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谢选骏：被迫观看死刑判决的时代
《国际特赦组织：去年全球死刑执行数上升，为2015年以来最高》（奥努尔·埃雷姆（Onur Erem）BBC国际部记者 2024年5月29日）报道：
伊朗死刑人数上升引发世界各地抗议（图为1月27日在柏林举行的反对伊朗死刑的抗议活动）。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死刑执行人数正在飙升。
根据该人权组织的记录，2023年全球有1153人被执行死刑，比2022年已知的883人增加了31%。这是国际特赦组织自2015年以来录得的最高数字。2015年有1634人被处决。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格妮斯·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说：“被记录的处决人数大幅飙升主要归因于伊朗。伊朗当局完全无视人的生命，加大了对毒品相关罪行的处决力度，进一步凸显了死刑对伊朗最边缘化和最贫困社区的歧视性影响。”
尽管报告中伊朗是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至少有853人被处死，但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中国没有关于死刑执行的官方数字，但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去年中国有数千人被处死。
该组织还注意到，2023年全球死刑判决增加了20%。这是自2018年以来判处死刑数量最多的一年。
哪些国家执行死刑最多？
国际特赦组织称，2023年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美国。仅伊朗就占所有记录在案的死刑的74%，而沙特阿拉伯占15%。
与中国一样，国际特赦组织也表示无法获得朝鲜、越南、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阿富汗的官方数据。
有多少国家废除了死刑？
全球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91年的48个增加至2023年的112个。
有九个国家只对最严重的罪行使用死刑，而23个有死刑的国家至少在十年内没有使用过死刑。
世界各国如何执行死刑？
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截至2023年，各国有四种已知的行刑方式。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截至2023年，各国有四种已知的行刑方式，其中斩首只在沙特阿拉伯实施。
去年，有七个国家使用绞刑、六个国家使用枪决、三个国家使用注射死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表示：“判处死刑与人类尊严、基本的生命权以及在生活中免遭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背道而驰。”
免除罪责
免除罪责是指在判决和上诉程序结束后，被定罪人被免除责任或被宣告无罪，因此在法律上被视为无罪。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有三个国家的九名死刑犯最终被宣告无罪：肯尼亚（5人）、美国（3人）、津巴布韦（1人）。
人权活动家反对死刑，以防止有人在被处决后被认定无罪。
威慑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称，保留死刑的国家大多“相信死刑能遏制犯罪”。
社会学家的共识是，死刑的威慑作用充其量是未经证实的。
一些人认为，对犯罪者最具威慑力的是被抓住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
1988年，联合国进行了一项调查，以确定死刑与谋杀率之间的关系。这项调查在1996年进行了更新，其结论是“研究未能提供科学证据证明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
对儿童的影响
2010年，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14个国家联合成立了“国际反死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该委员会现已发展到拥有24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多哥。
在去年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该委员会强调，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对儿童处以死刑，但在许多国家，儿童仍面临被处决的风险。该公约已在196个国家生效。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呼吁美国各州禁止对21岁以下的任何人适用死刑。
该机构写道：“根据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认为18至20岁青少年的大脑与17岁青少年的大脑有本质区别。”
该机构还表示：“不判处16岁和17岁少年死刑的理由是年轻和不成熟，而这些特点同样适用于18岁至20岁的少年。”
儿童受到的影响不仅来自于死刑本身。该机构称：“与对罪犯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惩罚不同，对父母的处决会永久剥夺子女与父母建立关系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我十四岁的时候，曾经被迫观看死刑判决。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所以我也相信死刑的威慑力量远远大于终身监禁。
《死刑：全球还有多少国家仍保留该刑罚，多少人被判死刑？》（BBC 2024年1月26日）报道：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
在美国，一名被判刑的谋杀犯即将成为该国首位使用氮气处决的人。在日本，一名男子因为一场酿成36人死亡的纵火攻击而被判处绞刑。
尽管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但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死刑次数却在上升。
还有多少国家有死刑？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其中有9个国家仅用在极其严重的罪行，如多次谋杀或战争罪。
此外，有23个国家虽然还有死刑制度的，但已有10年未执行。
每年有多少死刑被执行？
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是来自各国官方统计、媒体报导以及被判死刑的个人及其家庭代表提供的讯息统计而成。该组织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行刑者，每年处决数千人。但由于中国不公开有关死刑使用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提供可靠数字。
除中国外，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显示2022年一整年，全球共有883起死刑执行，这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的数字。然而这数字比1988年、1989年或2015年要低得多，当时有超过1500人在一年内被执行死刑。
该组织还指出，至少在2022年，在52个国家里，共有2016个死刑判决被宣告了。从全球来看，该组织认为至少在2022年底为止，当年有28282人被判处死刑。许多囚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度过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死囚生活。
哪些国家使用死刑最频繁？
在2022年，有20个国家执行了死刑，2021年有18个国家。除中国外，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美国。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在2022年记录到伊朗至少发生了三起公开处决。报告还指出，伊朗至少处决五名犯罪时未满18岁的犯人。
不同国家执行死刑的数量有何变化？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强调说，全球11个国家每年都在执行死刑，其中包括中国、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美国、越南和叶门。国际特赦组织还认为朝鲜（北韩）可能正在持续施行死刑，但无法独立验证此事。
沙乌地阿拉伯在2022年的执行死刑人数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有五个国家在2022年宣告了死刑，它们分别是巴林、葛摩、老挝（寮国）、尼日尔和韩国，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已经多年未使用死刑。尽管自2021年以来美国的死刑执行数量有所上升，但仍然远低于1999年的最高峰。
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在2022年，全球因毒品罪而被处决的人数为325人，其中包括：
伊朗：255人
沙特阿拉伯：57人
新加坡：11人
在2023年，新加坡处决了近20年来的第一名女性死刑犯: 萨里德维·贾曼（Saridewi Djaman）于2018年因贩运海洛因而被判有罪。
目前已有112个国家完全没有死刑，相较于1991年的48个国家，数量有所增加。在2022年，有6个国家全面或部分废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哈萨克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和中非共和国完全废除了死刑。
赤道几内亚和赞比亚表示，死刑仅在最严重的罪行中使用。
在2023年4月，马来西亚议会投票决定取消对11项重大罪行（包括谋杀和恐怖主义）的强制死刑。加纳议会于2023年7月投票全面废除死刑。
此外，全球各国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是唯一在2022年将斩首列为执行死刑方法的国家。其他方法包括绞刑、药物注射和枪决。
美国阿拉巴马州计划使用氮气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肯尼斯·史密斯执行死刑。
据美国死刑资讯中心表示，将被以这种方法执行死刑的史密斯，将成为全球第一例。史密斯的律师将这种未经测试的方法称为一种“残忍且不正常”的惩罚。阿拉巴马州和其他两个美国州批准使用氮气，因为现在更难找到其他可以致命注射的常用药物了。相关药物短缺使得美国各地死刑执行率下降。
谢选骏指出：被迫观看死刑判决的时代并未过去，这就证明了死刑确有恐吓意义。
《目击300次死囚行刑后 我离职了》（BBC 2018年5月7日）报道：
墓园埋葬了当地历来被处决的囚犯，米歇尔在十字架之间，细数自己见证了多少死囚被处决。
米歇尔·莱昂斯（Michelle Lyons）首次见证死刑是2000年。当日的日记，她这样写：“我觉得没有甚么问题，我是应该伤感的吗？”
当时她22岁，是初出茅庐的记者，后来，她成为美国德州的刑事司法部发言人，职责是见证德州每一宗死刑，从2000年至2012年，她见证了近三百名男女，因为犯罪而被处决。
见证死亡是否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对BBC的本·迪尔斯（Ben Dirs）分享了个中的体会与反省。
麻木看待死刑
年少时，她认为在重大罪案当前，应该把同情心放在一旁，特别是一些死囚，生前曾经犯下凶残无比的杀人罪行。
“见证行刑是我日常工作，以前我十分支持死刑，我认为对一些严重罪行来说，是合适的惩罚。当年我年轻、无畏无惧，以为凡事只有黑白两面。”
“如果每次行刑时，都思考自己内心的情感，我能否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地走进那个房间？”
回首细看，当年日记中流露出对死刑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想法，似乎是一种短期舒缓心理不安的应对机制。
“翻看这些行刑笔记，我可以感到有些事情，其实是困扰我的。但当时我把所有疑虑藏于心底，把自己迫到墙角，把自己麻木掉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她说。
她的笔记描写了一些死囚与行刑经过：一个谋杀母亲和女儿的死囚，行刑时仍然带着眼镜；杀害多名丈夫，并把尸体埋在花园的女犯人，有很小的脚掌；有位杀害了妻子母亲与祖母的死囚，竟然和米歇尔的祖父外表有点像……
这些当时观察的细节，流露了她在意死刑这件事。
“见证别人灵魂离开肉体、生前最后的一刻，并不会变成一件平凡事，但德州实在处决得太多人，令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很正常，让这件事不再具有戏剧性。”
她身在的美国德州，是全国处决人数最多的州分，自1976年起，处决了550人，比起排行第二的州份，多出400多人。而她所在的亨茨维尔市，则是自1924年起为德州执行死刑的地方。骤眼看，亨茨维尔与其他城市没有大分别，这是一个整洁的社区，四处有教堂，市民也十分有礼友善，你不会想象到这儿是死囚的终点。
米歇尔其实也不像一个不断见证死囚行刑的人，她本人健谈幽默，但一聊到与死囚有关的事情，便会展示出脆弱的一面。
德州2000年执行了40次死刑，米歇尔当时担任当地报章《亨茨维尔简报》、专门报道监狱新闻的记者，也见证当中的38宗死刑。2001年起，她加入德州政府，工作同样离不开见证死刑。
她形容处决的过程，就好像看着一个人入睡，这些死囚会在行刑床上被注射药物，安然离开，而她会听到死囚的最后一口气，然后看着尸体慢慢发紫──对憎恨死囚的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对行刑方式或感失望，以为死刑会好像以前般，被绑在电椅上被电死。
死囚死前会道歉求情或是恳求原谅，一些人会提起圣经章节，也有一些会开自己玩笑……但甚少会表达愤怒，米歇尔亦只是听过一次，死囚临终前抽泣。
她经常收到世界各地的人发来的信，谴责她是“国家杀人凶手”，有时候她会生气地回复，要求别人别管德州内政。
“基本上整个世界除了美国之外，都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何我们仍然要把人弄死，欧洲记者很喜欢用杀人一字，而非处决，他们认为我们是谋杀。”
一些被判以死刑的囚犯，可能要等上几十年才真的被处决。米歇尔和一些等待行刑的囚犯变得熟络，这些人当中有连环杀人凶手、强奸犯、儿童杀害者。
不是所有人都是恶魔，米歇尔说挺喜欢当中几个人，甚至认为如果他们不是囚犯的话，可以跟他们当朋友。
例如一位名为比兹利（Napoleon Beazley）的死囚，他在17岁时杀死了一位联邦法官的父亲，2002年被处决，当时，米歇尔哭得很惨。
“我有预感，比兹利不会再搞事，我认为他能够成为社会上有贡献的一员。我心里面希望他上诉成功──这令我有点罪恶感，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我是遇害人家属，我一定支持把他处决。我到底可不可以同情他？他事实上没有从我身上获得任何东西……”
“死刑没有赢家”
而逐渐让她对死刑有更不一样的看法，是她2004年怀孕的时候。
“处决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十分个人，我开始担心我的婴儿，会听到囚犯的遣言，他们可悲的道歉，或是声称自己无辜的申诉……”
“因为有了女儿，我开始害怕处决这回事，行刑房是一个充满情绪的地方，囚犯家属见证所爱的人离世，被囚犯伤害的遇害人家属又会再次唤醒了痛失挚爱的感受。他们的路不易走。”
“我能够为我的婴儿赴汤蹈火，然而很多母亲却在行刑房见到自己的孩子离世。这些母亲会踢墙、打破玻璃，不断地哭泣和尖叫。”
“我站在见证房时想，其实没有赢家，所有人都被搞垮了。行刑本身是悲剧，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这些悲剧。”
2012年，她离职了，感觉就像坐牢多年的囚犯，终于要离开监狱，但事实上，她仍然感到很迷茫。
“我以为离开了监狱系统，能避开目睹行刑而减少胡思乱想，但原来恰恰相反，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行刑这回事，就好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一发不可收拾。”
“我打开一包薯片，会嗅到行刑房的味道，听收音机时，会回忆起囚犯临死前，与我最后的对话，我仍然会想起死囚母亲，用那布满皱纹的手，轻按行刑房的玻璃窗（看着儿子执行死刑），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痛哭。”
虽然米歇尔见证了数百宗死刑，心理上有着一定的负担，但她认为是死刑的支持者。
她认为德州的确执行政刑密度过高，但又无可否认，德州似乎比美国其他地方，罪案来得更大、更疯狂。
德州短期内不会取消死刑制度，201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德州人支持死刑，然以去年当地只执行了7次死刑，比2000年40宗，大幅下降。
当地有一个墓园，埋葬了德州历来被处决的囚犯。米歇尔在十字架之间，细数自己见证了多少死囚。最令她困扰的不是她记得的死囚，而是她遗忘的人。
“你不会看到这儿会有很多鲜花，”她说：“我实在记不起部分被处决的人，明明我见证了他们离开，也许他们应该孤独地被遗忘，又或是我应该有责任去铭记他们。”
谢选骏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处决犯人最多的国家……所以形成了两个霸权中心？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谢选骏：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
《加州乐居镇：美国唯一由华人建造的小镇》（帕姆和加里·贝克（Pam & Gary Baker）BBC Travel特约撰稿人 2024年5月31日）报道：
如今，乐居镇与100年前的面貌大体相同。
中国劳工将加利福尼亚州中部从一片沼泽变成了农业重镇，而在此过程中还建成了一个由华人经营的繁华小镇，该镇曾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的蒙地卡罗”（Monte Carlo of California）。
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以南50英里处，由内华达山脉的雨水汇聚而成的运河、沼泽和湿地形成了宁静的加州三角洲。
多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在萨克拉门托河沿岸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但在遍布该地区的葡萄园和家庭农场之间，加州小镇乐居镇（Locke）在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是美国唯一一个由华人为本族裔而开发的定居点。
乐居镇狭窄的主街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小巷。道路两旁是有着百年历史、带有悬挑阳台的木质房屋。它们饱经沧桑，让游客仿佛穿越回了过去。这个现如今只有60人的社区曾是一个繁华的华人聚集地，学校、电影院、旅馆和餐馆林立。
如今，乐居镇仍是北加州曾经遍布的华人农村定居点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仍有一些华人后裔在此居住和经商的地方。
这里曾经的中文学校、寄宿公寓、赌场和男子协会现在都被作为博物馆保存。参观美国最后一个华人农村小镇，可以让你对中国移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新家园的文化影响有一个有趣的了解。
1848年，当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成千上万的中国探矿者蜂拥而至，希望在塞拉山麓发财致富。中国人称加州为“金山”，在这里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这引起其他心怀不满的矿工试图赶走他们。
1850年，加州针对中国探矿者开始征收高额的外国矿工税，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他矿工暴力攻击的目标。最终，许多华工转而寻找其他机会，如务农和修建横贯大陆铁路。
2022年，乐居镇基金会（Locke Foundation）和加州三角洲早期华人居民的后裔为2.5英里长的金山步道（Gam Saan Trail）举行了落成典礼。这条小道将亨尼格森莲花公园（Hennigsen Lotus Park）与马歇尔黄金发现州立历史公园（Marshall Gold Discovery State Historic Park）连接起来。
1861年的《加利福尼亚沼泽和溢流法案》（California Swamp and Overflow Act）允许土地所有者和私营公司在三角洲曾经荒芜的沼泽地上排水，从而为农业发展铺平道路。这一机遇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广东地区的移民，他们在珠江三角洲的家乡已经熟练掌握了排干沼泽和修建堤坝的技术。
这些填河项目促使中国劳工在加利福尼亚三角洲建立了小型定居点。1860年至1880年间，华工排干并开垦了惊人的8.8万英亩的三角洲土地，在这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并帮助该地区转变为今天的农业重镇。
“华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无比自豪。”在三角洲地区长大的卡罗尔·李（Carol Lee；音译）说。她在1960年代曾在乐居镇的中文学校就读，如今是乐居镇基金会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该项目旨在向公众宣传该镇的历史遗产。
“我们并不拥有土地，但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我们来自珠江三角洲，知道如何开发堤坝和耕种土地。”
但与淘金热时期所触发的敌意类似，许多华裔农场工人很快就面临白人的反对，指责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工作。面对日益高涨的愤怒和种族主义情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严厉限制华人的权利。
从1872年开始，加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华人拥有土地或获得营业执照。随后，美国政府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该法案有效地阻止了华人的进一步移民和入籍，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1913年，加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明确禁止“不符合公民资格的外国人”拥有农业用地或持有三年以上的土地租约。
尽管有这些限制，华工们还是在乐居镇以南一英里处的汪古鲁（Walnut Grove）开发了一条繁华的唐人街。到1880年，这个有814人的小镇上居住着100多名来自广东四邑和中山籍的华人，还有一些日本移民。
然而，1915年10月7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该地区，数百户家庭流离失所。
一批四邑华侨和日本人通过与地主签订租地协议，在汪古鲁重建家园。然而，李炳（Lee Bing；音译）并不在其中。
汪古鲁
李炳又被称为“查理”（Charlie），是汪古鲁的一位富商，也是少数会讲英语的中国移民之一。他在美国的头七年赚了一大笔钱，1908年他在汪古鲁建了一家赌场，之后又开设了第二家赌场、五金店、干货店、理发店、台球厅和中药店。但是，一场大火烧毁了李炳全部的七家生意。
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以李炳为首的中山商人协会找到当地商人小乔治·洛克（George Locke Jr），希望就租赁他的土地达成协议。
在1912年已允许另外三家中国商人在他的地产上租地建房的洛克同意，再将另外九英亩土地租给中山商人，向他们收取每月5美元住宅用地、每月10美元商业用地的“地租”。这一君子协定持续了数年之久，因此，以前被称为洛克港（Lockeport）的定居点后来被称为乐居镇。
乐居镇的新中山居民很快就在他们的华人小天地里建起了干货店、酒馆、饭店以及赌场，随后又在1915年至1917年间建起了45栋单层和双层木结构建筑。
由于居民无法拥有土地，他们将乐居镇视为临时住所，选择了便宜的材料。因此，许多建筑没有粉刷，屋顶用金属瓦楞板搭建而成。
“在我看来，它就像一个西部（边境）小镇。”乐居镇基金会副主席朱国堡（Clarence Chu）说。今天，这个小镇看起来和10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从1915年开始，数百名华工在乐居镇定居，在附近的罐头厂和当地的三角洲农场工作。然而，他们的贡献不仅限于劳动。居民们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大多数孩子在这里学习书法和中文。
卡罗尔·李说：“这所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场所，也是一个文化保护中心，确保下一代了解中国传统。”
周崧学校旧址成为乐居镇华文学校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100年前学生们使用的原始教室和课桌。
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鼎盛时期，乐居镇曾是一个欣欣向荣且有独特文化的小镇，人口将近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镇上有一家华人拥有的电影院、六家餐馆、九家杂货店、一家酒店、多座寄宿公寓和一家面粉厂。
《沙加缅度蜂报》（Sacramento Bee）曾称该镇为“加利福尼亚的蒙地卡罗”，因为这里的非法赌场一直在自由经营，直到1951年被当局关闭。
乐居镇遗产
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后，乐居镇原有华人家庭的后代开始迁离，到附近的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如今，在乐居镇的60名居民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华人。
然而，导演周敏认为，乐居镇真正的遗产是“该镇如何在歧视的阴影下成功地提供庇护，让华人移民找到生存之道，并为三角洲做出贡献”。周敏执导了新纪录片《声?：河?上的华裔?性》（Voices: Chinese Women of the Delta），其讲述了华人女性如何帮助塑造加州三角洲的故事。
1960年代，乐居镇的人口减少，但人口外流并没有摧毁这个小镇。“乐居镇始终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每个人都相互了解和尊重。镇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一直保留到今天。”卡罗尔·李说。 “一些离开的人又回来帮助重建小镇”。
1990年，乐居镇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美国内政部指出，“乐居镇历史区是美国最大、最完整的华裔农业农村社区范例”。
然而，与此同时，乐居镇也面临着严重的基础设施问题。它的化粪池系统出现故障，华裔和新的非华裔居民仍然无法拥有他们的房屋和企业所在的土地。然而，2004年，萨克拉门托住房和振兴局（Sacramento Housing and Revitalization Authority，SHRA）介入，买下土地对其进行了细分，对小镇进行了重大修缮，并将其重新出售给居民。在该部门的帮助下，乐居镇的最早一批居民及其后代终于获得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
如今，乐居镇的许多原始建筑仍在使用。以前的赌场现在成为“大来博物馆”（Dai Loy Museum），馆内陈列着牌九、番摊和中国彩票等中国游戏的赌桌以及许多历史照片。以前的寄宿公寓现在也被辟为一个博物馆，保存着20世纪初的工具、服饰和其他中国文物。
周崧学校（The Joe Shoong School House；音译）旧址成为乐居镇华文学校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100年前学生们使用的原始教室和课桌。
简英会馆博物馆（Jan Ying Associate Building Museum；音译）让游客一睹当时只对中山男性移民开放的社交俱乐部的风采。阿尔沃普斯（Al the Wops）是1934年在乐居镇开设的第一家非华人餐馆，其前身是李炳于1915年建造的一家餐馆，现在仍然深受游客和当地人欢迎。
近几十年来，许多被乐居镇独特风情吸引的艺术家搬进了该镇原始的木制房屋，并与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居民和后代结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波西米亚社区。虽然小镇平日里并不热闹，但一到周末，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其中许多人是经由河滨路（River Road）抵达的，该道路与萨克拉门托河平行，是三角洲地区最美的驾车路线之一。
“人们意识到乐居镇的历史意义。”乐居镇基金会主席斯图尔特·瓦特霍尔（Stuart Walthall）说。“乐居镇是那些忍受过疏离、贫困和歧视，然后又走向繁荣的人们的遗产。乐居镇在不受欢迎的世界里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为此而庆祝。”
谢选骏指出：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禁止种族歧视是一种文化修养和法律规定；实际上消除不了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一种生物本能——歧视了就算白歧视，不歧视就算白不歧视。
谢选骏：西单民主墙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上报 2024-06-04）报道：
丹．史莱特／黄一庄／译者：阎纪宇 2024年06月04日
1989年5月，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美联社）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何去何从
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权威，邓小平在毛泽东动乱年代之后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中共想清楚如何藉由经济表现成绩来营造民意正当性。从1983到198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1.5%，比1978年之后的改革初期还快。1980年代，中国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停滞不前，但工业部门一飞冲天。从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成长8%；从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间，年成长率逼近18%。虽然当时的中国远远还不是富裕国家，但许多民众已经富裕起来，他们认同邓小平的领导与中共在中国卓越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在发展亚洲其他地区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让人民产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对新的要求。本书也指出，发展会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众。这是一种弔诡：发展会孕育不满。中国也不例外，大规模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著同等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意谓民众缺少一个政治的减压阀来表达不满，中国也没有任何场域可以处理这些不满。从改革时期起步伊始，批判的声音不时浮现，公然挑战中共的正当性。
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抗议行动体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期受尽苦难、人民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牆运动还有一点吸引抗议者：它要求中共持续负起责任，确保1950与1960年代的悲剧从此不再发生。
同一年，中共政权镇压民主牆运动，一如各方预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权很容易就能应付。抗议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点也远离政治权力中枢北京。当时中共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不得民心，政治上积弱不振，组织上千疮百孔，并不具备政治条件来让步容许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果在当时让步，恐怕会立即覆亡，一如随后发生在许多共产主意大利家的状况。
压力升高，政权削弱
几年之后的1986年，反政权抗议行动在中共内部引发更深层的焦虑。那年十二月，中国学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权（86学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成为运动领导人，公开谴责党领导阶层道德败坏、贪腐横行。他指出中国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败，也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励之批评中共政权所谓的代议机构只是极权主义的橱窗摆饰，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到操控内定的乡镇选举都是如此。他质疑党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质疑党内的法治与体制是否真的已经取代毛泽东年代的个人政治。在许多方面，方励之与其战友都是公开挑战中共。
儘管中共经常要面对示威抗议，但86学潮让政权格外困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学潮引发全国关注。政府试图压制媒体报导，然而纸包不住火。学生在社会上的支持者愈来愈多，对政权的不满持续延烧。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不再只是知识阶层自家的辩论，而是许多人追求的真实改革议题。那年十二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反政权示威抗议，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来到最高点，3万名学生与成千上万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议显示，中共政权面临深刻的正当性挑战。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长，但也出现让人忧心的结构性问题徵兆。推行市场改革，尤其是市场竞争，助长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破产比比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收入下降。工业部门的薪资成长在1986年之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愈来愈多新的工业资本与信贷涌入经济体—年平均成长率在1984年之后高达25%—推升了通货膨胀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远比前几年的略高于2%来得严重。食物的消费者物价激增23%，让工厂工人生活捉襟见肘。
中国政府多年来全力推动工业发展，相较之下，农业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缓，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工仍以农为业。农业生产力低迷不振，当局不重视进行投资与引进新技术，导致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每况愈下。拙劣的规画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额之后，政府保证收购数量缩减。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也下滑，因为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根据报导，政府有时甚至以借据代替现金给付农民。结果就是从1985到1988年，农村收入不见成长，这对通膨效应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农民并没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儘管试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开始尝到伴随经济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进行的改革引进了新的市场机制，但是并没有废除或改革国家计划机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实是由许多妥协拼凑而成，甚至包含相互冲突的政策。举例而言，信贷非常充裕，为工业化注入强心针，但是也助长了通膨。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实施物价管制，但是没有财政能力来比照收入进行调整，结果伤害了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劳工。
中国的改革计划在设计上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与审慎派，因此未能处理许多涉及市场化的深层结构挑战，推进所谓的艰难改革。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对于艰难改革议题以拖待变，不仅缺乏政治意志来扛起困难的经济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来应对改革遭到的阻挠。想要推动困难的改革，必须由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经历了毛泽东及其反官僚体制信徒数十年的操控与胡作非为，当时的中国后遗症尚未消退，缺乏贯彻始终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体制积弱不振。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去中央化，让中央国家机器释出权力。省政府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权力，能够拟定切合自身的经济成长策略。举例来说，对于制定收购目标与价格、引导工业投资、培养新的工业与产业部门、与外国投资人合作建立合资企业，运用管制权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赋税与其他收益来挹注自家财政，而不是中央国库。省与地方层级的发展型国家取代了国家层级的发展型国家。结果就是从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占财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间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5%减为20%。
后来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与省政府借贷，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恶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对赋税体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国的国家体制相当衰弱，没有行政能力与财政能力来带领改革历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碍关卡。中国与日本、台湾、韩国不同，没有一套强大的发展型官僚体系来稳定大局，撑过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风暴与难关。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压力高涨加上收入成长停滞，让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中共政权矢言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无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经济问题动摇了社会的团结性。“八大件”（彩色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炫耀性消费者商品）等消费风潮凸显了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共同过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干部与企业家的贪腐日益猖獗，在投机取巧歪风盛行的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情况尤其严重。贪腐状况恶化也扩大了贫富阶层的分歧，进一步动摇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当性。
换言之，中国漂亮的经济成长无法遮掩经济与社会的暗潮汹涌，中国仍然必须进行困难的改革。仅只是堆砌经济成长数字并无法压制与安抚日益高涨的反政权示威抗议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发展约定——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服从——开始崩解，距离这项约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几年。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与一般民众将不满情绪的矛头对准中共。政权面临的压力水涨船高，政治体系完全没有减压阀，情势一触即发。
1986年十二月学潮的动盪持续到1987年一月，丝毫不见缓和迹象。中共政权忍无可忍，决定终结动乱。党内强硬派集结，祭出严厉的威权主义手段，铁腕镇压86学潮。方励之被大学解除教职，被中共开除党籍。中共政权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地方聚集的学生。
镇压街头示威者还不够，有问题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付出代价。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声让强硬派把他当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势也对民主运动人士传达明确讯号：中共不会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后来中共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他与胡耀邦渊源甚深，强硬派对他另眼相看，批斗他只是迟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国经济情势非常困难，几年前出现的挑战如今全面爆发。受到天气因素与收成欠佳拖累，穀物生产持续衰退，人民开始捱饿。国家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随之滑落。劳资冲突愈来愈频繁，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面临失业威胁与薪资削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沿著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劳工与新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那年中国的通膨率冲破20%，劳工薪资与乡村农户收入却减少，大部分民众都日子难过。那年夏天，中国消费者拚命囤积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压力高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现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低于政府目标。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报告：1987年有多达15万名共产党员因为贪腐而受到调查与惩处，另有2万5千名涉贪人士获得赦免。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
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资料照片／美联社）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初，中国学生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议进一步升温。民主运动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讽刺的是，中共把他当成1987年学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显了他的进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动了全中国各地的示威学生，中共间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权展开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学生在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他们要求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共的反应大多是置之不理。学生领袖少数几回见到中共干部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各项要求当场遭到悍然拒绝。5月，学生发动绝食抗议，得到来自全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广场，向学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赵紫阳的党内同志认为此举是对党的背叛，偏离了党对于政治改革日趋强硬的立场。儘管赵紫阳是让中国走上发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肃，从此软禁在家。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垮台不仅显示中共的霹雳手段，也显示它欠缺正式的体制来处理与缓解内部政治冲突。儘管邓小平试图在文革结束后巩固整个党，但是中共的统治与治理主要仍是透过非正式机制。党领导人如何操作党务、动员党内支持，特质是不确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规做法。邓小平努力建立体制来打造更为集体化、更能形成共识的决策风格，然而一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虽然建政近四十年，却还是没有一套领导人继位的正规程序。1980年代的邓小平在党内与政府担任的并非正式领导职位（译注：邓小平在1980年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要职），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领导人”却让他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
中共缺乏组织韧性的问题造成重大影响，导致党在1989年的危机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当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后，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与强硬派开始壁垒分明。来到1989年春天，党内分裂已无可弥缝；面对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战，党诉诸旧日的内部冲突处理方式：整肃清算、开除党籍。中共无法团结一致，只能把党内斗争摊在阳光下，公开牺牲掉民意支持但违背党意的领导人。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显示，中共领导人将1989年“暴乱”归咎于党内领导阶层的不团结；党内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虚弱体质。中共自己也承认，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据估计聚集了一百万人。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鼓动了学生、劳工与支持学生的一般民众。示威者公开叫阵，要求邓小平辞职，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以国务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集结起来，主张以决断、暴力的手段终结天安门广场示威。自由派与强硬派彻底决裂、无可挽回，双方只能孤注一掷。此时，妥协已无可能。最后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广场。
尽管军方磨刀霍霍，但部队一时间无法驱散示威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北京街头陷入混乱失序，中共政权面临更严重的不稳定，也是它最恐惧的状况。6月初，解放军与示威者对峙的压力升高到临界点。关注北京情势发展的外国官员担忧，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中共自身也有同样的结论。悲剧终于爆发，从6月3日夜间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军官兵进入广场，对示威学生开火，史称“天安门大屠杀”。
※本文摘自《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黄一庄（Joseph Wong）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
网民嚎叫：
chgsuoyu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51:28
六四那年大学减少招生，军训成为入校的第一件事，但是，至少一切都可以继续进行。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经历过很多重要事件，印象里包括大量下岗工人。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27:00
文章第一句问过月月鸟李鹏没有？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47:02
镇压的结果是30多年后天安门成了紫禁城，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共党自己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瓮中之鳖！就要被14亿“热爱”它的百姓吓死了！垃圾五毛，你属于那14亿分之一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又说“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1989年的共产党中国并非“过于衰弱，无从让步”；而西单民主墙更是鱼龙混杂之地，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西单民主墙》报道：
西单民主墙，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于1978—1979年期间张贴有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故被称为“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源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被民运人士视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并为“北京之春”的宣传与发展发挥了作用。
民主墙的形成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大字报，即民众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及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万千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
1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多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11月25日晚，民主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西单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报》（即《四五论坛》前身）于1978年11月26日晚发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邓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邓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谈话当晚7时，在民主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支持民主墙。28日《人民日报》文章刊发后，天安门广场下再次集会，人数逾万。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刊登。
结社、民间刊物、游行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邓小平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很快民主墙形成一个运动。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刘士贤、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8年12月5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以“金生”为笔名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和改革开放政策获得确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高叫“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
取缔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当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当场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后被捕的还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释放）、杨光（5月22日）等。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镇压大字报和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八十七个组织中除了认定七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七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中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墙骨干
“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胡耀邦态度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主要人物和组织
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还在后来的八九运动、组党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这七个组织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乔忠令）、“振兴社”（傅申奇）和贵州的“解冻社”（李家华）。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胡平）并未列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西单民主墙就像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群众运动，只有事后看来的“出头鸟”，却无登高一呼的“发起人”。而西单民主墙还被邓小平利用从事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比八九民运还要不如。后来的八九民运正是因此不愿充当中共内斗的工具，而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演出了六四屠杀的血腥场景。
只是可笑这个史莱特（Dan Slater），为了充当“中国通”，不惜“不懂装懂”，说出“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和“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发起民主牆运动”……这样没有常识的话，竟然到处传播，十足的可悲！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西单民主墙有个发起人”，那就只能说是邓小平了，因为这个矮柜是西单民主墙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俗话说，矮子矮，一肚子拐。而拒绝投降的八九民运却不同——它鱼死网破，撕下了邓小平的伪装、摧毁了共产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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