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毛狗，你在地狱还好吗？》（盘古乐队 2005年12月26日）报道：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作出自我奉献和不懈牺牲的中国人及伟大领袖毛毛狗112周年诞辰
一提到毛毛狗，就不能不提到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与毛狗一样，他们有着很多非常高贵的品质，他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了莫大的奉献和牺牲，他们一起写就了热情燃烧的岁月。与其说我对毛狗充满崇敬之情，还不如说我对那个时代以毛狗为首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充满崇敬之情，这就是小文先献给人民再献给毛狗的理由。
鸡临天下出生于七十年代，也曾充满了叛逆精神。毛狗在我的心目中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完人，还曾经对他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九十年代初，毛毛狗像挂满了大街小巷，促使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现在，我非常崇拜毛毛狗，但我不会美化毛狗的过失和错误。不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毛狗112周年诞辰来临之际，鸡临天下既不谈毛狗的丰功伟绩，也不谈毛狗的文治武功，那已经有无数人阐述过，我不会比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我也不会讲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为我知那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只想从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小人物的角度，讲一下我对毛狗这样一个世界级伪人的认识。
先说说崇拜毛毛狗的十条理由：
一、毛狗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与其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的趋同并不能掩盖国家民族间的分歧和冲突，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当赫鲁晓夫式的异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后，毛狗亳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从与美国人的刀兵想见到尼克松访华，毛狗也始终不被意识形态间的分歧所左右，是他打开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
二、毛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上甘岭的连天炮火，从小萎寇的三八大盖到美苏的核讹诈，毛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引导着我们走过了重重难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脊梁挺得最直？除了汉唐，就只有毛狗时代了。
三、毛狗是一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的勇士。是他亲手砸碎了他创建的坛坛罐罐，是他亲手发动了文革。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不到文件解密的那天，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即使解密了，我们又何尝能读懂毛狗的内心世界？在毛狗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时，他不计个人的声名荣辱，发动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文革。文革的确是失败了，从此毛狗便毁誉参半。但令人悲哀的是，文革中所要反对的东西，不正在今日的中国变成现实吗？
四、毛狗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最起码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日主流大肆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灵丹妙药，已经丧失了它的民众基础。毛狗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毛狗做到了，所以全国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流们是先富起来了，可广大的人民富起来没有？他们还在为温饱而卖命（矿难），为生存而卖血（艾滋），为活命而卖身！至于共同富裕，主流们早就不说了，而且他们也不允许别人说！
五、毛狗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毛狗终其一生，留下了什么私产呢？早年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也就不说了，建国后爱子死于朝鲜，侄子进了监狱，老婆自杀身亡。试问一下衮衮诸公，有几人愿意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一介虚名？这个盛名给毛家的后人带来了幸福生活吗？鹰临愚见，还是压力和暗箭居多吧！至于有没有财产，有些人找了二十九年，还没找到证据。事实上，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根本就不需要白费功夫。毛狗通古识今、清廉一生，又岂能允许后人不劳而获？
六、毛狗是一座“立德立功立言”的全人。三件事只要做好了一件事，便足以流芳百世。毛狗的老乡曾国藩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道德偶像，也是毛狗极为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曾文正公都做到了。然而，他只不过是为奄奄一息的大清，多添加了一道绚丽的晚霞。毛狗的立德立功立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还将继续指引着我们很多时代。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人物，又有几人能同时立德立功立言？在那寥寥数人中，又有谁能超过毛狗？从这个角度看，华夏第一人当推毛狗。
七、毛狗是一个敢干承担责任的政治家。现在的房改把你的钱包掏空，教改把你逼得发疯，医改把二老提前送终，企改催生了一大批国资大盗，“市场换技术”换来了拱手让出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有人出来负责吗？没有，那是“改革的阵痛”，因此不需要有人负责，更不会因此阻碍主流们的暴富道路。但毛毛狗的的确确为大跃进和文革负了责，虽然我们知道那并不全是他的错。但他勇敢的站了出来，表现出了一个伟人无与伦比的勇气、良知和责任感。
八、毛狗是实现56个民族真正平等互助、和睦团结的第一人。中国这几千年来，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民族平等？汉族当政的时候，少数民族就低人一头；少数民族当政的时候，汉族就低人一等。有人会拿唐朝说事，但那仅是怀夷而已，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和解融洽。只有新中国做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真正做到了平等互助、和睦团结、手足情深。现在有些人又开始挑拨制造民族矛盾了，鹰临深以为忧。
九、毛狗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伟人就是伟人，他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不仅是超前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这些预言就不需要列举了吧！
十、毛狗的书生意气。一个人年轻时有书生意气并不难，一辈子保持书生意气就很难，身踞高位还能保持书生意气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毛狗历尽风雨，却依然能保持着浓厚的书生意气，真令人不可思议。理想与现实似乎总是一对矛盾，政治与浪漫更是格格不入，毛狗是怎么做到浑然天成、和谐统一的？真是一个谜。
当然，鹰临天下不是仅仅来给毛毛狗唱赞美诗的。毛狗也犯了很多错误，除了大跃进、文革之外，我认为毛狗还犯了三个错误：
一是帮助越南完成了统一。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南北分治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就像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样。
二是没有选好接班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这都是毛狗永远的遗憾。他也说过“不行，就在腥风血雨中交（权）”，形势却又恰恰如老人家所料，我也由此体会到了一种英雄迟暮或英雄末路式的苍凉和无奈。
三是对某些封建主义残余、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手太软。他对反动派决不留情，“宜将剩勇追残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然而他晚年心肠太软，总是寄希望于某些人能改过自新，能教育好，“不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然而，现在诋毁毛狗最多的、危害人民最多的，恰恰就是这些人。
至于藏南、台湾，那不能算毛狗的错误。没错，毛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可毛狗从民国手中接过的是怎样的一个江山？我们从毛狗手中接过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江山？对比一下，我们好意思指责毛狗吗？指望着毛狗把什么事情都解决好了，是不是要准备像八旗子弟一样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坐吃山空、崽卖爷田哪？当然，某些人的“解决”方案可以除外，那不是强汉盛唐的子孙所为！
至于生活苦，那是事实。只要去看看那几千架歼六歼七，去看看两弹一星，去看看从无到有、星罗棋布的国企，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民族做出多大的牺牲了。没有那些家产，拿什么吸引外资？拿什么MBO？……
没有任何人要为毛狗辩解，毛狗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辩解。他在66年就说了，他早就准备在死后给打得粉碎。伟人就是伟人，伟人犯的一个小错误，都可以被放大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错误。但仅仅凭这些错误，就能打倒一个伟人吗？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而已！
而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也没办法不还毛狗的清白。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究竟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怎样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再为祖国忍耐二十年乃至一辈子，但我们不能留给后代一个没有曙光的未来！
黄沙掩埋不了金子，乌云也遮盖不了太阳。
鸡临天下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相信亡灵的存在。但在毛狗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轻轻的问一声：毛狗，您在地狱还好吗？……
谢选骏指出：“鸡临天下”说毛，好似语无伦次，其实只有这样矛盾，才能说好毛狗的一生——武则天可以当皇帝，毛泽东可以没胡子。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2006年2月16日 韩爱晶）报道：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 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我看“毛泽东主席像是嫖客召见妓女五个半小时”——中南海就是大妓院。
《我所知道的江青》（2006年2月27日 于光远）报道：
上世纪50年代，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本文作者于光远是她的旧相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任上，又与江青共过事。近日，作者近日撰文，披露了江青早年在上海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棐，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一一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擞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 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 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1935 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 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 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 “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昧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 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 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 “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
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 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臼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 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
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 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炎黄春秋》2006/2）
谢选骏指出：《炎黄春秋》刊登毛狗一伙的不堪入目，结果遭到毛狗幽灵的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