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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谢选骏:“2025项目”——美利坚凯撒帝国的蓝图



《特朗普的“2025项目”:为下一任总统任期招募的“部队”》(ABC中文 16 Jul 2024)报道:


他在一次未遂暗杀中幸存下来。他一如既往地顽强不屈、意志坚定。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中获胜重新掌权,那么他将有一支至少一万人的“部队”供他调遣,这支上万人的“部队”是被招募来助他实施有争议的议程。


一个保守派团体网络的负责人保罗·丹斯(Paul Dans)告诉ABC时事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他的组织《2025 项目》(Project 2025)已经准备好了一份详细“作战计划”,并已对人员进行了培训,随时准备执行。


该计划将使特朗普总统的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并允许他将矛头对准所谓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在特朗普看来,“深层政府”就是那些阻挠他第一任期议程的、由不露面的公务员组成的统治阶级。


但反对者警告说,《2025项目》将把政治傀儡安置在关键决策职位,赋予这位前总统起诉政敌的权力,并使美国走上独裁之路。


招募行动


《2025项目》的总体规划首先是建立对总统有利的公务员制度。


丹斯在接受ABC独家电视采访时说:“我们有一个拥有超过一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的数据库,他们进入这个数据库都渴望为总统服务。”


“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被取消资格的人,那些为运动付出过鲜血的人。这是那些挑战过学校董事会的妈妈们。这是那些在自己的公司里站出来说,‘[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觉醒议程够了。’”


被称为《2025项目》的保守派团体网络负责人保罗·丹斯。(Four Corners: Chris Gillette, Nick Wiggins)

这些潜在的行政人员将接受审查,以确保他们与特朗普的议程保持一致。


《2025计划》会审查新晋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户,并调查他们的政治理念,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诸如以下言论:


总统应该能够通过官僚机构推进自己的议程,而不受非经选举产生的联邦官员的阻碍。


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应只承认男女两种不变的性别。


美国有权根据原籍国选择移民。


丹斯曾在特朗普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担任幕僚长。他说:“这是为了确保我们在作战计划中遍布合适的人选。”


“我们需要的是不断被击倒仍百折不挠的人。实际上,我觉得澳大利亚人很像这样的人。他们总是窜到最高点,脸上挂着自满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快乐战士。”


根据《2025项目》,总统将任命这些“快乐战士”担任美国环境保护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高级职务。


他们声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议程受到了非民选官员的阻挠,他们希望确保这次有所不同。


“我们的目标是组建一支由思想一致、通过审查、训练有素且准备充分的保守派组成的部队,在第一天就投入工作,解构行政部门。”


《2025项目》之《领导指令》


“剩下的将是骗子和马屁精,”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查理·登特(Charlie Dent)说。


“无论 [特朗普]当天最糟糕的冲动是什么,他们都会为其提供便利,并使其得以实现。”


“他们要的是那些坚定不移地忠于特朗普议程、忠于他的愿景、忠于他这个人以及忠于他和这场运动的目标的人,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让那些看起来或听起来不像他们的人屈从于他们,” 前司法部律师埃里卡·纽兰(Erica Newland)说。纽兰目前在华盛顿的反独裁组织“保护民主”(Protect Democracy)工作。


前司法部律师埃里卡·纽兰(Erica Newland),现供职于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反独裁组织“保护民主”。(Four Corners: Chris Gillette, Nick Wiggins)


“唐纳德·特朗普想要的是一群政治走狗,他们不是忠于总统办公室,而是忠于总统本人,忠于他的任何异想天开或心血来潮。”


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特朗普曾试图用他的2016年总统竞选联合主席来取代农业部首席科学家。他提议的农业部首席科学家从来没有任何科学背景,并曾作为右翼脱口秀主持人而声名鹊起。


施政纲领

《2025项目》在一份长达920页的过渡和政策宣言中阐述了特朗普下届政府的计划:


“这本书、这一议程、整个《2025项目》是一项旨在团结保守运动和美国人民反对精英统治和觉醒文化战士的计划。”


《2025项目》之《领导指令》


《2025项目》是一个由100多个美国主要保守派组织组成的团体,其中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该智库自1981年以来一直为未来的共和党政府制定政策计划。


该组织包括许多像丹斯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们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政府中工作,并仍与这位前总统保持密切关系。


该组织与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正式联系,最近几周,这位前总统一直试图与《2025项目》保持距离。


“他们说的一些话绝对荒谬又糟糕。无论他们做什么,我都祝他们好运,但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此前,民主党发起了一场运动,警告称 《2025项目》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


但丹斯证实,他的团队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们与竞选团队的成员进行了整合。现实情况是……我们经常提供想法,并最终希望提供人事建议,”丹斯说。


“这确实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动力室。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曾任职,并将被召唤再次任职。”


《2025项目》的施政纲领基于若干个支柱,包括“恢复家庭作为美国生活核心的地位”。他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立法和联邦法规中删除所有性别认同术语,在各级政府推行反堕胎政策,并禁止变性人士入伍。该文件还支持开放“美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因为“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命脉”。


但该项目大部分内容的核心原则是,民选总统是美国人民的代理人——成千上万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的工作就是毫无疑问地执行特朗普的命令。


“保守派总统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敢于让官僚机构屈从于总统意志,或将其打垮……”


《2025项目》之《领导指令》


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在内的批评者警告说,特朗普将能够为所欲为。


“我担心,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那些试图施加一些制约、抑制总统最糟糕冲动的那类人士将不复存在,”查理·登特(Charlie Dent)说。


美国前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说:“这是给我们的民主制度开出的一剂注定导致混乱的药方,因为坦率地说,我们国家的治理重任在于公务员,他们……宣誓要维护、保护并捍卫宪法。”


“采取一个想摆脱公务员的立场……而且基本上是让那些属于他有组织颠覆我们民主的那部分的人加入进来,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丹斯说,这将成为“民主的灯塔”。


“我认为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山巅之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尝试之一,为了在全球各地推进富饶和自由。”


打击目标

在特朗普“打击深层政府名单”上排在首位的机构就是力量强大的美国司法部。


特朗普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将彻底整顿腐败的司法部,清除所有将政府行为武器化的共产主义分子。”


美国司法部对这位前总统进行了调查,指控他干预了2020年大选,并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非法保存机密文件。特朗普在这两起案件中都受到了刑事指控。


对于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如前总统助理塞巴斯蒂安·高尔卡(Sebastian Gorka)来说,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即司法部已被“深层政府”控制。


“在所有这些机构和部门中,司法部是最糟糕的,”高尔卡说。


“司法部是一个由具有政治动机的个人组成的毒蛇巢穴,他们将司法部视为自己的领地来为民主党和他们的伙伴服务。”


尽管特朗普指责司法部被政治化,但他承诺要摧毁司法部拥有的任何独立性,并将该机构作为实现其意志的工具。


去年,这位前总统在他位于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发誓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追查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乔·拜登,并追查拜登犯罪家族。”


“我当然预计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可能会有政治秀审判,” 埃里卡·纽兰说,“他最喜欢的莫过于真人秀式的权力宣示了。”


“问题是,我们的机构、司法部的那些律师以及我们的法官是否足够强大,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特朗普曾指控许多高级官员叛国,包括时任军方首和据说是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根据美国宪法,被判犯有叛国罪的人可被处以死刑。


那位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认为,特朗普连任将是“实施报复的总统任期”。


“我是说,他曾因为我出版的那本书而试图把我送进监狱,”博尔顿说,“他不会忘记他的怨恨。我想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那份名单很长。


“我认为,当他说要对付他口中的‘敌人’时,他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与他有个人纷争的人,而不是美国的敌人。”


纽兰认真对待特朗普威胁要追捕那些他认为是政敌的人。


“这真的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司法部掌握着我认为是美国政府拥有的最强大的国内权力。”


孤注一掷

特米达约·阿甘加-威廉姆斯(Temidayo Aganga-Williams)相信特朗普会说到做到。


威廉姆斯是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高级调查顾问,该委员会负责调查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


“我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生存威胁。他是一位领导武装叛乱反对自己国家的前总统……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再次将他推上权力位置,让他完成任务。”


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1月6日事件的核心起因是一个人,即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其他许多人都追随他”。


“没有他,1月6日的所有事件都不会发生。”


去年,这位前总统在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如果他赢得连任,他将成为一名独裁者,但仅限于上任的第一天。但批评他的人并不觉得好笑。


“我在1月6日事件委员会任职时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相信特朗普的话,因为他确实说到做到,”资深民主党众议员佐伊·洛夫格伦(Zoe Lofgren)说。


“他说他打算终止宪法的某些部分。他没有说是哪些部分。但在宪法上你不能这么做。总统没有废除宪法的程序。”


埃里卡·纽兰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对这个国家的专制威胁”。


“专制主义者有一套惯用手法:他们扩大行政权力。他们将独立机构政治化。他们压制不同意见。他们散布虚假信息。他们针对弱势群体。他们破坏选举,煽动暴力。唐纳德·特朗普参与了所有这七项活动。”


但《2025项目》主任保罗·丹斯说,特朗普将把美国从独裁统治中拯救出来。


“我们正生活在乔·拜登的暴政统治之下,” 丹斯说,他列举了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言论自由警察”以及新冠疫苗强制令。


“这就是暴政……在美国,我们正处于一场新马克思主义革命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生了什么。


“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登上城墙去帮助这个国家。”


洛夫格伦说,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的赌注非常高。


“老实说,我不确定这个国家能否挺过去,”洛夫格伦说。“如果他真的打算做他所说的那些事,我们就不会拥有200多年来一直享有的那种民主共和制度。”


其他人和她一样担心。


“如果他重返总统宝座,他将是个危险人物,” 莱昂·帕内塔说。


“这真的会摧毁我们的民主。”


谢选骏指出:人说——特朗普的“2025项目”:为下一任总统任期招募的“部队”。我看——“2025项目”是美利坚走向美利坚凯撒帝国的蓝图。

谢选骏:亡国是从亡魂开始的


《失语中国:被噤声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莽莽 2024-07-21)报道:


这是岳文山第三次被学生举报了。


举报的理由是,学生认为他不热爱毛主席。前两次则分别是他在课堂讲授中苏边界协定时,学生指责他有意抹黑中俄关系,以及在课间讨论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被学生认为在刻意美化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的人文侵略。因此,学生们断定岳文山“屁股歪了”。


岳文山在一所位于中国某一线城市的知名高校任教,与学校签订了3+3的聘用合同,即经过3年的聘用考核期后,需再签订3年的聘用合同,考核标准与第一个3年一样。


但因为这三次举报,岳文山失去了原本已经拿到的某社科项目的资金,没有项目加成,他每个月只能从大学领取基本工资,每月折合7000元人民币。同样因为失去了上述社科项目的加持,他很可能在与大学签订的合同到期后,而陷入“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困境,即被大学扫地出门,陷入职业危机。


第三次举报发生后,他所在的学校和学院领导更是多番找他谈话,要求他必须立刻、马上端正思想,摒弃西方学术界灌输给他的“毒药”,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坚守共产主义理想。


与岳文山陷入共同的困顿境地的还有程红山。但是和岳文山的青年教师的身份不同,程红山已经在一所知名高校拿到了教授的头衔。因此,他也敢于更加理直气壮地与学校管理层的霸权相抗衡。


最近的一次冲突为:课堂上,程红山发现了座位倒数第三排一位戴着口罩的学生并没有认真听他讲课,也不会和其他学生一道跟随他的讲课节奏去观看他的PPT。出于疑虑他走到了该名戴口罩学生的旁边,询问他是哪个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会选择来旁听他的课程。但该生不出所料,支支吾吾,程立即明白他的来意,遂高声呵斥其离开。


事后,经多方复盘,这名看似是学生的人其实是学校安插在课堂的“信息员”。


信息员即在学生中间招募的负责监督高校教师课堂言论并即时上报学校管理部门的监视人员。随后,程红山闯入学院院长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要在他的课堂安插信息员。但闻讯而来的安保人员迅速将他带离院长办公室,至今他仍未得到一个答复。


此次课堂间的冲突也给程红山敲响了警钟,“虽然这次我没被抓住把柄,但是谁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呢?”他说。于是,他决定彻底躺平,课堂上不再引导学生进行思维发散,而是打开课本,让他们照着念。


在中国的高校领域,程红山从来不是第一个被迫躺平的人。在这之前的几年内,已有多名知名高校教授被学校勒令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在公共场合发言、不准写书,甚至到最后,也不再允许他们给学生讲课。


与高校这种噤若寒蝉的生态几乎同步,包括媒体、出版以及律师等热衷于公共发声和公共讨论的群体也愈发频繁地感受到了来自共产铁锤的重击。


从最初被掐断发声渠道,到不能发声,到之后频繁进行自我审查的不敢说话,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循环经历着被举报、被解职、被拘捕甚至被迫流亡异国他乡。


政治生态的高压叠加各个互联网公司不断精进的言论审查技术的制约,异见表达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无法企及的奢望。这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进入失语时代。


噤声、阉割、抵抗


2023年底,易明波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撰写一篇自己在过去一年对中国国内市场的观察总结,并发在其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但观望过后,他最终选择放弃。


“现在的大趋势是,所有人不能唱衰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数据指手画脚,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是假的,但我们还是只能以这些假数据为公开发行的研究报告的数据为依据,否则很可能会被扣上寻衅滋事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易明波说。


易明波现在在一家外国投资银行的中国办公室工作,负责带领团队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2017年,为了在全体社会氛围“左转”的趋势中,尽最大努力自保,他申请到了香港公民的身份,将香港作为自己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撤出中国大陆的跳板。


“但国安法的施行让我的这种未雨绸缪彻底沦为了泡影,现在除非可以移民,否则我只能谨言慎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也正因为如此,从2023年年底开始到现在,易明波拒绝了多家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展望的采访邀约。


易明波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因为害怕引火上身而选择闭口不言。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公开讲话的所有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党和国家是好的’,‘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作为学者根本不能研究真问题,只能迎合官方决策,并在官方论断形成的时候,千方百计地论证国家政策的合理性。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专家的知识和学术求真沦为了为国家统治保驾护航的工具”,上海知名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而当学者迫于来自学校以及党务系统的政治压力而不得已接受官方媒体的邀约,站在国家的立场解释各项党政决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时,也必须要事先经历所在单位行政系统的连环发问,询问内容主要为:你和记者是如何认识的?你们主要通过哪些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你们是什么时候进行联系的?记者都提问了哪些问题?你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在一一回答完这些问题,并且回答经过高校行政办公室和学院主要领导的审查,在对方签字同意后,学者才可以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想要审批快速通过,也是有诀窍可循的。比如在答记者问的回复中,第一句话我们可以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作为开头,结束的时候一定要以‘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和对老百姓福祉的关心’作结。这样一来,不管他们怎么审查都很难挑出毛病来,我先阉割了我自己,其他人还能奈我何?”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但自我阉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把学术研究当成一项普通的工作来做,不在此基础上赋予任何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那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内容审查可能会相对容易。但事与愿违的是,很多学者能够熬过多年的学术训练,肯定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在这种前提下的自我审查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违反人性的”,中国南方某高校社会学科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师表示。


对于这位年轻教师的表述,陈彤彤非常认可。在她看来,自我审查无异于在大脑中植入芯片,然后人被异化为机器,会根据外界指令对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任意切割,并做到随时切换频道说出国家和政府需要和想听到的话。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和机器相比,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且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有追求的人在这种自我阉割的过程中势必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她说。


而她正是这种痛苦的受害者。陈彤彤大学毕业于中国大陆一所高校的新闻学院,之后加入北京一家知名都市报,成为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2023年上半年因其长期追踪的一起案件的报道被编辑以“太过敏感”,“容易在社会层面引发负面情绪”为由拒绝刊发。对此,陈彤彤非常愤怒,她找到编辑,要求交代,但编辑只是告诉她,他的决定就是最终的结果,而且编辑没有责任向她解释什么。于是,抗争无果后,陈彤彤选择了当场辞职。


回顾过去多年的媒体从业生涯,失眠、焦虑、重度抑郁是陈彤彤的最后收获。


辞职前,陈彤彤与北京各个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会举行定期聚会,在她自己进行的一个非常粗略的统计中,她发现所认识的记者、编辑中至少90%的人患有抑郁症。究其原因,行业沉沦是大家最主要的痛苦来源,其中敢于抗争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往往如陈彤彤般会被所在的媒体平台视为“危险分子”,而遭到所在媒体的刻意打压。


“2022年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疫情管控进入第三年,每个人都如笼中鸟一样,受到了大量非人的对待。与其他人相比,作为记者,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间惨剧,但是却无处言说,承受的痛苦自然也会比其他人多很多”,陈彤彤表示。


而正是在同一年,“政治性抑郁”一词横空出世。对于政治性抑郁一词,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根据约定俗成的说法,意指由政治事件诱发抑郁经历或由政治事件触发、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其中最让她难以承受的一次经历是,2022年年中,北京丰台某小区毫无缘由被突然封控,居民追问被封控的原因以及何时能解封的问题,均被街道人员无理驳回,这引发了小区居民们的不满。但对于小区居民们的持续诘问,街道办公人员毫不客气地表示,再有人不服从街道的管理,他们将要求警察介入管控。


而此前因为封控来得毫无预兆,大多数小区居民家里开始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更有很多人因封控而无法正常就医,但因包括腾讯、微博、抖音在内的社交媒体将“封控”一次设置为敏感词,并自动过滤掉相关内容,而导致上述小区居民们的求救无法传递到外界。


陈彤彤报社的一位同事恰恰在这个小区居住,于是在和编辑商量后,陈彤彤和该同事决定报道小区被封控后的处境和面临的难题。但经过两天熬夜工作提交稿件后,编辑却突然改口称,报社收到了宣传部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出媒体不能对国家疫情管控的方针政策进行质疑,更不能与国家政策进行对抗,相反,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拥护相关政策并正视基层人员的付出。


于是,编辑直接告诉陈彤彤和同事,“写一写小区在疫情期间的管理吧,重点放在小区的管控如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严防死守,使得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同时强调一下基层管理人员的付出、辛苦和不容易”。


在陈彤彤和同事看来,如果他们真要根据编辑指导的方向进行稿件采写的话,无异于助纣为虐,且在他们看来,编辑提议的稿件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


但是对于他们的抵抗和拒绝,编辑只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不能接受的话,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容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恰如其分。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主的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以及党支部在各个媒体的扎根,“媒体姓党”也已成为各个媒体的共性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监管和保住工作的压力,媒体从上至下的管理层纷纷转向,从新闻生产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治宣传的迎合者,并配合监管部门在自我阉割的基础上对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进行进一步的压制,这直接导致,自由、抗争、讲真话在新闻行业已成为了稀缺品。


迎合,迎合,还是迎合


在新闻从业者眼中,这种被要求“唱好”国家行政力量的稿件被统称为“任务稿”。而近两年,在“媒体姓党”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下,媒体所承担的“任务稿”重担也在越来越重。


“比如两会、房地产和户籍政策、官员的对外出访甚至官员落马等题材,媒体不被允许自行进行报道和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但我们还必须要刊登相关新闻,也就是要一字不错地转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通稿。从这个角度上说,媒体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其最本真的、‘原教旨’般的媒体特性,相反只是沦为了一个发声工具,也就是俗称的喇叭”,一位在某知名媒体任职多年的资深媒体人评价道。


被迫充当“喇叭”的还有学术研究人员。杨梦玲是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在读博士,所学专业为政治学。在申请博士之前,她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她坚信自己是热爱学术的。


但是博士研究进行了一年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并反复告诫她硕士时期的师弟师妹们,想要在国内读博的话,一定要慎重。


“与理工类专业不同,当下国家对高校学者的要求和指示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文科专业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论证我们国家当下的政治制度是最优的、是最适合中国人民的。学术研究是要研究真问题的。而一旦其被率先套上了一个紧箍咒,那就不是学术了,和肉喇叭没区别”,杨梦玲说。


杨梦玲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近两年在学术界已成为常规操作,最知名的案例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曾发表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和《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两篇文章均首先出现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期刊《历史研究》上,署名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两篇文章一经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面向公众发表,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纷纷认为由官方机构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在为“闭关锁国”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官方暴力行动“正名”,一时间众多网民纷纷感慨国家在开倒车。


大众的忧虑不无道理。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文章还指出,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则在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指出义和团运动的主旨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


“这种强词夺理和对历史的扭曲显然是在对明清封建王朝脱离世界主流序列和发动的民间暴力‘招魂’”,历史研究领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如此表示,同时强调,国家智库的这一举动更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这种为不合理和暴力“正名”的意图显然是对国家可能要对这种不合理和暴力进行的效仿而事先进行的铺路。


对于这一境况,上述学者更是直言:“对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个知名高校具有行政身份,诸如院长、校长、主任、所长等职位的人来说,他们的党内身份在其学者身份之上,这决定了为党服务是他们所在职位的第一要义,学术研究则在其后,两者相冲突的时候,学术身份必须要让位于党内身份。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了,他们是经过党和国家改造后的工具”。


“工具论”在法学领域则更加明显,“法政不分家”也是杨梦玲所在的政治学院一直倡导的理念,而在学术界要严格论证“政”在“法”上,即党大于法,是不容推卸的责任。


这也是徐天浩对中国法律失望的主要原因。徐天浩大学毕业于一家知名高校的法学院,他至今难以忘记入学第一课法理学教授告知他们的法律的本质。“在我国,法律即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层施行的以维护政权安全为首要目的而进行的暴力统治的工具”,徐天浩说,“对于这个概念,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法律的本质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对于法理学中所提及的统治工具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爱国多年前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法理学已死。


在这篇题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中,中国的法理学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和思辨的论证性。同时他直言,在学术界,为了争抢法理学的“头牌”、“领袖”、“首席”和“大佬”的身份,学者教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也使得法理学和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


比如官方提出一个概念或口号后,法理学专家们就会把政治口号演绎成法学的口号,写成法理学的官样文章,登上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从而沦为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经典代表。


比如官方说要发展市场经济,法理学家就写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官方说尊重权利,法理学家就写法律权利本位说和中国人权体系;官方说走中国特色,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与本土资源;官方说改革开放,法理学家就写法律全球化;官方说依法治国,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中国。这直接导致中国法学界的主要学术研究充斥着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等充斥着“假大空”及以政治讨好为主的官样文章。


在知名人权律师李建明看来,这些以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身份为主的文章全部为学术垃圾。


“中国法学界对法治建设毫无帮助,相反因为身处其中的学者们的四处逢迎,导致我们律师在为案件辩护时,发现很多时候法官根本不会依法判案,相反更多地会依据那帮所谓的法学家的极具‘政治性’的法学理论作为判决依据,这直接导致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人权无法依法得到保障”,他说。


而对于法学界的这种情况,多位接受采访的法学界人士表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最直观反映。


2012年新浪微博开始兴起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的个人微博账号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但之后几年贺卫方因其自由派言论,如没有司法独立就没人是安全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向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以及频繁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列宁政党进行比较等大胆和开放的言论,而被新浪微博禁言,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及个人微信账号均被封。而他所任职的北京大学也不再允许他给学生上课,停掉了他的一切工作。与此同时,贺卫方也被所有中国媒体和出版社列入了“黑名单”,媒体不能再对他进行采访,出版界也不能再出版他的图书。


在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看来,贺卫方的处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言论空间和学术自由的打压。“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学术界人士在被中国共产党肆意欺凌,知识界的尊严被放在了地上被他们踩在地上进行摩擦”,其中一位此前在新浪微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示。


而这种打压也昭然宣示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以被党以各种名义为借口而公然夺走,“贺卫方的公众影响力随着被新浪微博禁言,说没就没了,党甚至不需要大动干戈,只需要稍微动动手指就能做到”,上述公共知识分子表示,并指出,“在国家权力面前,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脆弱”。


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以贺卫方、张鸣、朱学勤、莫之许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极度活跃的十年前,陈伟明以为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最终方向。“我们当时甚至天真地认为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文明、开放和自由,但谁知道,一切都成为了泡影”,他说。


十年前,陈伟明在一家知名出版公司担任负责人,彼时,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大力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占据了当年图书畅销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十年后,回望当时,陈伟明倍感伤心:“旧制度没有被破除,大革命也没有如期到来,我们又进入了旧循环。曾经的希冀,到头来发现,终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怎么能不令人难过”。


而伴随着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被迫退场,中国媒体传递出的声音也愈发保守和党性明显。


这一点在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只有通过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后才能获得由国家人社部和宣传部门共同发放的新闻采编记者证。而只有获得记者证后,才会被国家权力机关认定为“合法”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人员则会被统一认为在进行“非法采编”,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之前相比,近两年进行的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的相关题目与新闻专业的关联性越来越低,题目更倾向于考察参加考试人员对党史和中国各级官员讲话甚至各个主要党政会议所传达的会议精神的掌握程度。


比如试卷会要求考生回答延安精神的内核是什么、伟大斗争是指什么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途是什么,以及党一直坚持“一切为了人民”,请具体阐述相应的会议精神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内核是什么。


在某知名高校新闻学院教授看来,这种考核与其说是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执业能力,不如说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党性。


“毕竟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那么所有的新闻从业者自然都应该是党的喉舌。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从业人员进行党性测试太正常了”,上述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而对新闻工作者加强党性教育除了每年举行一次的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以外,媒体内部进行的党建工作则更加赤裸地宣示了“媒体姓党”的国家方针。


蒋玉娜大学时期在辅导员的劝说下稀里糊涂地入了党,她之前从来没想过学生时期不明所以的行为现在会给她带来如此多的不便。


“作为党员,每周我都要去和我所在媒体平台的其他党员一块儿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开始前,领导会用手机播放国际歌和国歌,然后每人需要站起来发表两分钟的党务学习心得。场面极为尴尬和滑稽,但是一旦加入了共产党,党要是不开除我的话,我根本无法自行退党。可我又实在厌恶这种压迫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她补充到,“我所在的媒体并不是党媒,而是一家市场化媒体,所以在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前,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陷入如此滑稽的境遇”。


这也是陈彤彤的困惑之一。她之前所在的媒体也是所谓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是说媒体机构的所有开支由媒体自身自负盈亏,党政机关不会像对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那样给与我们财政拨款,“但后来我们居然变得比党媒还要党媒”,她说。


对于这一比党媒更像党媒的特性,陈彤彤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湖北某地曾发生一起楼房坍塌事故,死伤30多个人,算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按照常规的新闻操作方式,记者肯定要前往当地对事故原因和死伤情况进行调查和报道。但当时值班的编辑部主任却认为这种灾难性事故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愤怒进而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不允许对该事故进行报道。


但讽刺的是,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日报都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看到这些媒体的报道后,她和同事对编辑部主任的决定都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只有他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记者赶走的份,而我们却无法动他分毫。这是新闻界非常残酷的现实。”


“现在的中国媒体行业已经没有党媒和非党媒的区分了。相反,此前认为自己是‘非党媒’的媒体相对于传统的党媒来说,缺少了党的行政机关作为主管单位,而这种主管单位事实上会为媒体提供庇护,因此,在缺少庇护的前提下,所谓的‘非党媒’只能表现得更红更党性十足,才能求得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机会”,上述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和法律界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具备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能力,但不愿意向党性屈服的人,只能被迫离开新闻界。而那些愿意放弃新闻学的尊严并选择随波逐流的人则在党指挥新闻的编辑部办公室如鱼得水。


不过对于一些人的留守,隋占波认为不必上纲上线、大加抨击,“就是一份职业、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而已,经济如此糟糕,很多人需要赚钱养家养孩子,只要他们没有违法,我觉得对个体的行为不必太过苛责”,他说。


隋占波现在在一家传统意义上的“非党媒”任职副主编,相比于被指责“背叛了新闻”,他觉得更困难和弥足珍贵的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守。


但他的乐观和自信正在被逐一击碎。事情缘起于隋占波派手下的记者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出行巨头滴滴裁员的报道,在事先的判断中,他认为首先滴滴的裁员行为是单纯的企业出于自身的业务变化而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涉商业报道,相应的尺度会比较宽松;其次,对企业的报道不涉及党、不涉及政治,在他看来是相对安全和可控的。


但事与愿违,报道发出不到7个小时,他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主管内容审核的副总编辑发来的删稿命令,同时该副总编辑对隋占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副总编辑眼中,隋占波的“罪状”如下:此前滴滴私自在纳斯达克上市,引发国家相关部门的震怒,随后滴滴退市并被要求整改,与此相伴随的是业务受损,所以此次的裁员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的监管造成了滴滴裁员的后果,这是在与国家职能部门进行对抗;其次,在当今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裁员的大环境下,公然报道企业裁员,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对国家维稳部门带来大量的工作压力。


对于这份罪状,虽然不认可,但为保住工作和收入,隋占波还是连夜写了近一万字的检讨信。检讨信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他指挥记者做这样一篇报道的动机和初衷,并表明他及记者均无意对抗国家大政方针;第二部分,详细罗列整个采编过程,包括采访了哪些人,对方进行了怎样的表述,对方有无对国家监管的抱怨;第三部分,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必定会继续加强对党务文件的学习,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对于自己的这一处境,隋占波有点无奈,但作为成年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现在就是领导让吃屎,我都得笑着吃”,他说。


知识分子的消亡


那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没有了,被一网打尽了”,社科图书编辑白国明说。


十年前,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学者杨奎松曾撰写了一本名为《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的图书,并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该书主要探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但最后却在政治中不知所措、受人轻视。


对这本书的书写和书中提及史料的探寻也解答了作者自己曾经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相对于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即政治立场的转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为常见。白国明便曾亲历身边多人在“左”“右”之间的反复横跳。


“比如在八九运动风波之后,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国家暴力威胁,很多人还是坚持自己对民主政体的向往和期待国家可以进行民主转型。但很遗憾,随着国家暴力的升级,在杀一儆百的暴力恐吓下,以及很多人确实因为个人的立场表达付出了终身的代价,趋利避害也因此成为了更多人的现实选择”,白国明表示。


但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仅是原因之一,在接受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行动者在采取行动之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无力感,这相比外界的政治压力更为致命。


独立学者李建成在中国政府近几年大举消除异见者的各种行动过后,便处于地方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并且因为被列入了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黑名单,他无法搭乘飞机和火车。但是对于自己曾经的坚守和公开言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偶尔唯一感到失落的地方是,有时候朋友会带年轻人拜访他,但对于他曾经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甚至在很多年轻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学识的普通人。


“外界好像已经把我给遗忘了”,李建成有点难过。他更想不通的是,他曾“铤而走险”,但在失败后,所有的代价却全部是由他及他的家人承担的,甚至他为之赴汤蹈火的那些人压根儿不记得他。


“英雄”的尽头是满目荒凉,这种案例在当下的中国不胜枚举。


曾经力排众议在某党媒发文公开指责某副国级官员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是亡党灭族前兆的一位学者也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园质问与他聊天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谁,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则会气愤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连他都不知道?


与这位学者相熟的一位图书编辑表示,近两年,该学者的微信朋友圈全部是赞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


“他也完成了转向,正在积极拥抱主流”,上述图书编辑表示,并对这种行为给予理解。


“在中国,行动者走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异议被国家排除在主流序列之外。而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养成的对权力的畏惧,又直接导致大多数人选择对这些人敬而远之,以免惹祸上身。在这种境遇之下,毫无疑问,个体会陷入巨大的孤独和挫败中。而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积极向主流靠拢,并期待融入大众,也就成为了一种人生执念”,该图书编辑指出。


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同样饱受磨难和摧残的东欧知识分子之间最大的区别。


白国明十年前曾在某知名出版社的组织下,和一群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前去东欧考察。在波兰,他们见到了一位在苏联时期便曾领导波兰人民抵御独裁统治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在苏联解体后,他便回到了波兰东部某小城的一个造船厂,在制造车间任职管理人员。


在见到他后,前来访问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倍感诧异,他们疑惑这位昔日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功到垂成后为何又甘心重回工厂,他们反复向他询问,这中间是否会有心理落差。


“没有落差,那位曾经的运动领袖回答得非常干脆”,白国明说。而他当时的坦承与平静更是让白国明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十年后,他仍能清晰的复述出对方当时的回答,“上帝一直与我同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完成的。我们取得成功的话,会把爱与和平带给更多的人,这是上帝的旨意;但如果失败了,我相信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子民,仍会给予我爱与庇护”。


因此,在中国多位热衷公共活动的独立学者看来,精神信仰是抗争者最后的堡垒。但在中国,除孔孟之道外,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赖以进行精神寄托的宗教。所以,在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抗争之路走得更加艰难,也更加令人敬佩。


王志刚曾是一位人权律师,在“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律师行业变得风声鹤唳,他也因为声援被抓捕的律师而被国家相关部门吊销了律师执业资格,之后他在中国互联网的一切痕迹也被消除得一干二净。让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王志刚的身份证无法注册手机卡和各种通讯软件,科技的进步反而将他和外界隔绝开了。所有这一切的管控措施直接导致,在外界看来,王志刚这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


但与大多数其他被迫害和被失声的人不同,同样没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刚并不觉得孤独。“其实也不能说我没有精神信仰,我信仰民主、自由,我信仰生而为人,我们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所以我从来不会后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因为我坚信,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坚持正确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说,并强调,世界历史浩浩荡荡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有太多的先驱者、抗争者和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无人知晓。


“这些人比我伟大得多,世人都忘了他们,我又凭什么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在我看来,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不与邪恶为伍,从不应该成为一种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而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道德基准线。所以我会告诉每一个前来拜访我的年轻人,不要管周围人怎么看、怎么想,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努力奔跑,我们要坚信,在将来,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王志刚说。


网民嚎叫:


不重复的用户名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9:00:55

无数润润都敢卖房撸贷投奔光明,公吱们更应该投奔上帝,畅所欲言,指点江山。千万不能学习“新加坡”,和 李光耀那些“华人榜样”,像哑巴一样活着。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8:55:36

黄皮多自由在城里想骂谁骂谁。

台海棋手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8:54:55

所谓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一群被打断脊梁骨的狗而已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8:37:46

人民在思考,不再信任公知权威,好事啊。这不是民主的进步吗?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8:06:30

代理人而已,过去的利益既得者,失去了土壤而已。

Earth_Rover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7:44:28

墙国只允许唱赞歌,美其名:正能量。

Sparkpool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7:22:00

谁爱毛鸡吧 谁是土鳖八路+白痴主席?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6:55:15

一群浑浑噩噩却以为自己聪明的人就是那些所谓的公知。客观上说,中国的公知是配合苏联瓦解应运而生的一些聪明人。但是他们的聪明有限,因为现在主导和平演变的美国已经改弦更张,已经没有和平演变的耐心,而是换成了正面硬刚,从而中国也不得不改变策略。如此那些公知就失去了和平演变的土壤,所以能坚持的只剩下所谓公知的僵死外壳。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4:53:06

信息员?如果对举报者进行奖励,全体学生就都会成为间谍,马上全国各大学就全是正能量了。

Grainsw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3:59:32

这样的国家和国民,根本不值得为他们牺牲。看看微信微博就知道,套用那句话,他们的愚昧和奴性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天涯散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7-22 03:25:16

官方派出的信息员不就是间谍吗?如果举报了这种间谍,不知道能不能有奖金?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4-07-21 22:26:17

共产/社会主义就是泯灭人性主义,和独裁专制紧密联系。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4-07-21 20:50:57

好文。既然那个国度要把人的思考,人是思想泯灭掉,那就让那个国度彻底猪圈化吧。只是可惜了那些还在猪圈内的,仍能思考的思想者们,那些真正的人,要在猪拱二百斤声中独立前行着。

reference 发表评论于 2024-07-21 19:41:13

脑子里出现一个词汇,悲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谢选骏指出:亡国是从亡魂开始的——要不是民国知识分子没有灵魂、不信上帝,中国也不会亡于苏联。要不是六四屠杀后继续为虎作伥、装聋作哑,也不会有今天的绝望。亡国是从亡魂开始的,要想复国尊严,唯有接受上帝!

谢选骏:党报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汉奸


《新京报,一夜之间成了汉奸》(2024年7月12日 原文链接)报道:


2008年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一篇名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刊出,顿时引爆了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狂风巨浪将这家曾经登上过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的庞然大物彻底摧垮。


因挽救了无数家庭,简光洲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被评为“2008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新锐人物”,当时的颁奖词说:


“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2024年7月2日,新京报的独家报道揭露了存在于食用油运输行业近二十年的混装黑幕,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犹如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一样。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作为曝光食品安全黑幕、可能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健康的媒体,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汉奸。


因为新京报“隐瞒了”运油车的去向,而运油车的卸货目的地之一便是金龙鱼这家外资企业的工厂,而这家外资企业背后则有美国资本的身影,与此同时,金龙鱼母公司益海嘉里去年刚做客了新京报的访谈节目。


于是一个阴谋论便诞生了:


益海嘉里是新京报的金主,约等于美国资本是新京报的金主,四舍五入,美国便成了新京报的金主。而新京报之所以揭露运油车行业内幕,并非出于媒体人的良心,而是为了搞垮中储粮,让外资粮商进驻中国,控制咱们的命脉,因此刻意隐瞒运油车去向是为了保护了金主的同时又让舆论指向中储粮。说不定食用油混装也是境外势力的操弄,先弄垮中国人的身体,再在我们对国企失去信任之时趁虚而入。


作为一个正常人,实在很难想象到底是怎样智慧的大脑才能在无数种解释中迸发出这样漏洞百出、引人发笑的灵光乍现。但生活在中国社会,这样的论调反而又显得十分合理了。


不过,真正可怕的并非阴谋论本身,毕竟它盛行于世界各地,比如英国皇室是外星蜥蜴变的、尼日利亚总统是一个来自苏丹的替身、地球其实是平的等等。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的世界里,阴谋论可能会一时流行,甚至难以被证伪,但各种信息的交叉印证最终会让大部分人将其识破。


真正可怕的是,这样的阴谋论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对外部充满敌意、内部却矛盾重重的社会。换句话说,针对新京报的阴谋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猎巫,而是朝媒体环境糟糕、调查记者本就绝迹的土壤上泼了一盆滚烫的热水。


网上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新京报的出发点是坏的,只是执行好了。”这也是近些年国内非常流行的“动机论”,在我看来,这样“论心不论迹”的逻辑除了引发道德滑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接受了这种思考方式,那么一切善意都可以被理解成恶意,结果就是一个彼此怀疑的社会。


当然,不可否认新京报确实引发过许多争议,也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良心媒体”,甚至是所谓的“坏东西”,但从本次事件直接与间接影响以及如今的媒体环境来看,这次的调查报道当得起良心二字。


虽然我们不能总是诉诸良心,但它就像是荒原上零星开放的花朵,解决不了缺水的本质问题,却能给人带去希望。


只是与旧时代不同的是,缺少了调查记者的不懈挖掘、相关当事人的真实采访、其他媒体的持续接力以及连篇累牍的后续报道,这层希望也只是风中残烛上那摇摇欲灭的火苗罢了。


2011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简光洲说:“三鹿报道出来也有很多人骂我,说我是民族企业的灭绝师太,让这么好的民族企业关掉了。在我们报道的当天,我到网上一看新闻,下面有大量的评论,我简单的统计了一下,至少有一半的评论是在骂我们。”


这样的境遇似乎是调查记者在这片土地上逐渐消亡的前奏,随之而去的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看不到头的狂欢。


不过简光洲是幸运的,虽然他也引发过许多社会争议,但那个时候没有境外势力,也没有逻辑学家,他逃过了网络审判。加之有前期的各方协力,在报道刊出的当晚,新华社就发通告确认了奶粉问题,简光洲依然以一个伟大的形象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但新京报就没这么幸运了,汉奸的帽子可能要戴很久很久,这不仅说明了媒体环境的急转直下,也暗示着短短十六年间整个社会环境的剧变。


2012年,简光洲辞去工作,离开了新闻行业,在告别的帖子中他说:“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谢选骏指出:《新京报》可是一家共产党的党报,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汉奸?


《恐慌蔓延,中国民众蜂拥抢购这两样》(RFA 2024-07-12)报道:


中国“毒油”事件引发民众对食用油安全的担忧和恐慌。郑州超市出现民众排队抢购自营食用油热潮。在电商平台,家庭用榨油机突然热销,民众开始自己“炼油”保安全。而率先披露油罐车混运的《新京报》记者传失联,微博被注销。


近期,中国工业和食品“油罐车混装”事件被媒体揭发后,引发各地民众恐慌。人们纷纷抢购自营油和原装进口油。7月10日,多位河南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不少顾客到河南胖东来超市抢购。一位胖东来代购说,胖东来的花生油已经断货了。胖东来许昌时代广场店超市客服表示:花生油已卖空,葵花籽油仅够售卖几小时,预计将断货一周。视频所见,众多顾客在胖东来门口大排长龙,等待抢购自营食用油。


一位视频拍摄者说:“胖东来排队中,抢购胖东来‘压榨食用油’。抢到货了,这个是胖东来的‘压榨花生油’,这个是胖东来的‘葵花籽油’。”


郑州居民刘丽本周五(12日)告诉本台,“毒油”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食用油和其它食品一样带有致病风险。她说:“现在留在灶台上的油像塑胶一样,以前没有这种情况。以前住老房子,没有抽油烟机,油滴下来是成油形的,现在不是。现在都是糊状、胶状。现在小作坊做的油反而很卫生、环保。”


民众考量个人健康 买榨油机自己“炼油”


也有民众购买家用榨油机,自制食用油。电商平台显示,过去24小时,多款七百多元一台的榨油机均超过一百人下单购买。据时代财经网站报道,在社交平台,不少消费者针对食用油安全问题发帖,其中部分选择购买进口食用油,也有部分消费者开始自己炼油。在小红书平台,家用榨油机的笔记超过1600篇。


东莞居民麦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有毒食用油后患无穷,她说尤其担心老人的健康:“肯定担心,谁不担心啊!我这里有很多老人。我看到新闻,好多人在议论。人家说用油炒菜热了以后冒火就是有煤油。”


某进口油淘宝旗舰店的客服对时代财经透露,混装油的事情发酵以来,店铺销量直线上升,“尤其是这两天猛增,差不多几天卖完了一个月的货,现在店里库存已经不多了。”


在一家超市,民众抢购私营企业生产的食用油。(截图自社交平台/记者乾朗提供)


中国“油罐车混装”事件引发民众对食用油安全性的担忧,电商平台家用榨油机日销逾百台。(截图自社交平台/记者乾朗提供)


涉“混装油罐”食用油受冷落


目前,京东、淘宝等平台已经搜索不到涉及“混装油罐”事件的“汇福”和中储粮旗下食用油品牌“金鼎”产品。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8日,金鼎淘宝旗舰店内,包括葵花籽油、玉米胚芽油等食用油产品均已下架,而截至7月10日,该旗舰店已无在售产品。


毒奶粉事件受害患儿父亲郭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类似食品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其原因就是没有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规,这犹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样,会永远持续下去。”


在中国食用油市场,国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益海嘉里品牌金龙鱼、中粮集团的福临门和山东鲁花,2022年的市占率合计超60%。近期,《新京报》曝光一些油罐车在装载过工业用油后,未经清洗又直接装载食用油事件引发舆论谴责。


另据本台粤语组报道,中国《新京报》日前独家披露油罐车业者卸完煤油直接换装食用油“混运”后,进行调查报道的《新京报》首席记者韩福涛却传出失联,其个人“微博”帐号被注销。


谢选骏指出:党报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汉奸?党报记者怎么可能一夜失踪?原来“恐慌蔓延”了,所以必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管你什么党报党员,格杀勿论!


谢选骏: 神道设教的《易经》真有超越意义吗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黄玉顺 《周易研究》2022年第6期)报道:


提要:上古“鬼”“神”分别:“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天”“帝”即神。《易经》之“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易经》之“帝”亦然,与“天”同义,同位同格。《易经》“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易经》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本文旨在通过诠释《易经》的“天”“帝”概念,更加深入地探究《易经》的超越观念。[1] 这里的《易经》指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周易》古经,不包括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易传》),因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体现的是不同的观念系统。

   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是说超出经验的范围,而分为两个层次,分属两种不同的主体,即:人的心性之中的某种能力超越了经验,谓之“超验”(transcendental);“天”或“帝”(即《诗》《书》中的“上帝”)超越了整个凡俗的经验世界,谓之“超凡”(transcendent);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属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际”范畴。[2]

 

一、《易经》的鬼神观念

 

   本文要讨论的超凡存在者(the Transcendent Being)——“天”“帝”,属于超越了凡俗世界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中国上古时代通常称为“鬼神”。然而整部《易经》并无“神”字,只有“鬼”字,这是值得注意的。

   (一)《易经》之“鬼”

   整部《易经》,“鬼”字出现了3处。其中两处用于国名“鬼方”,一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3],二是“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4]。李鼎祚引虞翻:“鬼方,国名”;引干宝:“鬼方,北方国也”。[5] 显然,鬼方之“鬼”与本文的论题无关。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鬼”只有一处,见于睽卦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6] 其中,除占辞“往遇雨则吉”外,其余都是古歌中的诗句,大致是写的某人在路上遇见一种情景而作出反应,笔者曾有考证:“当为远古某些部族的一种婚姻仪式,今已不详。但其风俗必不常见,才使旅行者大感惊异而以为盗寇,以至‘先张之弧’,准备射杀。”[7] 故王弼注:“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8]

   显然,这里的“鬼”即鬼神之鬼。上古时代“鬼神”连言,“神”含天神地衹,“鬼”则专指人鬼,即人死而为鬼。古人以“归”释“鬼”,如许慎说:“鬼:人所归为鬼。”[9] 子产也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10]《尔雅》也讲:“鬼之为言,归也。”[11]《礼记》也讲:“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12] 如此看来,似乎“鬼”也与本文的论题无关,因为作为至上神的“天”或“帝”不属于“人鬼”,而属于“天神”。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按照殷周时代的观念,王公与普通人不同,死后并非“归土”,而是“归天”,成为祖先神,“在帝左右”[13],即呆在上帝的“帝庭”[14],在这个意义上,这类“鬼”也是一种“神”。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人鬼”或“人神”毕竟并不是“天神”;而“天”或“帝”却属于“天神”。周人的先王,亦鬼亦神,正好充当了人与天帝的一种中介。

   (二)《易经》无“神”之神

   最令人诧异的是:“天”“帝”属于神,《易经》蓍筮正是卜问于神,然而整部《易经》却没有出现一个“神”字。这大概与“神”字出现较晚有关。《汉语大字典》认为:“甲骨文、金文‘神’或作‘申’,不从‘示’。”[15] 如果仅就甲骨文而论,这个解释中的“或”是多余的,因为甲骨文根本没有“神”字;不仅如此,甲骨文里的“申”字也没有用作“神”的例证。许慎所谓“申,神也”[16],其实并非“申”字的本义。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就没有“神”字;其“申”字的解释:“申象电形为朔谊(初义——引者注),神乃引申谊”;并引证“叶玉森谓甲骨文申字象电耀屈折形”。[17]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亦无“神”字;其“申”字亦解释为“象闪电形”[18]。由此可见,《易经》之所以没有“神”字,应该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神”这个概念词语,至少是这个概念词语还不稳定(《诗》《书》已有“神”字)。这也可见《易经》文本的古老。

   但是,《易经》没有“神”这个字所代表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易经》没有神的观念。观念(conception、idea、sense)与概念(concept)的区别是:一个观念,唯其与特定的语音形式或文字形式固定地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概念,如索绪尔所说的“所指”(signified)与“能指”(signifier)的结合。举例来说,就《易经》论,固有阴阳的观念;但一直到春秋时代,也还没有形成“阴阳”的概念,如《左传》称阴爻为“六”、阳爻为“九”,不称“阴”“阳”。本文讨论的“天”与“帝”即属于《易经》的神的观念。

 

二、《易经》的至上神“天”

 

   显而易见,《易经》的观念中,有一个至上神,即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者,称之为“帝”或“天”。所谓“占卦”,即当人们发生疑问的时候,通过蓍筮而询问于天帝,其答案即卦爻辞中的吉凶占断。此即《系辞上传》所说的“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以断天下之疑”。[19]

   整部《易经》的“天”字,共有三种用法:其一,人的头顶部,即“颠”,而引伸为一种刑法,即睽卦“其人天且劓”;其二,与“地”相对的“天”,如乾卦“飞龙在天”、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中孚卦“翰音登于天”;其三,上帝,与《尚书》《诗经》同,共有三处,即大畜卦“何天之衢”、大有卦“自天祐之”及“公用亨于天子”。讨论如下:

   (一)上帝之“天”

   1.大畜卦上九爻:“何天之衢,亨。”[20]“何天之衢”意为承天之庥、受天之祐,此处的“天”即上帝。笔者曾考证过:“‘何’(hè),‘荷’(负荷)的本字,意谓承、受。《纂言》[21]:‘何与《噬嗑》上九“何校”之何同。’……‘衢’,通‘休’,庇佑。《帛书》作‘瞿’,亦假借字。《今注》[22]:‘衢疑当读为休,古字通用’;‘《说文》……重文作庥……故《尔雅·释言》曰:“庥,荫也。”《诗·长发》:“何天之休。”休即庥字,谓受天之庇荫也。此云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仪礼·士冠礼》云:“承天之休。”又云:“承天之祜。”又云:“承天之庆。”其句法文义皆相类。’《通义》[23]亦同此说。这是古人的天命观念,以为六畜昌盛是受上天庇佑。”拙著修订本注:“更确切讲,庇佑之‘衢’与‘休’皆假借字,本字为‘庥’。”[24]

   2.大有卦上九爻:“自天祐之,吉,无不利。”[25] 此处“天”亦上帝。笔者考证:“‘天’,上天,天帝。‘祐’,助祐,福祐。《系辞传》:‘祐者,助也。’《集解》[26]作‘右’,引虞翻:‘右,助也。’《今注》:‘盖天助为祐,故字从示。’”[27] 所谓“自天祐之”,是说福祐来自上帝。

   3.大有卦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28] 此处“天”亦上帝。笔者考证:“‘亨’同‘享’,献,贡。上古‘亨’、‘享’、‘烹’为同一个字。《本义》[29]:‘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说文》:‘亨,献也’;段(玉裁)注:‘其形,荐神作亨,亦作享;饪物作亨,亦作烹;《易》之“元亨”则皆作亨’。《今注》:‘但此亨字,当为致贡之义。’‘公用亨于天子’,某国公向天子进贡。”[30]

   这里的“天子”之说,亦与《尚书》一致,由来已久,例如《商书·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所谓“天子”即“天之子”,此“天”显然即指上帝;天而有“子”,此“天”即是人格化的神。

   (二)天地之“天”

   中国最古老的传世文献《诗》《书》《易》,均无“天地”连言的例子,由此可见,较之独用之“天”,与“地”相对的“天”是一个后起的观念。不过,虽无“天地”连言,这种与“地”相对的“天”观念,在《易经》里已经出现,最明显的是以下四例:

   1.明夷卦上六爻:“初登于天,后入于地。”[31]《诗经》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32]。笔者曾经谈到:“‘初登于天’,(雉鸡)起初飞升于天”;“‘后入于地’,后来坠落于地”;“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这些‘天’显然都是在说自然界”。[33]

   尽管是在说自然界,但是,属于自然界的天与作为至上神的天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自然之天不过是神性之天的一种显现形式、显示方式。孟子也有这样的观念:一方面,天是至上神;而另一方面,“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34]。“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以自己所行之事向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因此,上文所引‘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之类,其实都是在讲天之所‘示’——向人展示,而不是在讲‘天’本身。这是《易传》所说的‘天垂象,见(读’现‘)吉凶……所以示也’。”[35] 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示:神事也。”[36]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明:明夷卦乃是讲的殷周之际的事情,所谓“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表面是写雉鸡,实际上是“暗喻纣王的结局”[37]。这与《象传》的理解一致:“‘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38] 纣王的命运,按照殷周时代的观念,乃是天意,所以《尚书·周书》指出:“辜在商邑”,“故天降丧于殷”[39];“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40];“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41];等等。

   以下各例,亦当作如是观:按照殷周时代的超越观念,凡“天地”相对之“天”,即今人所谓“自然之天”,其实只是神性之天的一种显现样态而已。

   2.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42] 笔者曾有解释:“‘飞龙在天’,龙在空中飞翔”;“筮得此爻,有利天子、诸侯登位”[43]。此“天”也是神性之天而显示为自然之天。

   3.姤卦九五爻:“有陨自天。”[44] 笔者曾有解释:“记载一次陨石”;“‘有陨自天’,有陨石雨从天而降”。[45] 这同样是神性之天而显示为自然之天。

   4.中孚卦上九爻:“翰音登于天。”[46] 笔者亦曾解释:“当属《小过》古歌,承‘飞鸟遗之音’。《经解》释‘飞鸟遗之音’即说:‘即《中孚》所谓“翰音”也’;又释‘翰音登于天’说:‘或曰:《中孚》旁通《小过》,《小过》“飞鸟遗音”,鸟之飞且鸣者。’可见古人已觉察到两者关系密切。‘翰’是一种野鸡。《尔雅·释鸟》:‘翰,天鸡。’《说文》:‘翰,天鸡,赤羽也。’又‘翰’意为高飞。《释文》:‘翰,高飞。’《正义》注同。《集解》引虞注:‘翰,高也。’《诗·小宛》‘翰飞戾天’传、《四月》‘翰飞戾天’笺均作:‘翰,高也。’当以后说为是。‘翰音’,高飞之声。‘登’,升。《小尔雅·广言》:‘登,升也。’‘翰音登于天’,鸣声响彻天空。”[47] 另外,《礼记·曲礼下》也说:“鸡曰翰音。”[48] 这里的“天空”之天,也是神性之天而显示为自然之天。

   (三)颠顶之“天”

   此“天”见于睽卦六三爻:“見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49] 笔者曾考证过:“‘天’,黥刑,一种刺额的刑罚。《释文》:‘天,剠也’;引马融:“剠其额曰天”。《集解》引虞翻:‘黥额为天。’《正义》:‘剠额为天。’”[50]

   但这并非“天”字的本义。“天”字的本义,人们普遍接受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天:颠也,至高无上。”[51]《汉语大字典》引王国维:“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所以独坟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另注其义:“天神,上帝,自然界的主宰者”。[52] 显然,从“颠顶”到“剠黥”,这是字义的引申;从“颠顶”到“天神”,这同样是字义的引申。

   那么,从“颠顶”到“天神”的这种引申何以可能发生呢?许慎的解释“至高无上”值得留意。笔者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至上神是不可见的,人们最初对这个神只有一种浑沌的、前存在者的生活感悟,这种非存在者的存在乃谓之“无”,人们只感悟到“至高无上”;然后将其存在者化,乃谓之“有”。[53] 所以《老子》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54] 这个“形而上者”要能为人所见所知,必须由“无形”而“有形”,此“形”何来?即来自人自身:“大”为人形,“天”为人之颠顶。然而颠顶本身并不是天;天在颠顶之上,乃至“至高无上”。这样的以“顶”示“天”,乃是以“有”示“无”。所以,指称上天的汉字“天”,“不应被理解为象形字,而应被理解为指事字,即它所表示的甚至并非头顶,而是指向头顶之上的上天。因此,许慎的解释,重点不是‘颠也’,而是‘至高无上’,也就是作为至上神的‘天’或‘上帝’”[55]。

 

三、《易经》的至上神“帝”

 

   细检《易经》全书,“帝”字总共出现了三次。其中两处“帝乙归妹”[56],“帝乙”乃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唯有益卦六二爻的“王用享于帝”,其“帝”即是指的至上神——上帝。

   (一)作为超凡者的天上之“帝”

   益卦六二爻:“王用享于帝。”王弼注释:“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57] 最后一句“出震而齐巽者也”出自《易传》“帝出乎震,齐乎巽”[58],即已经是后世的观念;但“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却是指的造物主,即至上神。

   这个见于《易经》的“帝”,作为造物主,是与《尚书》《诗经》一致的。笔者曾考证过:“记载天子某次祭祀上帝。……《经解》:‘享帝,祭天也。’《礼记·孔子闲居》‘帝命不违’注:‘帝,天帝也。’‘王用享于帝’,天子向上帝献食物。”[59]

   (二)天上之“帝”唯一性的困惑

   关于超凡者“帝”或“天”,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天帝究竟是众神之中的至上神,还是唯一神?或者说,天帝是复数的,还是单数的?这个问题,在宗教学上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易经》并无任何明确的表示,但也给出了一些线索。上文谈过,《易经》“帝”有两种用法:“帝乙归妹”是说的人间之“帝”,而“王用享于帝”是说的天上之“帝”。天帝称“帝”,帝王亦称“帝”,这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易经》里给出了一条线索,那就是大有卦九三爻的“公用亨于天子”。“天子”这个称谓当然是说:帝王乃是天帝的儿子或者后代。

   但这正是困惑所在。笔者在讨论周公的超越观念時,曾经谈到“关于‘天子’称谓的困惑”:

 

   “天子”这个称谓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究竟是同一的还是分离的?从字面上来看,“天子”之名意味着“天”既是至上神,也是祖先神。但笔者倾向于认为,“天子”是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观念。《尚书·商书·西伯戡黎》记载了殷纣王与祖伊的一番对话:“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称纣王为“天子”,即“天”之子,又谈到已故的“先王”即祖先神,尤其是“先王不相我后人”和“天弃我”是一个意思,看起来“天”与“先王”是一回事。纣王回答:“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斥之为“责命于天”,似乎也都表明纣王与天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亲近关系,所以纣王才会这那么有恃无恐。

   但是,根据上文已有的讨论,在殷周时代,祖先神和至上神是严格区分开来的。这就表明殷周时代的天神观念之中存在着一种矛盾:时而是祖先神与至上神同一,时而又是两者分离。人们认为是周公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周人兴起了一种新的观念——“皇天无亲”;然而此语乃是出自伪《古文尚书》,未必可靠。其实,周人仍然继承了殷人的“天子”这个说法,所以在整部《今文尚书》中,“天子”共出现5次,其中4次都在《周书》中。这是《尚书》在超越观念上的一个深刻矛盾,而造成了至上神与祖先神之间关系的混乱。[60]

 

   这个困惑在《易经》里同样存在。“天子”这个称谓意味着:天帝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因为帝王的祖先乃是复数。然而这会带来麻烦:复数的天帝在回答人们关于吉凶的询问时,有可能意见不一致。

   这个困惑,在周公那里是另外一种表现,我们从《尚书·金縢》就可以看到:武王病重,周公先是阻止别人占卜:“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然后自己祷告天帝:“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61] 但是,他直接申告的对象并不是天帝,而是先王。这里,祖先“三王”(太王、王季、文王)并不是“天”,他们只是“在帝左右”[62],待在“帝庭”[63]。但是,这样一来,“天子”这个称谓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按照周公的这种说法,西周的帝王并非“天之子”,而是“天庭”中“在帝左右”的“先王”的后代。

   但是,《易经》既然采取了“天子”的称谓,那么,祖先神就是至上神。不仅如此,占筮的结果即神的回答,不能因众神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那就只能是唯一神。然而,祖先不止一位,又怎么成为唯一神呢?这显然是迄今为止的《周易》研究中尚未意识到的一个重大疑难问题。

 

四、《易经》“王”的超验性及其解构

 

   在《易经》里,如果说天帝是超凡的,那么,帝王就是超验的:帝王虽然不是超凡者,但他的“天子”身份赋予他一种超验性,即可以超越凡俗世界,与天帝沟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易经》对帝王的态度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王”的超验性

   以下几个例子,都标志着帝王的超验性:

   1.益卦六二爻:“王用享于帝,吉。”王弼注:“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之中,体柔当位,而应于巽,享帝之美,在此时也”。孔颖达疏:“帝,天也。王用此时,以享祭于帝,明灵降福,故曰‘王用享于帝吉’也。”[64] 这就是说,帝王“此时”因“得位”“当位”而能够“享帝”,即能够与天帝沟通。

   所谓“当位”,不仅是说的爻位“六二”,而且以此象征着一种特殊的地位:“‘位’本来是指的筮法中的‘爻位’”,“但当孔子‘不占’、进而儒家《易传》建构义理系统的时候,‘位’进一步获得了伦理学及政治哲学的意义”;“‘得位’这个观念意味着:一个人原来并不具有某种‘位置’,即并不扮演某种‘角色’;他通过进取而‘得’此‘位’、扮演此‘角色’”;“所谓‘当位’,是说一个人的‘德行’与其所居的‘位置’要相当、相称”。[65]

   这种特殊的“位”匹配着特定的“德”,这就是超验性:能够超越凡俗的经验世界,与超凡的至上神沟通。这种沟通,就是“享”,也就是“亨”。笔者曾考察过:“‘亨’同‘享’,献,贡。上古‘亨’、‘享’、‘烹’为同一个字。”[66]“《说文》:‘亯: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亯’字乃为‘烹’‘享’‘亨’三字共同之古字,皆与祭祀有关:普庚切即‘烹’字,许两切即‘享’字,许庚切即‘亨’字。古祭祀,进所‘烹’熟食于神,而神‘享’之,于是人神可得‘亨’通,实为一事而已。”[67] 故《易传》说:“以木巽火,亨(烹)饪也,圣人亨(烹)以享上帝”;“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68];等等。

   在殷周时代的观念中,能与天帝沟通,这种超验性的“德”,实际上是王公大人的特权。

   2.升卦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69] 笔者曾说:这是“记载周天子于岐山祭飨祖先的史事”;“《今注》:‘此乃周初故事,盖太王或王季、或文王、或武王享祭于岐山’”。[70] 不过,也可能与下卦一样,是讲的祭天。

   3.随卦上六爻:“王用亨于西山。”[71] 笔者曾考察过:这是“记载周王祭祀上帝的史实”;“‘西山’当即《升》史记中所谓‘岐山’,古周族聚居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诗·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后来文王迁都于丰,在今西安灃水西岸。《本义》:‘自周而言,岐山在西。’《通义》:‘西山:岐山。因周文王东迁于丰,岐山在丰以西’”。[72]

   4.萃卦卦辞:“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73]“庙”指宗庙,祭祀祖先的地方。孔颖达解释涣卦的“王假有庙”说:“‘王假有庙’者,王能涣难而亨,可以至于建立宗庙,故曰‘王假有庙’也。”[74] 将“假”解释为“建立”,这是不对的。他解释萃卦的“王假有庙”说:“假,至也。”[75] 以“至”释“假”,这才是对的,“假”应当读为“徦”,从“彳”。这句卦辞,笔者曾考证过:“‘王假有庙’,天子至于宗庙。……《本义》:‘“王假有庙”,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庙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筮得此卦,人神可通,天子当至宗庙祭飨祖先,有利圣人显现。”[76]

   那么,这与天帝有何关系?其实,当时祭祖,同时也要祭天。例如宗庙祭祀之“禘”,“禘是一种祭祀,既祭上帝,也祭始祖”[77]。朱熹谈到鲁国的禘祭,引证赵伯循说:“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也。”[78] 鲁国始祖是周公,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是文王,即是以文王为天帝,这与上文谈过的“天上之‘帝’唯一性的困惑”有关;但无论如何,祭祖的同时也祭天帝。“帝”与“禘”乃是古今字,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指出,“帝”字“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初文,后由祭天引申为天帝之帝及商王称号”[79]。由此可见,宗庙祭祀同样是帝王超验性的一种体现。

   (二)“王”超验性的解构

   帝王的上述超验性,赋予他一种神圣性。所谓“神圣”,并不是说“神”的属性,而是说一种“人”的属性,即“圣”,亦即“亨”“通”。“亨,通也”[80];“圣,通也”[81]。所谓“通”,即“亨”,是说的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即如《左传》所说的“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杜预注:“亨,通也。”[82]

   但有意思的是:《易经》同时又解构了帝王的这种神圣性。

   1.比卦九五爻:“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83] 这句爻辞是对处于“九五至尊”之位的帝王的批评。王弼注:“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道也。”所谓“显比”,类似“任人唯亲”,“不能普遍相亲,是比道狭也”;“若为行如此,身虽为王,止可为上使之人,非是为王之道”。[84]

   2.蹇卦六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85] 传统注疏是从正面理解的,认为这是在讲王臣如何为帝王之事而鞠躬尽瘁。其实未必。“‘蹇蹇’,难上加难,非常艰难。《纂言》:‘蹇蹇,蹇而又蹇也。’《经解》:‘進退维谷,蹇之又蹇矣。’……‘匪’,非。……‘躬’,身,自己。……‘故’,事。《经解》引王引之:‘故,事也。’《系辞上传》‘而察于民之故’疏:‘故,事也’;又‘知幽明之故’疏:‘故谓事也’。‘匪躬之故’,不是为他自己的事情。是说他倍感艰难的,是天子朝中的事务。《今注》:‘非其身之事,乃君国之事也。’”[86] 我们从中所能感受的,恐怕不是积极的精神状态,而是“进退维谷”的无奈,乃至一种怨懑之情。

   3.蛊卦上九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孔颖达解释道:“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87] 这是《易经》里最令人惊异的爻辞之一,所表达的是一种拒斥帝王的态度,即认为帝王之事乃是“高尚”的对立面。笔者曾经谈到:“‘不事王侯’,不侍奉王侯,不为王侯所役使。……《纂言》:‘贤人高举远遁之象。’《今注》:‘此隐居不仕之意。’……《通義》:‘以不做官为高尚’;‘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黑暗,人心思遁’。”[88]“《周易》古经表明,龟卜时代的个体精神人格在蓍筮時代仍然有所保留……就个体人格的保留看,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这是后来道家隐逸文化观念的最早表达之一。这使我们想到,《周易》古经本身蕴含着个体精神。”[89]

   (三)“我”的超验性

   更值得深究的是:《易经》不仅解构了帝王的神圣性,而且肯定了筮人的神圣性。这是因为:人与天帝的沟通,实际操作者并不是帝王,而是筮人。这就意味着:真正具有超验能力的不是帝王,而是筮人。

   蒙卦卦辞记载:“匪(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90] 这是迄今可以看到的最为古老的筮法记录。关于“童蒙”和“我”究竟指谁,各说不一。朱熹认为:“童蒙,幼稚而蒙昧。……筮者明,则人当求我,而其亨在人。……人求我者,当视其可否而应之。”[91] 这就是说,“我”指“筮者”;“童蒙”则指求卦之人,通常就是帝王。高亨也说:“童蒙即幼稚愚昧之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筮人之辞,言非我去求童蒙为之占筮,乃童蒙来求我为之占筮,即非我往筮,是人来筮。”[92] 笔者也曾说过:“从‘匪我求童蒙’到‘渎则不告’,是一种特殊占辞,不是吉凶判断,而是以占筮学者的口吻,谈占筮的原则”;“‘我’,当指筮人,占筮学者,一种神职人员”;“‘童蒙’,指年幼无知者,此处为求卦者。”[93]

   总之,这个“我”即筮人,乃是一种中介,介乎天帝与包括帝王在内的求卦者“童蒙”之间,是中国式的人神之间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94]:

 

   繁体字的“聖”字,左边一只耳朵,右边一张嘴巴:耳、口。……耳朵倾听天命,倾听大道的、天道的无声的言说;嘴巴将此大道传播出来,讲出来,这就是圣。……西方有一门学问,叫作“诠释学”。诠释学,英文叫hermeneutics……词根是Hermes——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的一个神。……他是为宙斯传达消息的信使。……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枢纽:他一边用耳朵倾听宙斯的声音,一边用嘴巴将此传达出来……[95]

 

   中国的筮人亦然。真正的“圣”是筮人,他才是天帝的代言人。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中,筮人却只是听命于帝王的臣属,而未能成为真正的“圣人”——神圣代言人。

 

 

The Interpretation on Transcendent Significance of "Tian" or "God"

in Book of Change

HUANG Yu-shun

(Yiology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ncient times, "ghosts" and "gods" were respectively: "ghosts" refers to human ghosts (those turned from human beings); Others are "gods".The Book of Change has the word "ghost" (gui) without the word "god" (shen), which is not without the sense of god, but without the concept of "god". "Tian" (tian) or "God" (di) in the Book of Change is god. The "Tian" in the Book of Change is the supreme god, that is, the transcendent being. The same is true of "God" in the Book of Change, which is synonymous with "Tian", i.e. the same personality. "Tian" or "God" in the Book of Change is not only the supreme god, but also the only god. The divin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 is not transcendent, but transcendental, that is, an effort of people to transcend the empirical world and reach the Transcendent Being.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in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ence in the Book of Change: on the one hand, it affirms the transcendentalness and sacredness of emperor on the other hand, it deconstructs the transcendentalness of empeor and denies the sacredness of emperor.

Keywords: The Book of Change; Tian; God; Transcendence; Interpretation

 

注释:

[1] 参见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页。

[2] 参见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第73–81页;《“事天”还是“僭天”——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54‒69页。

[3]《周易·既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72页。

[4]《周易·未济》,《十三经注疏》,第73页。

[5] 李鼎祚:《周易集解·既济》,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51页。

[6]《周易·睽》,《十三经注疏》,第51页。

[7]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

[8]《周易正义·睽》,《十三经注疏》,第51页。

[9] 许慎:《说文解字·鬼部》,大徐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8页。

[10]《左传·昭公七年》,《十三经注疏》,第2050页。

[11]《尔雅·释训》,《十三经注疏》,第2592页。

[12]《礼记·祭义》,《十三经注疏》,第1595页。

[13]《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第504页。

[14]《尚书·金縢》,《十三经注疏》,第196页。

[15]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1990年版,第2392页。

[16] 许慎:《说文解字·申部》,第311页。

[17]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0、1599页。

[18]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93页。

[19]《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1页。

[20]《周易·大畜》,《十三经注疏》,第40页。

[21]《纂言》指元代吴澄《易纂言》,今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2]《今注》指今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今有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23]《通义》指今人李镜池《周易通义》,今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

[24]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74–175页。

[25]《周易·大有》,《十三经注疏》,第30页。

[26]《集解》指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

[27]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21页。

[28]《周易·大有》,《十三经注疏》,第30页。

[29]《本义》指宋代朱熹《周易本义》。

[30]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19–120页。

[31]《周易·明夷》,《十三经注疏》,第50页。

[32]《诗经·小雅·正月》,《十三经注疏》,第443页。

[33]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22、425页。

[34]《孟子·万章上》,《十三经注疏》,第2737页。

[35] 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页。

[36] 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第7页。

[37]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22页。

[38]《周易·明夷象传》,《十三经注疏》,第50页。

[39]《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第207页。

[40]《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41]《尚书·多方》,《十三经注疏》,第229页。

[42]《周易·乾》,《十三经注疏》,第14页。

[43]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43、38页。

[44]《周易·姤》,《十三经注疏》,第57页。

[45]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56页。

[46]《周易·中孚》,《十三经注疏》,第71页。

[47]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335页。

[48]《礼记·曲礼下》,《十三经注疏》,第1269页。

[49]《周易·睽》,《十三经注疏》,第51页。

[50]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32页。

[51] 许慎:《说文解字·一部》,第7页。

[52]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522页。

[53]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1页。

[54]《老子》第四十章,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55] 黄玉顺:《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尚书·金縢〉的政治哲学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26–33页。

[56]《周易》泰卦六五爻、归妹卦六五爻。

[57]《周易正义·益卦》,《十三经注疏》,第53页。

[58]《周易·说卦传》,《十三经注疏》,第94页。

[59]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48页。

[60] 黄玉顺:《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尚书·金縢〉的政治哲学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26–33页。

[61]《尚书·金縢》,《十三经注疏》,第196页。

[62]《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第504页。

[63]《尚书·金縢》,《十三经注疏》,第196页。

[64]《周易·益卦》,《十三经注疏》,第53页。

[65] 黄玉顺:《“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第17–22页。

[66]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19页。

[67] 黄玉顺:《哲学断想:“生活儒学”信札》,四川人民出版社年2019版,第461页。

[68] 见《易传》之《鼎彖传》,第61页;《涣象传》,第70页;《豫象传》,第31页。

[69]《周易·升卦》,《十三经注疏》,第58页。

[70]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63‒264页。

[71]《周易·随卦》,《十三经注疏》,第35页。

[72]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31页。

[73]《周易·萃卦》,《十三经注疏》,第58页。

[74]《周易·涣卦》,《十三经注疏》,第70页。

[75]《周易·萃卦》,《十三经注疏》,第58页。

[76]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59页。

[77]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84页。

[78] 朱熹:《论语集注·八佾》,《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

[79]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7页。

[80]《周易注疏·乾卦》,《十三经注疏》,第13页。

[81] 许慎:《说文解字·耳部》,第250页。

[82]《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四年》,《十三经注疏》,第2033页。

[83]《周易·比卦》,《十三经注疏》,第26页。

[84]《周易·比卦》,《十三经注疏》,第26页。

[85]《周易·蹇卦》,《十三经注疏》,第51页。

[86]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35页。

[87]《周易·蛊卦》,《十三经注疏》,第35页。

[88]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136‒137页。

[89] 黄玉顺:《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14–26页。

[90]《周易·蒙卦》,《十三经注疏》,第20页。

[91]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

[9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76页。

[93]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61页。

[94] 参见黄玉顺:

[95] 黄玉顺:《生活儒学:只有爱能拯救我们》,见文集《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我看“神道设教的《易经》真有超越意义吗”?据我研究,《易经》只是描述现象世界,而非超越现象世界;且其目的与功能,在于“神道设教、天下服役”,而非超越人世、舍弃自己。所以我很怀疑,神道设教的《易经》真有超越意义吗?因为《易经》始终都在现象世界里寻求祸福,和趋利避害的动物实在无异。

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

谢选骏:熊猫其实是猫熊


《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里走路碰撞 易“偶发”被捅?》(中国数字时代 2024-06-11)报道:


6月10日,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四名来自美国交换教师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捅伤。在社交媒体上,一些血腥的照片和影片广传,画面显示至少有三人满身鲜血倒卧在地。之后,美国艾奥瓦州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该校的教师在参观吉林一家公园时遭遇“严重事故”受伤。美国艾奥瓦州众议员亚当·扎布纳(Adam Zabner)亦告诉路透社,其中一名受伤的教师大卫·扎布纳(David Zabner)是他的兄弟。


6月11日,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通报称行凶嫌犯系55岁的男子崔某某,目前已被抓获,因“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行凶,除四名外籍人士受伤外,还有一位劝阻行凶的中国籍游客也受伤。四名外籍人士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受邀在北华大学授课。


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4名外籍教师在吉林一公园遇袭”事件做出回应,他两次表达“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多次强调这是起“偶发事件”,并表态“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此事件发生之后,推特账户 @dashengmedia 发现微博平台对相关话题进行了管控。例如,微博话题“#吉林北山公园外国人#”遭到了屏蔽,进行检索时会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以下为搜索词结果。”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同时发现,微博话题“#吉林北山公园#”疑似受到了隐形审查,搜索结果仅显示“加V用户”所发的信息。


另外,个别官媒如中国日报网、环球网在转发“#外交部回应吉林北山公园伤人案#”这一消息时开启了评论精选。(搜索该话题时同样仅显示“加V用户”)


6月11日,胡锡进就吉林北山公园美国教师遇袭案发表看法,但他的此番言论招致不少粉红博主们的不满和攻击。目前这则帖文已被删除。


除为此事件叫好的极端声音外,有不少微博、推特网友都批评这是一起义和团事件或献忠事件,并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盲目排外的因素。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的评论:


渣浪的老爹: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自由落體2203:不是让大家反美吗?


一等恪靖侯:反美宣传见成效了。


範熠銘:端午安康否?


Joewong要凍檸走冰:U形锁终究还是进化成匕首。


烈之驹:为何这个行凶者会随身携带刀具,这很奇怪!


结构性碎片:耦发|民间反美。


Mio_兩儀:中国真的是世界公认最安全国家之一吗?


慢慢趟吧:碰撞就用刀捅人,是疯子吗?


痞子艾米纳姆:杀洋鬼子开始了?


bobrain:今天一上油管首页第一条就是报导这事的。现在外网太多China Travel了,他们慌死了。


————


khan_wing:现在真是举国民粹主义。


JianingLi6:伤者情绪稳定,社会面可防可控。


EricYu0702:有20多年没听说拳匪出没了,乱世将至,各安天命吧。


FangLu10:这回大家都知道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就是经常有满街砍人的……


fangshimin:义和团在公园走路与一名老外发生碰撞,就持刀刺伤五人,这种事情哪个国家会有?胡锡进还有脸趁机吹嘘“中国是全球相对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reporterxiaowu:再过几年,我感觉这个人能进教科书,作为新时代义和团的标志性事件,描述就这样写:男子故意与美国教师碰撞,并以此为理由拔刀,开启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民间反帝反殖大运动。


woyongdehuawei:美国教师被刺是偶发,但是中国老百姓被献忠是习近平时代新常态。


shungshungshu10:这事的国际影响会超级恶劣。洋大人真的有祖国给他们撑腰。


tankman2002:昨天在神社撒尿,今日在公园捅人,仇美恨日的义和团说起来是谁养出来蛊?这些既灭不了洋,也扶不了清的炮灰,迟早要捅后清一刀。


Daniel19940204:随时随地刀战房!给老外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


Milissa01859125:义和团背后是慈禧,否则义和团不敢干这么大的事。


JimmyCh38499393:航母快开过来让老佛爷睁开眼看世界吧,求求了。


TangPingKaiBai_:鲜有发生,但土共这个宣传下,未来越来越常见。


ijKh5fThXH5lbDP:义和团口号。最后一句有意思:……再跟大清闹。


torontobigface:什么样的政府,种出什么样的果。


亘古未见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4-06-12 07:44:38

男人练的叫义和团,未婚姑娘练的叫红灯照,已婚女人练的叫清灯照,寡妇练的是黑灯照。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6-12 06:24:15

美国人不去也好,军运会的确有播毒的嫌疑。美国毒血浆,生物战都让中国人头发麻。崩溃中的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高光自信的美国大得多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6-12 06:18:39

吉林的崔姓多半是朝鲜人。美军1951年炸平郎,平民死100多万。美军真是恶,当初炸人是不想别人以后得势了会报复的。日本鬼子也是这样的。美国人最好在南方玩一玩,在南方相对安全。 在俄国也不太安全了。除了中西欧州,美国人仇人遍布全球。中国人仇美估计低于全球水平


谢选骏指出:人问——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里走路碰撞易“偶发”被捅?我看他们不懂,中国熊猫其实是中囶猫熊。熊样也要吃人的!


《“一挑四 还赢了 美国佬战斗力不行啊” 墙内热议美国人遇刺…》(无声无光 2024-06-11)报道:


6月10日近午,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市被人刺伤。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据当地警方的最新通报,此事的原委是:“崔某某(男,55岁,吉林市龙潭区人)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


不难推断,这份字斟句酌的通报旨在弱化此事的严重性,“发生碰撞”的说法至少显得这是一起非预谋的偶发事件,然而,这里面还有许多疑问:为什么一个人会随身带刀去公园?“碰撞”又是谁碰撞了谁?若只是凑巧冲突,为什么刺伤一人之后还要继续刺伤另外三名同行外籍人士?


这两天群里聊起,不止一位群友的反应都是“义和团又回来了”,这种袭击老外之举,很容易召唤起相应的历史记忆。当然,行凶的具体动机还有待查明,但真正令人忧虑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大众对事件的反应。


虽然有不少人质疑“谁出门随身带刀”,认定还有内情,但对一些人来说,对“内情”的理解也不一样:“一定有内情。要不不可能无缘无故伤人,再说还是对方人多的情况下。”


在“界面新闻”的相关报道底下,高赞留言都是这样:


“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崇洋媚外。”


“不是互殴吗?”


“一挑四,还赢了,老外战斗力不行啊。”


“4名美国佬、都是美国佬,肯定说中国坏话来着,只不过没有想到身边一个中国人听得懂英语。”


“一名中国游客和4名外籍教师,这么写才合适。本国人最重要。”


还有人认为,这事幸好发生在中国,要是换位思考,中国人在美国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有几个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被抢劫过?这只是双方发生肢体碰撞,然后引发的斗殴事件,美国人战败受伤罢了。有刀具算什么,估计在美国就是枪战事件了。”


“中国人如果在美国被刺,会不会这么快就出警抓捕嫌疑犯,这个问题值得中国人反思。”


在“环球网”的报道底下,有一位直接给出了结论:“肯定是老外仗着美国身份冲撞了同胞,希望早日释放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在现已消失的一条视频底下,还有这么两条让我印象颇深的高赞留言:“会不会是这四个美国人自导自演的?”“一定是日本人假扮成行凶者!”


所有这些留言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假定“我们”是清白无辜的,甚至都不愿意和行凶者划清界线,而倾向于轻描淡写地将之看作“互殴”,又或干脆是对方仗势欺人在先——他们也唤起了历史记忆,但不是义和团狂热排外的那些,而是近代受洋人欺辱的那些,既然如此,仇外攻击就是正当的。


为什么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繁荣进步之后,出现的一幕竟是“义和团重来”?


无数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或是想不通,或是懒得想,就只简单归结为一个退化论现象:由于某种神秘的合力,发生了肉眼可见的“愚昧倒退”。但问题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真正值得恐惧和警惕的地方在于:这不是偶然的异常倒退,而恰是我们这个演进过程中正常的结果。正因高歌猛进的长期繁荣强大,催生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强烈自豪感,这又势必让一些国人产生一种补偿心理:以前是迫不得已,但现在都强大了,为什么还要像以前那样对洋人那么客气?


尽管从理论上说,这像是一种“拨乱反正”,但这一不小心就会用力过猛。就像大正时期的日本少壮派,嫌恶明治维新的“鹿鸣馆时代”不免崇洋媚外,是“国风黑暗时期”,而现在他们不仅要争取平起平坐,还要蔑视“美英鬼畜”,不然无从发泄他们郁积已久的力比多。


正因此,将这次的事件简单看作“回潮”还是“愚昧排放地方才发生的事”,都可能会让我们产生致命的误判,这是时代气候使然。


事实是,这样的情绪到处暗潮涌动。五月底复旦大学开国际学术会议,有个80多岁的美国泰斗,上出租车搬行李去机场,动作稍慢了,听说也遭复旦皇冠酒店的保安当场大骂“不要以为你是美国人”。正如说起此事的友人所言,这两件事“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吉林动刀了”。


之前我就意识到,中国人那种“国内最安全,国外处处危险”的普遍心态,隐含着一种自我封闭的冲动,但现在看来,我当时少考虑了一点,那就是:这种自我封闭不仅仅是“自己不想出去”,有些极端者还可能表现为“不欢迎外人进来”。


也许这些人无法理解的一点是:他们这样看似极力捍卫“我们”的利益,但最终反而会损害中国利益。尽管内情还有待厘清,但四位外籍教师被刺伤、周围无人救助、大众对事件的反应……凡此等等,要让外媒相信中国是一个对外友好的国家,至少将花费很多额外努力。


1891年,俄国皇子到访日本,在琵琶湖畔的大津被日本警察津田三藏用刀砍伤,起因是当时日俄关系紧张,到处流传俄国皇子来访“是来为侵略日本探察敌情”的流言。“大津事件”发生后,明治天皇亲自登门道歉,日本政府为消除事件影响,有意重判,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坚持作出无期徒刑判决,青木外相、山田法相、西乡内相辞职。


查攸吟在《日俄战争:开战背景及海战始末》中谈到了此事:


这一事件却因为出人意料的审判结果,而有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副产品——由于日本法官在审理中表现出来的司法独立精神,以及不畏于政府压力的勇气,使此前对日本法律毫无信任可言的欧洲人逐渐认识到,此时的日本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会命令伤害了外国人的凶徒排队在受害者面前切腹自裁的“野蛮国家”了。由此为开始,各个和日本签署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国家逐步放松了对领事裁判权的把握,最终将司法权力完全交付给了日本政府。


这可能与中国人印象中对列强的印象有所不同,洋人要求的未必是“往死里严惩凶手”,而是符合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应有标准。


我们现在也在上这么一课:事件究竟产生什么影响,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反应。如果要谋求对等的待遇,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卑不亢地公平待人。关起门来自我陶醉并不是出路,世界当然离不开中国,但中国更不能失去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说——“一挑四 还赢了 美国佬战斗力不行啊”墙内热议美国人遇刺…。我看这是因为美国人没有防备,不知熊猫不是猫咪,其实是猫熊要吃人!


谢选骏:最后的革命掀翻清理草台的班子


《吓坏全国人民的中储粮,妥妥的草台班子》(关不羽的绣花针 2024-07-12

)报道:


中储粮罐车运输油罐混用,吓坏全国人民。央视网评怒批“草台班子要消费者的命”,值得大大地点赞!


食品安全如此儿戏,说是“草台班子”都嫌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储粮这样正儿八经的政策性央企,怎么养出了这样的“草台班子”呢?


前世今生


中储粮的诞生,是中央储备粮体系改革的产物。其身世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统购统销体系,这套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名义上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之后不可逆转的市场化趋势,让这套极其陈旧的体系难以为继。


1990年,中央储备粮体制成立,由新设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局负责。中央储备粮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缩小版——从原来全国粮食产供销的庞大体系,缩小为政策宏观调控、粮食战略储备的局部政策性功能。


可是,这个缩小版的计划经济体制遗产还是很不让人省心。政企不分造成的亏损、挂空账、高损耗、追责难,问题层出不穷。衍生出很多段子,诸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总理视察发现空仓”之类的。段子不能当真,但问题肯定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仅仅运行了十年,就再次面临政企分开的改革大手术。


1999年,国家粮食储备局被一拆为二,政企分家。宏观调控和行业指导的行政职能划归新成立的国家粮食局,中央储备粮调运、轮换、仓储管理、进出口等职能则交由刚刚成立的中储粮总公司来执行。


政策性央企中储粮就此诞生。和经营性央企不同,政策性央企主要就是完成政策任务目标,没有“做大做强”的盈利指标考核。对中储粮主要考核储备是粮宜存率、轮换完成情况等业务指标,经营性的考核只要求守住中央储备粮保值的底线。为此还有政策性补贴和各种政策优惠。


也就是说,中储粮最初的经营模式是很单纯的,拿着政策补贴和各种政策优惠,负责“买原粮、卖原粮”的储备粮流通。经营范围不涉及粮食加工、零售等市场业务。其企业属性只是为了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赋予的。


按照改革的初衷运行,中储粮是不必做大做强的。战略储备粮够用就好,无需做大做强。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做大做强的,“天下粮仓”的金字招牌太特殊,政策赋能太高,跑到市场里捞金,对人对己都有风险。


可是,正所谓“手持利器,必怀杀心”,极高的政策赋能提供的经营便利诱惑之下,谁能不动心呢?


下海抢食


2008年,中储粮负责人在《求是》发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发挥“三个维护”作用》一文。文章指出:“中央储备粮如果局限于储备环节,维持‘买原粮、卖原粮’的现状,其结果要么就是被其他市场主体利用或钳制,要么就是被边缘化,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篇高规格发表的文章,成为中储粮拓展市场经营范围的“纲领性文件”。翻译成通俗的表达就是,中储粮不下海和其他市场主体争利,就搞不定粮食宏观调控。


细品之下,也不难发觉其中的问题。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职能明确归属国家粮食局,中储粮的政策定位只是执行层的市场端口罢了。粮食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追求怎样的效果,并不是中储粮该操心的。虽说中储粮此番高调表态有越俎代庖之嫌,但是主管的行政部门没有表态,中储粮的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就畅通无阻。因此,中储粮挥舞着政策大旗,杀入市场,引发了持久的争议。


粮食的加工销售可不是空旷的蓝海,有经营性的央企如中粮集团,有各地的地方国企和民企,还有外企,挤得满满当当。但是,谁又能阻止这家政策性央企的下海抢食呢?


中储粮“下海”是有政策性优势的上游优势。


中储粮不仅每年有轮换指标,还有轮换补贴托底。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中储粮所保管的中央储备粮轮换费用实行定额补助,每斤粮食2分钱。在轮入轮出时存在的差价,则由中储粮通过把握时机来消化,亏损自己承担,盈余即为经营利润。


本来是为了轮换保值托底的补贴,成了中储粮搞产业链延伸的起点优势。粮食一斤就是块八毛的价,一斤两分的补贴几乎相当于粮食加工企业的净利润率了。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这还不算,“天下粮仓”的金字招牌还有更高的政策赋能。早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储粮的各个直属库名义上专注于粮食保存、流通,不生产终端消费品,因而免于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的外部直接监管。在此体制之下,对于直属库的监管只有来自上级公司的内部监管以及国家粮食局。


由于中储粮下海的降维打击存在不公平竞争和监管漏洞,要求中储粮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离的呼声在业内此起彼伏。比如,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再多年前就提出: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之下,中储粮如果不实行经营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之间的彻底划清,难免出现一系列的弊端。


然而,这些专业预警并没有阻止中储粮从“天下粮仓”走向“天下粮商”的捷径。大量本不应该开展经营性业务的直属库或改头换面、或明火执仗,做起了粮食加工和销售的买卖。中储粮的摊子迅速铺开,粮食加工企业遍布全国。


然而,这家政策性央企显然没有为大举扩张的产业链做好准备。扩张和亏损扩大几乎同步。


又菜又爱玩


2015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201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由于内部管理不善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中储粮损失超过8亿元,还有超过4亿元的资金面临损失风险。


迅速铺开的米面加工产业链,是亏损的重灾区。2008-2013年,中储粮总公司先后直接投资和批复下属单投资成立了40家米面加工企业,运营情况普遍较差。截至2013年底,仅有19家仍在生产经营(其中3家已资不抵债),其余21家已停产、对外租赁或处于闲置状态。


中储粮作为政策性央企的特殊性,主体和分支都没有上市,没有公开的财务信息披露。2008年-2013年期间的到底亏了多少,无从得知。但是,业内对中储粮一面亏一面扩张是破有微词的。


很多业内人士提出中储粮的盈利归自己,亏损由财政兜底,是显著的不公平竞争。对此,中储粮的回应称,亏损没有财政兜底,都得自己承担。无账为凭,也就无法定论。但是,这样“又菜又爱玩”的“做大做强”,的确很难用正常的市场主体经营逻辑去解释。


更尴尬的是,大举扩大经营范围,并没有提高中储粮政策性业务的运营水平。“天下粮仓”的问题丛生,时不时闹出大新闻。


一地鸡毛


中储粮在市场“做大做强”的同时,储备粮收储轮换等政策性业务的问题层出不穷、目不暇接。


2010年至2013年,中储粮下属涿州直属库、蓟县直属库等5家单位在与4家粮食企业开展粮食购销合作中监管不力,存储在上述企业的粮食遭盗卖或抵押等,造成1.26亿元购粮款面临损失风险,其中2013年损失480.63万元。


2013年,中储粮下属黑龙江中储粮米业有限公司将商品粮存放在简易仓中,导致粮食出现质量问题,造成损失703.91万元。


截至2014年5月,中储粮下属大同直属库、介休直属库等3家单位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与其合作开展粮食购销业务的2家企业累计拖欠粮食收购资金1.28亿元。


2015年,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谯西粮库9000多吨国家储备粮被粮库负责人谭献华监守自盗。案发后,亳州市多部门还曾采取“突击补库”的方式试图“就地处理”。该案被央视报道后,引发轰动。


2019年8月的一天,中央储备粮宁乡直属库,400多吨粮食不翼而飞了。这次不是内鬼作案,而是4个无业游民6天给粮库拉了81车假粮食,轻而易举地骗走了400吨粮款。这点款子在中储粮的亏钱记录中不痛不痒,损失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上述案件均出自公开的审计报告和媒体报道,五花八门,尽显草台班子本色。


不过,它们和中储粮分公司的“乔建军案”相比,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


乔建军1998年担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是1999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成立时的老班底。2008年,登封市粮食局的职工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举报信,中储粮托托市收购过程的转圈粮问题被揭发。所谓“转圈粮”就是收储粮食时交易只存在账目上,陈粮根本没出过库。这是骗取收储粮资金的惯技。


眼看着纸包不住火,乔建军就开始转移资产、离婚办移民等潜逃准备。此后两年间,乔建军在美国购买了总价值为2800万美元,约合1.8亿人民币的物业。其中包括西雅图市与比尔盖茨为邻居的两处住宅。


可是,主犯准备潜逃的动作,并没有阻止中粮储河南分公司的犯罪团伙继续捞钱。


2009年、2010年这两年,按照账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应该从农民手中收购了全省80%以上的粮食,但实际收购量不到50%。据估算,当时河南存储的粮食中,至少有六分之一是“转圈粮”。


直到2011年11月乔建军出逃,12月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被中纪委“双规”,这场惊天大案才算收场。乔建军成为“百名红通”榜的3号人物,一个基层粮库主任能有如此“殊荣”令人瞠目结舌。


搞正经业务,乔建军们是草台班子,骗政策拨款,这帮人却是专业的,绝对称得上是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我们不能因为河南出的大案否定中储粮整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储粮扩大经营在市场上“做大做强”,并没有对“加强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帮助。该拿的拿了,不该拿的也没放手,一地鸡毛。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负面消息少了很多,中储粮也不例外。甚至因为“勇斗国际四大粮商,把他们打到亏损”的神奇传说,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舆论形象由负转正。


直到此次事件爆发,央视评论再次发出“草台班子”的有力质问。不禁让人感慨,以政策性央企之尊、吃着政策红、手持“免检金牌”下海捞金做大做强的“天下粮仓”,到底守护了什么?是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还是食品安全的经营底线?


“勇斗四大粮商,把他们打到亏损”之类的段子还是别传了,传到国际上就成了国际笑话。一个草台班子,自己还不知道怎么亏的,除了内斗,还能斗谁?


网民嚎叫: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21:17:22

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中国红十字会。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14:56:15

私企反而是国有的,国家随时来取走。国有反而是私企,每个国有都是某个国家级干部私人占有的,谁也不能染指的。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14:18:18

呵呵,中储粮妥妥的不忘初心央企,从建立之初,就是我党的私生子,今后前途无限。


谢选骏指出:人说“吓坏全国人民的中储粮,妥妥的草台班子”——我看需要一场最后的革命掀翻清理草台的班子!


谢选骏:胡适窃取“博士”头衔上行下效


《胡适的35个博士学位》(2009-11-23 下一个)报道: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


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 (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 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 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 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 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胡适所获荣誉博士名录: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洲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史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联合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X X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朗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2年   美国达脱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博士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 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的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



(一)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这是一副无耻的小人嘴脸!


(二)


再看胡适假冒博士之始末。


读《胡适外传》(胡成业著),文中提到胡适当年留洋回国时,曾被人戏称“假冒博士”,感觉颇为有趣。想来胡适以“考据”闻名遐迩,一贯主张“拿证据”和“小心求证”,因此,笔者就“假冒博士”进行了一番“考证”,以“验明正身”,辨个真伪。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代文化学术思想界重量级风云人物,新文化启蒙学者,有大学问。说胡适是大学问,“证据”有二:一是其著作等身,洋洋洒洒两千多万的白纸黑字,是为证;二是其一生头戴“博士”桂冠36个(目前均有证可查),凡人难及,后人只能望其项背。但胡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被人戏称“假冒博士”,并非空穴来风。 


1917年9月,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出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时年26岁。胡适到北大任教,系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慧眼识才。因为,早在一年前(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就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写诗词文章。翌年元月,胡适更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鼓吹白话文,且“暴得大名”。陈独秀在随后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可见陈独秀对青年胡适赏识有加。陈独秀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到北大任教,而蔡元培早已将才子胡适纳入视线之内,二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蔡元培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发出约请,而能回国到北大教书正是胡适之梦想。胡适欣然接受约请,打点行囊,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其实,胡适回国前,已向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递交了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毕业论文但是无法通过考试。所以胡适论文的最后评判尚无结论。从“小心求证”的角度看,当时胡适的“博士”头衔,实在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胡适并没有把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揣进自己的裤袋。 


更有趣的事,青年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时,以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他对儒家以外各派采取“平等的眼光”, 着眼于“在这些学派中渴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格土壤”,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探寻中国哲学发展的脉搏。胡适的讲义和授课,令北大学子耳目一新。1919年2月,由蔡元培先生作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胡适博士”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易竹贤《胡适传》)。“胡适博士”更是因此发扬光大,名噪一时。手中没有“毕业文凭”,竟自诩“博士”,可谓“贼徒艺高人胆大”。此时的胡适,人称“假冒博士”,我想,也不能说是故意贬损,胡适自己多少也应负些责任。直至1927年,也就是胡适留学回国十年后,胡适出访美国,才带着后出的《大纲》的副本,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勒索“哲学博士学位”证书。从此,胡适才摘掉了“假冒”的帽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勒索博士”。

 

胡适在“博士”这个问题上,有“假冒”的嫌疑,而且,还有“勒索”的事实。

 

以此劣迹为基础,自1935年香港大学授予胡适“荣誉法学博士”后,在以后的数年里,胡适先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世界30余所知名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人文博士等“荣誉称号”。1940年3月,胡适在给夫人江东秀的信中说:“去年的了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今年可得8个荣誉博士学位。”拥有如此多的 “博士帽”,也就是胡适,国内恐怕初无二人。 然而,在所有的“博士”桂冠中,胡适最为看重的还是自己“假冒”了十年,最后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胡适曾在给夫人的信中这样说道:“博士学位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一个是花四年苦工得来的,其它都是白送的。” 

 

(三)


从上述事实,来看待下列的《胡适小传》,我们不禁感叹:历史,历史,有多少虚假是借你的名义散布的!


胡适其人的其虚其伪,可以从下面的记载中略见一班: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是揭开胡适欺世盗名面目的时刻了!


附录《胡适小传》


目录


思想与学术 

新文化运动 

哲学研究 

古典小说研究 

禅宗研究 

水经注研究 

晚年 

影响 

自由主义 

评价 

年表 

主要论著 

家庭 

相关条目 

参考资料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仕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杜威。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像胡适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1、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约翰·杜威。这令胡适的思想偏向实用主义。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2、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生先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锋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3、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读大学时的论文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4、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红楼梦海内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近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


6、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7、晚年

 

1950年代于台湾的蒋中正与胡适,图左为胡适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八项二十款和战条件下,两党“和比战难”。于是不得已于国共内战末期,避祸赴美教学。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前往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留连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台湾某家出版公司。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亦参与其中并多加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


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参与中央研究会相关会议的胡适,于会议进行中心脏病发去世。之后,台湾政府将胡适于台湾的公配居所改建于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8、影响


与蔡元培,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自谓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故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建了胡适铜像。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9、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10、评价


因为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民间的知识分子爱戴的有争议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控制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限制。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11、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死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在美期间,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南港。 


12、主要论著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13、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定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终究难逃一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谢选骏指出:20至21世纪,海峡两岸学风败坏,胡风开启端绪,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著名者,就是胡适冒充博士事件。流风所及,结果现今海峡两岸伪造学历成风。


谢选骏:第二次“未遂刺殺”未必能夠成为催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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