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與俄羅斯核戰難免論

谢选骏：與俄羅斯核戰難免論

《普京再次威胁动用核武 有核国家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BBC 2024年9月26日）報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9月25日）晚间在讲话中表示，正考虑改变该国使用核武库的指引和条件。

他说将把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支持下发动的攻击视为“联合攻击”，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对方威胁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乌克兰是无核国家，接受美国及其它有核国家的军事支援。

普京的言论正值乌克兰寻求批准使用西方国家远程导弹之际，基辅希望打击俄罗斯军事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已前往美国，将于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预计基辅的请求将是会谈的首要议题。

乌克兰军队今年已进入俄罗斯境内，并希望将目标对准俄罗斯境内的基地。乌克兰称这些基地正在向自己境内发射导弹。

针对普京的言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Andriy Yermak）表示，俄罗斯“除了核恐吓，再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恐吓世界了”。

普京曾威胁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批评说这是“核武恫吓”，目的是阻止其盟国提供进一步支持。

俄罗斯的盟国中国也呼吁保持冷静，有报道称习近平已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

但本周三，普京与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后宣布了激进的提议。

他警告，新的核指引将“明确为俄罗斯过渡到使用核武器创造条件”，并表示这种情况包括对莫斯科的常规导弹袭击。

他说，如果俄罗斯发现开始向其境内大规模动用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对国家主权构成表示“严重威胁”，俄罗斯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

他又说：“建议将任何在拥核国家的参与或支持下的无核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

他形容，俄罗斯的核武器是“我们国家及其公民安全的最重要保障”。

自二战结束以来，拥有核武的国家一直奉行威慑政策，其基本理念是，一旦交战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将导致相互毁灭。但也有一些小型战术核武器，旨在摧毁目标而不会产生广泛的放射性尘埃。

今年6月，普京向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发出警告，称俄罗斯拥有的“战术核武器”比欧洲大陆上的多得多，即使美国把他们的核武器带过来也一样”。

他又说：“欧洲没有发达的‘预警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处于不设防状态。”

他当时暗示将修改俄罗斯的核指引，该份文件规定了莫斯科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40多年来首次，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意味着什么》（黄思琪（Kelly Ng）、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发自新加坡 2024年9月26日）報道：

中国官方证实本周在国际水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射，这引发了许多邻国抗议。周三（9月25）的洲际导弹发射是40多年来的首次，但是北京称此次行动属“例行性安排”，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或目标。

中国官媒也报导，政府也对“相关国家”发出了通知。然而，日本表示未收到任何警告，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纽西兰）一同对此表达了担忧。

有分析称，此次发射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这突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远程核能力。

美国去年便曾警告称中国已经扩充其核武库，作为国防升级的一部分。而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超过5,500公里，让中国的打击范围涵盖美国本土和夏威夷州。

不过据估计，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仍不到美国和俄罗斯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长期以来坚称其维持核武只是为了威慑。

北京在周三宣布，当地时间上午08:44（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4:44），发射了一枚长程导弹。这枚导弹搭载了一枚假弹头，并在指定区域着陆——据信落点位于南太平洋。

北京2019年阅兵式上展出的东风17中程弹道导弹。 据称东风17装备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飞行途中可以变换弹道。

中国国防部补充说，这次试射是“例行性安排”，属于其“年度训练”的一部分。

不过，分析人士向BBC指出，中国上次在领土外测试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80年代。过往中国通常会进行内部测试，之前曾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类测试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来说并不罕见，但对中国而言却是非常特殊的，”核导弹分析师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告诉BBC。

潘达分析称，中国的“持续核现代化”已经导致了重大变化，这次发射似乎也显示出其战略的变化。因此，昨日的导弹试射立即引发了许多国家反应。

东京表示未收到任何通知，并对北京的军事扩张表达了“严重关切”。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表示此行动“不稳定，增加了区域内误判的风险”，并已向北京寻求“解释”。新西兰则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且令人担忧的发展”。

潘达认为，他不同意中国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发出政治讯息，“但毫无疑问，这将对该区域和美国构成明确的警示，因为亚洲的核动态正在迅速改变”。

其他分析人士则进一步指出，这是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的又一警钟。

“对华盛顿而言，讯息是，若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将使美国本土暴露于攻击之下，”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莱夫-埃里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向BBC强调。

他又说，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这次挑衅性的测试…显示了中国能够同时在多个战线作战的能力，”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时机是关键。”

他解释：“（中国的）这个声明称此次发射并未针对任何国家，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台湾的持久紧张，都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有些改善，但中国在区域间日益增强的强硬姿态仍然是个障碍。随着中菲两国船只在争议水域中屡次碰撞，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此外，上个月东京在指控一架中国间谍飞机侵犯其空域后，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并称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另外，北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紧张源头。

譬如，台湾国防部在周三早些时候表示，中国近期进行了“密集”的导弹发射和其他演习。该声明提到，台湾侦测到有23架中国军用飞机在台湾周围执行“远程任务”。

中国解放军还经常向台湾水域和空域派遣舰艇和飞机，这被称为“灰色地带战争”策略，旨在使这些侵扰行为正常化。

在今年七月，中国因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而暂停与华盛顿的核武军控谈判。美国2023年就曾警告称中国的核武现代化，尽管中国的数量仍远远低于华盛顿的核武库。

五角大厦估计，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其中约350枚为洲际弹道导弹。

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超过1,000枚；而美国和俄罗斯各自表示拥有超过5,000枚核弹头。

此外，中国军方的火箭军，这个管理其核武库的精英单位，近期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一场激烈的反贪腐运动导致该单位的两位领导者在去年被罢黜下台。

分析：减少误判或剑指美国？

BBC中文

虽然东京及坎培拉等都对中国此次导弹试射表达事先不知情，并对北京此举表达担忧。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随后证实，中国在试射前其实通知了美方。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Sabrina Singh）在美东时间周三的记者会上说：“这是朝着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的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

但美国国防部也同时表示，期待中国针对弹道飞弹和太空火箭等发射行动明订出一套更有规范的双边通知机制。

辛格称：“我们也会继续推动与中国针对核武扩张的问题进行实质双边对话，并开始采取应对中国核武扩张风险的措施”。

在今年七月，中国因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而暂停与华盛顿的核武军控谈判。美国2023年就曾警告称中国的核武现代化，尽管中国的数量仍远远低于华盛顿的核武库。

不过，中国军事专家、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林颖佑助理教授则向BBC中文说，此次解放军发射导弹有给美国下马威的意味在里面。

他提到，在中国“十一”国庆前夕，并传出“习拜会”可能举行的背景下，中南海此次试射最大射程能覆盖美国本土的东风31甲改（AG）型洲际弹道导弹，中南海其实有向美国“秀肌肉”的战略考量。

林颖佑指出：“中共也希望透过此举反击近年来外界对火箭军的种种质疑及谣言，展演火箭军的实力。”

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智库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Neill）便向路透社称，考量到中国火箭军近来深陷贪腐丑闻，习近平应该也想借此表态“中国的战略威慑手段仍可发挥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普京再次威胁动用核武——有核国家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

我看“核戰難免，遲早一搏”——俄羅斯是世界公敵！

谢选骏：商人的失敗主義助長俄羅斯侵略

《打仗發大財？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續命的「戰爭財」》（2024/09/19 徐子軒）報道：

近來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接受台灣媒體專訪，他以璦琿條約為例，闡明中國對台灣的領土野心。關於賴總統涉及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言論，各方可依自身立場解讀，如俄國是以2001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駁斥，但賴清德提到「現在俄羅斯是最弱的時候...中國可向俄羅斯要...（領土）」，此言則有待商榷。

首先，賴清德秉持自由民主陣營的思維，他的發言應基於美歐等西方國家對俄國施加的經濟制裁，包括減少對俄國的能源依賴、凍結俄國海外資產等。雖然俄國在西方普遍不受歡迎，但在亞非等開發中與最低開發國家仍有許多朋友，像是普丁剛出訪蒙古，而蒙古未遵循國際刑事法院對其發出的逮捕令。

再者，俄國入侵烏克蘭不久後，美歐制裁發揮了一些效用，在2022年俄國GDP成長為-1.2%。但由於中國等國協助，到2023年就迅速回彈至3.5%，其經濟狀況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糟，甚至到今年，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俄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俄羅斯雖是軍事大國，經濟表現卻不出色，容易受外部影響，如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遭受西方制裁，GDP在隔年就驟降。但最新數據顯示其人均GDP已超過2013年的歷史高峰，因此，說俄國處於最弱時期並不精準，那麼，俄國是如何在西方制裁下成功突圍？

一言以蔽之：「打仗發大財」。

2024年9月18日，俄羅斯特維爾地區（Tver）的托羅佩茨（Toropets）在烏俄雙方交戰中發生爆炸。 

▌讓俄國在制裁下續命的石油財

要知道，過去十多年之間，俄國一直採行緊縮預算政策（除了軍事現代化），同時囤積資金，並償還債務。不管是不是為了戰爭做準備，這些舉措很大程度上都為了應對「美國霸權」——入侵烏克蘭之前，俄國央行的資料顯示，俄國有相當於5,500億歐元的儲備資產（真實數字難以估計），其中美元資產可能只佔8%到10%。

在俄國的儲備資產中，最多的是歐元資產，約有3,300億，目前被G7凍結約為2,600億。其他的資產包括日圓、人民幣（但人民幣有額度限制，難以自由兌換）等，以及黃金與IMF帳戶，當中最重要的是黃金，俄國擁有超過2,300公噸（估值約為1,700億美元），且俄國還是世界第二黃金生產國，2023年產量有320公噸。

除了出售黃金，俄羅斯還有黑金——石油等資源可賣。由於歐洲對俄國石油禁運、G7也對其石油出口設定的價格上限，2022年之後，俄羅斯從化石燃料獲得的出口收入銳減。不過到了今年2024年，俄國正逐步恢復產值，雖然還不到戰前的水準，但中國大量採購，達到其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使俄國得以續命（再加上印度，出口到中印兩國的石油是俄羅斯出口總量的90%）。

此外，雖然現在俄國石油受到美歐制裁，但漏洞百出。如先前希臘獲准可合法海運俄國石油，當歐盟採行更多禁令，希臘船公司就賣舊船給俄國使用、俄國也建立所謂的幽靈（ghost）油輪，和伊朗、委內瑞拉等國一起運輸石油到他國，讓美國正在考慮採用二級制裁對付這些油輪。

制裁唯一比較有成效的是天然氣，雖然天然氣不在歐盟設定的品項中，但歐盟國家經過數年努力，成功分散天然氣來源，俄國所占份額從40%降到8%，擺脫了對俄國的能源依賴。這也讓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宣布2023年虧損69億美元，出現20年來首度虧損。

為了資助戰爭，俄國動用了國家財富基金（Russian National Wealth Fund）的流動資產。基金規模在戰前，流動資產部分大約有1,100億美元，到今年初下降44%，只剩560億左右。

俄國一面以國家財富基金支持戰爭，一面又用來彌補國家預算赤字，能夠為基金開源的正是油氣所得，今年6月時其總資產規模約有1,400億，相較5月的1,389億美元增加不少，但是當中能輕易動用的流動資產是562億美元，低於前一個月的564億美元。加上由於俄羅斯法律規定，若石油或天然氣價格下跌，俄國財政部會依法從國家財富基金中撥款來彌補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的缺口，形同基金與油氣收入緊緊綑綁，因此外國購買油氣的金援行為牽動俄國繼續戰事的能力。

▌軍事凱因斯主義

自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丁政權為國防開支注入大量資金。2021年俄國國防支出約380億美元，到了2024年已暴增至1,400億美元，佔政府總開支35%。這種將巨額資源轉移到國防部門、使經濟軍事化的政策，稱之為軍事凱因斯主義（Military Keynesianism），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

當普丁政權把錢花在軍事生產，以及各種與軍事相關的設備，包括電子、光學等高科技產品，既能促進技術發展，更有助民間部門的經濟活絡。然而，最有利改變國民所得的，應屬支付給士兵的薪餉（包括向受傷或陣亡士兵家屬的撫卹），深刻影響了少數民族與貧困階層。

過去冷戰期間，蘇聯在圖拉（Tula）、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等州設立許多兵工廠生產軍火，但蘇聯解體後，對國防的需求倏地下降，工廠被迫關門、工人多失去生計。如今因應戰事又大量啟動軍事生產線，讓這些地方獲得意外之財，且因為徵兵造成勞動力短缺，也使薪資隨之飆升。

在軍隊方面，據報導指出俄國士兵起薪可以達到20萬盧布（近7萬台幣），但由於戰死的人數實在太多，兵源越來越少，今年已經漲到40萬盧布。個別區域還提供津貼誘因，如莫斯科有190萬盧布的一次性補助，假設能夠在軍中撐過一年，就有機會得到5百多萬盧布的薪資與獎金。

2021年俄國人民平均月薪約為7萬8,000盧布（約2萬7,000台幣），士兵薪資已是平均薪資的兩倍多，這讓民間企業也得漲價搶人——2023年俄國平均月薪已上升到10萬4,000盧布（約為3萬6,000台幣）。今年調查顯示，儘管俄國通膨達到9%，但名目薪資成長更快，達到18.7%，創十年以來最高增幅。

即使扣掉通膨，俄國實際薪資的成長仍很明顯，實際可支配所得也隨之增加，使俄國人能夠購買更多進口產品或投資國內房地產，這些商品和服務消費有利GDP成長。也就是說，國防支出的增加改善俄國工人的生活條件，同時透過增加總需求推動了經濟成長。

▌後果

只是，這種戰爭經濟，並不能指向未來俄羅斯經濟的暢旺，甚至近憂已經在眼前——雖然俄國人得到高工資，但企業會提高產品價格以抵消勞動成本，帶來巨大的通膨風險。購買進口消費品也會帶來影響，因為這將侵蝕貿易順差，導致盧布貶值。高通膨和盧布貶值促使俄國人將儲蓄換成外幣，並想辦法將資本轉移，普丁政權就實施貨幣管制與價格限制等政策應付。

此外，為了阻止貨幣貶值與嚴打通膨，俄國央行持續祭出升息，最新關鍵利率已上調至19%，是歐洲央行利率的4倍。俄國央行認為除非通膨受到控制，否則仍有可能會繼續升息，而升息的代價就是經濟將急遽收縮，央行預測2025年的GDP成長只有1.7%，這也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察預測（預測2025年的俄國GDP成長率是1.5%）。

最後，依靠軍事凱因斯主義的成長具有隱憂，因為偏向於國防的經濟必然意味著教育、衛生等支出大幅減少，嚴重影響國家建設。迄今為止，普丁政權利用提高薪資，某種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國家財富，取得不少俄國人的支持，也激勵著俄國人對戰爭的熱情，忽略其他層面的未來發展。

一般來說，這種透過犧牲世代生命和轉移資源而放棄均衡的方式，恐怕無法持久。但入侵烏克蘭讓大量低薪階級與社會底層獲利，這些人的教育程度偏低，容易受到宣傳影響，只要薪水越多，就會越挺普丁。再加上低外債、高黃金儲備，以及出售石油等助力，可以讓俄國贏得相當長的戰爭時間。

軍事凱因斯主義在初期確實能帶來工業化的高潮，問題是，一旦經濟放緩，俄國可能面臨停滯型通貨膨脹，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復甦。然而，普丁政權仍堅信可透過與西方的「永恆戰爭」（forever war）創造持久的物質基礎，繼續大量挹注國防，而這種政策的後果在2025年後會逐漸浮現，也將是這場侵略戰爭的轉捩點。

谢选骏指出：人説“打仗發大財？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續命的「戰爭財」——而這種政策的後果在2025年後會逐漸浮現，也將是這場侵略戰爭的轉捩點。”——我看這是一種“商人的失敗主義論調在助長俄羅斯侵略”……它們不讓烏克蘭反擊俄羅斯，卻指望俄羅斯自己崩潰。

谢选骏：中国阴影整合欧洲

《中国阴影笼罩欧洲，西班牙试图扩大对华经济联系》（PATRICIA COHEN 2024年10月31日）報道：

今年1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致力于增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

今年7月，巴塞罗那港批准了建造一个新码头的计划，这个码头直接连接港口的铁路系统，运输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动车。

上个月，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风力涡轮机巨头远景能源与西班牙政府签约，承诺在西班牙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绿色氢技术综合体。

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西班牙的这些动作表明，它正试图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是（欧盟和西班牙的）一个重要经济伙伴，”西班牙经济大臣卡洛斯·奎尔波在马德里的办公室表示。“欧洲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这条路如今并不好找。本周，欧洲将把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提高到45%。欧盟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让中国企业能够低价出售汽车，给欧盟自己的产业带来威胁。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后左）与中国外交官一起出席西班牙政府与中国远景能源公司签署协议的仪式。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后左）与中国外交官一起出席西班牙政府与中国远景能源公司签署协议的仪式。

提高关税的投票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制造了分裂，法国支持，德国反对。12个成员国投了弃权票，欧盟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是其中之一，反映了中国既被视为经济机遇，也被视为威胁的现实。

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中国试图向欧洲大量销售获得政府补贴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危及对欧洲大陆的繁荣至关重要的行业。与此同时，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支持俄罗斯，破坏了欧洲的安全。

“这不仅关乎商业利益，也关乎地缘政治利益，”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丽埃娜·菲克斯说。欧洲必须谨慎，不要过于依赖中国的工业和材料，她说。

在她看来，西班牙正在采取一种务实的做法，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让本国企业获得中国的先进技术。

西班牙经济大臣奎尔波表示，当涉及汽车和农业等关键行业时，“西班牙需要做自己的分析。”

这种评估正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进行，各国官员和企业都试图在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找到保持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

西班牙中部普埃托利亚诺的氢气储罐。能源是西班牙和中国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

曾大力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全球经济体系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来是俄乌战争和中东的战争。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与对国家安全、国家间联盟以及供应链韧性的担忧。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税和反制的循环始于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2018年，后来不断升级，已影响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今年5月，拜登政府把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提高到了100%。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正在波及整个世界经济。

墨西哥和越南等不结盟国家经历了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相应地，两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已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说，这些所谓的连接国家充当着“集团之间的桥梁”，是中国企业将商品运往美国但避免进口关税的一种方式。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

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佩雷·阿拉贡内斯在今年4月的仪式上宣布Ebro-EV Motors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达成协议。

“中国的战略很明显，”巴塞罗那商会国际业务经理约瑟夫·玛丽亚·戈梅茲说。“中国企业正在为解决贸易壁垒问题来到欧洲。”

中国一直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并完成更多的并购。

今年春天，中国芜湖市政府旗下的汽车制造商奇瑞与西班牙公司Ebro-EV Motors签署了一项价值4亿欧元的协议。两家公司将在巴塞罗那一家已关闭的日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

戈梅茲对达成另一项协议表示乐观，认为西班牙将击败竞争对手，与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汽名爵一起在西班牙建电动汽车厂。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已经达成了在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建电动汽车厂的协议。

通过在欧洲大陆生产汽车，中国公司能避开关税。当地制造商能获得中国的专有技术。

中国生产商显然拥有“卓越的技术”，布鲁塞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避开这些公司的欧洲企业可能会“错失良机”。

但合作也能让中国获得筹码。欧盟投票决定征收关税后，奇瑞宣布西班牙工厂投产将推迟一年。西班牙政府官员否认推迟是表达不满的信号。

虽然西班牙长期以来在欧盟前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面前显得逊色，但西班牙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倍多。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西班牙经济今年将增长2.9%，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历来作为欧洲增长引擎的德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零。

汽车行业被认为对西班牙经济成功至关重要。西班牙已经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去年87%的汽车产量出口到国外。

西班牙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往来仍远远高于西班牙与中国的。而且，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欧洲汽车可能会因国家安全问题而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尽管如此，西班牙商业组织联合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玛塔·布兰科表示，与中国的关系仍有“巨大潜力”。西班牙商业组织联合会是一个代表着200多万个公司和商人的行业协会。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西班牙与其他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有着长期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这意味着它能成为通往拉丁美洲的门户——尽管该地区的国家担心中国向其市场抛售产品，但仍与中国保持着联系。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一直在增长，2017年以来已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近120亿美元。在西班牙政府与远景能源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控股的制造商中电丰业已宣布将在西班牙南部的绿氢工厂项目上​​投资20多亿美元。

西班牙经济大臣奎尔波称中国是欧盟和西班牙的“重要经济伙伴”。

西班牙电力生产的60%以上已经来自可再生能源，它希望成为欧洲清洁能源生产的领军人。

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是西班牙许多农业生产者的主要关切事项。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Interporc的副主任丹尼尔·德米格尔说。据该协会称，西班牙去年向中国出口了50多万吨白猪肉，占该行业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对欧洲和中国之间贸易战升级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

在投票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几天后，中国政府宣布对欧洲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国政府还对欧洲的猪肉行业是否违反贸易规则，低价向中国出口展开调查。

“我们真的很紧张，”德米格尔说，他是今年9月陪同西班牙首相访华的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后，桑切斯改变了西班牙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此前他曾公开表示支持欧盟征收关税。

与其他经济依赖全球出口和供应链的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正试图在与中国的合作和竞争之间走钢丝。

“我们必须持开放的态度，但不能天真，”经济大臣奎尔波说。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阴影笼罩欧洲，西班牙试图扩大对华经济联系”——我看這豈不是“中国阴影整合欧洲”？裏應外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建立“歐洲新秩序”！

谢选骏：特朗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橄榄枝而是革命

《当贺锦丽向特朗普支持者伸出橄榄枝》（纽约时报 2024-10-31）報道：

周二晚，副总统贺锦丽抨击前总统特朗普不适合担任公职，她将自己的观点与能激发更多美国选民的经济担忧联系在一起。

近十年来，民主党人一直试图将特朗普定义为美国民主规范和政治传统的异类。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称他对美国民主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攻击”。四年后，拜登则指出，特朗普侵蚀了“国家的灵魂”。

周二晚上，副总统贺锦丽延续了这个趋势，她站在特朗普最臭名昭著的演讲现场（他煽动自己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闹事），试图团结全国来反对他——连续三届总统竞选都出现了这样的尝试。

她称特朗普是“小气的暴君”。作为一名遭到弹劾的总统，他寻求重获“不受制约的权力”。作为一名被判有罪的重罪犯，他决心起诉自己的政敌，让美国人“分裂并相互恐惧”。

然而，在这些尖锐的攻击中，可以看到策略改变的迹象。与她之前的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不同，贺锦丽寻求将生存困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自己的论调与能激发更多美国选民的经济担忧交织在一起。

“我向你们保证：即使你们不投票给我，我也会始终倾听你们，”她说。“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在第一天就会带着一份敌人名单走进那间办公室，而我会带着一份待办事项清单上任。”

她的做法相当于默认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特朗普并非一个边缘人物。周日晚上，麦迪逊广场花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仅是为特朗普，也是为他之前的一些黑暗行为，这生动地提醒着人们，他已经成为共和党的灵魂。下周二无论输赢，大约一半的美国人都已团结在他身后。

前总统特朗普周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竞选造势集会，几位演讲者在集会上使用了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的语言。

贺锦丽在华盛顿的椭圆草坪做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演讲，这里是特朗普当年发表演说煽动支持者到国会闹事的地方。

在竞选的最后几天里，贺锦丽试图将此人与他的支持者分开。把共和党人定义为“极端的MAGA”的做法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拜登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使用的攻击口号。相反，贺锦丽正在以各种大大小小的方式，向可能曾经投票给这位前总统的共和党人伸出橄榄枝。

她前往摇摆州与共和党人一起举行活动，其中包括来自怀俄明州的保守派前众议员利兹·切尼，她是最激烈的特朗普反对者之一。贺锦丽还承诺将任命一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她的竞选团队向那些以前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发出了一系列直接呼吁，提醒他们，投票亭里的隐私是可以保证的。

民主党内的部分人——包括周二在她身后被灯光照亮的那位目前的白宫主人——对这种新做法似乎还拿不准。就在她上台之前，拜登总统似乎在一通竞选电话中把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称为“垃圾”，通话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被共和党人抓住不放，而总统本人也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寻求澄清。拜登说，他指的只是特朗普周日集会上那个称波多黎各为“垃圾岛”的喜剧演员。

贺锦丽一直在极力避免出这样的乱子。本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当被问及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是否“愚蠢”，她反驳道：“哦，天哪。我绝不会这样说美国人民。”

她说，特朗普才是“那个倾向于贬低、轻视和贬损美国人民的人”。

虽然贺锦丽将特朗普描绘成在美国民众当中制造分裂的人，但她将其置于一个更为传统的政治框架中，视之为一个脱离民众的富人政客。

她经常指出特朗普会为了他的亿万富翁朋友出卖中产阶级的经济需求这一点。她的政策建议集中在切实的经济问题上，例如增加老年护理的覆盖范围、降低托儿费用、为新购房者提供补贴以及应对高昂的食品价格。就连堕胎也从个人自由和医疗现实的角度予以重新定义，而不是什么更为崇高的信仰或道德问题。

周二晚，贺锦丽对集会现场的人群说，“我保证寻求共同点和常识性的解决方案，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不寻求政治上得分。我要的是取得进步。”

为了赢得选举，贺锦丽必须激励痛恨特朗普的民主党基本盘，同时赢得独立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贺锦丽承认国家陷入了分裂，但她承诺是，这种分裂不必持续下去。

她的这些做法旨在扩大她的政治阵营。为了赢得选举，贺锦丽必须激励痛恨特朗普的民主党基本盘，同时赢得独立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

根据《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最近所做的一项民调，只有7%的选民表示，民主是他们选择总统的最重要考量。

尽管如此，特朗普本人周二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舞台上试图利用拜登的“垃圾”说，希望选民能够对他自己将民主党人或不同意见者妖魔化为“共产主义者”和“害虫”的言论视而不见。

“那太可怕了，”他说道，并将其与希拉里在2016年“一群无耻之徒”的说法相提并论。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把这句话作为战斗口号。

而48小时前，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希德·罗森博格刚刚在特朗普的集会上将整个民主党描述为“一群堕落、低级、反犹的低贱之辈”，后者并没有对此予以谴责。

周二晚上，贺锦丽承诺要摈弃的正是这种煽动性言论。她承认国家的分裂，但她的竞选核心承诺是，这种分裂不必持续下去。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来自内部的敌人’，”她说。“美国长期以来被太多的分裂、混乱和互不信任所困扰。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事情不必如此。”

然而，即使贺锦丽成功地团结起一个联盟来击败特朗普，她可能仍然不得不面对他在共和党内的强大影响力。

他关于2020年大选的谎言在共和党内流传，并被保守派媒体、政客和名人在过去四年中不断放大。如果他获胜，他的支持者不仅会看到一个新的未来，而且在他们看来这还是一次正当的失而复得。如果他输了，他们已经为可能出现的不法行为做好了准备。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特朗普又增加了一项对民主党的攻击。他虚假地预言，该党“将会在竞选中作弊”。

“这是他们获胜的唯一方式，”他本月在威斯康星州朱诺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特朗普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造势活动持续了近六个小时，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出席了这次活动，包括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几位家庭成员。

贺锦丽在演讲中承诺，即便是对那些不认同她的人，她在当选后会为他们谋福利。

網民嚎叫：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4-10-31 07:41:17

@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10-31 06:02:26

O8什么时候煽动分裂了？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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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显然代表墙国利益，一般你关于美国的言论，我不会在意。这里破个例：

举例佛州吹杨案，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涉及种族的很敏感案件，奥巴马不等调查第一时间跳出来认“儿子”，完全不讲是非，不顾司法程序。前两天还公开特定指责男性黑人不支持猪党。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baikaishui 发表评论于 2024-10-31 07:28:43

有人说奥巴马吹嘘自己有能力选上第三任，这也是恬不知耻到极点了。如果希拉里选上了，他这么说还有点资本，不就是因为他执政造成人民撕裂，才会让川普这种政治素人选上总统？只有没脑子的人才会相信那些极左媒体给总统的排名。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4-10-31 07:28:24

看看香馨是屎这样一直唱衰美国的裸奔五毛如此痛恨川普就知道要想美国强大，非川普莫属。如果你有投票权，在美国交税，你的资产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最明智的选择是川普。

谢选骏指出：人説“当贺锦丽向特朗普支持者伸出橄榄枝”……我看你們全都錯了，因爲特朗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橄榄枝而是革命！当贺锦丽向特朗普支持者伸出橄榄枝，她他們會接過來，狠狠抽打她的臉！

谢选骏：选谁像谁或是——去他媽的候選人

《美国大选倒计时：“台美人”如何选择特朗普和贺锦丽？》（吕嘉鸿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0月31日）報道：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台裔美国人，亦即“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s）的选择成为了海内外台湾人热议的话题。在这场关乎美国内政及美中台三角关系未来何去何从的政治竞赛中，不同意见的声音交错，展现出台湾移民群体中多样的观点与情感。

有受访者向BBC中文表示，作为移民他们对于美国内政的关注日益增强，认为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对美国民主体制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有人在几年前曾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目睹了2020年他与美国国会大厦暴乱之间的联系后，信念动摇，转而批评他的行为。

此外也有一些人坚信，美国正遭受来自中国的挑战，认为美国民主的基石正被共产主义侵蚀，而特朗普或许是能挽救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

四年过后，这一拥有投票权的台裔人群的立场发生了什麽样的变化？

粉转黑？

“2016那一年，我很多大学同学或朋友在电话上骂我，说我到底怎么搞的，竟然会投给一个种族主义者……”

这是39岁的艾伦（Allen）今年10月透过电话向BBC中文记者吐露的心声。2020年，他也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艾伦告诉记者，小学毕业后便随着妹妹和母亲移民到美国德州，父亲则留在台湾工作，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台湾移民家庭。在访问一开始，艾伦便急切地分享，他刚到美国就如何立即上了一堂美国民主课程。他说，刚移民到美国不久，正值高尔（戈尔，Al Gore）与小布希（小布什，George W. Bush）于2000年进行世纪对决。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两人的选票过于接近，废票认定使得选举成为争议。虽然高尔提起诉讼，但最终撤回并承认败选，致电恭贺小布希：“这让我震撼不已，第一次感受到美国民主的伟大……这是我第一次的文化冲击。”

艾伦回忆，自己成长在德州，发现即使许多人批评特朗普粗鄙，但他们从前就是《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特朗普主持的电视真人秀）的忠实粉丝：“他其实是个有趣的人，疯疯的没有关系，只要会做决定。其实，就像我们德州人一样，豪爽而直率。我们德州的小布希起初也被视为笨蛋，但911事件后，他的表现逐渐被认可，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这就是我们南方人的风格。”

“当时我们选择他也是因为，觉得他会在美中关系打破陈规，对台湾问题会有一个新的立场，而他确实做到了。”艾伦说。

然而，这种好感在2021年1月国会大厦暴动事件后被打破：“他选举失利后的行为让我感到无法理解，我觉得非常不应该！法治是民主的核心。然而，他输了选举却仍然固执，甚至煽动大众冲击国会大厦，川粉们也开始质疑美国的民主制度，宣称选举投票毫无意义，都是作票。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行为正在削弱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而这两者正是美国最根本的力量。”

对特朗普看法的转变让艾伦感到困惑。他也开始思考，如果特朗普不遵守民主和法治，那么在选后是否会抛弃乌克兰，停止对基辅的支持——就如同许多美国共和党人多次表示的那样，美国应该停止军援。这也让他更深思，若特朗普当选，是否会放弃对台湾的支持？例如，他多次提到台湾应该支付“保护费”给美国等言论，让艾伦对他对台的态度产生了疑虑。

艾伦说自己这次应该不会再把票投给特朗普。

在美东的台美人陈俊文今年将首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

与艾伦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另一位在美东工作的年轻教授陈俊文。

1982年出生于台湾南部的陈先生，十多年前赴美留学，主修运动科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找到教职，几年前正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现居纽泽西（新泽西）的他每周抽出一天，前往一所监狱为囚犯义务授课，辅导他们出狱后能尽快找到工作。正因如此，陈俊文对美国社会的贫穷、种族及阶级问题有着深刻的感触和观察。

陈俊文向BBC强调，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是中间偏左，因此他颇认同民主党的“全民医疗保险”政策，认为这政策与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相似，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他也对民主党提出赦免大学学生贷款感到不平，认为这对一些已经缴完贷款的老一辈公民不公平，“为什么没有贷款过的人要付税，帮他们缴学贷？”但陈俊文说，他对特朗普给富人减税的做法更感到不满，“你赚的比我说，应该要缴更多税对吧？”

美国大选2024

陈俊文以前对特朗普的印象并不差：“其实四年前，我心中暗暗希望他当选，虽然我不喜欢这种人以及他的个性，但我对他的中国政策非常赞同，当时觉得他若当选，抗中路线应该能持续。”

然而，成为美国公民后，今年在考虑自己即将投下的第一张美国总统选票时，陈俊文向BBC解释自己考虑的原因更加多元。他说，特朗普在性别及种族议题上经常发表歧视言论。对于美台关系，他认为拜登上台后的表现比特朗普更有心，并对北京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陈俊文又向记者强调，目睹国会暴乱的发生，无法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美国总统选票投给特朗普：“太反复无常了！即使他真的支持台湾，他的行为也可能引发大众将台湾与特朗普捆绑在一起，变成党派政治的议题，对台湾而言反而是危险的。”

特朗普是个“行动派”

这是杨智伟（Winston Yang）的看法，1970年代他在纽约市出生长大，哥大毕业后，在华尔街投行工作多年，疫情前回到台湾，在台北成立了一家AI运动科技新创公司。

杨智伟是第二代台美人移民，他的双亲来自台南，1960年代赴美求学及工作。父亲杨次雄是美东知名的医生，后来在纽约创办了一家小型银行，而母亲杨黄美幸则是著名的民主活动人士。杨智伟双亲几十年前就在北美组织台湾人社团，支持民进党1986年创党，同时杯葛国民党政权，他们曾在台湾戒严时期被列为蒋经国政府的“黑名单”，无法回台，直至解严。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杨智伟对威权体制格外敏感。

杨智伟向记者解释，他认为当前国际局势正逐渐划分为两大阵营：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在一方，另一方则是美国及其盟友。他告诉BBC，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从“一带一路”到越来越多国家以人民币进行贸易，全球秩序的重心似乎正慢慢倾向中国。因此，杨智伟表示，当前的美国如同温水中的青蛙，正在不知不觉中被共产主义侵蚀，未能察觉潜在危险。在他看来，特朗普是一位能够明确与极权政府斡旋的领导者。

杨智伟并不认为自己是“川粉”，但他认为特朗普的许多战略正是现今美国及其盟友所需的。他向BBC强调，尽管特朗普的行为引发了不少争议，但美国的法治体系不会允许任何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不认为川普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真正的挑战在于那些迅速崛起的威权政体和极端民族主义。美国的法治体系会确保任何总统都无法超越法律。”

杨智伟表示，自己作为台湾的二代移民，同样关注谁当选美国总统能更好地保障台湾的安全和民主：“我认为美国外交经过多年的战略模糊后，现在需要更清晰的战略。”

另一位来自美国宾州的戴小姐（化名）则向BBC表示，她本来还在犹疑不定，但她在想将票投给特朗普了。在美居住十多年、今年40岁的戴小姐称，以台湾人而言，她无法接受贺锦丽在选战中不明确表态对中国的态度，例如对关税的摇摆不定。她认为，关税政策虽然是七伤拳（伤敌七分，伤己三分），但这是现下与强势北京谈判的最佳策略，否则世界各国也不会跟进对中国采取关税手段。她强调，贺锦丽认为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伊朗而非中国，“我认为这真是个笑话”。

《经济学人》近日分析，在这场大选竞赛中，从贺锦丽对美中关系有限的评论来看，贺锦丽似乎比拜登更偏向鸽派。《经济学人》分析称，与特朗普不同的是，贺锦丽无意发动贸易战。

拜登在总统任内四度表态若解放军试图入侵台湾，美国会捍卫台湾。贺锦丽10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针对台海问题并未重申拜登的承诺，而是说“我不谈论假设性问题”。

贺锦丽对于中国的态度及台湾关系的表态或不表态，都让戴小姐不信任贺锦丽更能捍卫台湾，“我感觉她对台湾问题恐会比拜登更冷淡”。

但戴小姐也坦承，作为台湾移民，她关注的台海及中国议题并不是土生土长美国人在这次大选关注的重点。

住在摇摆州及往来美国中西部工作，她观察到美国人最在意的是经济，因为美国人现在普遍感受是经济萧条与物价飞涨：“如果贺锦丽摇摆州输掉，那就是选民觉得特朗普较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

位于法拉盛的纽约台湾会馆，推广台语文活动，是台美人的活动中心之一。

戴小姐解释，非法移民或无证难民在各州造成的话题可以说烽火连天：“连我去芝加哥都很有感，你可以看到市区路边有难民妈妈带着小孩，他们是从德州被送来的委内瑞拉人，我的同事家人也遇到非法移民肇事逃逸以至于无法取得保险理赔的意外。至于其它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如外交，堕胎、平权或减碳等等议题，我发现在摇摆州都是较不核心的话题。”

30多年前移民美国、现居于加州与台湾高雄，往来台海两岸从事半导体进出口生意的陈女士也有相似看法。

陈女士在电话中告诉BBC：“我在加州的家人每一张票都会支持贺锦丽，他们都反对我，认为特朗普是种族歧视者，马斯克和特朗普都是亲中派。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位行动派，而不是只会空谈的人。他在经济上的表现绝对比贺锦丽强太多。”

谢选骏指出：人問——美国大选倒计时：“台美人”如何选择特朗普和贺锦丽？我看——选谁像谁！也就是説，人們都會選擇和自己比較像的那個人。有的人誰都不選，因爲自己誰都不像——去他媽的候選人！

谢选骏：宗教是思想主權的體現

《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李禹阶）報道：

摘要：史前社会权力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占卜与天文、农业等公共服务功能。这种祭祀、知识、经济相结合的包含蒙昧和理性要素的公共服务功能，滋生了以巫师“权威”为标志的社会权力萌芽，并逐渐由自然神信仰转型为祖先主神崇拜。它使世俗权力不断扩大，而军事的、政治的显性权力要素则是在这种公共权力的发展中逐渐出现的。它最终形成神权、族权、军权三位一体的权力形态及血缘族氏为基础的内聚性、排他性与开放性、包容性相结合的复合型社会结构及其制度模式、价值观念，使史前中国在没有经过明显的财富分化阶段的情况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形成以宗法制为基础、世俗权力为核心、祖先神崇拜为特色的“早熟”的政治国家。

关键词：史前宗教公共功能祖先崇拜军事权力政治国家

作者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重庆401331）。

　　与国外相比，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的产生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而这种独特演进路径又与史前宗教和社会权力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探讨这种社会权力的演变进程，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演进的复杂关系加以进一步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基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目前中外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推出相当丰富的成果，关于这些成果的内容、贡献与价值，我们将在下文的相关讨论部分分别予以介绍。

　　一、原始宗教的公共功能与社会权力的萌芽 

　　早期国家起源的路径大体有两条，即自发的道路与强制、冲突的道路，这几乎是中西方学术界的共识。美国人类学者罗伯特·L.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认为，“严谨的国家起源理论有两大类：自发的和强制的。自发论坚持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地、理性地、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个人权力,并与其它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叫做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在对这两种国家起源理论的阐释中，卡内罗就曾重点对在西方影响颇大的“契约论”“自动论”“水源论”等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并有着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从总的趋向看，目前学术界对史前“冲突论”或“战争论”研究相对深入，而在关于“自发论”的讨论方面则仍然有较大空间，主要缺陷是未真正触及社会权力起源、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内生动力机制。实际上，即使是最早的、最简单的原始聚落，一旦构成社会组织形式，就总是隐藏着或明或隐的社会权力萌芽，以便有序开展聚落人群的生产、生活事务，而不是让人各行其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它（所有制——引者注）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从某种角度看，即使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有着多重交叠的由原始宗教、经济、军事、政治组织等构成的权力网络要素。但是这些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要素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先后出现的。一般而言，解决先民生存问题的历法、节气、巫医及维护聚落秩序的原始道德最早出现，而这些知识、技术及道德要素往往是在原始宗教的旗号下呈现的。当这种潜在关系反映在人的主观意识中，就形成早期聚落社会组织的突出而外显的原始宗教或巫术形式，而军事权力等则是在其后的社会进程中才逐渐呈现的。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原始宗教与巫术往往相互混淆。近代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认为史前“巫术与宗教既是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既是社会现象，又是个人经验”。从根本上看，早期社会组织中原始而隐蔽的权力萌芽既是通过原始宗教（或巫师）的“权威”出现，也在这种“权威”发展中通过掌握公共功能的要素而不断变异、转化为早期社会权力。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诸多学者在提到早期文明与史前社会组织发展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史前宗教与神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研究者角度、视野、对象的不同，关于该问题的探讨仍然不够深入。

　　从考古资料看，在早期中国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已经隐藏着由原始宗教所表现的社会权力的萌芽。例如，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发现如龟甲、骨笛、叉形器成组出现的墓葬，这些墓一般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尤其是其中发现的龟甲、骨笛、契刻等有着明显宗教仪式性特征，说明墓主应该是祭祀一类的、具有一定“权威”的人物。在距今7000多年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钻孔圆蚌等用于祭祀、占卜用的“神器”。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面积估计达1000多平方米。在祭坛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纹、八角星纹及其组合图案，这些陶器有许多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然属于祭器一类。这些组合图案显然是当时的先民宗教信仰与太阳神崇拜的写照，它描画了巫师祭祀和沟通天、人的图景。

　　从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这些聚落遗址并没有明显的财富分化迹象，而仍处于相对平等的社会阶段。在社会分层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原始宗教遗迹以及颇受尊崇的巫师一类人物呢？实际上，这种墓葬仪式、随葬品及祭祀场所表现的正是先民群落的个体或集体性社会观念以及信仰型“权威”的存在。这是因为围绕墓葬的各种随葬“神器”及相关仪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聚落先民的观念、信仰，是以物化载体形式表现的集体社会意识。从人类学材料看，这种集体社会意识主要来自史前先民基于现实生存条件而产生的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史前社会中通常是通过原始宗教所蕴含的迷信与科学、技能相混杂的方式来实现的。例如史前宗教祭祀天地、神祇的传统，就包含着观天测地、了解节气、预告风雨雷暴、驱邪祛病，以及通过精神信仰来维护氏族、部落传统道德和习惯法等诸般内容，这些要素构成了史前先民基于生存挑战所需的对内对外的应力机制。故此，通常史前宗教都聚合了早期先民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上的诸多发明、创造，并将这些早期的科技知识、生活经验融入祭祀、占卜的宗教信仰中，以获得权威属性。例如，距今8500—7800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体现出三峡地区早期天神膜拜和巫的神职意识。在距今7000多年的辽宁查海遗址中发现的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19.7米的“石龙”，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坑，应与天象崇拜、天文节气有关。在距今7200—6400年左右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发现了神兽太阳纹、神兽月相纹、神兽星辰纹等象征天文星象的灵兽图纹，这既说明早期聚落先民的宗教信仰集中体现在与天文、天象有关的观象授时或预卜吉凶上，也说明在这种夹杂科学要素的祭祀、占星等行为中，当时的神职人员是在知识加持的原始宗教神秘面纱下获得其威望的。

　　在新石器中期，聚落先民已存在有关天文、气候、节气的二分二至及使用观天测地工具的知识，如古人常常谈到的“律管候气”“测量日影”等。冯时在谈到贾湖遗址出土骨笛与“律管候气”的功能时指出，“十二律在当时很可能已经产生，而22支骨笛实际就是迄今我们所知的以骨为管的最早的骨律”。史前中国各区域考古材料证明，当时主持祭祀、观测天象的巫师多是通过祭祀、占卜和知识、经验而形成早期聚落社会中的“权威”，并成为聚落先民所尊崇的对象。所以，早期聚落社会的巫师正是从宗教活动与生产实践中获得知识素养的一批最初的神职者、天文学者、医者、工匠。而在“酋邦”式的非“强制”时代，沟通神祇与知识、经验所形成的“权威”往往孕育着早期社会权力的萌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聚落社会中。例如，距今6400年左右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壕沟、灰坑、墓葬和蚌壳摆塑的图案。特别是第45号大墓，墓主系一壮年男性，成年男性人骨架的左右两侧分别用蚌壳摆塑有龙和虎的三组图像，在墓室东、西、北三面的小龛则有为墓主殉葬的人殉。李学勤据此认为，墓室中图形和墓主的相关位置与古代人关于青龙、白虎的方位相合，表明当时已经产生四象观念。从该男子墓仪看，墓主应该是该聚落的巫师兼首领，故在他死后被给予高规格的龙、虎、人殉的祭奠仪式。

　　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尽管有着尊崇葬仪，但关键是该聚落遗址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财富或等级分化迹象，这说明原始宗教及巫师崇拜，不仅是先民的一种信仰，更是先民在天文、农学、医疗、伦理上的一种公共服务需求。这种公共服务功能是以自然法则的神秘力量呈现出的混杂着巫术、科学、经验、道德的宗教、知识、伦理的秩序体系，它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原始先民为生存所需的物质与精神的要素。由于这种公共服务产品的极端重要性，它会随着时日延续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隐形的社会权力起源因素。

　　史前中国文明正是在适应这种公共需求过程中而逐渐萌芽的。例如，五帝之前的“三皇”据说就是上知天象、节气，下明地理、水文，并能治民、卜筮、懂得乐理的一类人物。三皇之名始见《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关于“三皇”的名称有不同记载。例如《风俗通义》引《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 据此可知，三皇为遂人、伏羲、神农，并分别与天（皇）、人（皇）、地（皇）相对应。“三皇”传说显然与“五帝”有着重要区别。《庄子·盗跖》篇记有“有巢氏”“神农氏”等事迹，“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韩非子·五蠹》有“有巢氏”“燧人氏”的记载。从诸多传世文献可以看出，“三皇”实际上是初民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在生产、技术上对先民社会的贡献，被认为是“而民说之，使王天下”的根本原因。《越绝书》引战国时人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尽管在各文献中对“三皇”名称、顺序的提法颇多，但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有巢、遂人、宓戏（伏羲）、神农、赫胥氏等在神话、传说中的时序均先于“以玉为兵”的“五帝”（黄帝）时代，这与神话、传说中从黄帝起始的“五帝”以战争、礼乐为主的时代有着社会阶段上的重要界限。《战国策·赵策二》云：“宓戏（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三皇”时代的发明创造在黄帝时代也有诸多遗留，例如《世本》：“雍父作舂。宋衷曰：雍父，黄帝臣也。” 《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 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三皇”时代的创造者是他们本人，而黄帝时代的创造者则主要是其臣属。这种细微区别正反映了史前社会阶段的差异及权力起源的奥秘。张光直认为，《越绝书》“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的分期法“很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了”，石器阶段“就大致相当于传统古史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玉器阶段则相当于“五帝（黄帝）”时代。这种认识很值得重视。

　　但是，原始宗教所提供的为聚落社会服务的公共产品不会长期止步于无偿服务的范围。当人口增加、聚落组织扩大时，巫师掌握的祭祀权力和知识权力就会逐渐超越其原有界限，开始形成异化力量，构成新的权力关系，包括早期社会的经济权力关系。早期聚落生产技术发展，开始产生剩余产品。但是，从世界文明史来看，即使在剩余产品十分缺乏的阶段，当时的巫师（祭司）兼首领也开始贪婪地把持着不均衡资源的再分配权力。例如，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的苏美尔文明中，再分配权力并不是在社会资源极度丰富的情况下形成的，恰恰相反，“它使那些能够控制这一土地之人能调动数量不均衡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力，并把它变成可用于反对他人的个体权力”。 所以，在原始宗教幕布遮掩下的知识、技术，都逐渐与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挂钩。弗雷泽通过大量人类学实例指出：在很多地区、民族中，“巫术的施行者必然会在对他们的故弄玄虚深信不疑的社会中成为举足轻重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当中的某些人，靠着他们所享有的声望和人们对他们的畏惧，攫取到最高权力”。 它使原始宗教与其初的公共服务目的相分裂，使过去为了应对自然界挑战而形成的知识、经验，异化为一种促进聚落社会分层的力量。距今8000—6000年左右的中国各区域大量考古材料亦证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正是在这种精神信仰与社会的分裂、异化中，由以知识、经验而确立的巫师“权威”逐渐形成为超越先民、族众，以及聚落、聚落群范围的，高高在上的“威权”，从而产生最早的社会权力起源。

　　二、社会复杂化中的宗教职能与社会权力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6000—4000年是史前中国各区域社会的动荡、分化期。这一时期，各区域的级差型聚落形态与早期“古城”“古国”不断涌现。例如，两湖地区从屈家岭文化开始，就不断出现规模甚大的多级聚落群及“古城”等。在中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也出现典型的成组聚落与区域性大聚落群。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正是与各区域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密切联系的，这种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及主神崇拜，而这种主神崇拜的差异却深深影响着原始宗教的公共职能与权力起源和配置方式。李伯谦认为，在距今5000—4000年间，华夏史前文化出现几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李伯谦的论断显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对于在这种信仰方式与权力配置的背后隐藏着当时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潜在的联系、冲突乃至博弈，还需要深入探讨。

　　从世界文明史起源及发展历程看，人类最初往往奉行自然主神崇拜，而这种自然主神崇拜的具体对象又往往是太阳神崇拜。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日神崇拜的传统，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以及美洲印第安部落都十分崇拜太阳神。史前中国亦如此，我们在黄河、长江流域的诸多史前文化中都能看到太阳神崇拜的遗迹。例如，距今8500—7800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湖南高庙遗址祭坛出土陶器上象征太阳神崇拜的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纹、八角星纹及其组合图案，以及河姆渡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双鸟朝日”纹饰等，应是当时先民的太阳神崇拜的写照。

　　但是，由于环境差异，史前中国作为先民普遍信仰的“日神”崇拜在社会复杂化中则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既有以祖先神为主神的信仰形式，也有千年来持续如一，将古老的太阳神崇拜传统贯穿始终，还有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由自然主神崇拜逐渐向祖先神崇拜转型的例子。这种主神信仰对象的转变，导致这些区域的社会组织、权力配置及价值观念深刻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则属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良渚文化先民中，太阳主神崇拜的传统持续千年，始终如一。在良渚文化发现的各种玉、石、骨器中，玉琮、玉璧、神徽等既是神权的象征，也蕴含着复杂的先民信仰。从良渚遗址发现的器物纹饰看，良渚社会最重要的礼器如玉器、象牙器等，几乎都装饰了神人兽面纹图像，以及见于玉琮、玉璧的各种鸟纹。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这些神人兽面、鸟立阶梯状纹饰与日神崇拜有关。例如鸟立阶梯状边框图像，诸多学者认为该鸟与太阳神祇崇拜具有密切联系。 再如良渚的神人兽面纹中常出现在人和兽面部的典型形象是旋目形兽眼。这种兽眼在形制、力度上都颇具宗教与信仰特色，故许多学者认为良渚的神人兽面纹中的旋目形兽眼是太阳崇拜意识的表现。实际上，史前先民在宗教图腾与纹饰上雕刻“眼睛”，往往代表了神祇与人的沟通。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例证看，神祇眼睛常常是图腾崇拜的主题。在一些雅利安人神话中，太阳被视为“天眼”。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芒艾亚人的日神“拉”被认为是天神阿瓦蒂的巨眼。

　　良渚文化这种日神信仰模式持续了近千年。例如在良渚中晚期的武进寺墩遗址中，M3大墓随葬大量玉璧、玉琮等，且玉琮多为上宽下窄的高节琮，从这些高节琮可以看出其与良渚早中期文化和信仰的前后相继关系。在福泉山附近的吴家场良渚后期墓葬中，发现镶插象牙镦的象牙权杖，权杖上的象牙薄片雕琢有10幅神人兽面纹，说明它与良渚早中期宗教信仰具有继承性与同一性。高城墩遗址是距良渚古城最远的高层级聚落。从玉琮等随葬器物看，良渚传统的神祇信仰仍然在高城墩延续了很长时间。这说明良渚中晚期的日神崇拜并没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其自然主神信仰延续始终。这种自然主神崇拜使“神权”在良渚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而其最重要特征就是，它可以通过仪式、符号和祭祀建筑等的信仰化，用超越早期社会各血缘组织之上的宗教“神圣”精神力量使社会阶级分层的对抗形式相对温和，缓解社会转型中的血腥、暴力与强制手段。总的来看，存在千年的良渚社会，内外的社会冲突与阶层竞争在统一神祇信仰中被相对消释、缓解。

　　良渚作为当时最早的早期国家，其社会结构及社会权力的起源、形成及持续发展，显然有着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所需的防御水旱灾害和合理用水、灌溉的需求，使人们必须加强各地域间的生产协作，如建造灌溉设施和大型水利工程等。此外，地处东南一隅的半闭合环境，使它有着自然的屏障，不易受到外来族群的侵扰。这使得良渚社会虽然保留了血缘氏族纽带及祖先神崇拜，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发展到与传统的太阳神信仰分庭抗礼的地步。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日神信仰所包含的如掌握节气、预告风雨、驱邪祛病等，就是良渚稻作农业与其先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产品。有学者曾对瑶山、汇观山两处祭坛进行了多年观察，发现早晨日出方向与祭坛的四角所指方位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史前宗教蕴含的宗教和科学、迷幻和理性等功能，构成日神信仰的广泛社会基础。因此，良渚文化社会权力的起源及发展，不是由于战争、冲突的压力，而主要是先民对原始宗教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巫师掌握的信仰与知识相结合的公共权力，久而久之会超越其原有界限，并逐渐形成与平等社会对立的力量——一种新的权力形态。

　　但是，史前中原地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史前中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中原具有开放型地理地貌，内外地域都有河流、平原联结，故向来是周边各部落、族群的争战之所，名不虚传的“四达之地”；另一方面，史前中原地区原始聚落大都分布在大河流域的二、三级支流，小河的阶地、台地上，形成“小流域”“小区域”的发展格局，使史前中原地区各农业定居聚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同质化的“村社”形态。随着人口数量的成倍增长，人口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它使争夺这些阶地、台地的有限的可耕地资源的冲突不断发生。这就使史前先民聚落或聚落群往往筑垒、挖壕自守。从考古材料看，距今5500年以来，环壕聚落及聚落群大量出现。这些分布于河流、河谷两岸的二级阶地上的聚落群的分布范围多是在半径２０公里的区域内，形成该聚落群的层级结构与势力范围。 在史前社会的丛林法则中，这种聚落群应是早期中原社会最原始、朴素且花费成本最低的自发性政治联盟。这种情形使史前中原的先民血缘关系及族氏认同异常突出，它使人类早期的自然主神崇拜很早就改变其属性，发展成有利于血缘组织整合、控制的祖先主神信仰，这种氏族文化传统应该是环境的产物。例如，在约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时代，黄、淮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后李文化中均出现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族葬墓地，它表明当时已有祖先崇拜和对祖先保留历史记忆的传统。它使中原先民社会很早就存在着奉天法祖、重视族类、注重世俗、崇贵轻富的文化根脉。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当中原成为周边族群迁徙、殖民的“四达之地”时，中原地区的社会组织及信仰形式就更加偏重于崇尚实务的世俗权力的构建。这种情形表现在信仰对象的神格上，就既存在对超自然的山川、河流诸神的泛灵崇拜，更突出着对血缘性的部落祖先神的权威崇拜，同时也包括了对日益发展的世俗公共职能的图腾式敬畏。正是这几个方面构成中原先民部落、部族史前宗教的基本特点，建构了中原简朴、务实、尚贵的早期“礼”“仪”属性。这种信仰模式形成了聚落社会的世俗化、功利化特征，它将聚落首领的“先祖”“先公”作为政治体所在组织的最高神祇。由于作为祖先神崇拜的“先祖”“先公”权威必须依附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上，并以该政治体的统治范围作为其信仰存在的“神性”领域，故它使社会权力开始由巫师所及的形而上宗教领域逐渐向政治共同体所及的世俗性社会领域转化，其权力属性，即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主从关系因此而转移。

　　与良渚文化的“神权”模式不同，史前中原社会贯彻着早期氏族社会权力异化的两个传统，即垂涎权力的首领兼巫师对权力的着意异化和先民对宗教权威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拥戴、敬仰。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当时被先民祭祀、膜拜的各政治共同体的“先祖”“先公”，大都为能沟通天地神祇，并有丰富知识、技能，对聚落有“功”的人物。《国语·鲁语上》：“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在春秋战国时人的眼中，上古时代享受大祀的“圣王”正是对先民族群或政治共同体有“功”而受到历代先民的祭祀并列入祀典。随着史前宗教公共职能的多维演变，巫师职能也发生转化。他们既是沟通天地神祇的使者，又是聚落道德及习惯法则的维护者，也是聚落先民需求的公共产品的执掌者。例如在某一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常常发现不同规模的祭祀遗址，这些祭祀遗址除了祭祀天地神明外，也有着测定天文、节气的功用。如在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如果将这些祭坛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相对照，可以看出祭祀与天文、历法仍是当时社会所需的主要公共职能。这种早期祭坛观天测象的功能在很多史前遗址中都能发现。

　　因此，祖先主神信仰使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及价值观都发生根本改变。它构成一种在祖先神的“神性”信仰笼罩下的世俗王权政治及其制度范式，并表现出几个重要特征。

　　其一，它是在史前宗教暨祖先神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带着浓厚的神祇印迹。与自然主神崇拜不同，它不是神祇的人格化，而是人（先公先祖）的神格化。所以它更加注重其政治体组织、首领权力及等级秩序的合法性，同时也以这种“神性”来凝聚政治体内的先民、族众，在狂热的祖先神崇拜的“神性”氛围中开展其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其二，它以氏族血缘组织为基本社会细胞，并不断强化着这种血缘组织。它使祖先神信仰的内容包括着对血缘组织的强烈认同，将血缘组织的内聚、凝合看得高于一切。在这种制度模式中，血缘亲疏成为区别贵贱尊卑、决定分配消费的基本尺度，并有着导致政治体组织日益宗法化、“礼制”化的趋势。其三，它尽管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对由血缘组织层层叠构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并由此产生对该政治体首领的权力认同，注重权力机制的载体功能，也十分看重“神性”笼罩下其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其四，由于受崇拜的祖先神与该先民组织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它具有强烈的维持该政治体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最高“神祇”的特性。这种“神性”原则使它注重政治体的存亡兴衰，渴望通过政治体的稳定、强大来应对阶层冲突、对外战争、自然灾害等内外挑战。因此，尽管在祖先主神崇拜中，血缘氏族组织具有排他性、内聚性取向，但是在维护由这些血缘细胞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原则下，它又会在整体层面上具有跨越血缘、文化的对周边区域、种族开放的“天下”观念，正是这种开放性、辐射性与内聚性、向心性的对立统一，使史前中原政治共同体具备着超越文化、种族的胸襟与宏大的对“天下”的想象力。

　　因此，史前中原地区的祖先神崇拜，与沿太湖流域的良渚自然主神信仰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它们仍然具有相辅相依的互融因素。它使距今5500—4000年的先民社会与神祇信仰有着多元化发展趋势。大致来说，这一时期史前各区域社会都处在动荡、分化及转型中。这种动荡、分化及转型，就包括着史前先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价值观念等核心要素。大概而言，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与良渚文化等应是以自然主神信仰为主的“神权”政治；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则处于由自然主神信仰向祖先主神崇拜的转型过程中。例如长江中游地区，继高庙文化之后的大溪文化就出现了从太阳神祭祀到祖先神祭祀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太阳、鸟崇拜的起源极有可能8000年前产生于湖南省。正确的话，可以说这种祭坛就是以太阳、鸟崇拜为背景，举行稻作丰登仪式的祭坛。”但是在距今6400—5800年的城头山古城发现的大溪文化一期前段至二期前段的大型祭坛中，这种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纹、八角星纹等纹饰大大减少，而发现了由椭圆形大型土坛和超过1米深的40多个祭祀坑组成的大型祭坛，以及置放的大块“祖”形砾石。从其旁有男性大墓和成组处于显著位置的石“祖”来看，明显有祭祖先之意。故有发掘者认为：“这种大砾石，或许就是后来‘祖’的象征物。”这种情形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例如在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邓家湾遗址，就发现大型乳钉管形器和筒形器相互套接的组合器祭祀坑，多达15处以上。在邓家湾筒形器祭祀遗迹附近的东南部，发现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近圆形的土台，发掘者推测，土台及周边遗迹应该与祭祀祖先有关，“那高高屹立的筒形器如果是祖的象征，则这里或许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它说明长江中游的社会组织宗教崇拜已由自然主神崇拜而转型为祖先主神崇拜。与此相应的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与权力配置也发生着急剧转变，这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期的诸多大型、超大型的环壕聚落群及具有防御设施的古城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

　　史前东方海岱地区亦存在由自然主神崇拜向祖先主神崇拜的转型现象。在早期海岱文化中，当地土著的东夷族群崇拜对象应是象征“日神”崇拜的凤鸟等物。大汶口文化中出土了许多鸟状陶器造型。但是这种凤鸟崇拜却在不断转化，如传世文献就记载了东夷族群对象征“日神”的鸟图腾的重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谈少皞氏以鸟名官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将少皞氏的鸟官制度分为天文、节气、财赋、司寇、司马等二十四种类型，并认为“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鲁昭公十七年距少皞氏时代已2000多年，郯子对这段历史的熟悉，一方面说明了作为太阳神象征的凤鸟崇拜在东夷族群已有久远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少皞氏时代，以鸟为象征的自然神祇开始同掌握着天文、历法、民事、财赋的职官权力系统相联系的情形。它说明该时期东方先民社会的信仰和制度已出现新的特点。例如，对被后人称为“高祖”的东夷首领太皞、少皞的崇拜，本身就意味着旧时的太阳崇拜的主神信仰已向人格化、伦理化的祖先神信仰发展。因此，随着社会复杂化加速，各区域的神祇信仰对象也在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即是过去原始宗教中统摄为“天事”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渐分离为“天事”与“民事”两大系统。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对上古这种“神事”与“民事”的二元一体关系有所阐述：“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所载考之，则自伏牺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制历明时而已。……盖此数圣人者，生则知四时之事，殁则为四时之神。然太皞、炎帝、少皞、颛顼所历者四时，而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则颛顼之时始有此五人者并世而生，能任此五官之事。至帝尧时，则占中星之法，置闰余之法，渐已著明，然其命官，犹以羲、和为第一义。自是四子之后，世守其法，居其官。”马端临将陶唐氏以前和虞、夏以后作为“天事”与“民事”的分界线，正好说明了虞舜时代前后的阶级关系、权力配置、制度结构的变化。他的“天事”“民事”之论，反映了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即旧有的、传统的、被笼罩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史前政治、文化传统都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由原始宗教对史前社会的“天人”不分的信仰控制、整合模式转化为“神权”与世俗权力分离的社会权力形态。《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所谈到的少皞鸟官制度的二十四种类型中，除了主天文、历政的“天事”之官外，其余的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工正之官，显然属于“民事”权力系统范围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提及的人物包括太皞、炎帝、少皞、颛顼等人。这些上古部族首领正是上古历史中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变革的重要人物。例如，从神话、传说等历史记忆看，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则喻示着其时政、教即“天事”“民事”的分离。如《左传》昭公元年记此事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主辰”即是对辰星的观测、祭祀。辰星即大火星，大火星系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心宿第二宿。当时对大火星的观测、祭祀之官亦称“火正”。《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由于“火正”一职，既是祭祀之官，亦是预报节气的民事之官，故而文献记其有“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民事职能。它证明了旧时把持祭祀天地、主持民事的混沌之“神权”逐渐分离、转化为“神”与“民”的权力二元分割局面。

　　　三、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互动特性　　

　　王震中认为，早期王权与宗教祭祀权、军事权、族权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在世界古老文明的发展中，血缘族群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古印度等地的社会发展中，血缘性的氏族、村社组织往往是其牢固基础。即使在古代希腊、罗马等典型的古典城邦国家，其初期发展中血缘族氏集团与地缘性公民团体仍然相互纠缠不清。而在早期中国，距今6000—4500年的聚落群大都系“庇护型”层级聚落。在这种聚落群团中，实力最强聚落的“先祖”“先公”往往是整个聚落群团的信仰主神。史前先民社会的这种祖先神信仰，对当时的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权力性质特征。自然主神的信仰模式会在时日流逝中将信仰神上升为最高统一神，这种统一神往往以信仰内涵作为其外延界限，由此超越氏族、部落的狭隘神祇信仰，形成超血缘、超族群、超世俗政治体的区域性宗教及神权政治体系，并与日益增长的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甚或超凌其上。例如，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塑造了它的神权政治体系，而王权则需要不断以神权权威神化自身。它导致神庙和祭司权力加速膨胀，使王权与神权之间常常呈现激烈博弈。而在祖先主神信仰中，信仰主神主要是史前政治体里最高层级统治者的先公、先祖，它本质上是为了护佑地上该政治共同体的首领权力及人间统治，护佑其世袭子孙的福佑，故它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权力与宗教体系，其世俗性特征十分明显。由于这种祖先神是以政治体范围作为它的威权领域，因此它必须以该政治体盛衰为其信仰存亡的前提，并在权力继承上有着王权神（祖）授、天道亲尊的特点。

　　2.权力领域差异。在自然神崇拜中，其统治范围往往超越政治体领域，而将同一信仰但不同聚落群、古城、古国纳入共同的宗教统治范围，并主要以精神信仰方式进行社会整合与控制。例如，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由于受日神信仰的强烈影响，不同地域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有自己的独特属性，但是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的控制方式，可以在统一神祇信仰下包容、融合不同血缘族群的存在，并使该社会在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的社会整合、控制有着较为内敛、温和的特性。而中原地区的祖先神信仰所具有的世俗化特征，使最高神祇只能局限在当时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权力所及的领域。例如，从新石器时代的传说、神话来看，由于祖先神崇拜具有的世俗文化特征，它和史前社会反映人类进步和与自然斗争的进取精神的传说、神话往往有着相容性。再如，中国史前关于“帝”“王”等政治体首领的传说、神话的逐渐一统化，一方面表现了《尚书·尧典》曰尧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万邦”林立而又呈现上下层级结构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处于层级结构顶端的大邦之君以“天”喻“祖”、“光被四表”的历史趋势，并在他们身上表现为浓厚的图腾化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总的来看，这种权力神化并没有超过原始人知识信仰的范围和界限，泛灵禁忌的山川动植物神话始终与这些英雄为伴。由于祖先主神崇拜缺乏形而上的精神理念，大都局促在世俗权力和生老病死的人间功利祸福中，它使人们对现实人生的关切超过对自然神祇的信仰。这就从内部破坏着宗教的统一，阻碍着纯粹、抽象的“上帝神”摒弃世俗功利的出世道路的延伸，并在宗法血缘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尊卑等级的“礼”及其原初制度。

　　3.权力属性的特色。良渚文化虽然偏居一隅，其自然主神崇拜具有通过精神信仰而进行大规模民众动员的能力和社会整合机制。这种价值理念所建构的社会，更加注重区域统一神祇信仰的阶级压迫及公共功能的属性。在这种精神信仰与社会阶层的分裂、异化中，由以知识、经验而确立的巫师“权威”逐渐形成高高在上的“威权”，从而产生了最早的社会权力。而仰韶与龙山时期的中原，是在战争、冲突等严酷环境中成长的，故其祖先神崇拜下的权力属性常常是“神性”权威与世俗威权的结合。传说、神话中的史前部族的首领往往与祭祀、战争有关。例如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黄帝还是一位居住天宫的众神之神,“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韩非子·十过》）因此，在祖先神信仰中，其信仰主神与人间统治者的利益往往捆绑在一起，从而使以宗族群体或聚落的以实力为基础的占有关系用权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形成多级聚落共同体，而权力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层级化了，即担当了聚落秩序的守卫者角色，也成为聚落发展的重要的先导性内容。

　　4.权力形态内涵。良渚不同血缘的聚落人群的集合是在统一神祇信仰中完成的，它同样也构成了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主要是在统一神信仰中完成的。如绵延千年的良渚文化各地大墓中象征权力与信仰的各种玉器的式样和纹饰均甚统一，以琮、琮形器、璧为代表的巫术用器的使用方式也显示出了极为一致的宗教观念，显示了它的统一神信仰的至上性。而在中原等祖先神崇拜的区域，这种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则是通过拟血缘形式来促进并完成的。由于祖先神信仰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神祇信仰，因此史前强势政治体扩展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处于弱势的政治体纳入同一祖先神祇支配下。《尚书·舜典》所谓“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正说明这种大小邦国之间通过权力分层而表现出的显明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联盟关系。这种“拟血缘”形式可能是不同血缘聚落婚姻关系的“甥舅”组合，也可能是共同塑造某一“有功”之祖先作为祭祀主神，从而形成一种拟血缘性的、层叠组合的权力授受的序列。在史前神话、传说中大量见到的这种血缘与权力授受序列便是其反映。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的子孙系统如玄嚣、昌意、高阳、颛顼、穷蝉、帝喾、帝挚、帝尧等，就不仅是血缘性的传承，也是史前权力授受序列的表现。这种权力传承序列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记忆的选择、过滤，而将史前中华文明及其国家产生的历史编纂为血缘与权力授受的传承秩序，由此展示其获得“神”眷的正统观，它使各聚落间出现了一种可以融合的权力结构，即它们相互有统治性，也有亲密性，并以模拟性血缘关系表现出来。这种情况直到商代亦能看到。朱凤瀚曾把商代非本于自然物祖神进行了区分，认为其中包括了世系与拟血缘的三种亚型。正是这些异血缘、异姓的宗族集团，按照政治地位，通过婚姻或其他关系而构成复合制政治体。

　　这种“拟血缘崇拜”往往又会塑造出一个层叠构建的祖先神，而这个共同塑造、普遍认同的祖先神又是以居于聚落群团顶层、实力最强的聚落祖先神及其人格为范本。例如，我们看到充斥上古传说与神话中的“帝”“王”世系：一方面，其祭祀主神大都具备血缘祖先神兼护佑神的双重性格；另一方面，这个祖先神及其祭祀系统随着聚落组织发展而不断处于层累式叠加之中。《国语·鲁语》有一段关于祖先崇拜与祭祀序列的记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祀典中的上古“帝”“王”，大都是某一个族氏或部族的祖先，他们虽然出自不同的地域，但是在历史层累中逐渐演变为整个中原王朝系统的受祭主神，由此充分展现了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复合制社会结构及其权力叠加形态。如从黄帝、炎帝直至唐尧、虞舜的神格与人格看，他们既是驾龙驭虎的众神之神，又是享受禘祭的世俗人王，是炎黄部族的祖先。唐虞时期这种情况更甚。《尚书·舜典》：“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史记·五帝本纪》：“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由于尧、舜分属不同的部落集团，所以舜所祭祀的“尧大祖”，就应该是自尧以来华夏集团普遍认同的先祖。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拟血缘崇拜”通过塑造一个“模拟化”的层累叠加的血缘祖先神，构成以早期各个部落集团最高首领为范型的共同的祖先神崇拜系统。祖先神崇拜使早期政治体形成以大邦首领的政治权力为核心，以“神权”“族权”为辅翼的权力结构。例如，在“族权”的发展上，“族权”既沉淀着厚重的血缘传承内涵，也通过此而不断催化着以“先公”“先祖”为代表的“父权”权威在先民社会组织中的强化。当这种超越性不断升华时，就超凌多神主义倾向，形成与上天同格的天神、“上帝”。同时，这种最高宗主神又反过来强化了地上世俗首领的政治、军事权力。禘是一种对祖先神的郊祭仪式，卜辞里禘写为帝，象束柴燎祭天神之形。《礼记·丧服小记》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的说法，文献中有“禘黄帝”“帝（禘）尧”“帝（禘）舜”的说法，说明祖先神与上帝神合为一体，其祭祀的神格地位也在升华。

　　四、史前宗教与军事权力的演进　　

　　从世界古老文明的历史看，社会组织的各种权力要素，包括宗教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要素，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有着先后不一的阶段性特征。在初期先民社会，每一个氏族成员既是农民、猎人，也是战士。随着人口增加、资源紧张、外族侵扰等，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军事首领及其权力产生的实质，正是因为有着需要保卫的剩余产品或者防卫外族的劫掠、侵扰而形成的强制性力量。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所有制是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剥削，财产的起源并没有伴随很多暴力”，“苏美尔国家的产生，是有限资源集中后需要军事力量的保卫，所以需要军事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就使政治组织的权力系统开始固化，形成了正式的首领强制性权力”。 从人类学例证来看，原始社会的巫师兼首领通过知识、经济的加持而不断神化其权威，并在执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其再分配等特权而不断扩大其权力，尤其是强制性（军事）权力的属性。一般而言，早期聚落社会的这种军事权往往需要依靠巫师支持并与巫术联为一体。弗雷泽通过对诸多地区人类学实证研究，认为早期战争指挥权主要是掌握于巫师手中。他描述中非巴干达人信仰尼昂萨湖神，而这位神常常附在一位男子或妇女身上，所以“神不仅在宗教信仰和仪式等问题上而且在战争和国家政策等大事上都有最高的统治权”， 显然这个被神附身的人就是巫师。宋兆麟曾对我国西南佤族原始社会的猎头风俗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直到20世纪初，佤族军事首领仍然是“临时选举产生的，通常由头人、巫师和老人开会推举，或者在原来的猎头英雄中占卜产生。因为过去猎头都进行占卜”， 而占卜则意味着巫师有着重要的左右军事首领选举的权力。事实上，早期社会的军事权力也是在氏族、部落的族众、平民与巫师兼首领的斗争、博弈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在史前中国亦能看出这种趋向。例如，在距今6000年的各区域文化遗址墓葬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高规格墓葬的仪式、葬制、随葬品大多以宗教性仪式及祭器为主，而作为象征军事权力的礼器类的斧、钺等则仅仅作为普通的武器、工具等葬具出现。如裴李岗文化的遗址墓葬中，常常能发现石斧、石铲、石刀与磨盘、磨棒等标志男女性别分工的随葬品。由于斧、铲、刀、锛等普遍出现在男性墓中，很可能这些随葬品就是当时男性族众普遍随身携带的私有工具或武器，它们标志着每个部落男子都可能既是聚落的农民、猎手，也是聚落的战士。而这些斧、铲、刀等作为随葬物并不是军事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军事权力逐渐发展起来，使得早期原始宗教附带的军事指挥职能不断突破巫术的限制而上升为聚落首领的强制性行政权力。例如，在距今6000年之后的诸多遗址大墓中，象征军事权力的钺、斧与象征祭祀的礼仪性用器随葬一起的情形屡见不鲜，表现出其生杀予夺的重要权力属性，说明军权在祖先神崇拜的世俗性权力演进中已脱颖而出。这种情况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史前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属于大汶口中晚期的花厅遗址北区墓地，发现的10座大墓中有8例人殉现象，并出土了大型玉锛、双孔大玉钺、兽面纹玉琮、刻着兽面纹的玉锥形器等，说明这些墓主大都是有着神权与军权的双重权力的人物。这也与马端临所谓“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的说法一致。

　　这种情况使巫师兼首领逐渐改变其身份，成为手握神权、军权与族权的人物，这种权力关系更方便了聚落上层的巫师兼首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贪欲与权力欲，以实力大小所定的尊卑位次与神授秩序相结合，构成世俗性的官阶与超越性的神阶的进一步结合，以便于用“神权”的合法外衣增强地上王者的更广泛的世俗权力，诸如管理生产、负责资源再分配和守卫既得利益的权力等。这种权力机制使早期中国社会大大小小的巫师兼军事领袖成为各种类型政治体的显贵阶层。如史前传说中的数十个“帝”“王”式的部落集团首领，大都是在“大巫”的神化背景下彰显并履行其世俗权力的。例如，在传世文献中，黄帝、炎帝作为神化偶像，既是降魔伏怪的众神之神，也是最高的“圣”与“王”。唐虞时代的尧、舜、禹及夏初亦是如此。《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为政，“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传说中禹行“巫步”（“巫步多禹”），并被道教视为“巫步”之祖。它说明由前国家时代到早期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酋邦”式首领由具宗教神权背景的“权威”统治向神权和世俗权合一的早期国家的“威权”统治的过渡，构成史前中国独特的权力演进道路。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考古遗址的时间序列看，越是早期高规格墓葬，随葬品越是以祭祀、占卜的“神器”类为主；而随着史前社会日益复杂化，时代越往后则标志世俗权力的礼器如象征军权的斧、钺等就越多。例如，在距今6000多年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大墓中，我们能够看到比较典型的蚌塑龙、虎图像的祭祀、天文等相结合的例子，但是并没有发现非实用性的象征军权的钺、斧等成组礼器，以及财富明显分化的印迹。而在山东大汶口早期遗址不同墓葬区的随葬品中的一些小墓（如M2021、M1012、M1016、M1021、M2008等）中常常发现钺和弓矢等武器。这种普遍的随葬武器的现象，说明这一时期的钺除了标志首领的军事权力，同时还是聚落战士的随身武器，甚至可能是武士荣誉的象征。它说明世俗性的集中化的军事权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内外张力中从原始宗教的公共职能中分离出来的，并使氏族时代的全民皆兵逐渐演变为精英掌握军权的制度。例如，在距今5300年左右的郑州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被3重大型环壕围绕，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但是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内发现以九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表明巫师所从事的天象的观测、时令测度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表明祭祀、占卜活动仍然是当时日常而重要的精神活动，它和军事活动一样，构成中原政治文化传统中“祀”与“戎”的两大部分。距今43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也充分表现出这种军事权力崛起时段的特征。例如，在陶寺遗址早期出土玉、石钺的80座墓葬中，除了3座大墓外，还有77座中型墓发现随葬玉、石钺，甚至在某些中型墓（如M3168）中发现的玉、石钺不乏精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以钺随葬及相应礼制还没有十分规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时钺的军事象征意义而非军事权力的表征还十分明显。从时间上看，时代越晚，钺的这种军权象征意义越强。如在陶寺文化遗址能够判断年代的早晚两期的27座墓中，早期的玉、石钺形制类型较多，如平面正视为梯形、长方形、长条形等，尤其大墓中各类形制共存，表现出各异的、不相统一的形制。但至陶寺晚期，玉、石钺的形制似乎较为统一起来，多见窄长条形的器类，少见早期的其他形制同类器，同时也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流行形态和葬式特征。钺的这种形态象征的是一种权力演变历程，而这个历程在夏商周三代时达到高峰。正如《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誓师之时，“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仪礼·觐礼》则记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依”。

　　由此可以归纳出史前中原等地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史前中国大多数地区，其前国家时期的社会权力大多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神”的信仰及巫师权威。随着社会复杂化，世俗权力在“神权”，尤其是祖先神信仰的土壤中逐渐发酵。特别是维护既得利益的贪欲，使军事成为巫师兼首领群体争夺、获得某种稀缺社会资源并反对异己的一种强制性工具。这种权力工具既来自先民应对内外压力（包括抵御外辱）的“祀”与“戎”的活动中，又反过来异化成为民众对立面的强制性力量。而当社会由原始宗教的“权威”型治理转化为世俗王权的强制统治时，即离早期国家的产生不远了。

　　五、早期社会权力与“礼”的法权化　　

　　王震中曾提出史前中国文明起源中“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说明了在一个有限地域中单体聚落向群团模式演化的中心与多级共存的特征。实际上，这种社会组织不是聚落群人口按照贵贱等级重新编制为编户，而是各单体血缘性聚落的相互聚合，由此演化成贵贱等级及蕴含不平等所有制形态的“都鄙”结构。在这种复合制结构的“都邑邦国”中，处于最高“位次”的就是该“邦国”最高层级聚落、宗族的统治者，部分廷臣则由地方邦君来担任。传世文献所谓尧舜禹等“圣”与“王”，实际上只是“群邦”之“共主”，他们依然需要通过各级“属邦”的邦君来实现对早期国家的统治。这种层级结构的社会组织蕴含着神权、军权、族权相合一的权力网络要素。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这些权力要素逐渐进一步整合，并将社会权力与统治技术综合为一体，由此使龙山时代的“邦国”联盟通过权力分层既表现出“邦国”内部的等级尊卑，也显示出邦国之间的不平等联盟关系。但即使如此，在这种“群邦”结构中，当大“邦”之君的权力通过一种神圣形式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时，由于认识到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故它亦采取了独特的技术手段即“礼”“礼器”等来维护其政治体制的权威。《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虽然具有传说色彩，但也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权力以“铸鼎象物”的“礼”“礼器”为标志的表现形态。早期的“礼”是一种混杂祭祀与科学、预占与经验、神性与伦理的人、神交融体系，它通过以信仰为基础的伦理规则、公共功能来对聚落秩序进行整合、维护。而当这种仪式、制度被法权化和固化后，就形成早期的以宗教信仰与世俗性政治等级相结合的礼仪规则。从大量考古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史前的礼器大都是从原始宗教的“法器”中蜕变而出的，并在功能上继承着史前宗教“法器”的诸多特征。

　　由于礼从史前宗教中孕育，又服务于史前社会整合与控制目的，因此它既有强烈的超越现世的宗教特质，又有确定现世社会贵贱、尊卑的世俗性的规范功能。它使史前先民所循守的以原始宗教为主体的“习惯法”逐渐转化为以世俗性的“礼”为规则的尊卑等级的社会法则，并确定了各个阶层相应的权利、义务。《大戴礼记·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它说明了礼所蕴含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多重特征。早期的“礼”既是对各尊卑等级的权利、义务的规制，也是具有早期中国特色的法权表现方式。严格地说，它是由史前宗教的各项公共职能，如祭祀占卜、观测天象、预告时令、宣布征伐、维护伦理等而衍生的地上等级化的权力、义务的规定。以征伐权为例，虞舜时期的征伐、杀戮之权亦来自“神权”所授予的“圣”“王”的权力。如《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夏）剿绝其命。”《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瑞令为宗教气息之礼器。在禹等执掌“王权”者看来，对内外的征伐、杀戮均是秉承“神意”，是“天命殛之”，说明直到尧舜禹时代，对内外的战争、征伐的军事权力仍然笼罩在“天命”、神祇的意志中。

　　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像古代中国的这种以世俗化的“礼制”来呈现独特的法权形式是极其少见的。这是为什么呢？正如前述，史前中国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导致定居农业社会在生产方式的同质性与组织结构上的内聚性，并很早就形成以血缘聚落为基础的复合型聚落群团的社会组织以及祖先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模式。这种权力形态和法权关系与古希腊罗马的阶级分层、社会权力、法权形式等“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有重要区别。早期中国在没有出现血缘氏族制崩溃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入早期国家，它使早期国家政治组织在设官分职等方面，继承了诸多原始社会的“大传统”，使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既是神权、族权、军权三位一体的结果，也是血缘关系与阶级关系、族类（氏族、宗族、家族）关系相互渗透、混杂的产物。所以，早期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自发”性演进道路，正是通过原始宗教为载体，以先民实用性知识体系为内容的公共服务功能来形塑其神圣“权威”，并通过这种“神性”权威而建构了神权、军权、族权相结合的权力配置的制度范式。早期礼制及其物化形式正是彰示这种神权与王权（君权）权力属性的标志物，并由此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产生的独特路径。

（本文注释内容略）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演进”——我看“宗教是思想主權的體現”。宗教与权力互爲因果是其表面，其實兩者都是生命力量的投射。

谢选骏：各種説法都可聽聽但是都不可信

《莱布尼茨、二进制和伏羲卦图》（张小平 江辉 马宏云 2021.5.8）報道：

莱布尼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生活的年代与清朝的顺治三年（1646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叠。他很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在一篇关于二进制的论文中提到了伏羲卦图 ，而且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及二进制和伏羲卦图。胡阳和李长铎两位学者认为，伏羲卦图 就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受到了伏羲卦图的启发。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一、《易经》在欧洲的流传情况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由《周易》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成书于西周时期，作者不详，词句古奥。《周易》由卦爻符号与卦爻辞组成，后来，儒家学者从义理上对卦爻辞进行阐发，撰写出《易传》，经过历代学者的钩沉稽考，形成了易学。

法国的金尼阁（Nielas TriBauit）神父于1610年和1620年两度来华传教，他在杭州用拉丁文翻译了《易经》，但是，这部译著没有在欧洲产生影响。

意大利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精通数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两度来到中国，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1658年，他在慕尼黑出版了《中国上古史》，里面有论述《易经》的内容，载有一幅六十四卦图，注明为伏羲所绘，这是引入欧洲的第一幅伏羲卦图。卫匡国介绍，卦图中的基本符号是“阴爻”和“阳爻”,阴爻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爻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由它们组成的“三线形符号”，就是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现象中的天、地、水、火、雷、山、泽、风。在此基础上，由“三线形符号”两两结合，可以组成六十四个“六线形符号”，就是六十四卦。

1660年，学者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的《中国文史评析》在荷兰莱顿出版，有些资料引用自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介绍《易经》的内容很详细，载有伏羲的六十四卦图，还出现了短语“binarium multiplicatis”，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方式遵循2的乘方原则。斯比塞尔是莱布尼茨的学术朋友，两人之间有多封书信讨论哲学问题。1660年之后，莱布尼茨阅读过《中国文史评析》一书是没有疑问的，他大概在这个时候了解了《易经》和伏羲卦图。

比利时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神父于1659年来到中国。他致力于传播中国的文化，同几位神父一起把《大学》、《中庸》、《论语》和《易经》翻译成了拉丁文《西文四书直讲》，书中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卦图上被用阿拉伯数字1、2、3、4、5、6、7、8直至64标有序号。这部著作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于1687年12月19日给一位名叫莱茵费尔(Von Hessen Rheinfels)的先生写过一封信,叙述他阅读《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喜悦心情。莱布尼茨也见到了书中的伏羲卦图。

易学领域有一个学派称作象数派，主要通过伏羲卦图去探究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祈求掌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其理论不乏神秘主义色彩。北宋的哲学家邵雍是象数派的集大成者，他独辟蹊径，绕开《易经》卦爻辞的羁绊，用深奥的术语和神秘的图式重新包装《易经》，创造性地绘制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简称次序图和先天图。次序图和先天图与之前的伏羲卦图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周易本义》中载有这些卦图。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687年，莱布尼茨所见到的各类伏羲卦图都是按照哲学意义排列的，没有凸显二进制的序数特征。

二、莱布尼茨真正认识伏羲卦图的过程

让莱布尼茨更多了解伏羲卦图的人是白晋。白晋是一位法国神父，做过康熙的数学老师，他奉康熙之命回欧洲招募科学人才，于1697年到达巴黎，在此作过一场关于易学的演讲，批评有人将《易经》看成迷信之书，称《易经》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奠基者伏羲的哲学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而完美。不久，白晋读到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一书，两人开始书信交往。他们留存下来的通信有十五封之多，时间从1697年10月18日开始，其中有许多讨论二进制和伏羲卦图的内容。

1698年2月28日，白晋写信第一次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伏羲卦图：“最初的汉字由虚线或实线构成，据说为伏羲所创。我认为已经找到了学习它的真正秘诀。柏应理神父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序言中将这些汉字列成了表格。”白晋提到的汉字列成的表格就是柏应理书中的伏羲卦图，还不是邵雍绘制的先天图，没有跟二进制联系起来。他认为这只是以简单自然的方法创造的汉字。

回到中国以后，白晋对《易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1700年11月８日，白晋从北京给莱布尼茨写去一封信，称伏羲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制定者，伏羲卦图是中国文化最原始的符号，具有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符号兼有算术和语言两种功能，表达思想的语言可以通过数学的精确性来分析。白晋特别谈到，在伏羲卦图中，如果用0替代虚线，用1替代实线，六十四卦就是完美的数。“《易经》中神秘的数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埃及犹太哲学中的数是相通的，都来自于造物主的神秘启示。”白晋精通象数理论，熟知中国用算筹表示数字的方式，与阴阳两爻重叠排列的形象很相近，自然联想到把卦图中的符号转换为数字。这时，白晋虽然把伏羲卦图与数字联系了起来，只是他还不懂得二进制算术，没有往二进制数上考虑。

莱布尼茨一直试图创立“通用字符”的思想，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一般的概念，让思维过程像几何推理一样，利用逻辑演算去发现和发明真理。莱布尼茨考虑的是伏羲卦图与“通用字符”的关系，因此，他也没有发现白晋转换过来的数字是二进制数，失去了一次发现伏羲卦图蕴涵着二进制的机会，使得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莱布尼茨于1701年2月15日给白晋回信，还在介绍“通用字符”的思想，他还提到了他发明的微积分和二进制。关于二进制，他向白晋解释道：“如同十进制使用从0到９这十个数字一样，只使用０和１这两个数字就够了。”信中提到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列出了从０到31的二进制数表。莱布尼茨还建议白晋将二进制介绍给康熙。

莱布尼茨1701年2月15日致白晋信手稿

莱布尼茨之所以向白晋介绍二进制，是因为他刚成为法兰西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打算向科学院提交一篇关于二进制的论文《数字新科学论》，顺便把论文的内容就告诉了白晋。２月26日，莱布尼茨把论文投稿给科学院。4月30日，科学院的秘书长封丹纳尔(De Fontenelle)致信莱布尼茨，提出，由于论文中没有反映二进制的实用价值，故不能在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其实，莱布尼茨始终在寻求二进制的实用价值。他曾经有用二进制原理制作计算器的设想，没有实现。他还试图把二进制引入神学领域，用二进制算术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德国图灵根郭塔王宫图书馆里保存有一份莱布尼茨的手稿，标题是：“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之神秘而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都来自于上帝。”

1696年5月，莱布尼茨拜访汉诺威的奥古斯特（Ruddph August）公爵，在谈论神学文化时，他向公爵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公爵认为，从神学的角度阐释二进制的意义，可以为上帝创世纪说提供科学的解释。1697年元旦，莱布尼茨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二进制所蕴含的“从无到有”的创世纪思想。莱布尼茨在信中设计了一枚“创世图”纪念章，图案中有从０到16的二进制数表以及加法和乘法运算的例子，并写有“虚无诞生壹”和“壹创造一切”的文字。

1696年12月20日，莱布尼茨给清朝钦天监监正闵明我神父写信，详细介绍了二进制算术，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举例说明了加法和乘法的运算法则。闵明我给康熙讲授过数学，莱布尼茨希望闵明我能把二进制教授给康熙,让康熙了解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

莱布尼茨计的“创世图”纪念章

就在莱布尼茨写给白晋的这封信件中，也透露出了浓厚的神学情结。他写道，二进制的伟大之处在于模拟了上帝的造物过程。世界初始只有两种状态，上帝和虚无。上帝代表完美，虚无代表不完美。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的。这个时候，莱布尼茨仍然不知道二进制与伏羲卦图之间的关系，而所谓二进制在神学上的应用并不适合写入科学的论文之中。

莱布尼茨二进制论文的手稿

白晋从莱布尼茨的这封信件中学习到了二进制的知识，立刻就发现了二进制与先天图之间的关系，于1701年11月4日给莱布尼茨写信，随信寄去了一幅先天图，明确指出，只须把实线替换成1，把虚线替换成0，每一卦就对应一个二进制数，而且，先天图是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的。正是白晋独具慧眼，揭开了蒙在伏羲卦图上的神秘面纱。信中写道：“您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都发明了。”

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先天图

这封信于1703年 4月2日辗转到了莱布尼茨手中。他立即对先天图进行了研究，在每一卦上标注了对应的阿拉伯数字，确认卦图的排列与二进制序数是一致的。他完全赞同白晋的观点。作为二进制的一个实用例证，他将白晋的发现吸纳进二进制的论文之中，同时把先天图也收录其中,题为《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用途以及古代中国伏羲符号的意义》，于1703年５月５日寄往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后来发表在了《1703年皇家科学院年鉴》上。

莱布尼茨1703年5月18日致白晋信手稿

莱布尼茨处理完论文以后，才给白晋复信，于5月18日寄出。莱布尼茨写道：“这张图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文物，数千年来不为人们所理解，却与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当您向我解释这些符号时，我恰好向您介绍二进制算术，它们巧合得令人吃惊。如果我未曾发明二进制算术的话，哪怕对伏羲卦图再深入研究也未必能够理解。我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思考二进制的问题，意识到用０和１表示的数更臻于完美，计算也非常简便。”因为之前的伏羲卦图都没有按照二进制序数排列，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而先天图是严格按照序数排列的，这才被白晋和莱布尼茨发现。所以，莱布尼茨产生质疑，传统的卦图为什么不像先天图那样，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他在信中问白晋，《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伏羲卦图为什么与先天图不一样？

柏应理书中的六十四卦图

从此，莱布尼茨不再说自己发明了二进制，只是说他重新发现了伏羲的学问。他的《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中有一节“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就是他和白晋通信内容的一个总结，代表了他们的共同观点。文中写道：

“我和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者伏羲所创造卦图的原本意义，它们由一些虚线和实线组成，共有六十四个符号，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简单的文字。伏羲以后的几个世纪，周文王与其子周公以及再晚五个世纪的孔子，都在卦图里探寻过哲理，还有人要从中引申出风水和迷信之类的东西。其实，六十四卦图就是伟大的立法家伏羲创立的二进制算术，在几千年之后，由我重新发现了。”

白晋在研究易学方面虽然颇有心得，但是，对易学领域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他向莱布尼茨传达了很多错误的信息，把神话传说当作史料，对伏羲做了不实的赞誉，没有说明先天图是邵雍绘制的，让莱布尼茨误认为先天图是远古的文物。白晋甚至都没有告知阴爻和阳爻的名称，导致莱布尼茨在手稿中一直称阴爻为虚线，称阳爻为实线。

莱布尼茨不是神，他受白晋的影响，崇拜易学文化，导致他确信伏羲创立了二进制，而且不惜用溢美之词予以赞誉。不过，这倒反映了莱布尼茨没有掠人之美的念想，对自己发现二进制一事看得很淡。

三、伏羲卦图与二进制

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十进制计数法。根据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常识，《周易》作为一部文明源头的著作，其内容和思想都处于文化的萌芽状态，书中的算术知识极为简单，根本没有二进制的内容。通读《周易》可知，所谓算术知识，无非也只是计数而已，那都是采用十进制表述的。易学里的伏羲卦图种类很多，有八卦图，也有六十四卦图。八卦图的排序一般具有对称性，六十四卦图则是根据卜筮之辞排序的。通行的《周易》和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排序不尽相同，但是，都没有按照二进制的序数排列。

易学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阴爻和阳爻具有数字特征。从殷商出土的一些陶器、甲骨和竹简上留存的信息得知，阴爻是从偶数演变而来，阳爻是从奇数演变而来。这些符号形成以后，虽然凸显了其中的哲学意义，也残存了数字的模糊影像，因此，数学家们把《易经》和数学扯上了关系。始作俑者是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写道：“昔者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包牺氏是伏羲的别名。刘徽的观点影响了之后的数学家。北宋的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说：数学“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明朝的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载有伏羲作卦图的插画，书中写道：“数何肇？其肇自图书乎！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圣得之以开物成务。凡天官、地员、律历、兵赋以及纤悉杪忽，莫不有数，则莫不本于《易》。”

邵雍利用象数推演替代哲学思考，给人的感觉像在进行数学运算。他在《观物外篇》论述道：“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彰，言著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意思是说，思想可以用语言表达，语言可以用图象表达，图象可以用数字表达。反之亦然。所以，象数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与莱布尼茨“通用字符”的思想颇为一致。

在邵雍绘制的先天图中，只要把阴爻当作0，把阳爻当作1，其排列与二进制的序数完全相同，这无疑是一个二进制的模型。但是，这个二进制的模型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不能据此认为邵雍创立了二进制，只能说是数学思想把先天图统一到了二进制的理论系统之中。

数学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数学成就的取得，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数学内部理论研究的进展，二是数学外部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首先，邵雍并不是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没有任何建树，没有撰写过数学论著，也未见他与哪一个数学家有过学术交往。邵雍没有任何论述二进制的片言只语，他也根本不通晓二进制理论，他既没有明确界定和命名二进制的数学概念，也没有科学地表述二进制的重要性质和意义，更没有完善二进制与其它数学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邵雍的论著里，也看不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数学素养，邵雍创立二进制就像当今的“民科数学家”要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他，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人涉猎过二进制的研究领域。卦图符号在《周易》里早已存在，宋代之前，《周易》和伏羲卦图中根本没有二进制的信息。邵雍在先天图里将这些符号重新进行排序，并不是主动按照二进制原理做的，只是碰巧排出了二进制数的顺序而已。所以，我们只能谨慎地说，先天图里生长着二进制的萌芽。

有人提出，邵雍说的“加一倍法”就是“逢二进一”法则，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仅从词义上理解，它们也不是同一件事情。“加一倍法”是增加了一倍的意思，即乘以2，是指伏羲卦图的生成过程，上一层级的每一卦顺次增加一爻，则卦的个数将增加一倍。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这完全是十进制的说法，跟二进制的“逢二进一”没有任何关系。

从概念的原本意义考察，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卦图符号表示的是抽象的哲学事物，即使它们与数字有联系，也是十进制中的1—64，包括邵雍在内的宋元明清的易学家和数学家，没有一个人提出，可以用二进制数来表达。邵雍在绘制先天图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计数问题，都是用十进制去解决的。如说到八卦的排序，他的表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果邵雍懂得二进制原理，那么卦图符号的顺序就会很清晰，不需要借助任何方法，就很容易被人记忆，但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根据八卦符号的直观形象编写了记忆口诀：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邵雍和朱熹都没有意识到先天图与二进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汪莱，他的《参两算经》是专门论述进位制理论的著作，他也没有指出先天图就是二进制。

那么，先天图怎么恰巧就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的呢？这个问题困惑了许多人，甚至有学者用概率论的方法解读认为，64个元素总共有64！种排列方法，要在这天文数字的排列中找到与二进制数的顺序完全相同的一个，这几乎就是不可能事件啊！进而得出，如果邵雍不是熟知二进制原理，他怎么就能够找到这一个排列呢？

其实，先天图和二进制都是由两个基本符号表示的，这其实就是元素可重复排列的组合问题。从2种符号中每次取3个,排成一排，共有2^3=8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八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八个数。从2种符号中每次取6个,排成一排，共有2^6=64种排法，得到《周易》里的六十四卦和二进制里的前六十四个数。

先天图中的卦序与二进制的序数相同，其实是一个必然事件。邵雍并不需要懂得二进制知识，二进制不是绘制先天图的必要条件。事实是邵雍创造性地运用了另外一个数学方法，用“树图”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棵二进制的“数学树”，这就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邵雍按照“树图”的画法，把阴爻画成黑色，把阳爻画成白色。先有太极，由下而上，按照“加一倍法”，先画阴爻，后画阳爻，相间画去。由太极依次生成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和六十四卦，最终成为六十四卦次序图，这个次序图可以无限绘制下去。由于次序图是严格按照“树图”方法生成的，由下往上读取，就形成了六十四个卦图符号。从左边的坤卦按顺序直到右边的乾卦，自然就满足了二进制前六十四个数的顺序。

明白了次序图的结构，就很容易绘制出先天图。先看它外部的圆图，只要把右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左边的部分。把左半圆周拉直，就是次序图对称轴右边的部分。再看内部的方图，规律更加明显，只须将次序图中每一卦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每八个为一段，依次排成八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构造出来的先天图仍然保持了对称性，只是把次序图中的轴对称变成了中心对称而已。用数学方法很容易证明，在圆图中，关于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在方图中，关于圆心对称的两个卦在次序图中也是对称的。

由于先天图与二进制在代数上是同构的，先天图的顺序和对称结构也不再是秘密，这就很容易理解，二进制算术里的数学性质，一般来说，也都可以拓展到先天图里。这并不代表邵雍在那个年代发现了诸多的现代数学知识，而是数学思想统一了先天图中所蕴含的朴素的二进制因素。

四、莱布尼茨与二进制

莱布尼茨1703年5月18日致白晋的信中提到，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那正是他在巴黎创立微积分的时期。莱布尼茨在1707年12月15日致布尔盖(D.Bourguet)的信中提到：“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时，对《易经》的卦图并不是很了解。”莱布尼茨有一份手稿《二进制算术的阐释》，写作时间是1679年3月15日，一直没有发表，被搁置了二十多年。

但凡数学上的创新和发现，都是循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进行的，在超越前人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可以眷顾到所有具有启迪性的思想成果。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只是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斯比塞尔的《中国文史评析》上间接地了解《易经》，这些文献都不是数学著作，虽然卫匡国称《易经》是数学著作，也只是一种臆测。莱布尼茨所见到的伏羲卦图不是邵雍绘制的先天图，卦图的顺序是按照哲学理念排列的，没有按照二进制的顺序排列。莱布尼茨的学术兴趣是发展“通用字符”的思想，他关心的是卦图符号的语言和逻辑意义，压根儿没有从数学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莱布尼茨在易学文献中无从获悉二进制的信息。如果莱布尼茨在见到伏羲卦图时就受到启发，他的二进制论文早就提前二十多年就发表了。

另外，有人说斯比塞尔著作中在介绍伏羲卦图时提到的短语“binarium multiplicatis”是二进制的意思，莱布尼茨由此受到启发。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测。斯比塞尔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二进制的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二进制”一词是被莱布尼茨引入学术界的，当时，他还没有思考二进制的问题。斯比塞尔不是数学家，他无从知道什么是二进制。这个短语也不是二进制的意思，而是指2的乘方，是说伏羲卦图产生的方式。

其实，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的契机很简单，完全就是水到渠成，一蹴而就的结果。从数学认知的规律考虑，具备数学基本素养的人只要熟悉了进位制理论，提出任何进位制都是平凡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比1大的自然数都可以作为一种进位制的基数，理论上可以构造出无穷多种进位制，这在数学上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

莱布尼茨1663年暑假去到耶拿大学学习数学，老师是魏格留斯(Erhard Weigel)教授。魏格留斯对古希腊的数学思想研究颇有心得，崇尚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观，认为物质世界的和谐符合数学法则。莱布尼茨深受老师思想的启迪。1672年，魏格留斯在耶拿大学的学刊《Joham Meyer》上发表了《圣十结构》一文，系统地提出了四进制的概念，用0、1、2、3来表示所有的数，“满三进一”，象征着“三”是完满。不久，莱布尼茨写出《二进制算术的阐释》手稿。毫无疑问，莱布尼茨无论是从老师的课堂上或者从老师的论文里，熟知进位制理论是没有疑义的。

从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中我们知道，莱布尼茨非常熟悉进位制的历史，他提到，古罗马人曾经使用混合五进制和十进制的算术，提到历史上出现过四进制和十二进制，他明确地写道：正是魏格留斯的四进制，“给了我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的0和1写出。”

由此可知，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到他老师的启发，与伏羲卦图没有关系。有人诟病莱布尼茨，质疑他有意掩饰受到伏羲卦图启发而发现二进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莱布尼茨从来没有把二进制的发明权据为己有。他反而大力吹捧是伏羲早在他四千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他还把这个重大发现归功于白晋。

事实上，各种进位制的计数方式早已存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了。在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古巴比伦人第一个发明了位值制，使用过六十进制，玛雅人使用过二十进制，中国独自发明了位值制，是最早使用十进制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了1—9的数码和位值制的记数法，战国时期出现了十进制的筹算记数，以空代表0，非常先进。太平洋上的芒阿雷瓦岛的部落早在1450年之前就在使用二进制，至今，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有些土著居民还在使用二进制，其实，数学家的所谓发明，也就是把人类世俗生活中的计数方法进行了数学化的处理，所以，发明二进制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学成果。

其实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数学家洛布克威兹(Y.Lobkowitz)在1670年出版的《双面数学》中，也有讨论十二进制和二进制的内容。莱布尼茨也许不知道，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英国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他遗存的手稿里有大量数学和物理原创性的成果。因为当时没有科学类期刊，这些成果无处发表。哈里奥特1603年的手稿《数学计算与注解》中，就有详细论述二进制算术的内容，理论结构几乎与莱布尼茨的相同，用0和１作为基本计数符号，命名二进制为Binary numeration，提出了加减法以及乘法运算法则，还讨论了用连分数的形式表示二进制的相关问题。

注释

1、胡阳、李长铎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2、见R.Widmaier编：《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 (1689—1714)》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0

3、陈乐民主编 莱布尼兹读本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11月

4、邵雍 《皇极经世书》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年1月

5、见巴什玛柯娃等编 刘绍祖译  《初等数学全书（第一卷）算术（第一分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6月

6、哈里奥特的事迹见Robyn Arianrhod 《Thomas Harriot: A Life I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年

谢选骏指出：人説“莱布尼茨、二进制和伏羲卦图”——我還是那句話——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爲各種説法都可聽聽，但是都不可信；否則就會方寸大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