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汤因比《历史研究》可算一部《易经历史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杨宏声）报道：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研究《易经》已形成一定规模。英国的除了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如艾约瑟等人外，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１８４５－１９３５）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于１８９７年继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两部研究《易经》的书：《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占卜概观》，都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西方，翟理思较早研究《易经》的占卜方面，他认为《易经》这部奇异的书可以视为神谕集，在《占卜概观》中他对这部人类文明早期著作的特点作了概括：《易经》的意义来自那些连续的或间断的图形，它们的位置可以在卦象的下端、中间或上端，它们相互对立、分离、合为一体，因而可以从八卦的形态或结构—一具体讲是从八卦的符号、图形、作用和功能来了解《易经》的特点；每一卦是变化的，根据卦象的变化推演出某种相当于神谕的观念，从而获得指导生活、解答疑难的训戒。翟理思指出，自这部经典问世以来，每一位《易经》的读者都企求懂得如何用它来预言命运，感应神秘的天意。他的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拥有许多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传统的注疏式《易经》研究逐渐被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取代。运用近代科学的各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评估《易经》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近代易学演进的主导倾向。西方汉学界最早对中国本土易“古史辨”派的顾颉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立场研究《易经》的学术成果作出积极响应的是英国汉学家魏莱（Arthur Waley，１８８９～　），他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撰的《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一文发表在１９３３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on of the Museumof Far Easten Antiquities）第五期上。该文在《易经》的书名翻译上采用意译：“变化之书”。（而在十九世纪，《易经》的英译者往往对此采用音译，译作“The Yi King”。本世纪以来的英方学者对《易经》往往都用意译。）魏莱这一论文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如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时，他根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作为鸟名（The Ming-i）翻译（而卫礼贤译本则根据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有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易经》研究趋向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学者沈仲涛的几部英文易著：《〈易经〉的符号》（The Symbols of Yi King;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易经〉汉英对照本》（The Text of Yi King and its appendixes）。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经》可说是沈仲涛的易著之主要特征，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译介和阐述《易经》，而沈仲涛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充分揭示蕴涵于这部古老经典中的现代科学意义。这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之前或之后，中国学界许多富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易学家已持与此相近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立场，其中可举出抗辛斋、薛子潜、丁超五诸人。但将此见解系统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沈仲涛首有其功。沈仲涛富于现代科学的素养，《〈易经〉的符号》这部书是他凭借自己对西方科学的系统研究，经过十数年的苦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包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占筮书和手稿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意在把读者“带入科学的领地”，向西方读者介绍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应用，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正是这些符号，使人们进入光与热、重力与吸力的世界。沈仲涛的《易经》英译主要根据理雅各的译本，但在许多地方作了相应增补和改译。他在译本的前言中说：“尽管理雅各著作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的译本是“经”、“传”分开的，沈仲涛把它们重新合并。当时西方学者引用《易经》英文，往往就采用沈仲涛的译本，如利本塞尔翻译汤用彤《王弼元周易论语新义》（WangPi's New Inten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Cun-Yi）时，主要就是参考沈仲涛的英译。沈仲涛的论著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更大，当代西方许多《易经》的译著和论著，往往设专章讨论现代科学与《易经》的关系。沈仲涛可说是国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易经》的首创者之一。

本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的英译，但多是零星从事这一工作。例如米尔斯（I.Mears）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柱的《创造力》（Creative energy）（该书于１９３１年在伦敦出版）一书中，用意显然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一个实例。

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本人于１９３１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一‘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ａ］汤因比还用“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本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促进《易经》研究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是与卫礼贤（Pichard Wilhelm）分不开的。卫礼贤译解《易经》的初衷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这部中国重要的经书，但他在介绍中十分强调《易经》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卫礼贤的易学成就而展开的。

首先是卫礼贤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无与伦比的《易经》德文译本，这是他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学者劳乃宣帮助下，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而成的。劳乃宣精通中国古算学，对《易经》深有研究。卫礼贤对他与劳乃宣合作翻译《易经》，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工作严谨，他（劳）用汉语解释经文，我作笔记，然后我把经文译为德文。之后我不参阅原著，把德文转译为中文，再加以比较，审核译本在各方面是否都正确达意。然后对译文加以润饰，在细节上反复讨论，并作了三、四次修改，附辑最重要的注释。译本就这样诞生了。”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于１９２４年在德国耶拿（Jona）出版，因信、达、雅兼备，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

不过，卫礼贤的译本问世后，刚开始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积极反晌。卫礼贤的德文译著在其后所以能发挥广泛的学术文化影响，首先应归功于瑞士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Rung １８１５～１９６１）和作家赫尔曼·黑塞（Helman Hesse，１８１７～１９６２），他们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早在荣格和卫礼贤于１９２１年首次会晤以前—一当时卫礼贤正在苏黎世心理俱乐部就《易经》首次作演说—一荣格已熟悉理雅各的英译本《易经》，但荣格认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比理雅各的英译本要正确得多，因此对之倍加推崇。他在一篇纪念卫礼贤的文章中写道：“卫礼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译本，不仅译文严谨，也由于他的个人经验，一方面他是一位中国旧学者的学生，另一方面又从事于中国瑜珈心理学的应用，而《易经》的实践应用，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成果”。荣格促成了将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转译为英文本。英文转译本是由荣格的一位德裔女学生、心理学家卡里·Ｆ·贝纳斯－芬克（Cary.F.Baynes-Fink）翻译的。当时年已７３岁的荣格为这一英译本写了序言，阐述了《易经》对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指出了卫译本的价值，这对卫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已另有约十五种之多的《易经》英译本面世，但与之相比，卫礼贤德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在半个世纪以来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可见其被英语世界接受之广泛。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评论文章，指出《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术之书。黑塞不仅从思想方面阐释《易经》的意义，而且将他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晚年创作的小说《玻璃珠游戏》，从其基本构思中可以明显看出受自《易经》的影响，黑塞因这部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易经》的感受及理解方式，对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整整一代青年人—一从美国旧金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也有某些不足，例如他的译文有时过于谨慎，使汉语原文中的一些涵义被摒弃了。其次的不足是，他的译文以宋代理学家的口气翻译。因他主要根据《周易折中》译，而要做到“信”，就必须忠实传达原著的材料和思想倾向，而这只能代表中国易学传统的一种思路。再者，由于他强调指出《易经》的占筮这一方面，西方人，特别是学者圈之外广大的公众在接受卫译本《易经》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易经》占筮意义所作的解说，并往往不适当地夸大它。因此，在西方由卫礼贤译本的传播而对《易经》的接受，就不无误解之处了。

值得进一步提到的是，卫礼贤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易经》翻译上。德译本《易经》本身同时也是一部依经文翻译而展开讨论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译著中，卫礼贤广泛引用东西方学术思想文献，或评论、或比较、或发挥，使这部译著本身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在德译本《易经》之后，卫礼贤接着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和《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经》的文章，这些文章于１９５６年以《变与常》（Wandling und Dauer）为题，由德国欧根·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卫礼贤成为西方本世纪以来最有成就的易学家。

全面地评论卫礼贤的《易经》译著和他的易学思想，也许得写一部有相当篇幅的书才做得到，更不用说在他之后还有由他的译著而引出的一批西方易学文献。卫礼贤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学术水平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最富代表性的，正是他为西方《易经》学术研究多方面化奠定了基础。从《易经》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开展的角度看，他为易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所做的工作基本而重要，影响广泛而深入，以至可以说今日西方易学的发展仍处在与“卫礼贤时期”密切关联的“后卫礼贤时期”。

如果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易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局限于少数学者（主要是汉学家）圈子内，那么到下半叶，《易经》的传播大大普及化了，就学者圈而论，范围也大大扩展，西方有代表性的从事不同现代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许多人试图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这就造成当代国际化《易经》学术研究范围的新扩展，一种新的易文化思潮正在形成。这种思潮由于与现代世界的主流文化有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和联系，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可以期望，易学的国际性的研究若能合理而有效地展开，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世界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主流思潮。

《易经》研究在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全面兴起，既与中国本土和港台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易学的复兴密切相关，也为西方易学本身的演进所推动。先就后一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从本世纪起，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易经》研究呈现积累而进、连续发展的面貌。因此，当代国际《易经》研究的学术动向，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与本世纪上半叶的易学发展密切相关联。

德国的卫德明是卫礼贤的第三子，也是卫礼贤的易学传人。他的早期著作《变化：易经八讲》是他于１９４３年在北京时为驻京德国人学习《易经》而作的系统报告。卫德明在报告中自称，他对《易经》的阐释完全据于其父卫礼贤工作的基础之上。卫德明１９４８年赴美，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１９６０年，《变化：易经八讲》一书由卫礼贤德文本《易经》的同一转译者贝思斯译成英语，（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早在１９５０年就译成英文。）卫礼贤和卫德明的《易》著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是当代西方易学史上的大事件，给五、六十年代美国易经学术研究的展开予以直接的鼓舞和推动。这使人想起６０年代后期卫礼贤《易经》译本的法文转译本出版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贝洛的黄皮书（即卫礼贤德译本《易经》的法文转译本）于１９６８年在法国出版，引起了二次大战后公众对易经日益增长的兴趣，《易经》在一种非常激烈的精神气氛下重新流行。

如果说卫德明的《变化：易经讲演录》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其父卫礼贤较接近，那么，他的《易经的天地人》则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后者是卫德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７年间在瑞士著名国际性多学科学者定期作学术聚会的艾拉诺斯大会上七次学术报告的结集。这七讲的论题是：Ⅰ、时的概念；Ⅱ、创造原理；Ⅲ、人间事件及其意义；Ⅳ、“吾邦”（作为宇宙）形成的阶段；Ⅴ、天地人的互动性；Ⅵ、精神的漫游；Ⅶ、意象和概念互济。其中每一篇与当时大会的学术主题有关，而“艾拉诺斯”大会最大的学术特色，即在于将当代的新观念与古典学术和思想的最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除了卫德明外，还有许多与《易经》有关的西方著名科学家和西方易经学者（如Ｇ·Ｃ·荣格和鲁道夫·利举玛，瑞士的易学专家）都在大会上作过报告。由于卫德明结合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对《易经》进行阐释，这就赋予这部讨论古典的著作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易经中的天地人》中，卫德明认为《易经》即是实用性的占筮手册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前者显然是指“古经”部分，后者则指“大传”，而作者予以《易传》更多关注。对卫德明这部著作内容，笔者已有专文（收入《易经研究在美国》一书），这是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卫德明还是国际上第一个对西方易学文献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学者，他的《西方传统中的易经：书目选要》（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A Selective Bibliography华盛顿大学１９７５年版）虽只完成书目的初步整理，但表明西方学者对欧美易学文献已具备整体的历史眼光。

在当代英国科学家中，李约瑟（joseah Needham）对《易经》及易学问题所作的一系列评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早在四、五十年代李约瑟就开始接触《易经》，熟悉了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关于《易经》的见解。他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易经》的论述，内容之充实、涉及问题之广泛，远远超出一般专门易著所能做到的。单查看一下所引证和分析过的易学文献。其书目之完备即令人肃然起敬。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集中论述《易经》及与《易经》相关的易学史问题的是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此外，在第三卷的数学分册、天文学分册、第四卷的物理学分册、第五卷的论述中国炼丹术和化学的部分、第七卷社会背景，都对《易经》或易学问题作了详略不同的探讨。在第二卷中，李约瑟将《易经》体系表述为继阴阳和五行思想之后的中国科学思想的“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他对《易经》古经部分的评价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原料学思维（Proto-Scientific thinking），并接受了中国的“古史辨派”对《易经》所作的基本解说。不过这种见解并没有妨碍李约瑟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易经》与中国科学思想关系、乃至易学在世界科学思想史上的影响。在《易经》与中西数学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不定分析”亦被称为“大衍术”，这是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他特别提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十一世纪易学家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作排列的看法，指出莱布尼茨对这种排列的解说涉及了对宋易的阴阳递进的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位数理的对应性意义如何解释的问题。不仅如此，李约瑟通过探讨日本数学史还发现，比这更早六十四卦曾启发中古时代日本的一个封建领主藤原通宪，促使他在１１５７年前后写成了一部数学著作《计子算》。这部著作虽已佚失，但大体内容被史家记述下来，其中包括了对六十四卦组合的数学研究。由此可见李约瑟学术视野之广阔，辨析之透彻。由于中国思想自近代传入西方，影响莱布尼茨及欧洲整个有机主义思潮的发展问题引起今日研究者的重新关注，使《易经》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学术意义的课题确立起来。在今天看来，李约瑟是从比较科学史的角度阐释《易经》的开拓者。

七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国际易学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大量通俗性的易著的出现，其中荣格·Ｙ李的《易经与现代人》（１９７５），很有代表性。这部著作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说《易经》，很能在新时代的读者心里唤起共鸣。而Ｒ·Ｇ·许的《西方人的易经指南》则别出心裁，引用数百种世界古典文献（约六百多段）摘要附于《易经》经文之中，对照阅读之后，唤起读者无穷联想。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舒茨基的著作《易经探究》的英译本亦引人注目，这部著作的俄文本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版，但其产生国际性影响却是七、八十年代之际。舒茨基不仅对西方易学的历史进行阐释，同时对近古以来东亚及中国本土易学文献进行自觉利用，体现了西方第一流易学家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界。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继理雅各和卫礼贤的工作之后，欧美诸国有不少《易经》新译本。以英文为例，六十年代的新译本以布劳费尔德的《易经》为代表，而七十年代的译本如温格（R.L.Wing）的《易经手册》则在一定意义上才能算新译本。能够体现当代西方《易经》翻译水平的是托玛斯·麦克莱恩的英译《儒佛道〈易经〉三书》，这三部原典可说分别代表了儒、道、释三教最有创造的思想家对《易经》的理解，从而向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易学内部的学派分野及中国古典易学文献中学术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七、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易》学与现代最新自然科学相结合；二是《易》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理性领域。而《易经》管理学的倡导及从《易》的观点重新审视我们时代正在兴起的文化，可说是《易》的人文意义重新被现代世界所肯定和接受的两个显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的基本著作《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ses ,Berkley shambhala１９７５）为代表。卡普拉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探讨东方传统思想与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近似性和思维同构性问题，其中不少地方论述了《易经》的观点对于理解乃至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尽管卡普拉的分析和推论相对来说相当谨慎，可问题一经他点出，很快在西方世界（乃至在许多东方国家）引起积极反应，并有人作了更为广泛的发挥。如前所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分别提出《易经》与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的关系问题，可是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唤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则是在七十年代以后。有意思的是，卡普拉的科学易学观并不是孤立的见解，在《物理学之道》一书发表的同时及之后，还有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出现，前面已经提到过葛文达的《易经的内在结构—一转化之书》和Ｍ·许勃格《生命的秘匙—一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宙形式》，这两部书均涉及了《易经》与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六十四卦序列与遗传密码构造的同构性问题，可说是当代科学演进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些著作尽管论述要比卡普拉详尽和具体，但其影响却远逊于后者。可见公众对《易经》的接受较多地受文化思潮鼓动，其接受方式与专业学者圈较重理智和分析的接受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和阐释在近二十多年间已有较大进展，但由于这种阐释大都是描述性，尚未进至严格的批评和论证，因此，科学的《易》学或《易》的科学能否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确立起来，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易经》对于现代世界具有更充分意义和重要性的，也许是在它的人文方面。

《易经》或易学范式的人文学科阐释，在八十年代有重大展开。卡普拉继《物理学之道》之后，于１９８２年又在一部以《易经》复卦命名的书《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中谈到了阴阳互补思维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范式意义。他谈到，在许多范畴内，“转折点”（用易的语言来说即是“天地来复”的时刻）已经到来，推动这一转折的自觉意愿就是要改变范式，即从侧重自我的阳型行为范式转向听其自然的阴型范式。自近代以来，日益强化的西方思维以冲突、极化、不可调和的敌对为特征，反之中国传统思想则对合作和自然的和谐更感兴趣：阴阳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原则，它们是趋向交融的两极力量，使之在能动的均衡中不间断地互相补充而达平衡，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阴阳互相依存、互相增益。

当代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对《易经》的现代阐释及易学的重建问题加以深切的关注。今日之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东西方社会各有其与自己的传统及现状相关的特有问题，更有与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共同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丛生、且已形成数以千计的现代学科群的人类知识景观中，《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重新展开学术性的研究却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教授在近年来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论著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最近十年间，东西方都对《易经》重新表示极大兴趣，这种兴趣，表明《易经》对现代世界依然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对《易经》作出的普遍呼应则深深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易学的复兴体现了当代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运向，这就是所谓的“原点复归”。成中英教授认为，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演进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阐释《易经》具有莫大的意义，科技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全人类面临着“自我”认识的危机。而这个自我显然不仅得从特定的传统把握其个性，更须从世界文化展开的层面上来确立其共性；如何建立一种真正贯通古今之变、融合东西之异，从而使人类文化精神深刻的差异性冲突得以缓解，形成合理互补、乃至整合的思维系统，是当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用这种世界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易经》对于现代世界的多重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他指出，用创造性的探索精神重阐《易经》，可以发现《易经》包涵了既是分析、又是整合，既是理解、又是诠释的具有多重规定性的一个智能开发系统。当代人类理智在各个知识领域里都已有重大的进展，这种进展对于当代易学的重新发展意义极大，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今日所谓的“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易”、“文史易”（成中英认为大致可以将国际范围的易学研究归纳为十大方面）等诸多既能体现历久常新的易理、又能包容当代各门基础学术最新成就的新型形态的《易》学，从而使《易经》作为一个具有整合功效的思维模式或作为一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逻辑水平和精神水准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与今日世界各门先进的学术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因而也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辩证诠释关系，成中英强调，《易经》对于现代世界最突出的人文意义，是它引导我们从思维理性进至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目标，由此他于八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管理易”的创建和应用。他认为，管理易不仅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的哲学基础，并可为解决当代复杂的世界问题提供完整的实施方案；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管理易”可说是一种全球战略学或世界系统论的研究，而似乎只有《易经》才可能为这样一种新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富于世界性色彩的思维系统。成中英创立的“Ｃ理论”（中国、易经、文化、儒家孔子、成中英的英文单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且此论不同于已创立的当代流行的管理学派的Ｘ理论、Ｙ理论、Ｚ理论、Ａ理论），强调了以《易经》为原点的中国哲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与社会智慧，基于其对整体思想的重视与发挥，为现代管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把重视技术的科学管理推向灵活的整体思想管理，成中英强调了“Ｃ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代既有的四种管理哲学模式的进一步修正和综合。他分析Ｘ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懒惰被动的，所以在管理上重视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Ｙ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向上求进的，在管理上如何协助他去发挥他的善性；Ｘ理论趋向阴的方面，因为阴是不动的，是虚的，Ｙ理论趋向阳的方面，是动的、实的；日本的Ｚ理论强调团体、家庭、安稳，重视共同决策，升迁较缓慢；美国的Ａ理论讲求功效、责任感，在管理上重视效率、绩效的衡量。他认为用《易经》的观点来看，这四种管理方式都可以相互运用，使阴阳配合、刚柔相济、上下沟通、理气相持（以上依据笔者编《探求哲学的“原点”—一成中英〈易经〉哲学论文集》作出）。成中英Ｃ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美国、台湾和大陆有不少呼应者和追随者。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台湾的主要报刊《赢家杂志》、《国文天地》、《经济日报》连续对他的“Ｃ理论”进行报道和述评。而Ｅ·克汤恩扬和Ｒ·Ｗ·查德威克是他在美国的两位响应者。克莱恩扬曾担任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的主席，著有《易经—一现代之书》（I Ching-Book of Modernization １９８７）、《依据易经和谐生存》（Living in Harmony withthe I Ching １９８８）、《易经—一象征交往之书》（I Ching-Book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１９８９）、《易经—一领导之书》I Ching-Book ofLeadership １９９２）、《易经—一管理之书》（I Ching-Book of Management１９９２）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依据自己长期从事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研读《易经》的体会，从不同层面对《易经》的管理思想意义作了阐述。查德威克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易经》与世界模型论（Global Modelling）研究。查德威克指出，《易经》与现代西方最有创造性的管理学理论（例如美国管理哲学家台敏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尤其是为今日世界系统决策模型的研究奠定了实用的哲学基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世界性问题的关键并非现代互相依存的自然界极其复杂，也不是人们对当今世界看法的差异和目标的差异，而是缺乏条理、缺乏智慧、缺乏交融、以及缺乏改变对全球文明具有现实性的传统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心和决心，世界模型中体现的现代科学精神和《易经》哲学传统，似乎可通过相互完善找到一种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①ｂ］其他学者如盖达明·那艾特的《有关行事与决策的易经》、Ｇ·戴蒙奈达的《现代人的生存策略》，Ｇ·巴克特的《易经—一最成功的预测》则从实用预测和心理咨询的角度间接涉及管理问题和内容。在国际范围内自觉地提出《易经》的管理学意义和价值问题和研究课题，首推华裔学者。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到，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易经》研究进展极大，已经变被动接受转向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易经》的西传及西方易学演进史，是整部易学史中最绕有兴味的组成部分。《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的影响，完全可以视为易学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具体而又意味深长的实例。这种传播影响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双向努力，那就是，《易经》不仅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解方式和诠释方式也正在深刻影响中国人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中国当代易学运用的许多新观点和新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此富有创造性的反应。潘雨廷先生在其所著文章中多次指出：“近十年来，《周易》一书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此风不得不知有来自国外的事实。”

从九十年代初显示的动态看，《易经》的多学科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西方、乃至整个国际易学进一步演进的取向。这一点在１９９２年８月下旬由国际易学会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易学大会”也有鲜明的体现。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易经》与现代世界”。出席会议的除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外，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有十多位易经专家出席，提交了论文涉及分子生物学、现代量子物理学、数理逻辑、价值学、妇女学、哲学诠释学、意识理论和心理学、管理学、世界模型论或广义管理学等相当众多的当代学科领域。当然，《易经》作为古典历史性学问仍在汉学家中受到重视，但对《易经》的现代意义问题的关注可说依然是支配今日西方易学继续朝普及化和学术性研究两极多相位展开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时代重新发现了《易经》并以一种令人困惑但又十分鼓舞人心的方式来重新接受《易经》。从业已造成的形势来看，未来的西方易学估计还会有较大的推进。［①ａ］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①ｂ］《古代东方哲学与现代世界模型》，原文载Simulation in the Service Socity，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号。

谢选骏指出：人说——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本人于１９３１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一‘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ａ］汤因比还用“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我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一部《易经历史哲学》了！看看他，1931年到了中国，1933年就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写作出版。当然在我看来，“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只是地球人的看法，是受限于太阳系的某类行星的观察，是碳基生物的感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