的时代氛围里,中国人才充满希望地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但邓自己后来却忽视或者说背叛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里,人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党与国家的官员,也仍然都只是他属下的家臣。“八九”成为“六四”的结局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六四”开启的时代本身就是扭曲的、不平衡的,注定要在发展的同时累积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领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去继承邓,超越邓,最终也是完成邓——完成改革。但另一种可能是,累积的问题为一种混杂着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登台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恰恰做了这种选择,他用重拾毛时代的做法来修改邓时代的问题。邓的时代,人享有的自由是局部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来诸多严重弊端,但这种不完整、局部的自由毕竟较毛时代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全部剥夺更具进步意义,也因此是造就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习近平以削减自由来因消除局部自由所带来的问题,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措施来纠正因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最终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面对习对改革的反动,出于策略性考虑,赞扬邓提及邓改革的功绩及路线来抗拒习近平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忘记,习的出现说到底也是邓的路线做的铺垫,是邓的不彻底的改革路线,不仅造成“六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讲,也为习近平新毛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中国要找到未来真正的出路,就必须检讨、批判、超越邓的改革路线,突破邓的框架,才能真正抵制习的路线,让中国获得新生。


造就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已一一不复存在,今后的三十年前途模糊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但观察这个国家能否新生,能否重建希望其实也很简单——端视人们与精英层都能否重新正视八九的诉求与遗产,以八九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用“民主与法制—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建立一种权利意义上的共识,一种宪政意义上的共识,容纳多种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尊重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让重建正义与尊重权利成为新时代的民族共识基础。舍此,如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作为构建新的共识将是极其危险的。世界范围内,民主正经历一些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不平衡的全球化刺激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但中国人或许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解决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任何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纠错机制,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执政集团的纠错,更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允许公民的意见表达,提供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类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制度,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以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而设立的制度,因此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不理想的理想制度。威权体制会消减人民一时因种种问题、危机引发的恐惧,但威权体制也注定会造成更大的恐惧与危机。


追求自由与尊严,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亦是如此。三十年前北京的学生与市民们所作的努力、牺牲,成功与失败,也是这长长的故事中的一页,这故事没完,会有新的篇章。只是祈望,那篇章里不要再有更多的眼泪与鲜血,有更多的欢笑与人性的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文花了三万多字谈了“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但是却没有着墨“八九—六四与当代世界”,太可惜了。因为不结合世局来谈论“八九—六四”,就会失去其最大意义。那么,什么是“八九—六四的最大意义”呢?


我认为,这就是“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简单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冲垮了东欧共产党阵营,进而结束了冷战、开启了全球化过程……所以我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就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是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而张伦写的上文,虽然也有谈到,“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我总觉得,张伦的这种看法好像缺乏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没有看到——“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这可能是因为,天安门屠杀的时候,张伦还在国内逃亡,并不了解当时六四屠杀是如何冲垮了欧洲共产党阵营的过程。


而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当时已经身在欧洲的仲维光先生则在评论

“谢选骏@xxj2040:创造历史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 x.com/maker42008759/…”

的时候写道:

“仲維光@ar2652006328:謝選駿說得極為準確。我88年到德國在歐洲經歷了六四前後氣氛。中國的鎮壓在全世界引起的震動,遭到的譴責史無前例,沒有人敢公開為其緩頰。該怒潮持續了五年左右,中國則完全伏在地上裝死才逃過了更大更長期的抵制。就因這種反應,昂耐克想鎮壓,黨外憤怒對抗,黨內無人敢響應,齊奧塞斯庫則命喪失敗!”

是的,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谢选骏:北京真是学术荒漠啊


《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之间——赫尔曼·洛采与19世纪中叶德国的唯物主义之争》(周凡 2019-09-26)报道:


[摘要]从1854年9月18日正式开始,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卷入其中,围绕争论的问题纷纷发表演讲、论文和著作。洛采虽然不愿意介入争论,但是最终还是被争论双方的主辩手拖入了这场持续几年的争论中。为了回应科学唯物主义者的指责,洛采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并出版了著名的《论辨集》。在这些文本中,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基于感觉论的狭隘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借助于这种批评,洛采表达了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在争论中,洛采自始至终站在中间立场上而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他既不主张用观念论取代唯物主义,也不同意用唯物主义吞并观念论。作为一位机敏的科学家,同时又作为一位观念论哲学家,洛采最大的希望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能够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科学和形而上学就如肉体与灵魂一样,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


编者按:鲁道夫·赫尔曼·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 最早被中国学人所知是通过郭大力先生译早期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朗格的《唯物论史》,在论述19世纪中叶德国唯物主义争论及德国心理学中的赫尔巴特派这两个地方,洛采均被提及。只不过在这本出版于1936年的译著中,洛采被译为陆宰。后来,唐钺先生在1963年出版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选译本中仍沿用了陆宰这一译名。19年后,唐钺先生在其专著《心理学史大纲》(1982)第十章写陆宰的一节中,第一次在陆宰这一译名后的括号里附加了“洛采”这一新译名,但在行文中,仍然使用陆宰之名。尽管“洛采”这一新名在唐钺先生的这本专著中仅仅在括号里出现了一次,但它却深深铭刻在中国翻译史和学术史之中。20世纪90年代,赵修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中、周凡在硕士论文《价值与人的生存》、梁宝珊在硕士论文《久被遗忘的洛采:对洛采哲学思想及其与现象学之关系初探》中正式使用洛采这一译名并把洛采作为19世纪中后期重要哲学家来看待。进入21世纪后,洛采受关注的程度有所提高,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也渐次展开,然而,由于洛采著作的中文翻译的缺失,长期以来国内对洛采的研究并没有大的突破。在2017 年 5 月洛采诞辰 200 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周凡教授组织了“洛采与价值哲学”研讨会。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洛采思想专题研讨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第一次形成了洛采译介和研究团队。我们从相关研究成果中选出一篇考察洛采介入19世纪中叶德国唯物主义争论的论文和一篇论述洛采对詹姆士影响的译文,以回应并纪念洛采一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时的两个原初语境:唯物论史与詹姆士的心理学。也希望通过这个栏目,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洛采思想的关注与兴趣。


19世纪50年代,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唯物主义的大争论,朗格在《唯物论史》中称“这一争论的情形堪比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大辩论”[1]264-265。许多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以及众多学者纷纷亮相发声,或主动挑起或愤然应对或被卷挟其中,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丹皮尔在《科学史》中说,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唯物主义争论甚至“普及到广大的阶层中去,这在其它国家是办不到的”[2]410。 由于论战持续时间长、争鸣范围大、涉及问题多、影响程度深,它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思想辩论之一”[3]237。 在这个著名的争论中,唯物主义一方的主辩手是被马克思戏称为“浑圆天禀”的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先生(Karl Vogt,1817—1895),唯心主义一方的主辩手是被卡尔·福格特戏称为“神秘信徒”的哥廷根大学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教授、生理学研究所所长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1805—1864)。而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之间的是一位生性腼腆、低调谦逊且向来不愿与人争论的哲学教授,但是争论双方的主辩手都紧紧抓住这个老实人不放,都拿他来说事儿,便把这个人拖入了争论的漩涡。这个被拉下水的无辜者就是当时已颇有声望、后来更是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的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1817—1881)。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一书说:“这场辩论,无论是好是坏,都使洛采在德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3]237被卷入到这场争论中的洛采不得不针对争论双方对自己的误解而澄清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态度,正是在这种自我辩护中,洛采清晰地展示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机械论观点和对形而上学的观念论观点的一种折中与调和,而这种折中与调和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洛采哲学的总体取向和基本特征:它不完全拒绝唯物论,同时又为观念论留下一片宽阔的高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说他要做的就是限制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而洛采要做的无非限制自然科学以便为形而上学预留一席之地,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试图把实在论与观念论接合起来从而造就一种类似于沿垂直方向带状分布的“多元一带”式的独特思想格局。


一、科学主义的兴起


洛采生活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自然科学获得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洛采的学生约翰·梅尔茨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说:“人们公认,与其他时代相比,科学精神是本世纪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相当多的人可能确实倾向于把科学看作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因此,19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就像上个世纪称为哲学的世纪、16世纪称为宗教改革的世纪、15世纪称为文艺复兴的世纪一样。”[4]89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科学精神在法国得到哺育,“长大成熟并充满活力”[4]156,很快,它就开始向欧洲其他国家转移、拓展。到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在许多原来未曾涉足的崭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比如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科学本身的含义、功能、结构、组织形态以及应用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实际社会生活进程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科学研究本身就产生了当下社会的实际需要并开创了新的产业,就像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所说的那样,“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与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2]283-284。科学变成了生产力,成为工业化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和决定性要素,它对社会生活的塑造、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的心智也越来越热衷于科学。对此,洛采在《小宇宙》的导论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每一步都无法避免利用科学的便利,那么,他就会心照不宣地承认科学真理。”[5]


由于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日益增强,并且它支配和推动产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科学的实际应用效益愈发突显。这时,科学本身也开始职业化和专门化。梅尔茨指出,与之前不同,在19世纪后半叶,“化学、电学和热学上的伟大发明都是在实验室里作出的”[4]92,而且,实验室不再是科学家设在家中的私人房间,而是由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来开设并且成为向很多人才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如此一来,科学就不再是被少数天才人物独占的地盘,而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科学的职业化为许多社会成员提供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也为他们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而科学的职业化必然带来科学的专门化。科学研究者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得社会荣誉,便不断向未知的领域拓展,不断创设新的学科,不断进入新的主题,于是,科学的范围日新月异地扩大。不过,这里所说的科学范围仅仅是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说的,因为,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为目标,不再致力于阐释普遍的本质与永恒的真理。科学变得经验化、工具化、实用化了。伴随着科学的经验化,科学越来越倾向于根据现实的需要而迅速调整自身的结构与功能,科学变成了一个开放、可变、服从于当下“时态”、非确定性的“机会主义”系统。


与科学繁荣相伴随的是科学主义的兴起。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原则作为根本的世界观,认为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科、一切领域里的所有问题。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在谈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哲学的影响时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大致说来,达尔文的成功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机械论哲学浪潮的再起。我们不妨说:进化论的确大大加强了自然界可以了解的感觉,并且增强了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们的信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毫无夸大之处。可以说,进化论的确立,加上生理学与心理学,从生物学方面补充了当代物理中出现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使人觉得很快就可以用永恒不变的质量及有限的数量和绝对常住不变的能量,来对无机世界给予完满的说明了。”[2]422-423


19世纪的科学主义有一种强劲的僭越逻辑:既然物理学的规律可以运用于生物现象,那么,它也可以进一步运用于心理现象,并且,它还可以运用于精神生活领域。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分子运动的方式,及机械的或化学的能量表现”[2]423。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自然主义的绝对支配——把自然界的规则运用于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狄尔泰在论述自然科学的原则时指出,“一个客观的、可以理解的、有关既定东西的条件体系所具有的理想,是通过发现热的机械当量、确立力的守恒法则,而沿着这些思路得到的。这并不是一种先天的法则;毋宁说,各种经验发现已经使自然科学更加接近了人们以前所陈述过的某种理想”[6]。人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纷纷在人文社会领域内建立各种“科学”的声势浩大的风潮:孔德创建社会物理学,斯宾塞创建社会静力学,穆勒创建人性科学,狄尔泰创建精神科学,勒南创建宗教科学,如此等等,似乎一切都要打着科学的旗号才能名正言顺,一切只有借助科学东风才能起帆远航。


自然主义的强势扩张给哲学造成了空前的挤压甚至消蚀。把一切学科包容在自身之内的宏大的元哲学叙事已随黑格尔主义的解体烟消云散。19世纪下半叶,不仅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消亡了,就连与科学平起平坐的哲学也难觅踪影,哲学似乎要永远屈居于科学之下,或者彻底变成科学的附庸,或者完全被科学所取代。即使哲学还存在,它也早已被自然主义的盐碱所浸透,变得僵硬不堪:哲学的实证化趋势在19世纪后半叶迅猛发展、不可阻挡。正是在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蔓延中,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物化概念浮现了出来。海德格尔在《哲学的规定》一书论述洛采的那一节,以一种令人压抑的语气描述了洛采在进行哲学探索时面临的困难形势以及承载的思想负担:“自然主义导致了对精神的绝对事物化,将一切存在都还原为有形的、物质性的、事物性的事件,还原为物质和力,拒斥一切根本的思索”[7]。这显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的一种物化机制,它是由自然主义方法论导致的精神物化,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自然主义方法论导致的思维方式上的物化正是洛采哲学的一个深层背景,实际上,也只有探明了这个深层背景,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领会洛采何以要从事物的存在中区分出一个有效的价值空间。


二、洛采与德国生理学


19世纪德国在科学上最伟大的进步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就说:“在十九世纪的飞跃进步中,最有效地扩大了人们的心理视野,促成思想方式上的另一场革命的既不是物理知识的大发展,更不是在这些知识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上层工业大厦。真正的兴趣,从天文学转移到了地质学,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生物学和生命的现象。”[2]344就连“生物学”这个词也由德国的一位学者型医生G.R.特雷维拉努斯(G.R.Treviranus,1776—1837)最早使用。梅尔茨明确指出:“生理学,或者用其更一般的名字即生物学,可以说是一门德国的科学,就像化学可称为一门法国科学一样。”[4]193-19419世纪早期,主导德国生理学研究的有两大学派:莱比锡大学韦伯学派与柏林大学弥勒学派,而后一学派影响更大。洛采从莱比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那一年(1838),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马蒂亚斯·施莱登(Mathias Schleiden,1804—1881)提出了关于植物结构和生长的细胞理论。几乎在同时,卢汶大学教授特奥多尔·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动物机体,这就是被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细胞学说,这一学说开辟了科学思想史和一般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细胞学说的这两位创始人就属于弥勒学派。梅尔茨在评论细胞学说时充满赞誉地说道:“这一学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成为整个系列的重要发现的出发点。它为德国赢得了生理科学长期的权威地位。这种权威地位是由汇聚于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和约翰内斯·弥勒的名下的诸多学派的大量细致研究来维持的。约翰内斯·弥勒学派的特殊功绩在于把精密研究方法引入整个生理现象领域,在全德国建立起类似吉森-李比希化学实验室的生理学实验室,真正驱除了旧形而上学派的模糊概念,传播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它以一长串杰出教师的名单占据德国各大学的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教席而自豪,他们把这种真正的科学精神传遍医学科学的每个分支。这个学派由此把医学科学引进精密科学即力学科学的范围之中。”[4]196-198


作为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洛采当然属于韦伯学派。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Ernst Heinrich,1795—1878)是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解剖学家,是洛采在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指导老师。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在约翰内斯·弥勒之前就已经开始独立进行一系列心理物理学研究。他引入物理学的方法对主观感觉现象进行了精密研究,获得了著名的韦伯心理物理学定律。属于韦伯圈子的莱比锡大学哲学院古斯塔夫·特奥多尔·费希纳教授(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以其闻名遐迩的《心理物理学原理》(1860年)四卷巨著进一步阐释和应用韦伯感觉定律,从而把心理物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费希纳第一次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心理量的测量方法,从而为科学心理学奠定的基础。正是由于费希纳的杰出工作,才有了“心理物理学”这一名称以及由这一名称所标示的新学科。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称自学成才、多才多艺的费希纳“是德国文学、科学和哲学上独一无二的人物”[4]509。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论及费希纳时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说道:“他逝世时,莱比锡大学的师生无不哀悼,因为他是理想的德国学者之楷模,生活简朴,思想新颖,虚怀若谷,和蔼可亲,孜孜为学,唯真理是服膺,而且文采翩翩,纯系日尔曼口语体裁。……他具有最为耐心的观察力,最为准确的数学,最为敏锐的辨别力,又最富于人情味。这些特点丛集于身,相得益彰,而无互相削弱的痕迹。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他不像多数哲学家那样热衷于单薄的抽象观念。”[8]


洛采正是在老韦伯和非凡人物费希纳这两位科学名师的熏陶、指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洛采对感觉的分析、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很多方面都直接受惠于这两位杰出人物。由于洛采与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动物解剖学副教授艾尔弗雷德·威廉·福尔克曼(Alfred Wilhelm Volkmann,1800—1877)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而福尔克曼是费希纳的姐夫,因此,洛采在大学时期与费希纳的精神契合度与私人情谊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与其学业导师韦伯的关系。青年洛采的思想无疑是处在韦伯—费希纳所确立的心理物理学的路线的延长线上。诚如梅尔茨所言:“洛采自己表述了心理物理机制概念,利用了韦伯的那些精构思而又还有根本重要性的实验和观察作为概念内涵的范型。”[4]504


不过,洛采在延续韦伯—费希纳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从约翰内斯·弥勒那里借鉴、吸收了很多东西。约翰内斯·弥勒(Johannes Müller,1801—1858),是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生理学教授,现代医学柏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其对生理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德国的居维叶、19世纪的哈勒。他以研究感觉神经而著称,1831年,他以青蛙为对象的实验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苏格兰解剖学家贝尔(Charles Bell,1774—1842)首先提出的关于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功能不同的理论的正确性。当然,他还有更独创性的发现——这个发现在感官知觉生理学中被称为“神经特殊能量论”。这一理论意味着我们感觉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刺激的经验类型,而是取决于神经器的作用。他的著名例证是,压力或其他机械刺激作用于视神经和视网膜也照样能够引起与光刺激相同的视觉经验。这个由约翰内斯·弥勒最先提出、后来经过赫尔姆霍兹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神经特殊能量论”给洛采带来很多灵感与启发:一方面是洛采提出一种关于灵魂具有不同质量的理论,这显然与约翰内斯·弥勒对感觉过程中神经元的独特质量的分析有某种类似性;另一方面,洛采在《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1852年)中阐述的“部位记号”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约翰内斯·弥勒对于神经元的定位作用的分析,就像《劳特利奇哲学史》精辟分析的那样:“洛采认为,灵魂不可能被神经系统的空间分布所影响,而只会被神经系统在任意给定点的活动强度所影响,作为弥勒早期定位论的追随者,洛采主张,确实如弥勒所提出的那样,不同部位的大脑活动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但是,灵魂对这个活动所能知道的只是它的强度、强度的位置以及那个位置上强度的变化,灵魂不能直接直觉到神经系统中各个强度的分布。”[9]尽管洛采对约翰内斯·弥勒的活力概念以及把运动皮层比喻为钢琴键盘的说法都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约翰内斯·弥勒的感官生理学对洛采思想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梅尔茨才说自己的老师“知道如何在约翰内斯·弥勒学派和韦伯学派那里耕耘身体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边缘地带”[4]500。“边缘地带”在这里尤为确切并且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指身体与灵魂的边际地带,也指约翰内斯·弥勒学派和韦伯学派的思想交界面,同时它又切合19世纪中后期的思想处境。那时,物理学的机械主义方法已经深入到了生理学内部和心理学的深处,处于强势地位的自然科学已经把哲学从中心挤压到边缘。在论及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时,丹皮尔说,科学家那时普遍“讨厌黑格尔派,最后干脆不理会他们。就连赫尔姆霍兹在对这种态度表示感叹时,也认为哲学的功能只限于它的批判功能——阐明认识论,它没有权利去解决其他更富于思辨性的问题,如实在的本性和宇宙的意义等更深奥的问题”[2]393。而伴随着青年黑格尔学派对黑格尔主义的四面围攻,曾经强盛无比的观念论哲学此时风雨飘零。在黑格尔主义的分崩离析中,只有唯物主义异军突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自然科学的大棚里培育出来“科学唯物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乘势而上、竞相涌动。在这样的情势下,观念论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形而上学好像在边缘地带发出若有若无的呻吟。


三、“神秘信徒”与争论的发起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由于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科学登上了最高峰,它第一次成为凌驾于哲学之上的王中之王。一切东西似乎只有在科学中并通过科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连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更不用说那些科学家在阐明他们的科学研究的原理和方法时有意无意地确立起来对物质及其关系的优先性的信念了,这种由科学家基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而提出的唯物主义被当之无愧地称为“科学唯物主义”,它体现了科学精神与哲学理想的有机结合。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唯物主义,那么,思想史上的很多脉络与线索也就接不上了,就连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和内容也难以真正看得清楚。就本文探讨的主题而言,如果不提这个“科学唯物主义”,我们也就无法讲述洛采对“唯物主义争论”的介入。丹皮尔在《科学史》第八章“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专门花费笔墨对“科学唯物主义”进行了一番勾勒,他说,一度在18世纪的法国勃兴的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再度崛起,这一唯物主义哲学的早期领袖——如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都把他们的哲学建立在科学成果上,特别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成果上。毕希纳的书名《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1855)就说明把力与物质看作最终的实在的观念构成这个唯物主义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在有些玄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盛行半世纪以后,这样的唯物主义学派,促使人们注意自然科学的明晰成果,其影响究属良好”[2]400。在当时的德国,生理学(或更一般地称为生物学)走在自然科学的最前列,最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者都接受过正规的生物科学训练,上面提及的早期领袖摩莱肖特、毕希纳和福格特,以及科学唯物主义另外一员健将乔尔贝(Heinrich Czolbe,1819—1873),他们都拥有医学学位。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也被称为“生物学唯物主义”。


德国科学唯物主义的领军人物都是生物学领域有造诣的科学家,他们在生物学领域著书立说,还积极参与当时生物学界的学术争论。当时生物界争论最激烈的三个主题是:活力问题、自然发生问题以及物种转化问题。特别是关于活力的问题,牵涉甚广,很多科学家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洛采在早年的《普通病理学和作为机械自然科学的治疗学》(1842年)就从纯粹物理学的意义探讨过活力概念。在1842年下半年发表在《生理学手册》上的文章《生命、活力》则围绕约翰内斯·弥勒的活力论展开讨论,洛采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对活力论的批判。据说,洛采这篇文章极大鼓舞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干将乔尔贝,成为科学唯物主义的重要灵感。不过,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唯物主义争论并不是由上述三个问题引发的出来的,它另有其独特的起源。作为这场论战的亲历者,朗格在他的《唯物论史》中,这样述说它的前奏:“1852年初,鲁道夫·瓦格纳出版了《生理学通讯》,4月,摩莱肖特写成《生命的循环》的序言,9月,福格特在《动物生活图景》中宣告,现在务必要抵制那势焰嚣张的权威。”[1]264争论双方最主要的人物在论战正式打响之前纷纷在锻造批判的武器,似乎已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如果单从他们著作的名称看,似乎是生物学之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是在捍卫各自的哲学立场,确切地说,他们是借生物学的地盘贩卖自家的哲学干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生物学研究中应该以唯物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吗?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双方都要对唯物主义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这场发生在生物学领域的哲学争论才被称为唯物主义之争。


也正是因为它是发生在生物学界的哲学争论,洛采被卷入其中的可能性才非常大,因为不论是在求学时期还是在教书时期洛采都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取得医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他既在哲学院教书也在医学院授课,他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哲学教授。作为韦伯学派的正宗成员,他不仅是生理学名家的弟子,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的开端,他连续出版了两部弥漫着浓厚哲学气息的生理学专著——即1851年的《肉体生命的普通生理学》和1852年的《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洛采作为医生和哲学家的两重身份正好契合这场争论的性质与主题。不过,洛采在出版这两部著作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德国生物学界正在悄悄酝酿个一场论辩风暴,他更不知道,正是他出版的这两部著作,会把他牵连到这场始料未及的口诛笔伐的尖锐对垒战之中。


唯物主义争论正式开始于1854年在哥廷根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31届大会。哥廷根大学生理学研究所所长鲁道夫·瓦格纳在开幕式上致辞,题目是“人类的起源与灵魂实体”——这是他在会议召开的几天前仓促写成的一篇发言稿。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他认为,自然科学仍然不能推翻《圣经》创世篇关于上帝造人的神圣教义。至于人死之后的命运问题,他坚决维护灵魂不朽的信念。正是在关于灵魂实体这一问题上,他对于灵魂之学(即心理学)越来越沦落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失去神学和哲学的庇护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中这样叙述鲁道夫·瓦格纳发言的核心内容:“在此,他认为他必须对最近的科学研究方向发出警告。一些生理学家倾向于唯物主义学说,他们不仅怀疑而且否认灵魂和自由意志的存在。瓦格纳缓慢而庄重地说,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逐渐破坏了一种对道德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信念:即对灵魂不朽的信念。基督教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的教义——奖赏有德之人、惩罚邪恶之人的神圣天意——就基于这种信念。任何想要在‘去基督教化的大众’中维护道德和宗教的人,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这种信念。随后在致辞结束时,瓦格纳呼吁:自然科学家应该考虑他们的研究方向;他们应该避免传播损害道德、宗教和国家的学说。”[3]238


鲁道夫·瓦格纳在发言中,为了使自己的演说更具有现场效果、更具有说服力,他引用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位年轻教授的著作中的一段话。他没有直接说出这位教授的名字,只是说这位教授是“坐在我们中间最机敏的科学家”。据说,当时这位教授坐在台下因为害羞而涨红了脸。这个极易害羞的人就是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的洛采教授。鲁道夫·瓦格纳引用的是洛采1852年的《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第一卷第一章第3节“唯物主义的反驳”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这些唯物主义推理已经在通识教育的逐步衰退中获得了巨大的扩展(Die grosse Verbreitung),而且无疑会继续获得进一步的扩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对有意义的成功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去验证他们的主要论点。”[10]30鲁道夫·瓦格纳在哥廷根会议上的致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参会者对他发言中把学术与政治扯在一起的粗暴方式感到震惊。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周,为了回应他的致辞引起的争议,他又发表了《关于知识与信仰》,提出了一种关于新教教义的双重真理学说。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对这一双重真理学说有精准的把握:“根据这一学说,信念和理性在各自的领域中运作,只要它们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就不会互相矛盾。信念不应该对科学问题作出断言,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和理性来了解科学;但是科学不应该以信念为前提,因为我们通过《圣经》,即神的启示的记录,来了解信念。对于瓦格纳来说,信念不仅仅是信仰的问题,而是路德和加尔文所指导的那样,是一种直接的经验和确定性。信念给予我们超自然事物的知识,正如理性给予我们自然事物的知识;正如盲人不应该擅自判断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不相信自然科学的人也不应该怀疑基督徒通过信念之眼所相信的东西。”[3]239


鲁道夫·瓦格纳本人把这种解决信仰与科学的矛盾的方式称为“复式簿记”(dopelte Buchhaltung),即科学问题记在科学的帐目上,信仰问题记在信仰的帐目上,两者不可交叉混淆。在这个阐述他对理性和信念的基本立场的文本中,他再一次提到了洛采。在他看来,洛采不仅是基督教价值的守护者,而且一直主张灵魂的存在及其独立性,因此洛采当然是自己的同道。鲁道夫·瓦格纳是洛采的提携者和恩人,当初正是在他的大力宣传、反复举荐和机智的运作下,洛采才为作优秀学者被引入到哥廷根大学并一步到位直接聘为教授。就像他在1844年把洛采成功引进哥廷根大学一样,如今,他又成功地把洛采引入到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中,并且把洛采牢牢在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个素来不爱争论、逃避争论的人,在自己恩主的召唤与引领下,这次看来是逃无可逃了。


四、“浑圆天禀”的愤怒


毫无疑问,鲁道夫·瓦格纳在哥廷根会议上的致辞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他反对唯物主义的神圣战争的第一枪”[3]239,而且,他的枪口对准的人物也昭然若揭。如上文所述,1852年初鲁道夫·瓦格纳出版了自己的《生理学通讯》,这个书名当时德国人太熟悉了,因为,有一个学者在1845年代因为发表通俗而生动的《生理学通讯》而出了名,接着他在1846年和1847年又连续出了两册《生理学通讯》,它们都成为雅俗共赏的畅销书。这个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先生。两年前,当福格特看到鲁道夫·瓦格纳也出版一本《生理学通讯》并且在书里引用自己的一大段话加以批评,他当时就已经非常生气了,正是在对鲁道夫·瓦格纳的愤慨中,他撰写了《动物生活图景》这本充满趣味的书,当然,在这本研究动物的专著里,他已经向鲁道夫·瓦格纳表示了严正的抗议。“如今,这个鲁道夫·瓦格纳竟然变本加厉,居然在一个公共学术平台上、在全德自然科学家协会的机构性会议上大肆攻击自己,而且自己当时并不在场。背后向人开枪,这算什么?福格特勃然大怒,立即向鲁道夫·瓦格纳提出公开辩论的挑战。一开始鲁道夫·瓦格纳答应下来,可是,他很快又改了口,说自己患了突发性感冒,不能参加原定的辩论。在福格特看来,这分明是骗人的借口!向别人发动突然袭击,一旦对方还手,却想逃之夭夭、溜之大吉,哼!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老东西,你也不想想,我福格特是谁?”


福格特确实是一个卓越不凡的人物。19世纪30年代,他在吉森跟随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却成为一名新闻记者。40年代,福格特出版了当时属于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的旅游学、地质学、动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畅销书,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更为传奇的是,他追随蒲鲁东和巴枯宁从事革命活动,1848年被选为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极端左翼的引领者。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意大利。不久后,又受聘担任瑞士日内瓦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作为左翼革命者,福格特大力宣扬一种基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最新研究成果之上的唯物主义学说,他认为,人的思想不过是大脑的生理活动的产物,在1846年的《生理学通讯》中发布的唯物主义类比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几乎人人皆知——思想之于大脑的关系就如同胆汁之于肝脏、尿液之于肾脏的关系。[11]在持续流传与反复转述中,这句话后来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思想泌尿学公式:就像肾脏分泌尿液一样,大脑分泌出人的思想。与他的科学唯物主义相匹配,他在政治上一直尖锐地批判德国现行体制,当然也包括德国大学的教育制度。他在《动物生活图景》的最后一章“动物的灵魂”中激愤地指出,鲁道夫·瓦格纳就是糟糕的德国大学体制中最糟糕的代表:迷信、保守、冥顽不化。作为记者、政治活动家和革命斗士,福格特向来能言善辩,由于他身体肥胖,威猛无比,所以他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头野蛮而狂怒的公牛。鲁道夫·瓦格纳之所以回避与福格特的当面对决,想必也知道这头体格健壮的公牛不那么好对付。


然而,被激怒的公牛已经狂奔起来并发出角斗的吼叫。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一书中有点煽情地写道:“在1854年秋天,几个火热而又激动人心的星期里,福格特撰写了一篇猛烈而精彩的反对瓦格纳的檄文,这就是他的《盲目信仰与科学》(K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3]241《盲目信仰与科学》发表于1855年1月,它把这场争论带入1855年并引向高潮。正是在这篇引人注目的檄文中,福格特给鲁道夫·瓦格纳起了一个浑名——“神秘信徒”,同时也顺带赠给洛采一个富有文色彩的雅号——“一位思辨的蓬头彼得(Spekulierender Struwwelpeter)”。“蓬头彼得”是德国儿童文学中的著名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淘气的男孩,留着长指甲、蓄着长长的红头发,通常被家长用来恐吓德国小孩,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言而喻,这是在暗示洛采是鲁道夫·瓦格纳的追随者,那稀奇古怪的长指甲和蓬松的红色长发宛如洛采的观念论哲学。这个缺乏自信的鲁道夫·瓦格纳搬出了一个卡通式的淘气鬼来吓人,而问题在于,福格特可不是能够轻易被吓住的小孩,即便你长着长长的指甲、即便你披着长长的红头发,又有什么用呢?


《盲目信仰与科学》的第一部分是对鲁道夫·瓦格纳的思想低能的公开而恶意的人身攻击。福格特说,鲁道夫·瓦格纳是懒惰的人,但是由于当上了一个科学刊物的编辑,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应归于他人的声望。当他作为解剖学家的无能终于无所遁形时,另外一位学者被召来哥廷根接替他的工作。福格特最不能容忍的一点是,作为科学家,鲁道夫·瓦格纳粗心大意,竟允许个人信仰干扰他的科学研究。第二部分转入正题,讨论鲁道夫·瓦格纳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人类同源说与灵魂不朽。关于第一个观点,福格特充分调动自己的广博学识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所有来自地理学和解剖学的证据都表明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每一人种都必须有其自己最初的一对。从地质学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上的任何说法都要早得多,而且人类的起源远远早于四千年前。因此,《圣经》的教义并为凌驾于经验性的确证或伪证之上,而是断然与事实相反”[12]81-82。关于第二个观点,福格特坚称,关于非物质性灵魂的存在,最新的生理学研究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灵魂与大脑相分离的任何证据,恰恰相反,它却表明了精神活动与大脑功能的不可脱离的紧密结合,因为,一旦大脑受伤,精神活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完全停止。生理学和医学的手段已经可以探测并确定大脑中用于特定精神功能的特定部分。福格特自然就引出一个坚实推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意识完全依赖于大脑过程”[12]109,承认了这个推论,所谓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存在的观念也就不攻自破了。福格特通过自然科学的成果确立了自己的无神论,在他看来,宗教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迷信。虽然福格特与鲁道夫·瓦格纳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太明显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诚如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所言:“在福格特和瓦格纳的争论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政治冲突。福格特是一位激进分子,他曾经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为民主而战,而瓦格纳是一位反动分子,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到旧秩序的君主政体统治。……他们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哲学立场。瓦格纳想要维护天意和不朽的信仰,使君主制合法化,并控制“去基督教化的大众”。福格特想要破坏这些信仰,之所以要破坏它们,是由于它们是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是组织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中掌控自己生活的一层欺骗性的面纱。”[3]242


当然,即便是同处左翼政治的革命战线上,也会有不同的别派,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福格特在1850年代末就与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展开了更加复杂、更加剧烈、更让人纠结的论辩。这个唯物主义的领袖人物就是卡尔·马克思。1860年底,马克思在伦敦出版了著名的《福格特先生》,在这部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沿用了福格特的律师对其主顾的昵称——“浑圆天禀”(Abgerundete Natur)——来戏称自己的对手福格特。福格特的律师之所以用“浑圆天禀”,主要夸赞其主顾性情温厚而又禀赋超常,而马克思借用“浑圆天禀”之名则是嘲笑福格特笨重肥胖,是一个“一塌糊涂地狂吃”的蠢才呆瓜。[13]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披露了福格特职业生涯中的大量细节,却唯独没有提及福格特在50代中期介入的唯物主义争论。我们推测,马克思应该知道这场大辩论,并且也应该清楚“浑圆天禀”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只不过,由于这个“浑圆天禀”很快就开始向马克思怒吼了,对于这头好斗的公牛的昔日战绩,马克思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五、洛采的折中主义立场


先是被称为“神秘信徒”的鲁道夫·瓦格纳把洛采引为同道,接着是被称为“浑圆天禀”的福格特把洛采视为鲁道夫·瓦格纳的追随者,认为他们共同创造了哥廷根经院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灵魂实体。如此一来,被称为“思辨的蓬头彼得”的洛采无论自己是如何不愿意争论,终究还是被双方拖了进来。赖因哈特·佩斯特在1997年出版的《洛采的思想和研究之路》一书专论唯物主义争论一节中指出,由于历史文献缺乏相关记载,“所以我们对洛采参加哥廷根会议的情况也就知之甚少”[14]。但是,通过洛采写给朋友的一些信件可以得知,洛采为参加1854年9月在哥廷根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31届大会作了一些准备,他还邀请一些师友在会议期间来家中作客,并且,还亲自参与了会议的一些组织和监督工作。对于鲁道夫·瓦格纳与福格特之间愈演愈烈的哲学争论,这位“思辨的蓬头彼得”实际上并没有象福格特暗示的那样做出什么吓唬人的举动。正如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描述的那样:“尽管有福格特的挑衅和瓦格纳的花言巧语,洛采还是极力漠然处之。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且理由很充分。没有理由攻击福格特,因为洛采已经在他的《医学心理学》中阐明了他对唯物论的观点,也没有理由为瓦格纳辩护,因为说到底,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3]242-243


说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显然也不是事实。洛采与鲁道夫·瓦格纳一样不愿意放弃灵魂概念以及灵魂存在的学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鲁道夫·瓦格纳把洛采视为“自己人”。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如夏洛特·莫雷尔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瓦格纳和洛采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来谈论唯物主义。尤其是洛采,他很清楚,他自己需要与瓦格纳所采用的‘复式簿记’保持距离,以便在讨论像人类的起源或是灵魂存在这样有争议问题时,可以把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的有关的话题和答案合法地区分开来。同时,他也反对瓦格纳提出的‘灵魂是可分的’这一命题。”[15]91尽管洛采确实不同于鲁道夫·瓦格纳,并且他有意表明他并不是后者的思想保镖,但是,科学唯物主义者仍然没有轻易放过洛采,他们在痛击鲁道夫·瓦格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对洛采说上几句。所以,洛采虽然很想游离其外,但是,他终究不能明哲保身。


1855年,唯物主义争论渐入高潮。福格特在年初发表的《盲目信仰与科学》似乎只是抛砖引玉之作,接下来,两部伟大的唯物主义巨著相继问世,这就是海因里希·乔尔贝的《感觉论新述》和路德维希·毕希纳的《力与物质》。毕希纳在《力与物质》中采取了一个高超的论证策略,他一边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洛采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一边又援引洛采说过的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话,从而表明,就连处在唯心主义阵营中的有名的哲学家也无法完全否认唯物主义,也不得不承认人的精神活动与大脑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随后发表的《论物理学的和哲学的原子论》一文中,毕希纳又从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出发坚决捍卫了原子论,认为物质性的原子才是终极性的实在,在这篇文章中,毕希纳再次点名批评洛采的灵魂实体论。乔尔贝在《感觉论新述》的序言中,更加老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来剖析洛采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洛采在《生命、活力》(1842)与《医学心理学》(1852)中对活力论的批判表示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与兴奋,他甚至毫不隐讳地坦言,洛采对活力论的批判成为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的灵感来源。乔尔贝几乎要把洛采当作自己走向唯物主义道路的引导者了,他不断向人们暗示,如果洛采更坚定一些、更始终如一一些,那么,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另一方面,乔尔贝对洛采脱离唯物主义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对洛采迷恋并维护超感觉的东西展开了毫不容情的批驳。


1855年,在唯物主义争论达到高潮之际,洛采并没有直接与福格特对阵,而是选择了毕希纳和乔尔贝作为回应对象。他在《哥廷根学者通告》(Gttingen gelehrte Anzeigen)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一篇是《评毕希纳的〈论物理学的和哲学的原子论〉》,另一篇是《评乔尔贝的〈感觉论新述〉》。1856年,乔尔贝发表了《自我意识的产生:对洛采教授的答复》,1857年,洛采在《哥廷根学者通告》上又发表了《评乔尔贝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对洛采教授的答复〉》,对乔尔贝的回应作出再回应。1857年,洛采出版了著名的《论辩集》,在《论辩集》中,洛采针对这场争论集中谈了四个问题:原子论、生命与机械论、身心相互作用、灵魂的处所。1859年,洛采又在《哥廷根学者通告》发表《评卡尔·斯内尔的〈唯物主义争论问题〉》。总之,1855—1859年,洛采就唯物主义争论写了四篇回应性评论,出版了一部《论辩集》,这在洛采学术生涯中是唯一一次就同一个主题来回反复与别人针锋相对地展开较量的一场理论争鸣。由此可见,“神秘信徒”和“浑圆天禀”挑起了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最终把“思辨的蓬头彼得”深度地卷了进来,“蓬头彼得”被逼无奈只得在辩论中进行思考、在思考中进行辩论。对于不喜欢与人争吵辩论的“蓬头彼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劳累痛苦的差事。洛采本人在评价这场争论时,甚至说它只会带来“毫无意义的痛苦”[15]90。


不过,洛采的痛苦并不像他本人说的那样是无意义的。在这场争论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回头认真审视一番,我们惊奇地发现,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的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评存着很多相通的地方。当代研究唯物主义发展史的专家夏洛特·莫雷尔非常正确地指出,洛采所批判的唯物主义只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15]92,这种唯物主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拒绝全面了解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二是对科学抱有一种虚假的热情。这两点实际上涉及的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本质就是经验主义和直观主义。把科学知识仅仅建立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并且这种经验论是一种只承认感性认识的狭隘的粗陋的感觉主义。关于洛采对乔贝尔的感觉主义的批评,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有很精彩的总结:“洛采在他的评论一开始就指出,他发现乔尔贝实际上把唯物论等同于经验论是很奇怪的;毕竟,对于一个唯物论者,也就是一个相信物质的唯一实在性的人来说,维持内在原则和观念的存在是可能的。他也忽略了乔尔贝的任何证据,即任何无法预知和超感觉的事物都是模糊的;毕竟,最明白易懂的思想互动是无法用感官感知的。但是,撇开这些观点不谈,洛采主要关注的是乔尔贝的经验论,尤其是他试图将超感觉从一切思想活动中剔除出去。洛采认为,乔尔贝的一切努力都最终要彻底失败,因为所有的思维都是在直觉材料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超感觉的东西。感官显示给我们的,只是性质规定的连续和共存,它们并不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只能通过思维提供。”[3]245


确实,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的这种批评就像夏洛特·莫雷尔所说的只能恰当地理解为是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而不是对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批判”。在1852年出版的《医学心理学》第一章“论灵魂的存在”的最后一节“唯灵论的观点”的一开头,洛采非常率直地讲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赋予物质以实在性;能把灵魂看作一种完全独立而又与物质不同的合法的实在与物质同列地一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在此我们将为个人的心理研究保留清晰而适宜的直觉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暂时返回到这里,即返回到物质原则中,以便证明对物理-心理机制的可行而清晰的描述是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节略性的表达”[11]55-56。显而易见,在物理层面或者说在机械层面,洛采从来不否认物质的实在性,并且一直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对物理-心理机制的“节略性的表达方式”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如此,在洛采看来,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容纳更多的超感官的理性思维,甚至可以兼容观念论的某些优点。唯物主义其实应该表现得更好。唯物主义难道只有停留在直观经验的层次上才叫唯物主义吗?唯物主义难道只有拒绝灵魂学(即心理学)才能保持自己的合法性吗?洛采之所以始终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的中间而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原因就在于,他既不主张用观念论取代唯物主义,也不同意用唯物主义吞并观念论。说得更形象一点,“蓬头彼得”就是“蓬头彼得”,他既不是“神秘信徒”,更不是“浑圆天禀”!


洛采始终是一位谦谦君子,即便在最得意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提醒自己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至于像世界统一于精神、万有归结于物质这样的狂想妄见,他连想都不去想,更不用说去付诸哲学实践了。J.T.比克斯比曾说:“在那些他处理的问题前,洛采总是显得博文多识。与之有关的每一条信息、值得关注的任何一种观点,对他而言都不是陌生的;他以最广博的心灵处理了这些问题。他判决式的语调异常沉稳,他论述严谨、考虑周全,不妄下定论。他是如此谨慎,以至于在高明地讨论了那些重大问题之后,他常常不给出正面的结论。”[16]不过,谨慎绝非没有主见。在事关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作为19世纪中后叶最伟大的观念论哲学家,洛采无疑拥有最清晰无比的观念:科学再强大,它也不能代替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再弱小,它也总能发出自己美妙的声音。


在这场唯物主义争论中,“思辨的蓬头彼得”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之间,保持着一种高贵而独立的姿态,他在严肃地思考科学迅猛发展之下的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作为一位机敏的科学家,同时又作为一位观念论哲学家,他最大的希望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能够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科学和形而上学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或者就如诗人舒婷所描绘的那样,仿佛是并排长在一起的两棵树:橡树与木棉——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哲学家洛采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位在毕德麦雅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在喧哗的争吵中,仍然在静谧而热烈地构思着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恋人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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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harlotte Morel:Lotze’s Conception of Metaphysics and Science. A Middle Position in the Materialism Controversy[M].Philosophical Readings, 2018,X(2).


[16]Bixby J T. Hermann Lotze on The Soul and Its Organism[M].The Unitarian Review and Religious Magazine (1874—1886)Mar 1877,7(2):10.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由于洛采著作的中文翻译的缺失,长期以来国内对洛采的研究并没有大的突破。在2017年5月洛采诞辰200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周凡教授组织了“洛采与价值哲学”研讨会。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洛采思想专题研讨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第一次形成了洛采译介和研究团队。

我看——作者周凡等人显然没有看过20多卷本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一套系列丛书,其中《近代理想主义》的《第三部》,就收录了陆宰的作品《万有的合一性》。这是1960年在美国翻译和出版的中文著作。

可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在2017年5月洛采诞辰200周年之际,北京方面竟不知道,还敢闭着眼睛说“世界没有此物”。这真让我感叹,北京真是学术荒漠啊!

为此,我不得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零散的20多卷本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合成点评为10卷本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新编》,让薪火相传不熄灭!

谢选骏:白宮發言人就是白相人的宮女

《白宫官网的马屁越来越肉麻了!》(雷叔 2025-03-11)報道: 白宫是美国总统府,它也是一个官网,会发布总统资讯。 一般认为如此正经的机构会写严肃文章,结果现在画风是这样的。 不是高喊特朗普有多伟大,就是扬言特朗普把美国带回正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月14日的标题: “在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