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王明和毛澤東比赛谁更卖国

《王明：毛澤東蓄意毒害我的過程》（2009年5月5日 秘史）报道：

《王明回憶錄》

積極籌備整風運動時期，就為這種蓄謀打下了基礎。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1 年10月4日夜，毛澤東給我帶來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電報。電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15個問題，其中有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採取什麼措施，在法西斯德國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能在中日戰場上積極從軍事上打擊日本，目的是使德國在東方的同盟國日本不可能開闢第二戰場並進犯蘇聯。毛澤東讓我研究一下這份電報，並補充說：「明天我們一起討論如何覆電」。

10月4日和5日，我們兩人間發生了不尋常的、嚴肅而尖銳的原則性爭論。我堅持這樣的意見：必須加強中國的抗日軍事行動，使日本不可能助長德國侵略者對蘇聯的進攻。毛澤東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見。而我提出的論據，卻往往使他走投無路：他瞪大了眼睛，無言以答。當我提到他所執行的聯日反蘇的路線時，他大發雷霆，用手拍桌子，從道理上卻什麼也說不出來。毛澤東在10月6日和 7日把任弼時和王稼祥拉來參加討論，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陳雲拉來參加討論，指望他們那裡得到幫助。但這四個人全都以沉默來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議和我的意見。

這種形勢嚇壞了毛澤東。為了結束這種不利於他的危險爭論，消滅他的主要政敵，即反對他的反蘇親日的賣國路線、反對他正在加緊籌備的「整風運動」和其他與偽造黨史有關的措施的人，毛澤東決定甩開我。10月14日，他強迫我住院治病。然後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生金茂岳（後面有說明）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我。儘管由於黨內許多同志和醫務人員的關懷和幫助，特別是由於非常有經驗的中醫李鼎銘（陝甘邊區政府副主席）和誠摯熱情的李潤詩醫生（注：她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系，是中共黨員，延安白求恩和平醫院的兒科主任）的積極努力，把我從死亡的邊緣搶救過來，可是我的內臟受到了嚴重的損傷。結果，我不僅臥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後來的幾十年裡，病一直很重。病變成慢性的了，而且有嚴重的併發症，使我非常痛苦。

毛澤東企圖掩蓋自己的罪行，多年來散佈了種種讕言，甚至誹謗性地斷言，王明「裝病」，想逃避「整風運動」。為此，我不能不哪怕是極簡短地談一談這個問題。

首先談談下毒藥摧殘我的健康的問題。

正像上面所講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澤東在他家裡就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發生了爭吵。從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裡吃一頓飯。8日，我的胃由於大量失血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很厲害，心臟虛弱。醫生診斷說，症狀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可是，毛澤東派來他的私人秘書葉子龍，差不多是把我從床上拖到了會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來了。

同時，毛澤東藉口必須「加緊興建」中央會議大廳和中央辦公廳，吩咐李富春立即動工。在離我住的醫院數十米內，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採石，震耳欲聾的響聲晝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惡化了。我請求李富春停兩天工、或者到別處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鐘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到醫院來看我，並用汽車把我送到中央醫院。金茂岳被指定為主治大夫。

在醫院裡，金茂岳給我規定的治療方法，摧殘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從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漸用大劑量的含汞藥物來毒害我。這時，毛澤東正好公開進行「整風運動」，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團」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覺。我能夠免於一死是由於當時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慶樹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遺憾的是她那時還不懂醫學和藥理學，但看到我的身體對藥物的反應異常，就不許我再吃這些藥並把藥扔了。後來她開始對藥方發生懷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藥了，轉而找中醫和西醫定期給以幫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楊家嶺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澤東藉口中央辦公廳的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還在我家門前繼續採石，以此來阻礙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繼續給我「治療」。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給我的回電以後，他更加緊了對我的「治療」。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說：「我們設法用飛機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這裡我必須說明一下，一個月以前我的惟一的電報是怎樣發往莫斯科的。 1943年1月8日，有兩位同志——他們是蘇聯的軍事記者，來看望我。我問他們，可不可以通過他們的電臺向季米特洛夫同志發一份電報，他們同意了。當時我的病非常重。我想，這是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請求他們向共產國際領導上報告，在我於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後，在最近這五年裡，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這一年多來他搞的所謂「整風運動」，實質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運動。最後我問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飛機來，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樣，我還可以同時向共產國際的領導詳細敘述毛澤東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電，特別是我可能要飛往莫斯科這一點，使毛澤東深感不安；因此他馬上吩咐金茂岳採取新的措施來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送來了大劑量的甘汞和碳酸氫鈉及硫酸鎂合製的內服藥水，後兩種東西可以把甘汞變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濃縮的鞣酸液給我灌腸。這兩項使命的目的是馬上置我於死地。但孟慶樹發生了懷疑，她請求別的醫生研究一下這些藥方，他們真的證實了藥物具有上述毒性，絕對不適宜服用。於是她便正式向黨中央和醫務人員對金茂岳的犯罪行為提出指責。懾於社會輿論，在我們的再三堅持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讓李富春請延安中央醫院、白求恩和平醫院和醫學院的醫生來會診。

1943年6月30日進行會診，7月30日會診結束。醫生們仔細研究了金茂岳開的藥方、護士日記和他們的說明，以及藥劑師的證明，做出了「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提出了「今後的治療方案」。關於金茂岳醫生讓王明大量服用毒藥的問題，會診結論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藥後……出現嘔吐，頭暈、肝臟劇痛、脾臟增大、心區疼痛、體溫下降……的症狀。事實終歸是事實，就拿已經內服的甘汞來說，其劑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當時是延安中央醫院婦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繼續服用，甘汞總共能達到20.4克；這麼大的劑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對心、肝、脾、腎、腸、胃、口腔、牙齒、神經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響」。結論接著說，「甘汞、不溶於水中，而金主任給王明開服的是甘汞水劑……把甘汞與碳酸氫鈉、硫酸鈉、硫酸鎂、含溴的藥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變成升汞或可溶性汞鹽，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給王明開的甘汞要同與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時雖然相克的藥和甘汞不是開在一張藥方上，但他告訴王明把這兩張藥方上的藥同時服用。在服用甘汞的過程中，患者出現汞中毒的症狀，可是金主任仍開原方讓患者繼續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第7、10—12頁。引文按本書俄文譯出——譯注）

至於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這段時間裡，我中毒和健康受損害的情況，以及他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我在這裡不能詳細敘述，因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1.1943 年6月30日到7月30日，醫生們在延安進行會診的記錄、結論和其他材料（會診結論寫了兩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參加會診的 15個醫生中有11人在結論上簽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為他辯護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喬治·海特姆）。在人證物證面前，他們不能不簽字。

在沒有簽字的四個人中間，有一個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東老鄉，在法西斯德國受的教育，他在整個會診期間千方百計為金茂岳辯護，而到最後必須在文件上簽字時卻逃跑了；還有一個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國人開辦的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時的同學，也是他在美國人開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同事。他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的「乾爹」，是中央醫院的兒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醫院的老護士；江青經常把女兒留給他們照管。另外兩個是朱仲麗和A.阿洛夫，他們在簽字那天未能來參加會診。

結論寫好後，由於金茂岳堅決否認，馬海德和曲正又企圖為他辯護，簽字拖延了兩天。大多數醫生，其中包括蘇聯醫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給王明開的藥方，從藥房取來了含有相克藥物的甘汞藥水，他們準備好了藥水，把斷言金茂岳的藥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現象的馬海德請了來，叫他喝下去。馬海德堅決不喝。過了幾小時，玻璃瓶裡的藥水呈現出綠色，然後，突然響起了劈啪聲，瓶塞蹦得老高。馬海德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為金茂岳說一句辯護的話了。曲正害怕也讓他嘗這種藥水而逃跑不參加會診了。只有金茂岳一個人還在胡攪蠻纏。但是，當孟慶樹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開的藥方公諸於眾時，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著說：「謝謝您，孟慶樹同志！您沒有照這張藥方取藥，沒有讓王明同志服用這種藥。這樣，您不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還救了我。」在這以後，參加會診的12位醫生中有11位簽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簽）。

(《王明回憶錄》限量發行，僅供研究)

金茂岳在結論上簽字以後，跑到我這裡來，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說：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個有罪的人。我對您下了毒。每一次當我給你開毒藥時，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說，您是個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因此決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醫生，他們就把這事委託給我了。我說我是一個軟心腸的人，前不久黨中央決定吸收我為秘密黨員，我怎麼能這樣做呢？但李富春說：『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決定讓你做，你就應當去完成；你已經是黨員了，必須服從黨的決定！……』」

這時，屋裡闖進來了兩個軍人，其中一個衝著金茂岳喊道：

「我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裡。你跪著幹什麼，哭什麼，還嘟囔什麼？走！到棗園（注：過去，只有中共中央社會部（保衛部）在棗園，後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從楊家嶺搬了過來）去！你是個犯罪分子，沒有權利同別人講話！」

他們揪住金茂岳的衣領把他帶走了。

2.金茂岳為毒害王明而開的一些藥方（這裡包括當時從中央醫院藥房裡找到的一小部分，以及我們保留的一部分；其他藥方不是「丟了」，就是沒開，因為有些藥是金茂岳從家裡帶來的）。

3.1943年7月在延安醫生會診時，1950年12月到1952年10月在莫斯科的醫院裡，以及1954年10月在北京醫院，對二十四小時尿量中的含汞情況的分析記錄；其他分析記錄和其他材料。

延安的會診中，醫生揭露了不斷毒害王明的事實。會診後，我的主治醫生是一位心地善良、認真負責的兒科專家李潤詩。她根據全新的診斷——汞中毒，對症下藥，想盡辦法幫助我恢復健康。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才有了免除死亡危險的希望，病情才有了好轉。

此外，促使我活下來的（雖然我不止一次瀕臨死亡）是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1.儘管我由於屢次中毒而十分痛苦、危險和多病，但與金茂岳等人總是盼望我快死的想法相反，我和孟慶樹都從未喪失信心，我們積極爭取中西醫專家們的幫助，和他們一起商量，自己也研究醫學。

2. 不管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怎樣誣衊我，我相信我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方面都是正確的。我堅信列寧主義思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正確的，堅信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是正確的，認定毛澤東的「整風運動」是反動的和不道德的，肯定毛澤東是在偽造中共歷史。

3. 雖然毛澤東企圖採取各種辦法來孤立我，但大多數領導人和黨的幹部，不是公開贊同我的立場，就是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公開的贊同表現在不少人來看望我；間接的支持則是絕大多數幹部都反對「整風運動」（毛澤東於1944年4月和我談話時公開承認過這一點）。這樣，他們不僅表現了對我個人的關懷，而且表達了他們對列寧主義思想和共產國際路線的支持。

雖然許多幹部因為怕受迫害或怕遭逮捕而未能來看望我，可還是有不少人在「整風」和「搶救」這兩個最沉重的時期，經常到醫院或家裡來看我。他們當中有八個政治局委員和兩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政治局連我在內共有十名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

來看望我的還有一些從解放區和國統區回到延安的負責同志。為了欺騙輿論，連毛澤東也在我危急的時候假惺惺地來看望過我。

來看我的還有我主管的那些黨的工作部門的同志。當時我擔負的工作有：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工作（管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問題），任中共中央黨刊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包括陝甘寧邊區）工作的代表兼指導員，中共中央南方（湘贛閩粵桂各省）委員會主席和西南（雲貴川康各省）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黨團書記。

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任作民和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陝甘寧邊區工作過的、在工作上和我關係很密切的同志，都多次來看望過我。

當然，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比別人來得更頻繁，我們也交換過對「整風運動」的意見。

是的，也有另一種類型的來訪者。李富春就常來。他在毒害我和損害我的健康方面，是毛澤東的代理人。但是，作為主持中央機關和醫療機關日常事務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形式上不能不給我各種幫助，並和我商談生活及治療問題。顯然，我和他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談論「整風運動」和其他黨內問題或政治問題。

到這個時候，1939年讓我擔任的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主席和女子大學校長的職務，都自行撤銷了。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鞏固黨在婦女中的地位，創辦《中國婦女》雜誌，開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正像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女子大學還在1941年9月就解散了。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裡，毛澤東又採取措施企圖加速我的死亡。這裡只簡單講幾件事。

（1） 1948年6月25日，朱豪（注：朱豪是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村，位於離中央臨時駐地西柏坡七公里半的地方，那裡有一所中央醫院）中央醫院的主治醫生黃樹則（注：傅連暲指定黃樹則為我的主治醫生。博古和傅連暲都說過，黃樹則有托派嫌疑。可是，「整風運動」以後，傅連暲專門把黃樹則從白求恩醫院調到中央醫院和中央衛生處工作，傅連暲本人是中央衛生處處長）開的處方是：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給我灌腸。用來蘇爾灌腸可以引起死亡。

只是由於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這一次的不幸後果。這個情況，醫院院長周澤昭和其他醫生都很清楚。

由於這一事件，中央衛生處（注：中央衛生處當時的代號是「工校第五部」）於7月7日發了一個通報，（注：這個通報和黃樹則的記錄至今仍在我處保留著）通報確認：「藥劑師在配藥時犯了錯誤」。「他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致使病情急劇惡化，這是嚴重的疏忽……」。很明顯，這種說法的目的在於掩蓋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圖。這種企圖是根據上面的指示而見之於行動的。

（2）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點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來到我家通知說：

「早上九點鐘劉少奇把我叫去並對我說，今天淩晨毛主席同他談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坐開往滿洲里車站的火車去蘇聯。他吩咐我儘快去辦理一切手續。我的事情很簡單：打電話給外交部，叫他們馬上辦理您全家人的護照。現在我把護照交給您。您願意把誰帶走都可以，我只不過要他們的照片。我已經通知鐵道部，在今晚六點照例發往滿洲里的列車上為您掛一節公車。時間不多了。您來得及準備嗎？」

我問他：

「據說，我們的志願軍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過鴨綠江大橋入朝參戰，麥克亞瑟已經下令美國空軍在中國志願軍赴朝時，集中轟炸從山海關到滿洲里的整條鐵路線，以破壞從北京到滿洲里和從蘇聯到滿洲里的供給線。這消息是真的嗎？」

「是真的，」楊尚昆回答說。

「如果我們在明天早上到達滿洲里，正好趕上集中轟炸，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問。

「是的，今天走不走，您自己決定，」他回答說。「如果您決定不走，就請告訴我，我好通知鐵道部。」

我和孟慶樹當然馬上就明白為什麼毛澤東突然決定讓我們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劉少奇早就同意我們到蘇聯去，而我們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們商量應該怎麼辦。儘管有危險，我們還是決定走；否則，走不走得成就難說了。我去莫斯科不僅是為了治病；我願意再次到離別了13年的、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的蘇聯去。

在五個政法機關為我們餞行的招待會上，一些同志勸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險。但是我們於六點半坐上火車起程了。

我們平安地到達了滿洲里車站。轉乘蘇聯火車，順利地到達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當火車就要開進莫斯科車站時，孟慶樹這位音樂愛好者，唱起了我寫的《莫斯科頌》：（注：這首詩歌由五節組成；王明寫於1941年10月底，即他在延安中央醫院住院時寫的。那時法西斯分子逼近莫斯科，毛澤東不僅不加緊抗日軍事活動以阻止日本侵略者開闢反蘇的第二戰場，而且開始了反共反蘇的「整風運動」。王明寫下了這首頌歌，以及其他反毛的詩歌（如《楊家嶺》、《狼的夜嗥》等，這些詩歌同志們都看過並輾轉相傳，毛澤東也看過），以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4周年，紀念莫斯科。

王明同志從九歲起就開始寫詩。他寫過大約500首詩和歌。他病得很重，經受了無數折磨和痛苦，但一有可能就從事創作，用以歌頌勞動，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蘇聯，悼念為革命犧牲的烈士，紀念革命運動日，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爭取和平和人類幸福而鬥爭。這本書裡的最後幾首詩和一些片斷，是他在心臟停止跳動前三天寫的。他常常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就要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直到最後一息。」他自己從來都是遵循這條原則的。——孟慶樹注）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

五角紅星！

整個蘇維埃國家都在

　傾聽著悠揚的鐘聲。

星光照耀著

　世界上的五大洲。

鐘聲響徹了

　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上空——

　從邊疆到邊疆。

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你，莫斯科，勝利了；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    *    *

莫斯科！

　列寧墓！

偉大的精神，

不朽的事業。

列寧主義把五大洲

　從夢中喚醒，

蘇維埃國家的勝利

　永遠鼓舞他們前進。

你，伊里奇，

　永遠是世界革命的舵手。

你，伊里奇，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    *    *

莫斯科！

　革命的燈塔，

勞動人民熱愛您，

　法西斯分子憎恨又懼怕。

狂妄的希特勒進攻蘇聯，

　斯大林堅定地發出了命令……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捍衛著我們親愛的祖國；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勝利地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    *    *

莫斯科！

　共產國際！

世界上全體共產黨人——

　都親如兄弟。

日本匪徒踐踏中國

　蘇聯共產黨來支援。

蘇聯征服法西斯分子

　中國共產黨理應幫助。

全世界的戰友們，

　手攜手打擊侵略者！

全世界的戰友們，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偉大的勝利，

　爭取偉大的勝利，

朋友們！

*    *    *

啊……啊……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列寧墓；

莫斯科，革命的燈塔；

莫斯科，共產國際！

莫斯科啊！

你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取得了勝利；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1952年冬在莫斯科時，劉少奇才對我們說：「你們沒有遭到轟炸，是因為杜魯門不願意和中國作戰，他嚴厲地禁止了麥克亞瑟轟炸中國領土……」

（3） 1953年12月，我們回到了北京。從1954年4月到1956年1月，我的膽囊炎和肝炎曾急性發作過七次。第一次發作是在1954年4—5月，黃樹則、傅連暲等人害怕承認我的肝和膽囊有病，因為這會牽扯到那一段毒害我的歷史。我躺在家裡發作了五天。第六天，我不得不到北京醫院去。醫生的診斷是急性膽囊炎，但黃樹則仍堅持過去的看法。他說：「患者除了膽囊炎，還有腹膜炎」。

那時，黃樹則已被提拔為中共中央保健局副局長，北京醫院在他管轄之內；醫生們當然不敢不聽他的。他這樣堅持，是為了給我立即做膽囊重點切除手術。在我住院治療的第四天，即發病的第九天，我處於病危狀態。這天早晨，孟慶樹把兩個兒子叫來準備和我告別。同時，她自己開始用多次檢驗過的方法給我治療。她為我的生命戰鬥了三天；我的情況逐漸開始好轉，痛苦減輕了，體溫下降了，我也能夠吃少量的東西了。但醫生繼續要求給我做手術。我們堅決反對，因為我已經六晝夜沒有吃東西了，體重從58—60公斤降到了40公斤，我的身體堅持不了手術。經過多次請求，給我輸了兩次血，共五百毫克。同時，我們偷偷地去找了中醫專家，服用他們開的藥。（注：1949年底毛澤東宣稱，中醫是「舊醫」，西醫是「新醫」，「舊事物是垂死的事物，應當拋棄，而代之以新事物」。這引起了人民和80萬中醫的強烈不滿）結果情況就正常了。但醫生還總是堅持要做手術。當我們堅決拒絕時，他們逼我們在說明我們拒絕做手術的文件上簽字。

（4）1955年夏，由於病情惡化，我再度住進北京醫院。外科醫生邵大夫，以一分鐘60滴的速度給我輸生理液和葡萄糖液。後來邵大夫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但他說，這是外科主任王大夫吩咐的。輸液開始幾分鐘後，邵大夫離開了病房。我開始打冷顫，冷到用六個熱水袋、蓋三條棉被都止不住的地步。我臉色蒼白，滿臉大汗，心臟顫動，極度虛弱。孟慶樹要求護士馬上取下針管，但她拒絕了，她說：「邵大夫吩咐過不經過他不能停止輸液。我就去找他」。護士走後，孟慶樹立即把針拔出，停止輸液，並馬上注射樟腦以促進心臟跳動。在這以後，我才逐漸平靜下來，而心跳仍然很弱。過了好久，護士才把邵大夫找來。他看見輸液停止了，大為不滿地說，應當等他來以後再決定採取什麼措施。

當時在北京醫院外科工作的一位蘇聯專家R.M.沃洛申教授聽說此事後對我們說：「像王明同志這樣的身體狀況，最好是每分鐘輸20—30滴；怎麼能一分鐘輸 60滴！將來再輸液時應當觀察玻璃試管中液流的速度。」他認為，孟慶樹同志做得對。否則，王明同志的心臟就要經受不住。我們應該衷心感謝R.M.沃洛申同志。他是我們的可靠的顧問。每一次他都堅決反對黃樹則等人提出馬上手術的建議。他說：「王明同志不僅有膽囊炎，他所有的內臟都有病。他能活著就不錯了，怎麼還能做手術？」他不止一次地勸慰我們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要同意做手術。王明同志，在你目前這種情況下，外科的干擾只會帶來最壞的後果」。而當劉少奇決定讓我再次去蘇聯治療時，他幫助我們儘快成行，而且始終保證，不管別人的意見如何，我的心臟能經得住飛行。

除了上面所講的以外，從1941年秋到1956年初，還有許多別的事件和事實，證明毛澤東對我施毒和進行迫害。《王明回憶錄》 

谢选骏指出：人说“王明：毛澤東蓄意毒害我的過程”；我看斯大林在中国培养的这二狗，在比赛“谁更卖国”！

谢选骏：文艺复兴是一种道德堕落

网文《文艺复兴简介》2009年5月29日报道：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科学与艺术的革命，也带来世俗个人主义从神权专制下的解放，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普遍认为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就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1550年，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正式使用它作为新文化的名称。此词经法语转写为Renaissance，17世纪后为欧洲各国通用。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把它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艺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市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

文艺复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形成。

文艺复兴的作品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建筑上，一系列的虽然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绘画、雕塑，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

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因此在历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不同范畴中的文艺复兴：

自然科学：

天文学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0年出版了《星界信使》，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谐和》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

数学

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发现。意大利人卡尔达诺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这一公式的发现实应归功於另一学者塔尔塔利亚。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发现，在《大术》中也有记载。邦贝利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三次方程不可约的情形，并使用了虚数，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代数符号。符号代数学是由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韦达确立的。他於1591年出版了《分析方法入门》，对代数学加以系统的整理，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字母来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韦达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中，改进了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还建立了二次和三次方程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三角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於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书中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有很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物理学

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学生托里拆利经过实验证明了空气压力，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发现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气体压力定律。

生理学和医学

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对盖伦的“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从右心室流向肺部，通过曲折路线到达左心室。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他指出，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和动力的来源。这一重大发现使他成为近代生理学的鼻祖。

“地理大发现”

航海技术产生了一次革命性地飞跃，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探险家们开始了一系列远程航海活动。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印刷术在欧洲的再发现，以及从东方传过来的造纸、指南针、火药（中国的四大发明），促使科学思想的迅速传播。

文学

各地的作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带动了大众文学，替各种语言注入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民谣和戏剧等。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出现了“文坛三杰”。但丁一生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诗歌，其中著名的是《新生》和《神曲》。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鼻祖，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提出以“人学”反对“神学”。彼特拉克主要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代表作是抒情十四行诗诗集《歌集》。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

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明显地形成两派，一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二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七星诗社”以龙沙和杜贝莱为代表，在语言和诗歌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最早提出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促进了法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然而，他们排斥民间诗歌，只为少数贵族服务。拉伯雷是继薄伽丘之后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是法国文艺复兴民主派的代表。他用20年时间创作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欧洲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英国，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同荷马、但丁、歌德一起，被誉为欧洲划时代的四大作家。他的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丰富精炼，人物个性突出，集中地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塞万提斯是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其中以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最著名，它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维加是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多个剧本，留传至今的有600多个，有宗教剧、历史剧、神话剧、袍剑剧、牧歌剧等多种形式，深刻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文艺复兴建筑是在公元14世纪在意大利随着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而诞生的建筑风格。基于对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的协调秩序。所以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建筑是讲究秩序和比例的，拥有严谨的立面和平面构图以及从古典建筑中继承下来的柱式系统。

特色

对建筑的比例有强烈的追求，例如必须是3和2的倍数

使用对称的形状，集中式

恢复“自然”，以尺规作图制图，以圆形和正方形为主

反对哥德式建筑

义大利与其代表人物

义大利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各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佛罗伦萨著名的美弟奇家族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全部诞生在意大利。

代表人物：

诗人：但丁、彼特拉克；

作家：薄伽丘、马基雅维利；

画家：乔托、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

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

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

西班牙与其代表人物

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西班牙文艺复兴进入“黄金时期”，在小说和戏剧方面成绩显著。

代表人物：作家塞万提斯、戏剧家洛卜·德·维加

德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德国：主要成就则表现在宗教改革、农民战争、讽刺文学以及科学技术发明等方面。

代表人物：马丁·路德、丢勒等。

法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法国：自由思想和怀疑思想相当发达。

代表人物：散文家：蒙田、小说家：拉伯雷等。

英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英国：诗歌和戏剧空前的繁荣。

代表人物：作家莎士比亚等。

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

有好一段时间，文艺复兴被认为是简单地恢复了古典文化。其实，文艺复兴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古典的文化，而是借此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体系造舆论。

文艺复兴是一次逐渐发展的时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文艺复兴使当时的人们思想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后来的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为自己的榜样。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是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关于文艺复兴的不同意见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在1855年为法国历史学家Michelet首次提出，用以概括16世纪时“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自此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对它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

大部分观点认为文艺复兴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然后向整个欧洲扩展。文艺复兴代表了西方和古代（中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化连接，是对阿拉伯人的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的吸收。文艺复兴使人们开始专注于现世生活质量（如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同时也是知识由于印刷和在艺术，诗歌，建筑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的知识爆炸。这些新技术引起了艺术和文学在格式和内容上根本的变化。这个时期，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交流和探索的兴起，文艺复兴代表了欧洲从很长时期的一潭死水转变成了汹涌的江河。因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常常认为是现代开端。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在艺术，文学还有哲学等方面的“类革命”（pseudo-revolution）。这些变化仅仅影响了为数很小的富有的少数人，而欧洲人口的大部分的生活相对于中世纪基本没有改变。因此他们不承认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代表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不是物质上的巨大变化。或许，对于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观点是那些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与中世纪彻底决裂的时代。

Johan Huizinga （1872–1945）承认文艺复兴，但是质疑它是否带来有益的变化。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中世纪衰落的时代，并且毁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那时在教会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的拉丁语，从古典时代以来获得了很大发展，是一个活着的语言。但是，文艺复兴中痴迷于古典纯洁性的人们认为拉丁语与它的古典形式相抵触，于是拉丁语的自然进化停止了。Robert S. Lopez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经济萧条时期。然而George Sarton和Lynn Thorndike认为文艺复兴使科学的进步速度放缓。

文艺中兴时代之意大利。——蔡元培《图画》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在各个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义，在这里一般人文主义与该宗教的信仰和传统相结合。

也有的人文主义运动认为人有参加仪式和规则的需要并组织一定的团体来满足人的这种需要。

人文主义作为历史概念

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人文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

而Humanism这个词却一直到1808年才出现。

定义

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谢选骏指出：人说“文艺复兴简介”——我看“文艺复兴是一种道德堕落”，莫衷一是、社会分裂。

碳基生物如何突破地球的困境

网文《末日浩劫》报道：

纲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落实为环境保护的自救。

警句：所有的文明都是起源于突破生存困境的努力，所有的文明都是衰败于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

文明，就是探寻新的生存空间。争夺现有的平面的生存空间，就引起了探险与战争；唯有创造未来的纵深的生存空间，才能缔造世界和平。

《末日浩劫》描绘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地球一天之内突然急剧降温，进入冰期的科幻故事。故事中，气候学家杰克·霍尔(丹尼斯·奎德饰演)在观察史前气候研究后指出，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暖化将会引发地球空前灾难。杰克博士曾警告政府官员采取预防行动，但警告显 然已经太晚。杰克·霍尔博士于是急告美国副总统宣布北纬30度以南全美民众尽速向赤道方向撤离，该线以北民众要尽量保暖。而就在此时，霍尔博士得知儿子山姆(杰克·吉伦荷饰)只身前往纽约去营救女友，于是决定冒险前进纽约在冰天雪地中展开救援行动。这时候 灾难从纽约开始，曼哈顿摩天大楼遭到强烈旋风的袭击，大部摧毁。突然间，地铁隧道里涌出狂暴不止的汹涌洪水。大水吞噬了纽约，淹没了美国，欧洲也在洪水之下不复存在。此后，冰层和白雪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冰期时代开始了。当镜头再次回到美国时，那些侥幸生 还的美国人都逃往墨西哥，请求进入那里的难民营。影片末尾处美国总统不得不叹息承认道，他所奉行的气候政策是一次巨大的败笔。 

这是曾以《ID4星际终结者》写下四亿票房的名导罗兰·艾默里奇的全新巨作。全片将有大量顶尖特效，呈现扑天盖地的自然威胁，并细密交织父子及男女之间刻骨铭心的动人情感，大手笔的运用将给观众留下强烈的刺激。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强烈抨击了美国政府及总统布什推行的环保政策。导演艾默里奇对美国总统批评起来可谓毫不留情。他认为，美国人民在环保方面早就走在了政府前面。可惜的是4年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戈尔败在布什的手下，否则戈尔这个具有极强环保思想的人领导美 国的话，今年的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副样子。艾默里奇说，他希望通过他的电影让观众注意到地表升温的现象，注意到它将带来怎样的恶果。 

◆末日之根的缘起◆ 

当人们问到电影是否只是一部科幻故事时，艾默里奇导演说：“问题就是在于这样的事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的。”当然，电影里描述的地表升温的速度并不现实，但他是刻意这么去做的，选择纽约作为灾难中心也决不是偶然。有些气象观察模型显示出海湾 洋流将会发生变迁，而墨西哥湾暖流变化则是《末日浩劫》电影里引发灾难的具体原因。应该说，洋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气候区将向南推移，对德国来说，这将意味着出现急剧降温的现象。并且德国气象服务中心发表报告宣称，从现在到210 0年，气温的年平均值将从目前的8度上升到11度。 

《末日浩劫》在宇航局内部引起“巨大震动”。该机构科学们称，“气候专家们没几个人认为这(影片内容)有可能发生，至少在较近的未来还不会。但观看电影的人却足以产生恐慌，进而指责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疏忽大意。”因而，4月1日这天，美国戈达德航天 飞行中心众多科学家和各级官员的邮箱里都收到了一封封邮件，上面写道，“宇航局的任何人都不许接受与这部影片相关的采访或作出任何评论，”“任何新闻媒体欲讨论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幻电影及科学事实，只能同与宇航局无关的个人或组织联络。”这也与布什政府削减 环境经费提议有关，本片对布什推行的环保政策进行了强烈的讽刺。 

◆回首，看繁华如何毁于一旦◆ 

灾难片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视觉的完美而逼真，毕竟，在所有的灾难场面里我们都无法用摄影机或其他任何东西记录灾难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以及过程，而灾难片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但同时要求的是能将观众准确地带入画面，感觉到它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而不是大叹郁闷 ，而这一切过程的再现因为导演自己都不曾经历，那么依靠的也只有导演丰富的想象力了，形象思维在这里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末日浩劫》让人恐慌的是它的灾难不是发生在人迹罕止的边境或沙漠，它发生在人群密集川流不息的繁华都市，这是人们每天生活的场所，恐慌，失重，紧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像《天地大冲撞》的激烈，一种人类共命运的真实感受会给人们带来某种欢喜，不仅 仅是灾难，这里更有着与生存紧密关联的东西在里面。 

《末日浩劫》的产生无疑值得期待的，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它简直就是《完美风暴》与《天地大冲撞》的完美结合，而且从视觉效果来看，它远比《龙卷风》之类来的直观唯美得多，壮阔与大气很显然成了电影的招牌，据说该片投资达1亿2500万美元，尽管成本高昂， 但影片的演员阵容却是相当低调，除了丹尼斯·奎德外，还有最近因《死亡幻觉》走红的小生杰克·吉伦荷以及年轻女星艾米·罗森，艾默里奇表示会将绝大资金用于特效制作上，这对于影迷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打造出来的影片在视觉效果上有 着很大的突破。 

毫无疑问这是今年夏天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电影选在了5月28日作为首映日，之前关于政府因为电影影射政府宇航局而禁止员工评论的消息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不管是不是电影公司与政府共同演绎的联手炒作(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天方夜谭)，它的不容忽视是肯定的 ，而且从《末日浩劫》的官方电影海报来看，那个手执火炬，类似自由女神模样快被淹没的雕像显然有着更不同寻常的意义，也许这就是导演的用心良苦吧！

纲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落实为环境保护的自救。

警句：所有的文明都是起源于突破生存困境的努力，所有的文明都是衰败于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

文明，就是探寻新的生存空间。争夺现有的平面的生存空间，就引起了探险与战争；唯有创造未来的纵深的生存空间，才能缔造世界和平。

谢选骏指出：人说“末日浩劫”，我看碳基生物如何突破地球的困境！

（《谢选骏全集》302卷《硅基时代的碳基生存》）

谢选骏：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

《AI能助人类终结动物实验吗？》（克莉丝丁·罗（Christine Ro）BBC特约科技记者2024年6月6日）报道：

动物实验是为了确保药物和其他物质最终能安全地供人类使用，但从动物爱好者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没有人愿意让动物接受科学实验。多年来，科学家也一直在寻求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

而现在，人工智慧(AI)系统现在正在加速这项工作。

首先，AI在这个领域应用简单但被认为是很有效的：利用AI技术来梳理出全球现在既存并且可用的动物实验结果，以防止不必要的新实验。

这很有用，因为科学家很难筛选并找到数十年积累的数据以分析他们想要的确切内容。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任医师协会”（PCRM）高级研究分析师约瑟夫·马努佩洛（Joseph Manuppello）向BBC说。

“我十分欣喜能够应用像ChatGPT这样的AI模型来选择和融合所有这些有用数据，并充分利用它们，”他强调。

此外，汤玛斯·哈尔同（Thomas Hartung）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毒理学教授，也是动物实验替代中心主任。他告诉BBC称，“AI在从科学论文中采集资讯方面与人类一样好，甚至更强。”就目前的动物实验而言，哈尔同教授说检查新化学品是主要原因之一。而每年有超过1000种此类新化合物进入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测试。

哈尔同教授又说，经过训练的AI系统开始能够确定新化学品的毒性几何。

“有了这样的AI工具，我们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得到初步评估，并告诉我们“这里有问题”……这将是很有帮助的！”

哈尔同教授又强调，相关软体（软件）系统已经长期用于毒理学上，但AI在功能和精确度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突然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机会。”他还补充解释称，AI现在参与到毒性测试的每一个阶段。而人工智慧甚至被用来首次创造新药物。

并非完美

AI当然并非能够完美地判断化学品的安全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来自所谓的“资料偏差”（data bias）现象。

例如，如果一个AI的演算法是主要借助某一特定族群的健康资料进行训练的话，其演算结论对于另一个族裔背景的人可能并不完全能适用。

但正如哈尔同教授强调，“在动物身上测试人体用药有时也没什么用处。”

例如，关节炎药物Vioxx是通过了动物试验阶段，但后来却因长期使用会增加人体心脏病和中风风险而从市场下架。另一方面，一些广泛使用的药物例如止痛药阿司匹林在动物试验中是有毒的，但仍然被人类广泛使用。

哈尔同教授称，在许多情况下，AI已经被证明比动物试验更准确。“AI正在实现“巨大的进展。”

一个名为“AnimalGAN”的AI项目正在积极开发中，旨在取代未来的动物试验。该软体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开发，目标是能够准确地确定老鼠对任一化学物质的反应。这个AI模型是接受了1,317情境下的数据进训，涉及6,442老鼠。

一个类似的， 名为“虚拟第二物种”（Virtual Second Species）的国际项目正在创建一个基于AI发展出来的“虚拟狗”。这种犬只是利用过去历史积累下来的犬只试验结果数据进行训练的。

英国国家动物替代、改善和减少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he Replacement）创新研究主管凯西·维克尔斯（Cathy Vickers）向BBC解释，目前新药物需要先在老鼠和狗身上进行毒性检测，然后才能进行人体试验。对于AI检测来说，未来的主要挑战是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维克尔斯博士承认：“完全被接受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声援团体“国际无虐待动物”（Cruelty Free International）的科学和监管事务代表艾玛·格兰奇（Emma Grange）却反对这种说法。她认为，不论AI替代方案是否有效，动物试验都应该直接禁止。

她向BBC解释：“目前还不太清楚新技术譬如如AI，是否能够实际上结束动物试验，而非仅仅是减少或改善此类试验。但我们知道，将动物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试验模型是过时的科学，我们期望AI最终能在摒弃使用动物进行任何实验方面都发挥作用。”

然而，德国制药公司默克（Merck）的首席兽医官凯斯特·克莱因施密特-多尔（Kerstin Kleinschmidt-Dorr）却告诉BBC称，动物试验无法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她的公司是“虚拟第二物种”（Virtual Second Species）项目的赞助商之一。

她表示：“动物实验是必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基于良好的理由而必须用。但我们相信未来将找到更好且不需要动物实验的方案，来解决动物实验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问“AI能助人类终结动物实验吗”？我看这是典型的假新闻。因为AI根本不能终结动物实验，最多只能减少一些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而该死的武汉瘟疫，就是从遭到滥用的动物实验那里开始的！

谢选骏：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神经兮兮

《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邓聿文 2018年9月19日）报道：

冷静、客观、中立和严肃地讨论中国事务，对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走向和民主事业的人来说，都非常必要。

但很遗憾，许多人过于从自己的立场、价值观、情感和个人遭遇出发，不能客观看待、分析、判断自己的观察或研究对象，这是近年来中国自由派包括海外民运力量在涉及中共和习近平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此种情况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戏阶段及贸易战启动后表现得尤其明显，看衰和嘲讽中国和中共之声四起，仿佛只要贸易战打响，中国经济立马完蛋，中共乃不堪一击，习近平地位将不保。特别是前一阶段的北戴河会议，由于习近平缺席官报头版，各种关于政变的谣言不胫而走，让人大跌眼镜。

不是说在讨论问题时不能带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但要努力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它容易扭曲看法。特别是要避免为引来关注度和曝光率，而走向极端。民主化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要使中国尽早走向民主，前提是了解你的研究对象或对手，甚至比它更清楚其优缺点。

但海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在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观察和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看法，一是“中共速朽论”，一是“习近平无能论”。观察海外中文的政论节目，或者在一些时评家发表于Twitter之类社交媒体的文字中，你会发现，在有关中共和习近平的话题上，除了谩骂、诅咒、发泄私愤和引述道听途说的八卦艳闻、阴谋及有违常识的看法外，很难再看到有分量的东西。不客气地说，这是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之一。

此现象也存在中国国内，在私人聚会或饭局等场合，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评价争论得很厉害。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认知难让人恭维。举例来说，在十九大前，一些学者言之凿凿地表示，十九大一定开不成，或者中共一定在十九大后垮台，或者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被推翻。曾有几人就这样跟我打赌。

为什么“中共速朽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自己不喜欢或者不能印证自己观点的事实视而不见。在“速朽论”看来，中共好像是一座纸糊的房子，只要轻轻一推就倒。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表面看来，中国的诸多现实能够支撑起“速朽”：中共现在是内有群众的不满和抗争，外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力围堵，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导致经济萧条和衰退，影响百姓生活，引发人民对中共和习近平专权的强烈不满，过去支持中共的中产阶级对习近平也表现出离心离德，再加上反腐造成高层权力斗争加剧，可以说，人民“起义”的形态已经具备，就差出一个“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了。

这种看法似乎还得到一党专制“70年大限论”的印证。“大限论”说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一党独裁或执政的国家，在连续执政达70年时，都会垮台或下台，苏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其中两种类型代表。中共也很难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然而，将民众怨声载道，各阶级和阶层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视为中共垮台前奏，是很成问题的，除非经济形势恶化到不可收拾地步，出现大面积失业和恶性通胀，可能导致全局性社会动荡，但即使如此，也难断言中共明天或者不久就要垮台。

原因在于中国本身的复杂性及国际社会的变局并非完全对中共不利。中国是内部差异极大的国家，这使它极易出问题，并且放大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也因此决定中国对问题的承受力很强，回旋余地大。

还应看到，虽然随着习近平极权统治的强化，中共的应变和调适能力在减弱，但这种弱化速度并未造成中共对外界的变化完全无动于衷，总体看，中共的应变力还是很强的，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有效的管治机制。而为减轻群众不满，习近平也在强化对官员的问责。此外，尽管习近平的“中国梦”遭到普遍嘲笑，但它所蕴含的中国强大起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价值在中国社会还是有吸引力的；他的“精准扶贫”，对改善底层民众福利，拉近他们对党的向心力也是有作用的。同时，中共对社会管制的强化和民众面对政治高压时的机会主义态度和行为策略，也在延长其统治。

从经济来说，尽管中国今年遭受很大压力和困难，但也要看到，对外开放力度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可举的例子很多，如中央层面的海南自由港，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过半或独资，以及的上海和广州等地扩大对外开放举措。中美贸易战从6～8月的统计数据看，对中国的外贸不但未构成严重打击，反而中美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这当然不能说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存在，但很可能，在接下来对2000亿美元甚至全部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此种冲击不像贸易战开打时认为的那么严重，外资也在持续流入中国，马斯克(Elon Musk)的特拉斯前不久就在上海注册独资公司，最近又将注册资本从原来的1亿元提高到46.7亿元。正如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中美贸易战主要影响的是市场情绪，对实际经济未必产生很大影响。虽然市场情绪也会加剧经济萧条，但也要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化解，尽管效果尚未明显显现。

再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看，鉴于全球民粹主义的升温，强人政治的出现和西方内部自身的矛盾、危机及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中共在非西方国家得到认可的程度有所提高。中国周边的整体环境比去年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同印度、朝鲜和缅甸的关系。西方（不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很难长久维持。

事实上，“速朽论”不过是早已存在的“中国崩溃论”翻版，后者流行了二三十年。不同之处在于，“速朽论”以海内外华人的仇共反共人士为主，而“崩溃论”以海外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为主，包括一些华裔学者，但两者对中国和中共崩溃或速朽的看法则几乎惊人一致，都认为中共的政争、腐败和经济衰退将会导致中共垮台、中国崩溃。

如果对中共“速朽”的判断有误，对习近平“无能”的判断也就谈不上准确，因为两者密切相关。自习近平近6年前上台，在对他个人及其思想和政策路线的评判中，一个似乎得到自由派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习乃是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志大才疏、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不堪大任，中共把他推向最高位置，是选错了人。

自由派中很多嘲讽习近平无能的人，常举的例证是，习虽是清华的法学博士，但真实水平不过一初中生，他上台后，把胡锦涛留给他的一手好牌（不是指中国改革进程，而是国力在提高，国际环境相对处于一个上升空间）全打烂了，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国内民怨沸腾，国际陷入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为敌，终导致中美贸易战和美国的全面打压。

习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的确一手制造了混乱，放出了很多矛盾的信号。尤其是没有继承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而师法毛泽东，在基本方向上全面左转，回归正统社会主义，迷信精神力量，推行高压统治，经济上强化国有制，导致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温和力量对其极其失望，这似乎足以证明他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习在上台后不久即掌控大权，变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领导体制。对于一个在上台前没有军功和政绩的人来说，取得如此权力和权威，简直是一个奇迹。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强人地位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和长期在领导岗位上才实现的，习近平何以独让全党服从他一人？是这届党的领导干部不行，还是中共高层有意选择的结果？许多人会提到反腐，可问题是，胡江也反腐，为什么反不动？

从习近平上台六年来的治理情况看，把习近平当傻子，认为只有初中生水平，治国毫无章法，东一榔西一锤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是小看了他。习近平对中国的未来有一整套设计，这集中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虽然它不符合自由派的胃口，但特朗普的前首席顾问班农读出了其中“潜在词”，所以2017年12月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他警告自由世界要警惕中国的强大。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在十八大前将习后来展示的这套强国策略称之为“红色帝国”战略，并概括了它的主要特征，这说明，还是有人能预见或看懂习近平的。简言之，习不但在权力斗争中有一套办法，能够战胜政敌，而且在治国治党上，也有一整套思路和想法。不仅如此，相对胡江，习还有很强大的执行力。他要把他头脑中的这套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变成现实。

从能力上贬低习近平、将他视为二楞子式人物，是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力量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应该看到，习是一个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和有意志的独裁者。他可能是真信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领导人。毛式共产主义教育及其知识结构和梁家河七年知青人生，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使他迷信精神力量、憎恶腐败、同情百姓，认为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可以将中共和中国改造成一个思想上纯粹的政党和国家，但残酷的政治斗争，也使他冷酷无情，他采取的治党治民主动出击的两手策略，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践他的想法，回归正统社会主义。就此而言，习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在一人领导体制下，他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没有足够反对力量，注定会将中国带入一条不归路。

我在此不是要为习近平和中共“唱赞歌”，长独裁政权威风，灭自由民主志气，而是提醒，如果海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对习近平和中共不屑一顾，只盯着人家的缺点和弱项，将会犯下不可弥补的历史错误。对自由民主力量来说，应时刻记住：要战胜对手，就得像中共自己说的，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多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长处。只有如此，才能制定切合实际的行动策略，否则，历史机会到来时，也会白白浪费。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我看这主要因为胡耀邦曾经讲过：“要是让人民知道了党的真实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制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爱护知识分子，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惊弓之鸟——因为有人已经证明了，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的。

《当今中国禁忌话题：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2024年1月5日金哲）报道：

华盛顿 — 当今中国禁忌话题超多，多到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感到数不清，弄不明。有些禁忌话题是提出之后遭到禁止才被人们知道的，还有许多则是没有机会提出。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缘在中国问世的禁忌话题之一。中国人就这种话题的思考和言说只能在海外媒体平台才能实现。

中国禁忌话题的中国特色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禁忌话题。但在众多中国人和众多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看来，当今中国的禁忌话题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常常呈现出当今世界顶尖的荒诞派作家都写不出的既滑稽又可怕的荒诞。

2024年新年伊始，中国传出的“美食作家王刚”成为2024年首个封禁话题的消息似乎是为这种中国特色提供了最新鲜又最形象的注解。

一个美食作家怎么会成为国家级封杀的对象？在当今中国的观察家们看来，这个问题就足够让世界各国的公众、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感到困惑不解。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因为王刚介绍了蛋炒饭”，从而无意中闯下了大祸，触动了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的敏感之处，使他们兴奋到发狂。但这样的标准答案本身就足以让世界各国的人感到困惑，甚至让众多中国人感到困惑。

中国网红厨师王刚2018年10月19日发布的一段蛋炒饭教程。

请同时参阅：

一碗蛋炒饭引发的网暴，网红厨师该不该道歉？

与此同时，在许多研究中国的专家和中国民众看来，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1月4日发表的有关王刚因介绍蛋炒饭而贾祸的、完全是事实性的新闻背景介绍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欲哭无泪：

——（2023年）11月27日，中国知名的美食博主王刚在个人平台（含微博、B站等）发布了一则“蛋炒饭”视频，而该视频被一些网民集体指责临近毛岸英忌日“用蛋炒饭侮辱英烈”。随后王刚将视频删除。11月27日晚，王刚发布道歉声明，称“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向众人介绍如何做家常美食并以此谋生的作家和表演家王刚在发现大事不妙之后发表声明，道歉求饶。然而，他的道歉求饶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使他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王刚的这种遭遇据信是源自中共政权的支持者或中共网络舆论监管当局认为，蛋炒饭是影射1950年代初被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派到朝鲜半岛参与朝鲜战争的儿子毛岸英擅自白天烧火蛋炒饭，引来联合国军飞机轰炸并身亡，是含沙射影攻击中共政权，而害死人不计其数而且差点也把中共现今领袖习近平的父亲整死的毛泽东仍被中共政权视为大英雄。

美食作家王刚2024年伊始成为中国禁忌话题，这一事实展示了当今中国禁忌话题的诸多中国特色，其中明显的特色是禁忌范围超大，而且变幻不定，不但包括如何做蛋炒饭这样的问题/话题，也包括扛二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是否是吹牛不上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承认中国存在严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中、低级官员为什么不能公布自己的财产以显示自己没有来源不明的收入，取信于民，等等等等。

当今中国无缘问世的禁忌话题

王刚与蛋炒饭的话题在当今中国属于那种遭到禁止才被人们知道的话题。而有力和无能的结合这种话题则属于在当今中国无缘问世的话题，跟只是接受过小学生教育的人可以如何获得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这样的话题一样。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至今不愿或不能解释只是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的习近平如何能上清华大学学化工，然后又在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奇特经历。

多年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胡平表示，古往今来一切专制独裁政权和专制独裁者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力和无能合二而一，这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学术话题，但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1960年代后期，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看似权力无限大和最有能力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的无能。

胡平说：“在1967、68年，各地的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互相打内战，甚至搞‘武斗’，势不两立。那个时候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不断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组织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但群众就是对这些‘最高指示’充耳不闻，或阳奉阴违。不都是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关于实现大联合的指示说了好多遍了，但底下就是不理你。”

在胡平和许多其他政治哲学研究者看来，有力和无能是古往今来一切专制独裁的常态，有力（即拥有绝对权力）与无能结合，使无能加倍凸显，也可以使无能祸害加倍；例如，毛泽东不懂经济，管理经济无能，但他拥有绝对权力，便可以硬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骄傲地自封为毛泽东的继承者的习近平在有力和无能合二而一从而加倍给中国人造成祸害方面与毛泽东旗鼓相当。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到来之际，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扮演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明的疫情防控专家，先是隐瞒疫情，使疫情爆炸性扩散；然后再推行严酷和残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将近三年。造成无数生命财产损失，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信息封锁，中国在疫情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外界不是很清楚，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的普遍共识是，就采取任意的严酷疫情防控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打击的严重性而言，中国绝对是举世无双，世界第一。

华人社区评论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

在2023年结束之际，回顾过去一年即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疫情防控措施突然草草收场的第一年，众多国际媒体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式的、习近平式的“疫情清零”政策措施对中国的疫情防控最终没有多少帮助，但却实实在在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和毁坏，指出这种基于无能的有害措施是借助于不容置疑的独裁强力才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害。

鉴于习近平的有力和无能在中国是一个不得提起的话题，社交媒体X（即原先的推特）用户聚集在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的年终回顾“2023，习近平展示有力和无能的一年”下发表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搞宫廷内斗有力，搞经济无能

——是的，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力千年难见

——野心有余能力不足，倒车有力革新无功

——一个国家烂到赤裸裸的网络年代伸冤无门，人类史上无人做到

——它会更加危险，它不是黔驴技穷，它会疯狂的拉世界陪葬！

——“有力和无能”。最佳配搭！加油！（注：在中国国内以及国外华人社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的他们所说的倒行逆施的做法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有利于加速中共独裁政权倒台，因此他们给习近平起了一个绰号：总加速师。）

——你（美国之音中文记者编辑的）的中文要好好提升呀哈，（更好的标题应当是）“2023，习近平有力地展示了无能的一年”

——一个领导14亿人民的领导者，心理总是想要跟西方国家竞争，总是掂念着东升西降的时代来临，所以，心不正、则念邪，怎么才能以正能量来领导这个国家，更何况领导整个世界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望深思!

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经济学人》怎么说

习近平的有力与无能在中国是一个禁忌话题。但对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来说，中国当局禁止和封杀的话题往往就是新闻价值高的话题。因此，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评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回顾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过去一年之际，也说到这个话题，并由此展望了中国看来不那么美妙的新的一年。该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和中国面临艰难的另一年》。文章的头两段是：

“每年12月31日，人们都会瞥见一个难以捉摸的世界。习近平通过中国国家电视台向全国发表新年祝词。中国网民仔细研究了这段视频：他们在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坐在据称是他的办公桌前。他们相互交换自己对习近平身后书架上陈列的照片集的分析，解析他语调拖沓的话语。他在今年的新年祝词中说，“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许多人会认为他这是对中国当前困境的轻描淡写。

河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刘畅坐在摊位前等待客户，他说最近天气冷，出来的人没有夏天多。

请同时参阅：

摆地摊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困境中寻求生存之路

“就在一年多前，习近平放弃了他的严酷的‘疫情清零’措施。该措施那时已实施将近三年，导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酷的出行封禁。但中国并没有见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说的走出那个时期的‘平稳过渡’。中国疫苗接种不足，人们缺乏应对病毒的准备：据某些估计，随着中国踉踉跄跄恢复正常，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中国官员只承认了死亡数字的零头）。经济随后未能发动起来。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在华外国投资者变得更加紧张。逆风非常猛烈。来年的麻烦看来不会更少。”

谢选骏指出：人问“当今中国禁忌话题：有力与无能结合的结果是什么”？我看那就是“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人民，所以把自己吓成了惊弓之鸟的神经兮兮”。

谢选骏：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

《在持续动荡的世界，我们如何应对“供应链大混乱”》（PETER S. GOODMAN 2024年6月4日）报道：

2021年10月，在洛杉矶港外抛锚等待入港的集装箱船。

南加州看上去就像被封锁了。

超过50艘巨轮在太平洋寒冷的海水中颠簸，被困在洛杉矶和加州长滩的两个港口附近。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们等待着轮到自己靠岸，卸下货物。看热闹的人拿着双筒望远镜蜂拥到水边，试图数清绵延至漆黑地平线的船到底有多少艘。

这不是战争。这是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时的情形。

那是在2021年10月，地球上发生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国际贸易中到处都是令人困惑的失常。最基本的地理格局仿佛经过了重组，海洋被拉长，中国工厂与美国超市之间的距离变远。

鉴于集装箱船的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度是自由女神像高度的四倍多——任何一艘停泊等待的集装箱船都意味着大量订单没有到达预定目的地。甲板上堆满了集装箱，里面的东西从服装和电子产品，到装满化学品（用于制造油漆和药品等产品）的桶，它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排队等候的船只中，有一艘悬挂香港国旗的CSCL Spring号，载有来自中国大型农业集团益海嘉里国际公司的138个集装箱，其中总共装载了约3300吨的油菜籽颗粒——这是足够养活2万头奶牛一周的动物饲料。这一延误加剧了困扰美国畜牧业生产者的饲料短缺问题。

在这些被困的船中，有五艘总共运送了约5900吨的斐济瓶装水。超过7700吨的喜力啤酒也被拖延。悬挂新加坡国旗的“万海625”号载有近1300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树脂，这是制造合成纤维和用于包装软饮料的塑料瓶的关键元素，也是一种短缺商品。这艘船还载有约2300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720吨的链条围栏材料。

据估计，在南加州两个最大港口外等候的船只总共装载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货物。这只是由于全球供应链崩溃而搁浅的商品的一小部分，而供应链崩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中国到北美再到欧洲，全球近13%的集装箱船队在港口漂浮。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产品陷入拥堵。

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在别的地方。

但是，大量集装箱涌入，使码头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被隔离的美国人在为大灾难做准备，他们在地下室里摆上健身自行车，在卧室里摆上办公家具，在厨房里摆上烘焙设备。这些商品大多是在亚洲制造的。卡车运输业抱怨说，他们招不到足够多的司机来运送这些海啸般涌来的货物。仓库满满当当，却缺少工人。多年来由于企业削减成本而被掏空的铁路行业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几十年来，世界似乎被压缩了，各大洲被集装箱船、互联网和对全球化的狂热信仰连接起来。现在，人们重新感受到大地的辽阔。

——

在长滩附近被困船只的中心是悬挂丹麦国旗的集装箱船马士基·埃姆登号，长约365米，宽约48米。这艘船刚从中国宁波港抵达，装载了大约1.2万个集装箱。

哈根·沃克在马士基·埃姆登号上只有一个箱子——一个12米的集装箱，在运输舱单上记录为MSMU8771295。但在他的创业公司的短暂历史中，它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沃克的公司Glo总部设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该公司生产新奇的塑料方块，放入水中时会闪闪发光。他前不久获得了一份突破性的订单——为《芝麻街》制作洗澡玩具，其中包括标志性的艾蒙玩具。他原计划在关键的假日期间首次推出产品，当时距离假期只有两个月了。

和数以百万计的公司一样，沃克的经营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国生产的工厂，以及将产品运往美国海岸的巨型集装箱船。几十年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廉价而可靠的经营方式，大品牌和小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从烤箱清洁剂到飞机零部件等各种产品。

但是，这个等式在瓦解，沃克发现自己面临着南加州沿海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随着日历继续无情地向假日季迈进，他的艾蒙娃娃漂在水上，成为供应链大混乱中的弃儿。

当马士基·埃姆登号载着沃克的货物加入长滩附近的漂浮队列时，从欧洲到非洲再到北美和南美，人们还在忍受口罩和手术衣等个人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这迫使一线医务人员在缺乏足够保护的情况下照顾新冠患者。

随着人们的恐慌性囤货，卫生纸从商店货架上消失了。女性卫生用品、抗生素甚至阿司匹林等药物也很难找到。超市里的肉类陈列柜空空如也。有一段时间，广受欢迎的早餐麦片“葡萄柚果仁”和用来制作珍珠奶茶的木薯粉几乎都消失了。

在亚洲，生产电脑芯片的工厂跟不上需求的大幅增长，在芯片已成为各种设备大脑的时代，这成了紧急情况。从日本到美国再到巴西，汽车工厂都因为芯片短缺而停止生产。美国汽车经销商的汽车库存通常是他们一个月销售量的两到三倍。到2021年底，它们的库存已跌至创纪录的低点，不到销量的一半。随着新车越来越少，二手车的价格也开始飙升。

医疗器械厂家开始了一场基本上徒劳无功的宣传行动，希望让芯片公司知耻，转而优先处理它们的订单，而不是苹果、谷歌等智能手机公司的订单。各大电子企业开始秘密收购旧玩具和电玩主机，拆解古老的PlayStation和芭比娃娃配饰，以获取里面的芯片。

对于以前从来不需要去考虑全球供应链复杂性的消费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极为不安。商品的短缺从直觉上确认了一种想法，即当代生活本身已经失控，并且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黑暗真相：当时的局面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下了。

在富裕国家，社会一直浸淫于这样一种观念中：互联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一天、任何天气下上网，点击一下，然后等待卡车运来你的货物。

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供应链不仅是商品的循环系统，它还能带来一种人类境况尽在掌握的感觉，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少有的协调一致的侧面。在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新闻媒体持怀疑态度、对企业动机心存疑虑的时代，每个人至少都可以相信那些把快递员带到你家门口的隐形力量。将农场、工厂和配送中心与家庭和企业连接起来的联系似乎是不可侵犯的。

随着供应链开始断裂，从明尼阿波利斯到米兰，城市里到处都是救护车无休止的悲鸣，把新冠肺炎的感染者送到医院，人们躺在走廊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病房里人满为患，呼吸机供不应求。从旧金山到斯德哥尔摩，人们在养老院独自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向他们的子孙告别。每天都有噩耗传来，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最终夺走了全球近700万人的生命。

——

近几十年来，从北美到欧洲再到日本，跨国公司都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一种无情的效率上。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它们逐渐将生产委托给世界各地的工厂，尤其是中国的工厂。

它们表现得好像这个战略不存在任何风险，好像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俄亥俄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延伸。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航运业基本上是一个卡特尔，基本不受任何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督。

一旦它们的产品抵达美国海岸，公司就依赖于运输网络，而运输网络又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工人从事着危险而孤独的工作，尽管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被人为压低。在构建供应链的过程中，卡车运输公司和铁路公司不遗余力地追求效率，他们对待工人的方式仿佛工人的时间是无限的，没有价值，在只能等待下一班货的时间里，他们不应该得到任何补偿。

从铁路到卡车运输公司再到仓库，供应链上的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工人视为需要控制的成本，而不是有家庭、身体疾患和其他需求的人。雇主们认为，即便肆意剥削，他们也不必担心劳动力会枯竭。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人们热衷于将去监管化作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办法，导致把经济命运拱手让给了少数几家主导关键行业的企业。

在华盛顿，两个主要政党一直不切实际地认为，任由大型公司去掌握对市场的控制权，将产生更高的效率。

这场疫情暴露了依赖远方的工厂和集装箱船来维持人类货物供应的后果。

它暴露出世界在防护装备和药品等关键产品上严重依赖中国的做法是草率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陷入贸易战的情况下。

它揭示出依赖交通系统的风险，这些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成本削减而大幅下降。

不受监管的巨头以效率之名主宰市场，结果却只在华尔街产生了有效的结果。

随后，全球供应链的大范围混乱助长了另一种经济之痛：通货膨胀。

到2022年初，全球央行以抑制物价上涨为名开始加息。这将给房主和信用卡持有者带来更高的借贷成本。这将使普通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压低了股价。尽管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争论不休，但部分责任显然要归咎于一个现实，即数量惊人的货物漂浮在海上，等待进港。

——

到2023年初，疫情最严重的破坏已经过去。海运不畅的状况几乎消失，运费骤降，产品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然而，同样的根本性危险依然存在，等待着未来不可避免的动荡。

全球经济已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代。在自然界被气候变化所改变的同时，全球供应链也将受制于新的规则和对风险的不断重新评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增加了世界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可能性，使国际贸易的地理格局复杂化。中国和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冷战，其后果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重塑了联盟、贸易协定以及关于国际交往性质的基本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又一场动荡正在到来，为了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厘清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需要了解供应链是如何变得如此复杂、如何延伸并全都集中到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重新配置供应链，通过增强韧性来保护社会。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全球化是由一种特别令人陶醉的效率形式推动的，这种概念被称为及时制度(Just in Time)或精益制造。

但疫情的短缺促使一些公司重新调整，在从“及时”转向“以防万一”的过程中增加库存。

由于美国和中国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跨国企业已将一些工厂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

过去四年的艰辛历程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从拯救生命的药物和电脑芯片到玩具和电动游戏，人类依赖着一条混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以获取我们这个时代的产品。这个系统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劳动盘剥，这使得它永远面临着崩溃的可能性。它的建立是为了回报投资者群体，但往往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

“供应链大混乱”并非新近发生的一则奇事。如果机器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它是对我们将来势必还会遇到的失常景象的预演。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我看这是回头路，而向前的路只有一条，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的问题。

谢选骏：律师自杀手册

《美国律师业现“自杀门”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2009年06月12日 法制日报）报道：

华盛顿杰出律师自杀身亡

在这个六月，《美国律师》杂志一篇以“今天的律师们是否面临了太多的压力”为题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文章中借由最近美国出现的律师“自杀门”现象，探讨了在金融危机、压力遽增的状况下，律师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应对。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日子越来越难过。有些人因无法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和就业的压力，选择了自绝之路。今年4月30日，美国著名的基尔帕特里克(KilpatrickStocktonLLP)律师事务所的59岁资深律师马克·利维(MarkLevy)因无法面对被解雇的严酷现实而走上了自杀之路。

利维在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负责最高法院法律诉讼方面的业务，在被解雇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并因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备受尊敬。在遭到事务所解雇的第二天，利维被发现开枪自杀于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中。此外，在利维的家中还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在遗言中他声称非常爱他的家人，并嘱咐妻子如何处理其去世后的家庭财产问题。利维20岁的儿子发现了这张字条并报了警。

而那些还不知悉利维死讯、给利维发送电子邮件的亲友、同事都收到了这样一条自动回复：“到2009年4月30日为止，你可能再也无法联系到我。如果有公事的话，请联系我的秘书。如果涉及到私事，请与我的妻子联系。”

令人心酸的是，在自杀前的一个月，利维刚刚被评为2009年华盛顿特区杰出律师，这是给那些受到法律同行的高度认可并达到非常职业成就的律师的一种荣誉。

利维的自杀身亡使他的同事和家人感到震惊和万分悲痛，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的联合经营合伙人说，“马克·利维是著名的人物，他因成功地站在最高法院的面前而受到人们崇高的尊敬，我想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悼念。”据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此次和利维一起受到基尔帕特里克律师事务所解雇的有20多名律师和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

就在利维自杀的一个星期后，美国历史最悠久、声誉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Thacher&BartlettLLP)也承认，该律所的一名律师也因被解雇选择了轻生的道路。

在美国的律所中，因不堪工作现状和失业压力而选择自杀的现象远不止最近发生的几件，律师业中出现的“自杀门”现象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行业在金融危机下所承受的沉重压力、以及心态变化的严重关切。

一些美国舆论认为，律师本身就是充满与众不同个性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心态中都存在与人竞争的因素，这种心理使他们在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比普通人更易选择自杀的道路。

美国自杀防治学会的执行理事兰尼·伯曼就指出，律师比从事一般职业的人承受着更多的压力、焦虑，再加上他们的完美主义、不服输的性格，所以在遭受挫折和失败时更容易走向轻生的道路而不是向外界寻求帮助。伯曼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导致在金融危机中，律师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机下律师的心态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就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合并、裁员的汹涌浪潮。为此，纽约市律师协会在其长达135年的历史中，不得不首次为失业律师再次就业提供咨询服务，律师们所面临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美国律师》杂志的统计，在金融危机中，至少有62家全球200强律师事务所中的2800名律师遭到了解雇，而律所中除律师外的一般职员丢饭碗的人数甚至更高。现在尚不清楚这种势头何时才能止住。

《美国律师》杂志的文章认为，尽管律师们现在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但是律所在这方面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他们可能连自身都难保。在全球200强律师事务所中，付给头一年工作的律师的年薪就高达16万美元，这令事务所难以承受；合伙人的利润回报率在不断攀升，这也使事务所难以承受；每位合伙人每年的收益回报必须是双位数，这对律师事务所来说更是无法承受，所以律师行业中每周都会曝出新的裁员、削减薪水等负面消息。

裁员潮以及律师工作的朝不保夕给律师从业人员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马克·利维等资深律师的自杀现象便是一个佐证。如果人们浏览美国一些法律人的博客，在其文章或者文章后的评论中，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他们的愤怒、悲观和自责的情绪。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选择自杀是一则令人痛心的个人悲剧，但律师行业连续发生的此类自杀事件和其它令人心碎的事件，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个强烈的感受，现在已经到了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重新评估自己面对压力的心态、人生优先目标以及价值观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让这种悲剧无休止地发展下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律师业现“自杀门” 资深律师自杀事件频传；我看律师惯于鱼肉他人，没有习惯被人鱼肉。

《律师为什么挣得越少越快乐》（DOUGLAS QUENQUA 2015年9月10日）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托德·D·彼得森致力于帮助学生免于踏入自己不满意的职业。

成为一名律师能获得诸多回报——财富、地位、有趣的工作……但日常的幸福感却从不在其中。一项新研究表明，也许，这是因为律师和法律专业的学生把应该注重的职业回报搞错了。

研究人员在调查了6200名律师的工作和健康状况后发现，在法律界，高收入或成为著名事务所合伙人等因素与成功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们与幸福和快乐之间的关联几乎为零。然而，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比如公设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Legal Aid)律师，虽然赚钱最少，在调查中却更倾向于报告自己生活得挺开心。

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律师们酗酒也少于他们那些高收入的同行。而且，尽管两组人在富裕程度上差距很大，但他们所报告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却大致相当。

在许多律所，成为合伙人是员工的终极奋斗目标，也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但这同样不会给人带来更多快乐。本周发表在《乔治华盛顿法律评论》(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级合伙人与高级律师报告的幸福感一般无二，尽管后者的薪酬低了62%。

“学法律的学生以竭尽全力追求好成绩而闻名，甚至有时不惜以牺牲健康和人际交往为代价，满心以为：‘我就要实现美国梦了，以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劳伦斯·S·克里格说。“想的是挺美，可惜现实不如人意。”

克里格先生认为，与公共服务类的工作相反，声名显赫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它们无法提供“能力感”(feelings of competence)、自主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而这三者正是该研究所依据的描述人类幸福感的心理模型——“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三大支柱。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困扰着法律界人士。1990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律师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非律师的3.6倍，这令他们比从事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去年12月，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回应他们调查的学生中，有70%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

另一项研究显示，法律业与较高的物质滥用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问题还成了新闻话题：在最近的六个月内，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有三名法官被控酒后驾车而被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7年间，律师比其他职业从业者自杀的可能性高出54%。2014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自2010年以来，肯塔基州有15名律师自杀。

为什么律师这么容易发生此类危险？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常有人说，该行业需要人长时间地为苛刻的客户辛勤劳作，本身就让人高兴不起来，对于那些以为律师的工作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刺激而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论战，于是就跑去念法学院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想我之所以会想成为一名诉讼律师，是因为当初完全误解了诉讼律师是干什么的，”托德·D·彼得森(Todd D. Peterson)说，他本来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对工作感到幻灭后他离开了这一行。“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没有成就感，我找不到它有什么意义。”如今，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担任法学教授，并身先士卒地力图帮助法学院的学生避免重蹈他的复辙。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称，许多打算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都感到很有压力，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以在大公司谋职为目标。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称，许多打算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都感到很有压力，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以在大公司谋职为目标。 VANESSA VIC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还有人说，这项工作要求从业者的愤世嫉俗达到不健康的程度。“研究显示，乐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益于心理健康，”纽约州律师援助计划（New York State Lawyer Assistance Program，一个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律师提供帮助的组织）的负责人帕特里夏·斯帕塔罗(Patricia Spataro)说。“律师们受到的培训却是让他们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悲观的预期虽更利于他们的工作，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有就是公众的敌视。“人们似乎就是讨厌律师，”斯帕塔罗女士说。“数以千计的知名网站上都有关于律师的各种笑话，这实在太可怕了。”举个例子：在CNN那篇关于律师自杀的文章下面有3000多条评论，其中有许多都对这一趋势鼓掌叫好。不过这些评论现在在该文的在线链接上已经不见了。

下面再来讲讲拉里·齐默尔曼(Larry Zimmerman)先生的故事：他退休之前在奥尔巴尼市担任律师，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个职位跳槽到收入丰厚的私人事务所令他的酗酒问题更加严重了。

“突然之间我就要处理一些涉案金额巨大的案子，应付极其苛刻的客户，官司的风险也很高，”他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很擅长，但它确实令我时时担惊受怕。”齐默尔曼先生说，在他决心求助之前，每天都要喝一品脱（约合473毫升）伏特加，并且需要依靠初级律师来完成他的大部分工作。

为了帮助像齐默尔曼先生这样的人，大多数州的律师协会或法院系统都设有援助项目，可将律师转诊给咨询或康复服务机构。最近，在克里格先生等人的研究的启发下，法学院也设置了一些项目来防止此类问题。

2012年，彼得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起了一个志愿项目，旨在帮助那些想要进入法律界的法学院学生在众多法律领域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将会见执业律师，并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该项目还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向学生们提供排解压力并保持积极心态的技巧。

“我们帮助学生认清自己为什么要念法学院，以及他们将来想要去哪里工作，”彼得森先生说。“因此，他们不会只知道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然后在三年级时漫无目的地发出500份简历，指望能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他们，相反，他们正学着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法律的某些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更有吸引力。”

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示，渴望被大牌律师楼录用的压力在法学院的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那些在入学时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也常常发现自己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就业方向。

“在法学院里，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法学院的学生海伦·克莱门丝(Helen Clemens)说。“它的来源多种多样，但我想说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你身边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在谈论学校里那些在久负盛名的大律师楼里找到工作的佼佼者，那大家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得到类似的职位。”

2013年，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Law School)对大一的一门必修课程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其更接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项目。“很多人进法学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院的副院长纳塔莉·马丁(Nathalie Martin)说。“我们试图将他们引导到我们认为他们会热衷的领域去。”

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以及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法学院也设置了注重学生幸福感的职业发展计划。

彼得森先生这样的教师希望能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目标，并借此逆转律师生活不快乐的趋势。但他也承认，这绝非易事。

“当然，法学院里肯定有部分人会觉得这些项目有些矫情，”他说，“甚至有学生觉得从埋头苦读中抽出一小时来做这些事太过浪费时间。”

“但我想人们终能理解我们需要为学生做些什么，”他补充道，“从道义上，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问“律师为什么挣得越少越快乐”？我看挣得越少压力越小，所以也就越是快乐了。律师自杀就是因为贪得无厌而失去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