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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7日星期一

谢选骏: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

《AI能助人类终结动物实验吗?》(克莉丝丁·罗(Christine Ro)BBC特约科技记者2024年6月6日)报道:


动物实验是为了确保药物和其他物质最终能安全地供人类使用,但从动物爱好者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没有人愿意让动物接受科学实验。多年来,科学家也一直在寻求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


而现在,人工智慧(AI)系统现在正在加速这项工作。


首先,AI在这个领域应用简单但被认为是很有效的:利用AI技术来梳理出全球现在既存并且可用的动物实验结果,以防止不必要的新实验。


这很有用,因为科学家很难筛选并找到数十年积累的数据以分析他们想要的确切内容。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任医师协会”(PCRM)高级研究分析师约瑟夫·马努佩洛(Joseph Manuppello)向BBC说。


“我十分欣喜能够应用像ChatGPT这样的AI模型来选择和融合所有这些有用数据,并充分利用它们,”他强调。


此外,汤玛斯·哈尔同(Thomas Hartung)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毒理学教授,也是动物实验替代中心主任。他告诉BBC称,“AI在从科学论文中采集资讯方面与人类一样好,甚至更强。”就目前的动物实验而言,哈尔同教授说检查新化学品是主要原因之一。而每年有超过1000种此类新化合物进入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测试。


哈尔同教授又说,经过训练的AI系统开始能够确定新化学品的毒性几何。


“有了这样的AI工具,我们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得到初步评估,并告诉我们“这里有问题”……这将是很有帮助的!”


哈尔同教授又强调,相关软体(软件)系统已经长期用于毒理学上,但AI在功能和精确度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突然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机会。”他还补充解释称,AI现在参与到毒性测试的每一个阶段。而人工智慧甚至被用来首次创造新药物。


并非完美


AI当然并非能够完美地判断化学品的安全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来自所谓的“资料偏差”(data bias)现象。


例如,如果一个AI的演算法是主要借助某一特定族群的健康资料进行训练的话,其演算结论对于另一个族裔背景的人可能并不完全能适用。


但正如哈尔同教授强调,“在动物身上测试人体用药有时也没什么用处。”


例如,关节炎药物Vioxx是通过了动物试验阶段,但后来却因长期使用会增加人体心脏病和中风风险而从市场下架。另一方面,一些广泛使用的药物例如止痛药阿司匹林在动物试验中是有毒的,但仍然被人类广泛使用。


哈尔同教授称,在许多情况下,AI已经被证明比动物试验更准确。“AI正在实现“巨大的进展。”


一个名为“AnimalGAN”的AI项目正在积极开发中,旨在取代未来的动物试验。该软体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开发,目标是能够准确地确定老鼠对任一化学物质的反应。这个AI模型是接受了1,317情境下的数据进训,涉及6,442老鼠。


一个类似的, 名为“虚拟第二物种”(Virtual Second Species)的国际项目正在创建一个基于AI发展出来的“虚拟狗”。这种犬只是利用过去历史积累下来的犬只试验结果数据进行训练的。


英国国家动物替代、改善和减少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he Replacement)创新研究主管凯西·维克尔斯(Cathy Vickers)向BBC解释,目前新药物需要先在老鼠和狗身上进行毒性检测,然后才能进行人体试验。对于AI检测来说,未来的主要挑战是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维克尔斯博士承认:“完全被接受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声援团体“国际无虐待动物”(Cruelty Free International)的科学和监管事务代表艾玛·格兰奇(Emma Grange)却反对这种说法。她认为,不论AI替代方案是否有效,动物试验都应该直接禁止。


她向BBC解释:“目前还不太清楚新技术譬如如AI,是否能够实际上结束动物试验,而非仅仅是减少或改善此类试验。但我们知道,将动物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试验模型是过时的科学,我们期望AI最终能在摒弃使用动物进行任何实验方面都发挥作用。”


然而,德国制药公司默克(Merck)的首席兽医官凯斯特·克莱因施密特-多尔(Kerstin Kleinschmidt-Dorr)却告诉BBC称,动物试验无法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她的公司是“虚拟第二物种”(Virtual Second Species)项目的赞助商之一。


她表示:“动物实验是必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基于良好的理由而必须用。但我们相信未来将找到更好且不需要动物实验的方案,来解决动物实验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问“AI能助人类终结动物实验吗”?我看这是典型的假新闻。因为AI根本不能终结动物实验,最多只能减少一些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而该死的武汉瘟疫,就是从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那里开始的!


谢选骏: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神经兮兮


《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邓聿文 2018年9月19日)报道:


冷静、客观、中立和严肃地讨论中国事务,对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走向和民主事业的人来说,都非常必要。

但很遗憾,许多人过于从自己的立场、价值观、情感和个人遭遇出发,不能客观看待、分析、判断自己的观察或研究对象,这是近年来中国自由派包括海外民运力量在涉及中共和习近平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此种情况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戏阶段及贸易战启动后表现得尤其明显,看衰和嘲讽中国和中共之声四起,仿佛只要贸易战打响,中国经济立马完蛋,中共乃不堪一击,习近平地位将不保。特别是前一阶段的北戴河会议,由于习近平缺席官报头版,各种关于政变的谣言不胫而走,让人大跌眼镜。

不是说在讨论问题时不能带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但要努力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它容易扭曲看法。特别是要避免为引来关注度和曝光率,而走向极端。民主化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要使中国尽早走向民主,前提是了解你的研究对象或对手,甚至比它更清楚其优缺点。

但海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在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观察和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看法,一是“中共速朽论”,一是“习近平无能论”。观察海外中文的政论节目,或者在一些时评家发表于Twitter之类社交媒体的文字中,你会发现,在有关中共和习近平的话题上,除了谩骂、诅咒、发泄私愤和引述道听途说的八卦艳闻、阴谋及有违常识的看法外,很难再看到有分量的东西。不客气地说,这是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之一。


此现象也存在中国国内,在私人聚会或饭局等场合,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评价争论得很厉害。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认知难让人恭维。举例来说,在十九大前,一些学者言之凿凿地表示,十九大一定开不成,或者中共一定在十九大后垮台,或者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被推翻。曾有几人就这样跟我打赌。

为什么“中共速朽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自己不喜欢或者不能印证自己观点的事实视而不见。在“速朽论”看来,中共好像是一座纸糊的房子,只要轻轻一推就倒。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表面看来,中国的诸多现实能够支撑起“速朽”:中共现在是内有群众的不满和抗争,外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力围堵,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导致经济萧条和衰退,影响百姓生活,引发人民对中共和习近平专权的强烈不满,过去支持中共的中产阶级对习近平也表现出离心离德,再加上反腐造成高层权力斗争加剧,可以说,人民“起义”的形态已经具备,就差出一个“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了。

这种看法似乎还得到一党专制“70年大限论”的印证。“大限论”说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一党独裁或执政的国家,在连续执政达70年时,都会垮台或下台,苏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其中两种类型代表。中共也很难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然而,将民众怨声载道,各阶级和阶层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视为中共垮台前奏,是很成问题的,除非经济形势恶化到不可收拾地步,出现大面积失业和恶性通胀,可能导致全局性社会动荡,但即使如此,也难断言中共明天或者不久就要垮台。

原因在于中国本身的复杂性及国际社会的变局并非完全对中共不利。中国是内部差异极大的国家,这使它极易出问题,并且放大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也因此决定中国对问题的承受力很强,回旋余地大。


还应看到,虽然随着习近平极权统治的强化,中共的应变和调适能力在减弱,但这种弱化速度并未造成中共对外界的变化完全无动于衷,总体看,中共的应变力还是很强的,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有效的管治机制。而为减轻群众不满,习近平也在强化对官员的问责。此外,尽管习近平的“中国梦”遭到普遍嘲笑,但它所蕴含的中国强大起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价值在中国社会还是有吸引力的;他的“精准扶贫”,对改善底层民众福利,拉近他们对党的向心力也是有作用的。同时,中共对社会管制的强化和民众面对政治高压时的机会主义态度和行为策略,也在延长其统治。

从经济来说,尽管中国今年遭受很大压力和困难,但也要看到,对外开放力度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可举的例子很多,如中央层面的海南自由港,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过半或独资,以及的上海和广州等地扩大对外开放举措。中美贸易战从6~8月的统计数据看,对中国的外贸不但未构成严重打击,反而中美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这当然不能说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存在,但很可能,在接下来对2000亿美元甚至全部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此种冲击不像贸易战开打时认为的那么严重,外资也在持续流入中国,马斯克(Elon Musk)的特拉斯前不久就在上海注册独资公司,最近又将注册资本从原来的1亿元提高到46.7亿元。正如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中美贸易战主要影响的是市场情绪,对实际经济未必产生很大影响。虽然市场情绪也会加剧经济萧条,但也要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化解,尽管效果尚未明显显现。

再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看,鉴于全球民粹主义的升温,强人政治的出现和西方内部自身的矛盾、危机及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中共在非西方国家得到认可的程度有所提高。中国周边的整体环境比去年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同印度、朝鲜和缅甸的关系。西方(不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很难长久维持。

事实上,“速朽论”不过是早已存在的“中国崩溃论”翻版,后者流行了二三十年。不同之处在于,“速朽论”以海内外华人的仇共反共人士为主,而“崩溃论”以海外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为主,包括一些华裔学者,但两者对中国和中共崩溃或速朽的看法则几乎惊人一致,都认为中共的政争、腐败和经济衰退将会导致中共垮台、中国崩溃。

如果对中共“速朽”的判断有误,对习近平“无能”的判断也就谈不上准确,因为两者密切相关。自习近平近6年前上台,在对他个人及其思想和政策路线的评判中,一个似乎得到自由派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习乃是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志大才疏、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不堪大任,中共把他推向最高位置,是选错了人。


自由派中很多嘲讽习近平无能的人,常举的例证是,习虽是清华的法学博士,但真实水平不过一初中生,他上台后,把胡锦涛留给他的一手好牌(不是指中国改革进程,而是国力在提高,国际环境相对处于一个上升空间)全打烂了,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国内民怨沸腾,国际陷入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为敌,终导致中美贸易战和美国的全面打压。

习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的确一手制造了混乱,放出了很多矛盾的信号。尤其是没有继承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而师法毛泽东,在基本方向上全面左转,回归正统社会主义,迷信精神力量,推行高压统治,经济上强化国有制,导致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温和力量对其极其失望,这似乎足以证明他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习在上台后不久即掌控大权,变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领导体制。对于一个在上台前没有军功和政绩的人来说,取得如此权力和权威,简直是一个奇迹。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强人地位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和长期在领导岗位上才实现的,习近平何以独让全党服从他一人?是这届党的领导干部不行,还是中共高层有意选择的结果?许多人会提到反腐,可问题是,胡江也反腐,为什么反不动?

从习近平上台六年来的治理情况看,把习近平当傻子,认为只有初中生水平,治国毫无章法,东一榔西一锤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是小看了他。习近平对中国的未来有一整套设计,这集中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虽然它不符合自由派的胃口,但特朗普的前首席顾问班农读出了其中“潜在词”,所以2017年12月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他警告自由世界要警惕中国的强大。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在十八大前将习后来展示的这套强国策略称之为“红色帝国”战略,并概括了它的主要特征,这说明,还是有人能预见或看懂习近平的。简言之,习不但在权力斗争中有一套办法,能够战胜政敌,而且在治国治党上,也有一整套思路和想法。不仅如此,相对胡江,习还有很强大的执行力。他要把他头脑中的这套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变成现实。

从能力上贬低习近平、将他视为二楞子式人物,是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力量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应该看到,习是一个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和有意志的独裁者。他可能是真信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领导人。毛式共产主义教育及其知识结构和梁家河七年知青人生,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使他迷信精神力量、憎恶腐败、同情百姓,认为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可以将中共和中国改造成一个思想上纯粹的政党和国家,但残酷的政治斗争,也使他冷酷无情,他采取的治党治民主动出击的两手策略,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践他的想法,回归正统社会主义。就此而言,习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在一人领导体制下,他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没有足够反对力量,注定会将中国带入一条不归路。

我在此不是要为习近平和中共“唱赞歌”,长独裁政权威风,灭自由民主志气,而是提醒,如果海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对习近平和中共不屑一顾,只盯着人家的缺点和弱项,将会犯下不可弥补的历史错误。对自由民主力量来说,应时刻记住:要战胜对手,就得像中共自己说的,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多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长处。只有如此,才能制定切合实际的行动策略,否则,历史机会到来时,也会白白浪费。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我看这主要因为胡耀邦曾经讲过:“要是让人民知道了党的真实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制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爱护知识分子,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惊弓之鸟——因为有人已经证明了,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的。


《当今中国禁忌话题: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2024年1月5日金哲)报道:


华盛顿 — 当今中国禁忌话题超多,多到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感到数不清,弄不明。有些禁忌话题是提出之后遭到禁止才被人们知道的,还有许多则是没有机会提出。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缘在中国问世的禁忌话题之一。中国人就这种话题的思考和言说只能在海外媒体平台才能实现。


中国禁忌话题的中国特色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禁忌话题。但在众多中国人和众多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看来,当今中国的禁忌话题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常常呈现出当今世界顶尖的荒诞派作家都写不出的既滑稽又可怕的荒诞。


2024年新年伊始,中国传出的“美食作家王刚”成为2024年首个封禁话题的消息似乎是为这种中国特色提供了最新鲜又最形象的注解。


一个美食作家怎么会成为国家级封杀的对象?在当今中国的观察家们看来,这个问题就足够让世界各国的公众、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感到困惑不解。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因为王刚介绍了蛋炒饭”,从而无意中闯下了大祸,触动了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的敏感之处,使他们兴奋到发狂。但这样的标准答案本身就足以让世界各国的人感到困惑,甚至让众多中国人感到困惑。


中国网红厨师王刚2018年10月19日发布的一段蛋炒饭教程。

请同时参阅:

一碗蛋炒饭引发的网暴,网红厨师该不该道歉?

与此同时,在许多研究中国的专家和中国民众看来,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1月4日发表的有关王刚因介绍蛋炒饭而贾祸的、完全是事实性的新闻背景介绍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欲哭无泪:


——(2023年)11月27日,中国知名的美食博主王刚在个人平台(含微博、B站等)发布了一则“蛋炒饭”视频,而该视频被一些网民集体指责临近毛岸英忌日“用蛋炒饭侮辱英烈”。随后王刚将视频删除。11月27日晚,王刚发布道歉声明,称“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向众人介绍如何做家常美食并以此谋生的作家和表演家王刚在发现大事不妙之后发表声明,道歉求饶。然而,他的道歉求饶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使他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王刚的这种遭遇据信是源自中共政权的支持者或中共网络舆论监管当局认为,蛋炒饭是影射1950年代初被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派到朝鲜半岛参与朝鲜战争的儿子毛岸英擅自白天烧火蛋炒饭,引来联合国军飞机轰炸并身亡,是含沙射影攻击中共政权,而害死人不计其数而且差点也把中共现今领袖习近平的父亲整死的毛泽东仍被中共政权视为大英雄。


美食作家王刚2024年伊始成为中国禁忌话题,这一事实展示了当今中国禁忌话题的诸多中国特色,其中明显的特色是禁忌范围超大,而且变幻不定,不但包括如何做蛋炒饭这样的问题/话题,也包括扛二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是否是吹牛不上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承认中国存在严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中、低级官员为什么不能公布自己的财产以显示自己没有来源不明的收入,取信于民,等等等等。


当今中国无缘问世的禁忌话题


王刚与蛋炒饭的话题在当今中国属于那种遭到禁止才被人们知道的话题。而有力和无能的结合这种话题则属于在当今中国无缘问世的话题,跟只是接受过小学生教育的人可以如何获得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这样的话题一样。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至今不愿或不能解释只是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的习近平如何能上清华大学学化工,然后又在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奇特经历。


多年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胡平表示,古往今来一切专制独裁政权和专制独裁者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力和无能合二而一,这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学术话题,但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1960年代后期,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看似权力无限大和最有能力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的无能。


胡平说:“在1967、68年,各地的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互相打内战,甚至搞‘武斗’,势不两立。那个时候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不断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组织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但群众就是对这些‘最高指示’充耳不闻,或阳奉阴违。不都是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关于实现大联合的指示说了好多遍了,但底下就是不理你。”


在胡平和许多其他政治哲学研究者看来,有力和无能是古往今来一切专制独裁的常态,有力(即拥有绝对权力)与无能结合,使无能加倍凸显,也可以使无能祸害加倍;例如,毛泽东不懂经济,管理经济无能,但他拥有绝对权力,便可以硬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骄傲地自封为毛泽东的继承者的习近平在有力和无能合二而一从而加倍给中国人造成祸害方面与毛泽东旗鼓相当。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到来之际,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扮演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明的疫情防控专家,先是隐瞒疫情,使疫情爆炸性扩散;然后再推行严酷和残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将近三年。造成无数生命财产损失,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信息封锁,中国在疫情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外界不是很清楚,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的普遍共识是,就采取任意的严酷疫情防控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打击的严重性而言,中国绝对是举世无双,世界第一。


华人社区评论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


在2023年结束之际,回顾过去一年即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疫情防控措施突然草草收场的第一年,众多国际媒体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式的、习近平式的“疫情清零”政策措施对中国的疫情防控最终没有多少帮助,但却实实在在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和毁坏,指出这种基于无能的有害措施是借助于不容置疑的独裁强力才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害。


鉴于习近平的有力和无能在中国是一个不得提起的话题,社交媒体X(即原先的推特)用户聚集在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的年终回顾“2023,习近平展示有力和无能的一年”下发表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搞宫廷内斗有力,搞经济无能


——是的,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力千年难见


——野心有余能力不足,倒车有力革新无功


——一个国家烂到赤裸裸的网络年代伸冤无门,人类史上无人做到


——它会更加危险,它不是黔驴技穷,它会疯狂的拉世界陪葬!


——“有力和无能”。最佳配搭!加油!(注:在中国国内以及国外华人社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的他们所说的倒行逆施的做法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有利于加速中共独裁政权倒台,因此他们给习近平起了一个绰号:总加速师。)


——你(美国之音中文记者编辑的)的中文要好好提升呀哈,(更好的标题应当是)“2023,习近平有力地展示了无能的一年”


——一个领导14亿人民的领导者,心理总是想要跟西方国家竞争,总是掂念着东升西降的时代来临,所以,心不正、则念邪,怎么才能以正能量来领导这个国家,更何况领导整个世界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望深思!


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经济学人》怎么说


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在中国是一个禁忌话题。但对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来说,中国当局禁止和封杀的话题往往就是新闻价值高的话题。因此,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评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回顾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过去一年之际,也说到这个话题,并由此展望了中国看来不那么美妙的新的一年。该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和中国面临艰难的另一年》。文章的头两段是:


“每年12月31日,人们都会瞥见一个难以捉摸的世界。习近平通过中国国家电视台向全国发表新年祝词。中国网民仔细研究了这段视频:他们在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坐在据称是他的办公桌前。他们相互交换自己对习近平身后书架上陈列的照片集的分析,解析他语调拖沓的话语。他在今年的新年祝词中说,“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许多人会认为他这是对中国当前困境的轻描淡写。


河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刘畅坐在摊位前等待客户,他说最近天气冷,出来的人没有夏天多。


请同时参阅:

摆地摊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困境中寻求生存之路

“就在一年多前,习近平放弃了他的严酷的‘疫情清零’措施。该措施那时已实施将近三年,导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酷的出行封禁。但中国并没有见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说的走出那个时期的‘平稳过渡’。中国疫苗接种不足,人们缺乏应对病毒的准备:据某些估计,随着中国踉踉跄跄恢复正常,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中国官员只承认了死亡数字的零头)。经济随后未能发动起来。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在华外国投资者变得更加紧张。逆风非常猛烈。来年的麻烦看来不会更少。”


谢选骏指出:人问“当今中国禁忌话题: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我看那就是“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惊弓之鸟的神经兮兮”。


谢选骏: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


《在持续动荡的世界,我们如何应对“供应链大混乱”》(PETER S. GOODMAN 2024年6月4日)报道:


2021年10月,在洛杉矶港外抛锚等待入港的集装箱船。


南加州看上去就像被封锁了。

超过50艘巨轮在太平洋寒冷的海水中颠簸,被困在洛杉矶和加州长滩的两个港口附近。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们等待着轮到自己靠岸,卸下货物。看热闹的人拿着双筒望远镜蜂拥到水边,试图数清绵延至漆黑地平线的船到底有多少艘。

这不是战争。这是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时的情形。

那是在2021年10月,地球上发生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国际贸易中到处都是令人困惑的失常。最基本的地理格局仿佛经过了重组,海洋被拉长,中国工厂与美国超市之间的距离变远。

鉴于集装箱船的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度是自由女神像高度的四倍多——任何一艘停泊等待的集装箱船都意味着大量订单没有到达预定目的地。甲板上堆满了集装箱,里面的东西从服装和电子产品,到装满化学品(用于制造油漆和药品等产品)的桶,它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排队等候的船只中,有一艘悬挂香港国旗的CSCL Spring号,载有来自中国大型农业集团益海嘉里国际公司的138个集装箱,其中总共装载了约3300吨的油菜籽颗粒——这是足够养活2万头奶牛一周的动物饲料。这一延误加剧了困扰美国畜牧业生产者的饲料短缺问题。

在这些被困的船中,有五艘总共运送了约5900吨的斐济瓶装水。超过7700吨的喜力啤酒也被拖延。悬挂新加坡国旗的“万海625”号载有近1300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树脂,这是制造合成纤维和用于包装软饮料的塑料瓶的关键元素,也是一种短缺商品。这艘船还载有约2300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720吨的链条围栏材料。


据估计,在南加州两个最大港口外等候的船只总共装载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货物。这只是由于全球供应链崩溃而搁浅的商品的一小部分,而供应链崩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中国到北美再到欧洲,全球近13%的集装箱船队在港口漂浮。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产品陷入拥堵。

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在别的地方。

但是,大量集装箱涌入,使码头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被隔离的美国人在为大灾难做准备,他们在地下室里摆上健身自行车,在卧室里摆上办公家具,在厨房里摆上烘焙设备。这些商品大多是在亚洲制造的。卡车运输业抱怨说,他们招不到足够多的司机来运送这些海啸般涌来的货物。仓库满满当当,却缺少工人。多年来由于企业削减成本而被掏空的铁路行业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几十年来,世界似乎被压缩了,各大洲被集装箱船、互联网和对全球化的狂热信仰连接起来。现在,人们重新感受到大地的辽阔。

——

在长滩附近被困船只的中心是悬挂丹麦国旗的集装箱船马士基·埃姆登号,长约365米,宽约48米。这艘船刚从中国宁波港抵达,装载了大约1.2万个集装箱。


哈根·沃克在马士基·埃姆登号上只有一个箱子——一个12米的集装箱,在运输舱单上记录为MSMU8771295。但在他的创业公司的短暂历史中,它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沃克的公司Glo总部设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该公司生产新奇的塑料方块,放入水中时会闪闪发光。他前不久获得了一份突破性的订单——为《芝麻街》制作洗澡玩具,其中包括标志性的艾蒙玩具。他原计划在关键的假日期间首次推出产品,当时距离假期只有两个月了。


和数以百万计的公司一样,沃克的经营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国生产的工厂,以及将产品运往美国海岸的巨型集装箱船。几十年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廉价而可靠的经营方式,大品牌和小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从烤箱清洁剂到飞机零部件等各种产品。

但是,这个等式在瓦解,沃克发现自己面临着南加州沿海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随着日历继续无情地向假日季迈进,他的艾蒙娃娃漂在水上,成为供应链大混乱中的弃儿。

当马士基·埃姆登号载着沃克的货物加入长滩附近的漂浮队列时,从欧洲到非洲再到北美和南美,人们还在忍受口罩和手术衣等个人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这迫使一线医务人员在缺乏足够保护的情况下照顾新冠患者。

随着人们的恐慌性囤货,卫生纸从商店货架上消失了。女性卫生用品、抗生素甚至阿司匹林等药物也很难找到。超市里的肉类陈列柜空空如也。有一段时间,广受欢迎的早餐麦片“葡萄柚果仁”和用来制作珍珠奶茶的木薯粉几乎都消失了。


在亚洲,生产电脑芯片的工厂跟不上需求的大幅增长,在芯片已成为各种设备大脑的时代,这成了紧急情况。从日本到美国再到巴西,汽车工厂都因为芯片短缺而停止生产。美国汽车经销商的汽车库存通常是他们一个月销售量的两到三倍。到2021年底,它们的库存已跌至创纪录的低点,不到销量的一半。随着新车越来越少,二手车的价格也开始飙升。

医疗器械厂家开始了一场基本上徒劳无功的宣传行动,希望让芯片公司知耻,转而优先处理它们的订单,而不是苹果、谷歌等智能手机公司的订单。各大电子企业开始秘密收购旧玩具和电玩主机,拆解古老的PlayStation和芭比娃娃配饰,以获取里面的芯片。


对于以前从来不需要去考虑全球供应链复杂性的消费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极为不安。商品的短缺从直觉上确认了一种想法,即当代生活本身已经失控,并且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黑暗真相:当时的局面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下了。

在富裕国家,社会一直浸淫于这样一种观念中:互联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一天、任何天气下上网,点击一下,然后等待卡车运来你的货物。


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供应链不仅是商品的循环系统,它还能带来一种人类境况尽在掌握的感觉,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少有的协调一致的侧面。在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新闻媒体持怀疑态度、对企业动机心存疑虑的时代,每个人至少都可以相信那些把快递员带到你家门口的隐形力量。将农场、工厂和配送中心与家庭和企业连接起来的联系似乎是不可侵犯的。

随着供应链开始断裂,从明尼阿波利斯到米兰,城市里到处都是救护车无休止的悲鸣,把新冠肺炎的感染者送到医院,人们躺在走廊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病房里人满为患,呼吸机供不应求。从旧金山到斯德哥尔摩,人们在养老院独自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向他们的子孙告别。每天都有噩耗传来,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最终夺走了全球近700万人的生命。

——


近几十年来,从北美到欧洲再到日本,跨国公司都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一种无情的效率上。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它们逐渐将生产委托给世界各地的工厂,尤其是中国的工厂。

它们表现得好像这个战略不存在任何风险,好像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俄亥俄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延伸。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航运业基本上是一个卡特尔,基本不受任何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督。

一旦它们的产品抵达美国海岸,公司就依赖于运输网络,而运输网络又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工人从事着危险而孤独的工作,尽管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被人为压低。在构建供应链的过程中,卡车运输公司和铁路公司不遗余力地追求效率,他们对待工人的方式仿佛工人的时间是无限的,没有价值,在只能等待下一班货的时间里,他们不应该得到任何补偿。


从铁路到卡车运输公司再到仓库,供应链上的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工人视为需要控制的成本,而不是有家庭、身体疾患和其他需求的人。雇主们认为,即便肆意剥削,他们也不必担心劳动力会枯竭。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人们热衷于将去监管化作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办法,导致把经济命运拱手让给了少数几家主导关键行业的企业。


在华盛顿,两个主要政党一直不切实际地认为,任由大型公司去掌握对市场的控制权,将产生更高的效率。

这场疫情暴露了依赖远方的工厂和集装箱船来维持人类货物供应的后果。

它暴露出世界在防护装备和药品等关键产品上严重依赖中国的做法是草率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陷入贸易战的情况下。

它揭示出依赖交通系统的风险,这些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成本削减而大幅下降。

不受监管的巨头以效率之名主宰市场,结果却只在华尔街产生了有效的结果。


随后,全球供应链的大范围混乱助长了另一种经济之痛:通货膨胀。

到2022年初,全球央行以抑制物价上涨为名开始加息。这将给房主和信用卡持有者带来更高的借贷成本。这将使普通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压低了股价。尽管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争论不休,但部分责任显然要归咎于一个现实,即数量惊人的货物漂浮在海上,等待进港。

——

到2023年初,疫情最严重的破坏已经过去。海运不畅的状况几乎消失,运费骤降,产品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然而,同样的根本性危险依然存在,等待着未来不可避免的动荡。

全球经济已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代。在自然界被气候变化所改变的同时,全球供应链也将受制于新的规则和对风险的不断重新评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增加了世界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可能性,使国际贸易的地理格局复杂化。中国和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冷战,其后果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重塑了联盟、贸易协定以及关于国际交往性质的基本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又一场动荡正在到来,为了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厘清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需要了解供应链是如何变得如此复杂、如何延伸并全都集中到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重新配置供应链,通过增强韧性来保护社会。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全球化是由一种特别令人陶醉的效率形式推动的,这种概念被称为及时制度(Just in Time)或精益制造。

但疫情的短缺促使一些公司重新调整,在从“及时”转向“以防万一”的过程中增加库存。

由于美国和中国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跨国企业已将一些工厂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

过去四年的艰辛历程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从拯救生命的药物和电脑芯片到玩具和电动游戏,人类依赖着一条混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以获取我们这个时代的产品。这个系统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劳动盘剥,这使得它永远面临着崩溃的可能性。它的建立是为了回报投资者群体,但往往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

“供应链大混乱”并非新近发生的一则奇事。如果机器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它是对我们将来势必还会遇到的失常景象的预演。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我看这是回头路,而向前的路只有一条,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的问题。


谢选骏:律师自杀手册


《美国律师业现“自杀门”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2009年06月12日 法制日报)报道:


华盛顿杰出律师自杀身亡


在这个六月,《美国律师》杂志一篇以“今天的律师们是否面临了太多的压力”为题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文章中借由最近美国出现的律师“自杀门”现象,探讨了在金融危机、压力遽增的状况下,律师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应对。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日子越来越难过。有些人因无法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和就业的压力,选择了自绝之路。今年4月30日,美国著名的基尔帕特里克(KilpatrickStocktonLLP)律师事务所的59岁资深律师马克·利维(MarkLevy)因无法面对被解雇的严酷现实而走上了自杀之路。


利维在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负责最高法院法律诉讼方面的业务,在被解雇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并因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备受尊敬。在遭到事务所解雇的第二天,利维被发现开枪自杀于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中。此外,在利维的家中还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在遗言中他声称非常爱他的家人,并嘱咐妻子如何处理其去世后的家庭财产问题。利维20岁的儿子发现了这张字条并报了警。


而那些还不知悉利维死讯、给利维发送电子邮件的亲友、同事都收到了这样一条自动回复:“到2009年4月30日为止,你可能再也无法联系到我。如果有公事的话,请联系我的秘书。如果涉及到私事,请与我的妻子联系。”


令人心酸的是,在自杀前的一个月,利维刚刚被评为2009年华盛顿特区杰出律师,这是给那些受到法律同行的高度认可并达到非常职业成就的律师的一种荣誉。


利维的自杀身亡使他的同事和家人感到震惊和万分悲痛,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的联合经营合伙人说,“马克·利维是著名的人物,他因成功地站在最高法院的面前而受到人们崇高的尊敬,我想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悼念。”据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此次和利维一起受到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解雇的有20多名律师和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


就在利维自杀的一个星期后,美国历史最悠久、声誉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Thacher&BartlettLLP)也承认,该律所的一名律师也因被解雇选择了轻生的道路。


在美国的律所中,因不堪工作现状和失业压力而选择自杀的现象远不止最近发生的几件,律师业中出现的“自杀门”现象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行业在金融危机下所承受的沉重压力、以及心态变化的严重关切。


一些美国舆论认为,律师本身就是充满与众不同个性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心态中都存在与人竞争的因素,这种心理使他们在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比普通人更易选择自杀的道路。


美国自杀防治学会的执行理事兰尼·伯曼就指出,律师比从事一般职业的人承受着更多的压力、焦虑,再加上他们的完美主义、不服输的性格,所以在遭受挫折和失败时更容易走向轻生的道路而不是向外界寻求帮助。伯曼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导致在金融危机中,律师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机下律师的心态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就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合并、裁员的汹涌浪潮。为此,纽约市律师协会在其长达135年的历史中,不得不首次为失业律师再次就业提供咨询服务,律师们所面临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美国律师》杂志的统计,在金融危机中,至少有62家全球200强律师事务所中的2800名律师遭到了解雇,而律所中除律师外的一般职员丢饭碗的人数甚至更高。现在尚不清楚这种势头何时才能止住。


《美国律师》杂志的文章认为,尽管律师们现在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但是律所在这方面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他们可能连自身都难保。在全球200强律师事务所中,付给头一年工作的律师的年薪就高达16万美元,这令事务所难以承受;合伙人的利润回报率在不断攀升,这也使事务所难以承受;每位合伙人每年的收益回报必须是双位数,这对律师事务所来说更是无法承受,所以律师行业中每周都会曝出新的裁员、削减薪水等负面消息。


裁员潮以及律师工作的朝不保夕给律师从业人员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马克·利维等资深律师的自杀现象便是一个佐证。如果人们浏览美国一些法律人的博客,在其文章或者文章后的评论中,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他们的愤怒、悲观和自责的情绪。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选择自杀是一则令人痛心的个人悲剧,但律师行业连续发生的此类自杀事件和其它令人心碎的事件,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个强烈的感受,现在已经到了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重新评估自己面对压力的心态、人生优先目标以及价值观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让这种悲剧无休止地发展下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律师业现“自杀门”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我看律师惯于鱼肉他人,没有习惯被人鱼肉。


《律师为什么挣得越少越快乐》(DOUGLAS QUENQUA 2015年9月10日)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托德·D·彼得森致力于帮助学生免于踏入自己不满意的职业。


成为一名律师能获得诸多回报——财富、地位、有趣的工作……但日常的幸福感却从不在其中。一项新研究表明,也许,这是因为律师和法律专业的学生把应该注重的职业回报搞错了。

研究人员在调查了6200名律师的工作和健康状况后发现,在法律界,高收入或成为著名事务所合伙人等因素与成功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们与幸福和快乐之间的关联几乎为零。然而,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比如公设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Legal Aid)律师,虽然赚钱最少,在调查中却更倾向于报告自己生活得挺开心。

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酗酒也少于他们那些高收入的同行。而且,尽管两组人在富裕程度上差距很大,但他们所报告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却大致相当。

在许多律所,成为合伙人是员工的终极奋斗目标,也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但这同样不会给人带来更多快乐。本周发表在《乔治华盛顿法律评论》(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级合伙人与高级律师报告的幸福感一般无二,尽管后者的薪酬低了62%。

“学法律的学生以竭尽全力追求好成绩而闻名,甚至有时不惜以牺牲健康和人际交往为代价,满心以为:‘我就要实现美国梦了,以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劳伦斯·S·克里格说。“想的是挺美,可惜现实不如人意。”

克里格先生认为,与公共服务类的工作相反,声名显赫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它们无法提供“能力感”(feelings of competence)、自主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而这三者正是该研究所依据的描述人类幸福感的心理模型——“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三大支柱。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困扰着法律界人士。1990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律师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非律师的3.6倍,这令他们比从事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去年12月,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回应他们调查的学生中,有70%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

另一项研究显示,法律业与较高的物质滥用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问题还成了新闻话题:在最近的六个月内,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有三名法官被控酒后驾车而被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7年间,律师比其他职业从业者自杀的可能性高出54%。2014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自2010年以来,肯塔基州有15名律师自杀。

为什么律师这么容易发生此类危险?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常有人说,该行业需要人长时间地为苛刻的客户辛勤劳作,本身就让人高兴不起来,对于那些以为律师的工作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刺激而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论战,于是就跑去念法学院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想我之所以会想成为一名诉讼律师,是因为当初完全误解了诉讼律师是干什么的,”托德·D·彼得森(Todd D. Peterson)说,他本来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对工作感到幻灭后他离开了这一行。“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没有成就感,我找不到它有什么意义。”如今,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担任法学教授,并身先士卒地力图帮助法学院的学生避免重蹈他的复辙。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称,许多打算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都感到很有压力,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以在大公司谋职为目标。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称,许多打算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都感到很有压力,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以在大公司谋职为目标。 VANESSA VIC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还有人说,这项工作要求从业者的愤世嫉俗达到不健康的程度。“研究显示,乐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益于心理健康,”纽约州律师援助计划(New York State Lawyer Assistance Program,一个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律师提供帮助的组织)的负责人帕特里夏·斯帕塔罗(Patricia Spataro)说。“律师们受到的培训却是让他们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悲观的预期虽更利于他们的工作,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有就是公众的敌视。“人们似乎就是讨厌律师,”斯帕塔罗女士说。“数以千计的知名网站上都有关于律师的各种笑话,这实在太可怕了。”举个例子:在CNN那篇关于律师自杀的文章下面有3000多条评论,其中有许多都对这一趋势鼓掌叫好。不过这些评论现在在该文的在线链接上已经不见了。

下面再来讲讲拉里·齐默尔曼(Larry Zimmerman)先生的故事:他退休之前在奥尔巴尼市担任律师,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个职位跳槽到收入丰厚的私人事务所令他的酗酒问题更加严重了。

“突然之间我就要处理一些涉案金额巨大的案子,应付极其苛刻的客户,官司的风险也很高,”他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很擅长,但它确实令我时时担惊受怕。”齐默尔曼先生说,在他决心求助之前,每天都要喝一品脱(约合473毫升)伏特加,并且需要依靠初级律师来完成他的大部分工作。

为了帮助像齐默尔曼先生这样的人,大多数州的律师协会或法院系统都设有援助项目,可将律师转诊给咨询或康复服务机构。最近,在克里格先生等人的研究的启发下,法学院也设置了一些项目来防止此类问题。

2012年,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起了一个志愿项目,旨在帮助那些想要进入法律界的法学院学生在众多法律领域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将会见执业律师,并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该项目还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向学生们提供排解压力并保持积极心态的技巧。

“我们帮助学生认清自己为什么要念法学院,以及他们将来想要去哪里工作,”彼得森先生说。“因此,他们不会只知道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然后在三年级时漫无目的地发出500份简历,指望能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他们,相反,他们正学着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法律的某些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更有吸引力。”

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示,渴望被大牌律师楼录用的压力在法学院的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那些在入学时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也常常发现自己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就业方向。

“在法学院里,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Helen Clemens)说。“它的来源多种多样,但我想说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你身边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在谈论学校里那些在久负盛名的大律师楼里找到工作的佼佼者,那大家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得到类似的职位。”

2013年,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Law School)对大一的一门必修课程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其更接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项目。“很多人进法学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院的副院长纳塔莉·马丁(Nathalie Martin)说。“我们试图将他们引导到我们认为他们会热衷的领域去。”

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以及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法学院也设置了注重学生幸福感的职业发展计划。

彼得森先生这样的教师希望能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目标,并借此逆转律师生活不快乐的趋势。但他也承认,这绝非易事。

“当然,法学院里肯定有部分人会觉得这些项目有些矫情,”他说,“甚至有学生觉得从埋头苦读中抽出一小时来做这些事太过浪费时间。”

“但我想人们终能理解我们需要为学生做些什么,”他补充道,“从道义上,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问“律师为什么挣得越少越快乐”?我看挣得越少压力越小,所以也就越是快乐了。律师自杀就是因为贪得无厌而失去控制了。

谢选骏:俄罗斯——冻僵的毒蛇


《中俄关系:从黑瞎子岛、图们江出海口到整个远东,向东转 “俄罗斯别无选择”》(吕嘉鸿BBC中文2024年5月31日)报道:


五月中俄两国领导人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中,就让穿越两国的图们江出海口成为焦点话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 普丁)5月17日结束了他的访华之旅。两天的行程内,他试图从“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里获得更多支持。有分析称,俄罗斯因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遭到西方严厉制裁,使俄国经济陷入困境,莫斯科急需中国的金援让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持续运转。


普京此行焦点锁定了中国东北地区,希望在莫斯科亟欲开拓的俄罗斯远东地区(Russian Far East)地区开展经济合作,抵御西方经济制裁。因此,普京此行不仅拜访了北京,还率领大班俄国政要及央行行长拜访与俄国远东毗邻的中国东北,将莫斯科这几年“向东转”的经济及军事战略再次凸显。


过往俄罗斯的治经重心长期部署在欧洲一侧,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欠缺。专家向BBC中文分析称,普京此次高调亲访东北,提及开放远东与朝鲜(北韩)边界比邻的的图们江出海口等项目,都是莫斯科亟欲“向东转”扩大远东开发,并与中国东北地带经济协作的战略内容。


普京七个月内再度访问中国,中俄关系的面子与里子

符拉迪沃斯托克变身中国内贸港?中俄远东互动的现实与历史

中国农民接管远东?当土地上涌来大量新居民

习近平准备如何支持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

国际关系学者、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奈吉(Stephen R. Nagy) 分析,普京在哈尔滨的访问,首要着重于技术层面,目的是要展示中俄两国将在技术领域进行合作,以克服美国阻止两国“民军融合”产业互动的努力。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萧翔则向BBC强调,中俄目前仍是各取所需,双方的合作仍是权宜性质。他认为,在美俄中三角关系里,中俄两国仍需要彼此,两国只有联合才有办法与美国抗衡:“哈尔滨工业大学以火箭、飞弹和太空技术研究闻名,普京的拜访正呼应去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访俄,双方强调的太空安全合作,也是对美国和西方的表态。”


俄罗斯为何“向东转”?希望在中国?

所谓远东地区位是指俄罗斯最东部的广袤区域,其东北与美国阿拉斯加隔白令海峡相望,东南滨临日本海,南接中国和朝鲜半岛。远东地区占俄罗斯总面积近36%,人口约630万,仅占俄罗斯总人口近5%。许多研究便指出,由于远东地带土地广袤、自然资源丰富,战略上又盘踞在亚太一侧,自普京掌权后就一直是想要开发的目标。


但回望历史,数十年来,莫斯科“向东转”的道路一直都不大顺遂。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专家古尔特教授(Natasha Kuhrt)曾撰文解析称,近百年来,远东地区一直由军事工业主导,现莫斯科在中俄边境部署超过30万驻军。过去,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提出将远东转变为“通往亚太的窗口”的发展计划,推动该地区与中国边境地区开展区域合作,并就边界划分与中国进行谈判。但古尔特称,该地区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之后,历届俄罗斯领导人都陆续提出过类似发展蓝图,然而最终都未能在经济建设上突破。


古尔特强调,前苏联解体后,该地区一直面临人口外流、失业及官僚体系复杂及贪腐问题等诸多问题。现在俄罗斯能否通过新的发展计划,特别是旅游等产业为该地区带来期盼已久的经济振兴,仍有待观察。

中国农民涌入俄罗斯远东?当地人怎样看这群“新邻居”

防卫学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长尾贤(Satoro Nagao)博士便告诉BBC说,中国的支持对俄罗斯至关重要,让后者避免在国际上被孤立:俄罗斯经济依赖能源出口,而中国是主要客户。相对地,若中国提供足够的材料,俄罗斯可以继续生产武器,但北京现在不想因为过度支持莫斯科成为美国加大制裁的对象。因此他认为,尽管中国支持俄罗斯,但仍是以与西方“平衡”的战略在维系双方关系。


迄今,中国官方没有公开支持莫斯科军事入侵乌克兰,也未承认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半岛。


长期研究莫斯科与北京合纵连横的刘萧翔博士向BBC解释,远东是俄罗斯未来“经济振兴与国运的寄托”,但引进外力带动当地开发的论述从苏联末期就一直存在,但多年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认为主因在于俄罗斯“重欧轻亚”,同时当地开发不易,人口严重外流。不过刘博士表示,当下普京在美国掣肘及俄乌战争双重压力下,手上只剩“转向东方”一张牌可以打。而要开发远东,邻近的中国自然是首选:“俄国目前也别无选择。”


普京访问哈尔滨期间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握手。

北京想得到什么?

这几年来,中俄两国先签订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合作计划纲要》( 2009-2018),合约到期后,又再次签订了 《中俄远东合作与发展计划 》(2018-2023),许多分析称,双方一直希望充分利用中国资金与技术等媒合俄罗斯在该地带的资源、地缘优势,用以振兴中国东北及俄罗斯的远东经济,制造双赢。


今年五月,中俄两国领导人联合声明让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区域的图们江下游段及出海口成为焦点话题。图们江流经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三国,最终流入太平洋边缘的日本海。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首次表示将与平壤开展建设性对话,探讨中国船只经由图们江下游出海的相关事宜,引起国际关注。


一些中国专家认为,若中国未来与莫斯和合作顺畅,图们江出海口得以畅通,可以给近几年来经济疲弱的中国东北地区带来刺激。中国吉林大学教授衣保中接受观察者网访问时称,以吉林省来说,由于缺乏直接出海口,过去一直希望寻求面向日本海的东向出海通道,与之前主要依赖俄罗斯纳霍德卡港相比,未来一旦打通了图们江,将大幅降低货运成本。“未来如果图们江的出海口打开,这会让吉林和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受益。”


刘萧翔向BBC强调,北京与莫斯科在此合作,对振兴老东北工业区亦是好事一桩。他告诉记者,在美国施压和乌克兰战争的双重压力下,中俄两国终究开始认真对待此事:“从合作开发黑瞎子岛与协商中国船只经图们江下游进入日本海事宜便能看出,因此,在经济上,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是有互补利益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军也告诉中国网媒称,中俄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家电、汽车等。他引述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名言:“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中国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但刘萧翔也向记者解释,事实上中俄关系一直是“中央热地方冷”,不过普京年年参加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努力对外招商,这回则是首次到中国参加中俄博览会,该是对中俄地方合作的积极表态。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一向十分敏感。百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领土之争经常点燃两国民族主义者的怒火。


图们江汇入的日本海比邻朝鲜半岛,海面东侧即是日本。可以说,作为第一岛链起点的日本,在地理上与韩国锁住日本海的出海处,控管了俄罗斯以及中国东北船舰南下的要塞。该区域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了日中俄及朝鲜半岛的敏感神经。许多分析因此表示,中国亟欲打破美日盟友在印太区域的的第一岛链牵制,此次俄罗斯与中国商讨远东合作,涉及图们江出海口地带,自然会引发东京关注。


国际关系学者奈吉(Stephen R. Nagy)便告诉记者,北京及莫斯科都希望将美国排除在太平洋第一和第二岛链之外。中俄还希望能主导日本海,这样便可以通过穿越进入太平洋,从而展现其实力。“若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势必会动摇日本的经济稳定性,削弱它作为美国可靠伙伴的能力。”


笹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发布的军事研究报告也指出,这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海军巡逻在日本海有所增加;最引人关注的是2021年10月,由10艘舰船组成的中俄联合舰队,穿越了位于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当时中国舰艇还经过了鞑靼海峡,部署到了白令海。2022年春季,一艘055型级巡飞弹驱逐舰随着一个中国水面编队中绕行了日本。


除了北京,普京另一个行程重点是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哈尔滨以其与俄罗斯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而闻名。

有分析因此认为,解放军近年来在日本海的演习行动确实达成若干战略目标。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中国海事研究院院长沙尔曼(Christopher Sharman)对BBC中文称,解放军在该水域的操演增强了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并且针对美国的两个战略盟友(韩国和日本),增加了经验。


沙尔曼教授分析,这同时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更加密切,为两国定期进行双边训练演习创造了机会:“这些行动向日本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即解放军在日本海的存在可以打击盟国海军力量,尤其是这些水域可能被用于应对涉及中国的区域突发事件。 ”


日本及盟友对中俄在此区域的一举一动也同样密切监视。近年来,日美在日本海的军事演习越显高调。譬如,驻扎于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Seventh Fleet)一直低调地在日本海出入,直到2022年3月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USS Abraham Lincoln CVN-72))出现在此执行任务,这是此前5年来,首次有美国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工作。


此外,美国海岸防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南韩海洋警察厅宣布将于6月上旬在日本海举行联合训练,这是美日韩海巡机关首度举行海上联合演训。


自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曾经作为两极对峙前线的日本海,来到当下美中大国抗衡的今日,军事重地的角色未变。但有分析也认为,中俄两国合作重点还是经济优先,尤其普京还深陷乌克兰战役泥淖。


刘萧翔博士告诉BBC,在军事上目前莫斯科在东方确是力有未逮,打赢西边的乌克兰才是第一要务,和日本在“北方四岛”的摩擦尚不足以到动武之程度。目前中俄联合空中和海上战略巡航对日本的施压相当大程度是针对“美日安保”背后的美国。有关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及远东地区的开发,中俄当下仍是经济优先,而非军事。


谢选骏指出:2024年的俄罗斯,深陷恶巫战争和西方制裁的泥坑,仿佛一条冻僵的毒蛇。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冻僵的毒蛇一旦苏醒,就会咬死离它最近的动物。

2024年6月16日星期日

谢选骏:诺贝尔奖瞎了狗眼不给中囶奖金


“《经济学人》:两大科学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2024-06-13 观察者网阅读)报道:


“2019年,《经济学人》曾调查中国学术研究现状,并提出疑问:中国是否有一天会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五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回答:是的。”


6月12日,英国知名杂志《经济学人》刊文称,根据两大科学指标——高引用率论文数量和自然指数,从植物生物学、人工智能(AI)到超导物理学等领域,中国均处于研究前沿,“已经成为科学超级大国”。


文章提到,中国在科研领域飞速进步之际,包括基础研究薄弱、中等大学教育水平较差在内的短板仍显而易见,但中国正在努力克服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文章同时警告美欧国家,中西方科研交流合作至关重要,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关上大门,将给西方科学带来灾难性后果。


“太神奇了,中国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做到了”


这篇题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文章,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科学院及其植物生物学成就。据介绍,过去几年里,中国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去除后可以增加小麦的长度和重量的基因、一种可以提高高粱和小米等农作物在咸土壤中生长能力的基因,还有一种可以使玉米产量提高10%左右的基因……


现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农作物研究领域的领导者,但植物科学研究的兴起绝非个例。文章指出,两大高质量科学指标显示,在顶尖科研的“千里之行”中,中国科学家取得长足进步,且没有放缓的迹象,“由美欧日主导的旧的科学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


在高引用率(即“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方面,中国科学家进步飞速。科学分析公司Clarivate数据显示,2003年,美国高引用率论文数量是中国的20倍;到2013年,美国高引用率论文数量约为中国的4倍;2022年起,中国高引用率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


2022年起,中国高引用率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经济学人》制图)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依托于全球顶级期刊《自然》,统计刊发在一系列著名期刊上、经过同行评审小组审议的论文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质量的另一个指标。2014年该指数首次推出时,中国排名第三,论文数量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已经名列前茅。


根据自然指数,中国高质量论文数量已名列前茅(《经济学人》制图)


此外,根据莱顿科研产出排名,目前中国有6所大学或机构进入世界前十;根据自然指数排名,中国有七所大学或机构进入前十。英国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教授西蒙·马金森表示:“清华大学现在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科技大学。这真是太神奇了,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做到了。”


从具体领域来看,美国和欧洲在普通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仍然遥遥领先;而应用研究是中国的强项,中国科学家在物理科学、化学、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领先世界。文章认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充足的能源,意味着可以迅速启动材料等物理创新的大规模生产。


英国AI材料公司Materials Nexus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比恩说:“这正是中国比西方国家更有优势之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随后,文章深度分析了中国科学实现重塑的三个主要原因:资金、设备和人才。


首先,中国的研发支出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16倍。虽然仍与美国存在不小差距,但中国在大学、研究机构的支出已超越美国,并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先进劳动力是中国科研进步的主要原因。受国内激励措施吸引及美欧国家政治压力影响,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正带着技能和知识争相回国。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自2000年代末以来,回国的学生数量多于留在当地的学生数量。这些海归成为主要科研力量,发表的论文数量是留在美国的同等研究人员的2.5倍。


在科学装备上,中国同样投资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灵敏的超高能量宇宙射线探测器、世界上最强的稳态磁场,不久后还将拥有世界上最灵敏的中微子探测器之一。


现在,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不乏最先进的设备和精英研究人员,且薪酬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西方机构对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小。美国麻省理工前研究院尼科·麦卡锡称:“中国学生并不像他们的导师那样,将美国视为某种‘科学圣地’。”


以AI为例。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5月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AI研究论文总数量,还是AI研究高引用率论文数量,中国机构都名列前茅。“中国的AI研究是世界级的,”CSET人工智能分析师扎卡里·阿诺德表示,“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等领域,他们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文章称,中国在科研领域的短板同样显而易见:首先,中国产出更多的顶级研究成果的同时,产生了大量低质量的科学成果,中等大学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其次,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仍在努力追赶西方国家,企业内部的基础研究尤其匮乏;学术不端行为一度泛滥……


不过,《经济学人》认为,中国正在克服这些短处并取得进步,因此美欧领先领域“不太可能长期安全”。例如,中国在生物和健康科学的影响力正在提升。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乔纳森·亚当斯称:“在生物领域,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新领域的能力非常了不起。”


文章提到,尽管美西方国家近年来持续炒作“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的议题,但中西科研合作非常常见,且至关重要。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作者的电信论文涉及中国合作者;在成像科学、遥感、应用化学和地质工程领域,这一比例达到25%至30%之间;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有一个来自美国或中国的合著者对另一个国家的作者有益,平均引用量可以增加75%。


在美欧国家政治压力下,中西方科学家的科研合作遭遇阻力。中国“自力更生”的科研目标,同样令欧美科学家产生担忧。目前,中国的科学产出与国际合作者合作的份额一直稳定在20%左右;西方科学家往往有更多的国际合作。不同于中国科学家,由于语言和政治限制,西方科学家很少在中国访问、工作或学习。


但文章指出,中西方科学家的压倒性观点是,合作必须继续,最好是增加。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关上大门,对于西方科学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中国研究人员长久以来是欧美顶尖大学许多院系的骨干。2022年,在美国工作的顶级AI研究人员中,来自中国的比来自美国的要多。


《经济学人》最后指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科学发展进程会陷入停滞。马金森教授同样表示:“我认为,给中国奇迹设限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奇迹远未达到极限。”


谢选骏指出:人说“《经济学人》:两大科学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我看这个观察者网不等于在说“诺贝尔奖瞎了狗眼”!怎么一份奖金都不分给中囶?

谢选骏:家庭失和的好处《福音书》讲的很多


《家庭失和:和家人断绝关系有什么好处?》(克里斯蒂·罗(Christine Ro)2019年6月6日)报道:


大家都知道食物能让人欢聚一堂,但你可能想不到食物也能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关系疏远形同陌路。


对于这一点,美食作家戈德博尔(Nanditi Godbole)深有体会。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印度家庭,家里有专门的厨师,因此家人很反对她从事和美食打交道的工作,她背离了家庭的期望。不只如此,她最近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千万种口味:厨房里的层层秘密》,书中探究了自已家族的历史,她也因此遭遇了更大的家庭阻力。


显然,美食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本书里,不仅有对传统食谱的改良,也涉及了家族历史。她被视为挑战家族等级制度,一些亲戚便不再和她来往。


戈德博尔的经历虽然独特,但和她一样失去家庭联系的人并非少数。


长年不与家中亲属联系来往,和家人或家族亲戚断绝关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少,因此很难说如今的家庭关系疏远现象是否在愈演愈烈。


现在所知道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少数。英国有一家名为“Stand Alone”的慈善机构,专为与家人断绝关系的人提供支持。他们发现,英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中存在这种现象。美国有一项调查,在调查了逾2000对母子后发现,有10%的母亲和成年子女关系疏远。美国另一项调查发现,超过40%的受访者或多或少都和家人产生过隔阂,某些群体,比如美国大学生中,家庭关系疏远几乎和离婚一样寻常。


家人


如今,关系疏远这一话题开始被人们广泛讨论。


布兰德(Becca Bland)是“Stand Alone”组织的创始人,她也有与父母关系疏远的经历。她发现,和5年前相比,如今家庭关系疏远的话题大大提升。在谷歌的搜寻数据中,家庭成员情感疏离的话题热度呈增长趋势,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尤为如此。


布兰德表示:“我认为,梅根王妃(Meghan Markle)和英国王室的关系肯定也制造了家庭隔阂的新闻。”2018年,英国人谷歌搜寻次数最多(在美排行第二)的人物是萨塞克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ssex)。她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成为公众热议。其他名人也是如此,如英国演员、导演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就曾在2018年的一个采访中承认,过去的20年里几乎没有和女儿有过沟通。普通人要处理和消化自身的生活经历,参考名人八卦无疑是一种有用的方式。


家庭成员关系疏远,在全球范围内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某些地区,家庭疏远的情况更为严重。


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有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好,国民不需要家庭经济支援,因此是否维护家庭关系,他们有多种选择。像欧州南部一些国家政府支持有限,家长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多,住得也会更近。


家人


福利政策好的国家,家庭关系疏离的情况更为常见。但这并不是说政府需要削减经济上的支持。


经济因素也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比如教育和种族等因素。在德国,子女的教育程度越高,和父母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会更高。有一种理论认为,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更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经济自由度也更高。


吉利根(Megan Gilligan)团队研究了美国家庭中的养老问题,发现种族问题也是冲突的一个因素。但很难把文化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吉利根是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的老年病学家,她指出,“少数族裔家庭更习惯于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对于利益互换的依赖度更高。”


乌干达坎帕拉(Kampala)的马克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的人口统计学家万德拉(Stephen Wandera)表示,在乌干达,家庭关系疏远的比率也在增加。几十年来,很多人因战争、艾滋病等原因沦为孤儿。此时,规模庞大的乌干达家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孤儿会由亲人代为照顾。


然而,万德拉和同事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50岁以上的乌干达人中有9%独居,这一数字是比较惊人的。原因并不全是家庭关系疏远。万德拉表示,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核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关系疏远可能会更加普遍。


万德拉说:“人们恪守文化传统的意识仍然很强,要完全消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所改变。”


人们说西班牙的家庭文化“更具强制性”,相比之下,挪威的家庭代际关系更友好,因为挪威人的“家庭强制性”更低,而且经济压力更小。


家庭关系疏离的成因


离婚会导致家庭关系的丧失,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成员间保守秘密的可能性也更低。抛弃身份边缘化的家庭成员也是一个共同素。例如在越南,人们会因为性别和种族原因而对家庭成员产生疏远。


但疏远通常是安静和平淡无奇的。吉利根解释说,疏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大事件。在她采访过的人中,很多人都记不起一个具体的事件,常会表示“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


家庭成员的疏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也反应了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


即使某些诱因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也反应了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想要寻求和解的家庭成员应该认识到,冲突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多回忆过去的事情或许能有所帮助。


对于那些寻求和解,或者从一开始就防止疏远的人来说,可以从不再负面评价他人开始。吉利根的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母亲中有10%与子女疏远,造成这种原因的多是价值观的冲突。她说:“如果母亲重视宗教信仰和习俗,子女如若违背,很多母亲会觉得被冒犯了。”


宗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一位非常重视诚实的母亲因儿子说谎而断绝往来;还有一位非常重视自食其力的母亲不再与她认为依赖男人生活的女儿说话。


事实上,相比起违反社会规范(如犯罪)等,家长更不能原谅的是,孩子颠覆了家长自身的价值观。一般来说,母亲会更加看重这种价值观的传承。


吉利根表示:“有些母亲会对无法释怀的事情喋喋不休,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会让她们失望很久。她们会反复去想,坏情绪很难过去。”


成年的子女普遍认为,情感虐待是产生家庭隔阂的原因。


像日本经典电影《罗生门》或电视剧《婚外情》(The Affair)中一样,两个人对同一段经历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其所经历的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英国的成年子女普遍认为,情感虐待使他们产生了家庭隔阂感。这正是家长普遍忽视的一个原因(情感虐待指的是为控制子女,长期实施的羞辱、批评或其他破坏性行为)。相反家长普遍认为,产生家庭隔阂是因为离婚、期望过高等。


吉利根将研究集中在母亲身上,因此她没能和子女有所沟通。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美国的家庭隔阂)是否也有这一趋势。但我们能够确定,家庭成员之间互不联系是常见的现象。她说:“父母和子女之间并没有就不愉快的事情进行沟通,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一方拒绝或者不愿意倾听,那么这个沟通显然是无效的。


布兰德认为,这种脱节源自两代人对家庭的不同看法。


她说:“战后一代的英国家庭观念僵化。”他们认为,家庭意味着责任和自我牺牲。即使有精神虐待或身体虐待,他们也会默默忍受,有时候甚至没有觉察。


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隔阂,也有价值观不同和期望差距的原因。但重要的因素还是父母的偏爱。


家庭关系疏离的益处


人们很容易发现家庭关系疏远消极的一面,但事实要比较复杂。正如反对离婚的传统观念会使女性深陷虐待和被剥削的婚姻束缚一样;将家庭观念奉为神圣会让人们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吉利根说:“实际上,一些临床文献表示,疏远能最有效地解决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这段关系中常有冲突,或是令人痛苦……减少联系和来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断绝有害的关系,普遍认为是正确的选择。“Stand Alone”组织有一项报告指出,断绝联系后有80%的家庭能感受到积极的作用,如自由、独立等。这可能是摆脱虐待的关键所在。


有一点需要指出:家庭成员断绝来往并不是永远的,人们常在产生隔阂与和解之间反复。家庭冲突也不会仅针对其中某一位成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公共卫生研究员阮桥庄(Trang Nguyen)说,越南父母对于LGBT中的女性和跨性别男性(女变男)接受度低。“一般来说越南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如果能有兄弟姐妹的支持,对于个体来说也会有很大帮助。”


家庭成员疏远的痛苦,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然若失感,这种感觉会伴随始终。这也是没经历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吉利根说:“被家庭疏远,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阴影。可能是由耻辱感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彻底和家庭成员断绝联系,可能是最为痛苦的。因为会被社会和其他人所误解,认为这么做很可耻。


网上一篇针对退休老人的文章,将家庭成员疏远归咎于个人主义、离婚文化、心理疾病以及子女的不成熟。有时候,甚至治疗师也会责备、拒绝或者干脆不相信遭家庭疏远者所讲述的,女性尤其容易受到责备。有些人甚至会减少社交频率,以避免讨论家庭话题。


专家表示,对于已经断绝家庭联系的人,无论这种断绝是否出于自愿,人们最好不要加深他们的疏远感。从学术角度来看,社会的责备加大了统计家庭疏远受害者人数的难度。在社会不接受公开讨论家庭冲突的文化中,统计数字也是不准确的。


美食作家戈德博尔对这种耻辱感并不陌生。她说:“我承认,人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改变看法,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


由此看来,与家人断绝关系并不是非“修复”不可。和其他痛苦的经历相似的是,因为与家人断绝关系而产生的耻辱感才是一定要修复的。


谢选骏指出:人问“家庭失和:和家人断绝关系有什么好处”?我看有关的好处《福音书》里面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那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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