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童深圳遇袭与“偶发事件”：民族主义情绪下的中日关系何去何从》（BBC 2024年9月20日）報道：
在广东深圳就读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孩在上学途中遇刺身亡后，社会多方对此事大恸，有学者分析指日本自民党选举当前，此事恐将使中日双方关系越走越远。
周三（9月18日）下午，一名男子在深圳刺伤一名10岁儿童，经抢救无效，男童在遇刺次日身亡。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泉忠表示，日本国内对于这件事的关注度极高，且不同程度地表达出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华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学者和记者亦因此表达极大的“无奈和愤慨”，这也呈现出该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在过去几年里，日本社会一直有流言称日本人去中国会不安全、会被检查、会遭遇不好的事情，这样事件的发生无疑坐实了这个说法，”林泉忠这样表示，同时指出由于此前已有受中方邀请赴中国访学的的知名学者在官方安排的酒店里被警方带走，种种事件使得“尽量不去中国”成为日本社会主流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下周就是日本自由民主党选举，由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宣布退出，日本新任首相将在下周正式选出。
事件发生后，自民党总裁候选人都纷纷表达了对此事的意见，林泉忠表示目前三位领跑候选人的对华态度都说不上友好，“已经不可能委任亲中人士为外务大臣”。
日本驻华大使馆周四（9月19日）发布声明，表示对这名儿童的死亡“深感痛心和遗憾”，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查明真相，呼吁日本侨民留意周围环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在周四发表讲话，要求中方尽快说明案件实际情况，并痛斥行刺行为“卑劣”。岸田文雄此前担任日本外相期间多次前往中国访问，但上任首相后从未到访中国。
日本外相、日本外务事务次官都表达了对事件的关注和遗憾。
日本前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点评中日台关系大势走向
在周四的中国外交部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三家媒体问及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身亡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多次强调“这是一起个案，类似案件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同时指出案件正在调查中，犯罪分子将被惩处。
据悉，遇刺男童为日本籍贯，父亲为日本公民，母亲是中国公民。
深圳警方对多家内地媒体多次强调这是“偶发个案”，表示嫌疑人已被抓获，具体动机不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四还表示：“个别案件不会影响中日两国交往与合作。”
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晚间，在深圳日本人学校和东京街头，深圳市民和海外华人自发献花、点蜡烛进行悼念。
这是今年第二起针对日本人的犯罪事件，早在今年6月24日，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名中国男子袭击一对日本侨民母子和日本人学校校车上的人，市民胡友平拼死相救。彼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将这件事形容为“偶发事件”。
苏州校车遇袭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华大使馆为胡友平降半旗，日本外务大臣公开表示哀悼。但行刺的这名男子信息始终没有公布，案件至今没有详细细节披露，这也导致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遇刺事件后，民众对政府查案是否会如实公布结果一事持怀疑态度。
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官方还没有对行刺男子的作案动机进行说明，但事发时间9月18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日期，学者亦指其动机很难不和“九一八”事件联系起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每年“九一八”时，中国东北会拉响防空警报作为对这一事件的警醒和纪念。近年来，在该节日前后中国当局都会加大宣传，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又在80年代迎来外交上的“蜜月期”，中国多个城市和高校均有日本捐赠的代表中日关系友好的“樱花大道”或街道，在每年春季吸引大批市民赏春，日本亦收到中国送养的大熊猫，承接方东京上野动物园外曾大排长龙。
这样的文化交往在近年来多受打击，2005年，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和抗议示威，之后2012年又有钓鱼岛事件后中国各地市民烧毁日产车辆或日本百货公司。
林泉忠对BBC中文表示，他曾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但事实是很可惜地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至今没有实现软着陆”。
林泉忠表示，消费爱国主义是稳固政权、一定程度维护统治合法性和维稳的利器，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这样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从男童遇刺身亡事件后，政府对媒体和言论的管控和噤声就能看出，反思的声音太大会影响它想要的那个效果。
上海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对BBC中文表示，尽管学校并未在课程纲要里要求加入针对任何国家的“仇恨教育”，但是近年来，她感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逐渐增多。
这位老师表示：“仇日这件事不是我们在教，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主要在负责对他们的熏陶。一般家长讨厌日本的话，小孩就会跟着憎恨日本。”
在抖音等平台上，“抗日”神剧、短剧、相关视频的传播没有限制，在男童遇刺身亡事件后，还有博主直播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猎奇，题名为“防护严密的日本学校究竟隐藏了什么”的视频收获大量点赞。
而在生活分享平台小红书上，自我介绍为日本人的博主帖文评论区也多为不友好言论，发帖人也往往在收到这些评论后不再更新。
2023年8月末，日本正式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不久，杭州市民即在杭州日本人学校外砸石头和鸡蛋。
日企的离开和日本文化的淡出
民族主义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在华日企、两国文化交流的企业或个人离开中国。
据日经新闻报道，事件发生后，在华日企高度警觉。松下控股允许在华工作的派驻员工及其家属暂时回国或居家办公，回国费用由企业承担。三菱重工、本田等公司也在考虑相应对策。
王子瑜四年前开始成为专业和服着服师，主要工作是为客户按要求搭配和穿上标准和服。
此前在北京工作时，她常被日本老师提醒“尽量不要在外穿着和服”，同行也经常提示她不要在大陆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着有和服的相关内容。
她本以为只是善意提醒，直到她注册了抖音账号宣传工作，评论区的辱骂从不间断。一条收获近8000条评论的视频下方，仅有几条是夸赞“好看”，其余尽数是指责王子瑜，训诫她不该穿和服。
2021年，福建一女子穿和服做核酸检测被拒绝，工作人员要求她换一身衣服再来排队。2022年，另一名中国女子在苏州街头因穿着和服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
王子瑜说：“我不说我是中国人，我会因为被误以为是日本人挨骂。我说我是中国人，就要因为穿和服被骂得更狠。我在成都穿和服上街买东西，还被人不太礼貌地喊过话。”
在手机上看到中日混血男童遇刺的新闻，王子瑜说她深感痛心，更痛心的是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支持或者“人人都会死，只是被报道或不被报道”言论的消息。常年遭遇不友好评论，王子瑜甚至表示她看完新闻“心有余悸”，因为这把刀也很有可能在过去或者未来的某一天插在她身上。
疫情开始后，王子瑜的很多中日结合家庭客户逐渐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定居。今年初，她也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京都。
在京都，她身边所有看到男童遇刺新闻的朋友和市民都感到很惶恐。
王子瑜说：“我想离开，但不知道去哪。日本马上就要选首相了，看到候选人都在讨论中日问题，我以为没准儿能好起来了，现在看，只会越来越差。”
谢选骏指出：人説——日本男童深圳遇袭与“偶发事件”：民族主义情绪下的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我看——難道中国开始主导中日关系了嗎？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鬼子专业户”和在日华人眼中的中日关系》（李澄欣BBC中文记者 香港报道2022年9月29日）報道：
今天（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关系这半世纪跌宕起伏，近年跌到冰点。BBC中文访问有“鬼子专业户”之称的在华日本演员，以及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了解他们的经验和感受。
“为什么日本人就一定是坏蛋？”日本演员三浦研一（Kenichi Miura）多年来都很疑惑。
这位老戏骨在北京影视圈“打滚”四分之一个世纪，自2000年起参演了过百部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包括《东风雨》、《建党伟业》、《生死线》、《走向共和》等，大部分角色都是抗战片中的日本反派人物，中国观众都叫他“鬼子专业户”。
“鬼子”是指日本侵略者，后来成为形容日本人的蔑称。三浦研一说中日语境不同，他起初不明白“鬼子”的意思，还以为是指恐怖片中让人惊恐的鬼，后来才了解个中贬义。
他说早已习惯被称为“鬼子”，但内心仍有不快。“中国人说我是‘鬼子’我无所谓，那是他们有幼稚的脑子，我们也不会用侮辱人的字称呼中国人。在拍摄现场，水平低的会说‘你们鬼子军人’，水平高的导演会说‘你们日本军人’，越老的导演越不会尊重人。”
三浦研一1963年在日本东京出生，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他1997年去北京是为了学术，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攻读国际关系博士，毕业后才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
他记得初到中国时，中日关系已经过了80年代的蜜月期，但还是非常友好，“没有什么抗日、仇日”，到了江泽民执政后期，中国政府开始“利用抗日的历史去宣传爱国主义”。
三浦研一于2000年接拍第一部“抗日片”，在《我的母亲赵一曼》饰演日本特务林宽重文，戏中审讯女主角时处以电刑，他说当时心情非常矛盾，“把女生放在电椅上拷问，我看到剧本已经觉得很不安，太残酷了，我自己扮演也受不了！”
在精神压力下，他请教日本专业演员的意见，对方说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坏人，尤其在战争当中，好人在坏的环境也会变成坏人。前辈的一番话，让他决心演好反派角色。
他对BBC中文说：“以前抗战片的日本军官是中国老演员来演，他们脑子都被洗了，日本人就是坏蛋，表情、动作都很刻板印象，也不会管角色的故事。但我会挖掘角色的背景与历史材料，以前在哪里成长、读什么学校，通过我的表演，观众看到立体、人性化、更真实的人物，他也有矛盾，有他残忍的理由，比如军人违背军令自己也会死，有时候是迫不得已杀人。”
三浦研一说过去二十多年都抱着“中日友好”的精神演出，不介意演坏人，唯独两个题材坚决不做：“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这两件事太政治性，日本人只有坏蛋。最近有位导演打电话给我三、四次要我演‘731部队’，我都拒绝了。战争片的意义是要让人反思历史，如果只是增加仇恨，那有什么意思？”
他指出，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停留在战前，但事实上日本战败后成为和平国家，日本社会主流都很反战。“在正常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军人都很受尊敬，但是在日本，大家觉得自卫队里的都是坏人，自卫队的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他形容现时是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候，他特别厌倦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每个国家都经常打仗，人类历史就是那样，用现在的角度看过去是不对的、不公平的。日本是和平国家，不好的事大家就让它过去，人们往前看、往前走，但中国人总是记住不好的事去仇恨。”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日战争结束，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两国在八、九十年代经历蜜月期，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相当友好，2000年代起常因钓鱼岛（日译尖阁诸岛）领土主权及历史问题发生冲突，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相撞，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府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国大规模反日示威，两国关系掉到谷底。
2012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安倍晋三重返执政，安倍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及供奉祭品引发中方强烈反弹。两国元首2014会晤后破冰，而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增加美日同盟的不确定因素，安倍一度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但拜登上台后重新巩固与盟国的关系，加上北京不满安倍意图修宪，而东京批评中国对新疆、香港及台湾问题的态度，双方在中美“新冷战”的大格局下，关系陷入冰冷期。
近年日本国难，都有中国民众幸灾乐祸，2011年“三一一大地震”和2016年熊本地震，中国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庆祝”留言，有网民指是“日本侵华的报应”。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也有中国商家推出促销活动。
另一边厢，日本人对中国的观感也越来越差。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6月公布的民调，在全球19个发达经济体中，68%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以日本的87%最高。日本智库的调查则发现，仅6.1%日本人满意中日关系。
中日交恶直接影响在日本的66万中国人。现年50岁的四川人高先生在名古屋生活，与中国籍太太育有两名小孩，他说日本的校园欺凌很严重，担心子女因中国人身分而遭同学排挤，他在孩子上小学时很积极参与学校的亲子活动去融入，但上中学后就很困难。他半开玩笑说：“所以我让他们从小就练空手道，有什么事也可以以牙还牙。”
他24年前到京都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毕业后进入日本老牌大企业工作。他说基于对中国文化和民族的身分认同，至今仍是永住身分，一直没有入籍日本。“如果我一早入籍，现在应该升职做了科长，但我没有。如果是换美国护照、德国护照，我会毫不犹豫，但我对日本历史始终有心理上的抵抗，很纠结。”
高先生强调作为在日中国人，现实生活中没有遇过不愉快事情，“日本人素质很高，表面上客客气气，而且从来不会聊政治”。但他对中日关系的氛围特别敏感，若以自己刚到日本为基准100分，2012年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后两国关系直线下降至80分，现在则是政府层面50分、民间只有30分，“是有史以来最差”。
他说：“2012年中国有反日示威，但2015年很多中国游客来到日本爆买，中国人来过日本旅游都一定会印象好，因为日本很干净，日本人穿得很得体，姑娘很漂亮，男的也帅，都很有礼貌和教养，所以2015年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变好了，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每况愈下。”
国际政治学者、日本问题专家林泉忠分析指，中国有能力左右民间对日本的气氛，但日本没有，这造成两国民间越走越远。“中国政府操控传媒，如果官方唱好中日关系，民间舆论也会跟上来。但日本是民主自由的社会，2012年后日本人一直都不喜欢中国，无论日本政府怎么对中国释出善意，也无力压住日本国内对中国不满的声音和舆论压力。”
日本人对中国印象差，高先生归咎于媒体。他说日本传媒几乎每天都有中国的负面新闻，他最深刻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当时日媒连天报道，日本人对于中国当局草率了事感到不可思议。“中国10%的负面，集中起来后就变成90%，日本人感受到的是那90%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事实，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拼出中国的虚像，让日本人以为中国全都是负面，不停放大。”
他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试图改善局面，近年还以实际行动不断印证这个负面的虚像，比如发动“战狼外交”、新疆人权问题、香港示威、台海军演，以及疫情期间的铁腕“清零政策”等，都让日本人很反感，“你也不能说他在抹黑中国，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他特别提到2019年北京打压香港示威，对日本社会很大冲击，当时所有电视台都有详尽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也制作了特辑关注香港自由受损。“八十年代日本人经常去香港旅游，也喜欢香港的流行曲和电影，对香港特别有感情，香港的事情让他们很不高兴。”
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实力差距也左右着中日外交关系。高先生记得1998年刚到日本时经济泡沫已爆破，但日本工资跟中国仍相差达30倍，在日本打工一天等于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很多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打工，有的从事犯罪活动。“新闻经常有中国人偷蔬菜、抢劫、捡日本人的电话磁卡卖的报道，中国人是社会最底层，相当于现在在日本的越南人。当时日本根本就不把中国放在眼内，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2010年是转捩点，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日本42年来首次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中日关系从此发生结构性改变。“日本人很震惊，本来是个自己看不起的穷国家、小家伙，突然变成旁边的巨人，有一种恐惧感，觉得中国把自己的阳光遮住了。”
不过在软实力上，高先生认为中国还是落后日本30年。他今年暑假回去中国三个月，亲身经历了铁腕“清零政策”，天天验核酸，一度被强制隔离了十几天及限制行动自由，其后在网上表达不满后被当局强行删除手机照片。
他说这些遭遇“简直是虐待”，更让他二十多年不归化的坚持开始动摇，“没有中国护照就不用受到中国法律约束，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我现在认真考虑换日本护照”。
在北京的日本演员三浦研一也表示，中国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从很穷到自己发明随身听Walkman、电饭煲，慢慢走过来，但中国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突然就可以享受到很多东西。中国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缺乏。”
而中日两国的资讯不对等，导致双方分歧越来越大。“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人生和历史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用VPN才能了解外面的事？中国客观的材料和收到的资讯太少了，没办法更开放、更公平地看事情。我认为是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如果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把他送到国外学习，如果相信中国人，应该更放开。”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两人都不乐观。高先生认为中美在台海若有冲突，而美国失败告终，日本就很可能要降服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下。“冲突下就不是比文化，而是力量对比。粗鲁野蛮的人拿武器对抗文明有教养的人，前者一定会赢，这是没办法的事。”
三浦研一也认为，目前中国执政者不改变“战狼”做法，两国很难改善关系。不过身为演员，他更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国家领导人经常变，但民间的交流不会停止，像很多日本朋友在中国开拉面店，这些都是可以促进友谊的。”
他表示短期内不打算离开中国，正筹备演出一部关于沙漠绿化的电影，是少数他可以担当正派角色的片子。“这个星球那么小，人类没完没了的打仗，我们不应该回到100年前、500年前战争的年代。我的梦想就是拍一部中日两国携手解决地球问题的作品。”
谢选骏指出：人説“但是在日本，大家觉得自卫队里的都是坏人，自卫队的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我看這是因爲還有美國駐軍壓著，一旦美軍撤走，日本必將回復軍人統治，因爲這就是民族性——人説“日本的校园欺凌很严重”，我看著就是倭寇的民族性，一種欺軟怕硬的賤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