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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9日星期五

谢选骏:中囶银行本来就是孙子——经济基础的命运取决于上层建筑

《谁能想到银行已经成了孙子》(2024-06-22 马江博说趋势)报道:


一是降首付,除了上海和深圳,全部降成了15%,买房人的上车门槛是低了,但银行却要承担85%的风险,尤其是在一些房价动辄千万的大城市,15%的安全垫实在不够看,稍微波动下就达到银行的清算线。


二是降利率,把购房贷款利率给降低了,银行挣钱靠的就是挣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差,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一边是居民企业不停的存存存,存款规模已经达到了快300万亿,一边是政策不停的降降降,不断地压低购房贷款利率,据说马上还要降存量房贷利率。这一来一回之间,银行的净息差来到了1.5%,直接创了二十多年来的低点,直白说,就是没钱挣了。


让银行崩溃的还有居民的提前还贷潮和断供潮在不断扩大:


房贷是银行最优质、最稳定的资产,但现在的大紧缩时代下,人们也得估量背这么重的房贷划不划算。还的起的直接提前还贷,还不起的没办法就直接断供,二者相叠加,银行的“优质资产”规模不断萎缩。


银行们,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


为了扭转目前的局面,各大银行可以说绞尽脑汁,想了一切能想的办法:


比如大家不是都喜欢存款嘛,那我就取消三年期、五年期的存款,顺带连大额存单都停发了,甚至部分地区全部暂停揽储。


比如大家不都要提前还贷么,那我就卡预约,先等上个三五个月,还的时候也得让你付上笔违约金。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


现在,有着更加进阶版本的操作:


1)一个是北京、广州、杭州、苏州、温州、东莞、珠海等多地的各家银行均推出了“先息后本”的房贷政策。


前三年只需还利息,本金等三年以后再还,减轻这前三年的还款压力。各家银行为了争夺“优质资产”争先恐后,只要你来办贷款,个性化方案都能量身定制。房贷市场妥妥地变成了买方市场,愿意贷的人说了算。


2)另一个是不收断供房,就是即使你还不起了,也不会查封起诉和拍卖,而是跟你协商,只需要还原来月供的25%,就不算你违约,房子你接着住,只要肯还,啥事都好商量。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前几年银行对断供者可是非常硬气,该起诉的起诉、该查封的查封、该拍卖的拍卖,丝毫不留余地。


但现在,由于房贷违约实在太多,银行也怕了,只能给出“低月供换不断供”的方案好声好气地跟你商量。


曾经高高在上的银行,选择放下身段,求你不要断供。


只能说,形势比人强。


谁能想到银行已经成了孙子


这还只是对个人贷款,不仅如此,银行们在开发商贷款和“保交楼”上也操碎了心:


虽然现在有着各种“项目白名单”和“房企白名单”的政策压在头上,但到了一线实操环节,银行可以说是顾虑重重;


既担心被挪用还债,又怕房子卖不出去,自己的贷款回不来,所以在给开发商的贷款上是慎之又慎:


1、以前只要项目有利润,地段好,放款多少都可以谈。但现在,银行不仅要看项目,整个集团的财务报表都得看了又看;


2、要求放款比例和工程进度一致,怕开发商造假,银行会自己派员工去工地时时刻刻监工,甚至用无人机远程“监工”;


3、银行给项目发放了开发贷款,如果这个项目烂尾,或者房价大幅下跌,购房者大概率会选择断供,所以银行为了避免购房者断供,还会主动帮开放商去找其他银行融资,手把手把钱借回来放到房企手上。


真是“保姆级”的一条龙服务。


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是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连带着房贷市场地位也产生了巨变,银行再也不能躺着赚钱,只能撸起袖子费心力地在各个环节小心翼翼地经营。


果然,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网民嚎叫:


lary 2024年06月23日 07:40

其实银行可以被其他方法取代,就看怎么玩。


谢选骏指出:人说“谁能想到银行已经成了孙子”——我看银行本来就是孙子,只是在普通客户面前装扮老爷。


《路透社:资金再次蜂拥流出中国》(RFI 2024-06-21)报道:


人民币贬值以及大量资金从内地流向香港表明,中国国内投资者正在搁置对国内市场立即复苏的预期,而是纷纷逃向最近的、收益更高的资产选项与地方。


现金再次流出中国,人民币面临压力。本周人民币已跌至七个月低点,同时流入中国的股票投资也出现逆转。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内地投资者利用有限的离岸投资渠道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及企业准备支付年度股息,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储备也有所增加,这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


Allspring Global Investments 驻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经理 Gary Tan 表示,“过去一个月,市场对中国的情绪有所恶化,因为宏观数据的改善令市场持续失望,而市场在宏观数据的改善之前就已经出现上涨。”


路透社说,经过数月等待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主要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房地产行业)之后,投资者的耐心已经耗尽。


上证指数从 2 月初到 5 月中旬上涨了 20%,但此后下跌了 6%。


2023 年退出股市的外资自 2 月份起重返股市,但本月也变成了卖家,通过沪港通北向资金撤出 330 亿元人民币(合 45.4 亿美元)。


国内投资者已利用南向资金向香港注资1290亿元人民币。


分析人士表示,投资者有几个理由停下来思考,不仅是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利率,还包括关于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如何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对人民币汇率作出指导,使其保持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这引发人们的猜测,即当局允许人民币一定程度贬值以管理压力。


今年迄今人民币兑美元已下跌2.2%。


自5月初以来,离岸人民币兑港元已下跌1.9%。


谢选骏指出:人说“路透社:资金再次蜂拥流出中国”——我看“银行本来就是孙子——经济基础取决于上层建筑”。

谢选骏: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伪命题

《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吗?》(MATTHEW ZEITLIN 2024年6月20日)报道:


《改变世界的一周:1999年反WTO抗议口述史》,D·W· 吉布森 著(ONE WEEK TO CHANGE THE WORL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99 WTO Protests, by DW Gibson)

《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全球供应链幕后》,彼得·S·古德曼 著(HOW THE WORLD RAN OUT OF EVERYTHING: Insid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by Peter S. Goodman)

1999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雨林行动网络成员哈罗德·林德试图在西雅图市中心离地数百英尺高的建筑起重机上悬挂一个巨大的标语。他在顺着一根绳索从塔吊向下滑时失去了控制,开始坠落。

林德本来可能会丧命,但多亏了捣乱协会(Ruckus Society)的训练——这是一个培训行动团体的非营利组织,他知道要脱下无阻力的刷毛手套,徒手抓住绳子,然后等待同事们把他拉回去。在“地面上一群异教巫师”的“祈祷”帮助下,林德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展开了一面重达100磅的旗帜。旗帜上有两个指向相反方向的箭头,一个标着“民主”,另一个标着“WTO”。


这个危险举动拉开了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西雅图之战”的序幕,它将崇高的理想主义、戏剧性、周密的组织、激进主义和高超的公关手段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冷战后几十年来反全球化浪潮运动的标志。

D·W·吉布森全面的口述史著作《改变世界的一周》全景展示了这个持续多日的异议庆典,从政府授权的游行和半合法的“直接行动”,到极端非法的破坏活动。甚至还有一场音乐会。

 

抗议活动吸引了谢罗德·布朗和丹尼斯·库奇尼奇等开明的民选官员、涅槃乐队的克里斯特·诺沃塞利克和声音花园乐队的金·塔伊尔等垃圾摇滚中坚力量、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以及英国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的关注。纳德回忆起他当时这样想:“哇!我们真的要让他们体验一把了。”结果这场体验以大规模逮捕、破碎的玻璃窗和对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告终。

那场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旨在通过“协调”共同规则——例如各国一致认可的食品安全标准——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将新自由化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和非政府组织官员齐聚西雅图,这座城市当时正迅速与有望加速全球化的新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也将很快成为首批部分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大型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点。

正如吉布森所略述的那样,西雅图的反WTO抗议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左派团体的汇聚点,这些团体认为白宫的民主党总统所强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抛弃了他们。美国工会领导人担心廉价的海外劳动力会给蓝领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而许多环保活动人士则担心贸易自由化会被用作反对国内环境保护的攻城锤。

虽然抗议活动本身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版,但吉布森和他的受访者还是花了大量时间讲述集会前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以及一本正经的进步派政治领导人与那些会爬到树上阻止树木砍伐的挑衅者之间的不稳定联盟。“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非暴力的,但我们致力于关闭WTO,”一位活动人士记得自己在抗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吉布森还留了足够的笔墨给最终未能平息示威活动的政治和执法官员。在一段又一段的引述中,责任主要落在了已于2014年去世的前西雅图市长保罗·谢尔和他的警察局长诺曼·斯坦普身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前未掌握充分的情报;也没有及时要求国民警卫队的支援。

西雅图之战之后,尽管世贸组织举行了更多(在安全方面更为周全)的会议,但直至今日都未能再达成一项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尽管如此,世贸组织还是通过其现有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帮助下,贸易自由化在随后的几年里得以推进。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为二十年后新冠大流行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打击奠定了基础。

彼得·古德曼的《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一书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崛起和停滞。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济记者的古德曼以广阔的视角描绘了现代供应链,从长滩港和横跨美国中部的长途卡车路线,到蒙大拿州的牧场主,以及一家总部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为赶在节日季前从中国发货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大流行期间,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工人们都面临着条件恶化和财务不稳定的问题。随着集装箱船在港口闲置,卫生纸、肉类和其他消费品价格飙升,供应量减少。

古德曼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多年来依赖“及时制”生产这种导致库存减少的系统的脆弱性。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以及泰森和JBS等食品加工商也挤压了供应商和劳动力。从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下降和这些巨型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古德曼认为已经达到垄断水平——来看,这套系统是“奏效”的。当大流行袭来时,库存低的制造商无法应对需求增加和工人减少的双重压力,而一些中间商,如全球船运商和肉类加工厂,却能从中获利。

大流行时代经济异乎寻常的强劲也给制造商带来了压力。无力在餐馆和旅行上消费的美国人开始在亚马逊上购买更多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廉价商品:电视机、篮球架、打粉器。“这种激增的结果就是混乱,”古德曼写道。“由于中国工厂动用了所有可用的生产线,”电荒导致灯泡闪烁不定。

 

古德曼并没有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可以或应该逆转,也不认为企业在中国看到政治或商业风险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本书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制造商找到的离开中国的路并非是回到美国,而是去东南亚和墨西哥)。

虽然全球供应链不太可能被拆除,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攻击。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告诉吉布森:“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民族主义的重商主义。”拜登和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贸易政策上很接近,相比之下他们与各自党派的前任之间的差异反而更大。他们都更倾向于使用关税,而不是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贸易争端。


对利商的全球主义的抵制情绪在1999年就已经埋下种子。虽说拜登政府中没有人爬上塔吊宣布他们的政策建议,但示威者表达的许多担忧如今已经得到民主党立法者的认同——环保、劳工权力、对全球贸易安排的怀疑——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政策综合体,摒弃了西雅图抗议者曾试图推翻的两党共识。

20世纪末,美国曾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与政治自由主义齐头并进,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这个打算,往好了说也是误入歧途。古德曼写道,离岸外包导致了可预见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而旨在帮助受到全球贸易负面影响的美国人的项目却资金不足。

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新的政策应对措施能否不仅赢得美国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赢得美国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后者往往喜欢低价胜过一切,而他们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在漫长的精益供应链带来的经济压力下处境艰难的卡车司机、牧场主或工会工人等特定群体。WTO可能输了,但民主还有话要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吗”?我看“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贸易就像任何自由一样,都是强势者对于弱势者的霸凌。


谢选骏:男女杂坐的中囶打牌淫乱



《寂寞的老年人在牌桌上找女伴:明码标价》(谷雨实验室 2024-06-19)报道:


一、


在某个北方沿海城市,公园里的树荫凉亭,广场上阴凉的角落,老年人们推动了一种名叫“够级”的纸牌游戏。退休后,他们从单位回到家中,儿女也有自己的生活,老人们既有退休后的内心落差,也有对自己“废了”的深重自卑感,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公园、广场,这些老年人扎堆的地方,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本市很多公共场所,都有特设的圆形小石桌,石桌下配备六只圆形小石凳,老人们六人一桌,一开牌就是半天。这是些因为退休和老去,身处空窗期、空巢期的老人,一个“空”字足以说明他们被几近清空的晚年。


67岁的武仁是公园里的常客,妻子因病去世,儿子远在国外,退休后他想继续工作也不顺心,年龄大了,一报出生年月日,立马就被拒绝。有一次好不容易通过关系,进入一家私企,干了一年多的宣传工作,谁知有人提出这个工作不需要老年人,年轻人都用不了。他于是被辞退,再次失业的他深感无奈和沮丧,落寞加倍袭来。


无聊中他坐几站车来公园打扑克,“够级”的玩法,是六人一桌,三人一帮称为“联邦”,相对的人为“对门”。他最先领悟到的是,男女“联邦”是不错的组合,既玩得开心又可借机交友:“联邦”是一派的,她出牌他就要为她考虑,帮她赢局,女牌友就能感受到自己对她的关照。


牌桌上的“联邦”顺其自然成了朋友,之后加个微信、或留下电话号码。武仁结交很多女“联邦”,他最喜欢的不是城里有退休金的女人,而是来自农村没有退休金、又找不到工作的老年女性。因为她们对钱财的欲望较强,武仁有不菲的退休金,这成了他的底气,他只要出手给钱并稍微大方一点。用这个办法,武仁与她们中不少人渐渐发展为“性友”,有的纯粹是性交易关系,付给她们一定的钱财,有的是“一夜情”,也有的保持性关系多年。


有关在牌桌上老人们的性约和婚约,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存在,只是那时被藏匿得较深。婚约是公开的,性约是私密的。婚约就是丧偶或离婚的老人们大大方方找另一半过日子,而性约,简单讲就是“人年龄大了也是有需求的。”


老年人的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调研了5434名不同年龄段约会网站用户,结果显示,老年人和年轻人差不多,都认为性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80岁以上的女性对性吸引力重要性的评分才会明显下降。另外,2012年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是超过70岁的老人,依然有46.4%的男性和32.8%的女性存在自慰行为,而70岁以下的就更普遍了。


前不久,网络上,81岁大爷与57岁大妈,以25元进行性交易时、双双被抓获的新闻,更是再次将中老年人与性相关的话题,摆进大众视野。


易尚日是一个70岁的老头,在公园“够级”扑克桌上,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像他这样的“够级”老手,是可以把控整个牌桌输赢局面的。六人的组合三人为联邦,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对门”,打“对门”是游戏的精髓。易尚日尤其希望自己的女伴是“对门”。“对门”一旦对他有忤逆,他狠狠出手打她一个措手不及。“对门”表现不是那么强硬,那么他就“手下留情”,一概放行。


易尚日在牌桌上很受欢迎,很多女牌友声称自己在与他打“对门”中,学到不少打牌知识,她们都称他“易老师”。一些女牌友成为他的崇拜者,还有一些还为他争风吃醋。


老李的女伴因崇拜易尚日,主动讨好易,引得老李怨气冲天。老李在一次打扑克中,主动约请易尚日的搭伙女人,告知她易在勾搭自己的女人。搭伙女人在扑克现场就与老李的女人,厮打一团,易尚日上前拉架,被搭伙女人一并打了。有人拨打110,警察来了才得到处理。


易尚日多年前和牌桌上一个“对门”有了婚约,这个婚约并非那种领证的正式婚姻,而是两个人凑一起搭伙过日子。但因不堪牌桌上的是是非非,也怨恨易尚日的招蜂引蝶,搭伙过日子的女人,在盗走他家中的一部分财物后,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了。


二、


牌桌上有性约要求的老年男性,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解决鳏寡孤独的“生理需求”,也有一部分有老伴,但几十年的婚约已索然无味,纯粹是寻求“刺激”。在“够级”这张牌桌上,性约更直接:男性出钱、女性收钱。


据一位男性老人的女儿讲述,她父亲七十多岁时,在公园一个僻静、幽暗的角落里,与一个老年女人性约:同意让他摸摸、亲亲,明码标价一条条记在本子上,都需要按下手印写上签名。发生到第四五次的时候,老女人开始催债,勒令她父亲赶快还钱。


她父亲感觉事情没法交代了,问女儿要钱,他的钱都在女儿手上。要钱的理由是他要去医院看病。女儿给他几百块零钱,他带在身上,又一次去赴约。此次赴约的地址选在一条废弃的铁轨前,女人数完钱就翻脸了。她吆喝一声,荒草中蹿出一个男人,上去就对老人拳打脚踢。没有防备的老人吓坏了,当场大小便失禁,他被路人救起送医后重度昏迷。后来,老人女儿报警,经过调取事发地监控,走访目击证人,女人被抓获。而她父亲不仅成为老年痴呆症,还卧床不起,两年后去世。


接受性约的中老年女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经济问题,她们来自农村,没有退休金。马尚凌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人,她今年63岁,老头已去世多年,她几年前来城里帮儿子照看孙女,如今孙女已上幼儿园。闲下来的马尚凌一时无所适从,有邻居大妈劝她加入她们的广场舞,几场广场舞下来,她觉得太累了。广场树荫下,一圈圈打扑克的中老年人围坐一起,她看着觉得不错。


于是,马尚凌退出广场舞,每天自带一把马扎子按时来打扑克了。渐渐地,她在扑克一族里发现一个秘密,是关于男女牌友之间的。城里有钱的退休老头是扑克桌上的常客,会暗暗的勾搭老太太。老头的勾搭不是白勾搭的,在这里会有明码标价,作为报酬给勾搭上的老太太。


这是老年男人与老年女人之间的性交易,男人在这桩交易里,获得或大或小的感官刺激;女人获得钱,还额外得到某种偷情的“新鲜”、“新奇”。


马尚凌没有退休金,仅仅在农村领取每月百元多的养老金。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还半年凑整领取,平时手头紧紧巴巴的。她曾想过去做保洁员或厨工,却因不记路或自己方言难懂,只能放弃。那些老头的明码标价对她而言,也是某种诱惑。


马尚凌在公园的扑克桌上,开始物色老头,瞅准哪个老头的退休金高、哪个老头退休金低,做到货比三家。之后,马尚凌会刻意与那个退休金高的老头,凑到一个桌上。她和他在一个牌桌上,他们不是做“联邦”就是打“对门”,所谓不联不成邦、不打不相识,马尚凌很快与一个老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男人在请她吃饭后,到附近的酒店开房。事后她嫌男人给的钱太少,而男人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力不从心,并没有对她怎么样。她大吼,“你这个老流氓,再没怎么样,我也是脱光身子,让你看了个遍吧。赶紧再拿钱给我,要不我可报警告你强奸……”男人无奈只得又掏出一张票子。


三、


男女老人在扑克牌桌上的各种性约,当然也不全是负面的,也有的老人从中获得真感情。真感情的出现,也给牌桌上的老人们,带来些许安慰和踏实。在这张牌桌上,不需他人的介绍和牵线搭桥,更不需什么人的指手画脚和刻意安排。两位老人在自然而然的牌局进行中,互动、交流,你来我往,从相识、相知到相交……


在“够级”扑克中,最后取得胜利的第一名叫“头科”,第二名叫“二科”。反之,最后的输者叫“大落”(在此读音“la”),“大落”上面是“二落”。在输赢者之间,有一个“进贡”程序,即输者在摸牌后,将自己手里最大、最好的牌给赢者,即为“进贡”。而赢者作为礼尚往来,也将自己手里的牌给输者。


80岁的老头吴发喜与69岁的老太太程美,因为彼此说话投机、投缘,长年在一张桌上打扑克。他俩的组合既可以是“联邦”也可以是“对门”,联邦有联邦的一条心、对门有对门的自觉迎战。做“联邦”时,吴发喜会体恤地对她说,“我会给你打掩护的”;做“对门”时,程美大咧咧甩出手里牌,还“啪”一声,吴发喜说“女士优先”,从不堵她的“路”。


有时程美输牌成“大落”,而吴发喜赢牌成为“头科”,对于程美的“进贡”,吴发喜不是婉拒她的“贡”,就是“倒找”给她。他知道她手里牌的实力弱,主动将自己的“大王”“二王”送给她,以强大她的牌势。每次程美成为“头科”那种开心和过瘾,使得她这一天的心情都大好,她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老吴给她带来的。他们从牌友组合,渐渐发展为生活里的好友,几年下来关系有了实际性进展。


2020年吴发喜和程美领取结婚证,生活在一起。程美无退休金,为了给她一份保障,俩人签有婚前协议。吴发喜将自己名下的一处二居室,改签房产证,过户到程美名下。俩人的生活费用,来自吴发喜全部的退休金,程美觉得自己比他年轻,主动担负起家务劳动。


如今老两口日子过得不错,因为心情的原因,吴发喜多年的顽疾也渐渐好起来。老两口最大的喜好依然是玩扑克牌,牌友们都羡慕他俩的这段真感情,都说这么个年龄了,人家又领结婚证又赠房子的。两口子有承诺有担当,这才是感情真实的样子。单身孤独的老牌友们,谁不想拥有如此的感情和结合,但往往又是求而不得的。


牌桌上老人们,许多根本上还是希望像老吴两口子那样,成为生活里的伴侣。武仁坦言道,“到我们这个年龄那方面的需求,并不是主要的,干那事既干不起、也耗不起的,体力不行了。我无非就是想找个伴,有人陪着说说话、一起吃个饭,屋檐底下多一点人气。”


易尚日感慨自己,在牌桌上表面看起来是“叱咤风云”的,其实也是自我内心空虚。在扑克里、在“性约”中,混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今年冬天的几场雪很大,易尚日在外出时,不慎将腿脚跌骨折了,在家卧床休养。他苦闷无聊时,打电话给曾经的“性约”女伴,央求她们来看看自己。但没有人来。


网民嚎叫: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4-06-20 14:47:00

书中自有颜如玉,没读过书自然找不到这颜如玉,简单事实。就跟包了妓院(现在叫私人会所)开从良交流会的都是什么档次,大家都清楚。

JaxAbe 发表评论于 2024-06-20 10:48:18

卖淫嫖娼跟其它任何一种生意一样本身并无错,错的是没有契约精神,坐地起价,或伤害人身安全。不能取缔了事。总不能因为有人抢金店就取缔金银珠宝行业。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20 10:11:00

还是张高丽爽,白嫖年轻女运动员!


谢选骏指出:人说“寂寞的老年人在牌桌上找女伴:明码标价”——我看“男女杂坐的中囶打牌淫乱”。


谢选骏:难民推动了中囶的脱贫


《不能返回中国》(2024-06-19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6月20日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难民日"。近几年,因为宗教、政治信仰等原因从中国出走,以难民身份到达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出现增多的趋势。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去他国当难民?在寻求难民身份的过程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6月18日上午,中国公民刘栋玲向丹麦难民委员会提交了她申请庇护所需的新增证据材料,但委员会的答复还是让她失望了,“他(委员会人员)说可能不会因为我提交的这些材料让案件得到翻转,而且不管是能不能得到翻转,我都要参加明天(6月19日)的会议。”


刘栋玲在上周三(6月12日),就从难民委员会拿到了对她给自己和儿子申请政治庇护的拒绝文件,文件要求她在七天内离开丹麦。刘栋玲原指望周二(6月18日)补交的新材料能有所帮助,但这些文件并没有给她带来最后的希望,“即便有翻转的机会,你要先遣返回中国,以后再通知我回来,他是这么说的。”


但要回中国,对于刘栋玲来说,是万万不行的。


刘栋玲从2023年初开始,就实名参与了以社交媒体推特为主要平台的网络政治行动“拆墙运动”。这一行动的主旨是号召网民一起合力“拆除”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但这一行动很快遭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打压。“拆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侨居老挝的乔鑫鑫去年5月在老挝境内失联,后被证实他是在老挝被抓,被送回湖南衡阳囚禁,并被中国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刘栋玲担心,一旦回到中国,她也会面临和乔鑫鑫一样的遭遇。刘栋玲的推特(现为“X”)页面上还留有她参与“拆墙运动”的完整痕迹。刘栋玲告诉记者,她在乔鑫鑫被抓后,成为“拆墙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流亡荷兰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始人林生亮也参与了拆墙运动,他向记者证实了刘栋玲的说法。


记者在丹麦难民委员会给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拒绝决定书中文翻译件上看到,委员会认为,乔鑫鑫被中国警方抓捕的事件尚无法完全证实与“拆墙运动”有关,因此不认为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有足够的理由。记者就此通过邮件询问丹麦难民委员会,但到发稿时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记者还拨通了目前负责遣返刘栋玲的丹麦遣返委员会官员缇娜(Tina Fjorside)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在整个庇护申请过程中,她并不负责案件的裁决本身,“你也可以说,我是最后的终点站。当你不再拥有任何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你就要来找我。”当刘栋玲的案件到达缇娜手中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刘栋玲已经进入了遣返程序。而缇娜将在周三(6月19日)与刘栋玲面谈,这天恰好是刘栋玲收到庇护申请被拒绝决定的第7天。


自由的代价


刘栋玲2018年离开中国,2022年入境丹麦,现在又面临从丹麦被遣返回中国。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刘栋玲带着儿子,依然无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找到落脚之处。她似乎被卡在列国之间,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


但像刘栋玲这样的中国难民案例还有很多。据联合国网站的定义,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留在其本国之外,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士。


李南飞在中国国内时就开始从事政治异议行动。2010年代初期,李南飞在新疆居住,他曾因秘密组党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数年,并于2016年逃出中国。自那以来,李南飞一直被“卡”在泰国,在泰国移民监几进几出。他既不愿回到中国,又无法去其他国家。


在泰国的移民监里,李南飞遇到不少从中国和其他东亚专制国家逃出来的难民。他说,“很多人逃出自己的国家,又不想回去,但移民监狱会让他长期滞留,有的人一关就关十几年。”他还提到,有中国难民在移民监里死亡。


李南非对移民监里的生活不堪回首,“移民监里可以说是人间炼狱,有非常普遍的侵害人权现象,里面的关押密度也很高,经常还有暴力,伙食也特别差,像猪食一样的食物。我在里面睡的时候,长度只有1米4,宽度只有40公分。”李南飞用积蓄把自己保释出来,得以在监狱外生活。


尽管已经在糟糕的状态下生活了7、8年,但李南飞依然不愿返回中国。他有些释然地说,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成倍增长的中国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于上周(6月13日)发布了《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其中指出,截至2024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总人数已增至1.2亿,这当中包括因为战乱、政治、宗教迫害等多种因素出现的难民。


但外界很难得知从中国出走的难民数量。国际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在2022年6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从2012年底习近平执政开始,在外国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就不断攀升,其增长的趋势显著高于其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2012 年的习近平执政初期,寻求在各国庇护的中国人约有 12000 名;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0 万人;2021 年达到近 12 万人。这意味,2021年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量是十年前2012年的10倍。


即使不看这些数字,美国东西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以及洛杉矶、旧金山等地,近几年也不断见证奔赴美国的中国难民人数在显著增长。


住在纽约的中国回民马聚从2022年底,目睹了当地“走线”人的急剧增长,“去年、今年是一波比一波高。”从2023年初开始,马聚自掏腰包,在纽约开设了一个难民救助站,专门帮助那些从南美“走线”来的中国人。他告诉记者,“好多人来了之后都睡马路,(因为)租不起房子或找不到地方。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地方,来的人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两个星期的免费食宿,帮助他们在最开始的阶段容易度过一些。”


马聚在这个救助站了解到这些走线人离开中国的大致原因,“政治、宗教和民族原因的,我这里大概能占到八成,比例非常高。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维族人、哈萨克人、回族人,还有蒙古人、藏族人,很多人都跟宗教有关系,跟他们的民族身份有关系。”


马聚说,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在国内活不下去,“在那个地方,既没有尊严,又什么都没有,他痛苦得很,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他们中也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原因,不一定和政治有关。马聚介绍说,救助站开设这一年多,他已经接待了这样的走线人近200人。


同一时间,人权活动人士、艺术家向莉也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做着类似的工作。她为此创设了一个组织 – 亚州女性难民艺术组。这个组织帮助那些刚到美国的中国难民,尤其是女性和儿童,适应当地的生活。向莉观察到,这些刚到美国的难民需要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有的人有心理创伤,需要疗愈。我们还谈不上辅导,可能是一种相互支撑,这种活动有时是比较管用的。”


据“保护卫士”的报告,随着寻求庇护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开始频繁使用跨国镇压手段。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称其“天网行动”已经进入第10年,这一行动旨在抓获北京所声称的“逃犯”回国,但这也被外界批评是一种跨国镇压行动。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能返回中国”,我看这些不能返回中国的难民,推动了中囶的脱贫——他她们汇款国内千百亿,大大推动了中囶的脱贫过程。

谢选骏: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


《黄仁勋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2024-06-19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原题:英伟达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


微软和苹果,让开让开。股市的新王者驾到。


标准普尔全球的数据显示,周二,英伟达超越了这两家最知名的科技企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它的崛起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以及对该公司的芯片——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即GPU——需求激增,这些芯片使得创建人工智能系统成为了可能。


英伟达的崛起速度在股市历史上名列前茅。就在两年前,该公司的市值还仅略高于4000亿美元。如今它在一年时间里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逾3万亿美元。


周二,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3.6%,市值升至3.34万亿美元。微软和苹果双双下跌,收盘落后于这家硅谷芯片制造商。

英伟达的崛起证明了人工智能对全球最大公司的颠覆程度。这项强大技术的崛起首先使微软在今年1月取代苹果,跃升为市值最大的公司,然后又推动英伟达夺得桂冠。上周,苹果公司表示,它也要加入人工智能博弈,并将在今年秋天把这项技术添加到包括iPhone在内的产品中。


早在其他大型芯片公司之前,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押注GPU将是构建人工智能的关键。他对自己的公司进行了调整,以适应他认为将是科技行业下一个大繁荣的趋势。


他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据统计,英伟达控制着人工智能系统所用芯片市场的80%以上。它的最大客户经常争夺芯片订单,这些芯片是巨型数据中心运行计算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这些客户也在制造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以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或理解这一点,”科技研究公司Futurum Group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纽曼说。“他们发现了这一趋势,顺应了这一趋势,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价。”


英伟达的崛起让现年61岁的黄仁勋成为了科技界的名人。本月初在台湾的一个电脑展上,索要签名的与会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位女士要求他把名字签在她的胸部。


该公司的崛起让人想起了互联网泡沫时代的那些巨头,比如思科和瞻博网络,它们制造了运行互联网通信网络的设备。从1990年首次公开募股到2000年,思科的股价上涨了1000多倍,一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英伟达市值的增长速度令人吃惊。苹果在2018年8月突破1万亿美元,去年6月才成为首家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的公司。微软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3万亿美元也花了近五年时间。


英伟达的投资者更多是看好它的潜力,而非当前的利润。在截至今年3月的三个月里,微软和苹果均创造了超过210亿美元的利润。在截至4月的最近一个季度,英伟达创造了148.8亿美元的利润,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00%以上。


“数字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担心:这是可持续的吗?”伯恩斯坦研究的分析师斯泰西·拉斯根说。“如果人工智能的回报不存在,那么整件事就会轰然倒塌。”


自标普500指数于1926年创建以来,只有12家公司在该指数中市值居冠:AT&T、苹果、思科、杜邦、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通用汽车、IBM、微软、菲利普莫里斯、沃尔玛,以及现在的英伟达。


英伟达的崛起得益于其持续超越华尔街预期的能力。上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两倍,达到260亿美元。该公司还预计,本季度的销售额将同比翻一番。


英伟达的产品涉猎广泛,从芯片到用这些芯片构建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软件,再到超级计算机。这些机器有3.5万个部件,配备了该公司的图形处理器,售价为25万美元起。据拉斯根称,英伟达即将推出的一款新型超级计算机售价可能超过100万美元。


“尽管系统的成本在上升,但每一代产品的性价比都在提高,这就是他们一直能卖出去的原因,”拉斯贡说。


华尔街一直在寻找该公司增长放缓的迹象。微软、Meta、谷歌和亚马逊都开发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而传统芯片竞争对手如超威半导体和英特尔也试图通过自己的人工智能处理器挑战英伟达的业务。


但黄仁勋认为,赶上英伟达需要时间。该公司有十年的领先优势,并培养了一大批对它的技术青睐有加的人工智能程序员。


“我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计算的工作方式和计算机的功能,”黄仁勋在5月份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说,“下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


谢选骏指出:人说“黄仁勋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我看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王安雅虎皆此类也。没有一个华人赌王能够长久——这是种族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反正不是制度问题。

谢选骏:发现新物种越多,灭绝的物种就越多


《为热爱而追寻生命的人们:发现新物种的他们》(人物 2024-06-24)报道: 


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能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


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心宇说:「在野外,10%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90%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


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


1、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时,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


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4-9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


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


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


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心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他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库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心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蠓虫则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


罗心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体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藏的第一步。


罗心宇在野外


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心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木虱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木虱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木虱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木虱只有2到3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心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


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窗纱的玻璃纱。罗心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


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心宇因此特制了最长10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心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10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除了捕虫网外还有什么稍后再说,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心宇出发了。第一次出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木虱,「挺沮丧」。当时他对木虱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科学工作者,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木虱;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木虱。


「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心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它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木虱,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心宇发现的。


蜡梅叶木虱,若虫


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心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


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E.O. Wilson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E.O. Wilson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


罗心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昆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昆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


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


2、


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


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


用捕蛇钳捉住这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


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四五十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


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住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


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一千六七百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9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


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


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今年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ZooKeys》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


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心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心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


1、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心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


2、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木虱,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


3、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心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木虱的DNA。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木虱,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心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心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


4、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木虱有严格的寄主专一性,为了记录它们吃什么植物,罗心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木虱,他剪下它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


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诱」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心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木虱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木虱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木虱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


一天下来,罗心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


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心宇通常用木虱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它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木虱,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它命名;有一种木虱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木虱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心宇为它命名「孙氏木虱」。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


罗心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潺槁棘上发现的一种木虱,看它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木虱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木虱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


回到实验室,罗心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潺槁棘木虱。「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木虱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3个物种,罗心宇为它增添了第4种。


3、


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心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


李轩昆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


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昆的研究对象从鼓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心宇结伴到野外采集。鼓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心宇抬头扫树枝,李轩昆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


「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鼓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鼓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心宇一样,李轩昆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


到澳洲研究蜂虻,李轩昆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


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昆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


李轩昆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昆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一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昆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昆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Night King)为它命了名。


还有一次,李轩昆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虻很重要,想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昆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


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昆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虻。「那个开心惊喜」,把蜂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昆发现了6个蜂虻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蜂虻属的1/3,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蜂虻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蜂虻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蜂虻,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


但令研究者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昆、罗心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心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澄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


得知罗心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昆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心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木虱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罗心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 罗心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心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空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木虱,「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昆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


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昆「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


罗心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心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


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心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罗心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谢选骏指出:人说“为热爱而追寻生命的人们:发现新物种的他们”——我看“发现新物种越多,灭绝的物种就越多”——这就是欧洲文明对于人类的主要贡献之一。而生物学家们,其实就是生物世界的刽子手。


2024年8月8日星期四

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


《艺术大师与赝品的伪造者之间的战争》(红楼一角  2016-11-21)报道:


艺术大师与赝品伪造者有时只是一步之差。近日,艺术史学家诺亚·查尼(Noah Charney)在其新书《伪造的艺术》(The Art of Forgery)中记录了艺术品伪造者如何瞒天过海,把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案例。这其中也不乏有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此书中,诺亚·查尼就揭示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在成名前参与制作赝品的经历。

在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otti)成名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市场上最具价值的雕塑是古罗马大理石雕。不少传记都记载,即使像米开朗基罗那样伟大的艺术家都可 能在当时卷进人为造假风波之中去亲手伪造古罗马大理石像。然而,这并没有对其声誉造成影响——事实上,把伪造的大理石雕像成功卖出反倒为其艺术生涯增光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米开朗基罗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创作天赋已经比肩其古罗马前辈。


米开朗基罗的第一本传记由著名历史学家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撰写,书中写到“他极具天赋……但与其才华相比,(米开朗基罗)粗鲁野蛮的性格却导致其私生活给人难以置信的狭隘鄙陋之感。”据乔维奥记 载,1496年年仅21岁的米开朗基罗雕刻了大理石作品《睡着的厄洛斯》(Sleeping Eros),他将其打磨伪造使之看上去像古代真迹一样。这座雕塑以假乱真出售给了红衣主教拉菲尔·瑞阿里奥(Cardinal Raffaele Riario),罗马早期文物的收藏家(他本来应该很懂古罗马文物的真伪的)。


当瑞阿里奥后来发现自己买的是仿品时,他将雕塑退还给了当初卖给他的中间商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Baldassarre del Milanese)。然而,就在瑞阿里奥买回这个作品并意识到自己被骗期间,米开朗基罗已经从那个21岁时不为人知的艺术家一跃成为罗马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令他一举成名的佳作——那座伫立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大理石雕《哀悼基督》(Pietà)。因此,德·米兰尼斯也自然很乐于接 受从瑞阿里奥手中退回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并毫不费力地将它再次倒卖出去。而这一次,该雕像则光明正大的以米开朗基罗手迹的标签被出售。


不管被当作是一个恶作剧以彰显其作品和前辈们一样出色,还是出于某种具有犯罪意图的原因,米开朗基罗的造假似乎并没有触怒《睡着的厄洛斯》的最初买家。红 衣主教瑞阿里奥竟成为了米开朗基罗在罗马的第一个主顾,他于1496及1497年委托其另外雕刻了两件作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成功愚弄了那些自认是专家 的人并不总是令人恼火的事——它也可能使造假者得到专家的喜爱,成为一世大家。


瑞阿里奥买到了《睡着的厄洛斯》并误认为它是古罗马时期的大理石雕像。然而我们无法通过此事确定米开朗基罗创作该作品是的初衷,因为许多16世纪的传记众说纷纭,到底是米开朗基罗造假还是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欺骗性销售,这一问题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


尽管米开朗基罗可能参与造假这一丑闻也许令人 惊讶,但《睡着的厄洛斯》并不是其唯一的伪造作品——事实上,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仿品远不止这一件。著名传记作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写到:“他也模仿古代大师的画作,用烟熏画纸、并将其染色,使其具有遥远的年代感。加之其以假乱真的绘画技术,人们很难区分真迹和赝品孰真 孰假。因而,他也经常自己把真迹保留下来,用亲手伪造的仿品替代原作归还。”


没有人知道还有哪些作品卷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这场偷梁换柱的造假风波,但这个故事似乎能让我们深入走进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有些时候,天才艺术家和罪犯只有一步之差。


花园小屋里的造假者


2007年11月16日,失意的当代艺术家肖恩·格林哈尔希(Shaun Greenhalgh,生于1961年)因艺术犯罪史上一起空前的造假案而被定罪。而因带头并协助销售肖恩伪造的赝品,他耄耋之年的双亲奥利芙 (Olive)和乔治(George)也一同被定罪。据悉,这家人在17年间通过伪造120多件艺术品赚取了至少82.5万英镑,愚弄了包括佳士得、苏富 比和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诸多艺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伦敦警察署担心至少仍有100多件其仿制品散落在外被视作真迹。


大多数造假者都擅长专门伪造一个艺术家或某一 历史时期特定风格的艺术作品。格林哈尔希则擅于伪造古埃及时期的雕塑、18世纪的望远镜、19世纪的水彩画以及20世纪中期的芭芭拉·赫普沃斯 (Barbara Hepworth)雕塑作品。格林哈尔希一家最终因为一个小疏漏而败露:在试图伪造一件古代亚述人的浮雕作品时,他们拼错了几个楔形文字单词。


肖恩·格林哈尔希在英国波尔顿的一个贫困区长大。虽然他没有受到过正规的艺术训练,但他身为技术制图老师的父亲乔治却很鼓励他,并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专业画家。然而,在多次被画廊无情的拒绝之后,肖恩觉得没人认可他的艺术才能,从而对艺术界产生了怨念和抵触。


为了帮助肖恩报复艺术界——同时也补给他们微 薄的收入——格林哈尔希一家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通过在文物源头上制造陷阱的方式帮助肖恩出售仿造艺术品。这家人从老式拍卖会上挑选出比较晦涩模糊的图 录,并选取了许多语义含糊的词语,如“古董花瓶,可能是罗马时期的”。而肖恩则根据这个描述伪造作品,对其人工老化从而使其与拍卖图录中已有的文物相匹 配。随后,专家会被他们眼前的仿造艺术品所吸引,并为这些眼前的伪作寻找古老的依据。


可靠的拍卖图录依据以及专家们对于发现新的文物资讯抱有的过度热情令他们轻易相信肖恩仿品的真实性。也正是因此,使得肖恩家的骗局屡试不爽。这场骗局的点睛之处在于肖恩那坐轮椅的父亲——乔治的表演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爱而有魅力的残疾人,他将仿造的赝品拿给专家们过目,声称该作品在他的家族中世代相传。


乔治从不说明该物品是什么,但他会给出藏品来源的暗示——这条线索会引导专家对过去的重要发现进行考察,最终找到物品的“真实”出处。在此期间,专家有足够的空间来得出各自的结论——他们被肖恩一家玩弄于股掌之中,还自欺欺人的为面前的作品寻找有确凿依据的出处。


因而,相比肖恩伪造艺术品的技术和才能,真正具有欺骗性的应属这一家人天衣无缝的欺诈陷阱。用肖恩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在花园后的小屋里进行加工制作而已”。


肖恩·格林哈尔希及其家人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类 造假者的例子: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都没有得到艺术界的认可,因而转过来通过造假来企图愚弄艺术界从而实施报复行径。正如伦敦警署的侦探警官伊恩·劳森 (Ian Lawson)所言:“肖恩的行为起源于对艺术界的怨恨,造假并蒙蔽专家而得到认可也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够做到。”


然而,与其他造假者不同,肖恩并不将其造假经历和牢狱生活当做噱头在出狱后大肆面对媒体引发关注,他在2011年刑满释放后拒绝任何采访,采取了回避媒体的态度。


对于那些被艺术界疏远的人们来讲,肖恩是一个平民英雄。谋取利益并不是这个家庭的伪造赝品的主要动机:肖恩一家一直过着相对贫穷的生活,除了正常工资外,他们很少动用非法手段谋取的收入。当被当时的 艺术品及古董部门主管弗农·拉普雷(Vernon Rapley)问及他们为何选择把那么多钱存在银行而自己却过得那么清苦时,肖恩坦率的说到,“在我的衣柜里已经有5双全新的袜子了,那我还想多要些什么 呢?”肖恩的故事再次向艺术界证明,在一系列精心构思的陷阱布置下,他的艺术技艺已成功地超越了那些业界行家的鉴赏力。


无论是精湛技艺的仿造者最终变成历史著名的一代大师,还是通过艺术品造假而走向牢狱的平民艺术爱好者,成功和失败仿佛总是一步之遥。《伪造的艺术》一书将讲述更多关于艺术品仿造的历史故事。


谢选骏指出:仿冒他人作品的人说他热爱艺术,其实他是热爱艺术品。“伪造的艺术”,其实也只是“伪造的艺术品”。


《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报道:


藏家和博物馆最担心的是什么?莫过于他们珍藏的价值连城的作品被发现是赝品。不过,即便有着诸多的专家对这样的事情进行防范,市场上依然在不断出现顶着价值连城的帽子的仿品。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市场,艺术史当中充满了这样高规格的欺诈案,比如充满传奇色彩的汉·凡·米格林(Han van Meegeren),这位疯狂的画家发明了一套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古典主义大师的方法,并在1930-1940年代期间将自己的仿作以维米尔的名义卖给了纳粹头子Hermann Göring。虽然现在的专家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是有问题的,但是凡·米格林在当时受审时,不得不现场再画一幅维米尔“新作“,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将那件无价的原作卖给了纳粹。


最近一段时间里,艺术圈经历了自凡·米格林以来最令人震惊的造假案。这次古典大师的造假案牵涉的范围还不得而知,但是苏富比已经向一位买家出价1000万美元回购2011年通过伦敦经纪人马克·怀斯(Mark Weiss)私洽销售的一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肖像作品。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位于自马萨诸塞州Williamstown的 Orion Analytical公司对这件作品进行了调查,在画布上发现了现代材料,证明了这是一件伪作。


还有其他一系列作品涉及到了案件当中,其中包括来自列支敦士登王子收藏的一幅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作品。3月,法国警方在Caumont Centre d‘Art对其进行了扣押。一幅同样由怀斯售出的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青金石绘画、以及一件帕米贾尼诺(Parmigianino)也涉嫌造假。据说,高达25%的古典大师油画都涉及到此案。


所有的油画似乎都来自于同一个人——一位不知名的藏家经纪人纪奥拉诺·鲁菲尼(Giulano Ruffini)。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证明文件,但是都宣称来自于法国的市政工程师安德雷·伯尔利(André Borie)。鲁菲尼坚持说自己从未说过这些油画是真品,是那些急着想发财的经纪人们一直在宣称这些是来自古典油画大师的原作。


艺术界很快就发生了骨牌效应,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真蒂莱斯基(Gentileschi)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帕米贾尼诺作品突然出现在了展厅。在经过法国研究与修复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鉴定之后,巴黎的罗浮宫称这件哈尔斯作品为“国家瑰宝“,并曾经一度发起过筹款活动来购买这件作品。


这一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作为鉴定古典油画的金科玉律的专家鉴定——他们不依赖科技手段,而是凭经验断定作品是否出自大师之手——不再可信。


也许最让人但是的是,无法统计有多少伪作依然在招摇过市,专家和公众们都在以对待原作的态度来欣赏他们。沃夫冈·贝尔特拉齐(Wolfgang Beltracchi)、马克·兰蒂斯(Mark Landis)这些当代造假大师的作品都已经渗入了众多的美术馆收藏。2014年,瑞士美术专业学院(Fine Art Expert Institute)推测,市场上流通的作品有一半是伪作——大家很快对这个数字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依然让人不安。


在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同时,artnet新闻收集了近年来最为著名的一系列造假案件以供参考:


来自长岛的不知名艺术经纪人格拉菲拉·罗萨尔斯(Glafira Rosales)、她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弟弟聘请了皇后区的中国艺术家钱培琛来制作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罗伯特·马瑟维尔(Robert Motherwell)等人的作品。造假案件被曝光之后,诺德勒(Knoedler)画廊在2011年闭门歇业,但是依然坚持说自己相信罗萨尔斯的说法,这些作品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由艺术家们直接卖给匿名藏家“X先生“的。


不管画廊是否参与了骗局(今年早些时候,诺德勒庭审引发的争议之一就是,在画廊主席安·弗里曼出庭作证之前案件就达成了和解),他们还是以8000万美元的天价卖出了一堆废物,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官司。


即便持有原作也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Uzbek State Art Museum)就发现,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馆藏的作品被自己的雇员有系统的倒卖,其中至少有3人被定罪。


有25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文艺复兴大师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俄国现代艺术大师维克多·乌菲姆瑟夫(Victor Ufimtsev )以及亚历山大·尼克拉维奇(Alexander Nikolaevich)都是被工作人员掉包。这些雇员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这些作品卖给了黑市。


2011年,爆出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造假圈至今依然让大家心惊胆战。荷兰的贾科梅蒂造假者罗伯特·德里森(Robert Driessen)通过造假赚得了800万欧元,他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制作了成千上万的青铜伪作。2015年,他的案件再次登上了头条:当时的一个德国经纪人想把其中的一件伪作卖给一位卧底的探员。


造假案也没有放过土耳其安卡拉的国家艺术与雕塑博物馆(State Art and Sculpture Museum)。在2005-2009年间,博物馆的官员与罪犯联手,共盗取了馆藏的302件藏品。这次案件在2012年被曝光,当时博物馆发现有46件作品被赝品掉包。其他的30件藏品也引发了怀疑。因为一位匿名线人的线报,这个案件在2014年水落石出。


密歇根的经纪人埃里克·伊安·霍纳克·斯普奥茨(Eric Ian Hornak Spoutz)使用各种手段制作了假文件,售卖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等诸多艺术家的多件仿品。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eBay上完成的,所以斯普奥茨的罪名是网络欺诈。


他甚至还混入了史密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这家机构有6件馆藏作品来自于斯普奥茨。


西班牙警方在2015年一月破获了一个涉及到胡安·米罗(Joan Miró)、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作品的造假团伙。这个行动名为Operación Mirones (偷窥行动),耗时半年。官方在2014年7月首次注意到有赝品流入国内,但是没有大肆宣扬,而是选择密切监视,放长线钓大鱼。


调查发现,一个位于萨拉戈萨的艺术经纪人通过造假将这些伪作以数十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在突击逮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9件伪作。


这个案件有点非同寻常,韩国艺术家李禹焕(Lee Ufan)在韩国艺术经纪人Hyeon 宣称13件作品涉嫌是伪作的时候,认定其出自自己的手笔。首尔警方在2月开始了调查,并说Hyeon 在6月被起诉以来,共有多达50件作品涉嫌是伪作。


不管如何,李禹焕对证据不以为然,称“艺术家可以一眼就认出自己的作品。“


6月,巴黎著名的Kraemer Gallery的古董经纪人劳伦特·克莱默(Laurent Kraemer)、以及椅子专家比尔·帕洛特(Bill Pallot)被逮捕,罪名是涉嫌以170万欧元向凡尔赛宫出售四张假冒古董靠背椅。这些被称为“国家珍宝“的椅子据说是路易斯·德拉诺伊思(Louis Delanois)1769年为凡尔赛宫的起居室制作的13张椅子的一部分,它们属于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位情妇杜巴丽夫人(the countess du Barry)。


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椅子超过了12张(第13张是为国王制作的特别大的版本,据说已经丢失)。克莱默画廊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撤出了9月在巴黎举办的古董双年展(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在美国流行歌手Lady Gaga的 2011年热门歌曲“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MV发行之后对其起诉,告她侵权,但是最终输掉了官司。奥兰指出,MV与她在自己的脸上增加假颊骨的作品《Bumpload》(1989)、以及将斩首的头颅放在桌子上的作品《Woman With Head》(1996)有很多类似之处。在输掉了案值3170万美元的官司之后,奥兰被法庭宣判向这位歌手以及她的唱片公司支付2万欧元的赔款。


谢选骏指出:人说“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我看这些赝品的出现,是因为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


《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科学人 2016-02-26文/Maria Trimarchi)报道:


古董的鉴定也在于观察其细节。不管是在资产拍卖会上和古董店里瞎逛的菜鸟,还是配备了碳-14测试装备满腹经纶的专家,要辨别出假古董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本文总结了10件著名的伪造品和那些被假货坑了的冤大头不得不说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亨利福特博物馆是怎么发现,“布鲁斯特椅”和“大布鲁斯特椅”之间不是仅有一字之差的。


第10名:布鲁斯特椅


“布鲁斯特椅”特指17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制造的一种风格极为罕见的椅子,它得名于威廉•布鲁斯特,此人在历史上地位不凡,曾在美国第一份宪法《五月花号公约》上签名(见上图)。图片来源:Three Lions/Getty Images


1970年,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亨利福特博物馆购入了一把椅子。据说,这把椅子曾为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所用,此人是1620年开拓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位先驱。


事实上,这把椅子并不是产自17世纪的古董。它诞生于1969年,是一位名叫阿尔芒•拉蒙塔涅(Armand LaMontagne)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造并做旧的。这把椅子被拉蒙塔涅戏称为“大布鲁斯特椅”,由新砍下来的橡木做成(这种木材干了之后会变弯),上面所用的木钉也跟17世纪的极为相似。不过,这把椅子的真正由来在一场口角之后遭到了怀疑——一位古董商人因质疑拉蒙塔涅的背景而怀疑起了椅子的真实性。


最后,拉蒙塔涅把假椅子送掉了,并在此后多年对这件事闭口不提。1975年,他听说亨利福特博物馆以为他做的这把椅子来自于新英格兰时代,为此花了9000美元将其买入。到了1977年时,这件事已然众人皆知——经X射线测试,亨利福特博物馆的布鲁斯特椅是个用现代工具做出的冒牌货。


亨利福特博物馆到现在都还展示着这把椅子——当然,是出于教育意义,而不是历史意义。


第9名:贝尔宁格教授的骗子石头


贝尔宁格信以为真的假化石。出自他于1767年发表的《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


德国维尔兹堡大学贝尔宁格博士是一位医学教授,却对化石有着特殊的热爱。1725年,贝尔宁格博士碰到了或许是本世纪最牛的化石——3个年轻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并提出可以卖给贝尔宁格——每块石头上都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诸如动物、鸟类、昆虫、天文物体以及希伯来文字。贝尔宁格买下了这些石头。之后几个月,他又从这些小伙子们手上购入了许多被陆续挖掘出来的石头。1726年,贝尔宁格发表了一篇名为“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的文章,其中详尽地记录了他收集的204块石头,并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它们来源的理论。


其实,这些化石的来源可没那么复杂,它们只是些伪化石而已,被人工雕琢后,作为恶作剧卖给了贝尔宁格。


第8名:希特勒的日记


最后一份假希特勒日记在2004年的一场拍卖会上被一位不知名人士以6500欧元的价格买下。


1983年4月,德国的新闻周报《Stern》的驻伦敦记者格尔德•海德曼(Gerd Heidermann)入手了一批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据说,这些日记来自1932年-1945年间,在东德一场坠机事故的现场被发现,随后它们便被隐藏起来了。


《Stern》花了大约600万美元将这批日记买入,并打算跟伦敦的《星期天泰晤士报》联合发表。《泰晤士报》与《新闻周报》为了鉴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请来了一批专家。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认为它们是真的——至少笔迹是真实的。然而,当《Stern》把日记公开之后,其中的蹊跷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其实,这些笔记是在近几年伪造出来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历史性的错误,文本上的“历史痕迹”也不过是茶渍而已。而且,鉴定了该文件真实性的那位“历史学家”根本不认得德语。尽管这些日记的确来自德国,它们跟希特勒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些日记是海德曼从一位名为康拉德•卡尧(Konrad Kajau)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伪造家)手里买来的。


第7名:阿马纳公主


由于许多博物馆迷们都热衷于有关图坦卡蒙国王的文物,一座他家人的雕塑——如果是真的——能给任何博物馆带来巨大的客流。


2003年,经大英博物馆和佳士得拍卖行鉴定,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之孙——阿马纳公主的雕像为真品,是3300多年前完成的。同年,伯顿博物馆买下了这座雕塑。展出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它是赝品。公主的雕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古董——她的出生地不是古埃及,而是英国大曼切斯特郡伯顿市。肖恩•格林哈尔(Shawn Greenalgh)在他父母的棚子里完成了这座雕塑,他与父母一起制作并贩卖假古董已经17年,并通过这个赚了不下100万美元。


格林哈尔因诈骗和洗钱获刑4年,他的父母也因串谋诈骗被判了缓刑。


阿马纳公主雕像现在归伦敦警察厅所有,曾在伯顿博物馆一次赝品展览上展出。


第6名: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伪造的古董名扬天下,荷兰的凡•布宁根博物馆在2010年曾专门展出这位赝品大师的作品。


荷兰画家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以伪造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而闻名。在他伪造的众多作品中,声名最为远扬——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是《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本身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即使在这些伪造的画作以“早期大师精选”的名义卖出去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它们其实出自自己之手。他的作品《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大约诞生于1936年,在1937年就通过了历史学家亚伯拉罕•布雷德休斯(Abraham Bredius)的鉴定测试——在为期两天的鉴定工作后,布雷德休斯确认这是一幅完好的维米尔真品。这件事曾在《柏林顿杂志》上登出。


跟当时许多凡•维米尔的仿制品一样,这幅《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卖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价格。以现在的金钱换算一下,他当时通过伪造维米尔赚了大约3000万美元。这些假维米尔直到1945年才被发现。当时,纳粹党领袖赫尔曼•戈林买下了《通奸的女人》,当局顺藤摸瓜,抓到了凡•米格伦。不过,他被抓的理由非常有创意——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因为通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证词中坦然承认了自己制造《以马忤斯的耶稣和门徒》以及其他假画的事实。


第5名:都灵裹尸布


图为于2013年3月30日在都灵大教堂被展出的都灵裹尸布。尽管裹尸布的真假到目前尚无定论,对于许多天主教徒来说,这件古董依然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引起了长达数世纪争议的布。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有着神圣的意义——据说,它在耶稣下葬的时候包裹过他的尸体,上面还留有他的面容。不过,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1988年,通过碳-14年代测定,这块布上的纤维来自于中世纪。这个结论向科学界证明了这块所谓的裹尸布是伪造的,它并不来自耶稣受难的时期。


然而,2005年,发表于《国际热化学学报》的新研究发现,裹尸布其实来自于1300年到3000年前。这个结果比之前1988年测定出的1260年-1390年早出许多。据说,这个错误被归因于1988年的碳测试只鉴定了布上的一小块布料,而不是整块裹尸布。


尽管裹尸布的真假之谜到现在都莫衷一是,哪怕在1988年的伪造风波之后,都灵大教堂仍然时不时会将其展出。2013年,都灵裹尸布曾在电视上露面,而它上一次被公共展出则是1973年的事情了。


第4名:圣母圣子与天使


2010年,伦敦国家美术馆发现他们收藏的一幅15世纪的油画是假的。


《圣母圣子与天使》曾被当作画家弗朗西斯科的早期作品,于1924年被伦敦国家美术馆购入。1954年,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出现在了伦敦的一个拍卖会上,以至于两幅画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质疑。1988年,在拍卖会上的那幅画被验为真品后,伦敦国家美术馆开始仔细研究起自己收藏的这一幅。


后来,他们发现这幅画并非古董,它更有可能是来自19世纪的作品,而不是之前估出的1490年。归功于现代科学测试技术,相关专家发现了好几处纰漏,其中包括在文艺复兴时代尚未出现的一些颜料,以及颜料层下方用15世纪还没有的石墨铅笔勾勒出的轮廓。画上涂过树脂,而树脂的裂纹也是人为造成的,而这些都让这幅画看上去年代久远。


第3名:野生的印第安人


多梅内克误将一个孩子的鬼画符当做了美国土著的符号。


以马内利•多梅内克(Emmanuel Domenech)是一位在1846年去到了美洲的法国传道士。1848年,他成为了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神父,其后在美国西南部以及墨西哥传教,直到于1850年回到法国。他出版了一些关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以及讲述他在美国传奇经历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美国图像记录暨红皮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研究》的书中,他解释了一批符号和简笔画的意义,这些符号是巴黎阿斯纳图书馆的一个馆员给他看的。


多梅内克认为,这份被他称为《野生印第安人》的资料在美国土著文化中意义非凡。然而,这些符号被公开之后,很快便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德国小孩随意画下的图案而已。


第2名:君士坦丁献土


尽管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伪造的,这份“赠予”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礼物却意义深远。它常常成为艺术品的主题,比如这副绘于意大利罗马四旬道堂里圣西佛斯小堂中的壁画。


君士坦丁献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据说是一份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书写的法令,要把西罗马一带的部分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北意大利——赠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作为答谢教宗治好他麻风病以及把他转入基督教的礼物。


事实的真相跟所谓的馈赠相去甚远。这些于756年归教宗所有的土地很可能是通过教宗史蒂芬二世跟矮子丕平的交涉所得,无非是教会跟法兰克帝国之间的政治游戏而已。


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被指为是伪造的。洛伦佐•瓦拉指出了文件中的几个客观错误,比如其中提到了几座当时并未建成的庙宇,以及君士坦丁其实从未患过麻风病的事实。天主教会承认了法令是伪造的,并于1929年将相关土地归还给了意大利。


第1名:盖提库洛斯


图为2011年4月18日正在参观加州马里布盖提别墅博物馆的游客,他们正在欣赏一座很可能是伪造的雕塑。


“库洛斯”特指年轻人的裸体雕像。这个直立的少年有两米高,双臂侧放,左脚向前,目光直直望向前方。位于美国加州马里布市的盖提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于1980年看上了这座希腊库洛斯,据说花了近1200万美元将其购入,而这座雕像有可能是个赝品。


博物馆是在1985年买进此雕像的,卖主是一个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品商人。在买入它之前,盖提博物馆花了两年时间做鉴定。它理应是希腊古风时期的作品,但问题在于,盖提库洛斯身上的一些特征让鉴定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学者、艺术商人和科学家都曾试图解释过这个谜。


科学上来说,这座雕像看起来确实像是出自元前6世纪末期的雕塑家之手。譬如,雕像所用的石头是来自萨索斯岛上古老的大理石,并且,雕琢的痕迹也跟古风时期所用的工具相符。然而,人们无法辨别石头表面的脱白云化(石头表面的老化方式)是否人为造成。其次,在当时选择用这种大理石作为材料也显得有些可疑。从风格上说,盖提库洛斯就显得有点奇怪了,它像是一个把不同时期的风格东拼西凑所做出的产物,而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另一座已经被鉴定为赝品的库洛斯身上。


在这座雕像的真假之迷被解开之前,盖提库洛斯的简介卡上特别说明道:这座雕像有可能来自公元530年,也有可能是1980年左右造出的赝品。


(编译自:How Stuff Work,10 Famous Fake Antiques and the Suckers Who Bought Them)


谢选骏指出:人说“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这些冤大头,不是热爱艺术,而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如果真正热爱艺术,假货也就是真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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