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基时代第三十五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35
主权与国家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秦始皇统一中囯來自亚历山大东征的余波
Qin Shihuang's unification of China came from the aftermath of Alexander's Eastern Campaign
2024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3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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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思想主权創造了国家主權，所以思想革命必將引起國家革命——秦始皇抄襲了波斯的大流士一世，商鞅也可能抄襲了波斯來完成他的變法。——因爲文明的傳播時無遠弗屆，兩三百年足以改天換地了！
歷史的可能性——秦始皇可能是靠著西方技術，而並吞了關東諸國，就像毛澤東靠著共產國際，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秦始皇的空前暴政，代表了外來文明對華夏傳統的征服與摧殘。
秦始皇破壞了中國的仁政傳統，廢除了“存嗣主義”，專門絕人後代，就像禽獸忽必烈一樣。這些空前絕後的壞蛋，就像毛澤東一樣。他們都是“西方文明”教唆的結果。他們都不是華夏。
如此看來，我們還是有望“回歸祖輩的文化”、再創先秦文明的輝煌。
Executive summary
Ideological sovereignty creates national sovereignty, so ide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national revolution - Qin Shihuang copied Darius I of Persia, and Shang Yang may also have copied Persia to complete his reforms. ——Because the spread of civilization lasts forever,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is enough to change the world!
Historical possibility - Qin Shihuang may have relied on Western technology to annex the Kwantung countries, just like Mao Zedong relied 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occupy most of China.
Qin Shihuang's unprecedented tyranny represents the conquest and de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s by foreign civilizations.
Qin Shihuang destroyed China's tradition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abolished the "survivalism", and specialized in exterminating future generations, just like the beast Kublai Khan. These unprecedented bad guys are just like Mao Zedong. They are all the result of the instig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one of them are Chines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are still expected to "return to the culture of our ancestors" and recreate the glory of pre-Qi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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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導論、秦始皇统一中囯來自亚历山大东征的余波
01、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02、抛棄国家主权、拥抱网络主权
03、丁克是女权主义的胜利
04、股市泡沫是主权国家的最后稻草
05、国家主权企图取代思想主权
06、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总体战的需要
07、极权主义起源于自由主义的平庸
08、极权主义起源于自由主义——蔡英文《导读》批判
09、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错误认识遭致天谴
10、逻辑哲学不能说的话就让给“思想主权”
11、民主党共和党在州权的立场上完全反转了
12、民主就是股权
13、枪杆子里面丢主权
14、社会契约不是虚构重构，而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15、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16、思想的主权超越人类
17、思想主权论——人类所陈述的都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客观真理”
18、思想主权没有首都
19、塔利班的思想主权
20、台湾可能转型为国会主权吗
21、虚拟现实是思想主权的典型体现
22、言论自由是思想主权的初级阶段
23、以地球的名义消灭恶霸的主权国家
24、意识形态让位给主权冲突
25、只有拥有大炮的人，才有权利成为和平主义者
26、终老他乡的主权国家
27、种族主义基于人民主权论
28、主权国家是吸血的魔鬼
29、主权国家危害环境保护
30、主权网络代替网路主权
31、G7国家学坏容易学好难
32、国家安全人员如何成了“国家的敌人”
33、编剧再大也不是国家领导人
34、饭圈经济与猪权国家
35、国家分裂是民主的基础
36、国家就是法西斯
37、国家就是抢劫犯
38、国家就是一个游戏机
39、国家就是最大的骗子
40、国家使得人类退化
41、国家是个坏东西
42、国家是买卖妇女儿童的罪魁祸首
43、国家元首就是亡命之徒
44、国家政权可以无理取闹
45、国师厉以宁、《河殇》顾问属于人生大赢家之一
46、谎言是国家的基础
47、极权国家的致命弱点
48、妓女从良、叛乱者治国
49、联合国是一个奴隶主国家的联盟
50、罗马帝国和罗马共和国、第四美国和第三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51、马来西亚也是一个纳粹国家
52、马戏团效应是国家和各类组织的生物基础
53、曼德拉一类的政治骗子没有能力组织国家
54、没有国家哪有软件国产化
55、民主国家造成的大饥荒
56、民主可以当饭吃——国家的需要，不是人民的需要
57、南通人一家寒门出13个博士，无一人为国效力
58、难民国家没有难民法
59、纽约时报是流氓国家的帮凶
60、胖子领导国家有助于国民减肥
61、人的发展只能位于国家发展之后
62、上海的封城只是血汗国家的一个样板
63、私人武装为何强于政府武装
64、太监国家流行太监文化
65、太监国家女人勇敢
66、泰国是一个死亡国家
67、贪官拯救野蛮的国家
68、亡国是从亡魂开始的
69、为何民主国家更喜欢人类动物园
70、习近平可能实行杨坚式的国家转型吗
71、现代国家需要统一语言
72、要用人肉资本论来衡量国家的综合国力
73、印度是一个没有秩序的国家
74、越南是一个“吸精盘”
75、在废垃社会重建民族国家的难度
76、这是哪个国家的鬼子进村了
77、只有牺牲国家，才能进行独裁
78、成吉思汗、阿提拉、斯大林都因强奸妇女而死
79、白皮鞑靼完全依靠西方殖民主义的打气充血
80、谢选骏：思想主权引导——攻占莫斯科！
餘論、秦始皇统一是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
附錄1、不同权力来源采取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伪装
附錄2、共和制就是豪强制
附錄3、两个犹太人家属之间的肉搏（美国2024年大选）
附錄4、平民社会不敌军事贵族
附錄5、现代南北朝的淝水之战
附錄6、现代南北朝的经济体现
附錄7、中国皇权政治具有外來征服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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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秦始皇统一中囯來自亚历山大东征的余波】
（一）
《秦帝国是否受到波斯的影响？》（陈民镇《中华读书报》2018年08月01日10版）報道：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个身长五丈、相当于四层楼高的巨人突然出现在秦长城的最西端——临洮。他们都身着夷狄的服装，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个巨人，认为是天佑大秦的征兆，于是下令收缴全国的兵器，熔毁之后依照巨人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铜人。
虽然巨人现身临洮的传说过于夸张，但秦始皇铸金人之事还见诸其他文献，譬如我们所熟悉的贾谊《过秦论》写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我们并不清楚十二铜人的形象和尺寸，据文献记载，直到东汉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它们才相继被董卓和苻坚销毁。此事广为人知，似非虚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相信，这个故事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群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外邦人来到东方，将他们所知道的“西方经验”传授给了秦始皇，并被付诸实践。
段先生的这些看法酝酿已久，最终于2015年发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论文（载《西北大学学报》），就秦帝国与波斯的关系做全面阐论。段先生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故事的学者。在此之前，林梅村先生在其《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强调所谓“金人”是秦人模仿希腊战神阿瑞斯所铸造的十二尊青铜像。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维亚纳大学的倪克鲁（LukasNickel）先生先后发表了“Tonkriegeraufder Seidenstra βe DiePlas?tikendes Ersten Kaisers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载Zürich Studiesin the Historyof Art/Georges Bloch Annual,vol.13-14,2006）、《亚洲视野中的秦兵马俑》（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in China”（载Bulletin of SOAS, Vol.76,No.3,2013）等文，他也注意到了《汉书·五行志》的这段记载。他与段先生一样，认为秦兵马俑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本土并无基础，而是受到西方“神秘力量”的影响。
最近，段先生的观点在网络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受到广泛的关注。据我所知，还有其他几位重要的西方考古学家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相信，秦帝国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本文指广义的“波斯”）烙印。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在内的秦帝国遗产，果真是外来文化输入的结果么？
从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读伊朗历史的时候，不由惊叹著名的“大流士改革”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举措几乎如出一辙。试看埃尔顿·丹尼尔（EltonL.Daniel）所著《伊朗史》的归纳：
大流士将全国分为20个行省……他也意识到法律、后勤和经济之于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为傲的是，他主持编纂了一部针对整个帝国的新法典，同时他将埃及等行省的现行法典加以规范。法官若贪腐受贿，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交通对于国家安全和商业贸易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大流士将道路系统加以延伸和修护，包括从萨迪斯到苏萨绵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设置驿站以供休整和给养。道路系统得到很好的护卫，邮差可通过它高效传递信息。大流士的帝国囊括了地中海东岸和波斯湾，横跨海陆。为了巩固这个庞大的国家，大流士主持开凿了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启用。大流士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更为重要的是，他确立了新的货币系统，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币和银币……他被视作古波斯语书写系统的创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铭文称其为“伟大的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后裔”。大流士在全国大兴土木，这些宏伟的建筑反映了其文化愿景与旨趣。（笔者据The History of Iran翻译）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流士改革”归纳为如下几点：设立行省；编纂法典；修建驰道和驿站；开通运河；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冠以至高尊号；大兴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过的。大家相对不大熟悉的是秦法典的编纂，随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秦简牍的发现与刊布，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秦律令之完备，它直接为汉律令奠定了基础，是“汉承秦制”的重要表现。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个世纪，若一定说谁模仿了谁，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发明权”的。无怪乎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认为秦始皇继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遗产。朱大可先生在其《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指出，秦帝国的制度与手段，除了御道来自东周的传舍制度，其余无一不出于波斯帝国的发明；秦始皇只是一个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绝说出秦制的秘密来源。朱先生还走得更远，他认为《老子》的阴阳两仪、“三”等原型数字、《九歌》诸神等等，统统来自波斯，甚至认为楚人皈依了波斯的拜火教，已然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种变调。段清波先生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中比较了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认为秦始皇的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念，或许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度影响，这一结果当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东征有关。
实际上，早在1997年，饶宗颐先生便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载《燕京学报》新3期）一文中指出：
（殷商）繁琐的礼节和祭祀上的惊人浪费，造成进步的障碍，最后成为神的俘虏，其后果和巴比伦王朝完全一样。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国，承其父Cyrus之洪业，Cyrus于前五三九年克巴比伦，以有道代替无道，抚有四方，用理万民（其圆筒刻石谓“Heconstantlysought oftenorderandequityfortheblackheadedpeople…”），有Father之美誉。所谓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饶先生所说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Cyrus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鲁士圆柱记载了他征服巴比伦的伟绩（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块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于居鲁士圆柱的部分内容）。饶先生业已意识到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一些相似之处，如行省/郡县的建立和“黔首”的称名，但只是以“颇疑”概言之，并未遽断。饶先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发明，但他绝非单纯的传播论者，往往充分考虑时代、地理、接触等因素而加以讨论，详见拙文《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以上学者所揭示的相似性确实值得重视。但断言秦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遗产，仍缺乏直接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除了巨人现于临洮这一可供发挥想象力的传说，再无其他相关线索。如果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国方略，在文献中很难说会全无踪迹。出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民间的、下层的文化交流难以得到反映，但上层的活动、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会有忠实的记录。也正由于此，尽管中原王朝与西亚的官方接触记录始于汉武帝时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间接交流——这些线索主要通过考古发现呈现。商鞅变法之于秦帝国的转型和崛起有重要意义，史籍对此施以浓墨重彩。对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对秦国政治的影响并非讳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对秦帝国的顶层设计有全面影响，不至于在史书（尤其是司马迁时代尚相对完整的《秦记》）中湮灭无闻。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盖秦、汉同为天地一大变局。”毛泽东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确乎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型。但这一转型的过程并不全然突兀，而是两周之际礼乐崩坏、王纲解纽以来持续演变的结果。秦始皇的许多举措，如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时期便已经奠定了基础，是秦国政治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且，许多变革在西周时期便已肇端，并非无本之木。
秦始皇与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相同形势。他们都是庞大帝国的缔造者与统一者，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广袤的疆域，还有复杂的族群与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国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统治这样的大帝国，中央集权便成了当务之急。因而地缘管理的加强、度量衡及文字的统一、道路系统与运河的修建、法典的编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时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妨说，秦始皇与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着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会形态五阶段线性发展，但有时的确惊人得同步。如在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跃于历史舞台。再如饶宗颐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学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迈锡尼等文明的发展节律相当同步（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Thomas Monroe，1897－1974）在《东方美学》中所说：“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不同部分。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是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说来，如此现象的产生只能来自两条途径：1.彼此独立的发明；2.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或影响。毫无疑问，这两条途径都曾经出现过。”若无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暂以平行比较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就我的个人阅读体会以及在伊朗的所见所闻而言，伊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这种相似的发展节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偶然，亦非简单的传播与移植。
此外，我们既要考察秦帝国与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异。虽然都将全国分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国的行省更具独立性，更类似于美国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当地贵族也得到安抚和笼络。波斯帝国的行省设总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有的世袭，另设将军和收税官互相监督、制衡。秦帝国的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立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县下立乡，乡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袭，政令一统，权力悉归皇帝。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发展，很难说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再如波斯帝国境内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希腊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统一，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便以三种文字书写，这与秦始皇东巡刻石以标准的小篆铭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国并未确立波斯拜火教那样的国教，但也致力于神权的整合与统一。波斯帝国与秦帝国都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只不过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与秦帝国对全国的控制过于严酷不无关系。
饶宗颐先生注意到居鲁士圆柱上的“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的相近。在居鲁士圆柱中，“黑头人”的原文可转写作salmatSAG.DU，意为dark-headed（黑头），原是苏美尔人对人民的指称，居鲁士大帝沿用了苏美尔人的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义上确与其相近。《说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个表示百姓的词“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词，因而统一前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未见“黔首”，而是作“民”，统一后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应的语句均作“黔首”（但相对于秦帝国所规定的其他用词，“黔首”对“民”的取代并不彻底）。然而“黔首”之称，又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在秦统一之前便已存在。据王子今先生《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晋地区。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对用词进行一系列规范时，选择了“黔首”而非“民”。“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相近，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互有影响。
段清波先生强调，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但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点恰恰是最难证实的。
兵马俑的秘密
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中国而言，确乎是奇迹，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写实、规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艺术。对于西方人而言，兵马俑与同时期欧洲、西亚的雕塑相比显得相对稚拙，他们之所以看重兵马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量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中国人的人海战术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发表的《秦俑艺术笔谈》一文中，张仃先生强调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王鹰先生则将兵马俑与古希腊的雕塑进行比较——他们讨论的前提都是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人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同样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发表了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他意识到了兵马俑出现的不寻常：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陶俑刚开始闻名于世时，却没有人在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个自发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陶俑群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这篇文章并未详加论证，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无疑充斥着想当然的玄想。邱紫华先生针锋相对，发表了《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对汉夫勒的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认为“汉夫勒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的分析，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正表现出他思想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
倪克鲁与段清波两位先生则真正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们便已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私下讨论，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后，他们都各自撰文予以讨论。
倪克鲁先生认为，兵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应的线索，对于秦代人而言，它们是异域与他者的化身。他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承认兵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故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
段清波先生除了讨论秦帝国与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联系，还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认为它们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因此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
段先生指出，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就秦国而言，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曾出土迟至战国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兵马俑则突然拔高为一米八多的大个，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段先生还认为，咸阳塔尔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与塞人（Saka，国内学者大多将其等同于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边陲，与羌戎杂处。往来于欧亚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罗人等印欧人通常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一些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因素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周原等遗址便已经见到印欧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与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触。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将文字铭刻于石头（以石鼓文、秦始皇东巡刻石等为代表）、一些墓葬所见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现铁器、较早出现金银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与中原王朝的固有传统不同。如果说兵马俑受到广义波斯文化的间接影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境内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县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时代在战国时期。景骞、林梅村等先生认为，这尊青铜像表现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无论其是何身份，它作为“远东第一立体雕像”的特殊意义值得重视。此类雕像，还见于同是新疆西北的巩留等地。
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的浪潮一路向东，甚至已经抵达现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认为，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腊化塞琉古帝国而起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国古书中被称为“安息”。与古代中国最接近的大国便是广义的波斯，汉夫勒与倪克鲁所称的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属于广义的“波斯”。
但如果说有外国技术专家直接参与了兵马俑的设计和制造，则仍缺乏确凿的证据。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论文中怀疑这些劳工中有非蒙古人种，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H.Mair）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体的讲述中，段先生直接强调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与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及他与张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 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载PLOS ONE, Vol.3,No.10,2008）一文中，分析了这些劳工的线粒体DNA，发现他们来自于汉族，也来自于少数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于北方人。这一研究成果虽不能覆盖全部劳工，但已经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不过线粒体DNA只能指示这些劳工的母系来源，更全面的认识有待Y染色体DNA的考察。（近来有媒体报道专家复原出秦始皇妃嫔面容，认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证据。）
在出土的兵马俑中，在一些隐蔽处往往刻有制造者的名号。从这些名号看，有的是“宫”字开头的，说明属于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则冠以地名，如咸阳、栎阳、安邑等，说明来自于地方制陶作坊。中国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中，若非兵马俑的出土，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批杰出工匠的存在。而将名号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兴起于秦国）的体现，谁制造谁负责，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据这些陶工的名号和来源，我们并不能发现洋专家的蛛丝马迹。
早期中国的确缺乏雕塑的传统。过去我们所能举出的雕塑，主要是红山文化女神像、石家河文化玉人、殷墟玉人、三星堆青铜人像、曾侯乙墓编钟之钟虡铜人等有限的例子。这些雕像，除了三星堆的人像，大多相当迷你，而且不着意于写实，画风相对抽象，比例也很不协调。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发现了一尊距今约5300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极为写实，故发现之初令世人惊叹——其年代之早大有穿越之感。之所以红山文化有相对发达的人物造像艺术，也与其位处欧亚草原的东端有关。
从某种程度上说，兵马俑恰恰说明了中国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这本身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即便兵马俑吸收了国外技术，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影响其本土性。正如中国的冶炼技术最初由域外输入，但我们的祖先主要用它来制造礼器，只不过是将原先的陶鼎、陶斝换成了铜鼎、铜斝。我们的祖先从来都不排斥外来的技术，同时，三代礼乐文明到儒家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又极具保守性，新技术往往用来制造盛放旧酒的新瓶。从过去到现在，师夷长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没必要说承认这一点就有损民族尊严。至于过度夸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进而舍本逐末，认为中国文化一概都是外来输入，更无必要。
中外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以及技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其用途决定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倪克鲁先生认为“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时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于秦始皇时代的人而言，那些抟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同时他也承认，秦始皇之前的人物造型表明“先秦中国的工匠完全有能力制造人物和动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见，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缺乏塑造人像的兴趣”。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缺乏兴趣，在于早期礼乐文明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基本都是礼乐器的装饰和配角。像西方那样对人肉体的细致描摹，在主张礼仪、含蓄的中国古代是难以想象的。以木俑、陶俑代替生人殉葬，同样是为礼制服务的——早期中国缺乏“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兵马俑虽有写实倾向，但与西方雕塑相比，仍有浓郁的写意风格。再如其拼合组装（西方是减底法）、以陶为材质（西方以石质为主）的制造方法，也极具中国特色。作为陶俑的兵马俑，与西方雕塑相比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段清波先生认为从战国时期的小俑到相对魁梧的秦兵马俑，跳跃性太大，“其间巨大的序列缺环在逻辑上令人无法接受，而这种差异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雕塑是门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运动力学、几何数学等方面知识的综合艺术，古代希腊等文明对此有持续的探索，早期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而秦始皇陵陪葬坑所出土的百戏俑在人体肌肉的塑造上已有极高水平，确乎前所未有。而且，这一高峰转瞬即逝，直到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类似的雕塑艺术才再次在华夏大地出现。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意志、喜好以及古代工匠的集体技术攻关能力。秦始皇似乎有其独特的品味，致力于打造浩浩荡荡的亡者大军，而这一点在其他帝王那里看来并无必要。早期中国的官营手工作坊高度垄断资源，正如金属冶炼术传入中原后迅速被改良，进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青铜铸造技术，实现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更何况，以陶塑造人像在早期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早至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陶人，晚至战国的陶俑，均有脉络可寻。朱君孝、宋远茹两位先生在《试论秦始皇兵马俑的工艺技术渊源》（载《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青铜铸造工艺、雕塑技艺、彩绘装饰技艺等方面的持续进步分析了兵马俑制造技术的本土基础，付建先生在《古希腊人体雕刻与秦代人体雕塑对比研究》（载《文博》2018年第2期）中强调兵马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品从发展上没有先后联系，可以参看。
余论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是为凿空之举，被视作丝绸之路开辟的开端。此番出使，张骞搜集了诸多一线情报，譬如当时西方有大国叫安息（波斯帕提亚帝国），同样人文极盛。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西行，这次他还派遣副使前往安息。元封六年（前105），又一拨汉朝使者抵达安息，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确立。当时的安息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of Parthia，前124－前87在位）遣使迎候汉使，并向汉武帝致送鸵鸟蛋与魔术表演团。此后，一直到萨珊王朝，波斯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所在。
这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往来的最早官方记录。在此之前，被西域阻隔的两大文明并无直接往来。但间接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不绝如缕。
先秦时期，小麦、黄牛、绵羊、家马、马车、冶铜术、冶铁术、金银器、玻璃器等物产和技术逐渐自域外输入，彩陶、丝绸、农业技术等则自东向西传播，东西方的间接互动早已在西域绿洲与欧亚草原上演。在此过程中，塞人、吐火罗等游牧民族扮演着重要角色。
春秋战国以降，中西互动愈趋频繁，多有异宝西来。在春秋末期到西汉早期——丝绸之路创辟之前的贵族墓葬中，常发现有裂瓣纹的银豆或银盘、蜻蜓眼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有翼神兽雕像等，均是具有浓郁波斯色彩的奢侈品。它们为当时的贵族所珍视，并随他们进入幽冥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裂瓣纹银豆，见于山东、安徽、江苏、广东、云南等地，除了异域风格的波斯裂瓣纹，还有强烈的本土气息，是中西合璧的典范。这些都是中西互动的最直接材料。可见在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交通已端倪初现。
但大流士似乎并不知道中国的存在，睥睨天下的秦始皇也似乎不了解在他西边还有更庞大的帝国。古代中国与波斯等文明的互动，尚是很初步，也是很间接的，往往通过塞人、吐火罗、羌戎等接力传递。说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响、兵马俑是外国艺术风潮的产物，尚难以得到证实。我们承认域外因素对中国文明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抹煞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不然又容易落入“西来说”的窠臼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願承認“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响”，其實也可以從更深的角度看一下，那就是，“商鞅變法的成功，是波斯影響的勝利”！商鞅（前390年—前338年）之前兩百多年， 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开始改革，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建立行省制度，修筑驿道、开凿运河，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而中國的刑鼎，難道不可能受到漢穆拉比石碑的千年影響？
（二）
《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到底源自何处，有没有抄袭波斯大流士？》（2022-10-29 诸史）報道：
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开始改革，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建立行省制度，修筑驿道、开凿运河，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
公元前221年，在李斯建议下，秦始皇也推出大一统政策，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长城与道路等。
秦始皇与大流士的治国理念，的确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大流士在前、秦始皇在后，于是有人怀疑秦始皇抄袭了大流士的治国政策。实际上，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至少没有证据表明抄袭于大流士。
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直接源头在于商鞅
公元前359年，秦朝正式开始商鞅变法，实行的是耕战政策，将秦国粗分为两种人，即农民与战士，不是种田就是打仗，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二十等军功爵等变法政策，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
其中，商鞅提出“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与李斯提出的大一统政策中的部分内容一模一样。
显然，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是商鞅变法的延续，只是将之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内，不再局限于秦国一地；只是在商鞅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不同，又增添了一些内容，比如书同文、车同轨等。
商鞅出生于卫国，成长于魏国，发达于秦国，尤其早在去秦国时，商鞅变法思想早已形成，所以才能胸有成竹地与秦孝公畅谈强国之策。从商鞅的经历来看，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抄袭了大流士的改革政策。
换一个国家统一中国，还会出台大一统政策
如果说秦朝可能与波斯存在联系，以至于抄袭了大流士的改革政策，那么假设一统中国的不是秦国，而是其他国家，那么它会不会出台大一统政策呢？
从中央集权上看，周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内部又分封，结果周天子衰落不堪，战国时崛起七个强国，历史教训告诉战国七雄不能再分封，必须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事实上，战国七雄内部也鲜有“国中之国”了，当他们统一中国时，焉能不实行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
从战国文字上看，周代建立之后，并未实行“书同文”政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七雄文字不尽相同，可见上图马字，各国文字差别较大，但战国七雄中各国内部文字的统一的。如果某个国家统一华夏，为了稳固统治，非实行书同文不可。
从度量衡上看，战国时每个国家的度量衡，往往有几种，不同地区的度量衡不同，于是各国变法时，都想过解决这一问题，基本是以统一结算单位为前提，魏国是釿与镒，韩国赵国是区与又（斗），燕国是孛（觳）与厮（升）。换言之，没有统一度量衡，但统一了结算单位。因此，无论是哪个国家一统中国，最终都会去解决度量衡问题，只是解题思路不同，最终还是殊途同归。
总之，换一个国家统一华夏的话，还是会出台大一统政策，只是可能未必与秦始皇的一样。
大一统政策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战国时的中国与大流士时的波斯帝国大不相同，波斯帝国统治的民族众多，各自差异很大，但战国七雄都在华夏谱系之内，总体已经完成基本融合，大一统已成历史趋势，《道德经》中多次提到“取天下”之类，就说明了当时的呼声。
既然已有大一统的趋势，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与之配套的大一统政策。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始皇的大一统政策，也不可能学自大流士，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下面以郡县制为例：
夏商周时，生产力低下，根本做不到大一统，只能采取的是分封制，让诸侯各自管理一片土地，因此当时诸侯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税收等权力。
然而，商代周方国的叛乱，最终反灭了商代，周代诸侯做大之后，导致周天子权威丧失……分封制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同时，诸侯王需要增强对土地与人口的直接治理，以提升他们的实力，或震慑国内贵族，或为了称霸等等；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升，让诸侯王有能力直接控制更大的地盘。
于是，楚国、齐国、晋国、秦国等纷纷开始推行县制。齐国之外的几个国家，都是在新扩张的土地上设置县，但齐国通过管仲改革，行“制鄙之制”，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故立五大夫。”邑、卒、乡、县、属、中央，各级行政组织划分得非常明确。其中，楚国在公元前8世纪推行县制，秦国在公元前7世纪推行。
可以说，无论哪一个诸侯国统一华夏，他们最终都必然要实行郡县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否则帝王地位就会不保、利益就会严重受损。同理，秦始皇的其他政策，在时代的推动下，也最终会实行。
总之，秦始皇的大统一政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换成齐始皇、赵始皇，最终都会推出类似的政策。
其实，波斯与中国国情大不相同，大流士与秦始皇推出的政策内涵也自然不同。大流士的治国政策，与秦始皇的看似相似，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大流士的“大一统政策”，更像有着秦始皇性格的周天子——贵族制度、行省（分封）制度，只是大流士直接掌控的实力较强，可以号令诸侯，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在此基础上大流士推出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政策。可见，秦始皇大一统政策抄自波斯大流士，纯属无稽之谈。
谢选骏指出：上文顯然沒有想到，不僅秦始皇抄襲了波斯，商鞅也可能抄襲了波斯——因爲文明的傳播是無遠弗屆的。兩三百年光陰，足以改天換地的了！
（三）
《当东西方的两大巨头，亚历山大对上秦始皇，专家：不是同一级别的》報道：
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全国的王朝。在秦朝建立的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个同样强大的亚历山大王朝，而且当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路上统一希腊,横扫中东、占领埃及、征服波斯、战败古印度。那么如此强大凶猛的亚历山大和大秦帝国，到底孰强孰弱？如果真的对战，当时仅仅一山之隔的亚历山大和秦朝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称霸当下呢？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虽然亚历山大和秦朝仅仅一山之隔，但是这一座山可不简单——喜马拉雅山脉，而另外能进入秦朝的缅甸丛林，充满瘴气，还有的就是北上东进途经大沙漠。从地理位置来看，亚历山大大帝要想进攻秦朝必须翻山越岭，而到达中国的疲劳之师遇到以逸待劳的秦军，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抛开地理位置不论，就双方正面作战，那谁能成为最后赢家呢？虽然说亚历山大大帝军队士兵英猛，仅仅5万人马就战败了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能力可见一斑。但是，面对领土广阔，军队数量庞大的中国，亚历山大的军队还是捉襟见肘难应付地来的。
一方面是秦朝刚统一了当时的六国，虽然刚经历战乱，但是战乱也带来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两军对峙经验策略相当，但是当时的秦国军队数量明显大于亚历山大，结果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秦国当时是封建制度，政治高度统一。而亚历山大却相对松散。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经济发展较好，再加上秦国军事制度相对完善，奖惩机制分明，这样士兵的忠诚度高，更激情，补充也更快。秦国的优势明显。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历史悠久，前人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理论和经验，在亚历山大时期，这时候孙子兵法都已经面世200余年了，而且秦国能在当时七国混战时期，脱颖而出，取得最终胜利，其实力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虽然亚历山大实力强大，但是正面对上那个时候的秦国，亚历山大取胜的机会并不大。
谢选骏指出：作者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一虛構的決戰如果發生在西域新疆，很可能預演唐朝與阿拉伯的衝突。
（四）
《开脑洞：当马其顿军和秦军相遇，谁能获胜？》（2020-11-25 澎湃新闻）報道：
在中文互联网，经常看到关公战秦琼式的一系列“斗兽帖”——从狮子和老虎谁是百兽之王，到满族骑射手与拿破仑线列步兵孰优孰劣。
其中一个年代较久远的话题是：马其顿和秦到底谁更胜一筹？
马其顿是欧洲古典时代的一个希腊化王国，其领导者亚历山大大帝是打败波斯大军，东征亚洲的千古一帝。而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东方也有个千古一帝——秦始皇，他剑指六国，奠定两千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秦与马其顿，都是东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政权，极大程度上塑造了东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
笔者将从秦VS马其顿这个斗兽话题入手，讨论两支军队的优劣，并从自己的角度，给双方孰强孰弱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
01、真实的秦军
中国古人有“微言大义”的习惯，对战争细节的记载往往很模糊。不过这也不妨碍一些人戴上“百万大军”“流水线生产武器”滤镜来高看秦。
我们得先把这两个谣言粉碎了，才能来场“公平决斗”。
首先说所谓的“百万大军”。
如果全盘接受古籍中的纸面数据的话，会得出啼笑皆非的结论：诺曼底登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盟军先头部队才17.6万人，又比如我国在朝鲜战争阵亡19万余人。
在历史发明家的眼里，这都还不如长平之战坑杀的降卒多。其他民族的记载中，数据掺水也很常见，比如希波战争，动辄百万波斯军队；中世纪也有“六十万十字军”的记载；印度古籍《摩诃婆罗》一场战争死了16亿人；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总人口不过二三十万，却可以在一次献祭中杀死8万人。
如此说来，原始社会最勇武。当然，严谨的学者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种记载。但一些人更乐意“照单全收”这些数据。
因为，这些“百万大军论”者对战争后勤没有基本的概念。举一例，三大战役中最大规模的淮海战役，要供养六十万人的解放军，就要五百多万民夫来支持。
试问在两千年前的秦，总人口有近代中国的十分之一否？养士兵负担重，现代中国一个农民也才能养活五个人，古代大部分时间，按某些学者的估算，中国古代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时间逊于西方，秦是如何解决百万职业军人的生计的？
还可以这样想，坐拥两亿人口的清帝国在面对大英帝国的入侵时，虽然总体士兵数量有几十万，但因通讯技术，调度管理落后，不少时候反倒人数处于劣势。
那么，只有清帝国几个省大的秦，灭六国时又如何完成联络的？
古代兵不在多而在精。可以做个简单计算，一万个人报数，一个人一秒钟，都要花近三个小时，仅仅做个人数清点都够折腾人的。秦军有无线电否？有广播否？会统计管理学否？就算单次战役投放了百万大军，他们是如何没有风声鹤唳的？
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度，中国人口在明清之前也不比欧洲稠密多少，投放百万大军，那它的动员率要比现代国家还高才行。
秦对马其顿并没有什么人口红利。秦凑出十万大军倒有可能，百万大军则无从谈起。
接着我们来看言过于实的秦代装备。
网上有种说法认为，秦代弩、戈是标准化生产的，这是牵强附会，李秀珍博士在研究了229件秦俑弩机后在《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的局限性》中提到：“弩机的标准误差以毫米计，反映出当时的标准化水平还是很高的，但弩机的刻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标准化生产的局限性”。
秦弩上面有成组的铭文，这是为了组装方便而刻上去的，如果不同弩机部件达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可以随意互换，就没必要刻铭文了。
通过对出土的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秦人并没有现代组织管理模式，上面的工匠有时候就是同一人，并没有多工序同时进行的生产方法。
某百科上声称：秦代弩机标准程度远远超过今天，不知今天哪家厂生产产品几毫米误差都还能继续开办下去
秦代兵器的确做工很考究，这是值得肯定，但将这种尝试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流水线作业对等，则是信口开河。同时，统一武器规格的做法在职业化军队很是常见，马其顿也不例外。
马其顿最出名的便是它的长枪重步兵方阵，步兵方阵的后期萨里沙长矛有的可达七米，这样长的矛是分节拼接而成的，中间靠管状连接器对接。如果连接器不达到一定规格，就不能发挥作用。
而希腊式扭力弩炮的生产，其对零部件精细程度的要求，丝毫不逊于秦弩。脱下不少网络小说家的包装，秦似乎不像某些人想象得那样，能够稳赢马其顿。
02、战术上各有千秋
马其顿对秦军，赢面在哪？
首先，马其顿的战术体系比秦要完善，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人所组建的战术系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鲜有来者”。它同时具备四种主流兵种，用于冲击作战的重步骑兵、用投射武器袭扰的轻步骑兵。这里的轻重并不是以披甲率为标准，而是以作战用途为理由划分。
在作战时，所谓“一招鲜，吃遍天”。重步兵组成的马其顿方阵士兵用盾牌组成铜墙铁壁，四米以上的长枪指向四方，敌人从任何角度接近这个“刺猬”都会受到数根长矛无情的刺捅。
而在方阵的前方，轻步兵将会用投石索、标枪和弓箭袭扰对手。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马其顿方阵的机动性问题，面对秦弩的箭雨，重型方阵能灵活应对吗？
首先，马其顿的重骑兵可不是吃素的：伙伴骑兵身披重甲，在轻重步兵与敌人纠缠时，如铁锤一般将敌人彻底击垮。伙伴骑兵被认为是最早的冲击骑兵，可以很快地击垮轻步兵，比如在伊苏斯战役中，马其顿重骑兵就重创了波斯人的轻型部队，并借机杀入重步兵侧翼。
而秦缺乏重骑兵部队，秦代骑兵主要是以弩进行远程杀伤，不能像马其顿那样完成步骑配合。
秦甚至还在使用战车这种就早已落伍的装备。战车不好转向，也不方便列阵，有时只能算是让王侯将相摆摆排场用的。
回想下高加米拉战役中，大流士卷镰战车也只能吓唬轻步兵，他本人的战车驭手还被一支标枪击毙。对马其顿来说，秦传统战车的威慑力还不如波斯卷镰战车。
由此来说，秦似乎没有胜算？却也不然，我们要看到，秦的投射火力是要强于马其顿的，马其顿的轻骑兵的主要武器是标枪，在杀伤力和距离方面都不如秦弩。
秦弩虽然谈不上是“步枪始祖”“歼星弩”，但好歹培训方便，制作精细。面对防护不足的匈奴人，弩箭造成了较大伤亡。
战争的胜利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如果出现意外，马其顿重骑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秦军可以通过轻步骑兵的袭扰迫使马其顿率先发起进攻，并用重步兵严阵以待。由于阵型受到干扰，马其顿人的进攻将被粉碎。
我们也许只能得出一个万金油式的结论：秦对阵马其顿，变数太多，两者都是大陆顶尖水平的军队，双方哪方获胜取决于其他条件（主客场、天气、环境），一般的理客中也许会给出个五五开的结论（相当于没给）。
鉴于马其顿在军事体系上的优势，笔者大胆点给出四六开的论断。
读者可能这时候不高兴了，你开头不是说了会给个明确的答案吗？为何现在又说要看情况，模棱两可？
前面的分析，是单纯基于战术进行的分析，后面笔者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给“马其顿VS秦”的问题下个定论。会夹带一些私货，不喜勿看。
03、文明的鸿沟
对“狮虎斗”的讨论可以用“各有千秋”“四六开”来作结，因为只是基于两者生理结构、习性的讨论。
但评判战争胜负，不能只看物质（武器装备）及其运用（战术）上的差别。我们研究的是军事历史，不单是对古代器物进行考据，否则就会掉入武器决定论的陷阱。
表面上看，战争是人与人的互相杀戮，武器装备是从牙齿拳头到刀枪棍棒的不断升级，实则战争有时反映的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武器装备的取舍反映的是对个体价值的认识。
文明和文明的差别有时候就是这样巨大，同时代的西方人已经用载人火箭“上九天揽月”时，赤道原始森林里的土著却还连轮子都没发明出来，千万年走不出那么几平方公里的森林。
这样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在开拓中的文明能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在走南闯北过程中，可以进行种族融合，实践的需要又使他们在技术方面推陈出新，取长补短。而闭塞的文明，基因库狭窄，也不易学到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故而倾向于退化。
上帝偏爱能走出狭小天地的勇士，鄙薄作茧自缚的庸人。
回到秦与马其顿问题上来，亚历山大东征期间，非常重视与东方的往来，他本人甚至和东方大夏的洛克珊娜结婚。
此外，在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的婚礼上，他宣布：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可以享受免税权利。而在巴比伦，亚历山大打算将三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大军。
东方的城市出现了希腊式雕塑和建筑，而东方的天文数理知识也传入西方，他在东方建立的大城市，也都成了商业中心。其中，亚历山大港至今仍是重要港口。
虽然亚历山大用军队征服了东方，但也在无意间搭建了一座东西文明的交流之桥。
不久之后，秦始皇却在忙着建墙——正所谓“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在进行推演时，有人认为经过几次交手，秦军将领会吸取经验，主动防御马其顿重骑兵，比如利用天然或者人工障碍掩护本方侧翼，或者投入重步兵预备队正面抗击伙伴骑兵。
同样，马其顿人也会琢磨秦军战术。谁会先摸清对手底细呢？这个就不是纯军事问题了，而要考虑文明的差异。
马其顿大军早已见识了不少军事体系——从骑骆驼的波斯骑兵到驾战象的印度大军，接触过不同的环境——从烈日炎炎的中亚沙漠到寒气刺骨的远东雪山，其适应性是远远强于秦军的。
我们不妨跳出斗兽思维，做些深入的思考。为何只有亚历山大东征，却没有“始皇帝西征”呢？为何西方人总是在不停地航海冒险，却鲜有中原王朝扩张到葱岭以西的案例呢？
最近院线上映了一部讲述航天冒险的电影《热气球飞行家》给出了答案。
这部影片讲述了19世纪的欧洲人，为了探索天空的奥秘，用粗糙的热气球一米米地上升到万里云霄，而鼓舞他们克服气流风暴、严寒缺氧的，是这样一句拉丁语“Caelum certe patet, ibimus illi（向上看，天空之门永远向世人敞开）”。
如果你把这话说给始皇帝听，他顶多会问你一句：“天上有长生不老丹吗？”说给秦人听，他们会说“星星是什么，能吃吗？”
试对比下两个政权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将财物留给其他人，当别人问他自己靠什么过活时，他淡然回答：“希望”。秦始皇可没有“财富留给他人希望留给自己”的境界，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才是其本性。
亚历山大大帝重视科学，在远征过程中还派人查明印度河入海口，寻找波斯湾，探明里海究竟是海还是湖。而百年之后的秦始皇，却想着炼丹药，痴迷修仙，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
亚历山大大帝尊师重教，他一生支持其恩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将对东方的远征也视作一场探索之旅，发现的珍稀植物也都不忘送回希腊，给老师过过目。而秦始皇则焚书坑儒，终结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以铁腕造就万马齐喑的景象。
亚历山大大帝身先士卒，他傲然宣称：“你们都知道我遍体鳞伤，刀剑，投石，弩炮，大棒都在我身体上留下记号”。而秦始皇呢？当面对一个刺客时，慌得连剑都拔不出来。这是多么可笑，滑稽！
代表东西方的两个君主在格局上就不在一个层次。
前文说了，胜负要看情况，但偶然中也有必然，宏观来看，若能穿越时空，让亚历山大对阵秦始皇，秦能胜是意外，惨败才是应该。
04、极恶的秦制
当然，我们也不能局限于领导者个人素质的层面来会答孰强孰弱的问题。事实上，秦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水岭：透过对秦的分析，可以发现，差距甚至在亚帝东征以前就形成了。
对比下东西方的护具，早在古希腊，重步兵防护及其严密——近乎全封闭的头盔，结实的胸甲，铜皮木三层的大盾牌，盾牌遮护不到的地方还有护胫。
而秦汉之际的中国士兵，似乎能把躯干遮护严实就不错了，其他部位管不着。
比如在徐州狮子山发掘的楚王墓，出现的头盔数量连全军的10%都不到，在《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中记录的铠甲有20多万套，然而全部头盔只有9.8万余项。只有边军或者贵族卫队才能装备齐整。
难道是秦汉没有足够财力装备头盔吗？
不是的，因为给炮灰这些东西纯粹是“防御过剩”。他们戴不戴盔无所谓，他们也没有经受训练去应对全副武装带来的透气和负重问题。
而希腊化的国家有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公民！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支撑马其顿大军的，不仅仅是“触摸天空”的开拓精神，更是一种理念——将希腊的文明之火，传播到天涯海角。
战国时期的人无法理解古希腊的重甲，正如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飞行员无法理解为何美国飞机要在驾驶座后安装钢板。
这些防具保护的是公民。古希腊城邦第一次发明了“公民”这个概念，由公民组成的部队，将西方语境下的“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防具体现的正是对个人生命的重视。
在希腊军队中，集体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士兵对城邦的荣誉感相得益彰，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帝国统治下的奴隶无法想象的一种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使得费里皮德斯奔跑千里宣告马拉松的喜讯，也正是这种力量使得列奥尼达在温泉关力扛数倍于己的波斯大军。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的自由使他们强大起来：“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不单单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奴隶总是“逃避自己在战场上的责任”，他们是为肉食者而战，而自由人是为自己而战。
希罗多德嘲笑波斯人奴性重、讲尊卑、缺乏个体能动性，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不如说他们是一个畜群。
秦制帝国大可以模仿西方，大可以剽窃希腊式的重甲步兵，然而，秦制帝国能抄袭公民制度吗？大流士就雇佣了数万希腊人作自己的重步兵，然而也无法挽回身死国灭的结局。
对于秦来说，公民制度和秦制，就是水火一般不相容！
早在先秦时代，秦国步兵就无法做到像希腊人那样重视个体生命，经常“捐甲徒裎”，也没有城邦方阵的凝聚力，经常“散而自斗”。之后的商鞅变法不仅没有给这个中原政权注入新的活力，反倒将它变成了丑恶的机器。
所谓的“军功爵制”与其说是提升了阶级流动性，不如说是维护士族利益的工具。
“军功爵制”对身份的要求无处不在，由于秦没有对个人的尊重，个人也没有共同体的意识，军人把心思都放在怎样抢人头上，借同袍脑袋立军功的事屡见不鲜。
大秦帝国下，社会被原子化，再也没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活力，每个百姓都不能称作人，不过是压榨的对象。秦要挤干净每个人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为止——在那严刑峻法的高压社会下，秦国百姓既要忍受封建贵族的践踏，又要忍受帝制酷吏的盘剥。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就是反映秦制恐怖的典型事例。
秦简直是1984的古代版本，这个社会的吏民比达到了可怕的9:1，竟然还能继续运转。正如《秦砖》作者刘三解所言“这就是‘秦制’，既不‘公平’也不‘效率’，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在掌控一切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个体的资源。”
那么，当秦遇上希腊化国家马其顿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英年早逝，然而希腊的文明之火并未熄灭。千年之后，欧陆Pike&Shot的战术重现了马其顿方阵长枪如林的壮观景象，麦哲伦的环球旅行实现了亚历山大连通四海之梦。同时，秦虽二世而亡，但秦制社会却一直在东方存在下去。
在近代，亚欧大陆的两端终于发生了碰撞，结果如何？
“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后来因为要掩盖其强盗政治，讲了很多仁义道德的东西，但是仁义道德和其本身有本质的冲突，所以西方理论进入以后，那些人马上觉得中国那套是不仁不义的，而西方是仁义的，符合孔孟之道”。
秦制在文明的面前，丑态百出。
结语
本文就“马其顿vs秦”这个话题对比了秦与马其顿的战力，并由军事技术引申开来对比了东西文化的差距。
综上所述，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秦丝毫不占优势，若秦与马其顿发生碰撞，宏观上看，将会一败涂地。
亚历山大大帝和秦始皇，两个人都是东西方古典时期的代表，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见截然不同的文明走向。
对于那套可怕的官僚机器的发明者，古人已经有了许多讽刺，比如“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更是直言不讳，痛斥自始皇帝以来的一切独夫民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对于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梦想家呢？
拿破仑曾说：“我对于亚历山大最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能力”。为何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受人爱戴？因为他代表了力量、优雅、自由等等理念，他是希腊文明的化身。在他生前及死后，希腊文化迅速传入中东地区，甚至波及前人从未到达的印度。
当然有不少人会鄙夷亚历山大，说他盲目冒进，不如大秦帝国修筑长城来的实在。
然而，对希腊化的马其顿人来说，被封闭圈养在一隅 ，享受家畜的繁荣安稳，是不值一哂的心态。不需要西域绮丽风光的吸引，或是异国珠宝财富的诱惑——只是因为他们生而为人，不能做围着水塘的青蛙，而要做世界的主人。
向上看，天空之门永远向亚历山大这样的勇士们敞开。
谢选骏指出：澎拜新聞，終於講了一回人話，感謝上帝。
（五）
《亚历山大与秦始皇，开创超级帝国的两大猛男》（2022-01-12 知识棒棒堂）報道：
放眼世界古代史，谁是最厉害的征服者？
欧洲人会列举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中国人会列举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这两份名单大概不会有太多争议。
从时间顺序和历史影响来看，西方的“第一征服者”是亚历山大大帝，东方的“第一征服者”是秦始皇。
这两位猛人，都开创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帝国，而且深刻影响了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在他们之后，东西方进入了各自的新阶段，就像一棵树生出两个巨大分叉，各自伸展，越长越不同。
比较亚历山大帝国与大秦帝国，你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崛起的时间很接近，都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各自文明圈里的“乡巴佬”。
亚历山大的母邦——马其顿王国，只是古希腊北部的蛮夷之邦，文明程度远不及雅典和斯巴达。同样，地处中华西部的秦国，也长期落后于中原诸侯。
第二，两大帝国的崛起，都与一场强有力的改革密不可分。
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对马其顿王国进行了军政改革。几乎在同时期，东方的秦国也在商鞅主持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变法。两家的变法改革都成功了，成功标志是：他们都获得了超强的军事力量——“马其顿军团”和秦国的“虎狼之师”。
第三，作为帝国的开创者，亚历山大与秦始皇都是杰出统帅与战争狂人。
他们指挥军队创造了很多经典战例，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区别在于：亚历山大一直亲任前线总指挥，秦始皇是战略统帅和决策者。
第四，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
亚历山大大帝一死，帝国便被他的部下一分为三（分别是塞琉古、托勒密、马其顿三个王国）。秦始皇死后4年，大秦帝国也在造反起义的烽烟中土崩瓦解，最终被汉帝国取代。
我们看世界历史，观察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走向，亚历山大与秦始皇都是绕不开的节点。他们是东西方的历史坐标，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两大帝国崛起之前的时代是个什么样子呢？
在亚历山大帝国崛起之前，古希腊地区长期处于城邦林立的分治时代。
众多城邦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多神信仰，但他们更像一个共同体，而非一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帝国。最大的城邦一一雅典和斯巴达，也不过十几万人口。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这样的小城邦有几百个之多。
借助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他们开展频繁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让古希腊人获得了来自埃及和两河流城的文明成果，从而在哲学、数学，及文化艺术方面结出了丰硕成果。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四世纪，古希腊地区涌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学者，如泰勒斯、毕德哥拉斯、希罗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同期的古印度地区，也诞生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那个时期的中华大地，也处于“春秋战国”的分治时代。
周天子地位衰落，诸侯们相互争霸。激烈竞争催生了变法，也促成了思想学派的繁荣。管仲变法、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改革相继发生。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先后涌现，史称为“先秦诸子百家”。
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广场上与人辩论的时候，释迦牟尼正在古印度传授佛法，中国的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奔波之路上。
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阶段，被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称为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落幕之际，正是东西两大帝国崛起之时。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众多希腊城邦分别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组成了对立阵营，展开了近30年的火并，结果导致两败俱伤。先是斯巴达摧毁了雅典，接下来，斯巴达又被底比斯打垮。
到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出生的时候，曾经文明辉煌的雅典城邦、曾经强悍无比的斯巴达军团，都已衰落不堪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亚历山大能以摧枯拉巧之势，迅速统一希腊全境。
接下来的征服，亚历山大几乎是所向无敌、一气呵成。他仅用10年的时间，便摧毁波斯帝国、收降埃及、征服巴比伦，兵锋直抵印度河流域。如果不是因为离国太久和士兵厌战，他还要继续东征。
是马其顿军团太厉害？还是对手太弱？两个原因肯定都有。因为在亚历山大远征过程中，他确实没有遇到过像汉尼拔那样的名将。
相比而言，秦国的征服之路要艰难许多。
腓力二世（亚历山大之父）对马其顿的改革，与秦国的“商鞅变法”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然而，直到亚历山大完成征服的一百年后，秦国才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征服六国、一统华夏的霸业。有学者统计，有超过两百万人死于秦国的兼并战争，其惨烈程度远超过亚历山大东征。
作为成功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与秦始皇有很多相似之处：年少继位、雄心勃勃，同时兼有狮子般的凶悍与狐狸般的狡猾。但他们又有很大的反差，主要体现于文化态度。
从某种角度看，亚历山大很像一个探险家，始终保持着对新知识和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受到了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历山大14岁时，父亲腓力二世特地为他邀请了当时最著名、最博学的亚里士多德担任老师。亚历山大专心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20岁就继承王位，随即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征伐战争。不过，有三个事例足以说明他对知识尊重。
事例一：亚历山大在远征途中，一旦发现从未见过动物、植物，便命人制成标本，专程送回希腊，供老师亚里士多德研究。
事例二：亚历山大外出征伐之际，他先前征服的希腊城邦底比斯趁机反叛。亚历山大回军镇压，为震慑反叛者，他命令摧毁整座城市，唯独留下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品达的故居，以示尊重。
事例三：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为促进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及文化交流，他下令建造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城。后来，继承亚历山大遗志的托勒密王朝，又在城里修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图书，并开展学术研究。亚历山大城成为了古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埃及 亚历山大港
作为征服者，亚历山大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但他对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毫不鄙夷，反而希望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为此，他将大量波斯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还促成几千名马其顿将士与亚洲女子结婚，他自己也娶了一位亚洲公主。
亚历山大东征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掠夺。但从文化的视角看，它扮演了“播种机”和“催化剂”的角色。
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让更多的希腊人迁居到地中海东部、埃及、小亚细亚，甚至更遥远的东方；希腊的哲学与文化艺术也随之扩散。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让希腊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实现了碰撞与交流，这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希望看到的结果。
举个例子。亚历山大东征300年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兴起了融合印度文化与希腊雕塑技法的佛造像艺术。再后来，这些佛造像艺术慢慢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内地，继续与东方艺术交融。
公元前323年，33岁的亚历山大猝然离世，他建立的庞大帝国也随之分裂。但他开启的、凸显希腊特色的多元文化交流一直延续了三百年，直到罗马帝国再次实现征服。
这个阶段被历史学家称为“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死后102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了扫灭六国、一统华夏的霸业，自称“始皇帝”。他又是如何对待文化的呢？
秦始皇以铁腕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帝国。最重要的手段有三项。
第一项是“废封建，立郡县”，就是以皇帝的集权化管理取代封建诸侯分治。
第二项是统一文字、钱币与度量衡。快速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正是儒家早已提出、并矢志追求的理想。
第三项是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禁书。除了医药、占卜、农业等技术类书籍，其他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部收缴或焚毁。这场文化灾难被称为“秦祸”。
所幸，大秦帝国建立十五年就覆灭了。先秦时代的文化典籍虽然被毁了很多，但那些有学问的书生还没有死绝。在西汉初年，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化人又被朝廷召集回来，凭着记忆恢复了很多典籍。
但我们知道：汉承秦制，由秦始皇开启的君主专制被后世王朝继承下来了。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从此成为了遥远的绝响。
秦帝国短命，“秦制”却很长寿。它被后世王朝效法，在分分合合的历史中演变传承，绵延两千多年。正应了那句一针见血的点评：“百代都行秦政制”。
亚历山大与秦始皇，无疑是东西方古代史上最厉害的征服者。他们改变了历史，更以各自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富起来的中国人喜欢到地中海旅游。人们参观雅典神庙，欣赏古希腊艺术品，感受“希腊化时代”的文化遗迹。
同时，中国每年也会接待大量的西方游客。登万里长城、游北京故宫、看秦陵兵马俑，常是老外的必选节目。
透过有形的名胜古迹，人们更能感受到无形的、差异巨大的文化遗产。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谢选骏指出：“文化差異”可以掩蓋“文明與野蠻的差距”。
（六）
《古波斯帝国如何影响秦王朝》（2022-05-25 段清波 西北大学伊朗研究）報道：
编者按：段清波教授曾长期主持过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所撰《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刊将分三期陆续推出的长文《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是作者十余年来通过对秦始皇陵考古、秦文化考古、秦始皇帝制度改革等方面文化因素的考察而形成的新成果。作者认为秦文化中的大型陶塑艺术、石刻石雕艺术、高台建筑、小型条砖、铜车马和青铜水禽制造技术、茧形壶、槽型板瓦等具有明显的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特征，表明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开始，东西方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交流；作者还将统一后秦始皇帝所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以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改革措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秦始皇帝关于帝国政体、管理国家的制度、管理国家的措施等的认识，可能受到波斯帝国制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并据此认为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本刊希望通过有益的学术争鸣，共同推进文明交流的理论与研究的进展。
内容摘要：秦文化中所见到的诸如兵马俑、铜车马、陵墓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制作工艺、槽型板瓦、茧形壶、石刻等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者简介 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月第45卷第1期。全文如下：
秦帝国的建立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与传统政治、文化形态相疏离乃至决裂的创举。欲了解秦帝国时期创建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艺术形态以及技术变化等，既需要将秦文明置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序列中予以观察，更需要放宽视野，在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文明形态的关照下来进行客观的考察。
一、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帝治国理念与措施的对比
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相互欣赏的文化因素得以接纳和传播，这是我们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所能证实的。我们的问题是，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难道仅仅就是这类物质因素的融合、交流和传播吗？
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公元前六世纪大流士一世统一波斯帝国后所采取的系列改革措施，和300年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所构建的制度之间，竟然存在高度雷同或相近的现象。秦始皇帝的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念，或许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度影响，这一结果或许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
（1）两大帝国的基本概况
自称“王中之王，诸国之王”的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年，享年73岁，于前522～前485年执政，共37年），系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年）的第三代君主。他不仅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东到阿富汗、印度河流域，西到爱琴海，西南到埃及，北到里海、黑海南岸的大帝国，更使得帝国疆域内缤纷多彩的异质文明纳入同一个有效运转的系统中。为管理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000多万人口的庞大帝国，使西亚和埃及等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伊朗、中亚尚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的地区能相互融合同步发展，从执政伊始，便进行了一系列从政体到文化的改革措施，从体制上保障了此后200年间帝国的有效运转。他所构建的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如行省、军区、货币、税收、法律、文字等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性大帝国。
秦始皇帝（前259－前210年，享年50岁；前246－前210年在位，共37年）从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伊始，为使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原东方六国能顺利地纳入新建帝国的框架内顺畅地运行，便以空前的魄力从理论到实践推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全方位改革，构建出有效地管理4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2000多万人口的中央集权政体。以决绝的魄力，彻底摒弃血缘宗法制基础上已经存续800年之久的分封制，倾力构建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法制的理念管理国家，对帝国疆域内政治一统、经济一体和文化认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体制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
（2）政治体制改革
大流士和秦始皇帝最根本的改革措施是政体改革，他们均构建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行省（郡县）制的国家政体。世俗间所有权力来自皇帝，是东西两大帝国共同的法理理念。
波斯帝国让被征服地区在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基础上，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即“大一统、小自治”。大流士首创行省制度，将全国分为 20 多个行省，每省设总督（行政司法）、将军和收税官各一人，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彼此监督，各省的总督（Satrapy）由皇帝任命（世袭或非世袭），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负责各省的经济、维持地方治安以及执掌司法权、造币权。皇帝还给行省的三位高官各派一名副手追随辅佐，但副手们只向皇帝负责，实为皇帝的密探。
秦帝国中央政府采取三公九卿制，由皇帝任命各衙署的长官，概不世袭。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均直接为皇帝负责，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地方上废除分封制，全盘实行自战国以来各国陆续采取的郡县制，由皇帝任命地方行政首长，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互不隶属而相互监督; 郡下设县，县设县令或县长，还有县尉、县丞; 一县之内再分为若干乡，乡下有亭、里等。完善和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的打造，保障了秦始皇帝治国理念的实施。郡县制的确立使得古代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疆域的概念，“天下”和“四方”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仅仅出于幻想; “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正如大流士自我认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的那样，秦始皇帝也认为自己统一六国，“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君权神授的神秘和权威性因“皇帝”的名称而得到不容置疑的肯定; 也如波斯帝国世系以居鲁士一世、二世，大流士一世、二世、三世那样，秦帝国废除臣议君、子议父的传统“谥法”，以始皇帝、二世、三世计，期望实现“传之无穷”的愿望。
（3）经济制度改革
波斯帝国和秦帝国均采取统一税制、统一货币的经济政策。
大流士采取各省固定税收额度和统一货币的措施。在税收方面: 波斯人享有部分特权，只交实物税，不需要缴纳货币税，其他地方视具体物产而定，如埃及偏重缴纳粮食，亚美尼亚缴纳马匹，米底缴纳羊，印度河流域缴纳象牙等。帝国每年可征收的税银达1.456万塔兰特（每塔兰特为30. 3公斤，国库年税收44. 1168万公斤白银）。币制方面: 统一全国币制，货币分金币、银币和青铜币三种，金币的铸造权归中央，全国流通；各行省可铸造银币；各自治市可以铸造铜币，银币和铜币在一定地区内流行，金银币的形态为圆形。另外以两河流域的度量衡为基础，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秦帝国实行土地私有制，社会成员以统一的田租、口赋、兵役、力役等形式向国家尽义务。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中央政府。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铜钱称下币，统一为方孔圆钱形制，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是主要的流通媒介。为使帝国境内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秦始皇帝在统一的当年就采取统一度量衡，进而统一货币和文字以及车轨的措施，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标准颁行全国。在经济政策中，实施商鞅变法以来“上农除末”即重农抑商的国策。经过这些改革，六七年间就达到“缓刑罚，薄赋敛”稳定社会的目标。
（4）法律制度改革
两大帝国均实施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但波斯帝国规定在遵守全国性法律的基础上允许各地原有的法律继续实施。
大流士强化“国王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的君主制传统，所制定的法典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这套法典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塞琉古时期仍被视为权威之作，同时他还在法典中规定设立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
法度与法制的相对完善和实施，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成就的根本性保障。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帝以秦国成文法为基础，吸收原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云梦秦简、湖南里耶秦简的出土，表明秦法在帝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执行。
（5）军事制度改革
皇帝为最高军事统帅的理念在东西两大帝国都得到体现。
波斯帝国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各行省驻军不受行省总督节制，归中央政府节制，帝国实行义务兵制，军队分为负责保卫王室的近卫军、负责全国防务的常备军和负责各地驻防的地方部队，军队编成万人不死军、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等四级，以波斯人为核心组成步兵和骑兵。
秦帝国的军队有步兵、车兵和骑兵三大兵种，分属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军权集中于皇帝本人，由皇帝任免各级武官和凭皇帝所颁发的“虎符”调集军队。兵源来自征兵制，列入“傅籍”的成年男子都需要为国家服一定时限的兵役。
（6）文字改革
统一文字是两大帝国都实施的文化举措。
大流士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将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日常事务。在帝国中央的波斯，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和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着。贝希斯敦摩崖上所镌刻的纪功铭文里用了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对照书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语并未成为全帝国的通用语言，在政府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
秦帝国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
（7）交通体制改革
通畅、迅捷交通网络的构建，是两大帝国共同的追求。
为便于调遣各行省军队和传递情报，大流士修建了贯通全国的“御道”，沿途设立驿站和旅店。从爱琴海到首都苏萨之间2400公里的御道，沿线修建有100多个驿站，三天之内就可以将从爱琴海上打捞的海鲜送到皇帝的御膳房，这条御道也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线路。他还修建了从巴比伦经伊朗高原到印度的御道。此外还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派人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和修缮了从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即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
秦帝国建立后，“坏城郭，决通堤防”，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帝命人修造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现”，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另外还“堑山堙谷”修筑从九原到云阳的直道。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多数道路在秦故地、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基础上拓建而成。它们“通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对道路的宽度和质量以及安全防卫也有统一的规定。另外为交通岭南，还修建了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
（8）宗教改革
统一后波斯帝国奉行国教和地方宗教并行的政策。秦帝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仍流行原始的多神崇拜，既奉祀原秦国的自然神，又奉祀东方六国的自然神。
大流士虽然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为国教，崇拜最高神即光明和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使得拜火教在帝国疆域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并没有采取迫害其他地区原有宗教的举措，各地原有的神祗和崇拜仍得到有效的保留，极大地稳定了新开辟地区的社会基础。
秦统一后，秦始皇帝除了继续奉祀自秦先公先王以来的上帝及名山大川自然神祗外，也奉祀东方六国、主要是以齐国为中心的自然神祗，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祭祀系统。
东西方历史上前后相差300年的两位杰出政治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在统一国家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不论理论上，还是策略上抑或措施上，给人的感觉竟然如此如出一辙，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秦始皇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合理推测
公元前330年，存续220年的波斯帝国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收编波斯帝国后，新的国家主人基本上全盘继承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管理制度，和大流士一样，亚历山大也向东征服到印度河流域。也许就在此时，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发生了交流和碰撞。
（1）关于“遇大人”
《汉书·五行志》中记载: “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条文献可能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证据之一，但因其对“大人”夸张的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相应的重视，多数人将之与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发起的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十二金人相联系。较早的《史记》中虽然也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描述，但没有关于临洮遇“大人”的记载。
这一事件大致的情况可能是，公元前221年，在临洮守边的帝国将士，见到十二位“皆夷狄服”的“大人”，该消息被秦始皇帝获知后喜出望外，认为是瑞兆，遂将全国的兵器收缴后运送到首都，铸造十二件“各重千石”夷狄人物形象的青铜造像，造像“坐高三丈。其铭曰: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造像被树立在宫廷前，同年秦始皇帝便实施了统一法律、度量衡和文字等政策。
秦始皇策划铸造十二件青铜人物造像的故事并不虚妄。相关文献也叙述了这十二件青铜雕塑的来龙去脉，它们每件约重30吨。《三辅旧事》载: “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到了东汉末年，董卓入关后，“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剩余的两件金人，据《关中记》记载其下落: “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关于公元前221年临洮遇大人的传说，透露出两重含义，一是在帝国边界，秦人遇到一支非黄种人的人群，一是这些人带来了铸造巨型青铜造像的技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假如秦人遇到的是传统意义上、身着“夷狄之服”的属黄种人的少数民族，虽然言语不通，但仅此断不会让班固们留下如此夸张的记载，合理的推断应该是，这是一支秦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非黄种人群体比如白种人出现于临洮一带，才会使得秦人惊诧不已，这一消息辗转传到关中，竟然就变成“身长五丈”的巨人了。见到这些奇异的人群后，即有了铸金人十二和颁布统一度量衡与文字、法律等措施，二者之间应该有所关联。至少能铸造重达30吨青铜人物塑像的技术和这支人有关，而这支让人印象深刻的“夷狄”，可能是来自地中海区域的希腊人、波斯人。
假若上述推断成立，那么这支来自遥远地方的客人出现于东土，会带给秦帝国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些物质形态的文化交流吗？
（2）一种合理的推测
大流士改革后的波斯帝国（前522～前485执政）和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前221—前205 执政）之间虽然存在着将近300年的时间差，但他们所管理庞大帝国的理念、采取的措施竟然存在上述诸多相同。那么，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大流士的改革成果（最主要的是制度文明部分）被亚历山大继承后，随着其东征的脚步，又一次在帕米尔高原西侧的中亚、印度河西北固化下来，然后这套成熟的制度文明越过帕米尔高原被带到中国了呢？
公元前517年大流士派兵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印度西北部，设立波斯帝国的第20个行省。缔造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前356—前323）继位后，于公元前330年全面接管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管理庞大帝国期间（前336—前323），全面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治国理念，包括中央集权体制、行省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这套制度不仅在帝国的核心区域得到贯彻，也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轨迹再次被带到东部地区，最东到达今乌兹别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一带。与此同时，被带到东部的还包括希腊文化。在其十年东征的进程中据说留下70多座亚历山大城，希腊文化以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度在亚历山大帝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帝国疆域内的埃及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希腊雕塑艺术长足地东进，而东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传到西方。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9年率部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与今中国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相接），直至中亚锡尔河一带，然后南下侵入印度河上游和五河地区，此时距离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只有100年的时间差。
没有资料证明在这百年间东方文明和希腊、波斯文明之间发生过什么接触，也没有资料证明秦人公元前221年在临洮遇到的“大人”就是波斯人或者希腊人，前面我们讨论过这些“大人”不是蒙古人种的依据，那么，这些“大人”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非蒙古人种的马其顿帝国的公民，他们或受派遣或自愿或不得已。不管什么原因，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来到东方帝国，并竭诚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告诉给了秦帝国的管理者，包括制度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信息受到了秦帝国皇帝的首肯，并加以改造而采纳。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秦始皇陵园、秦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本不属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理念的艺术品、文物遗存、建筑风格等。希腊波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交往，并不仅仅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的。上文所梳理出来的秦文化中的那些证据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北方的草原通道，中西之间还通过丝绸之路交流文明，当然还有西南方向的文明通道。
谢选骏指出：如上所述，則秦始皇的空前暴政，代表了外來文明對華夏傳統的征服與摧殘。
（七）
《亚历山大敢不敢东征挑战秦朝军队？外国学者给出明确答案》（2022-11-25 历史有悲有喜）報道：
秦帝国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封建王朝，虽然它只存在于两世，就被汉所取代，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帝国！秦始皇的功绩也无法被历史磨灭！而与秦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帝国也存在世界，是由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创造的，他就是亚历山大！
他所创造的帝国，名声可是一点也不输我们大秦帝国。此外，这两个国家还刚好是处在同一个时期。如果亚历山大向秦发起进攻，斗争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比对比对！
首先来说说军队人数，据说亚历山大是一边征战一边扩充自己的兵马。因为有书记载远征军征连续战斗人数不减反倒上升，尤其经历了波斯以后，人数整整加了一万多，如果亚历山大到秦帝国，可能就扩展更多人了。
而大秦帝国是号称自己有“百万雄狮”的，虽然有夸张的手法，但至少也能说明秦国的确可以派可观数量的人来抵抗亚历山大大帝。商鞅的变法让秦发展迅猛，加上秦国人非常英勇，他们上场杀敌会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放在腰上来显示自己的威猛！虽然那时秦国还没真正统一，可整个国家战斗力已经很惊人！
反观亚历山大的军队，他的队伍从西一直打到东，长途奔波非常劳累，即使真的打到了最东边的大秦帝国，军人们已经非常疲劳。这只远征队伍最鼎盛时期只有六七万人，这点人根本不足以对抗号称几十万大军的秦国啊！军队人数数量就已经败了。
其次部队想要强盛还要配备良好的武器，当时中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让将士们的装备非常的好。秦国士兵武器非常的锋利。
而西方的兵器虽然也是铁做的，但是铁的纯真度比不上中国的铁技术。所以，不管是从人还是从武器上看，这远征军都略输于秦国！
或许正是因为这两点，所以有外国学者认为秦国的实力应该是世界最强，如果远征军和秦国军队战斗的话，肯定远征军会被打得非常惨，因为这两个军队一开始就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对抗的结果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
谢选骏指出：盛唐遇到阿拉伯都遭敗北，秦軍憑何必勝馬其頓？
（八）
《亚历山大东征，遇到秦国会怎样？秦帝国领土会比成吉思汗的还大》（2024-06-12 程浩说历史）報道：
亚历山大东征时期是秦昭襄王时期，当时的秦国已经变法大成，秦军战力空前强盛，秦军也经历了魏武卒方阵的历练（秦国变法前曾经被魏武卒方阵虐得很惨），结果魏武卒方阵对秦军没有任何威胁而退出历史舞台。马其顿方阵碰到这时期的秦军，刚开始可能会占一两次便宜，结果必然被秦军团灭。这时期秦国有白起、王翦等名将。个人认为亚历山大走错路，是他的运气，不然来到秦国就有来无回，让华夏大地知道西方有那么广阔的土地，秦始皇统一的领土只怕要比成吉思汗还要大。
客观地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动用五万军队，这在当时的欧洲和非洲来说，这已经是个很庞大的数字。而始皇帝统一中国就动用了上百万，抵御北患的蒙恬有二十万人，征服南越的赵佗有五十万人，这还不包括咸阳数万卫戊部队。如果亚历山大这个时候和秦始皇开战，秦国动员兵力可以超过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这在当时整个世界范围来说都是BUG的存在。
战术上来讲，如果秦始皇同样派出五万军队对阵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军队由重装长枪兵为主，轻骑兵为辅，两军列阵，亚历山大的军队一般重装步兵在中间，轻骑兵护两翼。秦军也有长枪兵，枪身长度比亚军的略短，但是秦国拥有无比先进的远程打击武器，而亚军却没有。如果秦军以前军一万弓弩手，后路五千重装骑兵，两翼一万轻骑兵，中路一万五千重步兵。一旦开战，所有弓弩手进行齐射，大量杀伤敌人长枪步兵。如果亚军派出轻骑兵，那秦军就可出动轻骑兵进行拦截，一旦亚军脱离其主力，秦军五千重装骑兵可迂回至敌人两翼，弓弩手改前军为后军，在步兵接战之前，将携带的箭支全部发射出去。
一旦双方步兵接战，秦国重装骑兵就可对进攻敌人两翼，由于虽然重装骑兵不适合远距离奔袭，但是第一次冲锋的杀伤力极大。根据秦国对敌人的一贯风格，当时也没有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亚历山大的五万军队，估计除了一部分轻骑兵逃脱外，其他部队都将伤亡殆尽。如果马其顿帝国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那么他的帝国版图会很快土崩瓦解。所以西方人应该庆幸，因为依照始皇帝的脾气，估计他会派遣一支军队跟踪马其顿的残军，一旦到达欧洲，估计始皇帝会下令发兵三十万，以战养战一路打到欧洲。
嬴政发动灭楚之战时让王翦带了60万的军队，排除掉其他因素，秦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就两军拉开架势直接干一仗。亚历山大的部下在秦军眼里通通都是地契、金银和爵位，他的部下会变成秦军士兵升级的垫脚石！亚历山大会看到秦军士兵左手提着他战死部下的头颅，右手拿着武器接着向他进攻，直到亚历山大全军覆没。
长平之战，秦国和赵国双方各投入40万兵力，亚历山大一共就带了五万人，怎么打？孙子兵法有云，五则攻之，十则围之，一旦进入中国领土，一定会被揍的稀巴烂。因为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大多数以步兵为主，兵种较为单一，而秦军当时的重弩如果角度对的话可以最远射程达800米，可以射穿一切盾牌和铠甲，连马车都能射成两半，人能被射碎。
而当时亚历山大军队的弓箭最多能射100米，还是排着队打仗，两方面根本就不能比，曾经横扫欧洲的匈奴人，在秦始皇的军队下不堪一击，史记就曾经说过，北击匈奴700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我认为亚历山大在到达秦国前，能否对付得了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就是一个大问题，秦国统一前后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修长城抵御匈奴入侵，可见这些部族的战斗力。
结论，无论亚历山大怎么打，秦国都能赢。第一，战线太长，文化差异问题导致，马其顿军是无法有本土补给的。第二，马其顿军人数太少，只有5万人，死一个少一个。第三，环境导致走完那条死亡之路，5万人都不知道还有多少到中国。第四，秦国是有本土环境地形优势，就算打不过，原地坚壁清野死耗都能耗死。第五，当时战国还是讲究中原正统的，像马其顿军和匈奴是没什么区别的，如果秦国顶不住，其它六国会支援。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似乎不懂，清朝的百萬雄師遭遇幾千英軍，立即潰不成軍，成了“百彎熊師”！
（九）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世界各国在干什么？看到日本时，你可能笑出声》（2023-05-22 丹宝星辰）報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世界各国都在干什么？看到日本时，可别笑出声，昔日的中国，七雄争霸，天下分裂。然而，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崛起了一位叱咤风云的霸主，那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始皇。他彻底颠覆了过去的历史格局，用铁与血将七国统一在一个皇冠之下。此时此刻，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翻开了一页，那就是封建社会，这一切都是因为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我们不得不承认，秦朝的统一事业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壮举。他们不仅在物理上统一了中国，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也做到了统一。在秦朝，全国各地的百姓都在说着同一种语言，用着同一种文字，甚至都在遵循着同一种法规。这样的统一化，使得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所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秦朝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的政策。这些政策让秦朝成为了一个完全集权的封建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到皇权的地位。
其实，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英国和法国还在辛勤地进行窗户税的收集，而在秦朝，皇帝却已经可以在柔软的貂皮榻上，通过一根吸管，直接吸取全国的资源。这一形象化的描述虽然颇具讽刺意味，但却准确地反映出了秦朝的权力集中和管理高效。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秦朝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大数据进行国家管理。当时的秦朝，虽然还在使用竹简，但他们已经能够收集并整理全国各地的数据。这使得刘邦在打入关中的时候，他的大臣萧何能够轻松得到秦朝全国各地的详尽数据，从而为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
总的来说，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统一了中国，更是将华夏从一个地理概念提升为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统一国家，统一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观念。
在秦始皇的天下一统时期，印度，这个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尚处于恒河流域的原始生活状态。虽然其历史中出现过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王朝，但其实力与规模并无法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统一的理念更是在其心中未曾萌发。即使秦朝不需要像唐朝一样派遣如王玄策般的使者，仅凭岭南的五十万大军，便足以将这个地区的所有文明尽数摧毁。
有人可能会提到，此时期的印度有着孔雀王朝，甚至基本完成了对印度的统一。但真正实事求是的看，这是一个以佛教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王朝末年临近灭亡的边缘，与秦朝的繁荣昌盛完全不在同一层次。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局势更是混乱不堪。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前不久，亚历山大发动了东征战争，结果却在荣耀与梦想中离世。当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时刻，马其顿王国已然风雨飘摇，在罗马的两次侵袭下，最终走向衰败。
那么，能够打败马其顿的罗马，是否有可能与秦朝并驾齐驱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虽然罗马和汉朝是全球闻名的两大帝国，但在秦朝统一的时期，罗马还只是一枚初出茅庐的小角色，既缺乏统一的力量，也缺乏让世人艳羡的文明，最多只能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地区性力量。
以上的内容和细节都在强调一个事实：秦朝的统一，无论是在规模、实力，还是在文明的发展和统一理念上，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无法比拟的地步。这种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无论是印度的孔雀王朝，还是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无法与之相比。
谈到非洲的土地，相较之下，其中能够引人瞩目的竞争者几乎寥寥无几。无疑，古埃及是其中的翘楚，但又实实在在地受托勒密的驾驭。有些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托勒密的王国，实质上只是马其顿的一个分支，而马其顿早已命运多舛，屈居二流。当然，埃及的文明还是相对繁荣的，但是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却层出不穷。若是碰上秦朝的长城军团，那么，他们的境况，想必将比匈奴人还要糟糕。
换个视角，说到我们的亲近邻邦——朝鲜和日本，他们则是鲜有亮点。这个地域在当时基本仍处于半文明与半原始的过渡阶段，南北地区的隔膜也相当严重。
如果要提到后来声威赫赫，自诩为文明传播者的日本，在历史的记载下，到了三国时期的曹操时代，日本依然只是半神话与半文明社会的交融之地。卑弥呼女王，一个人格与神性混淆的人物，是当时的日本社会的缩影，我们尊她为女王。
进一步追溯到秦王朝的时期，据大多数文献记载，日本在那时依然只是一片穿着兽皮的原始人居住的土地，连基本的文明都尚未建立。有些许野史甚至称他们的文明起源于那个欺骗了秦始皇两次的炼丹师徐福，以及他带领的三千童男童女。
无论我们的视线穿越何等的岁月，回溯到古老的汉朝时期，我们都会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肌理仍是由神话、原始状态和文明的繁复编织而成。只有罗马的辉煌能与我们的光辉相互照应。
如史学家们所研究的，当汉朝的人口突破了五千万大关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人口也刚好超过四千万。罗马的军队无敌于世，战胜了无数敌人，同样，汉朝也在亚洲大陆建立了无可比拟的权威。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地区要么陷入更混乱的境地，如埃及和中东，要么则步入退化的漩涡，如印度，失去了曾经的统一版图。
罗马帝国，尽管看起来是一国之主，实则更像是掠夺为生的盗贼团伙。在这个帝国内部，虽然存在着罗马法和公民权，但实际上，一切都是以强盗和掠夺为首。如果抢不到财物，这个帝国就将面临瓦解。因此，他们征服的所有领地都成了掠夺的目标，没有文化的融入，没有文字的统一，只有一次性的消费。
这样的命运注定了，当罗马被蛮族人推翻后，中国虽经历了五胡乱华的混乱，但最后还是安全地迈入了隋唐盛世。中国的明灯始终在东方照耀，而失去罗马的世界，在荷兰人崛起之前，一直处于黯淡的状态。
谢选骏指出：作者忘了一種歷史的可能性——秦始皇可能是靠著西方技術，而並吞了關東諸國，就像毛澤東靠著共產國際，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十）
《如果亚历山大没走错路，进入中国境内之后，秦国会是他的对手吗》（历史真的很晃眼 2024-08-18）報道：
如果要欧洲人评选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那么亚历山大大帝一定是榜上有名。
这个男人曾经借着报父亲被杀之仇的名义，开始了十年的东征，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已经被他覆灭，但他也英年早逝，其实他的目标是统一亚欧大陆，而要统一亚欧大陆，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手就是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那如果亚历山大的东征得以继续，那结果会如何呢？
亚历山大是何许人也
亚历山大原本是欧洲人心目中的英雄，他被奉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首，连赢了整个欧洲，只输给了莫斯科的寒冬的拿破仑也得排在他身后。
亚历山大可以说是年少成名，他是马其顿王国的一个王子，但是在年仅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就被刺杀了，国内动荡，也是年轻的他以雷霆手段平定了国内的危局，之后就开始了扩张。
在统一了整个希腊之后，又以查出刺杀父亲的刺客是由波斯人指使的为理由，开始了东征，并且在劣势之下，率领区区五万兵马，横扫中东。
就此他还不满足，想继续东征，想打到这片大陆尽头，而要打到大陆尽头，自然是要打到“看到太平洋”，看到我国的东海，但他打着打着走错了路，打到了印度国内，顺便覆灭了这个文明古国，建立了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同时覆灭了三大文明古国，后来病逝的时候年仅33岁，可谓是英年早逝。
那亚历山大取得这些辉煌成绩的同时中国正在干嘛呢？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当然不是很多营销号说的秦始皇时期了，亚历山大东征大概是在公元前334开始的十年之间，而秦始皇出生于公元前259年，二者并不是一个时代的。
但此时的秦国虽然没有秦始皇时代那么强，却也已经开始变得强盛了，因为商鞅变法此时已经在秦国实行下去了，奖励军功，奖励生产等制度，无疑会使秦国变得强大起来。
而这时候的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并不能说是最强大的国家，有着魏武卒的魏国，地盘广大又经历过吴起变法的楚国，以及老牌强国齐国，都拥有很强的实力，而其他的国家，例如韩国和燕国，虽然实力不及强国，但也有不俗的实力。
战国七雄是从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的，没有一个是软柿子，这个时期大致可以说，像秦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足足有七个。
秦国和亚历山大东征军的实力对比
那如果非拿亚历山大的东征军和中国的军队进行实力对比呢？那就得亚历山大没有英年早逝，占领印度之后继续东征，而继续东征要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秦国。
这时候的亚历山大东征军，早已经不是刚开始东征时候的只有五万人，肯定还招募了很多当地的其他国家的军队。
但是从秦国攻占韩国到统一天下，再到秦朝灭亡，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解决六国的人心问题，亚历山大东征短短十年之间，又把中心放在征服其他国家上，怎么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支持呢？
如果和秦国开战，亚历山大东征军的主力和有效战力，也只能是他的五万人马。
而经历多年战乱的中国可谓是武德充沛，战国七雄哪怕是最弱的韩国也是可以动员出十万兵马的，就军队人数而言，秦国只会比韩国多，不会比韩国少。
亚历山大东征军最依仗的无疑就是马其顿方阵，这个方阵利用步兵和骑兵的配合，可以在平原上取得不错的战果，但是秦国的边境可不是什么平原，而是山地，而秦国大可在山地上设置关隘，在关隘上设置弩机。
秦国的弩机是针对东方六国设计的，这时候战国七雄因为常年战争的缘故，武器内卷十分严重，而亚历山大的大军是长途跋涉，自然不可能带重武器和重甲，山地上行动不便，五万人马的防御也做不到位，自然只会是秦军弩机的活靶子。
况且商鞅变法之后，因为奖励军功的缘故，士兵的单兵作战素质高得可怕，到了战场上，他们看到的可不是敌人，而是一把一把的军功，一把一把的钱，这样悍不畏死的士兵，是任何人都不想碰到的。
再说东征军方面，覆灭了三大文明古国，占领了广袤的领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能保证自己毫发无损？
虽然不至于是残兵，但他们万一在与秦国的战斗中折损了太多战斗力，他所统治的地区的军队会不会继续让他们统治？
显然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自然也知晓这一点，当他们取得的成就越大，他们后续的战斗就会越保守，而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的秦国，则是没有退路，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的战斗力都是正常的。
打仗打的其实是补给，这在海湾战争以前是公认的，而东征军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太长的，与此相比，商鞅变法之后奖励生产的秦国的后勤补给无疑是相当给力的，至少对付这只远道而来的军队，可以说是轻轻松松。
如果打到秦国的后续
如果亚历山大的东征军真的打到了秦国，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首先如果亚历山大继续东征，损兵折将的必然是东征军一方，到时候只要一战败，统治的大片领土闻讯，都会有众多人反抗，到时候大军能不能顺利回到希腊都是两说，也许他要死在遥远的东方，西方也没有所谓的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首了。
而秦国方面虽然当时刚刚经历变法，目标还是统一中国，但到了秦始皇时代“奋六世之余烈”的秦王政在统一中国之后，肯定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征，要知道在汉朝被打残的匈奴到西方都被称为“上帝之鞭”，强盛的秦朝在欧洲只会是降维打击，中国只会提前千年出现一个“成吉思汗”。
总言之，如果亚历山大真的到了中国，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秦国，而秦国要对付亚历山大的东征军，甚至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解决东征军，能一举改变西方格局，可能扩大中原王朝的眼界，哪怕秦朝灭亡了，后世的朝代如果有野心，也能顺着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西征。
谢选骏指出：人説“后世的朝代如果有野心，也能顺着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西征”——我看這種可能未來確實存在；但到目前爲止，還是俄羅斯征服了中國，而非中國征服了俄羅斯。
至于秦始皇，如果他有意识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则这个丫头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学生了——就像斯大林面前的毛泽东。如果嬴政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则秦汉的气象依然还是“紫气东来”的結果——秦王政这个婊子养的，当了始皇帝也不过是借力打力，借着夷狄打击华夏，最终无法持之以恒，更不能给他娘争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