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上报 2024-06-04）报道：
丹．史莱特／黄一庄／译者：阎纪宇 2024年06月04日
1989年5月，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美联社）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何去何从
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权威，邓小平在毛泽东动乱年代之后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中共想清楚如何藉由经济表现成绩来营造民意正当性。从1983到198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1.5%，比1978年之后的改革初期还快。1980年代，中国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停滞不前，但工业部门一飞冲天。从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成长8%；从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间，年成长率逼近18%。虽然当时的中国远远还不是富裕国家，但许多民众已经富裕起来，他们认同邓小平的领导与中共在中国卓越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在发展亚洲其他地区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让人民产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对新的要求。本书也指出，发展会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众。这是一种弔诡：发展会孕育不满。中国也不例外，大规模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著同等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意谓民众缺少一个政治的减压阀来表达不满，中国也没有任何场域可以处理这些不满。从改革时期起步伊始，批判的声音不时浮现，公然挑战中共的正当性。
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抗议行动体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期受尽苦难、人民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牆运动还有一点吸引抗议者：它要求中共持续负起责任，确保1950与1960年代的悲剧从此不再发生。
同一年，中共政权镇压民主牆运动，一如各方预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权很容易就能应付。抗议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点也远离政治权力中枢北京。当时中共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不得民心，政治上积弱不振，组织上千疮百孔，并不具备政治条件来让步容许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果在当时让步，恐怕会立即覆亡，一如随后发生在许多共产主意大利家的状况。
压力升高，政权削弱
几年之后的1986年，反政权抗议行动在中共内部引发更深层的焦虑。那年十二月，中国学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权（86学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成为运动领导人，公开谴责党领导阶层道德败坏、贪腐横行。他指出中国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败，也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励之批评中共政权所谓的代议机构只是极权主义的橱窗摆饰，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到操控内定的乡镇选举都是如此。他质疑党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质疑党内的法治与体制是否真的已经取代毛泽东年代的个人政治。在许多方面，方励之与其战友都是公开挑战中共。
儘管中共经常要面对示威抗议，但86学潮让政权格外困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学潮引发全国关注。政府试图压制媒体报导，然而纸包不住火。学生在社会上的支持者愈来愈多，对政权的不满持续延烧。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不再只是知识阶层自家的辩论，而是许多人追求的真实改革议题。那年十二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反政权示威抗议，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来到最高点，3万名学生与成千上万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议显示，中共政权面临深刻的正当性挑战。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长，但也出现让人忧心的结构性问题徵兆。推行市场改革，尤其是市场竞争，助长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破产比比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收入下降。工业部门的薪资成长在1986年之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愈来愈多新的工业资本与信贷涌入经济体—年平均成长率在1984年之后高达25%—推升了通货膨胀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远比前几年的略高于2%来得严重。食物的消费者物价激增23%，让工厂工人生活捉襟见肘。
中国政府多年来全力推动工业发展，相较之下，农业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缓，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工仍以农为业。农业生产力低迷不振，当局不重视进行投资与引进新技术，导致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每况愈下。拙劣的规画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额之后，政府保证收购数量缩减。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也下滑，因为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根据报导，政府有时甚至以借据代替现金给付农民。结果就是从1985到1988年，农村收入不见成长，这对通膨效应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农民并没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儘管试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开始尝到伴随经济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进行的改革引进了新的市场机制，但是并没有废除或改革国家计划机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实是由许多妥协拼凑而成，甚至包含相互冲突的政策。举例而言，信贷非常充裕，为工业化注入强心针，但是也助长了通膨。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实施物价管制，但是没有财政能力来比照收入进行调整，结果伤害了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劳工。
中国的改革计划在设计上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与审慎派，因此未能处理许多涉及市场化的深层结构挑战，推进所谓的艰难改革。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对于艰难改革议题以拖待变，不仅缺乏政治意志来扛起困难的经济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来应对改革遭到的阻挠。想要推动困难的改革，必须由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经历了毛泽东及其反官僚体制信徒数十年的操控与胡作非为，当时的中国后遗症尚未消退，缺乏贯彻始终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体制积弱不振。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去中央化，让中央国家机器释出权力。省政府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权力，能够拟定切合自身的经济成长策略。举例来说，对于制定收购目标与价格、引导工业投资、培养新的工业与产业部门、与外国投资人合作建立合资企业，运用管制权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赋税与其他收益来挹注自家财政，而不是中央国库。省与地方层级的发展型国家取代了国家层级的发展型国家。结果就是从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占财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间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5%减为20%。
后来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与省政府借贷，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恶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对赋税体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国的国家体制相当衰弱，没有行政能力与财政能力来带领改革历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碍关卡。中国与日本、台湾、韩国不同，没有一套强大的发展型官僚体系来稳定大局，撑过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风暴与难关。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压力高涨加上收入成长停滞，让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中共政权矢言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无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经济问题动摇了社会的团结性。“八大件”（彩色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炫耀性消费者商品）等消费风潮凸显了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共同过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干部与企业家的贪腐日益猖獗，在投机取巧歪风盛行的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情况尤其严重。贪腐状况恶化也扩大了贫富阶层的分歧，进一步动摇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当性。
换言之，中国漂亮的经济成长无法遮掩经济与社会的暗潮汹涌，中国仍然必须进行困难的改革。仅只是堆砌经济成长数字并无法压制与安抚日益高涨的反政权示威抗议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发展约定——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服从——开始崩解，距离这项约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几年。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与一般民众将不满情绪的矛头对准中共。政权面临的压力水涨船高，政治体系完全没有减压阀，情势一触即发。
1986年十二月学潮的动盪持续到1987年一月，丝毫不见缓和迹象。中共政权忍无可忍，决定终结动乱。党内强硬派集结，祭出严厉的威权主义手段，铁腕镇压86学潮。方励之被大学解除教职，被中共开除党籍。中共政权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地方聚集的学生。
镇压街头示威者还不够，有问题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付出代价。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声让强硬派把他当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势也对民主运动人士传达明确讯号：中共不会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后来中共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他与胡耀邦渊源甚深，强硬派对他另眼相看，批斗他只是迟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国经济情势非常困难，几年前出现的挑战如今全面爆发。受到天气因素与收成欠佳拖累，穀物生产持续衰退，人民开始捱饿。国家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随之滑落。劳资冲突愈来愈频繁，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面临失业威胁与薪资削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沿著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劳工与新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那年中国的通膨率冲破20%，劳工薪资与乡村农户收入却减少，大部分民众都日子难过。那年夏天，中国消费者拚命囤积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压力高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现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低于政府目标。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报告：1987年有多达15万名共产党员因为贪腐而受到调查与惩处，另有2万5千名涉贪人士获得赦免。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
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资料照片／美联社）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初，中国学生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议进一步升温。民主运动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讽刺的是，中共把他当成1987年学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显了他的进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动了全中国各地的示威学生，中共间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权展开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学生在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他们要求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共的反应大多是置之不理。学生领袖少数几回见到中共干部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各项要求当场遭到悍然拒绝。5月，学生发动绝食抗议，得到来自全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广场，向学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赵紫阳的党内同志认为此举是对党的背叛，偏离了党对于政治改革日趋强硬的立场。儘管赵紫阳是让中国走上发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肃，从此软禁在家。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垮台不仅显示中共的霹雳手段，也显示它欠缺正式的体制来处理与缓解内部政治冲突。儘管邓小平试图在文革结束后巩固整个党，但是中共的统治与治理主要仍是透过非正式机制。党领导人如何操作党务、动员党内支持，特质是不确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规做法。邓小平努力建立体制来打造更为集体化、更能形成共识的决策风格，然而一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虽然建政近四十年，却还是没有一套领导人继位的正规程序。1980年代的邓小平在党内与政府担任的并非正式领导职位（译注：邓小平在1980年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要职），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领导人”却让他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
中共缺乏组织韧性的问题造成重大影响，导致党在1989年的危机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当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后，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与强硬派开始壁垒分明。来到1989年春天，党内分裂已无可弥缝；面对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战，党诉诸旧日的内部冲突处理方式：整肃清算、开除党籍。中共无法团结一致，只能把党内斗争摊在阳光下，公开牺牲掉民意支持但违背党意的领导人。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显示，中共领导人将1989年“暴乱”归咎于党内领导阶层的不团结；党内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虚弱体质。中共自己也承认，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据估计聚集了一百万人。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鼓动了学生、劳工与支持学生的一般民众。示威者公开叫阵，要求邓小平辞职，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以国务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集结起来，主张以决断、暴力的手段终结天安门广场示威。自由派与强硬派彻底决裂、无可挽回，双方只能孤注一掷。此时，妥协已无可能。最后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广场。
尽管军方磨刀霍霍，但部队一时间无法驱散示威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北京街头陷入混乱失序，中共政权面临更严重的不稳定，也是它最恐惧的状况。6月初，解放军与示威者对峙的压力升高到临界点。关注北京情势发展的外国官员担忧，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中共自身也有同样的结论。悲剧终于爆发，从6月3日夜间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军官兵进入广场，对示威学生开火，史称“天安门大屠杀”。
※本文摘自《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黄一庄（Joseph Wong）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
网民嚎叫：
chgsuoyu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51:28
六四那年大学减少招生，军训成为入校的第一件事，但是，至少一切都可以继续进行。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经历过很多重要事件，印象里包括大量下岗工人。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27:00
文章第一句问过月月鸟李鹏没有？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47:02
镇压的结果是30多年后天安门成了紫禁城，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共党自己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瓮中之鳖！就要被14亿“热爱”它的百姓吓死了！垃圾五毛，你属于那14亿分之一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又说“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1989年的共产党中国并非“过于衰弱，无从让步”；而西单民主墙更是鱼龙混杂之地，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西单民主墙》报道：
西单民主墙，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于1978—1979年期间张贴有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故被称为“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源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被民运人士视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并为“北京之春”的宣传与发展发挥了作用。
民主墙的形成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大字报，即民众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及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万千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
1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多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11月25日晚，民主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西单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报》（即《四五论坛》前身）于1978年11月26日晚发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邓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邓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谈话当晚7时，在民主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支持民主墙。28日《人民日报》文章刊发后，天安门广场下再次集会，人数逾万。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刊登。
结社、民间刊物、游行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邓小平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很快民主墙形成一个运动。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刘士贤、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8年12月5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以“金生”为笔名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和改革开放政策获得确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高叫“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
取缔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当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当场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后被捕的还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释放）、杨光（5月22日）等。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镇压大字报和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八十七个组织中除了认定七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七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中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墙骨干
“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胡耀邦态度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主要人物和组织
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还在后来的八九运动、组党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这七个组织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乔忠令）、“振兴社”（傅申奇）和贵州的“解冻社”（李家华）。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胡平）并未列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西单民主墙就像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群众运动，只有事后看来的“出头鸟”，却无登高一呼的“发起人”。而西单民主墙还被邓小平利用从事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比八九民运还要不如。后来的八九民运正是因此不愿充当中共内斗的工具，而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演出了六四屠杀的血腥场景。
只是可笑这个史莱特（Dan Slater），为了充当“中国通”，不惜“不懂装懂”，说出“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和“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发起民主牆运动”……这样没有常识的话，竟然到处传播，十足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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