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是当今中囶的殷鉴

《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11/29/2005 世纪中国）报道：

 

话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取元朝而代之，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幼年时放过牛当过和尚，对贪官污吏极为愤恨。因而他坐上金銮宝殿后，贪官污吏就倒了霉，他杀了千千万万贪官污吏，甚至于连他的女婿走私谋利，也被杀了头。他恨急了的时候就会不客气的把贪官污吏扒皮揎草。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年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贪官污吏最收敛的年代。他还淘汰了众多的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减轻了百姓负担。吴思的《血酬定律》一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和分晰。朱元璋是所有明朝皇帝中生活比较俭朴的一个。到了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明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就发展到鼎盛时期。他干了两件大工程，其一，修整扩大北京城，修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紫禁城皇宫，房屋万间，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其二，组建起宏大的远洋船队，建造了世界最大的远航木船（宝船）。于1403年~1434年间进行了七次远航，直达非洲肯尼亚。这些舰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后者几乎晚了一个世纪，却仍需雇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有的欧洲学者甚至于说郑和这支船队最早到达美洲。

明代人口已达5000~6000万人。另一项统计数字为，洪武26年7000万，明末崇祯三年1。9亿。此时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入中国。城市形成和快速发展。南京人口已达100万以上。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的数据，中国明代远洋船舶吨位达到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

明代手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潞安府就有织机1.3万张。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永乐时铁产量达9700吨，其时西方俄国产量最高，不过2400吨。制铁厂可拥有六七个冶铁炉，需要雇佣上千个工人。

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

有学者认为明代工业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二。中外学术界公正的指出当时中国已具有占全球财富总量的1/3的经济实力。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学者布鲁克（1998年）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1972年）在其著作中说："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

由于当时欧洲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向中国出口，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掠夺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的。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二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另据西方学者冯格汉（1996年）的估算，中国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高于欧洲西亚等各地区。在明清小说中可见到老百姓经常以银两作为交易货币，是一佐证。

明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如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工业，机器制造，农业，尤其是火器都有长足的发展，（内蒙托克县曾出土明代地雷二十多枚，型式同现代地雷，不同者用黑色火药而已。最近曾一次出土明代各类铁火炮70多尊，可见军队装备之普遍。）有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说："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承认并且强调，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书中复制了李约瑟（1954）的一个图表，上面列出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的时间差长达10到15个世纪（铁烨犁则相差25个世纪）；少数的时间差为3到6个世纪；火炮和金属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差最短，也有一个世纪。

大明帝国这个世界经济大国社会生产总值即GDP（占全世界的）到底是多少？中外学者通过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数据，有如下说法：

万历时：90%，40%，80%

崇祯时：40%

明代：45%，40%33%，30%

说明代GDP占世界的80%~90%，我难以相信，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并非荒漠。从外贸的硬通货白银因出超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和明代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及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来看，GDP占世界的30%还是比较可信的。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当今的美国（GDP占28%）。然而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的经济实体的大明帝国，却于公元1644年轰然崩溃！常令人们困惑的是，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近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宋、明的灭亡是由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金、蒙古、满清）善于骑射，而中原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不善战的结果。这种看法只看到表象，实不足以服人。汉、唐击败了当时极其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突厥人作何解释？南宋岳飞的岳家军被游牧民族女真人惊呼为"撼泰山易，撼岳家军难！"又作何解释？东晋谢安以八万人打败北方前秦符坚的二十七万骑兵六十多万步兵又作何解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明代前期，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保持了一种军事优势和高压态势。他曾六次亲征漠北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其实导至明帝国灭亡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明代社会结构内部的崩溃！

社会结构的崩溃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极不合理，极端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极端贫瘠，当他们不反抗会饿死，反抗虽会被以谋逆罪处死，但还有一线生机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支持力，崩溃成为不可避免。农民起义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对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人口有极大的杀伤力。天下大乱，直到一个新王朝的诞生，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恶性循环。

看看明朝两极分化的情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的收入是透明的，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其年薪20万美元。俄国总统普京年薪3.3万美元。中国明朝皇帝的私人财富有多少，史无明载。但皇帝夫妇的伙食费却有明确记载。如颇为节俭的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而嘉靖、万历之后此项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1000万美元。皇宫内侍候皇帝的太监，朱元璋洪武二年内官编制不过60人，到嘉靖年间太监及宫内杂役已近万人。而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人数多达十万人！明代宗室人口明初洪武年间有58人，到明万历23年已繁衍到155000人，明末就达数十万人。连同其下属吏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吸血阶层！他们控制的社会财富极为惊人。崇祯的岳父一向哭穷，李自成攻入北京，拷挞官吏，他不得不乖乖缴出50多万两白银。

明代有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除了正式编制以外，编外官员吏役（所谓冗员）数量惊人！明初吏制森严，冗员为正员的3倍，明后期冗员为正员的10倍以上。据《虞谐志》记载，仅苏州府常熟县就有冗员万余人，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老百姓不得不丧家亡命。这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人人尽力收刮财富，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畸形的两极分化。《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严嵩之子严世藩犯事被抄家时，得黄金可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而锦衣卫指挥朱宁抄家得黄金十万五千两，银四百九十八万两。另有绸缎绫绢等达三千九百多扛。但这两位与明正德年间巨贪太监刘瑾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刘瑾犯事被抄家，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据此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这个记载数字可能有所誇大，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它珍宝细软未计。据〈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据此计算出，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另一说刘瑾的财富是国家年收入的数倍）。

明代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人口主体是农民，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农民变得赤贫无以为生。明后期，中国处于气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频仍，更加雪上加霜。明帝国的轰然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的巨量财富集中到刘瑾一类人身上，财富的流向是：大肆挥霍消费，购房置地设大量不动产，囤积隐藏。他们不会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改善产品质量、和搞科研开发新产品，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代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占有财富的水平）。因为在一定的GDP时，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极化，和分配较均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有相同的人均GDP。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两??以反映社会财富分布的真实情况。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即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学者研究，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事时基尼系数高达0.62。（与此类似，清末太平天国时，基尼系数达到0.58）远超过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可见收入差距悬殊即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时，会存在社会体制崩溃的危险。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才是社会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

现代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官方宣布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中，2002年美国人均GDP为35400美元，日本为31277美元，一般发达国家约为26000美元。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遥远。据现代化研究专家何传启先生研究，认为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需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实在没甚么可骄傲的。最令人忧虑的是，如此低的人均GDP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却日趋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研究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T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目前我国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另据《华商报》载资料，在城市中，占城市居民10%的富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而占城市居民10%的穷人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中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人口近80%。农民身上反映出的两极分化就更为明显。报载，广西贫困山区农民的孩子与广州城市孩子交流时，甚至不明白城里孩子为甚么一天要吃三顿饭，因为他们从来一天只吃一顿饭。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贫困缘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并列举了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18种制度，如土地产权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处于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也同时剥夺了他们再发展的机遇和能力。其结果就是财富的极度不合理分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认为，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另据国务院扶贫办2004年公布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标准为年收入668元以下。（即每人每天收入在0.22美元以下）。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沃尔夫威茨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强调，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比如甘肃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想要开店，可是没有贷款，她就无法实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无法脱离贫困。"

如果详细分析，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二极分化有下述种种原因：

一，纳税人负担的加重，这是中国官本位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和不断恶化的痼疾。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也公布了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仅仅过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从"67：1"升到了"40：1"。不怪农民说："几十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作家陈桂棣、春桃2003年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以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叙述了中国农民遭受到的苦难和压榨，以及强烈的反抗。在"税费多如牛毛"一节中说"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因之大量农民抛弃家园奔入城市打工。

二，到城市中打工的农民的权益受不到应有的保护。农民涌入城市的主要去向是，去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工资低且经常被老板或工头剋扣欠发。甚至苦干一年分文未得，连回家的车钱也没有。另一个去向是到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今之所谓民营企业家或外资老板其心之黑绝不下于解放前之资本家。工人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很平常，工资每月几百元而已。连工资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每月工资也在1000元以下。廉价劳动力使老板肆无忌惮压低工资，赚得盆满钵溢。最近报道，广州一打工女在一企业连续三天加班，仅睡六小时，身体不支，累倒猝死，不治身亡。解放前企业内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现在我未听说在外企或私企有工会的组织。

三，税制不公。如中国的1800亿个税中，65%征收自工薪阶层，加剧贫富分化。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6800亿元。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暴富，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差距。

四，官员腐化，权钱交易，形成一夜暴富的阶层。现在的贪官污吏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九十年代，某省开发时，衙内们凭高官一个条子就可以批到大片土地，转手捣卖，一夜暴富。贪官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量受贿，或利用权力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甚至利用职权买官卖官大发横财。贪官的胃口和胆子也越来越大。遗憾的是我们法律的惩治力度却越来越宽松。从前贪污几十万可以枪毙，今日如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某营业主任贪污多达5969万元，竟然只判死缓，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死缓不过是有期徒刑的代名词而已，大概无须几年就可以堂而皇之走出监狱。贪官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就这样，还有人鼓吹在中国取消死刑！

腐败官员钱来的容易，就大肆摆阔挥霍，政府机关超过标准大量采购高级豪华越野车，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指出，全国目前每年公车耗资至少在3000~4000亿元之间。还不止此，最令人愤慨的是，贪官们挟大量公欵去境外赌博，造成大量国有财产人民血汗流失国外。贪污巨额公欵的官员挟欵外逃更是司空见惯，据说每年外逃资金在500亿以上。这就难怪我们的教育福利投资捉襟见肘了！

五，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合理，极不公平。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学校少，校舍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极差，没人愿意在农村当教师。甘肃渭源县七成代课教师的工资每月只有40元，而且一拿就是二十年不变。不但城市与农村，而且西部与东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有巨大反差。每年高考，全国统考，统一出题，统一看卷，考题保密，刹有介事，好象十分公平。但录取分数与名额就是另一套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权城市其录取名额可达8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其录取额仅为30~50%左右。中西部地区录取分数线一般要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特权城市高100~200分。合理在那里？公平又在那里？据说每年人代会都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教育部则我行我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导致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与内陆城市之间进一步加大了两极分化。

六，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获社会保障体系福利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距国际公认的合理标准20%还有不小差距。广大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即便已脱贫的农民一旦迂到天灾，生病，子女入学，意外事故就会立刻返贫。城市中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化过程中，职工往往得不到妥善安置，工作几十年，一但要下岗，两手空空一切福利都没了，陷入贫困境地。但比农民还强的多，因为有城市最低生活保证金，不致于挨饿。有些国营企业领导借国企改制之机，把国有资产纳入自己腰包，大发横财。据统计至2004年国有资产流失多达3500亿以上。

七，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为本单位谋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垄断行业，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经营地位，制定霸王条款，令消费者无选择余地，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本单位谋取私利。如电讯、供水、供电、铁路、供天然气等部门莫不如此。

八，暴利行业造出一批富豪，如房地产业。这是当前最不透明的产业之一，做几个楼盘就可以催生一个亿万富翁。据记者对福州房地产业的调查表明，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为50%，最高者超过90%！而福州的房价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很明显房价越高其利润也越大。无良房地产商通过向官员行贿，还搞许多猫腻，非法取利。最常见的是，向顾客虚假多报建筑面积；投产后把方案中的绿地再建成商业用房高价出售；超高加建楼房层数；私自加大容积率，多建建筑面积。通过破坏城市规划谋取暴利。甚至一套房子同时卖给几个买主。在"福布斯中国2005富豪榜"的前十强中，房地产业者占六名。前二十位中，房地产业的富豪有十名，整整占到一半之多。结果造成房价奇高，远远超过一般工薪族的购买能力，（北京、上海等地房价每平米高达7000~10000元以上，一个老老实实靠工资生活的人，苦干一辈子，也无力买一套房。）一方面造成大量商品房闲置，至今全国已达一亿平米以上，一方面许多人无房住。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我看“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是当今中囶的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