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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

谢选骏:能让白人崇拜的华人确实不多


《美众议员提名“四通桥人”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2023年10月14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办公室星期五(10月13日)发布新闻稿说,该委员会主席提名中国大陆的四通桥抗议者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闻稿说,加拉格尔主席(Mike Gallagher)今天宣布,“将提名彭立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纪念他反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威权统治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一周年。”


2022年10月13日,被许多媒体称作“四通桥人”的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展开了两面横幅,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


加拉格尔议员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彭立发的勇敢行为“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推动了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


10月13日是北京四通桥事件一周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提名中国抗议人士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加拉格尔在发布的视频中说,世界需要听到彭立发的故事,“我们不要谎言,我们要尊严。” 报道:https://t.co/fBx3RjZGO7 pic.twitter.com/o506eXaclc—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13, 2023

美国之音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显示,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为封锁与这位抗议者及其抗议事件相关的一切信息,对其直系和旁系血亲、姻亲乃至乡邻实施严密管控噤声。


消息人士证实,彭立发还活着,但目前无法确定关押地点,其妻女在北京遭严密监控,当局未公布任何相关司法程序。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众议员提名“四通桥人”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看“能让白人崇拜的华人确实不多”——2022年的彭立发算一个,1989年的王维林算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刚推动TikTok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美“中国委员会”主席提前辞职了》(2024-03-23 观察者网阅读)报道: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会山报》等22日报道,当地时间周五,对华鹰派代表人物,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宣布,他将在任期结束前提前辞去国会职务,于4月19日离开众议院。


报道提到,加拉格尔自2023年领导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后推动了不少遏华法案,就在他宣布辞职消息的前不久,其主导的“TikTok法案”仅用了短短8天就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但加拉格尔的提早离任,可能将导致这个委员会在明年1月任期结束前出现运作困难;他的议员席位也会在剩余任期中保持空缺,这将使共和党在众议院本已微弱的多数席位进一步缩水。


据介绍,美国共和党议员在2023年掌控众议院后,设立了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即臭名昭著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由迈克·加拉格尔担任第一任主席。


对华采取强硬立场是获得美国国会中民主和共和两党支持的少数政策之一,加拉格尔也因在特别委员会与民主党人之间顺利展开合作而“名声大噪”,被视作共和党内的“后起之秀”。而在上个月,担任过四届众议员的加拉格尔宣布,他不会寻求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竞选连任。


外界认为,放弃连任,与其在最近一波的美国朝野党争中立场偏离共和党主流,开罪了党内许多政客有关。据美媒报道,同月进行的“国土安全部长弹劾案”表决中,加拉格尔同另三名共和党众议员投出反对票,导致这项由共和党支持的提案差点折在了众议院里。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个月后,加拉格尔直接宣布提前辞职。


当地时间3月22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国会为威斯康星州东北部服务的四个任期是我一生的荣耀……关于我的离职时间表,我与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密切合作。期待看到(众议院)约翰逊议长任命一位新主席,来执行‘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重要使命。”


至于提前离任的原因,加拉格尔没有做出明确说明。美国“政客新闻网”引述其盟友的话报道称,在凯文·麦卡锡去年10月被赶下众议院议长的宝座后,加拉格尔开始对众议院政治“心灰意冷”。


《国会山报》还提到,加拉格尔宣布辞职的这一天(22日),也正是同为共和党众议员的肯·巴克的最后一天任期。后者是本届国会“选择提前结束任期,并且不再担任其他公职”的第6名众议员,他将自己的离开归咎于国会“功能失调”。


《华盛顿邮报》对此评价道,过去40年,从未有过“这么多”众议员这么干,这一批“提前离职潮”也揭示了美国共和党内势力分裂的严重程度。《国会山报》也称,这种情况正反映出许多人吐槽说的“国会明显有毒”。


报道称,虽然加拉格尔没有解释辞职的原因,但近日他接受美媒对话时所表现出的一些沮丧情绪,露出了他对国会现状的不满。


加拉格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美国新闻编辑室》对话时说:“自我竞选以来,我一直说国会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


他进一步解释道:“我认为,这个机构中有这么多终身议员和野心家,这就是它功能失调的原因。立宪者在制定宪法和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你会服务一个任期,然后回到私人生活。”


接受州媒体《密尔沃基哨兵报》对话时,加拉格尔透露辞职后他打算加入私营部门。他还煞有其事地声称要在新岗位上继续履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使命,致力于“恢复美国常规威慑力,防止与中国发生战争”,遏华贼心不死。


综合美联社报道,加拉格尔的提前离职,使得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明年1月3日结束的剩余国会任期里,能否有效运作受到质疑;而且由于加拉格尔计划在4月19日离任,晚于州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导致威斯康星州无法依法举行特别选举进行议员补选,他的议员席位可能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空缺状态。


《国会山报》指出,虽然加拉格尔承诺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运作并为选民提供服务,直至明年1月任期结束,但他的突然离任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本已优势微弱的多数党地位。


报道称,加拉格尔的离开,将使众议院的构成变成共和党217名议员,民主党213名议员。这意味着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没有得到民主党人支持的任何法案上,最多只能弄丢党内一票。一旦失去两票,将会面临“215 VS 215”的尴尬局面。


谢选骏指出:敌人说他——刚推动TikTok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美“中国委员会”主席提前辞职了;我看这位议员加拉格尔是位理想主义的好汉,所以决定抽身于职业鳄鱼的泥潭……看来他对彭立发的崇拜,不是虚的!

谢选骏:北美洲是中国人的故乡


“《山海经》与美洲”(叶雨蒙 2009-08-16)报道:


一、


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


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


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


后业,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著作《淡淡的墨痕》(《PALE INK》,中文译著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 Mertz)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为:亨丽埃特·墨茨。


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


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原著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 Vining)有关著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 100英里 ,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人们发现,《山海经》中,《南山经》已写到浙江绍兴界:“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晋代郭璞注云:会稽之山,“今在会稽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而会稽正是现在绍兴的古称。而《北山经》则写到了河北界的太行山和沱河:“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滹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


而《东山经》中所到四条山脉多无可考,因中国东部乃冲积平原,何来四列山脉,默茨所说的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指的主要是《东山经》所列的山脉。


于是,默茨便“心安理得地越过大海”,到美洲去踏勘了。


默茨历经艰难险阻,踏勘的结果是: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于是默茨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而这些材料迄今为止一向是很缺乏的。”


对于默茨的考察结果,中国学者能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认为是“臆说”,但反驳必然无力,因为没有中国人也像默茨那样,迈开双脚丈量中国东部山水,找出《东山经》所列四条山脉到底在中国何处?


最有力的办法还是依旧给《山海经》贴上神话的标签,置于故纸堆中,不予理睬!


可叹,中国历史上,像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实在太少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羁绊了中国人的步伐,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二、


其实剔除《山海经》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错简、残简、漏简等错生命线,其内容之可信,屡使后人称奇。


《山海经》古传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最早校订此书时,定为十八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刘秀最后校订完成《山海经》十八篇后,为此专门给皇帝上表,其内容今日可看做一篇出版内容简介: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风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接下来,刘秀为了向皇帝说明“其事质明有信”,还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刘氏父子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③


其三,再说到默茨。默茨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读到开篇一句:“东海之外大壑”,并《海外东经》中羿射九日神话之源:“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默茨认为,“大壑”便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们在四千年前称之为‘大壑’,我们今天称它为‘大峡谷’。人们站在大峡谷边上眺望,无不为它瑰丽的景色所感动。印第安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人不能,我们也不能。”默茨进而推断道:中国关于羿射日的神话,其出处无疑就在《山海经·海外东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发现,射日的故事最早发源于某一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印第安人讲给中国人听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关于峡谷怎样形成的神话,作为大壑(大峡谷)的神话带回来……印第安人是想解释峡谷是怎样来的,想弄清为什么会流金铄石,五光十色。对诗情画意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听来是讲得通的……应该承认,神话的根子就在美国大峡谷。”


默茨的推论虽然大胆,却不无根据。现在我们吃惊地得知,在美国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确实流传着十日神话。徐松石教授经搜集考证,指出:“美洲也有墨西哥境十日浴于扶桑汤谷的故事。又有加利福尼亚沙士太印第安族的十日传说。据谓狗酋达(犬形神人)创造天地日月,造成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他们本来是轮流出现的。后来有一个时候,十个太阳白天并出,十个月亮夜里并悬。弄到日间则热似焦火,夜里则冻似寒冰……人民十分痛苦。狗酋达就出来毁灭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然后人类生活得以恢复常态。”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大峡谷,与《山海经》所记“东海之外大壑”方位地貌相合。而流金铄石的大峡谷应为古人眼中日出之处。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十日神话传说。至于是否古时来到大峡谷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的十日传说带回去,演变成羿射九日的神话,恐怕只能做为默茨的推想而难予考证。


三、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的记载佐记——《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至于《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更非美洲莫属。《列子·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而中国古人到达东部如此之远的地方,之所以“质明有信”,并非虚妄,乃是因为有人双脚丈量的结果。


《海外东经》记载道:“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晋郭璞注:“竖亥”为健行人。清郝懿行注:竖亥右手把算,算当为。《说文》云:“长六寸,计历数者”。而“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就鲜活地描写出古时测量大地者的生动形象。


“自东极至于西极”,气魄何等之大!“东极”在哪里?《大荒东经》载明,在“日月所出”之处;“西极”在哪里?《大荒西经》载明,在“日月所入”之外。《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所载“日月所入”之山各有六处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观察一年中不同时间,太阳出升和降落的方位稍有不同。看来,命竖亥测量由东极至于西极的里程,也许与制定历法有关。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与《五藏山经》所记大量山名有所不同,《大荒东经》记载的许多山名都不象中国的山名,比如: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高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士丘。”


上述这些中国人听来很怪的山名,无疑是外域山名的音译,是对当地土人所称山名的直译音录。如果是“海客谈瀛”式的神侃海聊,没必要编些古怪的山名。这倒从一个角度,证明古人确确实实到达了《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地方。


这里应该提到默茨博士在美洲的踏勘中,发现的几处古代石刻。一处位于加拿大的阿尔柏达,一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还有一处在亚利桑那的“四角”(Four Cornnrs)。这些石刻文字明显与古玛雅象形文字不属于一个系统,反而与中国商殷之际的甲骨文极为相似,有些文字简直与甲骨文相同。难怪北达科他商业与工业开发署,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人这次探险的记载。④


在北美洲发现的这些古代石刻,很可能就是古人“自东极至于西极”测量大地所留下的遗迹。要知道,“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如果不以古时测量步算(据说旧时丈量土地时左右两脚各向前迈一步为一测量步),仅以普通行走,两步为 一公尺 计,五亿步当有2. 5亿公尺 ——已有20万公里以上了,其行走距离,早已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可以环绕地球几圈了!如果考虑古人行走时翻山越岭、涉水渡海,不可能以直线行走,“自东极至于西极”距离的记载是可信的。


并且,这项巨大的测量工程,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是可以由一批同代人或一个部落的同代人便可完成。前些年,上海有位徒步走遍全中国的壮士余纯顺。笔者虽然没有仔细核查过他的有关资料,但以他经历过的几乎走遍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市县、行走时间历时八年的情况看,他所走过的里程相加,相信已可以绕地球一圈。远古的健行人恐怕日行不止百里,若按日行一百华里计,一年约可走三万多华里,三年便可行走十万华里,足以绕地球一周。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两篇记录来看,其叙述风格如出一位亲历者之手。可以推想,古时健行人完成了“自东极至于西极”的壮举,将大荒之东和大荒之西的所见所闻记了下来,并讲述给别人,因此才有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


伟哉,华夏先人!


默茨博士研读了《山海经》,并亲自踏勘美洲的山水河流之后,由衷的赞叹:


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⑤


而今天,我们还赶得上祖先的脚力么?


注:


①《人民日报》1982年6月6日 第七版

②原译文如此,与《山海经》有出入

③《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④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页

⑤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0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山海经》与美洲”——我看“美洲是中国人的故乡”。


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

谢选骏:国籍不同人权各异


《国籍与人权》(朱雨心 2000年7月16日初稿,9月1日修改 tomzhu@msn。com)报道:


《枫华园》二零零零年九月七日出版


国籍制度的本质是种族隔离。有了种族隔离,必然就有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由国籍制度构成的种族隔离,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主要根源,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难以缩小,甚至日益扩大的主要根源,是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根源,是各国间军备竞赛以及战争的主要根源。


国籍制度的本质是奴隶制。当今的国籍制度还不仅仅是种族隔离制度,国籍制度实际上带有奴隶制的特徵,即,人身依附关系。奴隶制确定了奴隶对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奴隶主拥有奴隶的主权。国籍制度确定了人民对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国家拥有人民的主权。以前叫“奴隶”,现在叫“公民”。国家(或管理国籍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充当了奴隶主的角色,尽管在民主国家这个奴隶主形式上是由奴隶们推举出来的。(按官方的经典说法:受人民拥戴,大禹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这样说来,第一届夏政府是货真价实的奴隶制民主政府。听起来别扭?但是这是按官方的说法经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当然,这不是本作者的观点。本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未曾有过“奴隶制社会”)。


在当今的国籍制度下,老百姓走亲戚,回娘家,家庭成员彼此探访都必须经两国政府批准,否则,就走不成亲戚,回不成娘家,甚至父母子女都不得见面。

这样的情形,只有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才会碰到。只有奴隶探亲访友才需要(双方的奴隶主)批准。对于自由民,这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


国籍制度的本质是战争。一方面,种族隔离是当今世界军备竞赛以及爆发战争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奴隶制又使得国家能最方便地进行战争和战争准备,而不必顾虑诸如效忠以及分辨敌我等问题。就象奴隶有义务效忠奴隶主一样,公民有义务效忠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国家。就象奴隶有义务为奴隶主打仗一样,公民有义务为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国家打仗。履行这种义务,在奴隶制社会,是奴隶的道德,在当今的国家,是公民的道德。这其中的对应是显而易见的。


人权的内容比较多,大致上可以将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上层人权”两类。 基本人权包含的主要是“自由”;上层人权包含的主要是“民主”。 “自由”,简单地讲,就是个人不受他人(或政府)干预的权利;“民主”,简单地讲,就是个人干预他人(或政府)的权利。除了民主,自由外,人权还包含一些其它的东西。民主和自由说的无非就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若社会只有一种相互作用(规则),那就是一元社会;若社会存在一种以上的相互作用(规则),那就是多元社会。若,这些相互作用规则完全以明确的条文规定的,那就是法制。


本文涉及的只是基本人权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简言之,就是人权普遍性原则。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便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说的也就是人权普遍性原则。讲人权,必须首先承认人权普遍性原则。当今的国籍制度坏就坏在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在当今的国籍制度下,实际上就没有人权普遍性原则,也就谈不到人权。要谈人权,首先就要谈如何废除当今的国籍制度。


奴隶制中,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来源大致上有:世袭,即,所谓“家生的”奴隶,和归化,即,买来的,或抢来的奴隶,两种。当今国籍制度中人民对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来源大致上也是这两种:即,世袭的公民和归化来的公民。拜步经(Bible)中叙述阿伯拉罕出去打仗时说:带了多少多少“家生的奴隶”,那意思就是说:带了多少“嫡系部队”。与此类似,当今的国家也是区别对待家生的公民和归化来的公民。当年美日开战,就是把日人美国公民关了起来。说起来日人不平,其实是少见多怪。李文和不也照样也先关起来再说?奴隶制向来如此。


不过,毕竟是“文明”人了,真的关错了,会有道歉,还可能再加陪几个钱。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过,道歉归道歉,下次要关的时候,不由分说,还是照关不误。关你,是因为现世的利益需要关你。等把现世的利益拿到手了后,开始担心因为坏事做的太多而日后灵魂上不了天堂时,再来道歉,赔偿。最多从到手的现世的利益中回吐一点,便可把精神负担一卸而空,那自我感觉比没干过坏事的人还好。地上的利益和天上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如此,怎能活的不潇洒呢?“野蛮”人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或是为了地上的利益损失了天上的利益,或是为了天上的利益损失了地上的利益。“进亦忧,退亦忧”,“何时而乐耶”?


“野蛮”人必须提高效率,才能和“文明”人打交道。对于中国人而言,要同时照顾到地上的利益和天上的利益其实是最方便的。与西洋人不同,中国人有条件不需要做坏事就能把这些利益照顾到。凭什么?简单地讲,就凭人多!中国人民的利益往往就是人类的利益。因此,中国人具有对于西洋人的天然的道德优势。

只要讲人权,讲人人生而平等,而不是讲炮舰,导弹,核炸弹,中国人就“总是有理”,当然,得会讲才行。中国人只要举起人权和反种族隔离的旗子,西洋人的道德优越感就荡然无存。具体地讲,要将废除当今的国籍制度作为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基础,要将三项基本人权,即,旅行自由,谋生自由,迁徙自由,作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的基本的人权求诉。在人权和反种族隔离的旗子下,要求与西方各国互免签证,互免“工卡”, 互免“绿卡”,以保障中西各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权的实现。这样,对于中国人而言,地上的利益和天上的利益本就同时照顾到了。对于西洋人而言,必须在地上的利益和天上的利益之间做选择,还会有享受道德优越感的潇洒吗?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秩序下,中国和中国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必须废除当今的国籍制度(严格的讲,是废除当今国籍制度的种族隔离和奴隶制的功能),以在更高道德标准上建立人类新文明及相应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白了,无非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和奴隶制神圣不可侵犯,其道德境界比横行霸道的殖民主义是高许多,但是,其道德境界却比“人权高于主权”低,尽管西方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有打着人权的旗帜做坏事的虚伪的一面。其实,西洋人本来是不会,也不敢打这人权的旗帜。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道德上没有追求,才衬托出了西洋人虚幻的道德优越感。正是西洋人虚幻的道德优越感才使得西洋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也只有西洋狂妄无知之极的小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一口号其实正好显示出西洋人人权意识的狭隘和道德境界的局限。


其实,国家对于公民的“主权”根本就是奴隶制的概念。在人权的原则下

,国家根本不拥有对于公民的主权,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公民的主权是非法的。国家最多只拥有对于公民的“治权”。退一步讲,即使国家和公民通过相互自愿地订立“契约”的方式,使国家合法地拥有了对于公民主权(这相当于奴隶的卖身);国家和公民还是不能依据他们之间的“契约”来确定国家对于公民的子女的主权。

待这样的公民的子女成人后,国家必须和他们相互自愿地另订“契约”,才有可能取得对于他们(新一代公民)的合法主权。不经过这样的手续,国家对于公民的主权就是非法的。当今世界各国没有办这样的手续,因此,当今国家对于公民因“世袭”而来的主权,在人权的概念下,都是非法的。


卢梭的人权思想既包括了“人生而自由”,又包括了“主权在民”;前者是自由,后者是民主。然而,自由和民主是两件彼此有内在冲突的东西。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概念本身的逻辑又不甚清楚。卢梭的逻辑仿佛是:只要政府的主权在民,那么,人民的主权也就在政府。这样的逻辑是不正确的。其实,若个人的主权是属于个人的,那么,政府不论是以怎样的方式组成或运作,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拥有个人的主权。卢梭大概可算是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其著作的读者的智力大概少有高过他的了,因此,其读者的思想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法国人终于在民主的问题上走火入魔。一次又一次地革命,其思想意识上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至善至美的,真正的民主。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才在法国诞生的。


国家对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主权”其实也是非法的。土地等自然资源都是“天生”的之物,并非“人造” 的东西,从法理上讲,国家主权从何而来?人只能对“人造”的东西拥有主权。严格地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主权是造物主的。

国家对于土地等自然资源最多也只能拥有“治权”。因此,现在所说的“国家主权”,无论对人民还是对国土,都是错误的概念,应该用“国家治权”的概念来代替。


既然国籍制度本质上是种族隔离加奴隶制,由国籍而来的对国家,民族的(强制)认同,在道德上也就没有可取之处。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个人信仰。在人权的原则下,个人信仰自由。譬如华人,不论是中国籍的华人,还是其它国籍的华人,都可以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其它国籍的华人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而不认同其国籍所在的国家和其主体民族,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同样的,不论是中国籍的华人,还是其它国籍的华人不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认同其它国家和民族,在道德上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或是有人同时认同几个国家和民族,或是不认同任何国家和民族,也都无不可。这些都是信仰自由范围内的事,岂能根据国籍来强制?因人身依附关系而来的效忠,是奴隶的道德,不是自由民的道德。相对守法才是自由民的道德,而自由民的效忠是由其信仰而来的。有些人仅仅因为国籍的变更,而觉的在道德上有必要相应地变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等于是舍自由民的道德不用,反而去追求奴隶的道德。愚蠢可笑。(本文中的“中国人”指的是所有认同中华民族的华人,并不是指中国籍的华人。本作者认为,“中国人”的说法含义常常不清,不如“华人”的说法好)。


爱国主义也应该建立在伸张人权的基础上,否则,也就成了种族主义的一种,也就在道德上没有可取之处。盼望中华复兴是正义的期盼。因为占人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痛苦,就是人类的痛苦,没有中国人的幸福,就没有人类的幸福。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不正义的。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即使是维持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优势的现状就已经是不正义的了。因为,一方面,这种现状部份地是靠殖民主义掠夺形成的,然后部份地靠种族隔离制度培养,维持的。来路不正。另一方面,这种现状是占人类人口少数的西方人享受(世袭的)富裕和安全,而占人类人口多数的人承受(世袭的)贫穷和威胁。毫无“机会均等”可言,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基本原则不符。而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任何增强西方各国的,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的意图和举措都自动地包含不正义;任何削弱西方各国的,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的意图和举措,都自动地包含正义。这是西洋人具有天然道德劣势的一个例子。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西洋人只有搞一定程度的自我毁灭,才是在道德上说得过去的事。这是以消极的方式实现道德追求,不是最好的做法。积极的做法是废除以国籍制度为基础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是西洋人在道德上的唯一出路。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人口会从穷国流入富国,直到贫富差别缩小到人们觉得不值得付出搬迁之累为止。对于富国的富人,人口的流入使劳动力变的便宜,房地产变贵,相对地使他们的财富增值,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人口增加也使市场总量增加,有利于富人赚钱。另一方面,由于穷人的增加,富人可能需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共产”(如社会保障之类),这对他们是不利的。对于富国的穷人,劳动力的便宜使他们的报酬减少,房地产变贵使他们的负担增加,穷人的流入又使社会福利等进一步被瓜分。因此,对他们总是不利的。


对于穷国的穷人,或是去富国做工,或是搬到富国去,从而收入增加,对他们是有利的。即使留在穷国的穷人,也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劳动力变贵,房地产变便宜,社会保障系统负担减轻,人均资源占有增多而受益。对于穷国的富人,因为劳动力变贵和房地产变便宜,其财产要相对缩减,对富人不利。而穷人数量的减少使富人要拿出来“共产”的钱也减少,对富人有利。而市场总量一方面因人口的减少而缩小,另一方面又因穷人收入的增加而扩大,综合起来,恐怕变化不大。


归纳起来,从经济上讲,取消种族隔离后,穷国的穷人必定受益,富国的穷人必定受损。对于富人,则是有利有弊。对富国的富人,利远大于蔽的可能性比较大;对穷国的富人,利弊相当,蔽稍大于利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从经济上讲,对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穷国的穷人必定极力赞成,富国的穷人必定极力反对。

富国的富人多半赞成,穷国的富人多半不会反对。


近来有关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纷争就很说明问题。在美国,最反对WTO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主张的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其实,WTO也不过仅仅是追求部份废除市场隔离,对富国的穷人是有利有弊,并非一定不利;对穷国的穷人也是有利有弊,并非一定有利。就这样,尚且如此反对,若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利弊可是一清二楚,美国的“工人阶级”不和你拼命才怪呢。


当年欧洲各国大混战时,共产国际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其出发点是:各交战国在前线打仗的其实大多是“无产者”,本是“阶级兄弟”,没有理由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应该说,这样的口号在道德境界上确实是高于“保卫祖国”的口号。不过,“工人没有祖国”常常并不符合事实。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说资本家没有祖国,恐怕更贴切。


人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是,现在的人权剧演的倒人胃口。其原因,首先是剧本。一是剧本太少,演来演去就只是那一个西方版剧本。二是剧本太差,这个西方版剧本格调低级,庸俗。其次是上台的演员演技太差。一边上台的是自大,自私的无知小人,另一边上台的是自卑,自虐的无知小人。这些无知小人并不懂多少人权,难以“进入角色”,就是有好剧本也演不出好戏。要使人权剧演的生动,活泼,必须换用剧本,另招演员。以下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看台独问题和“偷渡”问题。


人权原则下的台独问题。应该说,人民有组织自己政府的权利,有要求自己的政府独立于其它人民或政府的权利,这样权利,是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那么,台独这样的求诉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呢?应该说,在人权的原则下,台独的求诉是不正义的。因为台独并不是仅仅要求成立独立的政府,而是进一步包含了种族隔离的要求。这种族隔离的要求却是没有道德依据的。当今世界上包括台独在内的所有的独,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了种族隔离的要求,在人权的原则下,都是不正义的。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上包括反台独在内的所有的反独也都从维持种族隔离现状的立场出发,其道德境界也并不比求独的更高。既然双方都不讲道德,那就只有依靠强权。这就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秩序。或曰,“国际惯例”。


按国际惯例,台湾归入中国版图,是八年抗战的成果。台湾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公产,不是台湾人民的私产。别说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那怕原来是日本固有领土,现在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了。说的不好听,台湾是抗战中死去的千百万中国军民的生命换来的。台湾人民单方面闹台独,那就是私分他人财产。因此,台独还是没有道理的。


台独要能在道德上站的住脚,最底限度是不能把中国人民隔离在台湾之外,至少要保障中国人民在台湾的三项基本权利:往来台湾的自由,在台湾谋生的自由,在台湾居住的自由。这样,尽管台独仍然包含了种族隔离的要求,但是,至少和原先的种族隔离状态相比没有增加新的隔离,虽然算不上是进步,但是也不是反动。倘若既要私分他人财物,又要设置新的种族隔离,还要叫喊自由,人权之类,仿佛“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未免就有点太过份了吧?


人权原则下的“偷渡”问题。“偷渡”人员的悲惨事件时有发生。有人试图用强化种族隔离来杜绝这类事件,这既不能在道德上站住脚,也不能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老百姓寻求生活,完全是正当的事,何“偷”之有?只因为一边有人不让他们合法地下船,另一边有人不让他们合法地上岸,才有了所谓“偷渡”。完全是两边政府逼良为“偷”。倘若没有种族隔离制度,怎么会有“偷渡”的事,怎么会有那些悲惨的事?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本来是清清楚楚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总是站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立场上来对待“偷渡”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是:第一,保障人民合法,有序地离境。

在保障这样的自由的前提下,打击非法出境。也就是说,使中国方面不存在“偷渡”出境的问题,都是合法出境。至于出境者是否能合法或不合法地进入目的地,那不是中国政府责任范围内的是,那是目的地政府和当事人自己的事。第二,将“偷渡”看作商业行为。打击“偷渡”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旦“偷渡”失败,要“蛇头”赔偿“人蛇”的全部财产和人身损失,追究“蛇头”的民事责任。若“蛇头”在组织“偷渡”时,有对“人蛇”的欺诈行为,则应再按欺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因非故意疏忽造成“人蛇”死亡的,应以非故意杀人罪追究;若因极端的不负责任造成“人蛇”死亡的,应以谋杀罪追究。要讲人权和法制的话,就只能这样处理“偷渡”问题。(“人蛇”和“蛇头”都是歧视性字眼。本文沿用这两个词只是为了避免读者混淆,并不代表本作者赞同这两个词)。


西洋政府反“偷渡”是因为其地上的利益,虽然这样做在道德上有损失。

而中国政府现在反“偷渡”的做法,既丢了道德,又失了利益,唯一得到的不过是部份洋人的赞许,只能用“愚蠢”和“可耻”两词来形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必须坚持,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承认人权目标的实现有一个过程,不强求一步到位,只要求朝那个目标走我们就支持。中国政府在和西洋政府交涉“偷渡”问题,应该首先要求西洋政府提供足够的合法入境的渠道,增加合法移民的名额。现在,西洋政府常常无理拒绝发签证给中国公民,甚至连父母探望子女,夫妻团聚的签证都常常拒绝发给,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都不讲,只能用“畜生”两字来比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和西洋政府在反“偷渡”上合作的。


人类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种划地为牢,囚禁自己,也囚禁他人的做法,实在是野蛮而又愚蠢可笑。人类应该用新的思维来建立新文明。而新思维应该以三项基本人权(即,旅行自由,谋生自由,迁徙自由)为纲,废除国籍制度。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拨乱反正。一日拨乱反正,天下归仁焉。


谢选骏指出:人说“国籍与人权”,我看“国籍不同人权各异”——因为大家都‘隶属于’主权国家”,无论如何“当家作主”,也是没有用的。


谢选骏: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是当今中囶的殷鉴


《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11/29/2005 世纪中国)报道:

 

话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取元朝而代之,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幼年时放过牛当过和尚,对贪官污吏极为愤恨。因而他坐上金銮宝殿后,贪官污吏就倒了霉,他杀了千千万万贪官污吏,甚至于连他的女婿走私谋利,也被杀了头。他恨急了的时候就会不客气的把贪官污吏扒皮揎草。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年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贪官污吏最收敛的年代。他还淘汰了众多的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减轻了百姓负担。吴思的《血酬定律》一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和分晰。朱元璋是所有明朝皇帝中生活比较俭朴的一个。到了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明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就发展到鼎盛时期。他干了两件大工程,其一,修整扩大北京城,修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紫禁城皇宫,房屋万间,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其二,组建起宏大的远洋船队,建造了世界最大的远航木船(宝船)。于1403年~1434年间进行了七次远航,直达非洲肯尼亚。这些舰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后者几乎晚了一个世纪,却仍需雇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有的欧洲学者甚至于说郑和这支船队最早到达美洲。


明代人口已达5000~6000万人。另一项统计数字为,洪武26年7000万,明末崇祯三年1。9亿。此时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入中国。城市形成和快速发展。南京人口已达100万以上。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的数据,中国明代远洋船舶吨位达到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


明代手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潞安府就有织机1.3万张。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永乐时铁产量达9700吨,其时西方俄国产量最高,不过2400吨。制铁厂可拥有六七个冶铁炉,需要雇佣上千个工人。


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


有学者认为明代工业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二。中外学术界公正的指出当时中国已具有占全球财富总量的1/3的经济实力。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学者布鲁克(1998年)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1972年)在其著作中说:"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


由于当时欧洲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向中国出口,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掠夺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的。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二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另据西方学者冯格汉(1996年)的估算,中国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高于欧洲西亚等各地区。在明清小说中可见到老百姓经常以银两作为交易货币,是一佐证。


明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如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工业,机器制造,农业,尤其是火器都有长足的发展,(内蒙托克县曾出土明代地雷二十多枚,型式同现代地雷,不同者用黑色火药而已。最近曾一次出土明代各类铁火炮70多尊,可见军队装备之普遍。)有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说:"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承认并且强调,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书中复制了李约瑟(1954)的一个图表,上面列出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的时间差长达10到15个世纪(铁烨犁则相差25个世纪);少数的时间差为3到6个世纪;火炮和金属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差最短,也有一个世纪。


大明帝国这个世界经济大国社会生产总值即GDP(占全世界的)到底是多少?中外学者通过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数据,有如下说法:

万历时:90%,40%,80%

崇祯时:40%

明代:45%,40%33%,30%

说明代GDP占世界的80%~90%,我难以相信,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并非荒漠。从外贸的硬通货白银因出超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和明代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及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来看,GDP占世界的30%还是比较可信的。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当今的美国(GDP占28%)。然而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的经济实体的大明帝国,却于公元1644年轰然崩溃!常令人们困惑的是,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近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宋、明的灭亡是由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金、蒙古、满清)善于骑射,而中原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不善战的结果。这种看法只看到表象,实不足以服人。汉、唐击败了当时极其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突厥人作何解释?南宋岳飞的岳家军被游牧民族女真人惊呼为"撼泰山易,撼岳家军难!"又作何解释?东晋谢安以八万人打败北方前秦符坚的二十七万骑兵六十多万步兵又作何解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明代前期,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保持了一种军事优势和高压态势。他曾六次亲征漠北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其实导至明帝国灭亡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明代社会结构内部的崩溃!


社会结构的崩溃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极不合理,极端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极端贫瘠,当他们不反抗会饿死,反抗虽会被以谋逆罪处死,但还有一线生机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支持力,崩溃成为不可避免。农民起义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对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人口有极大的杀伤力。天下大乱,直到一个新王朝的诞生,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恶性循环。


看看明朝两极分化的情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的收入是透明的,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其年薪20万美元。俄国总统普京年薪3.3万美元。中国明朝皇帝的私人财富有多少,史无明载。但皇帝夫妇的伙食费却有明确记载。如颇为节俭的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而嘉靖、万历之后此项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1000万美元。皇宫内侍候皇帝的太监,朱元璋洪武二年内官编制不过60人,到嘉靖年间太监及宫内杂役已近万人。而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人数多达十万人!明代宗室人口明初洪武年间有58人,到明万历23年已繁衍到155000人,明末就达数十万人。连同其下属吏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吸血阶层!他们控制的社会财富极为惊人。崇祯的岳父一向哭穷,李自成攻入北京,拷挞官吏,他不得不乖乖缴出50多万两白银。


明代有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除了正式编制以外,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数量惊人!明初吏制森严,冗员为正员的3倍,明后期冗员为正员的10倍以上。据《虞谐志》记载,仅苏州府常熟县就有冗员万余人,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老百姓不得不丧家亡命。这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人人尽力收刮财富,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畸形的两极分化。《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严嵩之子严世藩犯事被抄家时,得黄金可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而锦衣卫指挥朱宁抄家得黄金十万五千两,银四百九十八万两。另有绸缎绫绢等达三千九百多扛。但这两位与明正德年间巨贪太监刘瑾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刘瑾犯事被抄家,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据此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这个记载数字可能有所誇大,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它珍宝细软未计。据〈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据此计算出,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另一说刘瑾的财富是国家年收入的数倍)。

明代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人口主体是农民,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农民变得赤贫无以为生。明后期,中国处于气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频仍,更加雪上加霜。明帝国的轰然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的巨量财富集中到刘瑾一类人身上,财富的流向是:大肆挥霍消费,购房置地设大量不动产,囤积隐藏。他们不会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改善产品质量、和搞科研开发新产品,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代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占有财富的水平)。因为在一定的GDP时,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极化,和分配较均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有相同的人均GDP。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以反映社会财富分布的真实情况。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即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学者研究,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事时基尼系数高达0.62。(与此类似,清末太平天国时,基尼系数达到0.58)远超过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可见收入差距悬殊即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时,会存在社会体制崩溃的危险。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才是社会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


现代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官方宣布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中,2002年美国人均GDP为35400美元,日本为31277美元,一般发达国家约为26000美元。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遥远。据现代化研究专家何传启先生研究,认为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需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实在没甚么可骄傲的。最令人忧虑的是,如此低的人均GDP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却日趋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研究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T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目前我国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另据《华商报》载资料,在城市中,占城市居民10%的富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而占城市居民10%的穷人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中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人口近80%。农民身上反映出的两极分化就更为明显。报载,广西贫困山区农民的孩子与广州城市孩子交流时,甚至不明白城里孩子为甚么一天要吃三顿饭,因为他们从来一天只吃一顿饭。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贫困缘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并列举了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18种制度,如土地产权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处于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也同时剥夺了他们再发展的机遇和能力。其结果就是财富的极度不合理分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认为,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另据国务院扶贫办2004年公布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标准为年收入668元以下。(即每人每天收入在0.22美元以下)。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沃尔夫威茨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强调,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比如甘肃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想要开店,可是没有贷款,她就无法实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无法脱离贫困。"


如果详细分析,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二极分化有下述种种原因:


一,纳税人负担的加重,这是中国官本位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和不断恶化的痼疾。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也公布了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仅仅过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从"67:1"升到了"40:1"。不怪农民说:"几十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作家陈桂棣、春桃2003年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以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叙述了中国农民遭受到的苦难和压榨,以及强烈的反抗。在"税费多如牛毛"一节中说"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因之大量农民抛弃家园奔入城市打工。


二,到城市中打工的农民的权益受不到应有的保护。农民涌入城市的主要去向是,去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工资低且经常被老板或工头剋扣欠发。甚至苦干一年分文未得,连回家的车钱也没有。另一个去向是到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今之所谓民营企业家或外资老板其心之黑绝不下于解放前之资本家。工人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很平常,工资每月几百元而已。连工资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每月工资也在1000元以下。廉价劳动力使老板肆无忌惮压低工资,赚得盆满钵溢。最近报道,广州一打工女在一企业连续三天加班,仅睡六小时,身体不支,累倒猝死,不治身亡。解放前企业内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现在我未听说在外企或私企有工会的组织。


三,税制不公。如中国的1800亿个税中,65%征收自工薪阶层,加剧贫富分化。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6800亿元。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暴富,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差距。


四,官员腐化,权钱交易,形成一夜暴富的阶层。现在的贪官污吏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九十年代,某省开发时,衙内们凭高官一个条子就可以批到大片土地,转手捣卖,一夜暴富。贪官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量受贿,或利用权力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甚至利用职权买官卖官大发横财。贪官的胃口和胆子也越来越大。遗憾的是我们法律的惩治力度却越来越宽松。从前贪污几十万可以枪毙,今日如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某营业主任贪污多达5969万元,竟然只判死缓,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死缓不过是有期徒刑的代名词而已,大概无须几年就可以堂而皇之走出监狱。贪官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就这样,还有人鼓吹在中国取消死刑!


腐败官员钱来的容易,就大肆摆阔挥霍,政府机关超过标准大量采购高级豪华越野车,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指出,全国目前每年公车耗资至少在3000~4000亿元之间。还不止此,最令人愤慨的是,贪官们挟大量公欵去境外赌博,造成大量国有财产人民血汗流失国外。贪污巨额公欵的官员挟欵外逃更是司空见惯,据说每年外逃资金在500亿以上。这就难怪我们的教育福利投资捉襟见肘了!


五,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合理,极不公平。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学校少,校舍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极差,没人愿意在农村当教师。甘肃渭源县七成代课教师的工资每月只有40元,而且一拿就是二十年不变。不但城市与农村,而且西部与东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有巨大反差。每年高考,全国统考,统一出题,统一看卷,考题保密,刹有介事,好象十分公平。但录取分数与名额就是另一套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权城市其录取名额可达8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其录取额仅为30~50%左右。中西部地区录取分数线一般要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特权城市高100~200分。合理在那里?公平又在那里?据说每年人代会都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教育部则我行我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导致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与内陆城市之间进一步加大了两极分化。


六,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获社会保障体系福利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距国际公认的合理标准20%还有不小差距。广大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即便已脱贫的农民一旦迂到天灾,生病,子女入学,意外事故就会立刻返贫。城市中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化过程中,职工往往得不到妥善安置,工作几十年,一但要下岗,两手空空一切福利都没了,陷入贫困境地。但比农民还强的多,因为有城市最低生活保证金,不致于挨饿。有些国营企业领导借国企改制之机,把国有资产纳入自己腰包,大发横财。据统计至2004年国有资产流失多达3500亿以上。


七,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为本单位谋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垄断行业,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经营地位,制定霸王条款,令消费者无选择余地,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本单位谋取私利。如电讯、供水、供电、铁路、供天然气等部门莫不如此。


八,暴利行业造出一批富豪,如房地产业。这是当前最不透明的产业之一,做几个楼盘就可以催生一个亿万富翁。据记者对福州房地产业的调查表明,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为50%,最高者超过90%!而福州的房价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很明显房价越高其利润也越大。无良房地产商通过向官员行贿,还搞许多猫腻,非法取利。最常见的是,向顾客虚假多报建筑面积;投产后把方案中的绿地再建成商业用房高价出售;超高加建楼房层数;私自加大容积率,多建建筑面积。通过破坏城市规划谋取暴利。甚至一套房子同时卖给几个买主。在"福布斯中国2005富豪榜"的前十强中,房地产业者占六名。前二十位中,房地产业的富豪有十名,整整占到一半之多。结果造成房价奇高,远远超过一般工薪族的购买能力,(北京、上海等地房价每平米高达7000~10000元以上,一个老老实实靠工资生活的人,苦干一辈子,也无力买一套房。)一方面造成大量商品房闲置,至今全国已达一亿平米以上,一方面许多人无房住。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我看“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是当今中囶的殷鉴。

2024年6月23日星期日

谢选骏:《远东的未来》预言中国的经济起飞吗


拉夫卡迪奥·赫恩 《远东的未来》 

LAFCADIO HEARN "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 



桃佑一 桃井惠一翻译 


前言 


1894(明治27)年,赫恩曾在熊本的第五高等中学校 (注) 担任英文教师时,以"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远东的未来》为题向该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了演讲。他就远东的未来作了如下的阐如:"将来西方与东方竞争时,可以肯定地说,最有耐力、最会节俭、最有朴素习惯的民族一定会取胜。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有可能面临灭亡。自然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家,他绝不会搞错。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共存、并能满足俭朴生活的人们。这便是宇宙的规律。" 

并且,他还说:"我坚信,未来将属于远东,并不属于西方。至少对中国来说,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而日本却有些危险。日本有扔掉自古以来的朴素、健全、自然、节俭、诚实的生活方式的危险。我认为日本在保持其俭朴的特点时会很强大,但如果汲取了外来的浪费精神的话,就会慢慢地衰落下去。" 


我认为赫恩的这篇演讲文是向日本人发出的忠言,同时也是向全人类敲响的警钟。在地球环境和人类生存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它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了把文中表明的赫恩的世界观所拥有的现代性、和未来性的意义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特译此文,以奉读者。 


2000年12月 桃佑一记 


这篇


注∶ 日本的高中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高中,第二类是战后所创办的高中。第五高等学校属于前者,1887(明治20)年4月作为第五高等中学校创办起来的。1894(明治27)年改称第五高等学校。战后1947(昭和22)年实行6·3制度(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以后,变成了熊本大学。  


《远东的未来》 

1894年1月27日 拉夫卡迪奥·赫恩 


站在与目前相关的观点来思考未来,这对文明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就连文明国家的一位普通工人也不会把刚挣来的钱胡乱地花掉。如果是深谋远虑的人,他会把挣到的大部分钱储蓄起来以备将来。这是最普通的一种储备。如果是一位政治家,他将会高瞻远瞩。当他自己提出一项法案或者反驳某一个法案时,他会考虑到:"自己死去一百年以后,这项法案会产生何种后果?"但如果他是哲学家的话,他将会预料更加遥远的未来。他会想到:"目前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一千年以后其状况将会如何?"而且,他不会只考虑一个国家,而是考虑全人类。 


于日本松江 小泉八云记念馆前 

 

向各位谈东洋的未来时,我想以西洋的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来谈。也就是说不只谈日本,也不会只谈远东,而是想谈一下全人类。 

我首先必须向各位说明,远东的未来将受到过西欧的影响,尽管只是一部分,但是最少下面说的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远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将受因西欧的影响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欧对远东的影响是带有侵略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影响即将过去几个时代也不会终止。所以我们在思考东方的未来之前,先来考察一下西欧的现状。 

19世纪,有一个最值得注目的事实就是因为产业文明的进步,使西欧各国的人口剧增。1801年,英国也就是大不列颠的人口是1634万5646人,而到1892年人口竟达到了3778万7953人。如果再把历史向后推移的话,得到的数字会更加令人吃惊。伊丽莎白女王[在位1558~1603]当政时,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一共是560万517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 时代是2900万1018人(1892年)。可是1892年时的人口数字没有包括加拿大、美国、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在南非住的几百万英国人。此外也没有包括其他五十个居住地的英国人。吉本[英 1737~1794]在撰写历史书时,德国大约2200万人,可现在增加到4950万人。法国当时的人口才刚到2000万人,而1893年却增加到3821万8903人。当时意大利人口仅仅1000万人,可现在已超过了3000万人。西班牙当时人口是800万左右,现在是1750万人。俄罗斯(只算欧洲的俄罗斯)当时的人口是1200万左右,现在即使不加波兰和芬兰也有8100万人。由于俄罗斯到处扩张而导致人口快速增加,现已超过了1亿300万人。总而言之,从1719年开始七十年间,西欧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早在19世纪,欧洲的人口总数竟然超过了一倍以上。希望各位铭记在心的是,西欧民族让大约7000万人移民北美,而且最近又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世界各国实行殖民化。目前有3亿4400万名国民在英国的统治下,也就是说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之下。 

西欧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古代罗马帝国的总人口大概还不到1亿1000万。休谟[英 1711~1776],吉本认为奥古斯塔斯[在位BC30~AD14]皇帝时代的古代西欧人口比18世纪的西欧人口还要多。但是,现在西欧人口比古代西欧增加了两倍,特别是最近约一百年之内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什么,其原因何在呢?【】

可以肯定地说,人口巨增的原因一个是产业和技术的进步,另一个是医学(维持生命、保护健康的方法)的发达。但是仅仅依靠农业方面的改良、卫生学方面的新发现、科学和产业上的新发明,是无法充分说明人口剧增的原因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所拥有的人口,大概不可能依靠当时的那点土地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人口已经增加到罗马时代的三倍,然而却没有生产出相当于当时三倍的粮食。事实上,西欧目前无法保证粮食的自给自足。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办法,依靠这个方法才使人口得以增加。西欧人的生活是人为的,严格地说,这也是不自然的。大概只有俄罗斯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需要俄罗斯及其它国家来养活。北美、印度、澳大利亚、爪哇、加拿大、南美、中国、日本、波斯等世界各国都向西欧运送粮食。如果伦敦的居民没有外国的援助,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英国最害怕的是,在战争中失去殖民地或者因竞争失去贸易机会而引起的饥饿。在连坦尼森卿[英1809~1892] 的《舰队》这首歌中,也毫不隐讳地使用了'饥饿'这个简单的词汇。 

"当所有的人都饥饿的时侯,百万疯狂的民众,会用脚把你从皇位上踢下来。" 

如果各国突然断绝了西欧获取食物的来源,那么毫无疑问几千万人将会被饿死。 

依靠什么方法才能保证食物的不断供给呢?依靠通商贸易、快速汽艇和高速通讯这些方法。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快速汽艇就会接连出现,新的通商贸易计划就会不断展开,新的殖民地也就会不断诞生。由于条件所迫,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西欧迫不得已让别的国家来帮助它。西洋的产业文明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如今中国和日本也已经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西方的国家,想尽量通过移民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但是,移民的速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结果生存竞争随之激化,人类生存也越来越困难。移民本身巧妙地体现了西欧的强大和无能。人类进步是必然的,因为人类并不喜欢争斗和劳动所带来的痛苦。但在不劳动也可以生存下去的国家,决不会有进步。在科学、技术、工业方面所产生的惊异的发明,如把世界联到一起的电信、纵横交错的铁道网、依靠数值控制机器操作、依靠应用化学创造出多数新的物质等等,这些都只不过是为了生存,即获得某种食物而已。各种进步中的动力归根到底都源于饥饿,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西欧民族想移民到世界各国只是为了生存。他们之所以移民得那么快,是因为他们在本世纪里发现了这个方法。如果是以前,他们一定会饿死在本国。 

他们遇到了许多挡住他们去路的自然障碍。他们很难移居到令人窒息的热带地区。在他们移民到达的许多国家,当地的土著人口出现了急剧的减少,土著人正在逐渐消失。具体地说,在美国消失了美国的土著人,在太平洋列岛消失了毛利人,在塔斯马尼亚消失了塔斯马尼亚人,在澳大利亚消失了澳大利亚人,而且西班牙裔的混血人也从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消失了。印度当然也在抵御这种外来的压力。但西欧人不会移民到印度,因为当地独特的气候保护了当地的土著人。 

可是,当西欧的产业主义到达远东、也就是中国时,受到了一种与自然障碍明显不同的力量的阻碍。它来自于智慧,这是西欧从未想到和经历过的。想征服中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能成功,也要耗费巨大的财力。想强迫中国适应西欧的风俗、习惯、信仰而变得弱小,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太巨大太坚固了,根本无法破坏和改造它。中国在抵抗着。西方很明确,能够要求中国做得到的只能是同中国做生意。然而,这种贸易并不是中国人主动提供的,而是西方强迫要求的。西方的商人最初并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是渐渐地发觉他们同中国人进行着同等的交易,无法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贸易的主动权。主动权目前仍然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着,将来也会如此。后来西方人才醒悟,与其说中国人在贸易方面与自己平等,莫如说比自己更胜一筹象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贷款那种最高形式的经济合作,中国人在这方面是自己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 

如果说中国人从前并不可怕,那是因为他们一直留在自己的本土上。但西方人强制中国人开放港口以后,中国人开始前往国外,开始移民到南北美的太平洋沿岸,也涌向西印度群岛,移民到澳大利亚和爪哇岛。在英国的东方殖民地中最重要的地方新加坡、中国人也兴建了华人街,显示出占据南洋的气势。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认为,还不如让中国继续保持过去的状态要好得多。 

首先开始感到威胁的是美国。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明白谁也斗不过中国人。中国人吞食商业,垄断贸易,并把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劳工从市场轰了出去。从而发生了革命、暴动和虐杀。 

西部各州也开始害怕起来,它们于两年前通过了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法律。因为美国人领悟到在商业和产业方面竞争不过中国人。 

澳大利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不禁止中国人向澳大利亚移民,英国人就无法生活下去。澳大利亚利用排斥中国人移民的法律来进行自卫。 

在爪哇岛,荷兰人感到了一种威胁,他们袭击中国人,惨杀了五千多名中国人。现在,只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的限制之下居住在爪哇。但结果还是爪哇的土著人口正在渐渐减少。无论何种气候,中国人都可以克服。无论什么样的产业,中国人都会在竞争中取胜。因为西欧人无法适应爪哇的气候,所以荷兰人才允许中国人移居在当地。 

中国人是用什么方法竞争过西方的呢?一部分是以他们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生活得非常节俭之故。他们习惯于几乎只用西方人花的十分之一的钱就能维持生活,所以无论西欧有多么雄厚的资本也斗不过他们。中国人是无与伦比的手艺人。他们不但会做西方手艺人做的工作,而且会仅用西方人一半的费用把它完成。 

那么,中国人把西方产业机器和科学知识用于国际竞争的话,情况会如何呢?这对西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意味着西方商人将会被赶出东洋。不,也许还意味着更为深刻的局面。西欧人口一倍、两倍、三倍地增长,也就是在西方不停地增长的时侯,东方几乎一直都没变化。但是,当西方想撬开东方大门的时侯,一种无限的、难以估量的力量活动了。东方也开始膨胀了。如果东方为了自己国家的发展而采用西方的机器的话,那么,西方将面临着五十年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危机。 

对于西方来说最幸运的是中国的动作很慢。中国现在还根本没有采用西欧各国的产业方式和机器装置。他们只是在防备战争。中国因受俄罗斯的威胁,他们与英国合起手来。英国帮助中国抗衡俄罗斯,中国也答应帮助英国保护印度免遭俄罗斯的威胁。英国的军官向中国传授西方的战术。目前,在中国的工厂可以制造出最高级的步枪。中国可以召集120万人的兵力,如果象西方的部队那样把他们武装起来训练的话,那么无论什么国家,都不敢攻击中国。不过,中国最终一定会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产业方式。到那时西方将面临极大的威胁。决定民族未来的不是战争,而是产业和科学方面的竞争。 

商业上的智慧并非高超,高超的智慧来自科学。中国尚未在这方面显示出他们的才能,可是其他东方民族已显示出来。这就是日本。目前已经证实,日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智力方面都可以同西方媲美。作为商人,日本人虽然比不过中国人。但在别的方面,我觉得日本人的智力程度相当高。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在奉承日本的国民。即使我说过在科学、技术、艺术等各方面已经证实日本可以同西欧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现在日本人的智力水平已经与英国、法国同等。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们看到日本的科学家在德国、美国和其他别的国家所获得的成功,便可以充分证明他们拥有最高水平的才能。也许很大一部分还处于潜在的、也就是尚未发展、尚未开发的状态。而这种发展、开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并且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日本将代表远东,无论在贸易方面、还是在民族间的智力方面都可以与西方展开竞争。 

我想说的并不仅限于智力。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必须与西方竞争。倘若如此,其结果如何呢?

东方和西方都会继续发展产业,人口也都会继续增加。而地球只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即大约二十亿到三十亿左右。因此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持续下去。随着生存斗争的激化,必定会发展成统治世界的战争。结果,弱小民族就会被淘汰。怎样淘汰呢?那就是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远东和西欧谁将是幸存者呢?

这要看双方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实力会决定一切。 

两个民族争斗的时侯,如果一方的智力高,当然这一方的民族会在争斗中取胜,也就是说智力低的民族会消失或被取代。如果双方都具有同等的智力,其结果双方也许会联手合作。但是,两个民族的智力不相上下、而忍耐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存有很大差距时,那么耐力强、能节俭的民族一定会取胜。比如,中国的手艺人会做英国手艺人同样的工作,并且仅需要英国手艺人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的话,那么英国的手艺人将会被赶出市场。无论是智力多么高超的民族,也会在生存竞争中负于生活非常节俭、具有同等智力的民族,也就是将有可能被赶出地球。 

比如说假设各位想买一台蒸气发动机。有两种同样马力的蒸气发动机供您选择。其中一台需要用两台的煤炭,也就是需要耗费两倍的费用。这样,各位会买哪台呢?当然会买节省燃料费的那台吧。 

人体也好比一台发动机,使其驱动的燃料是粮食。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人类的进步都是由粮食问题引起的。生活困难、难于得到粮食,是人们付出努力和劳苦的根源。那么,我们把西洋人的身体比作一台有力的发动机,把东洋人的身体当作另一台发动机,来做一下比较。假设这两台发动机完全可以从事同样的工作,那么这两台相对的价值必然由所需燃料的费用来决定。一位英国人为了生存,需要用至少七、八名中国人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这样一来,各位将如何判断此事呢?

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仅就日常生活用品而言,西方民族的生活费至少要高出东方民族的四到五倍。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西方的实际生活费也是东方的二十倍到三十倍,甚至是五十倍。当然跟不同的西方国家比有些差异。无论西方的哪个民族,在许多东方人生活的条件下都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大概会饿死。因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并不只是现代生活习惯的产物,也是其民族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东西。就好像不能用大米来喂鹰、不能用稻草来养狼一样。西方的人无法依靠东方的食物来维持生存。 

虽然应该首先考虑到粮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乐趣需要不同的条件。西方民族除了需要高档次的食物,也需要高档次的娱乐和兴趣。他们需要保持这样的生活,也就是'富裕的生活(large living)'。历史学者常谈论中世纪以后欧洲的贫民生活状态如何得到了改善。这虽然是一个事实,但即使在中世纪,欧洲人也不会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生理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如果欧洲人在精神幸福方面所需要的某些条件被剥夺了的话,西方人就会渐渐衰弱下去,人口就会减少,生活热情也就会丧失。 

我想各位在博物学方面一定读过动物灭绝的文章。过去在我们的地球上生存过毫无畏惧、并且耐寒、不怕干旱令人吃惊的动物。但在这些动物中确有一些动物因为生存需要更多的食物而绝种,也就是到了地球无法供养它们的时代。仅就与肉体有关而言,人类也会和动物一样拥有相同的命运,有可能出现因生活费过高而灭亡的民族。 

将来西方与东方竞争时,可以肯定地说,最有耐力、最会节俭、最有朴素习惯的民族一定会取胜。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有可能面临消灭。自然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家,他绝不会搞错。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共存、并能满足俭朴生活的人们。这便是宇宙的规律。 

目前在英国,一名青年的教育费是16,000~20,000日元。同样,如果是在日本,不用说这一费用仅在其一半以下。由此可见,仅在教育问题上,东方就是西方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自己的坚定信念:日本的贫困才是它的强处。富裕也会成为将来衰退的原因。如果各位不喜欢'贫困'这个词的话,就请各位回忆一下。在西欧国家中最贫困的是俄罗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很强大。为此,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结为同盟。世界都惧怕俄罗斯。俄罗斯虽然贫困却可以在必要或发生不测的时刻,随时随地召集起600万骑兵。同样,日本也比较贫困,但将来至少可以召集到300万的强兵。 

我坚信,未来将属于远东,并不属于西方。至少对中国来说,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而日本却有些危险。日本有扔掉自古以来的朴素、健全、自然、节俭、诚实的生活方式的危险。我认为日本在保持其俭朴的特点时会很强大,但如果汲取了外来的浪费精神的话,就会慢慢地衰落下去。远东的圣人孔子、孟子、佛教的创始人都说过:"不要浪费,人们只需要满足极其普通的乐趣和智力娱乐。这对民族的强大和幸福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想法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家的想法。 

以上,我不仅对各位阐述了我个人的想法,也谈到了我难以比拟的圣人们的意见。其中,我还就'熊本魂'进行了一番思考。我听说朴素的习惯和诚实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九州熊本的美德。 


立在熊本大学的Lafcadio Hearn记念石碑 

THE FUTURE GREATNESS OF JAPAN 

WILL DEPEND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AT KYUSHU OR KUMAMOTO SPIRIT-THE 

LOVE OF WHAT IS PLAIN AND GOOD 

AND SIMPLE,AND THE HATRED OF USELESS 

LUXURY AND EXTRAVAGANCE IN LIFE. 

Lafcadio Hearn Jan. 27 189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要下一个定论,将来日本是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要看怎么样才能使'九州魂'或是'熊本魂'也就是热爱朴素、善良、节俭、厌恶铺张浪费的精神发扬光大下去。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〇〇三年十月号 总第 19 期 2003年10月31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拉夫卡迪奥·赫恩《远东的未来》”——我看“《远东的未来》预言中国的经济起飞”吗?



谢选骏:女性继承权改变了社会


《大揭秘:欧洲史上的女王及女性继承权》(2006年1月6日 作者不详)报道:


阅读欧洲历史,就如同品位一届精彩绝伦的欧洲足球锦标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层出不穷的英雄带给人无数激情和惊喜,在这其间,有一群女人曾经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给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是欧洲历史上的女王们。这使人感到兴趣:她们是如何登上王位的? 在女性能否继承王位及如何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欧洲各国由于传统、观念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规定。这绝对不是小事,由于不同国家对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理解不同,因而常常引起了王位的纷争甚至导致了国家间的大型战争。在历史上,因为对女性继承王位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战争,典型的就有英法百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等。


(一)


女王概况


不知你是否知道,在今日的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在位国王之中,有三个是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荷兰女王贝亚特里克丝、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她们都不是本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王。 在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骑士时代,皇帝、国王这些名词从来都只是男人的专利,只有东罗马帝国出了几个影响不大的女皇帝。但从14世纪开始,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女王(皇)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直到当代,累计有三十来位。(我统计一下,英国6位,俄国4位,荷兰3位,卢森堡2位,西班牙3位,葡萄牙2位,瑞典2位,丹麦2位,奥地利1位,波兰1位,匈牙利1位,还有苏格兰、纳瓦拉、那不勒斯等现在已为人兼并的国家也出过女王(不过有些女帝王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继承”王位,而只能说是“夺取”王位,如俄国的叶卡捷琳娜等)。三十来个,在欧洲庞大的帝王群体中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她们不但将欧洲历史谱写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实实在在在史书上留下了足以流芳后世的业绩。


总的说来,欧洲女王的表现还算不错。其中丹麦的玛格丽特一世(1387—1412年在位)、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一世(1474—1504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在位)分别被本国的史学界认为是本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其他女王基本上处于中上或中下的位置,而甚少有荒淫无道祸国殃民之辈,唯一一个被推翻的女王是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二世(1831—1868年在位),但使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是她的祖父和父亲,她本人要负的责任其实也不多矣。


她们走上女王宝座的路径不外乎两种:从公主到女王和从王后到女王。身为王后,在国王丈夫死后,继承人尚年幼或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便自己走上权利舞台的中心,进而即位称尊的情况,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司空见惯,在欧洲则以俄国的两个叶卡捷琳娜为典型代表。但更加有欧洲特色的是从公主到女王的情况,欧洲历史上的女王大多属于这一类。


在即位之后,基本上男性国王能承担的事务,她们也能承担,但亲自带兵打仗除外,不过,17世纪之后,国王亲自带兵打仗的情况已越来越少见,因此也不见得是严重的问题。女王结婚之后与丈夫之间权力如何分配也是一个问题。有不少女王,结婚后就将主要王权交给丈夫,甚至把王位也让出,如瑞典女王埃里奥诺拉,也有的女王结婚后能将丈夫和整个江山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如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更有甚者,有的女王选择了终身不婚,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旁落,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说来话长,本文主要讨论女性继承王位问题,这些就此略过。


(二)


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女性对父母的财产和地位的继承权问题。古代法兰克蛮族国家的《萨利安法典》曾规定妇女没有继承权,但《圣经·民数计》中则说道:“一个人时候应该由女儿继承。”(意为无子嗣的时候)。欧洲各国历史上的情况不大相同,但大体上是女性有继承权,但要排在相应的男性后面(这与亚洲国家女性根本没有继承权,一出嫁就完全成了别人的还是不同的)。


欧洲各国情况的不同,表现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同。欧洲中心传统色彩较浓厚的地区,如法国、德国等,女性继承王位一直是被禁止的,如法国国王腓力五世就曾组织学者会议,搬出《萨利安法典》,确认女性没有王位继承权,即使在国王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王位也只能由国王的其他男性亲属继承。但在“边缘地区”,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女性则在名义上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在东欧,除了波兰和匈牙利在14世纪的一例特殊情况,在其他时代,女性都不得继承王位。而俄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18世纪这个“女皇世纪”,接连有四个女沙皇产生,但在其他世纪,女性继承皇位则通常是被禁止的。


但一个女王的出现,总是会带来一系列复杂和棘手问题,因此即使在那些女性名义上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国家,一个女王的产生仍然会面对种种阻力,这也是欧洲历史上女王只是很少数的缘故。但当一个国王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情况出现时,他通常又会谋求将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其他男性旁系亲属,这就使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成为一个“模糊问题”,不同的国家、家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打算,而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婚姻血缘关系,对同一个王位,常常有多个国家的王室成员可以提出自己有继承权的依据,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为何会引起那么多的纷争甚至战争的原因了。


1328年,法国国王查理四世无嗣而亡。他的堂兄,瓦卢瓦公爵腓力继位为王,是为腓力六世。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才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原因是,他是查理四世的外甥,也即法国前国王、查理四世之父腓力四世的外孙,而除了他,腓力四世所有的儿孙都已死亡,至于腓力六世,充其量只是腓力四世的旁系后代而已。而腓力六世则认为,按法国的传统,女性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因此不买这个“腓力四世的外孙”的帐。因此爆发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他们的后代一直延续下去,从1338年一直打到1453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英国国王一度在法国加冕为王,不过最后还是被赶出法国。英法两国在领土、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而英法两国在女性继承王位问题上的理解不同,则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


171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正在为自己的后嗣问题深深担忧。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他想让他的女儿即位,不愿让他的皇位落到德意志邦联其他王公手里。因此,他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国本诏书”,规定若无男嗣,女儿也可即位。这一诏书遭到了德意志邦联各王公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依据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女皇的先例。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支持者则反驳说,虽然历史上没有过女皇,但也没有规定过女人不得继承皇位。查理六世将“国本诏书”作为他一切外交政策的核心,为换取国际上对“国本诏书”的支持,他可以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1740年,查理六世病逝,玛丽亚·特蕾西亚顺利即位,但与此同时巴伐利亚选侯阿伯特宣称自己才是帝国皇帝,并伙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及法国军队入侵奥地利,这场战争历史上称为“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幸而奥地利取得英国的帮助,最后战争打成平手,普鲁士承认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皇位,但从奥地利割走了西里西亚地区。


1833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病死,他只有两个女儿,遗嘱中由他的长女伊莎贝尔继承王位,是为女王伊莎贝尔二世。但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卡洛斯认为女性没有继承权,自称自己才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集结了一批持异议的政治、宗教派别,发起了“王室正统运动”的战争,史称“卡洛斯战争”,失败后流亡国外,他的后代还一直在谋求西班牙王位,以至于西班牙王族分化成两个世袭,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类似的,叔叔和侄女争夺王位的战争,还有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和王叔米格尔的战争。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是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王族世袭之间,以及同一王族内部由于对女性继承王位的理解不同而引发的战争的典型代表。当然,这些战争本身还有更深的政治社会背景,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线。


(三)


新时代的继承王位问题


进入20世纪,欧洲君主制遭到了沉重打击,不再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但20世纪中叶,女性继承王位问题在欧洲一隅的丹麦,再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丹麦国王斐特烈九世只有三个女儿,按照丹麦王位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他的弟弟克努特亲王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但再战后丹麦女权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很多人为斐特烈九世的长女玛格丽特不能继承王位感到愤愤不平。1950年,“丹麦妇女协会”首先挑起争论,她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媒体进行宣传,认为应该由玛格丽特继承王位。争论持续了两年,连篇累牍的社论、专题、特写、报道不一而足,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此事件被丹麦首相埃里克森利用,他将女性继承王位问题和他主张的将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问题合在一起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以便提高投票率。结果,在1953年的公民投票中,多数人赞成修改王位继承法,确立女性的王位继承权,玛格丽特得以取代她的叔叔克努特亲王成为王储,并于1972年即位至今。


有评论认为,此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的欧洲人实际上更喜欢由一位女王来统治(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久前在日本关于能否接受一位女天皇的民意测验中,90%的人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时至今日,欧洲君主制国家已经所剩无多,而且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只是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存在的“橡皮图章”,由一个男人还是女人来当国王已不再是那么重要。加上当代欧洲国家中女议员在国会中占有20%到30%的席位已不足为奇,甚至有达到40%的(如瑞典),至于女首相、女部长、女党魁等在欧洲国家中已司空见惯,死抱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王位的观念已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尽管王室的制度总是落后于社会制度的改革。


当前,瑞典、挪威已立法规定男女王族成员具有完全同等的继承王位的权利;在英国、西班牙、丹麦、荷兰,女性王族成员虽然在王位继承顺序上要排在血缘关系相同的男性王族成员后面(如姐姐要排在弟弟后面),但也已经有无可非议的王位继承权;例外的是,在比利时和摩纳哥,仍然只有男性王族才拥有王位继承。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揭秘:欧洲史上的女王及女性继承权”——我看“女性继承权改变了社会”。


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94、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以此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润”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袁莉 2024年2月23日)报道:


一个下着雨的周六下午,大约50名中国人挤在东京市中心一间不起眼的灰色办公室里,这里也兼作书店。他们前来参加一场关于秋瑾的研讨会。秋瑾是一位中国女权主义诗人和革命家,一个多世纪前因密谋推翻清朝而被斩首。

和他们一样,秋瑾也曾作为移民生活在日本。演讲的标题是《在东京重建中国》,这既反映了在场人士的愿望,也描绘了秋瑾的人生。

类似这样的公开讨论在中国大城市里曾经很常见,但在过去十年里,它们越来越受到压制。中国不鼓励公众组织和参与公民活动。

去年,一种新型的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在日本等境外地区出现。

“这么多中国人来日本,”1月组织该活动的人权律师李金星说,“大家需要一个地方苦水倒尽,牢骚发够,然后我们再反思怎么办。”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李金星本人于去年9月从北京搬到了东京。“我们这些人对于推动中国转型是有使命的,”他说。

人权律师李金星在东京。他说自己为了帮助中国移民“反思怎么办”而组织活动。


从东京、清迈到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海外华人正在构建在中国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而这正是共产党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开设中文书店、举办研讨会并组织民间团体。

这些移民正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更有希望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正在重新定义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去年有四家中文书店在东京开业。在美国至少四个城市以及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温哥华,受到2022年纽约成功举办的月度女权主义开放麦克风表演鼓舞,女权主义者也在举办类似的演出。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建立了数十个专注于LGBTQ、抗议和其他议题的非营利组织。

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和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也不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尽管一些参与者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但组织这些活动的移民表示,他们认为学会无所畏惧地生活、相互信任并追求一个有目标的生活非常重要。

即使在离开之后,许多中国人仍有很长时间会对政府过于恐惧,不敢参加与共产党主流论调不符的公共活动。

但到了2022年,中国爆发的反对疫情限制措施的白纸运动引发人们在其他国家举行示威活动。大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并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在日本生活了十年的年轻专业人士“一粒麦”表示,自2022年抗议活动以来,他一直在东京组织和参与抗议活动和讲座。

去年6月,他参加了我关于自己的中文播客《不明白播客》的谈话活动,并惊讶地发现现场大约有300人。(我也很惊讶。谁愿意听记者谈论她的播客?)他说他在活动中认识了大约十几个人,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参与公共生活是一种美德,”“一粒麦”说,因为担心政府报复,他要求使用自己的网络昵称,这个称呼源自圣经中关于重生的内容。

中国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曾经拥有德国哲学家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在国家认可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存在的同时,当局也允许有活跃的、尽管受到审查的公共对话空间。

在中国大城市的书店里,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曾是畅销书。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北京创办的一个读书俱乐部,吸引了中国顶尖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官员。一年一度的L.G.B.T.Q庆祝活动上海骄傲节吸引了数以千计参与者。女权活动人士发起了诸如“攻占男厕所”等活动,当时官方新闻报道称她们是进步的力量。独立电影、纪录片和地下杂志探讨了共产党不喜欢但容忍的话题:历史、性别和不平等。

2012年底,习近平接任国家领导人,在之后十年里,所有这些倡议都被粉碎了。调查记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渠道,人权律师被监禁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书店被迫关门。创办读书俱乐部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判入狱18年。非政府组织、LGBTQ的组织者和女权活动人士受到骚扰、被噤声或被迫流亡。

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逃离祖国、政府和那些宣传,前往能给他们自由的地方。现在他们可以相互联系,为国内外华人提供交流的平台,畅想一个不同未来。


张洁平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曾在香港工作20年,新冠疫情期间移居台湾。2022年她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书店。去年12月,她在泰国清迈开设了一家分店,并计划今年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开设分店。

张洁平说:“我希望我的书店成为一个全球华人交流的地方。”


她的书店名为“飞地”(Nowhere),会向顾客发放“飞地共和国”护照,这些顾客被称为“公民",而不是“成员”。

飞地台北店去年举办了138场活动。清迈店在最初的六周内举办了约20场活动。主题非常广泛:战争、女权主义、香港抗议活动以及城市和人际关系。我在两个店都谈论了我的播客节目。

张洁平说,她不希望自己的书店只面向持不同政见者和青年叛逆者,而是面向所有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华人。

“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你反对什么,而是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她说。“如果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在一个没有自上而下的限制的地方,都不能重建社会的话,那我们就算改朝换代了,绝对也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张洁平和以笔名吴磊为人所知的人权律师李金星说,如今的中国移民与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人大不相同,后者大多是经济移民。而新移民经济条件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关心自己的经济福祉,也关心对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

张洁平和李金星都是用自己的钱开始创业的。李金星的店面占地约65平方米,主要用于举办活动,月租金约1300美元。他说自己还负担得起。


张洁平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尼曼研究员,她用自己的积蓄补贴清迈分店。台北店去年实现了盈利。其收入的一个新来源是向世界各地的华人邮寄书籍,但中国大陆除外,因为购买禁书在那里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

1月的一个星期六,也就是李金星的东京书店举办研讨会的同一天,八名年轻的中国人围坐在一位日本教授家中的餐桌旁,讨论上周末举行的台湾大选。自去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公共和私人活动中聚会,并参加了从女权主义到非暴力交流等各种主题的兴趣小组。


“我们现在是在为中国民主化做准备,”2022年移居日本并参加了白纸抗议的研究生羽美(音)说。“如果明天CCP倒台,我们有没有做好公民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人说——“润”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

我想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呢,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呢?

我看不论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整合”的主轴已经不可避免。

——以此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谢选骏全集第304卷·硅基全球》

廣播劇集第十六卷 Radio Drama Anthology 16 【259、賢內助與虐待狂】 【260、終極攤牌核戰爭】 【261、盛極而衰日本島】 【262、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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