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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

谢选骏:Z世代和千禧一代已經變成了啞巴


《Z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轻人为何讨厌接电话?》(亚斯明·卢福(Yasmin Rufo)Role,BBC记者 2024年8月28日)報道:


“你好,这里是亚斯明·卢福(Yasmin Rufo)的语音信箱。请不要留言,因为我不会听,也不会给你回电。”


不幸的是,这不是我的接听留言,但我和大多数Z世代和千禧一代都希望是这样。绝对希望。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18至34岁人群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从不接听外来电话。受访者说,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个号码,就会忽略铃声,通过传讯息回复或上网搜索。


英国主要物价比较网站之一的“Uswitch”网站对2000人进行的调查还发现,在18到34岁的人群中,近七成人更喜欢传讯息而不是打电话。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打电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的父母十几岁时就因为走廊里的座机和兄弟姐妹吵得不可开交,并让全家人都听到他们的对话。


相比之下,我的青少年时代则是在传简讯中度过的。


从我13岁生日收到粉红色的翻盖诺基亚手机开始,我就沉迷于传简讯。


我每晚放学后,都会给朋友传160个字元的简讯,删除不必要的空格和元音,直到简讯变成杂乱无章的辅音,连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也很难破译。


毕竟,一条简讯要花费10便士,我不可能写到161个字。


千禧世代是传讯息长大的。图像来源,ROSLAN RAHMAN/AFP

图像加注文字,千禧世代是传讯息长大的。

2009年,用手机打电话是要花很多钱的。


我父母查看我的每月电话账单时会提醒我说:“我们给你这部手机不是让你整晚和朋友闲聊的。”


就这样,一代传讯息的用户诞生了:手机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座机则是用来与祖父母偶尔通话。


心理学家埃琳娜·图洛尼(Elena Touroni)博士解释,由于年轻人没有养成讲电话的习惯,“现在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不是常态”。


这可能会让年轻人在手机铃声响起时,又或者手机荧幕亮起时(35岁以下的人都不会有响亮的铃声),产生最坏的恐惧。


“Uswitch”网站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年轻人认为突如其来的来电意味着坏消息。


心理治疗师埃洛伊斯·斯金纳(Eloise Skinner)解释说,对电话的焦虑来自于“对坏事的联想,一种不祥预感或恐惧感”。


“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工作时间越来越难以预测,我们打电话给朋友闲聊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打电话就留给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消息,而这些消息往往可能是复杂而难以应付的。”


“正是如此。”26岁的杰克·朗利(Jack Longley)说,他从不回复陌生号码,因为“不是骗子就是销售员”。


“与其筛选出哪些是合法来电,还不如直接忽略掉这些电话。”


但不打电话并不代表年轻人不与朋友联系。我们的聊天群组一天到晚都是无聊的消息、迷因(memes,或译梗图)、八卦,最近还有语音(voice note)。


现在许多对话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尤其是在Instagram和Snapchat上,在传送文字的同时,还能方便地发送图片和迷因。


尽管我们都同意打电话是大忌,但语音的使用却让年轻一代产生分歧。


在“Uswitch”网站的调查中,37%的18到34岁受访者表示,语音是他们的交流的首选。相比之下,只有1%的35至54岁人士喜欢语音而不是打电话。


19岁的学生苏西·琼斯(Susie Jones)说:“语音就像在电话上说话一样,但效果更好。你会得到听到朋友声音的好处,但没有压力,是一种更有礼貌的交流方式。”


但对我来说,听朋友在五分钟用语音讲述他们的近况,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会跑题,每两个字都是“好像”或“嗯”,而整个故事根本就可以用几条讯息讲完。


传讯息和语音都能让年轻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参与对话,让他们做出更周到、更深思熟虑的回答。


工作上的电话恐惧症


但是,个人生活中的“电话恐惧症”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31岁的亨利·尼尔森·库斯(Henry Nelson-Case)是一位律师和内容创作者,他的一系列“不知所措的千禧一代”影片,让人痛苦得有共鸣,其中包括发送电邮给全公司时的焦虑、礼貌地拒绝加班,当然还有员工为逃避电话而不择手段。


他说,“实时对话、潜在的尴尬、没有答案,以及要立即回应的压力 ,都带来焦虑”,让他讨厌打电话。


对此,图洛尼博士解释说:“打电话更加赤裸,需要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而传讯息就比较疏离,可以让你不感到脆弱而建立联系。”


27岁的律师邓贾·雷利克(Dunja Relic)说,她对工作电话敬而远之,因为“这些电话可能会浪费时间,让你的工作进度变慢”。


心理治疗师斯金纳将其描述为"这本来可以是一封电邮”的情绪。


“我们对时间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给别人打电话需要接收者暂停一天的工作,专心致志地交谈。这对于同时在处理很多事情的人来说,很难做到。”


64岁的企业老板詹姆斯·霍尔顿(James Holton)说,他的年轻员工很少回复电话,“要么默认留言说他们很忙,要么把我的号码放在转接电话上,所以电话永远打不通”。


“他们总是有借口,最常见的借口是我的手机是静音的,所以我没看到,然后忘记稍后回电了。”


他说,在注意到“明显的沟通鸿沟”后,他不得不作出调整,“如果员工更喜欢传讯息,那么我有责任尊重他们的选择”。


但是,随着人们对非语言沟通的偏好和在家工作的趋势,我们是否正在失去进行计划外和非正式对话的能力?


斯金纳预测,如果当前趋势持续,“我们可能会失去一种亲密感或联系感”。


她续说:“当我们口头交流,我们会在情感、专业或个人方面感到更加一致。这种联系可以会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尤其是在工作方面。”


25岁的超市区域经理西亚拉·布罗迪(Ciara Brodie)逆潮流而动,她说她“喜欢并感激工作中的前辈给我打电话”。


她说:“这比传讯息更贴心,因为这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所以你真的知道你的经理很重视你的意见”。


她尤其喜欢在家工作时与同事通电话,因为“在家工作可能很孤独,所以保持联系很好”。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新的沟通趋势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是“玻璃心世代”(generation snowflake),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相反,这是一种适应。毫无疑问,25年前,人们还在抵制从传真到电邮的转变,但这种变化使沟通效率大大提高。


也许现在是时候认识文字的力量了,就像我们在1990年代抛弃传真机一样,我们可以在2024年将可怕的电话抛在后面。


谢选骏指出:人問“Z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轻人为何讨厌接电话”?我看由於種種原因,Z世代和千禧一代已經變成了啞巴——她他們寧可泡在社交媒體上,上當受騙互相矇,也不願聽聽看看這個真實的世界。

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

诺亚的故事被证明了

 《7万年前人类险灭绝 全球只剩2000多人》(2008年04月26日 现代快报)報道:


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IBM电脑公司进行的一项大型遗传学研究得出惊人结论∶大约7万年前,受到严重干旱的极端气候影响,地球上人类的祖先曾差点濒临灭绝,人口最少的时候,地球上仅有2000多人,而且全部在非洲。直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数量才重新上升,走出绝种边缘。目前地球上的66亿人口,其实全都是这2000多名人类祖先繁衍出来的!


据报道,这一发现是24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披露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IBM电脑公司联合策划了一项名为“基因地理计划”,该计划在中国、俄罗斯、印度、法国、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的协助下,对从全世界50多个不同地区采集的上千例人体DNA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在经过了长达3年的研究后,科学家终于得出最新结论——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首次从非洲出发,移居到了世界各地。但让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指出,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只剩下2000多人,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地球上的66亿人口,全都是由这2000多名“非洲祖先”繁衍出来的!


66亿人全是2000多人后代


据报道,科学家此前已研究了人类从母亲身上遗传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人类均为20万年前非洲居住的“线粒体夏娃”的后代,但由于科学家对“线粒体夏娃”和7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之间的人类情况知之甚少,“基因地理计划”小组又研究了15万年前至9万年前期间、在非洲南部出现的狩猎人部落闪族人和游牧部落科伊人的“线粒体DNA”,结果确认出当时人类曾分散成小族群。


研究发现,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不同的是——几乎所有66亿人的DNA基因都是极其相似的。事实上,随便抽出一组黑猩猩比较一下,它们的基因差异都比地球上66亿人的基因差异明显。科学家认为,现代人的DNA差异之所以如此“小”,正是因为地球上66亿人口是由7万年前的2000多个原始人繁衍而来的。


任何意外都可导致人类灭绝


参与“基因地理计划”的科学家估计,7万年前,地球上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变故,从而导致原始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一个濒临灭绝的危险边缘。科学家估算,人口最少的时候,地球上仅有2000多人。科学家称,在当时,任何流行疾病、环境灾难、人与野兽的生存冲突,都会对人类造成“灭绝性”的灾难后果,当时只要其中有一样突然失控发生变数,也许现代人类就不会存在了。


庆幸的是,后来这2000多名人类祖先分散成小族群,并独立发展。直到石器时代初期,这些小部落重新会合,人类数量终于重新上升,并且从非洲散布到世界各个地区,令人类走出绝种边缘。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研究人员斯宾塞·威尔斯在一份声明中称:“这项研究阐明遗传学的强大力量,以揭示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秘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早期人类面临艰苦的环境条件,被迫分成多个小分支,他们在绝种边缘重聚,然后向世界各地移居,这是一部史诗式的剧集,过程记载在我们的DNA内。”


严重干旱导致“灭顶之灾”?


是什么原因才导致地球上仅剩下2000多人呢?科学家们对此莫衷一是。“基因地理计划”小组估计,在13.5万年前至9万年前期间,东非经历多次严重干旱。研究人员指出,气候转变可能导致人口结构改变,从而令人类几乎绝种,人数跌至2000多人。古生物学家米芙·利基感叹说:“谁曾想到,在距今7万年前,气候的极端恶劣曾使我们人类数量减少到险些灭绝的地步。”


但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是7万年前地球上一次超级火山的爆发差点导致了人类祖先的灭绝。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格称,大约73500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发生过一场也许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如今那里仍有一个62英里长的巨洞。它喷出的硫酸烟雾遮蔽了整个地球,以至于长达几年地球都处于昏暗之中,火山爆发后地球生命仍然能够幸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地球毁灭性灾难概率为50%


那么,7万年前人类险些灭绝的灾难在将来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英国皇家荣誉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称,地球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各种可能的毁灭性灾难,包括小行星撞击、核恐怖、生化武器等,而下一场超级火山的爆发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但马丁·里斯认为,人类最大的危险可能还是由人类自己引发的,譬如核恐怖、生化武器失控等。


马丁·里斯说:“100年前,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核危险;但现在我们知道了。100年前,我们不知道病毒还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也许人类自己的疏忽和愚蠢就会毁了我们自己。”马丁·里斯认为,在今天,人类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已从100年前科学家们估计的20%,上升到了50%。



7万年前人类一度濒临灭绝

地球上现有人口66亿左右,而一项最新研究揭示,大约7万年前,人类一度濒临灭绝,最少时可能只有2000人。


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同一个非洲祖先,而现代非洲人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因此得名“非洲夏娃”。


大约6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开始散布到世界各大洲,经过漫长的进化,形成现在形形色色的人种。但是,对于6万年前的人类生活状况,人们所知甚少。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的一项研究部分填补了这段长达10万年的史前人类史。


通过对非洲土著人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DNA)的遗传学研究,古生物学家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大约7万年前,人类最少只剩2000人,一度濒临灭绝。


这项研究由以色列兰巴姆医学中心的多伦·拜哈尔和特拉维夫大学萨哈容·罗塞主持。研究人员利用遗传学技术,从非洲克瓦人、桑人等土著人身上采集了600多个完整的线粒体DNA基因组样本。


线粒体有细胞“动力工厂”之称,具有自身特定的DNA信息和遗传体系,通过母亲一系遗传。1987年,美国遗传学家就是通过研究非洲等地妇女身上的线粒体DNA,证明非洲人历史最长,断定人类起源于非洲。


拜哈尔说,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古人类最早在15万年前开始分化组合,东部和南部非洲人类的分散群体可能与此有关。直到大约4万年前,他们才重新聚居在一起,构成“泛非洲人类”。


“也就是,人类在分化10万年后才重新统合,”拜哈尔说。


研究认为,大约13.5万年前至9万年前,东部非洲经历了严重干旱,迫使史前人类分成各个小的群体,走上各自进化轨迹。


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大约7万年前,史前人类数量最少只有2000人,濒临灭绝。但是,人类最终幸存下来。此后人类迅速繁衍,人口不断增多。大约6万年前,人类开始走出非洲,揭开迁移扎根、进化繁衍的新篇章。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顾问、古生物学家梅亚维·利基点评说:“谁能想到,由于极端的气候条件,7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减少到这个程度,几乎处于灭绝边缘。”


同样来自国家地理学会的斯潘塞·韦尔斯则对遗传学在古人类研究中的威力大为感慨。


“这一研究证明了遗传学在揭示人类进化史上的非凡能力,”韦尔斯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被恶劣环境隔开的人类小群体,从灭绝边缘走到重新统合,在世界上到处繁衍……这简直就是用DNA书就的一部史诗。”

谢选骏指出:人説“7万年前人类险灭绝,全球只剩2000多人”——我看這豈不是證明了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嗎?《聖經》無誤,真有其事!

千万别把自己的儿子逼疯


《摄影师的梦想:在极地海水中给北极熊拍照》(BBC 2022年6月11日)報道:


北极哈德逊湾的熊妈妈和熊宝宝。摄影师纳乔姆为这张合影准备了15年。


阿莫斯·纳乔姆(Amos Nachoum),以色列摄影师,以水下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闻名于世,是国际野生生物摄影领域的顶级摄影师,获奖无数。他说:“恐惧让我保持警惕,却从未阻止我去作任何事。”


从南极到北极,纳乔姆带着他的相机“游”遍了世界各地的江河湖海,潜入水下四处搜寻,给生活在那里的一些人类通常无缘一见的岿然而凶残的水下动物拍日常生活照。


在他相机里留下尊容的有蓝鲸、逆戟鲸(虎鲸)、蟒蛇、尼罗河鳄鱼,当然还有鲨鱼。


和大部分水下摄影师不同的是,纳乔姆下水工作时不用安全笼,以求最大限度展示那些水中霸王面对人类时的自然反应。


他曾对BBC国际台解释说:“只要不招惹它(大白鲨),不惹怒它,我们就可以和它们和平相处。”


纳乔姆在水下拍摄时不喜欢用安全笼,认为会妨碍跟拍摄对象的互动,破坏场景气氛


“水下没有魔鬼”


照片上这条大白鲨,纳乔姆按快门时离他只有一米远。


一口森森白牙的鲨鱼在我们心目中是恐怖的象征,但纳乔姆却看出优雅、力量和美。


过去四十多年中,他一直试图改变人类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比如大白鲨和其他几种鲨鱼就是凶残的杀戮机器。


他常说的一句话:“水下没有魔鬼。”


这位获奖摄影师第一次接触相机时是12岁,当时他在父亲的储藏室里偶然发现了一台相机。他父母是从利比亚逃亡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一家人住在特拉维夫。


他无师自通地学会用那台旧相机,开始东拍西拍。逐渐地,他“意识到摄影给了我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


在水下被熊“追击”


纳乔姆形容自己的父亲很严厉,古板,父子关系紧张。他14岁离开家,住到当地一户渔民家,帮着打杂。就是在那里他学会了一项毕生受用不尽的技能:潜水。


离开以色列


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纳乔姆入伍当兵。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爆发时,他也上了战场。


战争的残酷无情让年轻的纳乔姆倍感震惊,决定离开以色列前往美国,去开始新的生活。


他在纽约开过出租车,打过零工,最后找到潜水教练的工作。


水里的庞然大物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生性凶残,纳乔姆说。


然后,有一天,他在潜水度假村遇到一群游客,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带了一台水下相机拍照。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件事我也能做。


将潜水和摄影结合在一起,放在人生目标的背景下,纳乔姆给自己定了个目标:通过自己的相机让生活在海洋中的那些庞然大物的面貌焕然一新。


理由呢?


“人类和大型动物,和鲨鱼、鲸鱼的关系很不好,但我和它们的关系却很好,” 他剖白心迹。


南极洲的海里不乏生活气息和惊险时刻。纳乔姆展示了豹海豹猎食小企鹅的瞬间。


执着的念想

纳乔姆执着于一个梦想,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给水中北极熊拍照的人。


他记得自己的父亲听说了这个计划后径直泼冷说,那就是"自杀行动"。


父亲希望儿子安定下来,成家立业。


两人完全无法沟通。父亲放弃了,对儿子要做的事不闻不问。


纳乔姆的摄影作品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出版物上


2000年春天,纳乔姆只身前往北极。


他找了一名因纽特人当向导,在冰海里找北极熊的踪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头熊下水的瞬间被他看到了。


对于纳乔姆从事的工作来说,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当地向导十分重要。他们不但熟悉风土人情,也有很多避险、救急的技能。


看到熊下海,纳乔姆随即跟着跳下去。当时风很大,他和向导的船被风吹得越来越远,而水里那头雄性北极熊则越来越靠近。


与大白鲸对视


纳乔姆事先做过充分的案头作业。他曾在资料中看到一则信息,北极熊在水里最多潜到10米深处,不能再深了。


“北极熊身上裹着厚厚一层脂肪,还有毛皮,潜水挺不容易的。”


那时,他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能在动物身上寻找是否会马上攻击的危险信号。


侥幸脱险


在北极的海水中,纳乔姆等那头熊游到离自己大约六米的地方时立刻下潜,熊追了下去。


然后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我已经潜到水下15 - 17 米的深处,那头熊还跟着我。我只看得见它的爪子、鼻子和嘴。说实话,那一刻我真害怕了。”


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打败那头熊,也不可能逃离。


然而,纳乔姆最害怕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他又往深处潜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去,那头熊已经换了姿势,不再是头冲下追逐,而是放平了身子,在水里游泳。


纳乔姆度过了这个生死关,但没拍到照片,等他回到水面时那头熊已经离开了。


去一趟北极要花很多钱,也要做很多准备,包括包租一架飞机,以及在极地冰原搭帐篷。


纳乔姆决定再次赴北极,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拍到那张熊在水里的照片。

纳乔姆2021年1月在平生最爱的地方庆祝了70岁生日


纳乔姆喜欢摄影,也喜欢潜水,于是就以此为基础开始了职业生涯


第二次机会

多年后,第二次机会来了。他有个学生,尤纳坦·米尔(Yonatan Mir),要拍一部关于他职业生涯的纪录片。于是,师生二人2015年去了北极。


这部纪录片的预算是100万美元。这些钱够他们在北极逗留五天。


他们在那里搜寻了四天,一无所获。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出现在最后一天。


“我们看到它们从山坡上下来,然后下到水里。”


它们是一头母熊带着二头幼熊。


对于大部分摄影师来说,在陆地上拍到一张熊妈妈和二个小熊仔的合影照片很可能是毕生第一次,遑论水下。


北极熊身上脂肪很厚,很难深潜。


纳乔姆这次潜水时有一个伙伴,亚当,也是摄影师。


“它们直奔着我们游来,越来越近。我看了看亚当,把呼吸调节器从嘴里拿出来,笑了笑,又把它放回嘴里,然后继续下潜。”


“她(熊妈妈)游到我们上方时,我仰躺在水里,给她照了张相。”


那个画面显示的是熊的轮廓。他等着,等熊妈妈和熊仔跟他正面对视的那一刻。


“熊妈妈起初浮在水面上。后来,她开始俯冲,咔、咔、咔……我就连续按着快门,能抓几张就抓几张。”



“我的英雄”


纳乔姆在北极冰冻的海水里拍母子熊的时候,纪录片摄制组的人在跟他父亲通话,老人那时在以色列家中卧床不起。


电话中听到儿子正在北极的工作,父亲说,他是“我的好儿子,疯狂的儿子,是我的英雄”。


纳乔姆成年后基本上不跟父亲说话。听到父亲嘴里说出的这些词汇,他感到“震惊”、无法理解、心绪难以名状。


老人在儿子回以色列前去世了。


纳乔姆回老家后去了墓地,把他拍的北极熊照片放在父亲的坟头。


“我做到了他认为我不可能做到的事,”纳乔姆说。


但是,他补充道,"是他挑战我,促使我竭尽所能成就最好的自己"。


纳乔姆的父亲临终在病榻上说,儿子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谢选骏指出:人説“摄影师的梦想:在极地海水中给北极熊拍照”——我看他是被他爹給逼瘋了!“千万别把自己的儿子逼疯”——這就是我給馬克思他爹一類的忠告。


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

人际关系的三和论


《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2024-04-16)報道:


零和博弈是指双方在博弈时,在严格的竞争条件下,一方获得利益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另一方遭受损失,双方受益加和为0。

负和博弈是指双方在博弈中由于不可调节的冲突和矛盾,有损双方的利益,导致两败俱伤的场面。

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双赢局面。

例子:

夫妻二人要看电视,可是丈夫看体育,如果当晚丈夫能看到体育节目,得分为1,不能得分为0;妻子看肥皂剧,如果当晚妻子能看到肥皂剧,得分为1,不能得分为0。

若双方采用石头剪刀布决定电视权,则一方可以得到满足,另一方不能,则1+(-1)=0,可以看出此时是零和博弈。

若双方因抢夺遥控器发生争吵,甚至拔掉电源等情况造成双方都不能达到满足,即-1+(-1)=-2,此时为负和博弈。

若双方都很包容,双方约定轮流看电视,双方各看一个小时自己喜爱的节目,此时达到双赢局面,1+1=2,此时为正和博弈。


《负和、零和与正和博弈讲了些什么?》(易书科技 2019-04-08)報道:


我们根据博弈论得出的不同结局,将其分为“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


所谓“零和博弈”就是指博弈最终的效用总和为零,保持在原来的水平,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当我们看见两位老者在下棋,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因为棋局的大多结果是有一方赢,另一方输,我们假设赢的人得1分,输的人得-1分,那么,当一方赢一方输的时候,两人的得分总和为1+(-1)=0。


股票交易也是一种“零和博弈”,人们投资股市,是渴望在炒买炒卖中赚取差额以获得投资回报。这样,当一个人在股市上赚到钱时,意味着别人因此受了损失,即盈利投资者总的盈利所得与亏损投资者总的损失之和相加为零。


如果我们将“零和博弈”看成一场游戏的话,那么这场“游戏”的基本要求就是:整个游戏必须分出输赢,赢的一方所得等于输的一方所失,游戏总体收益为零。在“零和博弈”中,参与者是自私的,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及集体的利益,结果导致集体利益受损,自身利益也不能最大化实现。解决“零和博弈”的方式是必须要在各个参与者之间达成信任,并且对违反约定的人进行惩罚。


以上我们谈到了“零和博弈”,参与者的收益总和等于零。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取得收益,这比参与者单独行动带给参与者的收益更多,合作的总体收益也要大于参与者单独行动的收益总和,起到了1+1>2的效果,我们把这种博弈行为称为“正和博弈”。相反,如果参与人不进行合作,甚至恶意竞争的话,会造成总体资源的浪费,使得总收益小于参与者单独行动的收益总和,带来了1+1<2的结果,这种行为我们称为“负和博弈”。


“零和博弈”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归根结底是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会发现很多事情都符合“零和博弈”的表现。从社会到个人,从强国到弱国,取得胜利或是拥有财富,往往伴随着失败和财富的损失。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因为世界作为一个大的整体,财富和资源都是有限的,想要获得这些资源或是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伴随着对其他人、其他国家或是地区的侵占,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等,这便应验了进化论的道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虽然我们强调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但现代社会更多地是需要合作,使参与者达到“双赢”的局面。20世纪,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但伴随发展而来的还有“全球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现象,这时“零和博弈”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以合作形式实现的“双赢”。人们改变了以往损人利己的观念,通过有效地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而这种“正和博弈”使得参与者都从中获利,参与者更愿意参与。“正和博弈”使得市场上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交易有效地进行。


从“零和”走向“正和”,不是简单的合作,这64、人际关系的三和论


《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2024-04-16)報道:


零和博弈是指双方在博弈时,在严格的竞争条件下,一方获得利益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另一方遭受损失,双方受益加和为0。

负和博弈是指双方在博弈中由于不可调节的冲突和矛盾,有损双方的利益,导致两败俱伤的场面。

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双赢局面。

例子:

夫妻二人要看电视,可是丈夫看体育,如果当晚丈夫能看到体育节目,得分为1,不能得分为0;妻子看肥皂剧,如果当晚妻子能看到肥皂剧,得分为1,不能得分为0。

若双方采用石头剪刀布决定电视权,则一方可以得到满足,另一方不能,则1+(-1)=0,可以看出此时是零和博弈。

若双方因抢夺遥控器发生争吵,甚至拔掉电源等情况造成双方都不能达到满足,即-1+(-1)=-2,此时为负和博弈。

若双方都很包容,双方约定轮流看电视,双方各看一个小时自己喜爱的节目,此时达到双赢局面,1+1=2,此时为正和博弈。


《负和、零和与正和博弈讲了些什么?》(易书科技 2019-04-08)報道:


我们根据博弈论得出的不同结局,将其分为“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


所谓“零和博弈”就是指博弈最终的效用总和为零,保持在原来的水平,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当我们看见两位老者在下棋,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因为棋局的大多结果是有一方赢,另一方输,我们假设赢的人得1分,输的人得-1分,那么,当一方赢一方输的时候,两人的得分总和为1+(-1)=0。


股票交易也是一种“零和博弈”,人们投资股市,是渴望在炒买炒卖中赚取差额以获得投资回报。这样,当一个人在股市上赚到钱时,意味着别人因此受了损失,即盈利投资者总的盈利所得与亏损投资者总的损失之和相加为零。


如果我们将“零和博弈”看成一场游戏的话,那么这场“游戏”的基本要求就是:整个游戏必须分出输赢,赢的一方所得等于输的一方所失,游戏总体收益为零。在“零和博弈”中,参与者是自私的,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及集体的利益,结果导致集体利益受损,自身利益也不能最大化实现。解决“零和博弈”的方式是必须要在各个参与者之间达成信任,并且对违反约定的人进行惩罚。


以上我们谈到了“零和博弈”,参与者的收益总和等于零。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取得收益,这比参与者单独行动带给参与者的收益更多,合作的总体收益也要大于参与者单独行动的收益总和,起到了1+1>2的效果,我们把这种博弈行为称为“正和博弈”。相反,如果参与人不进行合作,甚至恶意竞争的话,会造成总体资源的浪费,使得总收益小于参与者单独行动的收益总和,带来了1+1<2的结果,这种行为我们称为“负和博弈”。


“零和博弈”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归根结底是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会发现很多事情都符合“零和博弈”的表现。从社会到个人,从强国到弱国,取得胜利或是拥有财富,往往伴随着失败和财富的损失。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因为世界作为一个大的整体,财富和资源都是有限的,想要获得这些资源或是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伴随着对其他人、其他国家或是地区的侵占,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等,这便应验了进化论的道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虽然我们强调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但现代社会更多地是需要合作,使参与者达到“双赢”的局面。20世纪,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但伴随发展而来的还有“全球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现象,这时“零和博弈”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以合作形式实现的“双赢”。人们改变了以往损人利己的观念,通过有效地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而这种“正和博弈”使得参与者都从中获利,参与者更愿意参与。“正和博弈”使得市场上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交易有效地进行。


从“零和”走向“正和”,不是简单的合作,这需要合作双方真诚的态度和彼此互相信任,如果有一方在过程中不讲求诚信,想要侵占别人的财富的话,游戏就不能继续,“正和博弈”的“双赢”局面就无法实现,吃亏的反而是那个违反规则的人。


谢选骏指出:人説——股票交易也是一种“零和博弈”;我看這是錯的,因爲股票交易是一种“負和博弈”,因爲買賣雙方都要受到市場把頭的買賣差價的盤剝。總而言之,人际关系無非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正和博弈,這三種縂名為“人际关系的三和论”。研究“人际关系的三和论”,可以厘清許多矛盾、解決許多衝突。

需要合作双方真诚的态度和彼此互相信任,如果有一方在过程中不讲求诚信,想要侵占别人的财富的话,游戏就不能继续,“正和博弈”的“双赢”局面就无法实现,吃亏的反而是那个违反规则的人。


谢选骏指出:人説——股票交易也是一种“零和博弈”;我看這是錯的,因爲股票交易是一种“負和博弈”,因爲買賣雙方都要受到市場把頭的買賣差價的盤剝。總而言之,人际关系無非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正和博弈,這三種縂名為“人际关系的三和论”。研究“人际关系的三和论”,可以厘清許多矛盾、解決許多衝突。


谢选骏:拜登参与罪犯的电视辩论就陷入了历史魔咒


《电视辩论的历史魔咒 会在哈里斯身上应验吗?》(思观堂 2024-09-08)報道:


自从1960年电视辩论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有17次总统选举周期,除了3次之外,所有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之间都至少有一次电视对决。


周二晚上,当副总统哈里斯在费城与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一起登上美国广播公司的舞台时,她将成为第一位与曾经当过总统的人辩论的在任副总统。


但是,还有6位副总统或有担任副总统的历史,他们作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辩论。他们的记录大多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在辩论本身还是在随后的选举中。


其中三人在辩论中表现不佳,然后在随后的选举中被击败。此后,三人都退出了政坛。


两人在赢得国家最高职位那年的辩论中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四年后,他们作为现任总统在辩论中跌跌撞撞,被拒绝连任。


还有第一位以本党候选人身份在电视上进行辩论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在1960年的表现可能让他输掉了大选,并给随后的总统辩论时代蒙上了阴影。


尼克松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60多年来,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候选人首次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一直被视为竞选失误的一个例子。由于尼克松生病了,使他脸色的苍白和著名的“五点钟阴影”(注:指没刮干净的胡子)格外明显,但他又不愿在电视上化太多的妆。这种反差在黑白电视时代尤为明显。


此外,尼克松似乎不太自在,尤其是与他的对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极其自信的举止形成鲜明对比。在向全国人大介绍自己的同时,肯尼迪设法表现出与他所谋求的职位相称的严肃态度。虽然辩论的形式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来展示他的魅力,但他即将成为传奇的魅力有一种闪烁的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尼克松和肯尼迪的辩论及其对比被夸大了,因为全国很多人都没有在电视上观看现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对民意调查的影响也不大。


但“尼克松搞砸了”的印象自有其生命力。


1964年,肯尼迪遇刺后继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认为没有理由冒险与对手、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展开辩论。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


四年后,林登·约翰逊离任,尼克松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次,尼克松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他认为自己在辩论中得不偿失。因此,他没有与对手(当时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辩论,并在11月获胜。


1972年,在任总统尼克松在49个州的压倒性胜利中获得连任,他再次对辩论的建议提出异议。




尼克松与肯尼迪的辩论究竟对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 


福特让这场争论重新回到了焦点


但在尼克松连任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命运。1972年,他的竞选工作人员对入室盗窃和其他罪行进行了调查,导致他监督白宫掩盖所谓的水门事件丑闻。这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调查,尼克松在1974年国会即将弹劾他时辞职。


他的继任者是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尼克松任命他接替因自己的丑闻而辞职的第一副总统。


福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长期共和党国会议员,也是共和党领袖,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他没有太多时间确立自己的副总统地位。他还因赦免尼克松而疏远了许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76年击败了对提名的挑战,并在那年的秋季竞选中有很大的机会赢得自己的任期。他想与民主党候选人、前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辩论,以树立自己的诚意,摆脱尼克松的阴影。


这是16年来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首次同意在电视上摊牌。


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舞台上相对来说都是新手。卡特强调了他的行政经验、他在南方农村的出身、他对民权运动的承诺以及他的浸礼会信仰。


但福特在辩论舞台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至少直到他提出了一条主宰电视和报刊新闻报道的路线。当有人质疑尼克松对苏联的妥协政策及其对仍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东欧国家的影响时,福特说,他不认为波兰人感到被统治了。


鉴于波兰在二战后被苏联军队占领了几十年,并且是亲莫斯科的“华沙条约”的中心,福特的回答被一些人解读为过于天真。不管公平与否,这削弱了他作为最有可能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美国的候选人的形象。


这些辩论有利有弊


下一个被两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是沃尔特·蒙代尔,他曾在1976年卡特赢得的一届总统任期内担任副总统。1980年,蒙代尔看到卡特自信地与当年的共和党挑战者、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进行辩论。他看到了里根的强硬言辞和慈父般的讨人喜欢是如何抢了卡特个人魅力的风头。


然而,当蒙代尔在1984年赢得挑战里根连任的提名时,他渴望与现任总统辩论。他知道他需要一些强有力的东西来克服里根的成功光环,并在民意调查中领先。里根身边的一些人认为没有理由争论这位失败者,他们可能会想,这位73岁的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是否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老的迹象。


在那年秋天的第一次辩论中,里根确实显得不够犀利,有时还有些困惑,这引起了共和党的担忧,也给了民主党人希望。但在第二次辩论中,里根把一个关于年龄的问题作为一个话题,并用“我的对手年轻和缺乏经验”巧妙地开了个玩笑。他后来在那一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49个州的多数选票。


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在1988年成功地击败了一大批挑战者,赢得了接替他的总统提名。在舞台上,他并不被视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其他几个周期的辩论中也表现不佳,但在那年与民主党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会面中,他帮了自己的忙。


作为里根八年的后援,布什已经准备好避开对政府政绩弱点的攻击,并渴望将自己包裹在前任持久的个人声望中。杜卡基斯强调他冷静的“能力”,有时听起来像技术官僚。


布什可能不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但他是两人中更有风度的一个。


四年后,布什要赢得这样的竞争就困难得多了,他发现自己站在台上的对手是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比他小22岁,是自内战前以来主要政党提名人之间最大的年龄差距。


布什还与罗斯·佩罗(Ross Perot)展开了辩论;这位亿万富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佩罗在电视广告上花了一些钱,攻击两党,尤其是布什,之后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飙升。


作为现任总统,布什是1992年辩论的中心人物,但不是焦点。他似乎不时后退,夹在两个更具活力的对手之间。当他看了一眼手表,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时,他似乎在强调这一点。


当年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时,他的竞选伙伴是田纳西州参议员戈尔,而戈尔在2000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克林顿的提名。当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个人电脑正在改变工作和学校,戈尔努力使自己与克林顿因与一名年轻的白宫实习生有染而遭到弹劾一事撇清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乔治·布什,这位前总统的同名儿子,他自己也再次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那年秋天,戈尔和布什举行了三场电视辩论,虽然没有人认为两位候选人占据优势,但戈尔把布什贬低为无足轻重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他翻白眼假装不相信的习惯给一些人留下了居高临下的印象。虽然小布什不是一个出色的辩手,但他有竞选顾问所说的“亲和力”。


2000年辩论的重要性本身就值得商榷,就像这些事件在之前的周期中的重要性一样。最后,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第三方参选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在一些关键州,尤其是佛罗里达州,分裂了民主党的选票。那一年,该州在选举人团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州范围内,共和党以537票的优势领先。




即将参与总统辩论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双刃剑的回归


电视辩论时代的这位单任总统,也可以说是在国民面前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既受益又痛苦。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辩论中顶住了对手的愤怒,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自己。


这位对手当然是唐纳德·川普,他在连任那年经历了参议院的弹劾投票和与新冠病毒的较量后,仍然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现任总统。最终,他淡化新冠疫情威胁并将其经济影响归咎于他人的努力是他在那年秋天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决心用自己咄咄逼人的表现把拜登赶下舞台,尤其是在今年秋天的两次会面中的第一次。


事实上,拜登在几次总统竞选中都没有被视为世界级的辩手,尤其是在2008年作为最终被提名的奥巴马的对手上台时。但他已经连任了六届参议员,在随后的八年里,他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给人留下了很多积极的印象。2016年,他没有竞选自己老板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博·拜登(Beau)当时正在与癌症作斗争,而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走上了当年提名的内线。


但在2020年,在已经78岁高龄的时候,拜登宣布竞选总统,这一次他找到了公式。他在初选中开局不利,但最终赢得了提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洲裔美国选民的大力支持。


那年秋天,拜登与现任总统川普进行了两次电视辩论。第一次是在9月,主要因为川普咄咄逼人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轮到拜登发言时,他打断并大声发表评论,而且基本上无视主持人的缓和努力。


那一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川普-拜登辩论没有那么喧闹。但川普再次牺牲了过去在任总统喜欢的在位氛围,继续无情地攻击拜登。


今年秋天,川普是自1892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击败后首位再次获得提名的前总统。


他将面对四年前与拜登一起当选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川普从未直接交锋过,但哈里斯很有可能会重温川普四年前在这些辩论中的表现。


谢选骏指出:人問“电视辩论的历史魔咒会在哈里斯身上应验吗”?——我看早在拜登参与罪犯的电视辩论的時候,就已經陷入了历史魔咒了。哪裏還用等到現在?你既然和罪犯同臺,那麽只能得到罪犯的下場了。所謂的辯論失利,難道不是某種“天譴”的結果嗎。

哈里斯自命為監察官,卻甘願與罪犯對等,豈不辱殺了美國的司法系統,難道在此護持之下,連法官都嚇得不敢宣判川普的刑期,而把司法結果壓到大選的政治賭博之後了!美國的三權分立,明顯已經完結了——凱撒主義統治美國!


谢选骏:纽约时报为了卖报纸就比妓女还下流

《贺锦丽的夏天结束了 左媒开始对她开炮》(2024-08-27 小林编译)报道:


几乎没有比贺锦丽的自由派媒体朋友更可靠的啦啦队了。


自从拜登总统上个月退出2024年选举以来,这些媒体的印刷机和电视网络就全力以赴,试图掩盖贺锦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的记录。


阅读和聆听他们的华丽赞美会让人相信贺锦丽已经稳操胜券,将成为总统,而不是在最后时刻才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替补。


但这一切在上周四晚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表现平平的演讲后似乎戛然而止。


一向自由派的《纽约时报》是首批突然转变立场的媒体之一,对贺锦丽缺乏明确政策的致命缺陷进行了抨击,其严厉的标题写道:“欢乐不是策略”。


《纽约时报》副主编帕特里克·希利表示,当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大会上声称贺锦丽将成为“欢乐总统”时,他感到“尴尬”。


希利质问,这对那些生计岌岌可危的数百万美国人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自上个月拜登让位以来,贺锦丽没有进行过一次采访或严肃的新闻发布会?


他尖刻地总结道:“最终,她需要更多摇摆州的选民信任她能比对手更好地处理经济……贺锦丽不能只靠‘欢乐’取胜。”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贺锦丽的夏天结束了 左媒开始对她开炮


周一(8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川普可以凭借人格获胜”的客座文章,作者是保守派评论员里奇·劳瑞。


劳瑞毫不留情地写道,贺锦丽“软弱且虚伪,并不真正关心国家或中产阶级。”


劳瑞还抨击了贺锦丽担任副总统期间的记录,尤其是她未能“确保边境安全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她并不在乎她的税收政策是否会毁掉工作机会。她一直是政府的一部分,这个政府在她任内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但她却在淡化这个问题,因为党派立场对她来说比美国工人的经济现实更重要,”他补充道。


当然,这样的批评在保守派圈子里并不罕见,但如此严厉的言辞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无疑会被贺锦丽的团队视为一个警告信号。


另一篇由资深财经记者罗杰·洛温斯坦撰写并于周二(8月27日)发表的《纽约时报》客座文章进一步批评了贺锦丽的经济政策。


这篇文章中也批评了川普关于进口关税的立场为“荒谬”,同时也抨击了贺锦丽的计划,即在超市实施共产主义风格的“价格管制”,称其事“专横且模糊”的。


他写道,“且不论她的提议是解决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问题……更令人沮丧的是她似乎无视价格管制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短缺、供应链中断,最终导致价格上涨的事实,”


而且,不仅仅是《纽约时报》。


实际上,现在一股针对贺锦丽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评论界蔓延,权威的《华尔街日报》和左倾的《国会山》也加入其中。


《华尔街日报》资深评论员詹姆斯·弗里曼发问:“你愿意为贺锦丽的‘氛围’支付5万亿美元吗?”


弗里曼认为,贺锦丽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损害了经济,尤其是支持拜登政府在新冠危机期间大幅增加政府支出。


“她应当为那些推动通胀的支出计划负责,”他写道。“现在,她还要对我们本已缓慢增长的经济实施新的破坏性税收上调。”


与此同时,在《华尔街日报》的热门政治播客节目《波托马克观察》的节目中,乔治·W·布什的前演讲稿撰写人比尔·麦克根将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形容为“乏味”。


《华尔街日报》评论员金·斯特拉塞尔也加入了批评,指出贺锦丽明显缺乏政策内容。


她开玩笑说:“我毫不怀疑,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会非常高兴人们说‘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们的竞选策略,确保没人知道她实际上要做什么。”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国媒体的偏见,指责他们自拜登戏剧性地退出总统竞选以来,与贺锦丽享受了长时间“蜜月”。


但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对这种报道感到困扰。


华盛顿政治圈的宠儿——《国会山》网站,在贺锦丽演讲后的几小时内,也给了保守派作家德里克·亨特一个平台,批评贺锦丽是“一个只会依赖积极媒体报道而不负责任的空洞形象”


亨特指出,贺锦丽没有获得任何选民支持。


“她是首位没有在初选中获得任何代表或选票的党内提名人,”他写道。“她的‘历史性’在于,如果有任何竞争,她很可能无法获得这个提名。”


亨特的抨击并不是《国会山》首次对贺锦丽进行批评。


意见撰稿人梅里尔·马修斯本月早些时候写道,“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贺锦丽经济学’是什么”,并补充说,“这位副总统更关注于发表有态度的陈词滥调。”


“到目前为止,她的竞选网站没有任何政策提案,所以这无济于事。不过,你可以购买一顶媒体大肆宣传的贺锦丽-沃尔兹帽子,”他说。


贺锦丽的夏天结束了 左媒开始对她开炮


《华尔街日报》前主编杰拉德·贝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贝克在《伦敦时报》上写道,贝克表示,贺锦丽的竞选平台如此轻浮和空洞,仿佛是在云端飘浮,她试图依靠它赢得选举胜利。


“当然,她在这方面得到了媒体的帮助,这些媒体没有履行其传统的审查候选人、测试其能力和想法的职责,而大多只是加入了这场狂欢。”


但是,随着这些媒体现在开始提出问题,贺锦丽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而距离选举还有69天。


谢选骏指出:人説“贺锦丽的夏天结束了 左媒开始对她开炮”——我看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爲纽约时报等等为了卖报纸,就唯利是圖,要比妓女还下流了。


2024年9月9日星期一

谢选骏:老头老太催婚另有所图


《沪式“黄昏恋”:在人民公园和宜家餐厅寻找爱情》(艾莎 2024年8月28日)報道:


对于孤单的上海退休人士来说,爱情难觅。每个周末,这些离异或丧偶的居民聚集在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寻找聊天的机会。每个周二,他们则来到一个宜家的餐厅找消遣。

他们穿着比平时略微体面一点的衣服,准备谈论自己的优点、过去的生活,还有未来。

“我这个人很简单。不抽烟,也不打麻将,”现年70岁的徐晓铎(音)说,他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离过两次婚,他主动谈到了自己的退休金和舞技的细节,前者是每月9000元,后者是非常好。

但他叹了口气补充道,“我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其他人也有与他一样的沮丧,但对爱情的渴望则轻描淡写。不少人说他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爱情不应该这么难。中国65岁或以上的人口比任何国家都要多。上海上了年纪的人口已超过中国其他城市。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早已不再工作,不少人要么丧偶,要么离婚。他们似乎都有些孤独,儿孙们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探访。

中国的单身老年人口只会越来越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未来30年里,中国65岁或以上的人口预计将达到4亿。


随着中国人寿命的延长,以及爱情和婚姻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爱情的第二春或第三春。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缘来不晚》等相亲节目应运而生。网上有为单身老年人提供的聊天室、媒人直播间,以及约会应用程序。

但没有能代替社交聚会的东西。

每周都有数百名老人抱着遇到未来伴侣的希望,回到公园里的老地方,以及回到一家位于“高大上”的徐汇区的宜家餐厅(为什么是这家餐厅没人知道原因)。

这些聚会是社交活动。人们带着卡拉OK机和扬声器来公园唱歌跳舞。他们带着保温杯来到宜家餐厅,装满免费的咖啡,坐在桦木和白色塑料桌子旁,聊起各自的童年往事。


这里有一些常客,比如64岁的马国英(音),她笑容亲切,喜欢穿鲜艳的衣服,戴一副大大的圆眼镜。过去几个月里,她在宜家和人民公园度过了很多时光。她的朋友、66岁的张晓兰(音)过去10年一直会来这里。

她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年长的男人似乎总是喜欢年轻女子。

但这是一项可以消磨一天中好几个小时的活动。

“如果一天24小时呆在家里,大脑会退化的,”多年前离婚并已退休的马国英说。她说自己在家里很孤独,女儿只是偶尔打来电话,主要是为了看她是否安好。


绿树成荫的人民公园位于上海市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聚会的场所,先是赌徒的聚集地,后来成了学生抗议者和希望练习英语者的聚集地。如今,它又以“婚恋市场”而闻名,一个又一个周末,父母们带着不懈的乐观精神来到这里,希望为他们未婚无孩的子女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们带着简历,上面写着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等个人资料,还夸耀孩子们的智商水平、大学学位和考试成绩。

这个公园也很自然而然地成了另一种渴望恋爱者的聚集地:退休的人和无聊的人。


“渐渐地,有人觉得,如果孩子们能找到伴侣,那父母也能,”刘其宇(音)说。他穿着蓝丝绒运动服,戴着金表、链子和丝巾。当年长的男女开始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刘其宇解释说他自己并不是在找对象。

“我来过一两次,想找另一半,但没找到,”他说。

就像周末的公园聚会一样,宜家每周二的活动也往往会吸引60到80岁的人,他们寻找在中国被称为“黄昏恋”的爱情。

在下午的几个小时里,这家瑞典家具零售商给人一种社交俱乐部的感觉。商店二楼有一部分是平日里的那种客流——购物者在自助餐厅的金属架间穿行,挑选著名的肉丸、杏仁蛋糕和越橘汁。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瑞典美食,有些人自带食物,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把椅子拉到朋友和熟人坐的地方。

在大厅另一边灯光很亮的卫生间里,女人们在一起闲聊。一个人在涂口红。

对这里的男女来说,网上约会并不流行。他们有智能手机,或者至少有能力购买智能手机,但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想在网上寻找伴侣。

“我买东西都在网上,”69岁的李志明(音)说。他画着眼线,穿着喇叭裤,黑发用了啫喱来造型。“我觉得网上约会不可靠。”


李志明说,他的妻子在1996年离开了他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去了国外,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从那以后,他一直孤身一人。九年前从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休后,他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规划各种活动。他打牌,跟着拉丁音乐跳舞,还唱歌。

“我有房、有养老金、身体健康,”李志明说。

他说他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作为交换,他答应做饭和照顾她。“我在家里很孤独,”他说。

70岁的郑悦(音)选择独坐,等着有人来搭讪。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女性一样,她不想透露自己的完整身份,而是提供了她在公共社交媒体账户上使用的名字。

郑悦的前夫是一名警察,多年前因伤去世,她想找一个“博学、通情达理、成熟、稳重、和蔼、善良”的男人。她还说,她想找一个可以“牵手一生”的人。

她说,女性参加这些聚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她们往往更不好意思寻找新伴侣。

“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自己过来,迈出第一步。”


谢选骏指出:人説——沪式“黄昏恋”:在人民公园和宜家餐厅寻找爱情。我看”老头老太催婚另有所图“——狡猾的上海人!

谢选骏:“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爲何在政治文化上一事無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之春”這個名字,就像在它前後的“北京之春”,都是山寨於“布拉格之春”。但是這些食洋不化的腦子不懂中文,不懂中文的“春”字含有“性騷動”的意思,例如“春夢”、“春情繾綣”、“買春賣春”……這樣一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豈不都和聲色犬馬扯上了關係?而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