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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6日星期日

苏联中囶的阶级屠杀算不算种族灭绝


《“乌克兰战争是为阻止种族灭绝” 俄罗斯如何利用漫画美化入侵》(桑德罗·格温达泽(Sandro Gvindadze)BBC国际媒体观察部,发自第比利斯 2024年5月30日)报道:


漫画书中的一名乌克兰士兵向俄军投降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俄语版本。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正在通过战争主题的漫画书,向年轻人推销其对乌克兰战争的叙事。


在入侵乌克兰的头几个月,俄罗斯官方民调显示,该国年轻人对战争的支持度最低。


现在,克里姆林宫似乎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改变这种状况。


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和教育部开始在全俄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区的学校分发数万本赞扬入侵乌克兰的漫画书。


根据该项目的官方网站,其最终目标是将这些漫画提供给俄罗斯控制下的每一所学校。


俄罗斯新中学教科书鼓励青少年加入对乌克兰作战


这些漫画由22个短篇故事组成,献给在战争中立功的俄罗斯军人。


它们呼应了克里姆林宫毫无根据的说法——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阻止了基辅当局在北约国家支持下在乌克兰东部策划的“种族灭绝”。


漫画故事主角之一是阿扎特贝克·奥穆尔别科夫(Azatbek Omurbekov)上校,他领导的部队对2022年乌克兰布查平民遭杀戮事件负有责任。


漫画将奥穆尔别科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并声称他的部队在乌克兰战争的头几个月表现出了“人性”。


“敌人(乌克兰士兵)撤退时抛弃伤员。俄罗斯士兵对他们进行了急救——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保持人性。”漫画书中写道。


事实上,包括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和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团在内的主要人权组织都指控俄罗斯军队折磨和杀害乌克兰战俘。


这套书的作者奥列格·罗伊(Oleg Roy)是俄罗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乌克兰战争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漫画采纳了俄罗斯当局长期以来兜售的反西方、反北约和反乌克兰的言论。其中一本书写道:“出于对俄罗斯的仇恨,西方国家在被占领的基辅武装了他们的新纳粹走狗。”


罗伊之前创作了一系列以“俄罗斯超级英雄”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漫画,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称赞其是俄罗斯对“侦探漫画(包括蝙蝠侠、超人等动漫形象)和漫威漫画(包括蜘蛛侠、钢铁侠等形象)”的回应。


奥列格·罗伊的漫画书中的北约将军。


在奥列格·罗伊的书中,北约将军被描绘成邪恶而狡诈的人。

2023年9月,著名军事博主米哈伊尔·兹温丘克(Mikhail Zvinchuk)发行了另一系列23部战争主题漫画,他也是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动员工作组成员。他的漫画被翻译成英文、阿拉伯文和中文。


漫画所述的故事声称是基于乌克兰战争的真实情况。它们突出展现了俄罗斯士兵的勇气和决心,同时用贬损的语言描述乌克兰士兵,把他们描绘成西方将军的走卒。


其中一些故事也呼应了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说法,声称乌克兰士兵缺乏战斗动力,因为他们被指挥官派去送死。


兹温丘克的一本漫画书描述了双方争夺乌克兰东部村庄克利希伊夫卡(Klischiivka)的战斗,俄罗斯后来声称已经占领了这个村庄。


该书讲述了一个名叫米科拉(Mykola)的乌克兰士兵的故事。他向俄罗斯军队投降,射杀了自己营里的战友,并改名为尼古拉(Nikolai),这是他名字的俄语变体。


在另一期作品中,两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走投无路,被迫投降,因为他们无法对抗俄罗斯装甲车的威力,其中一人称俄罗斯装甲车为“人形机器”。


在一辆穿越俄罗斯的火车上举办的艺术展上,兹温丘克的这些漫画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该列车共有九节描绘俄罗斯士兵“英雄主义”的主题车厢,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乌克兰战争。


根据官方数据,有50多万人参观了这个由国防部支持的项目,它被命名为“真理的力量”(The Power of Truth)。


该列车行驶了34,000多公里(21,200英里),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75个城市停靠。


另一个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漫画系列围绕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组织及其已故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的事迹展开。不过该系列似乎没有得到官方支持。


瓦格纳雇佣军参与了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战争。普里戈津去年8月23日在一场空难中丧生。他在遇难前的两个月领导了一场短暂的兵变,占领了俄罗斯南部的重要军事设施,并试图开始向莫斯科进军。


这些漫画于2023年底在社交媒体平台Telegram上发布,歌颂瓦格纳雇佣兵,并声称他们拯救了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人,使其免遭“种族灭绝”。


漫画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愤怒天使”(Angel of Wrath)的瓦格纳雇佣兵,他被描绘成与身着乌克兰盾徽的蓝色狗状生物作战。


在漫画中,这些生物变成了怪物,因为“美国人给它们注射了新的血清”。


在其中一期漫画的结尾,普里戈津发出了不祥的警告:“他们(俄罗斯的敌人)不知道愤怒天使下次会出现在哪里。因此,让大家在恐惧中等待吧。”


视频加注文字,俄罗斯的媒体受到当地政府严重控制,大多数独立媒体都受到审查或被完全赶出俄罗斯,网站也被封锁。没有VPN,便无法获取不受国家控制的信息,那么俄罗斯人的新闻是什么样的呢?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种族灭绝,殊不知这两国的合体前苏联,进行过仅次于中国大陆的阶级屠杀!由于英美勾结苏联签订罪恶的《雅尔塔协定》秘密瓜分世界,纵容扩大了冷战之下的阶级屠杀。但是英美亲苏集团容忍了共产党人的阶级屠杀,不把这算作种族灭绝。因为英美亲共分子,笑看社会主义阵营自相残杀,以便推销自己的生意——记住,生意建立在死亡之上!


谢选骏:中囶是人类命运的试验场


《中国,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KEITH RADSHER 2024年6月13日)报道:


上个月,一辆百度无人驾驶机器人出租车在中国武汉行驶,前排座位没有人。


世界上最大的无人驾驶汽车试验正在武汉繁忙的街道上进行。这座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拥有1100万人口、450万辆汽车、八车道高速公路和横跨在长江浑浊水面上的桥梁。


一个由500辆出租车组成的车队由电脑导航,在街头穿梭,通常没有安全驾驶员作为后备。运营这些出租车的科技巨头百度上个月表示,将在武汉再增加1000辆所谓的机器人出租车。


在中国,已经有至少16座城市允许公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汽车,至少有19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正竞相在该领域建立全球领导地位。没有哪个国家在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


政府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大量帮助。除了在城市中为机器人出租车划定道路测试区域外,审查机构还限制网上对安全事故和撞车事故的讨论,以抑制公众对这项新兴技术的担忧。


汽车咨询公司JD Power的调查发现,中国司机比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电脑能引导他们的汽车。


“我觉得现在既然推出,应该是经过审批的,所以我觉得安全方面应该不用太担心,”武汉晴川阁附近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张明(音)说,很多百度机器人出租车在这里停靠。


中国在无人驾驶汽车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数据的严格控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了重要的研究设施,并将研究成果送回国内。但在中国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不允许离开中国。因此,外国汽车制造商很难将他们在中国学到的东西用于在其他国家销售的汽车。


还有安全问题。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方的企业和监管机构变得更加谨慎。


去年秋天,通用汽车的Cruise机器人出租车服务停止了在美国的服务,原因是该公司的一辆汽车在旧金山撞倒并拖拽了一名被人类司机撞到车道上的行人。加州监管机构随后吊销了该公司的州执照。Cruise已在凤凰城恢复了有限的测试。


前身是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Waymo公司,目前正在凤凰城郊区和旧金山测试200多辆自动驾驶汽车,在洛杉矶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测试近50辆。上个月,联邦监管机构两次通知Waymo正在审查其安全性。


两年前,福特和大众关闭了他们的机器人出租车合资企业Argo AI,但两家公司仍在开发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


去年秋天,日本暂停了时速约11公里的无人驾驶高尔夫球车的测试,因为其中一辆高尔夫球车撞上了一辆停放的自行车的踏板。无人受伤。测试于3月恢复。


在计算机引导驾驶方面,没有哪家公司比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赌注更大。但它在2014年推出的用于高速公路驾驶的Autopilot系统,以及用于街道和高速公路驾驶的Full Self-Driving系统,都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驾驶者必须目视道路,手握方向盘。


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4月5日宣布,“特斯拉机器人出租车将于8月8日推出”。


许多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量产汽车上引入先进的辅助驾驶功能。


6月4日,北京授权九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包括蔚来、比亚迪和上汽——开始测试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超越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至少在最初阶段,测试将在限制区域进行,而不是在公共道路上。


百度和电子巨头华为正在为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提供部分或完全自动化系统。百度还与浙江吉利成立了一家名为极越的合资企业,生产机器人出租车。


百度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屏幕显示车辆周围的环境。


百度Apollo机器人出租车,配有安全驾驶员。只有不到一半的汽车配备了安全驾驶员。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预测,到2030年,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中,20%将是完全无人驾驶汽车,另外70%将采用先进的辅助驾驶技术。


预测无人驾驶汽车未来在美国的普及程度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取决于汽车制造商转向电动汽车的速度。与汽油动力汽车或大多数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相比,无人驾驶技术在电池电动汽车上的效果要好得多。电动机增减功率的滞后时间更短,控制也更精细。


在中国,纯电动汽车约占市场份额的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7%。


就像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许多技术一样,中国公司通过研究美国的发明开始开发无人驾驶汽车,但随后又在商业化方面取得飞跃。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几年里,十几家中国公司在加州(主要是硅谷)建立了自动驾驶研究中心。一些公司,比如百度,雇佣了数百名软件工程师。他们获得了加州交通部的许可,可以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汽车。


这些公司在疫情期间将大部分研究转移到中国,当时北京封锁了中国边境,但允许关键研究人员回国。他们继续在中国工作。


“如果把加州排除在外,中国的自动驾驶行业将远不及现在的水平,”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圣地亚哥汽车顾问迈克尔·邓恩说。


中国一直是特斯拉及其Autopilot等先进辅助驾驶技术的巨大市场。但北京现在正在打击任何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外的行为。


今年4月,马斯克访问北京,寻求批准其公司在中国提供全自动驾驶服务。他达成了将在中国收集的所有数据保留在中国的协议,并通过与百度达成协议,获得中国道路的高分辨率地图。


中国不允许外国公司直接获取对无人驾驶系统至关重要的高分辨率地图。


辅助驾驶或无人驾驶汽车使用安装在其外部的微型摄像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微型激光系统来收集信息。这些数据大部分由汽车的计算机处理,由计算机决定转向和车速。


尽管来自汽车上的摄像头和激光的大部分数据没有上传到汽车制造商,但它们对人员进行追踪和绘制敏感位置地图的潜力,令安全专家感到困扰。


欧洲和美国仍然允许制造商向中国发送驾驶数据,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月表示,美国将在今年秋天提出规则,对与中国有电子连接的汽车进行监管。欧洲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百度自动驾驶部门负责人王云鹏表示,他相信百度在中国领先于特斯拉。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负责人王云鹏表示,百度认为,在武汉等中国城市,它比特斯拉领先三到五年。他在上个月的演讲中说,通过在这些地方运行完全无人驾驶汽车,百度已经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了解了交通状况。


从深圳和福州等东南部潮湿的沿海港口,到重庆和成都等西部山区的大都市,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鼓励广泛的试验。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我看这是因为,中囶不是中国,从来草菅人命、人海战术,把人民当做了科学实验的小白鼠。


《中国的无人驾驶汽车安全吗?我试乘了几辆》(KEITH BRADSHER 2024年6月14日)报道:


汽车失火的图片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传播:4月26日,一辆由先进辅助驾驶系统操控的问界M7电动运动型多功能车在山西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撞车事故。

一名女子表示,她在这起事故中失去了丈夫、弟弟和儿子,她在网上发布视频,要求进行调查。她的帖子很快就全部消失了,她说她不会再谈这个问题。

中国的一家商业媒体在网上发布了一个长篇调查报道,质疑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性。但那篇文章很快也消失了。

在车祸发生后的九天时间里,官方媒体上不见报道。然后,它们发布了一份来自问界这个中国品牌的声明,否认对事故负有责任。声明称,车辆的自动刹车系统的工作范围最高时速为85公里,但这辆车在跟一辆道路养护车追尾时,时速达到115公里。


类似的车祸若是发生在美国,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并可能受到政府或法律的审查。在美国,使用计算机辅助驾驶技术的几个大公司——特斯拉、Waymo和Cruise,都曾是备受关注的安全调查对象。

Waymo最初是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一直在凤凰城测试无人驾驶汽车,但面临着美国运输部的审查。通用汽车在凤凰城恢复了对其Cruise机器人出租车的测试,此前在旧金山,该公司的一辆出租车曾拖拽一名被人类驾驶的汽车撞到在其行车路线上的行人。


在中国,公众和官方的监督要少得多,政府大力支持这项技术,并严格限制有关事故的公开信息。去年12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安全规定,旨在促进汽车驾驶从人到电脑的广泛转变。

“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环境日益完善,为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输服务领域落地应用提供了可能,”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进告诉官方的新华社。

政府没有发布过涉及无人驾驶汽车或先进辅助驾驶技术的安全事故的统计数据,比如在高速公路上自动变道和躲避障碍物。中国汽车业的高管表示,这些技术是安全的。

与汽车制造商合作的科技巨头百度正在武汉测试自己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裁王云鹏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小刮小蹭在所难免,但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上个月的两天时间里,我在武汉乘坐了六次百度的机器人出租车。其中一次,没有配备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在一座长江大桥的上层公路桥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减速,几乎停了下来。

这辆车正试图从中间车道并到右侧车道,准备在前方的出口出去。右边车道上一辆蓝色汽车的司机在我后面,开始放慢速度让我的车插到前面。但我的车也一直在减速。它开始自动鸣笛以示礼让,而不是加速进入相邻车道。两辆车都在减速,直到它们几乎停下来。

第三辆车以跑高速的速度绕过了我们这两辆车。最终,机器人出租车缓缓从蓝色汽车前面插入右车道,然后加速,按计划从桥的下一个出口下桥。


我问百度是否可以调查一下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一名发言人表示,这起事件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况,武汉的司机很少如此愿意让路。她说,公司将研究这起事件,并会考虑是否调整控制无人驾驶汽车的算法。

武汉的很多司机开车确实相当猛。我看到另一辆机器人出租车停在人行横道前,让行人过马路时,很多司机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


一年前在苏州,我乘坐了一辆由中国某初创企业运营的机器人出租车,行程10分钟。出租车三次无故紧急刹车。尽管我和我的同事身体前倾,但被安全带拉住,没有发生碰撞也没有人受伤。

一位与我们同车的安全驾驶员解释说,经过谨慎编程的软件错误地将行人或停放在路边汽车识别为即将进入本车的车道。

许多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都声称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没有一个部门对运输安全承担直接的监管责任。

中国企业已经做了大量实验,以收集自动驾驶汽车如何与行人互动的数据,中国城市的行人数量远远超过大多数美国城市。在北京西北郊一家由钢铁厂改造的公园,百度正在这里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试验,让机器人出租车在人群中缓慢、小心地穿行。

去年12月,由交通部领导的跨部门工作组制定了一些广泛的安全规则。大多数机器人出租车不再需要配备安全驾驶员,但必须为每三辆车安排一名远程操作员。该工作组将更详细的规则制定推迟到2026年初。

各企业正努力在最后期限之前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以便影响最终规则的制定。谁能开发出使用率最高的系统,谁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系统的成本主要在于开发,而不是制造。谁卖得多,谁就能摊薄开发成本。

然而,安全问题在中国依然存在。6月7日,海南一家新闻媒体在网站置顶位置发布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辆配备先进辅助驾驶系统的小米SU7电动轿车似乎失控加速,造成一死三伤的事件。三小时内,这篇文章在全国浏览量最高的新闻排名中位列第四。

小米很快发表声明称,肇事车辆没有任何问题。那篇暗示情况并非如此的文章随后从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了,能找到的只剩互联网用户的几张截图。

“小刮小蹭在所难免,”百度自动驾驶部门负责人王云鹏说。“但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的无人驾驶汽车安全吗?我试乘了几辆”——我看你上了阴阳合同的当,共产党向来是两面派、多只手,把“中囶变成了人类命运的试验场”,呜呼哀哉,没有人权基本保障。


2024年6月15日星期六

谢选骏:英国公学类似于中国私塾


网文《公学》2010年4月26日报道:


公学(英文:public school)指英国的私立精英学校。公学虽然称为“public school”(照字面解为「公立学校」),却不表示是由政府设立的,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学生。


此外,早期的公学也表示是开放给穷人的孩子就读,因为富家子弟多有私人教师专门辅导。不过時至今日,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培养出來的学生大多是英国各领域的精英,而且学费昂贵,普通人是无法负担的。


英国不是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可称为“公学”,一般私人学校只是“独立学校”(independent school)。能够被称为“公学”并没有特定的标准,但一般有几个特点:


悠久历史; 

课程设置注重人文教育而非科学; 

设立古典与宗教课程,这些课程在普通的英国中学已經很少教授; 

十分注重体育活动; 

学费昂贵,而且很少提供奖学金。 

历史

最早出现的公学是14世纪时创立的温切斯特公学,之后英王亨利六世又于1440年创立了伊顿公学。公学最早时是为比较贫穷人家的子弟提供教育的场所,但到18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贵族学校,学费也变得非常昂贵。由公学培养出的学生大多学术成绩优异,而且在体育方面表现也很出色,毕业后大多进入牛津、剑桥等一流大学。


在维多利亚时期公学的发展是最快的,但却也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当时的公学有着学长制度,高年级学生管理低年级学生,这种制度造成很多学生间的矛盾,引起许多人的非议;此外当时的公学也允许学校动用比较残酷的刑罚,例如鞭打来惩罚学生。不过这些措施已经逐渐放宽或取消。


特色

不同的公学都拥有自己特殊的传统,包括特殊的体育活动(如橄榄球运动其实最早就是拉格比学校的一项体育活动)和方言等。此外他们也有特别的制服,如伊顿公学的制服就是与众不同的。


公学的学生大多住校,而且一般从13岁就进入学校学习,5年后毕业。要进入这些公学除了需要能够负担昂贵的学费外,学生也必须在学术方面表现优异。此外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公学一般会优先录取那些父母或亲属曾经就读过这些学校的学生。


举隅

第一份对公学的调查报告是在1864年发布的,英国政府考察了9所当时比较著名的公学,包括圣保罗学校、Merchant Taylor's、温切斯特公学、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拉格比学校、什鲁斯伯里学校和威斯敏斯特学校。因此也有人认为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公学”只是指这9所学校。


1886年的《公学年鉴》列出了25所公学:


贝德弗得学校(Bedford School) 

布莱菲尔德学校(Bradfield School) 

布莱顿公学(Brighton College) 

切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 

切尔滕纳姆学院 Cheltenham College 

克利弗顿学院(Clifton College) 

多佛学院(Dover College) 

德威学院(Dulwich College) 

伊顿公学 

黑利伯瑞学院(Haileybury College) 

哈罗公学 

蓝星学院 (Lancing College) 

Malvern College 

马尔巴罗公学(Malborough College) 

Radley College 

莱普顿学校(Repton School) 

罗萨尔学校(Rossall School) 

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 

谢伯恩学校(Sherborne School) 

什鲁斯伯里学校(Shrewsbury School) 

Tonbridge School 

Uppingham School 

威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 

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 

温切斯特公学 

来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AD%A6”

1个分类: 英國教育



英国公学


英国的公学被称为“教育的活化石”,是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又保留了许多传统,直到今天。

最早的文彻斯特公学是1382年创建的,“九大公学”中最著名的伊顿公学成立于1440年。至今英国仍有一百多所公学存在。公学是贵族化了的文法中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公学和它的每一个学生笃守的信条。因此,公学从古到今始终保持着一些显示自己“高傲”地位的特征。

公学选拔学生的标准极为严格,从不允许滥竽充数。尽管社会地位和财富是进入公学的首要条件,但达官显贵家中才智平庸的子女也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公学的水平不是一般中学所能比的,它的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直升“牛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专称)。

公学很重视绅士品格的培养。为了尽快让学生养成典雅的绅士风度,学校实行寄宿制。尽管学生都来自社会上层家庭,公学为养成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所提供的住宿和饮食都非常简陋。为了避免家庭对这种训练的干扰,公学长期以来不让家长参观学生的食宿情况。在学校内部则实行学生自治和导师制相结合的管理形式。宗教信仰对于学生来说是“第一义”的,必须首先遵守,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各种礼仪也是不可忽视的。

公学课程中一直把神学,文法和古典名著学习放在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迫使公学接受了新兴学科。

公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古老风貌。文彻斯特公学一直延用14世纪建起的校舍;伊顿公学校园内的教堂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男孩子们仍然喜欢在早餐时读当天的报纸。至今他们还是把期末考试叫作“审判”,把怪癖的气质视为区别于其他学校学生的重要标志。甚至像高年纪学生训斥和役使小同学的恶习,也被一直保持到本世纪60年代才废止。

公学所以在英国经久不衰,主要依靠四大支柱:权势,考试,血统,金钱。五百年来,他们凭借这四大支柱来保持第一流的办学条件,第一流的教师阵容,第一流的教学水平,培养出第一流的学生。

今天,英国的公学正在努力把古代的教育传统和新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竭力维护它们继承下来的“显赫”和“荣耀”的名气。

谢选骏指出:英国公学类似于中国私塾——尽管是其中的翘楚。但是人家不叫“私塾”,而叫“公学”,有容乃大,所以可以称霸世界。


《英国公学有钱难进的贵族学校》(2006年06月11日 深圳特区报)报道:


出过20位首相的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各国富豪和名门都争相把孩子送进她的校门,然而这个学校每年只录取250人左右


“公学”是指“公开招生”的学校


英国公学不姓“公”


在英国,所有的人在5岁到16岁期间都要接受义务教育,而英国的学校则分公立和私立两种。


公立学校不招外国学生


私立学校收费昂贵,考试门类复杂,但招收外国学生;而公立学校则基本免费入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税收,不过却不招外国学生。英国法律规定,上公立学校应该就近入学,这跟我国的学区制度非常相似,一些英国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就读某些名牌公立学校,甚至将家搬迁到学校附近。


“公学”其实是私立学校


英国的“公学”指的并非公立学校,而是“公开招生”的学校,所谓的“公学”其实是私立学校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早期公学是开放给穷人子弟就读的一种学校,因为当时的富家子弟大多有私人教师专门辅导,但后来,英国公学渐渐演变成了实行精英教育的贵族学校,学费十分昂贵,一般只有王亲国戚和富家子弟才能读得起,穷人子弟反而无法问津。


“私校”年学费约2万英镑


英国私立中学每年分3个学期,而每个学期的学费都高达4000英镑到7000英镑左右,所以一学年的学费在12000英镑到21000英镑之间,不过其中已经包括学生的食宿费、教材费、学校设施使用费、保险费等。公学在英国国民教育制度中自成系统,其培养目标就是为牛津和剑桥等大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生。据统计,英国的高官大多出身于公学。


对于很多人来说,英国的贵族学校一直充满了神秘,因为在许多英国人眼中,只要上了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这样的贵族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牌大学的门槛。


出过20位英国首相的伊顿公学被称做“精英的摇篮”,而哈罗公学除了出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英国大诗人拜伦等本土名人外,还是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等名人的母校。由于英国贵族学校的巨大诱惑力,申请入学的各国学生络绎不绝,甚至连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俄罗斯首富阿布拉莫维奇的孩子,也在申请入学伊顿公学的名单中。


英国的贵族学校门槛很高,这主要不是钱的问题,每年2万英镑(约合30万元人民币)学费对很多人来说都不在话下,有钱难进的真正原因是“学位有限”,譬如最著名的伊顿公学每年只招250名左右的新生,这也使得贵族学校“更贵族”。


伊顿公学


培养精英的摇篮


真“贵族”已所剩无几


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坐落在温莎镇,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钟爱的温莎堡隔泰晤士河相望,伊顿公学于1440年由英王亨利六世创办,曾经出过20位英国首相,还培养出了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泰国国王普密蓬等世界名人,一向以“精英的摇篮”、“绅士的发源地”之名闻名于世界。同时,伊顿公学也深受英国王室和贵族家庭青睐,英国的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包括他们的父亲查尔斯王子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然而英国每1500名男孩中,只有1人能有幸进入伊顿读书。有些英国名门望族为了能让子弟进入伊顿上学,当男孩出生后刚领到“出生证”时,就立即向该校报名,好等待12年后入学。


不过,现在伊顿公学内的真“贵族”已经所剩无几,“贵族”已经成了“昂贵一族”的代名词,因为学生如果要上伊顿公学,除了有“才”气外,还必须有“财”力相助。伊顿公学一年的学费高达2万多英镑(包括住宿费),令许多工薪阶层和普通家庭望而却步。据悉,每年报考伊顿公学的学生有1000多人,但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50人左右。


一身行头值数千英镑


伊顿的校规显示它处处与众不同,不论入学者是王孙贵族,还是富家公子,进入伊顿后都得遵守校规,人人平等,谁想以自己的“身份”显摆,只能自讨没趣。伊顿学校的校规之一就是必须严格着装,伊顿的校服类似于绅士的黑色燕尾服、白色衬衫、黑色马甲、长裤和皮鞋,打扮成一个标准的伊顿人,单是一身行头就至少要花数千英镑,据说这身打扮是为了悼念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而设计的。


海外学生也能上伊顿


英国私立小学的优秀生和公立小学成绩异常突出的学生是伊顿公学的主要生源,海外学生也能报考伊顿公学。伊顿公学曾是英国殖民地上层社会家庭孩子入学的首选学校,从印度王子到阿拉伯王子,人人以一口“伊顿”口音为骄傲。


无论是美国富翁还是亚洲赌王,很多有实力的人都争着将孩子送往伊顿公学,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和英国未来首相同班同学的儿子。连俄罗斯首富、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的孩子,也在申请就读伊顿公学的排队名单中。目前该校1300多名学生里,有50名是外国学生。


伊顿毕业多入名牌大学


在许多英国人眼中,孩子只要进了伊顿公学,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牌大学的门槛。伊顿每年250名左右的毕业生,其中70多人会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就读,而另外70%的学生则会进入各大世界级名牌大学读书,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


伊顿风情


每年6月4日伊顿公学的颁奖典礼这一天,青少年个个穿上黑色燕尾服,胸前衣领饰孔上缀着蓝色康乃馨或牡丹,引领学生家长检阅学习成绩展览,出席感恩崇拜,然后观看伊顿船队在泰晤士河上游行的盛况。这个从1793年便有纪录的船队游行,通常在清晨阳光升起时开始。每艘船上坐着八个少年,他们在沿岸奏着“伊顿船歌”的伴随下,缓缓划行。参加校庆的,常常有议员、贵族和著名的毕业生,有时女王、亲王和王子们也来参加盛典。


哈罗公学


农夫创办的贵族学校


拜伦和丘吉尔的母校


位于伦敦西北方一座小山丘上的哈罗公学是英国著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它也是英国少数几个仍然只招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哈罗公学建校至今已有400多年,它是英国惟一由农夫创办的“公学”。1572年,当地一位叫做约翰·莱恩的英国农夫立志教育贫苦学生,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的王室特别许可,从而创建了学校。到了19世纪初,哈罗公学成了英国最杰出的学校之一,也成了一所人人向往的贵族学校。


据悉,从哈罗公学诞生的名人和伊顿公学相比毫不逊色,英国前首相皮尔、帕默斯顿、丘吉尔等都是该校校友,此外,哈罗公学还出过诗人拜伦、剧作家谢里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利以及其他工商、法律、医学界的各行各业的世界名人和精英。


海外学生比例达10%


目前哈罗公学有800名学生就学,该校每年只招收大约160名男学生,但却有上千名申请者。该校招收海外学生的比例要高过伊顿公学,在全校800名学生中,海外学生的比例占了10%,每个班级中的海外学生平均达到15人之多,使哈罗公学成了一所“国际贵族学校”。


据哈罗公学校长称,该校的学生除了考试成绩优秀外,还会在学校中培养出具有领导能力、独立思考和完善的人格。因此,很多哈罗毕业生都成功升入了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著名大学。 


谢选骏指出:人说——公学(英文:public school)指英国的私立精英学校。公学虽然称为“public school”(照字面解为「公立学校」),却不表示是由政府设立的,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学生。


谢选骏指出:人说——公学虽然称为“public school”(照字面解为「公立学校」),却不表示是由政府设立的,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学生。

我看——这不就是“有教无类”吗?但是要交学费,就像是要给孔子进贡“束修”。


谢选骏:我与唐崇荣牧师的对话


在《神权、人权、政权》(唐崇荣牧师)的第一章《人权的基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知道过去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影集叫做「河殇」,「河殇」有六个作者,其中有一位谢选骏先生,在信主之后很用心研读圣经,成为一个很深入思考基督教信仰的人。赵天恩牧师有一天带他到我们华盛顿的归正学院去。他就在我的课堂里面问一个问题:「唐牧师,最笨最笨的人,和一只很聪明很聪明的猴子相比,哪一个聪明?」最笨最笨的人,什么都不懂,连一切最简单的行动都要别人去帮助他,他虽然有人形,没有人的理性和智能,没有人的正常功能。而聪明的猴子,聪明到一个地步,哇!跳来跳去,比白痴灵活百倍。那么,「照唐牧师你看,从他们之间的差别,岂不是表示最聪明的猴已经超越了最笨的人,这样表示进化论是可能的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心里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能荣耀你,造就人。」我就回答:「这个最笨的人,结婚之后所生的孩子还有可能会读大学;但是这只最聪明的猴子所生的猴子连幼稚园都不可能能毕业。」对不对?「唉呀!」他后来对我说:「你答得太好了,你把很重要的一点提出来,人里面有人的本质,是猴子没有的!」


谢选骏指出:在1996年夏天,已故的赵天恩牧师邀请我去“华盛顿归正学院暑期班”,帮助他讲解一些东西给学员们听。讲解完毕了就按照礼貌的要求坐下来听别人讲。轮到唐崇荣牧师讲解,完了之后他邀请提问,于是便有了上面的一幕。

我觉得唐崇荣牧师学识渊博、善于雄辩,但是他显然不懂生物学——因为有的遗传连继续生存都无法持续,“人的本质”如何体现呢?

他的讲道还有个本根上的问题,那就是“代表主”发言。

而我认为,任何基督徒在讲道的时候,最好加上一个“窃以为”或“我认为”;而万万不可说“主给我智慧”——哪怕是这样暗示也是很成问题的。

除非你是直接援引圣经原文。否则的话,你怎么确定你的主意是来自什么“主”的呢?

2017年4月16日


【附录】神权、人权、政权

(资料取自唐崇荣牧师的《神权、人权、政权》)


第一章 - 人权的基础


神权在人权之前,人权在政权之上

人类有管理万物的权柄

人权的根源是神的形像

政权是人堕落之后才产生的

 

一九七四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洒水,开始了我个人第一次的神学讲座,到现在在那个城市里,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六届的神学讲座了;在雅加达已经有十九届,在台湾今年是第十五届。我们这一次讲座的题目是「神权、人权与政权」神权、人权与政权的次序在这个题目里面,你看见我是把「神权」放在最前面。虽然神是看不见的,而人的权柄和政治的权柄是看得见的。我们却要把神权放在最高最高的位置,放在最先最先的地方,因为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神权」是一切权柄的源头;「神权」也是人权的保障;「神权」是人的权柄和人的尊严之所以必须被承认、被肯定的原因——因为他是创造者,感谢上帝!

我相信人权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全人类最重要的几个最大的课题之一。不但如此,我相信人权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所有的范围里面,要站在一个很特殊的、超越二十世纪以前所有的时代的地位。人权的重要性,很可能将要超过所有的「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每一个人看见了人类的共同基础的时候,每一个人看见了人原有的内在本质——人的威严、人的荣耀、人的尊贵之所在——的时候,这个大公性的看见就变成超越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等等这些狭窄性的想法。

在这个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时代中间,我们看见:「普世共识」要超越血统、肤色、民族、政府所拥有的那些地区性的主权。当人们渐渐转向这个共识的时候,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哲学、二十一世纪对人的看法,将要和过去几千年完完全全的不同。我相信这个转变,在二十世纪是一个预备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就要变成一个大大被发挥而且产生新果效的时期。

自从一九四八年,联合国颁布「人权宣言」以后,这个题目已经成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不可忽略、不可轻视的一个题目。到了一九六六年,「国际人权公约」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对许多国家在改善人类基本生活的方面,产生了不能阻止的、普遍性的一个影响。到了一九七五年,在赫尔辛基(Helsinki )所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所提到的「人权」已经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重点。而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有一位身为基督徒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经有相当大的贡献。卡特并不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威严的总统。许多人只从这方面看出他不够伟大的地方;但是,以后人类一定要纪念他在另外一方面对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人权的贡献。

卡特在欧洲安全会议中所强调的,成为以后整个人类不得不注意的重大事件,那就是:「人权不是内政问题,人权是全人类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因为你有内政上的主权,你就随便对待你国中的百姓,因为人权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和共识,推动了全人类越来越重视人权问题。当全人类对「人权」和「人的尊严」加以注重的时候,基督徒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观念乃是从我们的圣经中找到真正的根基,找到真正智慧的源头;也只有在神的道里面,才能够得到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动力。

当基督教界忘记自己的本质、忘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眼巴巴地看着那些非基督徒,正利用从圣经得到的智慧,再用他们的方法论做为武器,来发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而我们自己,竟然得跟在别人的后头走,不知道他们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原来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要再一次提醒基督徒:要好好地对待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要好好地响应神在他所启示的话语中间,所要我们尽的责任,所给予我们的呼吁,无论是应许,是命令,或是对我们的计划……等等。这样,当基督徒回到神的道里面仔细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有关人类一切的难题,有关人类所能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在圣经里面都早已经有了答案。

马克思从圣经得到了一些智慧,加上他自己的方法论,发挥了他的辩证法。我看见许多非基督教甚至是反基督教的人,从圣经中找到了一些重要的词句以及对里面隐藏的真理的了解,然后,继续去发挥他们反基督教的理论。基督徒自己呢?却常常蒙昧无知;不知我们所信的道里面所隐藏的宝贝,不知道其中到底有何等长阔高深的含义,这是很可惜的!

刚才赵天恩牧师提到了「文化使命」,这是福音派的教会常常忽略、或者无知,甚至故意不要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好好思考、研究的话,你会在历史的轨迹中间,发现加尔文主义所到的地方,都刺激了、产生了、萌生了全世界的民主运动。这种「归正宗神学」(或说「改革宗神学」)从加尔文主义开始就刺激了人对人性尊严的了解;这是对「人到底是什么?」、「人应当有怎么样的权利?」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及对世界的进军。所以,让许多执政掌权的人不能随意对待百姓,不能随意践踏人的自由和人的权柄。这就是在改教时期中间,超越了天主教传统对人的了解,从神的启示中领受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伟大结果。所以我们应当在神的道里面,严肃地、审慎地、很谨慎地去查出神要我们明白的真理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忽略了文化使命,那我们就只能很肤浅地、很概括性地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作一种号召,使人加入教会等候上天堂,而不能给他们一个武器,使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面对现实——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哲学的、思潮的、还有其它各样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去加以响应、加以挑战。所以基督徒更应当在文化使命上站在人类的前头,在整个人类文化向前推进的行列中,我们应该产生在最前线带领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之前二十多年,有一群基督教领袖——一那些伟大的宣教士,已经看出中国未来要走白话文路线,古代那种文言文已经不符合中国社会在沟通上的需要。所以早在清朝末年,他们就用白话文翻译圣经。因此并不是胡适之,也不是当时文化界的前辈们,先把中国带到白话文的潮流中间,而是基督教有识之士先做了这个工作。基督教「广学会」这一类的团体对文化使命有清楚的认识,这样就弥补了内地会所没有做的工作。内地会在中国各地极力传扬福音,但是因为她在文化使命上有所缺乏,就需要由广学会把西方最重要的知识、最重要的思潮、最重要且合乎真理的学问,一本一本地翻译到中国来,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贡献。这样,我们看见双管齐下——有福音使命也有文化使命。那时的教会对整个民主思想的建立、社会的改造、新思潮和新方向的引导……等等方面都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见:在那些比较属于反智派的属灵领袖的引导之下,就一方面对许多基督徒产生了无意识的麻醉作用,另外一方面却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在现世享受了天国的福乐,而忽略了在今天的世界中那作光作盐的责任。所以今天教会就分成两派:一派基督徒只注重社会责任、环保运动、政治抗争,却完全离开了福音。另外一派呢?就是只注意灵性追求、在福音里的认识、神学教育……等等,结果完全忘记了我们活在世界中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方面如果没有好好地配合,如果没有用神的道去引导,使我们可以在正轨中尽量发挥双方面的责任的话,我们很难说自己是好的基督徒。

基督徒不是裹足不前、闭门造车,或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面预享天堂之乐的自私主义者。基督徒应当是站在前线,在各样最困难的环境中间,声嘶力竭地把神的旨意向世界讲明,使社会因为神的道得到改革,使人性因为神的道得着苏醒,使整个国家因为神的道而得着复兴的这种不顾自己的安乐,把上帝的光照在黑暗中间的利他主义者。

基督徒如果要「利他」,就应当先要「舍己」。基督徒要舍己,他就要先明白怎样跟随主,怎样在主里面看到福音的价值。所以在内,要奠定对福音和对真理的认识,奠定教义的根基;在外,要组成一个思想架构,担起我们在两个国度中间的双重责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既是天国的国民,又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有天国国民的权利和责任,照样,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在我们地上的国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中间都尽责任,那你就是属天的子民在地上作世界的光,作神的儿女。

你属天国的吗?是!那你只在天国发光吗?不是!你也要在地上发光,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天国所带来的生命价值和盼望表明出来;我们就可以成为能向世界发光,能造就人,能改变世界,使他们看见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这种见证人。这样,基督教就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作用。请问你的教会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你作基督徒,世界从你听到了什么真理?我们的团契除了在教会里面火火热热,到外面怎样呢?有很多人,只在教会里发光,除此以外就没有光。所以你光我、我光你,在教会里面光来光去,到世界就都「光」了!我们一到世界就没有人要听我们讲一句话,许多长老、执事在教会里面大声得不得了,在世上却没有人要听他讲一句话!我们的影响力是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小王国,然后使用权柄?别忘了,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如果「人权」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整个人类最重要的共同课题,如果「人权」可能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狭窄范畴,成为一个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事情的话,那就盼望所有的基督徒,能够从根柢里面、从源头里面,找到在那「世界人权宣言」中所隐藏的基督教的影响是什么,再从神的话里面找到「已经被发挥的」和「还没有被发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再加上你从神的话所产生的知识,就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强的推动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成全神的旨意了。


神权在人权之前,人权在政权之上


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又活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时,我们可以思想:神的权柄和世界的权柄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却不是神。我们在人的国度里面,我们却代表神。我们在人的国度里面,基本上要顺服政权,而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权柄。这样,神的主权是大于人的政权,而我们这有基本人权的人,面对这两个权柄在我身上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应当怎样顺服呢?圣经里面早就把这些重要的真理启示出来了,这也是那些伟大的圣徒曾经面对的问题。

当尼布甲尼撒要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跪在那金像的面前敬拜的时候,这是神权、人权、政权的冲突,这是让圣徒很难面对的问题。当摩西蒙差遣去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去,好在旷野敬拜事奉耶和华。」的时候,法老一定不准他们出去!然后,神就降灾祸给法老和埃及了。这是神权、人权、政权冲突的时候。我们讲这些到底和圣经有什么关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别的牧师很少讲这些,唐牧师是不是标新立异?不是的!这是教会常常会忽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曾经启发过我们的。

当我一提醒你但以理,一提醒你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一提醒你关于摩西和法老的时候,你马上就觉悟了!「是的,这是神权、人权、政权之间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是从前的圣徒曾经面对的问题。」

当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情徒说:如果你们之间有诉讼的事情,有争论的事情,你们不可向外邦人的法官求审;你们为什么要交给外邦人去处理你们中间诉讼的事情呢?岂不知圣徒有一天要审判天使吗?(参:林前六:1-8)但是,讲这句话的保罗,却在别的地方说:「我要上诉于该撤。」(徒廿五:11)。这是不是表示保罗能讲不能行呢?他是不是劝别人不要做,自己却偷偷去做呢?保罗是不是精神分裂,人格有问题的一个使徒呢?不是的!他要上诉该撒,所处理的是他与控告他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圣徒与圣徒之间的关系。这样,你就看见神权、人权、政权之间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当耶稣基督说:「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作人要尽人在人国度中间的责任,作神的子女要尽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中间当尽的责任。神权、人权、政权的事情,在全本圣经中间继续不断被启示出来,我们把这些智慧好好吸收、归纳、结论之后,我们应当作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

美国有一位名叫寇尔森(Chuck Colson)的人,他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Richard M Nixon 1913-1994)在竞选时做了一些不法的事(水门案),以后他就因为这个事件被判刑,关在监牢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思想:「到底基督徒在政治界,应当怎样作一个有见证的人?」、「到底我的错误在哪里?」、「到底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他是后知后觉,进到监牢才想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做。如果你有可能作基督徒总统,你就要先知才作,不要等作完了才知道到底基督徒应当怎么当总统;我相信李登辉等自己作完了总统可能会懊悔自己曾经有过十二年以基督徒的身份在总统府,但是有许多的事情,却没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可是,等他懊悔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美国有许多的总统,以基督徒的身份,用圣经作为他宣誓的基础进了白宫。等他离开白宫的时候才发现:他有许多的机会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可是却没有那样做,而机会也已经过去了!寇尔森后来了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Kingdoms in Conflict ,两个国度在冲突中》。巴刻(J I Packer)给这本书做了介绍,里面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语,你们可以去读。

现在我们就要继续传讲关于神权、人权和政权的这个大的题目。上帝创造万物之后最后才造人,所以按照次序来说:人是最后出现的;人的年龄、人的存在是比任何其它的活物的存在更幼稚、更晚辈的。任何一个动物都比我们更先存;蟑螂、蚂蚁这些你所看不起的所有动物,又如狗、猫、牛、马等等都比人更早出现,比人更先存在。为什么上帝造了万有之后才造人呢?是不是说人是最后出现所以最不重要呢?圣经对次序的摆列和意义价值的衡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最后出现的是最不重要的呢?或者最后出现的是最重要的呢?圣经的这种次序摆列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方向。有一些是在前面的最重要,在后面的最不重要;有一些是在前面的最不重要,在后面的最重要。你说:「什么例子是摆在前面的最重要,摆在后面的最不重要呢?」例如论到职份的问题,保罗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弗四:11)。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说最重要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他们借着新约的启示,使我们了解旧约的预备;透过对旧约的明白,作为钥匙去明白新约的奥秘。以后是传福音的,再以后才是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在牧师的前面,因为要先把羊生下来,才有牧养的工作。

论到恩赐,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林前十二:28)最先是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然后是什么?是行异能和医病;最后是什么?是治理事的和讲方言的。使徒和先知又被排在最前面,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使徒、先知的教训最重要,我盼望明年我们会提到「教会论」,以便彻底地把教会大扫除、清理一番,免得让不懂教会的人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对神家的正确认识。


人类有管理万物的权柄


论到「恩赐」和「职份」的次序,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排在前面的最重要,排在后面的最不重要。但是,「创造」的次序刚好相反:人是最后被造的,人却是最重要的。你说:「怎么看呢?」因为神造了万有才造人,在歌罗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意义和价值的衡量:万有是为人造的,而人是为神造的(参西一:16-17)。这样,神就是先预备了人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才让人出来享受这已经预备好的一切。神先为人预备了其余一切被造之物,然后再创造人,使人可以作万物的主人。所有被造之物,要被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起名。所有的被造之物是为亚当而造的,所以亚当的出现是在最后。这样,在创造的次序中间,人最后被造,就表示人高过万物。此外,我们看见在神启示中间的价值观:「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诗八:5-8)。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比万物更高,人可以管理万物。「管理」这个词,早就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人类是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注重「管理学」;而圣经早就把管理学的缘由,管理的位份,在创世记第一章就定下来了。人有管理权,「人权」在所有生物之上;包括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

万物被造的时候,神六次说所造的都是「好的」。直到人被造完了以后,上帝才说:「甚好!」,不单单是「好」而已。这样,「好」与「甚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说:「份量高一点,所以有份量的不同!」我告诉你:不只是份量高一点而己,乃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异,而这个本质的差异就成为「人权」的基础。

神所创造的万有,有的有生命,有的没生命;物质没有生命,生物有生命;生物中间有的是不能行动的,像植物。有的是能行动,又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像动物。神看这些被造有生命的活物都是「好的」,等到都造齐之后,神就特别按照他自己的形像造人,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一:27)。

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特别提到:「当你看神的形像的时候,你要从男女之间的相交去看神的形像,而不是从个别的存在去看神的形像。」这句话我们应当好好地思想。我个人的看法是:人有神的形像;男人有神的形像,女人也有神的形像。所以,男女在神的面前有基本的、相同的本质,没有高低的,只有次序的不同,没有等级的不同。正像圣父、圣子、圣灵,有次序不同,没有等级的不同。你不能说:圣父比圣子更高;你也不能说:圣子比圣灵更高;你不能说:圣子、圣灵比圣父更低;你也不能说:圣灵比圣子更低。他们等级相同——是同样荣耀、同样尊贵、同样永恒、同样不朽的。但是,只有圣父差遣圣子,只有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从来没有圣灵差遣圣父,或者圣子差遣圣父的。等级相同,位份相同,荣耀相同,但是次序不同。这样,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的时候,男人有神的形像,女人也有神的形像。但是,按次序而论,先造男,后造女。我不知道美国人的「Ladies First(女士优先)」从哪里开始的?可能是说:「夏娃先吃的!」所以,到今天我为了表示遵守圣经的原则,每一次吃东西,我就让女的先吃,因为圣经说:女的先吃,然后亚当才吃!但是,做苦工,你们男的就该先勇敢出来做,等到吃饭就让她先吃。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她煮得半死,一定让她先吃,男人不煮饭又要先吃,不好意思!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人本质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比其它万有更好的呢?人的好并不是指程度上的不同。从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眼睛不如老鹰,我们的爪不如熊,我们的体力不如狮子、老虎,我们的耳朵不如老鼠,我们的嗅觉不如猫也不如狗,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在许多方面根本比不上动物。当地震将要来临时,有些动物早就逃跑了,许多人却还在跳舞。它们就从地层里面的温度、气压……什么的,马上感觉不对劲了,在大难临头之前,因着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本性、本能,知道应该快快逃跑,而它们也懂得怎么样逃跑,但人却不懂,许多人直到被埋在瓦砾堆中,他们都还没有觉悟!

猫头鹰在夜间用的那种闪光灯,是人的眼睛不能相比的。蝙幅的那个雷达,是比现在最先进的雷达还更先进的;它可以一直飞不碰到任何一个小小的东西,因为里面雷达的回应准确到一个地步,是人莫明其妙的。苍蝇从高空飞下来,马上停在那里,当你要抓它,它又马上飞走了,这是连美国最先进的飞机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你看最先进的飞机,要「轰……轰……」费好大的劲才可以起飞,苍蝇呢?「咻!」马上就飞走了,那种敏感度,那种速度,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无论你是爱因斯坦,你是奥朋哈玛,你是海森堡,无论你是多伟大的科学家,你都比不上神所创造的许多生物的那些本能的活跃、敏感与智慧,因为神已经把这些放在它里面了。

从许多的本能来说:我们甚至不能比动物。但是,人有一些的东西是一切动物所没有的,所以这就构成「人权尊严」的所在了。

我有时候想: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e Wihelm Friedrich Hegel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23-1704)、培根(Lord Francis Bacon,1561-1626)这些大哲学家,为什么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想尽可能摆脱传统基督教里面的捆绑,以为这样就可以比别人更先进一点,就更加有知识一点。康德说:「人的本质,就是那构成人尊严的本质,是绝对不可以被怀疑的。」但是,很可惜这些人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从哪里来的?

当我们讲「人权」的时候,我们知道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里面有人的本质,而这个人的本质,就是使他成为人的那个内在的东西,那个Quality ,你不能怀疑。你可以怀疑他的健康,你可以怀疑他的智力,你可以怀疑他许多许多生理上的能力,但是你不可怀疑他是一个人,他的里面有人的本质。当一个人变成白痴的时候,你可能轻看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不能侮辱他,因为他还是人。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就是构成人性尊严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因素,它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研究人权,却没有注意到人权最基本的因素,人性尊严之根源,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作一个能够真正了解人权、公正探讨人权的研究者。

人权的根源是神的形像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里面有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根据康德的看法:是绝对不可以去怀疑的。正像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所说的:「我可以怀疑很多的东西,但是我绝对不可以怀疑我现在正在怀疑。」我「能怀疑」的这个本质,就是我思想功能的一个记号;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能够用怀疑来证明我是存在。其实「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并不是笛卡儿原创的,这一句话只不过是他把奥古斯丁哲学里面的精髓,改头换面另外讲出来的;奥古斯丁认为:「因为神存在,所以我能思想。」(Because God exists,so I think。),而在我整个思想、中间,不能逃脱「我要思想神」的这件事实。「因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是在哲学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退后,这是把以神为本的对人的认识,转移堕落成为以人为本的对人的认识;误以为「我怀疑」的本身就可以证明「我存在」,因为我思想的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怀疑的。但用圣经的原则来看:人之所以是人,你不能从它的本质里面做任何的怀疑,因为他里面的确有人的本质。

你们知道过去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影集叫做「河殇」,「河殇」有六个作者,其中有一位谢选骏先生,在信主之后很用心研读圣经,成为一个很深入思考基督教信仰的人。赵天恩牧师有一天带他到我们华盛顿的归正学院去。他就在我的课堂里面问一个问题:「唐牧师,最笨最笨的人,和一只很聪明很聪明的猴子相比,哪一个聪明?」最笨最笨的人,什么都不懂,连一切最简单的行动都要别人去帮助他,他虽然有人形,没有人的理性和智能,没有人的正常功能。而聪明的猴子,聪明到一个地步,哇!跳来跳去,比白痴灵活百倍。那么,「照唐牧师你看,从他们之间的差别,岂不是表示最聪明的猴已经超越了最笨的人,这样表示进化论是可能的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心里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能荣耀你,造就人。」我就回答:「这个最笨的人,结婚之后所生的孩子还有可能会读大学;但是这只最聪明的猴子所生的猴子连幼稚园都不可能能毕业。」对不对?「唉呀!」他后来对我说:「你答得太好了,你把很重要的一点提出来,人里面有人的本质,是猴子没有的!」

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要被尊重,人之所以无论他多穷、多笨、多白痴、多呆,他是人;你还要尊重他是人,这个人权不可侵犯、这个人权不可践踏、这个人权不可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人的本质,那么请问「人的本质」是哪里来的?进化论给你答案了吗?没有!所以史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95)他们都诚实地说:「理性、良知不是进化过程所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已经在无形之中承认:「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理性。」这是在重复两千三百五十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已经说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里头有良知。」而这又是照抄两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孟子的思想。所以东方就从「德性的良知」作为人最基本的本质。西方则是从人有「理性功能」,可以研究万有的这个本能的本性,去看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就是这样了吗?人就是因为有理性所以与万物不同吗?人是因为有良知功用所以与万物不同吗?

孟子在中国哲学界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贡献是其他哲学家没有办法与他相比的。第一、就是对「人性内在良知功能」的了解;第二、就是对「人性的尊严超过政治的权柄」的了解。所以有人说:「孟子是全中国最懂得民主的一个哲学家。」但是,我不能完全接受这句话,因为孟子的这种思想虽很特别,却没有形成他对民主的认识,以及对民主运动产生应有的果效。我把这两点要讲清楚:第一样,孟子所讲的「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这是把人里面「良知功用」的四方面表达出来了。人里面,有个「恻隐之心」 ,你有同情心,你能和别人的感情起共鸣,你能够怜悯别人,悲天悯人,这个东西不是动物所有的。

我亲眼看过一只鸡被杀,另外一只鸡等在旁边,一直要吃它朋友的肠子。我想它大概不知道那是它朋友的肠子,只知道自己肚子饿,我就把一只鸡脚丢给它,吓它一下,结果它快快地把鸡脚咬了就跑掉了,连那是它朋友的脚被人砍断,它也不知道!所以,鸡不能谈「鸡权」,人才能谈「人权」。因为,鸡里面对鸡的权柄受损伤的那种觉悟是没有的!那是它朋友的脚被人砍断,它却对这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没有「恻隐之心」。孟子说「人有!」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恻隐之心」。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你能对别人产生同情,产生感情的共鸣。人痛苦,你会跟着痛苦;人哭,你会跟着哭;人喜欢,你会跟着喜欢。如果人喜欢,你哭,那你这个人就有毛病了!人得奖,你嫉妒,你的同情心便已经受玷污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要你是人,就有这些,至少这些是人的基本内涵,是人的本质。

第二样,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全中国历史中,只有孟子这样讲——人民是最宝贵的,国家的国土、疆界是次要的,君王是最不重要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三句话会传到二十世纪?所有的帝王,为什么不删掉这句话?我相信帝王看到这三句话,良心深处不得不说:「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恻隐之心」一发动了,他们便不敢删掉它。有人认为:孟子最懂得人权,孟子最懂得尊重百姓,只可惜他的思想并没有激发任何的民主运动。

人之所以是人,康德说这是因为「人里面有一种本质是你不可质疑的」,而这个本质,就使人能够成为人,使人性的尊严成为我们一定要承认的事情。当一个黑人受不应当受的制裁时,整个纽约就有许多的人会替他申冤;当一个奴隶被人轻看、被人侮辱的时候,除了奴隶,也有一些贵族会替他流泪;当一个残障的人走在路上,来不及逃避冲来的车而被撞死的时候,许多人会为他申冤。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动物的身上吗?贵族的狗被撞到了,你可以找律师去控告撞你的狗的那个人,但其它的狗无动于衷!

你说:「有人为动物来生气、为动物来申冤吗?」有!就在前天,有人发现一群候鸟,飞到最漂亮的湖边,在那里休息,等到天气变化,再飞回去,那一个湖,就变成全世界唯一的那种鸟的天堂了。现在发现事情糟了!几千、几万只鸟在飞、飞、飞过几千公里到那边停下来喝水的时候,就一只一只地死掉了。因为那个湖已经受到一些重金属的污染,已经被毒化了,所以整个湖就变成毒湖,使那些鸟就一只一只地死了!这件事情若没有快快挽救,不久这些鸟就会完全绝迹于世界上,所以环境保护的人就着急的不得了!我问你:鸟死你为它着急,这表示「人权」和「鸟权」一样吗?当人为鸟即将灭种而焦急的时候,所思想的是「鸟权」,或者所思想的是「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当人为整个树林被砍伐,以致产生了气温的变化、产生了沙漠的扩散、产生了环境的败坏而提出抗议的时候,他的心是在想这些植物、这些环境的美丽吗?或者是想人所受到的破坏呢?

莫特曼提到:「讲人权,就要思想到地球权、环保权。」你一面思想「人权」,你就一面思想到与人有关的大自然也应当享有的权柄,但其终极还是为人想的,因为万有是为人造的,而人是为神造的。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像、样式放在亚当、夏娃的里面。所以,男人有神的形像、女人也有神的形像。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里面的东西是构成人的本质,是不可怀疑、不可随便轻忽、不可随便践踏、不可侵犯的。这个人性尊严里面的本质,也就是神的「形像」和「样式」 。这是许多世界上专讲「人权」的人没有办法看出来的,因为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答案。

那些懂得圣经的人,就根据圣经发挥他们对人权的看法,就在人权的理论上产生贡献。而世界有许多人不懂圣经,他们讲「人权」,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人」,所以讲「人权」;所以,他讲的「人权」就是「我权」 ,你不要侵犯「我权」!但是当别人遭遇同样侵犯的时候,他管都不管,因为「我」不是「他」,「他」不是「我」。所以,当你谈「人权」的时候,不能单单谈你自己,要把整个人类的安危,放在你个人思想中间那个无私的境界里面,要把整个人类前面的道路、全人类的前途应当有的保障,当作是你人生奋斗和生命追求的目标的一部份。这样,我们思想「人权」也就是思想:「整个人类要怎样生活?」、「整个人类要怎样存在?」、「整个人类要怎样走向未来?」

人权在乎人的本质,而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人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从现象去查考:查到人有「理性」、查到人有「良知」;而进化论的学者自己承认:「理性」与「良知」不可能是进化的过程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至终仍没有告诉你:人的本质到底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人的本质的基础是什么?人的尊严的源头在哪里?这些答案只能在圣经里面找到。圣经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照他的形像、样式造人。」可见「神的形像」就是人的本质。你若不回到圣经,你所有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乃是乱解决,许多问题你并没有清楚地、正确地、真正透彻地明白里面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神的形像、我们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有人权。

上帝说:「我派你管理……」所以「管」这个权柄就出来了!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管」的事情。「你喜欢被人家管吗?」「不喜欢!」 「喜欢管人吗?」 「喜欢!」你被人家管的时候,恨死了!人家吩咐你、责备你、提醒你的时候,你心中会暗骂:「啰唆!」但是,轮到你自己作妈妈的时候,更啰唆!上个礼拜,我在印度尼西亚听见一个人跟他住在很远的妈妈通电话,不是他打过去,是他妈妈打过来:「既然你搬到这个城市,你要这样啊、你要那样啊!」他用很不耐烦的声音和表情说:「知道了啦!妈妈。」等到他打完的时候,我说:「妈妈对你说什么?」「还有什么,每天讲的都一样。她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她以为如果她不讲,全世界就要毁灭了,讨厌!」人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他的妈妈我认识,二十年前她也讲过那样的话。因为我认识他妈妈很久了,她二十年前也讲:「我妈妈很啰唆!」现在轮到她的孩子说她啰唆!


政权是人堕落之后才产生的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管」是管什么?「他要派人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默、海里的鱼。」这是什么意思呢?管比你低的层次。你能不能管与你同样的层次呢?你能不能管比你高的层次呢?很难!所以你要记得:「向下的管理权是合法的、是神安排的:平等之间的管理权是犯罪以后才产生的。」你注意!很重要的关键现在出现了:神管理人、人管理物,这是正常的,因为神比人高、人比物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其它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所以,「人管理人」这一件事情就产生麻烦了。那么你说:「人难道没有高低之分?」有!当你的儿女被生在你家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成年之前,你要管教他、你要管理他。圣经说:「你要管教你的儿女。」因为这是上对下的管教,下对上的顺从。人对父亲的顺从,就是变成人类对神顺从的一个副本。人类应当顺从天父,所以儿女应当顺从父母,妻子应当顺从丈夫。

在孔子的哲学里面:「忠恕」两个字是一切伦常之间的最重要的关键。上对下要「恕」,下对上要「忠」。所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第四)。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君对臣恕、臣对君忠,夫对妻智、、妻对夫忠、。儒家所有的伦常关系都以「忠恕之道」作为彼此间互动的法则,而基督教的思想是「爱顺之道」,所以,子对父顺、父对子爱,妻对夫顺、夫对妻爱,人对神顺、神对人爱。可见圣经所提到的「关系」超过儒家讲的伦常。

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既然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怎么可以说「你可以管我、我可以管你」呢?所以,困难就产生出来了。任何一个人想要管别人,一定会让别人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或者产生冲突,以后呢,别人才不得不在某种状况之下勉强顺服。你今天听你老板的话,为什么?因为你要他的钱,对不对?老实讲,对不对?谁甘愿一天到晚被人家讲: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做……?!「认了!反正不这样,就没有钱!」你今天要被人家管,为什么?因为,在某一种制度之下,没有办法!你要读这个学校,你就要签「我要顺从校规」然后呢?学校怎么管你,宿舍的舍监怎么管你,你没有办法反抗!因为你要得到某一种利益。

所以「人管人」是麻烦的,被管的人,越被管越发现自己是「人」。所以人一管你,你就为「人权」开始争战了。因为人应当是自主的;人有人的形像、样式,人不在人之下,人和人是平等的,所以人管人是很麻烦的。「企业管理」这些新的课题,就是要教导你怎么样能够有「御人之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超越的、特殊的一种心理状态,你怎么管他呢?许多时候,作老板的以为下面的人都这么听他的话,以为自己很伟大!你试试看两个月不发薪水,他们还会听你吗?没有这回事!所以上帝说:「你管什么?你管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好,到此为止!」从来没有提「人管人」的事情。

原先的创造没有「人管人」的事情,你知道第二次「管」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不是「管理」,而是变成「管辖」 。第二个「管」在在哪里?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对夏娃说:「你要恋慕你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创三:16),这是犯罪以后才产生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犯罪之后产生出来一些不合理的管理,这个超越人的权柄的管理,叫做「管辖」。

为什么丈夫管辖太太,而太太恋慕丈夫呢?这里一个是「权柄」的问题,一个是「感情」的问题。男女之别常常就显现在「男人重权柄、女人重感情」。所以,男人说:「不必多讲,就是这样!」但是,女人说:「不要这样嘛!我们不是这样吗?你不记得从前吗?」好,一个用权柄,一个用感情,对不对呢?这就是上帝对亚当、夏娃讲的那一句话里面延伸出来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妻子对丈夫的爱,常常是比丈夫对妻子的爱更忠的。我不是说:一切的女人是这样,我是说:常常是、大多数是。女子一嫁给丈夫,她就不再看东看西,多数就忠于一个丈夫了,但是许多作丈夫的人,娶了太太以后,眼睛还溜来溜去。从男人的「权柄欲」和女子的「被爱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男女不同的地方。当一个男人被顺服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有足够的的安全感——「因为我可以管你、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不听的话,我在家里还有什么地位?」所以凡是没有「管理权」的男人,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找比较顺服他的女人才甘心!而凡是不被爱的女人,内心都不满足,所以,她恋慕、她渴望她的丈夫爱她,而她的丈夫就凭着自己是男人,他就抓住女子的弱点,他就用「管辖」来显明自己的「领袖欲」。

这样呢,「管辖」同「管理」就不一样了。神原先给人的权柄是:要你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直到今天这件事还是实在被实行的,为什么?只有人把动物、把老虎、把狮子抓来放在动物园里,从来没有动物把人抓去放在「人园」里,对不对?因为人那个管理万物的权柄还在手中,而犯罪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地应付裕如。你不是说:「狮子来!老虎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一个真正合法的、原有的统治和管理权。你现在只能用你的智慧来超过动物,来克服你的身体不如动物的那种在管理权上的缺失。但我知道:当一个人真正记得、真正觉悟到自己是「人」 ,他比动物更高,而且靠着神给他的力量,来胜过动物可能对他的威胁的时候,他还是有管理权的。我曾经亲耳听见当事人讲这样的经历:有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大陆,大概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他到乡下去布道,拿着圣经、穿着长袍,走在乡下农田中间,转弯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一只老虎在那边,那时候他马上觉悟到自己是「人」,虽然那时候老虎还不知道自己是「虎」。这个传道人说:「老虎啊!我奉主耶稣的名对你说:我要去传道,你给我走吧!」那只老虎就走了!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个传说,而是讲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柏坎巴鲁(音译)这个城市里,那是一位很正直的,在乡间相当被尊重的人,他跟其它三个朋友骑脚踏车到橡胶园里面去,他在前面骑,因为他体格特别高大,其它三个就追不上而落在后面。他在前面骑、骑、骑,忽然间看见有一只老虎就站在路口,他那个时候没有武器,想想没有别的办法,他就竭尽全力大喊一声:「嘿!」老虎就被吓跑了!他一面踩着脚踏车,一面想:「那是老虎喔!刚才那一只是老虎哦!」所以他就像被打昏了一样!走不到三十公尺,他就从脚踏车上跌下去,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他那几个不知情的同伴随后赶到,就慢慢地拍他的身体说:「别这样假睡吧!又不是龟兔赛跑?起来!起来!你为什么躺在路上呢?」他醒过来,渐渐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就结结巴巴地,浑身发抖地,对他们说:「老……老……老」「什么“老”?讲嘛!讲清楚!」「老……老……虎!」他说,他们三个人一听清楚是老虎,就四个人一同飞也似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人是有这种威力的,所以马戏团里面的驯兽师,深深地相信自己有办法制伏兽,因为神造人是可以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那么,当你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的时候,表示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在你里面。人权里面有一种超越自然规律,有一种比那些自然律控制下面的生物更高超的力量,特别是智慧的发挥和工具的运用、方法合计谋。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动物,用人的智能,和你所能用的工具,把它们驯服在你脚下。多数的人不管这个,但是就有少数的人听懂,少数的人觉悟到那一方面,就把那一方面当作是自己的特权去管辖本来和自己原是平等的人;「人权的超越」、「人权的冒犯」、「人权的误用」、「人权 的僭越」就开始出来了。

圣经原来并没有讲「人管理人」的事情,那是等到犯罪之后,亚当要管辖他的妻子,男人要管辖女人。亚当是不是得到一种神给他的提醒才敢这么做呢?或是他在受了这一场的苦之后,才不得不这么做呢?我不明白,以后我见到他,一定会问个清楚!但是,亚当可能心里想:「就是因为你吃了又叫我吃,害我今天这么苦;我现在既然不能丢弃你、也没有办法不爱你,可是我又很气你,所以我就管辖你!」这个作妻子的,没想到历史竟然因为过去她曾经做过的一件事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所以她现在就不得不在亚当的管辖之下,过一种地上夫妻的生活。我相信:女人这几千年来已哀叹很久了!女权受到的捆绑、限制、压迫,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求主给我们有同情的心去帮助、去解决的。许多女子在旧社会中间过的生活,是人权被践踏、是徒有人形而没有人权的生活。

圣经什么地方讲「上帝为人计划了政权」呢?没有!我们在圣经的原则中看到:「人管理人」的事情,是因为犯罪才有的。在第三、第四讲,我会谈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讲的「一切权柄从神来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政权不应当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真正的政权不应当是在法老的肩上,真正的政权不应当在毛泽东、蒋介石、李登辉的肩上。真正的政权是单数的?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赛九:6)真正的政权一定要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万主之主作王的时候,他要清算他们的罪;万主之主作主的时候,他要显出他们的亏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使所有的政权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看见真正的公义终于显明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政权原不是神永恒所定的旨意,政权是人犯罪以后才有的东西。那为什么在人犯罪以后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在第二讲要更清楚、更深入地思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选骏:阻断“跨国传播”是共产党继续专政的前提


《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2002-11-1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黄顺铭)报道:

   

一、"地球村":传媒技术工具导致的逻辑结果 


传播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大推进对传播行为产生的巨大变革作用与支撑作用,早已勿庸置疑。 


现代传媒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地显示出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的"偏倚空间的媒介"的倾向。所谓"偏倚空间的媒介",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跨越空间地域上具有极其强大的能力。如今,电子媒体远距离的实时传播已经将传媒的"偏倚空间"这一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尤其是在全球性的重大活动的现场直播中(比如,对奥运会开幕式、世界杯足球等的直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媒介受众来说,"世界统一的时间"取消了"地方性时间"的存在。当前,传媒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都显示出了超级的渗透力。 


偌大的世界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global village,又译作"全球村")!这种情形如何得以成为一种传播现实呢?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这是电子传媒技术发展的自然的逻辑结果。1962年,麦克卢汉首先提出了"地球村"概念。他是在肯定电视的威力时提出这一概念的。换句话说,在麦氏看来,电视就是"地球村"得以成为现实的技术力量或者说技术手段。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于导致"地球村"出现的技术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在《大趋势》一书中,他指出:"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村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1] 很明显,奈氏强调"地球村"的"技术催化剂"是"人造卫星"。1969年7月20日是"地球村"的第一个节日。这一天,由美国土星五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抵达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开始了人类辉煌的月球之旅。世界上有47个国家约7亿观众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了从月球上发回的电视图像。此次"电视转播似乎就是'地球村'的落成典礼,是信息时代到来的一个仪式"。[2] 


如今,传媒技术已经变革到了"互联网"(Internet,又译"因特网")时代。这种被联合国命名为"第四媒体"的新宠,无疑是导致"地球村"的技术工具家族中的"超级明星"。它的实时传播、双向互动、超链接等等优势,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而且,麦克卢汉曾宣称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视角如今已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延伸进了光怪陆离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虚拟现实"(real virtual)也正无可抗拒地改造着我们原有的认知模式,带来不同的认知体验。毫无疑问,因特网成了"地球村"的又一大让人无法漠视的技术助推力! 


归纳起来,从"电视"→ "人造卫星" →"因特网"的演变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传媒技术背景下"地球村"的工具基础。说得简洁一点,"电视"、"人造卫星"、"因特网"都是地球村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其作用犹如道路一样。但是,我们显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此工具基础,如果那样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主义"(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窠臼,忽视对"地球村"之间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深入分析。传播,尤其是在跨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传播就其性质而言从来都不是中性的。 


二、"全球化":地球村概念中的权力话语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敏感地捕捉到了传播技术对于地理距离的压缩而提出了"地球村"概念,那么,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意在将美国作为完美的国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时,要让人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见,"全球化"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鲜明的政治目的,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显而易见,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全球化"成为了美国的一种权力话语。后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态的殖民统治让位于经济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谈及的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分析问题时无可回避的一大现实语境。 


对于"全球化",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持观点与麦克卢汉和布热津斯基都有所不同。在《权力的变移》一书中,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传播媒介真会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化掉吗?"他接着回答道:"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单个的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3] 就是说,托夫勒既否定了布氏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又否定了麦氏"单一地球村"的观点。在托夫勒看来,"全球化"是大量各具特色的差异化村落。最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节目中,海迪·托夫勒还是说:"对我们而言,仍然要努力互相理解彼此的文化,另一种文化有另一种游戏规则,这确实是美国人需要学着去理解的事。而中国人也需要理解另一文化的不同方式。因此像种族、国籍这些,都应该以不同文化背景来理解,而不是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以为的那样。"[4] 


托夫勒显然主张政治、文化、国家的多元性,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理论主张能够做得到吗?现实境况又当如何?如果不忽视和回避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实实在在的差序格局,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确实是一种国家权力话语。如此说来,托夫勒的观点就缺乏深刻批判的力度。 


三、美国化: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缩影 


"美国化"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话语! 


在当今,这一霸权话语早已渗透到了诸多领域。跟布热津斯基希望将美国的政治模式树立为全球的"样板工程"一样,美国也渴望将它的传播制度模式树立为典范,供其他国家效仿。 


在文化与传播领域,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了。基本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一种对"美国化"的批判理论。"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比如,美国制作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又译《豪门恩怨》或《朱门恩怨》)风行全世界。尽管美国以外的人们实际的接受态度各有不同(澳大利亚著名传播学者伊安·昂在《观看达拉斯》一书中指出,观众的解码方式或为优先式解读,或为协商式解读,或为对抗式解读),但是,世界文化总体上仍在不断地"达拉斯化"(Dallasization,又译,"朱门恩怨化")。所谓"达拉斯化"不过是"美国化"在传播领域的一种形象表达,即美国式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趋势。 


"美国化"常常被人奢谈为"民主化",这种逻辑也毫不含糊地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起掀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浪潮中。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他们眼里,"自由流通"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美国式的传媒体制堪称典范。而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信息的自由、均衡流动,强调信息的国家主权。实质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信息自由流动"不过是幌子,真正的意图则是维持信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这一不合理的旧格局。整体上说来,"信息自由流动"论调得益最多的当然是美国。如果不寻求改变,"美国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必然还会继续它的"美国化"追求,而现状对美国似乎也更为有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主张"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声音就越来越弱小了,"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5] 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杰·鲁道夫都说:"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6]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化"是不是有点难以阻止了呢?如果再将互联网时代美国先后为自己所规划的NII(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野心勃勃的G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考虑进去,那么,"美国化"就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威胁。 


四、本地化: 默多克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招 


中国,已然站在了WTO的大门口,跨国传媒巨头们的进入已是不折不扣的现实。默多克来了,Viacom等也来了。 


2001年《文化周刊》(1/2期合刊)上有一篇《小默多克来了:新闻集团枕戈待旦挥师中国》的文章。新闻集团(中国)首席运营官、STAR TV常务副总裁施朗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招数。这些话很值得深思: 


"新闻集团最大的特点及与其他公司的最大区别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观点更强的公司。……我们在致力于本地化的投资方面与其他公司是不同的,比如一家美国传媒公司,引进到中国的可能只有美国版的东西,不管怎么调整,基本上还是美国的节目,而我们却要做出地地道道的本地节目。……但是我们也不会将自己当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单位,这样做也很傻,毕竟我们与国内的电视台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兴趣,关键是取决于政策框架允许我们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目前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电子媒体和互联网方面。" 


"……任何国家对媒体都有管制,只是管制的具体领域不同或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它,在政策的框架之内做好事情。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在这方面。在现在的框架之内,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而且能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完。一方面,我们要为WTO以后的市场做好准备,同时要将现在的事情做好。[7] 


施朗然的谈话清楚地阐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力图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新招数是,在"政策框架"前提下走"本土化"道路。"本地化"是或许是当前现实条件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回顾历史,我国曾在19世纪初经历过类似的外来报刊的"本地化"。由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曾成功地运用过"本地化"的话语策略。"他们颇为得意的一种手法是用基督教义附会于儒学。也就是用儒学著作中的语句来表达基督教义。米怜曾坦率地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按:即指儒家)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刊物的文稿大量引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字和孔孟程朱的言论,来阐释和宣扬基督教义,刊物每期的封面,也都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8] 在写作上则大量运用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的手法,如章回体,连载结尾也署上"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等字样。而今我们不免会问,历史会在2个世纪之后重演吗? 


当然,施朗然对于美国传媒公司恐怕有些误解。美国传媒公司引进到中国来的,也不见得就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节目。其实,只要想一想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Mulan就很清楚了。这就是迪斯尼公司一次成功的"本土化"尝试。香港学者陈韬文曾以《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为题,就Mulan这一个案在文化生产的范畴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迪斯尼公司在拍mulan一片时,以古代中国传奇为文化原型,但文化转换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副导演托尼·班克罗弗特(Tony Bancroft)所说:"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故事,我们当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叙事风格。"[9] 迪斯尼制作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既有"本土化"又有"全球化"的分析维度,它比较典型地诠释了罗伯特森(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凭着这种"全球本土化",Mulan一片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迪斯尼将"本土的"古典中国文化叙事"迪斯尼化"了,新闻集团则宣称要作"地地道道的本地节目",真的会地地道道、原汁原味吗? 


当前,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不少的国际传媒纷纷进军中国这个偌大的传媒市场。在生存策略上,新闻集团走中国"本土化"道路演绎的依然会是它不变的主旋律——"商业逻辑"。那么,我们不妨问一句:"本土化"这一跨国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转换"会挑起下一轮的传播竞争吗?竞争主体是什么:跨国传媒彼此之间瓜分中国传媒市场这一蛋糕,还是国内传媒与跨国传媒大混战?竞争结果谁主沉浮? 


加入了WTO的中国传媒,必须冷静思考、正确决策自身的传媒应对之策。只有这样,默多克的"本土化"的话语策略才不至于得逞为另一种伪装起来的霸权策略! 


[1] [美]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P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张政、罗振宇《理解电视的一个角度》,P83,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3]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变移》P318-319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许戈辉《第三次浪潮--访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5]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P274,新华出版社,2000年。 


[6]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P274,新华出版社,2000年。 


[7] 文西《小默多克来了:新闻集团枕戈待旦挥师中国》,《文化周刊》2001年1/2合刊。 


[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P255,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1992年。 


[9] 陈韬文《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传播学论文选萃》,P20,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谢选骏指出:人说“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我看阻断“跨国传播”,是共产党继续专政的前提。如果不能阻断,就要设法歪曲传播,与时俱进、苟延残喘。


谢选骏: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

 


《赵昕狱中思考: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2005年8月14日)报道:


实话实说,以前看到一些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推崇顾准先生,大鸣大放"我们有顾准!"我也是抱有莫大的好奇与敬仰之心。及至这些年来陆续看了几遍顾准的文集和日记,不禁感叹大陆知识分子的羞辱太甚,骨头太软,思想太乏。好容易出了个顾准,人又仙去,自然要抬出来大加宏扬,以见证顾准的"先知先觉"与自己的卓识,浑不能真正来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深切的反省,把自己在荒谬年代的所作所为与心路历程如实记载下来,以供来者殷鉴。 

顾准之内在限度,正是表现在大家极力推崇的,他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毕生追问中!但是,他从革命理想主义中来,依然"赞美革命风暴",所用工具无非还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这些东西,内在限度就显而易见了——顾准毕生追问的,也仅仅主要是"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发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是不能够不停地追问: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顾准之内在限度正表现于此,他毕生追问"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下更为重要、必须追问的命题:1,娜拉为什么出走?2,娜拉应否出走?3,娜拉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式出走对否?4,娜拉出走之后为什么导致悲剧发生?5,娜拉出走之后如何又病变为娜拉之父?6,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娜拉出走之悲剧发生?可以说,正是从顾准的毕生追问中,见证了他思考之狭窄和局限,只不过探索到了一些历史真相和脉络,但对于为什么会诞生"娜拉出走及出走后之悲剧",如何防止,如何解决,他实在是触墨可怜,也没有写出令人首肯的思想,只是简单偏颇地说道:要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继续革命"转向"理性安排",从斯大林、布哈林转向"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的。"真是想当然之极,书生迂见! 


事实上,顾准们本身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更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同谋者和参与者!共产主义者怀着崇高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暴力革命、集权强制、无产阶级专政、党指挥枪指挥一切,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却奴役了人民也奴役了自己!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反省认识到,自然也就不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诞生的"了!!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古巴、越南、缅甸、东欧各国,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娜拉出走之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事物的反面"——"娜拉之父"?!为什么革完一切阶级压迫者的命后,娜拉自己又变成了她所要坚决推翻的专制压迫者,甚至开始吞噬自己的革命儿女的命?!为什么会出现"革了谁的命后,又以谁的面目借尸还魂般复活"的悲剧怪圈?! 


顾准把这些怪诞悲剧极为简单地归结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样的简单化思考,似乎仅把"娜拉出走之后病变成娜拉之父"看成是偶然的现象,再来一场革命,或者一厢情愿选择经验主义,"理性安排"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选择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既可万事大吉了?!顾准先生老而弥幼了,权力使人异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顾准先生见过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过自己的绝对权力的?! 


顾准在1952年上海市财政局长任上,因为性格耿介而遭到排挤打压,之后才开始逐渐用心思考,这又导致了他在1957年时,用他的话说"纯属误会",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受难使他思考,思考又使他受难,1964年,顾准再一次被打成右派,而这一次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个"右派"了。为此,他饱受了人间的磨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但不能去送别亡母,甚至在自己去世时,也没有自己抚养出来的革命儿女来为他送终,倒是他可敬的弟弟一直陪伴他左右,惨淡悲苦之极。即使这样,顾准也矢志不悔,拆下自己的肋骨来当柴烧,借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公允地说,顾准先生确实难能可贵,甚至也可以称之为"伟大"。但是把他过度地拔高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的高度,甚或在道义评价上也贬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大义赴死的英雄,而褒扬"笑靥迎人,啐面自干"的苟活顾准,那就实在不能不让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有顾准",这话是不错,但是这话是否也意味着,除了顾准,我们已经贫乏得一无所有?!我们都干什么去了?!容我苛严一点说,这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与其说留给了人类什么思想遗产,还不如忠诚地留给人类"悲剧是如何诞生"的真实记录,贡献更大些。 


记得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反思"文革悲剧"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每个人都有份。"信哉斯言,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能够深刻认清自己的制造者、同谋者、参与者角色,如果不能够彻底明白产生"娜拉革谁的命病变成谁"的悲剧怪圈的根源,那么,谁又能保证,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呢,就象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在局限,顾准也好,赵昕也好,那些我所敬重的前辈师友也好,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历史局限和内在局限,历史的局限和内在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所以愚以为,今天我们纪念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学习顾准、研究顾准、还原顾准、超越顾准,而不是神化顾准——即便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堂皇理由。 


注:此文写于2005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赵昕被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时,自由后略作修改。 


谢选骏指出:人说“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我看“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一日入党,终生受用。


谢选骏: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都不算数


《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2005年2月15日亚洲时报在线 Spengler)报道:


和创建了美国的新教分离主义相比,美国基督教是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宗教。现在,占美国总选民人数近半的福音派教徒半推半就地进入了政治舞台。除了它建立的各种制度外,曾为这一片新乐土带来新选民的新英格兰清教什么也没有留下。曾指导美国内战的圣经政治仅仅残存于亚伯拉罕·林肯纪念堂大理石墓碑上的话语中。因此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将美国主义视为宗教是一种误导。 

直到拜读了魏思高格洛(Michael Wyschogrod)的新著《亚伯拉罕的承诺》后笔者才意识到消逝已久的美国清教精神可能再次复苏。美国福音派教徒某一天也许不仅作为新以色列的臣民而且作为一片新乐土的新选民觉醒。在这样一种前景的映衬下,对基督教右翼最偏执的想象都将黯然失色。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前景,而不是斯特劳斯的仿制品:以 17世纪的分离主义为模式的政治化了的新教。我已在其它文章中多次指出,“犹太化异教”使美国的出现成为可能,而魏思高格洛教授为美国福音派再次犹太化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不知魏思高格洛教授是否意识到这种理论的战略后果,而且笔者相当怀疑事实就是这样。 

表面来看,他的理论革新是基督徒将他们自己作为犹太教特例的一种途径。然而,这仅仅是露出水面的潜艇指挥塔。美国新教徒的智能并没有随著其成员的壮大而增长,因而到了对该运动进行反思的时候了。魏思高格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圣经(而不是哲学)框架去“通过内化犹太教……理解自身”。对仅仅立足于《圣经》的福音派运动来说,这也许是其教徒无法拒绝的诱惑。


魏思高格洛受到教友(包括在《评论》杂志工作的新保守派)的嘲笑,但得到一些新教神学家善意回应。华盛顿特区的卫斯理公会大学教授肯德尔·苏伦(Kendall Soulen)不仅对魏思高格洛新著的出版功不可没,而且书中的导言也由他撰写。 


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自17世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热心于神学著作。但在目前的单极霸权世界,21世纪的主要战略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愿。到本世纪末,伊斯兰教可能已经征服出生率极低的西欧。如果美国涉欧洲的虚无主义后尘,21世纪将重蹈5世纪之覆辙。这就是为何福音派思想可能事关未来10或20年大局的原因所在。 


如果数千年来无数信徒一直向一种宗教教义说“阿门”,这种教义必定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不念一声“阿门”他们就无法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在印度河以西的各民族中,犹太人相信他们由于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的誓约而将生生不息,因此犹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针对死亡的一剂药方。犹太人通过谈及上帝在以色列的存在(魏思高格洛认为,不是存在于抽象的犹太灵魂,而是存在于真正的以色列灵魂与肉体中)来说明这一点。 


基督教产生于很多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已经灭亡,而且这些民族总有一天将全部灭绝,因为犯有原罪的异教徒(对个人根据他出身的国家来定义)难免一死,这就是为何所有的基督徒都不难接受原罪一说而没有一个犹太人如此的原因。基督徒不能超越死亡-除非是通过肉体的复活,而这就需要耶稣的复活。除了圣子之外,没有人能够接近圣父(犹太人的上帝),因为圣子的复活使基督徒相信他的生命可以超越他的肉体的死亡。犹太教神学家罗森茨维格指出,这一点只有犹太人能做到,因为他们不需要接近圣父,他们生来就与圣父在一起。 


魏思高格洛指出,如果上帝存在于犹太人的肉体和灵魂中,那么他在犹太民族中已经具体化,即犹太民族组成了上帝在地球的住所。他继续指出,基督教仅仅是把犹太民族的神圣出场浓缩到了上帝在一个犹太人(即拿撒勒的耶稣)的身上。 


魏思高格洛认为以色列的上帝不能以其它任何形式渗透到异教徒的世界。犹太人坚决认为上帝不可能选择任何其它民族。“在犹太人看来,基督徒称他们为上帝的新选民是这些国家抗议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选择的又一例证。”但犹太人相信他们正在打交道的是什么神?“基督徒受耶稣的神眷顾,而后者也是亚伯拉罕的神。” 


这个神是一个契约之神,他通过一张契约使一个民族成为他的选民,而他成为这个民族的神。仅仅通过一纸契约就可以接近这个神。一旦察觉到这一点,基督徒就作为一份新契约的臣民崛起。因此基督教表达了那些被排除在上帝与以色列人达成的契约之外的人的渴望。 


一个微妙的假设证实了这个观点。基督教过去曾表示“它的选举替代了旧式的以色列选举”。魏思高格洛解释道: 


当然,以色列必定反对这种将(犹太人)上帝选民资格普遍化和适用于所有信徒的观点,这种运动一旦得到全面发展,将证实存在一个与亚伯拉罕的神的具体化哲学对立的普遍真理。 


读者可能想比较犹太教拉比索洛维奇克(Rabbi Soloveitchik)最近发表在杂志《Azure》上的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如何诠释神圣的爱的文章。读者发现,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于爱的哲学观点把这个《圣经》中的神重新塑造为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动者,他发自本能地热爱宇宙众生。这和首先热爱亚伯拉罕,然后才热爱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那个神大相径庭。阿奎那的观点是哲学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圣经》中的观点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美国基督教在哲学观点和《圣经》观点之间保持著一种平衡,这就是美国人的观点。 


我相信魏思高格洛已经朝著这个天平吹起一阵轻风,而这最终打破这种平衡。他向美国福音派提议一种共同的《圣经》框架以便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相互理解。关于这一点,他保持著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和巴特(Karl Barth)的传统,而且他也许是正统犹太人中间巴特的唯一仰慕者。 


魏思高格洛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和解而供出的祭品不是别人,正是杰出的中世纪犹太教哲学家迈蒙尼德。为了推出上帝存在于以色列的神秘观点,魏思高格洛必须推翻这种使迈蒙尼德坚持认为上帝不具有肉体化身的希腊哲学。《亚伯拉罕的承诺》的编辑苏伦教授首先对迈蒙尼德进行了批判。笔者还在《亚洲时报在线》论坛上援引过魏思高格洛文章中的其它片断,以便读者可以对该问题进行深究。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新保守派的学术权威斯特劳斯来说,迈蒙尼德代表著犹太教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说这种思想如此哲学化以至于它不再是一种犹太思想。魏思高格洛对迈蒙尼德的排斥反映了犹太学者之间的两种极端。 


与此同时,对迈蒙尼德的攻击也威胁著罗马天主教哲学的支柱阿奎那。尽管魏思高格洛把他的大部分思想归功于天主教,罗马天主梵蒂冈梵蒂冈却只可能视他为一种威胁而不是其它。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同意或至少并不完全同意魏思高格洛的哲学观点,但是将在其它文章中表示对他观点的异议。他的论点证明了我经常谈到的观点:美国代表著西方文明的一种突然断裂,更(通过希腊哲学与天主教创立的希伯莱道德规范的融合)代表著一种希伯莱文化的反祖现象。 


这对美国政治意味著什么呢?众所周知,神学目前在政治事务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国在伊拉克的希望涉及到一个赌注:大阿亚图拉希斯塔尼的政教合一将不同于他的伊朗教友。但宗教在1月30日的伊拉克大选比在去年11月2日的美国大选中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神学在美国政治比在中东政治中是一个更重要的变量,这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变量。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反应是有先兆的,但在美国没有。 


即使偶尔看看美国报纸的读者也知道,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者都会考虑神学对美国白宫的影响。《标准周刊》总编克里斯托尔称布什的第二任就职演说是斯特劳斯的一次胜利,而波图姆(Joseph Bottum)把这一切归功于阿奎那。天主教保守派、前总统雷根的演讲撰稿人努南担心布什的演讲中注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而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评论》杂志主编波德霍雷茨认为布什演讲中所含的宗教成分恰到好处。几年前,这种争论只会被人们视为一种拙劣表演而付之一笑。 


没有人比美国福音派自身对献给他们的大量政治分析感到震惊,这些人一直忙于学校教育委员会选举、支持贫困家庭和其它有意义的事情。与意在建立一个新以色列的 17世纪新教分离主义运动大相径庭的是,福音派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目前的“大觉醒”关心的是有线电视的色情节目,而不是阿富汗大选。 


是亚伯拉罕·林肯使美国意识到它“几乎”是一个与古老的以色列具有同样宗教使命的选民。美国可能处于林肯铸造的一种宗教觉醒的开端。我已经满怀惊讶地阅读了魏思高格洛的新著,并看到了美国可能重拾其创建者世界观的机会:那就是成为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乐土的选民。如果这一点成为现实,这个世界将焕然一新。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我看“到了现在,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都不算数了,只有上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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