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國人不想過中國人的日子

《利玛窦笔下的明朝人日常生活，你愿意回去过这种日子吗？》（2020-04-01 佚名）報道：

   

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登陆，来到了明朝时期的中国。在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泛了解中国的民族与风俗。利玛窦从澳门一路向北，先后去过了肇庆、韶州、南昌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见过万历皇帝，并死在那里。晚年时，利玛窦用意大利语为其他传教士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的信件，向欧洲人讲述这个古老的国度，这些文件后来被另一个传教士金尼阁汇编到了一起，取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一般被称为《中国札记》。

利玛窦作为一个外国人，如实地记载下了在明朝时的见闻，透过这本《札记》，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人的一些 生活日常，在读过之后，你是否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回明朝，你愿意过这种生活吗？

利玛窦与徐光启

明朝人重视繁文缛礼，以至于在上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导致私人时间与空间都很有限。日常生活主要忙于各种社会交际。

古代的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当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度之后，必然会被当地的人的各种礼节所吸引。对于明朝人来说，礼节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多到了繁琐的程度。就连利玛窦这个洋人也惊叹道：“ 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明朝人穿着袖口很大的衣服，他们在见面的时候会互相行礼。双方都把手缩在袖子里，然后互相弯腰作揖，同时压低声调重复地说“请”，以此来表示尊敬。如果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是久别重逢的话，那么除了作揖之外，还需要触地磕头，被跪拜的一方往往是长辈或者上级，他们会微微向前躬身或者点头作答。因此，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来说，跪拜与作揖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所谓“晨昏定省”，这种礼节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向往古代的生活方式的话，就必须得有足够的耐心去完成繁文缛礼。

古人间的交往非常注重礼节，假如有亲友来家拜访，那么在他走后，主人家就得准备回访，即使是没有要紧的事，也得抽空到对方家里去坐坐，不然就会被视为失礼。在拜访之前，得先派门房去对方家里呈递一份拜帖，上面写有自己的姓名以及几句问候的话，以便对方事先做好接待事宜。 对于古人来说，整天宅在家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几乎每天都有这种回访的社会义务，或者到朋友家吃顿饭、或者到上司家喝杯茶，以便建立起人情关系。假如你连续两天不出门，人家就会认为你生病了，然后登门来拜访。当然了，每次拜访都不能空手而来，必须携带一些礼品，以表示敬意。

因此，古人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于贫困的百姓而言，没有经济实力来支持繁文缛礼，也就失去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里的机会，一辈子只能像牲口一样耕田种地——古人的生活并不美好。

社交礼节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明朝人饭桌上的饮食文化。尊卑等级无处不在，以喝为主，以吃为辅，一天内可能会有七八次饭局。

在读《水浒传》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像古人一天要吃七八顿饭一样。例如第三十八回写 宋江一日正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差拨提醒他要送人情给节级，宋江不以为然；之后那个节级果然来索要，争执之下，宋江才得知这个节级就是戴宗，于是二人便进入江州城， 在一个临街酒肆里吃饭，喝得正欢时又遇上了李逵，三人同坐一席喝酒。席散后李逵自去赌博，宋江因怕他闹事， 又邀请同去浔阳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再吃一杯。之后因宋江有意吃鱼，李逵便下楼与张顺赌斗。宋江因见李逵吃亏，急忙劝解了二人，大家 又继续上楼重新开席。傍晚时分，张顺送给宋江两尾鲤鱼。宋江回到牢城后，一尾赠给了管营， 留一尾自吃，结果四更天起来害肚子。总计下楼，宋江一天至少吃了五顿饭！

那么古人真的有这么大的食量以至于一天要吃三顿以上吗？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也给出了解释，原来古人的饭桌文化以饮酒为主，吃食物反而是次要的。

明朝人的宴会说起来更像是酒会，在富贵人家那里，几乎每天都会举办，因为 明朝人认为宴会是表示友谊的最高形式。在客人登门以后，主人会将其引至前厅拜茶，双方互相寒暄几句，然后再进入餐厅去就坐。在全体用餐之前，主人会拿起一只碗并斟满酒，然后从餐厅走到院子里，朝南方向将酒洒在地上，以表示敬天。之后再回来向每一位客人鞠躬行礼，邀请入座，命仆人斟上酒。主人便双手举起酒杯，然后慢慢放下来，邀请大家共饮。古人用来喝酒的杯子很小，但他们并不是一口喝净，而是采用啜饮的方式，一口一口的喝，重复四五次才喝完一小杯。在这样做之后，仆人才将菜肴端上来，所有人都举起筷子夹菜，吃完一口后便放下，以示意仆人继续斟酒。利玛窦说：“ 吃喝的仪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但是喝要比吃的时间多。”

了解完古人吃饭的过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用餐时间那么长，用餐次数那么频繁了。

明朝人的宗法观念浓重，十分注重孝道，而且规定同姓之人，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得通婚。

从西周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宗法社会，“家天下”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明朝的各类道德书籍无不以孝道为核心，要求子女必须遵从父母及长辈的教诲。每一个家庭都有着严格的规矩：规定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着身子坐，学生对于老师也是如此。

明朝人一般结婚得比较早，但子女们的婚姻是由父母操办的，无须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候才会征询他们的意见。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男子所娶的妻子，其家境必须跟自己相仿，要考虑门第或财产。富贵人家里，男子虽然只能娶一个由父母指定的妻子，但他们还能自由选择纳妾。只有你要钱，随时可以支付一百锭的金子从穷人家里买小老婆。因为纳妾是男子的自由选择，而且挑选的标准一般是姿容，所以在明朝时期，许多人并不爱自己的妻子，反而更喜欢小妾。但是在长辈与礼法的制约下，他们也不能够随意更易正妻与小妾的地位，就连当朝的万历皇帝也无可奈何。

在古代，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婚姻原则必须严格遵守，那就是 同姓之人不得通婚，尽管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同姓通婚，其生不藩”的说法。耐人寻味的是，这并非出于血亲关系上的考虑，因为许多人依然为他们的孩子指定母系的亲属为配偶，这在明朝见怪不怪。

古人的日常生活以礼法为中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我们当地人因为对古代缺乏了解，所以常会将其美化。许多人追求汉服之美，向往文明礼仪的大明国度，这种偏好古典的审美倾向自然无可厚非，但历史的真相还是要说清楚。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话说得虽然有过激之嫌，却也是大实话。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的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却又讲“礼不下庶人”；虽说汉服之美，然而大部分百姓穿的只是粗劣布衫；上层士大夫对洋人显摆琴棋书画，却掩盖不了全国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的事实。

从跪拜、作揖到等级森严的餐桌酒文化，无不显示着中国文化里的糟粕部分——那就是要让人卑下，让人挺不起腰杆子来。

古代社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人们被祖传的礼节弄得头昏脑涨，忙于应酬各种无聊的社交，被宗法社会压缩得毫无个人空间。假如让你回到明朝，不仅玩不了手机、打不了游戏，甚至连睡个懒觉都有怠慢礼法、忤逆长辈的嫌疑。珍惜当下，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的日子才是最重要。

谢选骏指出：人問“利玛窦笔下的明朝人日常生活，你愿意回去过这种日子吗”？——我看大部分中國人不會想去過這種日子，所以說“中國人不想過中國人的日子”。因爲中國人現在的生活，都是西方式的了；甚至連“堅決反對西化”的中國共產黨，它們的那套陳詞濫調，也不是中國人的了，而是馬摁裂死的了。

谢选骏：罗马教皇勾結共產黨一起進入地獄

《利玛窦：中国人中的中国人》（2010年03月18日 南都周刊）報道：

导语：利玛窦在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驱动下，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知识的沟通与传播，追求中西异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通。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1578年，利玛窦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航线，乘风破浪前往印度，开始了他的远东传教之旅，并于5年后踏上澳门土地。从此，他把后半生交给了中国，行程路线贯穿南北，最终辞世于北京。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这是清初文人尤侗(1618～1704)所撰的一首竹枝词。词中韵叹的利泰西就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当时航海所用的古地图

当时航海所用的古地图

有朋自礼邦来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东部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那里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马切拉塔大学，而且还是歌剧的故乡。利玛窦从小就在故乡耶稣会办的中学读书，19岁那年，在罗马读大学期间加入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以在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己任。1578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远东传教，最初来到印度，后来根据他大学时期的老师、此时在远东地区传教事务负责人范里安的要求，来到澳门，在此学习汉语，熟悉中国风俗，1584年进入广东肇庆，五年后又移居韶州。1595年以后先后在南昌、南京传教，1601年进入北京。他是最早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踏进中国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直至1610年5月11日辞世。

利玛窦在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驱动下，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知识的沟通与传播，追求中西异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通。

利玛窦甫到中国，就对广东地方官员自称是从天竺来的僧人。他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悬挂圣母玛利亚像，引来当地官民甚至僧人的参拜。利玛窦心里明白，基督宗教与佛教在教义上存在某种相似性。虽然他后来敏感地感觉到这种相似性恰恰泯灭了天主教的独特性，抨击说：“彼佛教者窃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谢肇淛《五杂组》引利玛窦言)但是，在当初，这种相似性却不失为天主教初进中国的方便法门，犹如当年佛教入华时被格义为道教的一支一般。因此，即使利玛窦强调“吾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忏度，永无轮回”，不须面壁苦行或出家，还是难以摆脱佛家面目。因此，在韶州时期，利玛窦就开始蓄起了须发，以儒服出现，选择以融合儒学的方式，切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

利玛窦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着作是《交友论》，其序言曰：

“窦也，自大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舍舟就舍，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礼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何如。’宾退而从述囊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

如此典雅的西文，显然是有高人指点，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喜爱跃然纸上。《交友论》是一部将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人论友谊的百余则格言警句编译而成的世俗着作。它让中国士大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利泰西其实来自遥远的西国的礼仪之邦。

他尊重并向中国学习

利玛窦介绍数学、地理、医药、钟表、音乐等先进科技知识和异域文化，吸引士大夫，让他更易于被国人理解和接受，比如他与明末着名科学家徐光启联合翻译《几何原理》。无论在肇庆还是在韶州，利玛窦的居处都成为当地文人关注的中心，常有人来参观他的科学书籍和仪器。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法就是以自然真挚的谦虚去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态度，凭借这种态度，他能够被环境接纳，并不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通过长期摸索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可称为“方法”的行动模式。与任何其他欧洲人一样，利玛窦在没有真正接触中国之前必须参照他本人的欧洲经验和前辈们留下的思想与实践来理解和设想中国。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凭借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扬弃式地选择运用他所继承的经验。

早在澳门期间，利玛窦就研习过“四书”，认为这是将来向中国天主教徒清晰表达天主教义的必要预备。他大学时期的老师范礼安也指示利玛窦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居民、风俗、制度和政府的概述，并对他说，这是成为一名有效率的使徒所不可或缺的前期工作。到韶州之后，利玛窦翻译了“四书”的拉丁文本，他由衷地认为“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作为耶稣会士，他感到唯一的遗憾是中国人还没有为“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所沐浴。

为此，利玛窦试图糅合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为此，他首先要适应，并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因素上沟通中西两种文化。利玛窦从四个方面来适应：生活方式、(带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礼仪和习俗。

在生活方式上，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接受了中国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睡觉模式、衣着打扮，比如穿士人的丝质长袍、蓄胡须、雇仆人、乘轿子，并学会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厚礼。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伦理，而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只因为这些内容与儒家伦理有冲突。在礼仪问题中，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天主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他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术语、伦理、礼仪方面对中国人的种种顺应在利玛窦的思想中是一气呵成的，是他致力于用中国古代文献证明中国宗教起初是一神论的表现，也是他致力于向中国人展示他们自己的古代宗教与基督宗教具有相似性的表现。利玛窦这套方法的吸引力在于，藉此可以强调向中国人所展示的信仰在本质上与他们祖先的教义一致，不是新鲜和外来的事物，也因此不是野蛮的；同时也可藉此提醒中国人，包含了两种文明中共有内容的基督宗教能成为中国人与他们古老的、已经丢失的但仍然神圣的过去之间的一种“新”联系。

因此，利玛窦一方面制定出向中国派遣最聪颖的耶稣会成员的政策，导致未来两百年里，耶稣会士的数学家、建筑家、画家、舆地学家、机械学家接踵而至，奠定了此期西学东传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圆形的，即一种将科学、技术、伦理和哲学教义有机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于是他也试着用一种与整体性的球状世界观类似的方式来表现天主教，结果中国学者的语汇中诞生了“西学”或“天学”这一概念，而天主教文化确实也凭借这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中国士人的生活。

传教士们的先驱者

利玛窦从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努力使基督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使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宣扬的信仰不再被认为是外来的和有害的，从而建立起一个既是中国人的又是天主徒的教会。换而言之，利玛窦适应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宗教”式的综合体。

但是，一名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宗教应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协以融入一个特定社会和一种特定文化，从耶稣会的创始人到后来的执行者们，谁都不可能给出明确指示。利玛窦对中国文化超乎先例的妥协，是他的首创！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利玛窦方法在文化创新方面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是一次突破文化本位主义而以平等的姿态探索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开拓性尝试，与中国式佛教的诞生相比，这一次在融合中创新的努力虽然中途夭折，但利玛窦方法却一直被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贯彻始终，并为天主教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开辟出通衢。

利玛窦的目标是要从广东通向北京，设法让中国人接纳陌生的天主教，故每到一地必要纳交于领袖人物，以便其叩门立足，而且他所处的南京、北京为明朝两都，高官大员本就密集。到艾儒略时，耶稣会士已在官绅之中留下一些良好印象，他所要做的是以某处为基地，巩固活动基础并扩大依靠对象，而秉持利玛窦的合儒政策，利玛窦在广东不超过12年，在北京仅9年，在江西与南京时间更短。

这些情况显示，结交士人和知识传教路线的确引起中国士人对西学西教的兴趣，并且对于晚明众多士人优容天主教起到明显的作用，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避免一部分士人嗅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差异而极力排斥它。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曾致词对利玛窦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

展览时间：2010年2月7日—3月20日

展览地点：首都博物馆一层B展厅

展览呈现了代表16世纪左右欧洲科技水平的星盘、圆规、经纬仪、约分仪、水力锯、挖泥船等，涉及天文、地理、测绘、机械等诸多领域。提香、拉斐尔、卡拉瓦乔等大师原创的油画作品则用于表现16世纪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不但揭示利玛窦从中汲取的西方绘画技法，还给美术爱好者提供了一场华丽视觉盛宴。展览的展陈设计别具特色，基本上按照利玛窦走过的路线安排陈列空间。随后，4月2日、6月4日，该展将分别在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继续展出。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在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驱动下，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知识的沟通与传播，追求中西异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通。”……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我看——沒有人會爲了“文化交融”而犧牲奉獻自己的一生。所以說，“罗马教皇勾結共產黨一起强奸利瑪竇”——他們兩相情願，淡化了“福音的種子”才是“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以及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只有這樣，神父才能得到主的救贖。如非如此，教皇也只能和共產黨一起下到地獄了。

谢选骏：从解放黑人奴隶到解放非法移民

《2024美国总统大选：一文读懂移民如何影响这个国家》（路易斯·巴鲁乔（Luis Barrucho）Role,BBC国际部记者 2024年11月1日）報道：

移民问题在白热化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是个重要议题，无论是共和党抑或民主党候选人，都强调需要对进入美国的控制更加严格，特别是在美墨边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一再警告有关移民的“入侵”，并誓言将推行大规模驱逐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

而他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则指责特朗普“煽动恐惧与分裂”。尽管如此，她仍重申支持两党共同提出的边境安全法案，该法案将包括数亿美元用于边界围墙的建设。

那么，移民在美国这个拥有全球最多外籍人口的国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人口

墨西哥蒂华纳的一个移民庇护所的电视正在播出贺锦丽和特朗普之间的第一场辩论。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墨西哥蒂华纳的一个移民庇护所的电视正在播出贺锦丽和特朗普之间的第一场辩论。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的人口将会显著减少。

到2023年，外籍人口达到了4780万的历史新高，占美国总人口的14.3%。其中，来自墨西哥的人口最多，达到1060万，其次是印度的280万和中国的250万。

尽管移民人数创下新高，但由于出生率下降，美国的整体人口增长速度正在减速。

2010年至2020年间，这个国家经历了自1930年代以来最慢的人口增长，当时在大萧条期间出生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这就意味着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人口高龄化的挑战，包括医疗费用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问题。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预计到2040年，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届时移民将成为唯一的人口增长来源。因此，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支持移民的团体主张，也就是该允许移民人数增加，以满足经济需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社区居民和反移民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反对使用纽约史泰登岛已关闭的圣约翰维拉学院作为移民住房。一名身穿绿色T恤的男子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把他们送回去！关闭边境！”

批评移民的一个常见论点是，外国工人的涌入会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较低工资而压低本国劳工的工资。

经济

无证移民占移民总人口的23%，约1100万人。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特雷克·哈桑（Tarek Hassan）说，若没有移民，美国经济将会遭受损失。

他解释说：“如果完全移除移民，我们谈论的将是人均GDP减少约5%到10%，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的财富会下降，而总GDP也会因为人数减少而大幅降低。”

哈桑补充道，他的研究显示，移民“促进创新，从而提升各行业的生产力，这并不侷限于某一个领域——它提高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

此外，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移民也更可能处于劳动年龄。尽管他们仅占美国总人口的约14%，但却占据了近19%的民间劳动力——约3100万工人，且其劳动参与率高于本土出生的公民。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预计在2022年至2034年间抵达美国的16岁及以上移民中，约91%将在55岁以下，而整个成年人口中仅有62%符合此年龄范围。

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对移民劳动力特别依赖。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国家农业工人调查，70%的农作物农场劳工是移民，尽管其中许多人是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理事会（AIC）的研究主任吴南（Nan Wu）说，美国若失去这些劳工“将使许多农场主在高峰季节中难以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来种植作物、收穫水果和蔬菜，并为美国消费者做准备”。

批评移民的一个常见论点是，外国工人的涌入会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较低工资而压低本国劳工的工资。

然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2014年对27项有关移民经济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称，移民对本土工资的平均影响基本上为零。

而东伊利诺伊大学的一项较新研究则发现，移民人数的增长甚至可能对工资增长产生“正面但统计上不显著的”的影响。

税收

那么，移民对税收的影响如何呢？

根据美国移民理事会（AIC）的分析，移民家庭在2022年贡献了将近六分之一的税收，约5800亿美元。该组织的吴女士向BBC强调，并不仅仅是合法抵达的移民在纳税。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分析，美国非法移民约占总移民人口的23%，约1100万人，其中约400万来自墨西哥。

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非法移民在2022年缴纳了近1000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税收。

该研究所的移民法律与政策研究主任丹尼尔·科斯塔（Daniel Costa）分析，尽管移民的经济影响在全国层面上可能是积极的，但在某些州，特别是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譬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他和他的团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大量低收入移民涌入，却有资格获得福利，这会使“财政平衡在短期内倾向于负面影响”。

因此，科斯塔主张，应加强联邦到州的资金再分配，为移民较多的地区提供更多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加州大学的移民专家和经济学教授乔凡尼·佩里（Giovanni Peri）则表示，移民对社区的压力可能与美国出生人口增长时的情况相似。他说：“如果建设未能调整，这也会对服务和住房产生压力……只是移民更容易被单独提出来讨论。”

创新与创业

苹果公司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由叙利亚移民的儿子史蒂夫·乔布斯创立。

在美国，相当大比例的移民或其子女已经成为领先的企业家。根据《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榜单显示出，大约45%的公司是由移民或他们的子女创立的，而移民创立的美国初创企业中，55%估值达到10亿美元或更多。

移民在全球技术进步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许多人最初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数据，在2022至2023学年中，超过100万名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00亿美元，并通过学费和生活费支持了超过36万8千个工作岗位。

公众意见

尽管移民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最近的盖洛普民调发现55%的美国人希望减少移民。而且在政治上，对于加强移民控制，尤其是针对墨西哥边界的非法入境，存在着广泛的共识。

加州大学佩里教授表示，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将移民描绘为“边界的混乱”，专注于非法入境的故事，而忽略了移民的更广泛影响。

他补充道：“人们经常听到关于移民的报导，把它形容为来自南方边界的‘洪水’，因此他们认为移民过度且有害的，而不是讨论移民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抵消人口下降。”

波士顿大学哈桑教授则称：“在过去的二十年裡，美国移民数量特别高，这可能会对社会整合新来者的能力造成压力。

他解释：“尽管移民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有正面影响，但人们可能对某些方面感到不满意。”

谢选骏：人説“2024美国总统大选：一文读懂移民如何影响这个国家”；我看它并未説明，二十一世紀的解放非法移民，相當於十九世紀的解放黑人奴隶。而現在所經歷的社會撕裂，很像廢奴派和奴隸主的鬥爭。從共和黨解放黑人奴隶，到民主黨解放非法移民……這豈不是歷史的報應。

谢选骏：贝佐斯、马斯克——兩個最富有的恶棍盡量撕裂社會

《贝佐斯、马斯克……最富有的人如何影响美国大选》（DAVID STREITFELD 2024年11月1日）報道：

杰夫·贝佐斯和埃隆·马斯克对这次大选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结果也各不相同。

在对技术进行重大押注并获得巨大且戏剧性的回报后， 企业家会成为传奇人物。埃隆·马斯克现在将这种孤注一掷的哲学应用于总统选举，将自己的声誉——或许还有未来与特朗普的胜利绑定在一起。

杰夫·贝佐斯玩的是一种更为冷静的游戏，在马斯克出现之前，他是互联网时代的叱咤风云人物。他乐见马斯克成为热点，让他去做那些有风险的事。但上周，贝佐斯自己却意外地闯入了新闻的暴风眼。

他的众多资产中包括《华盛顿邮报》，他在2013年收购了这家报纸。该报的编委会正要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背书时，贝佐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决定。

这本来不该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声明而已，宣布某事不会发生了。然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推销员、凭借对客户至上的理念将亚马逊打造成现代零售的巨头，却遭遇了一生中来自客户的最大拒绝。

25万《华盛顿邮报》读者取消了订阅，这一数字最先由NPR报道，然后邮报自己也做了报道。这大约占到总发行量的10%。《如何抵制亚马逊及其原因》一书的作者丹尼·凯恩说，取消订阅的速度和决心令人震惊，但也有着诡异的合理性。

“亚马逊发明了一键式文化的整个概念，你点击一个按钮，你的门廊上就会有一堆卫生纸，”他说。“你不能一键就让车道上的特斯拉消失。但你可以让杰夫·贝佐斯拥有的报纸消失。”

取消订阅的人表示，他们觉得贝佐斯试图讨好特朗普，他否认了这一指控。相比之下，马斯克自去年7月宣布支持特朗普，成为这位前总统最引人注目的粉丝、拉拉队长和党羽所导致的损失立刻就显得没那么严重了。

从目前的销售数据还看不出消费者在出于政治原因抵制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周二，马斯克在X上隐晦地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转发了一位支持者的留言，称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在这场现代历史上最紧张、最富戏剧性、最混乱、风险最大的政治斗争中，马斯克、贝佐斯和其他超级富豪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机遇和无形的危险。这场选举当然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但对非常富有的人影响会格外大——或者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以至于他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也在试图影响这次选举。

迈克尔·乔丹在1990年为许多名人树立了标准。当时这位在北卡罗来纳州上大学的篮球巨星被问及是否会支持哈维·甘特——一名黑人候选人，试图挑战长期反对民权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

“共和党人也买球鞋，”乔丹说。赫尔姆斯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甘特。

乔丹后来说，那是即兴的评论，甚至就是开个玩笑，不过他并不想趟浑水。“我从来没当自己是一名活动人士，”他说。“我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许多亿万富翁现在都成了活动人士。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据一项估计，自2016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38%——而且他们拥有的财富更多了。尽管存在反垄断和监管措施，但富人和他们的公司一直过得很好。股市一直处于创纪录的高位。

然而，钱也不是万能的。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是世界上仅次于马斯克和贝佐斯的有钱人，他去年支持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竞选总统。埃里森至少花了3000万美元，但无法让斯科特成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埃里森为他的候选人出钱，但在其他方面保持沉默。马斯克则完全不同，他完全成为了特朗普的代理人，也是他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周日，马斯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特朗普造势集会上对人群说，“我们要让政府不再对你们指手画脚，从你们的口袋里掏钱。”

毫无疑问，马斯克希望政府不要再对他指手画脚。《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特斯拉和SpaceX在内，他的公司面临20多项调查或审查。特斯拉对无人驾驶的推动是监管机构尤为关注的事项。就在上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它正在调查几起雾气和扬尘导致的无人驾驶撞车事故。

马斯克曾向特朗普提出，希望成为某种治理政府浪费的监察长，他还经常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生争执。该委员会对他在2022年收购当时名为Twitter的X展开了调查。在9月的听证会上，马斯克没有出现，证监会因此要求对他进行惩罚。

除了监管审查，马斯克在融资上也跟政府有关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6月宣布，SpaceX获得了一份价值8.43亿美元的合同，负责几年后空间站准备退役时进行脱离轨道的操作。SpaceX还拿到了发射军用和间谍卫星的合同。它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了总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将人类两次送往月球。它还有许多其他与政府相关的项目。

贝佐斯也与政府有业务往来。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部正在将亚马逊告上法庭，指控它违反了反垄断法。

特朗普担任总统时，亚马逊及其首席执行官有时会成为他挖苦的对象。该公司竞标了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五角大楼最后授予了微软。亚马逊提起诉讼称特朗普破坏了它的竞标。合同被取消。最终，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四家科技公司从这个云交易中各分得一杯羹。

报复心强的特朗普若是再次上台，贝佐斯最脆弱的财产可能也是他最关心的——他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该公司将与SpaceX和另外一家公司竞争，在未来五年内为国家安全火箭提供发射服务。

上周五，当《华盛顿邮报》宣布不会为总统候选人背书时，蓝色起源的首席执行官戴夫·林普在得州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会面。贝佐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周一他在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知道“很多人会说这是个不符合操守的决定，会面这件事会被他们抓住把柄”，但整件事都是巧合。那篇文章吸引了超过2.4万评论，其中支持贝佐斯的不多。

几个小时后，马斯克在X上发文：“向杰夫·贝佐斯致敬。”他有可能是在调侃贝佐斯，就像有一次面对采访者的提问，马斯克回答：“哪个杰夫？”马斯克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谢选骏指出：人説“贝佐斯、马斯克……最富有的人如何影响美国大选……杰夫·贝佐斯和埃隆·马斯克对这次大选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结果也各不相同。”——我看贝佐斯、马斯克這兩個最富有的恶棍沒有多少不同，因爲他們所做的，都在盡量擴大兩極分化，徹底撕裂美國社會和全球秩序！

谢选骏：城邦宗教就是國家宗教

網文《古代城邦》報道：

古代城邦（法語：La Cité antique）是法國歷史學家努馬-丹尼斯·甫斯特爾·德·庫朗日出版於1864年的一部著作。受勒內·笛卡兒的思想啟發[1]基於古代歷史學家和詩人的文本，作者探討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社會最古老的制度的起源。

在書的前言裏作者強調他警告讀者不要用今天的習俗來審查古代人的習俗，讀者需要避免偏見，要使用事實證據來研究古代的人。

甫斯特爾·德·庫朗日認為宗教和邪教是希臘和羅馬政治機構的基礎。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信仰、神和崇拜。性別關係、家庭級別、財產、遺產等等都由宗教管理。隨時間人們越來越需要管理人間的關係，使得互相之間的習俗相同，因此管理家庭的規則被推廣到更大的集體，最後達到城市的規模。因此城邦的起源也是宗教，比如古羅馬5年一次的清洗儀式同時被用來做人口統計，再比如用來崇拜當地神靈的公共宴會。

起初用來保障貴族專利的法律導致與平民的衝突和社會革命，而從之導致的社會公共利益演化成宗教的新基礎。這樣城邦逐漸形成，最後基督教的來臨使得城邦覆滅。

參考文獻

 Fustel wrote late in life, "Jules Simon explained Descartes' Discours sur la méthode to me thirty years ago, and from that come all my works: for I have applied to history this Cartesian doubt which he introduced to my mind" (J. 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42, p. 363).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城邦宗教就是現代的國家宗教、公民宗教——古代的國家四級就是現代的愛國主義。

《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2017-08-16 光明日报 魏凤莲）報道：

泛雅典娜节等节日为城邦发展提供了历史认同和神圣解释。

清晰展示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最早文本是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史诗，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甚至可以继续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印欧人和东方文明。史诗对当时既有的传说和宗教观念进行概括和再创作，展现了远古人们为表达“虔敬”而履行的各种仪式、观念、规范和禁忌，构建了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基础范式。由于史诗的广泛流传，这些宗教礼仪制度被后世奉为圭臬，亦成为希腊民族彼此认同的基础。从荷马时代，经古风时代、古典时代，直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希腊人献祭、祈祷和占卜的方式以及对神的观念基本一致，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宗教礼仪制度表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这种稳定性不是根植于信念，不是知识分子通过辩驳就能推倒的一种态度，而是深深扎根于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于希腊的社会结构中。

荷马时代的宗教礼仪制度是贵族的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规范。随着城邦的兴起，宗教礼仪制度逐渐走向平民，不断强调集体认同和男性公民的集体权力，实现了从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向城邦集体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圣地、神庙等宗教礼仪性建筑在整个希腊世界拔地而起，节日大量涌现，为民众参与集体献祭活动提供了机会，关于节日的规定、规范乃至所需遵守的风俗习惯也逐渐增多，城邦也开始对此类内容进行立法。这些节日的总体特征就是城邦公民集体参加，有些节日甚至让外邦人、妇女参加。在城邦兴起和发展的初期阶段，宗教礼仪制度建立起城邦公民之间的彼此认同，提升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同时缓解了人们在时代转换中的焦虑，顺应了城邦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

公元前8世纪，英雄崇拜的兴起也顺应了城邦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英雄崇拜通常是围绕某个大墓发展起来的，崇拜的对象是史诗里的英雄、建城者或某个具有神奇经历和业绩的死者，他们被认为即使在死后仍然有能力保护在周围居住的人。因此，对每个英雄的崇拜都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但是特别多的英雄及其陵墓散落在城邦领土的不同点上，每个点的周围都能聚集起一个崇拜群体，由此构建起村庄、部落和城邦之间的特殊关系。英雄崇拜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为城邦提供了亲缘和地理上的认同，因此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英雄崇拜与城邦同时出现并息息相关，城邦衰落之时，英雄崇拜即随之衰落。

古风时代，围绕各城邦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荷马时代奠定的希腊宗教礼仪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每个城邦都构建了自己的宗教体系。莱库古改革为斯巴达城邦开辟了政制发展的道路，也建立了与政制相匹配的宗教礼仪制度。斯巴达的主要节日是叙阿琴提亚节，这是斯巴达合并阿密克利并建立起城邦的重要标志。斯巴达人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对国王的尊崇、“够格者”制度以及各种节日等，都围绕斯巴达的军国主义统治而展开，是城邦政治的反映和表达。

雅典城邦的中心节日也与政治有关，泛雅典娜节、城市酒神节、统一节和丰收节等节日为城邦发展提供了历史认同和神圣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梭伦改革涉及对宗教礼仪制度的改革，对葬礼的规模、女性的举止等都做了细致规定。僭主庇西忒拉图统治时期，创办泛雅典娜节、城市酒神节等大型节日，为厄琉西斯秘仪大兴土木，提升了雅典城邦的凝聚力。克里斯提尼建立了10个部落之间的酒神颂歌比赛，消融了派系斗争，提升的也是城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益于民主制度的推动，厄琉西斯秘仪、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原来不甚引人注目的小崇拜发展成为城邦庆祝的大节日，反过来也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雅典城邦的宗教礼仪制度清晰地表达了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各城邦的宗教礼仪制度是随着各城邦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因此也是与各城邦的政制发展相适应的，或者说，所有的宗教变化都与城邦的重组有关，城邦组织变了，城邦的宗教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某些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是以荷马时代的宗教礼仪制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尽管各地崇拜的英雄和神不同，圣地影响也不同，但在本质上趋于一致，所以不会出现相互排斥的因素。这也是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圣地不但是当地人的精神承载体，也会吸引更远地区的人前来崇奉和献祭的原因。比如，德尔菲圣地在各城邦政治制度形成和宗教礼仪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各城邦出台的立法、改革以及建立新的崇拜，经由德尔菲神谕神圣化了。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雅典选定10个部落的名称等，都经历了这种神圣化的过程。所以，泛希腊崇拜是希腊宗教自成体系的一种反映，而从这个体系衍生出来的宗教礼仪制度是整个希腊民族认同的基石。

在泛希腊体系内，各城邦或各地区依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发展了不同层次的共同体认同，如德谟的、兄弟会的、部落的或者是城邦的，女人的、男人的、秘仪的或者是神圣团体的。每个群体（共同体）都通过宗教崇拜活动进行表达和获得彼此认同。所有的联系和纽带，包括社会和政治上的联系和纽带，都通过宗教崇拜来进行表达和定义。这就是新的城邦机构总会带来宗教礼仪制度改变的原因，也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使宗教从属于政治，却提升了群体认同的原因。这些群体构成了一个个宗教献祭的共同体，而城邦就是由这些宗教共同体组成的。

狭义上，希腊的城邦就是男性公民集体，男性公民组成了最核心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其最核心的宗教实践活动是杀牲献祭，女性被排斥在杀牲献祭之外，也被排斥在城邦政治活动之外。女性在希腊城邦是个特殊的群体，与她们低下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在宗教上她们也是城邦的“附属部分”。但城邦为女性的心理和压抑生活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她们可以建立属于女性专有的宗教群体，在这个宗教群体中，可以获得彼此的认同，并通过这个群体为城邦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表达对城邦秩序、丰收的愿望。

希腊城邦表达了宗教，同时其本身也被宗教所表达，宗教成为城邦的中心意识，构建并且解释了构成城邦认同的所有因素。一个希腊人生下来就是希腊人，但要成为公民还需要教育和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通过宗教礼仪制度获得血缘、地域和城邦国家的逐级认同，然后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参加宗教节日，孩子们观摩宗教仪式，学习掌握仪式的主持和操作，这是合格公民必备的能力；通过出生、预备役、婚礼、葬礼等过渡仪式，一个孩子得以顺利过渡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获得另一个社会身份；即使在他成为公民之后，他也要观看戏剧演出，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继续接受教育，成为能够有益于城邦的合格公民。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政治和宗教已融为一体。城邦官员管理城邦的节日和各种宗教事务，宗教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仪式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公元前5世纪末城邦政治斗争的宗教事件就是宗教与政治一体化的极端表现。公元前415年，在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斯海战胜利后，雅典人因未能打捞遇难将士而对获胜的将军进行审判；公元前399年，雅典审判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些宗教事件实际上也是政治事件，反映了古希腊城邦的实质：城邦的秩序来自于神，对神的虔敬是城邦生存下去的根基，亵渎神的行为可以带来民众的恐慌、担忧和群情激愤，也会带来神的报复，进而带来城邦的毁灭。因此，公元前5世纪末的宗教事件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政治事件，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政治与宗教难分彼此。对城邦来说，任何不虔诚的行为都会直接威胁到城邦的生存，这是城邦竭力预防和坚决反对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危机四伏，土地兼并之下，各城邦的公民大量失去土地，进而失去公民身份和公民兵身份，雅典城邦的公民人数锐减，斯巴达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仅有约1000名公民。城邦的集体凝聚力大大下降，城邦集体主导的宗教活动吸引力减弱，相反，表达个人救赎和获得死后幸福的秘仪宗教大行其道。及至希腊化时代，又兴起了对国王的崇拜，而在公元前8世纪就随城邦兴起而出现的英雄崇拜影响减弱直至消失。

但是，城邦危机之后，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基础犹在，其宗教体系的框架犹在。即使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古典时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已经不复存在，但城市居民仍然按照原来的习俗和习惯生活着，庞大的节日活动仍在继续，对神的献祭也在进行，有的甚至规模更大，旧的崇拜并没有被放弃，保守和创新之间的冲突通过引进新的崇拜来调节，更多的情况是，新来的崇拜被纳入旧的宗教框架内运行，并在细节上根据政治变化做出必要调整。由此，我们看到，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宗教礼仪制度既影响着希腊城邦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又受意识形态其他方面的影响，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所表达的内容。

谢选骏指出：上文雖屬馬列豬狗所撰，但依然可以參考一下——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豬狗的叫聲也是需要人類進行研究研究的……從中可以佐證，城邦宗教就是公民宗教，公民宗教就是城邦宗教。

《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2021/10/24日 黄洋）報道：

内容提要：希腊宗教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崇拜体系。本文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实际上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共同织造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反过来，宗教崇拜也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且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此，希腊宗教实质上是城邦宗教，宗教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

 

公元前415年，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处于最为胶着的阶段，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主力舰队远征西西里，希冀借此一举扭转战争的不利局面。就在舰队整装待发的前夜，雅典城内随处可见、用作界标的大部分赫耳墨斯头像(Hermai)被人破坏。雅典人大为震惊，城邦立即公告悬赏捉拿破坏者，认为这是阴谋颠覆民主政体的企图。这一戏剧性事件如此栩栩如生地反映了战时雅典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面貌，以至于有必要引用修昔底德的详细记述：

 

与此同时，在雅典人的城市中有如此多的石雕赫耳墨斯头像。它们是以当地风格雕成的四方形石雕，许多树立在私宅和圣地的大门前。一晚其中的大部分表面被全然凿毁。并无人知晓这是何人所为，但（城邦）通告以大额赏金捉拿他们，并且投票决定，如有人知晓其他不敬神的行为，若愿意，应毫无畏惧地举报，无论是公民，还是外邦人或奴隶。而且他们（雅典人）把此事看得更为严重，因为它被看成是远征的不祥之兆，而且同时也是阴谋政变和推翻民主政治(demos)的一部分。

 

因此一些外邦人和随从举报，不是有关（毁坏）赫耳墨斯头像的事，而是此前年轻人在欢娱醉酒后破坏另一些雕像，和轻侮地在私人家里举行秘仪节(mysteria)仪式的情况，并且指控阿尔基比阿德斯参与其中。①

 

这里提到的秘仪节指的是雅典人在埃琉西斯祭祀谷物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儿科瑞（通称两女神）的公共节日。修昔底德接着告诉我们，雅典人相信了举报人所说，认为这是寡头政治或者僭主政治的阴谋，因此大肆搜捕可疑者，“以卑下之人的证言逮捕公民中之最有价值者”②。最后被捕者中有人坦白参与破坏赫耳墨斯头像，并供出同谋者。雅典人释放了坦白者，对同案犯进行审判，处死了其中业已被捕者，并宣布判处在逃者死刑。被指控者包括力主西西里远征、并业已率军抵达西西里的三名将军之一阿尔基比阿德斯。雅典人遂遣舰西西里，命他和其他一些受控者回国受审。结果阿尔基比阿德斯中途脱逃，投奔了斯巴达一方。③

 

从一件幸存下来的铭文中我们得知，这些亵渎神明者的财产全部被没收拍卖④，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修昔底德的记载。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诸多问题，如破坏者的动机是否真如雅典人所怀疑的那样？为什么雅典人会把破坏神像、亵渎神明的事件看成是颠覆政权的阴谋？间接而言，它还指向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在古代希腊，政治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又或者古代希腊宗教有着怎样的根本特征？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以公元前6至4世纪末的雅典城邦为例，通过剖析雅典城邦与雅典人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来揭示古代希腊宗教崇拜的一些重要特征。就很多方面而言，雅典也许都不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邦，但就宗教崇拜的基本特征而言，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并无根本性不同。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需要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解析。长期以来，希腊宗教一直被看成是希腊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备受学者们关注，并成为古希腊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希腊宗教”也成为一个概念范畴。早在1903年出版的《希腊宗教研究引言》中，英国学者简·郝丽生就业已将“希腊宗教”看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范畴了⑤。此后直至20世纪后期，这个概念范畴在诸多权威著述中得到沿用。⑥然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概念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古希腊人并没有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宗教”(religion)概念，古希腊语中也没有单独用于表述“宗教”这一概念范畴的词语，含义最为接近的词是eusebeia，意为“敬奉神明”⑦。其次，“希腊宗教”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诚然，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给予了希腊人神明信仰上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使得全希腊人都信奉一个大体统一的神系。但在古代希腊并没有一本圣书，希腊宗教亦非圣书宗教，作为宗教信仰载体的神话和传说不断受到重述和不同解释，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说法往往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城邦、不同社会各有其保护神，其神系的具体结构各不相同，亦即不同神明在不同城邦神系中的地位各不相同。因此，虽然希腊宗教仍然被视为有效的研究范畴，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与崇拜更多地、甚至主要是以城邦这一社会群体为基础进行的。⑧也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希腊宗教从根本上来说是城邦宗教(polis religion)。⑨

 

城邦宗教的特性最为清楚地表现在崇拜仪式之中。相对于以圣书为基础的一神教而言，希腊宗教更多地以敬神与祭神仪式作为表现形式，而不是以信念与信仰的方式表现出来。为数众多的神明都有其祭坛、神庙与圣地，它们成为崇拜仪式的中心。每个神明的祭祀都有固定的时节和日子，此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其崇拜圣地，参加祭祀活动，由此形成了祭神的节日。这些节日中有些是全希腊人都参加的，如祭祀宙斯的奥林匹亚节，祭祀阿波罗的庇底亚节(Pythia)，但大部分祭神节日都是地方性的。这个地方性崇拜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城邦的基础。法国学者德·波里尼阿克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宗教崇拜是导致希腊城邦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城邦兴起的基础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同一地方的人们对特定祭神仪式、尤其是崇拜中心祭神仪式的共同参与将他们联系起来，使他们产生了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因此，宗教崇拜的共同体奠定了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城邦制度即在此基础上兴起。⑩

 

城邦的中心圣地位于城市中心，通常是祭祀城邦保护神的地方。但在中心圣地之外，还有一些德·波里尼阿克称之为“非城市中心圣地”或是“城市外(extraurban)圣地”的崇拜中心。它们和城市中心的圣地形成互动，城市中心圣地使人们定期集中到中心，而城市外的圣地则使城市中心的居民定期流向乡村，这样边缘地区的居民也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从而以一种互动的方式联结成一个平等的共同体。就雅典而言，中心圣地自然是崇拜城邦保护神雅典娜的地方，建于雅典卫城之上，这里先后建起三座敬奉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分别为巴特侬神庙、埃瑞克特昂神庙和胜利女神雅典娜神庙(11)。一年一度，雅典人一连数日举行祭祀雅典娜的大型活动，称为“泛雅典人节”(Panathenaia)，意思为“全雅典人的节日”。这也是雅典最为隆重的节日，标志着新年的开端。节日的主要活动包括竞技比赛、欢庆夜(pannychis)和盛大的游行。竞技比赛包括体育、马术和音乐竞赛。从庇西斯特拉图统治时期开始，部分体育竞技邀请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参加，但仍有部分竞技仅限于雅典人之间，而且大多是部落间的竞赛，包括火炬传递、赛船和马术。(12)除了奴隶以外，所有的雅典人——包括外邦人——都可以参加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迪皮隆城门(Dipylon Gate)出发，沿着穿过市政广场的泛雅典人节大道，到达雅典卫城。不过只有雅典公民能够进入卫城，参与卫城中的祭祀仪式。节日期间还要宰杀成百乃至几百头公牛作为牺牲品，举行盛大祭餐，人们共同分享酒肉。(13)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圣地是位于卫城南坡上的狄奥尼索斯圣地，狄奥尼索斯大剧场是它的一部分，每年在这里举行的大狄奥尼索斯节（又称“城市狄奥尼索斯节”）是祭祀狄奥尼索斯神的最大节日，成千上万的雅典人参加祭礼，观看戏剧，以多种方式敬奉酒神和戏剧之神。

 

在中心圣地的盛大祭祀活动之外，一些城市外乃至边缘地区的圣地也是崇拜的中心。雅典主要的非城市中心圣地包括崇拜谷物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儿科瑞(Kore)的埃琉西斯秘仪所在地埃琉西斯(Eleusis)、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崇拜中心布饶戎(Brauron)以及波赛冬和雅典娜的一个崇拜中心苏尼昂(Sounion)。前两地都有祭神的节日。每年秋天，雅典人在埃琉西斯举行祭祀得墨忒耳和科瑞女神的节日，称为“秘仪节”(Mysteria)。先是在节日开始的前一日（Boedromion月的14日），由祭祀官宣布节日开幕，并申明禁止“不洁者和语言不同者”参加，意即杀人者和外族人不得参加。(14)当日得墨忒耳的女祭司在雅典预备公民(epheboi)的护送之下，把封装在篮子里的“圣物”(hiera)从埃琉西斯送到雅典市政广场上的埃琉西斯庙(Eleusinion)。节日头几天的祭祀活动主要在雅典举行。而后盛大的游行队伍从雅典出发，步行30公里，沿“神圣大道”将“圣物”护送至埃琉西斯的两女神（得墨忒耳和科瑞）圣地，在专门的大厅（称为 Telesterion）举行庆典，见证祭祀官员开启“圣物”。最后宰杀牺牲品，举行大型公共祭餐。(15)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心圣地还是边缘圣地的主要祭祀活动都包括中心城市雅典和边缘地区的互动以及公共祭餐。秘仪节的活动尤能说明问题。虽然节日是在埃琉西斯举办的，但其中的一部分活动却在雅典进行。而且在雅典城内还专门修建有埃琉西斯庙，用于和埃琉西斯秘仪的互动。实际上，在雅典城内为边缘圣地修建相关联的庙堂并不是罕见的。除埃琉西斯庙外，在雅典卫城上还建有和布饶戎圣地相关联的布饶戎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 Brauronia)圣所，在布饶戎举行的崇拜阿耳忒弥斯女神的节日同样也包括从雅典到布饶戎的游行。(16)此外，在斯基戎(Skiron)、法勒戎(Phaleron)和庇莱俄斯(Piraeus)的祭祀节日期间，也举行从雅典到这些地方的游行。(17)通过祭祀节日的互动和公共活动，城邦中心城市和边缘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认同高度一致、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

 

在全体城邦居民都参与的主要崇拜中心的大型祭祀活动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性或亚群体的崇拜活动。雅典城邦内的各级地方组织，无论是“部落”(phyle)、还是“兄弟会”(phratry)、“宗族”(senos)和村社(demos)都举行自己的崇拜活动。在此需要对这些组织作进一步说明。传统说法认为，雅典的“部落”、“兄弟会”（旧译“胞族”）和“宗族”（旧译“氏族”）是原始社会血缘组织的存留。这实际上是将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概念植入古代希腊，将它们同古希腊文中的这些词语简单对应的结果。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古希腊语中的“部落”源于表示血缘组织的词，但到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它早已不代表血缘组织，而成为表示城邦社会军事组织的词语了。(18)在雅典，它明确表示城邦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兄弟会”和“宗族”虽然带有血缘组织的色彩，但并非完全如此。“兄弟会”是雅典男性的地方团体，所有男性公民事实上都属于某个“兄弟会”，其成员包括血亲成员，但也包括非血亲成员。(19)“宗族”具有类似的特征。它表面上表示出自同一祖先的家族，但却并非一定由真正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宗族所认同的祖先通常是传说中的英雄，而家庭或家族的祖先则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宗族”更多的是后来虚构的家族群体。一些地方群体共推某个传说中的英雄为祖先，由此形成“宗族”。也有一些“宗族”以地方的名称为名，例如“撒拉米斯宗族”(Salaminioi)。它们明显是以地域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而非血缘组织。另外，并非所有雅典人都属于“宗族”的成员。(20)

 

公元前509/8年克里斯剃尼改革建立十个新“部落”时，分别以十个英雄命名它们。各个“部落”为他们建造圣地，在专门的节日祭祀他们，这便是“部落”的公共节日。同样，所有“兄弟会”都分别庆祝祭祀“兄弟会之神宙斯”(Zeus Phratrios)的节日阿帕图里亚节(Apatouria)。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历时三天。在节日里父亲将年满三岁的儿子介绍进“兄弟会”，向所有成员发誓其子为合法婚生子。“兄弟会”成员则可质疑其合法身份。(21)这个仪式是雅典公民身份认定的重要环节之一。到年满18周岁时，村社对公民身份进行正式审查和登记，“兄弟会”的认可是重要的依据之一。(22)而作为城邦基层组织的村社，则既是基层公民政治活动的单位，也是重要的祭祀单位。村社公民大会需要讨论节日与祭神的事务，村社长则需要负责祭祀活动。(23)“宗族”同样具有重要的宗教崇拜功能。传统认为，“宗族”是古风时代贵族的政治组织，但这一说法遭到质疑，因为事实上操纵政治权力的往往是家族——例如雅典显赫的贵族家族阿尔克梅昂(Alcmaeonidai)——而非“宗族”。雅典宗教研究的权威罗伯·特帕克则认为，并不能排除“宗族”的政治特性，不过它在宗教崇拜方面的作用更值得注意。“宗族”通常和特定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一些神明的祭司通常由某个“宗族”的成员担任，如“城邦女神雅典娜”(Athena Polias)的祭司由厄特奥布特斯宗族(Eteoboutadai)的成员担任，埃琉西斯秘仪的祭司由欧摩尔波斯宗族(Eumolpidai)的成员担任等。因此他认为，无论“宗族”的起源如何，也无论它还有什么功能，但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城邦通过“宗族”组织分配祭司职能，“宗族”祭司代表城邦在它和神明之间进行沟通。(24)由此，许多雅典人通过“宗族”而与崇拜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25)

 

因此我们看到，“部落”、“兄弟会”、村社和“宗族”编织了雅典城邦的社会、政治与宗教崇拜的结构。它们既是祭祀崇拜的组织，也是政治活动的单位。“兄弟会”和“宗族”的成员资格成为村社确定公民身份的重要依据。“部落”、“兄弟会”以及村社的公共祭祀节日和城邦的公共祭祀节日一道，编织成了城邦共同体的认同。

 

另一方面，公共祭祀节日和宗教崇拜完全纳入城邦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告诉我们，城邦的“王者执政官”(Basileus)负责管理所有传统的祭祀活动，包括埃琉西斯秘仪的祭祀，火炬比赛等。(26)这是雅典城邦的传统官职，在古典时期成为管理宗教崇拜的最重要官员，从公民中抽签选出。此外，城邦每年还从公民中抽签选出10人担任祭祀官(hieropoioi)，负责神谕指示的祭祀，并配合占卜者获取吉兆。另抽签选出10名年度祭祀官，负责一些特定祭祀，并管理除了泛雅典人节之外的所有四年一度的祭祀大节，这包括前往提洛岛朝拜的节日、布饶戎节、在马拉松举行的赫拉克利斯节(Herakleia)、在埃琉西斯举行的埃琉西斯节(Eleusinia)以及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开始举行的赫菲斯托斯节(Hephaestia)。(27)所有的祭司也都受到城邦的监督与审计。(28)虽然一些祭司属于特定的“宗族”，但祭司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从属于城邦的管理之下。约公元前450至445年间的一件铭文记载了雅典公民大会选拔胜利女神雅典娜女祭司的情况，正是城邦管理祭司的明证：

 

[……]阿科斯提案：胜利女神雅典娜的女祭司[……]应从所有雅典妇女中［任命］，圣地应按照卡里克拉特斯规定的那样安装门。拍卖官(poletai)应在莱昂提斯部落担任主席团(prytaneia)期间招标雇工。女祭司的薪资应为（每年）50德拉克玛(drachma)以及公共祭祀（牺牲品）的腿和皮。应按照卡里克拉特斯规定的那样建造一座神庙以及一个大理石祭坛……(29)

 

多年之后，在公元前424/3年，公民大会再次通过法令，明确规定支付上述法令中规定的薪资：

 

议事会和人民决议。（其时）埃格伊斯部落担任主席团，尼奥克莱德斯担任书记官，哈格诺德谟斯担任主持人，卡里阿斯提案：对胜利女神雅典娜的祭司[……]。应由财务官(Kolakretai)在（每年的）塔尔格利昂月支付给胜利女神雅典娜此前刻录于石碑所规定的50德拉克玛……(30)

 

公民大会对于看似如此细小的事情做出决议也许出乎现代人的意料之外，但却不仅透露出雅典人对于何为国家大事的看法，而且反映出雅典城邦对于神明崇拜管理的细致程度。对于埃琉西斯秘仪的管理，公民大会更是通过了多个法令，其中约公元前460年的一个法令规定了秘仪节期间每个入会者应向得墨忒耳女神交纳的钱款数额、其女祭司所支配的用度额度、入会仪式的场所与主持、两女神所获敬献款的管理等(31)；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另一项法令则规定，城邦每年抽签选出5人管理两女神崇拜中心的收入。(32)约公元前422年，雅典公民大会再通过法令，规定雅典人必须按照祖宗习俗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向两女神敬献新收成，其比例为大麦不少于1/600，小麦不少于1/1200，由村社长具体负责征收，并规定提洛同盟城邦也应敬献。法令还详细规定了所征收谷物的储藏、用途以及新收成祭祀的程序等。(33)它同时反映了雅典城邦对宗教崇拜的细致管理及其推行霸权的情况。政治与宗教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政治与宗教的交织最为突出地表现在雅典的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之中。这个祭祀酒神与戏剧之神的节日持续5天，由执政官(archon)负责组织，另抽签选举10人（每部落1人）担任节日监察官，配合执政官负责节日的活动。(34)在第一天，举行盛大游行，公民、外邦人都可参加，雅典殖民地的代表也应邀参加。游行队伍把狄奥尼索斯的木神像护送到雅典卫城南坡上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在此宰杀上百头公牛，举行祭祀，分享肉食并举行歌颂狄奥尼索斯神的合唱比赛。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举行悲剧和喜剧的表演与竞赛，竞赛的评判者由执政官从公民中抽签选出。在悲剧表演正式开始之前，还要由十将军祭酒。(35)同时城邦还要表彰为国做出贡献者，宣读他们的名单以及宣布授予他们的具体荣誉。(36)这个节日还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为城邦而牺牲的公民，如届时其子年满18岁，即登上舞台，由城邦赠与一套重装步兵的武器和盔甲(37)；二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提洛同盟的成员国要在节日上象征性地向雅典人交纳贡金，在前台上向人们展示。(38)节日结束后的次日，雅典人在狄奥尼索斯大剧场举行公民大会，总结节日的各项活动，评判议事会当月主席团的表现。我们看到，城邦最重要的官员都积极参与了节日的活动。年满18岁的孤儿的展示意在宣扬城邦的爱国热情，而贡金的展示则向雅典公民和外邦宾客显示了雅典强大的力量，是“城邦军事与政治成功的公开展示”。(39)

 

政治与宗教崇拜的交织与互动还反映在节日上演的悲剧和喜剧的内容之中。公元前5世纪雅典三大悲剧家的绝大部分剧作均以神话为题材，但却常常透露出对当时雅典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希腊文献中最早对民主政治的讨论出自埃斯库罗斯的《祈援女》。该剧取自传说中达那俄斯带领50个女儿从埃及逃到阿耳哥斯请求避难的故事，上演于约公元前463年。面对达那俄斯及其女儿的祈援，剧中的阿耳哥斯王说道：“在我和所有公民(astos)交流这些事之前，我不会作出允诺。”之后悲剧家又将阿耳哥斯人的决定说成是“人民主权之手”(demou kratousa cheir)制定的“法令”(psephisma)。(40)在此，雅典的民主政治观念和制度被注入进了神话叙述之中。反过来，神话又成为阐述雅典民主政治的方式。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上演了其著名的《俄瑞斯提三部曲》。神话中阿伽门侬所属的伯罗普斯家族恩仇绵延世代，最终发展到俄瑞斯提弑母报父仇。按照神话的传统，这个家族的恩仇仍将传延下去。但埃斯库罗斯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美惠女神》中，却让俄瑞斯提接受雅典娜女神亲自主持的雅典战神山议事会公正的审判，从而彻底了结了家族的恩怨。在此四年之前即公元前462/1年，民主派政治家埃菲阿尔特斯进行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学者们相信，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很可能是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剧中以雅典娜的权威确认了战神山议事会作为杀人罪审判机构的新职能，而且剧作还通过复仇女神之口，呼吁雅典城邦避免愈演愈烈的内部斗争(stasis)。整部剧作可以被看成是对城邦正义的歌颂。(41)在欧里彼得斯的同名悲剧《祈援女》中，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忒修斯则被塑造成了民主政治的代言人。忒拜信使到达雅典时问道：“谁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tyrannos)?”忒修斯回答说：

 

陌生人，你首先就问错了，在这里寻找一个统治者。因为这个城邦不是由一个人统治，而是自由的。人民(demos)每年轮流当家做主，并不给予富人更高的（权力），穷人也同等分享（权力）。(42)

 

因为如此，上演戏剧的狄奥尼索斯节常常被学者们视为民主政治的节日，在于它集中表达了雅典城邦的政治意识形态。(43)

 

和城邦政治意识形态密切交织的还包括英雄崇拜和公共葬礼，这也是古代希腊人宗教崇拜的重要内容。一些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成为人们崇拜的英雄，也受到城邦的极力推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埃里克托尼俄斯(Eriehthonios)／埃瑞克特乌斯(Erechtheus)和忒修斯(Theseus)。埃里克托尼俄斯和埃瑞克特乌斯被视为雅典人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被看作是同一个英雄。传说埃里克托尼俄斯从大地中生出，为女神雅典娜所收养，后来创立了崇拜雅典娜的“泛雅典人节”。埃瑞克特乌斯是早期的国王，雅典卫城上的埃瑞克特昂神庙(Erechtheon)以他命名，神庙中设有他的祭坛，雅典十部落之一也以他命名。对雅典人而言，这对英雄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土生的”(autochthonos)。这成为雅典城邦起源和公民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强调了作为一个城邦的雅典原初的统一性及其公民身份的独特性。(44)忒修斯则是传说中统一了雅典的国王和英雄，雅典城邦的直接创建者。他的一系列功绩如击退阿马宗女人族的进攻、和半人半马族作战等，体现了雅典人作为希腊世界的领袖对抗蛮族人的勇气和成功。雅典人为他设立了专门的“忒修斯节”（Theseia,Pyanopsion月的第8日），而且每个月的第8日都是崇拜他的日子。公元前476/5年，雅典将军客蒙受神谕指引，在斯库罗斯寻找到忒修斯的遗骸，将它运送回国，雅典人“以隆重的游行和祭祀欢迎它，宛如忒修斯本人回国一样”(45)，并且修建忒修斯堂(Theseon)供奉他的遗骸。(46)在宙斯柱廊(Stoa of Zeus)的墙上还绘有忒修斯与“民主”(Demokratia)和“人民”(Demos)的形象。他的统一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节日，即“统一节”（Synoikia,Hekatombaion月第16日）。宗教崇拜成了城邦政治意识形态赖以巩固和渗透的途径。

 

但也许最能彰显城邦政治意识形态的还是公共葬礼。一年一度，雅典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邀请最有声望的演说家发表葬礼演说，颂扬这些英勇献身的公民，但歌颂的重心往往落在了城邦本身，从而成为阐述城邦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重要场合。(47)在公元前431年的国葬礼上，伯里克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典阐释经过修昔底德的记载而世代流传下来：

 

我们的政体称为民主政体，因为权力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中。在处理私人争端的时候，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当优先选取某人担任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他是否属于某个等级，而是他的实际能力。任何人只要能对城邦有用，亦不至于因贫穷而被埋没。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和开放的，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在私人关系中我们宽容大度，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总是遵守法律。(48)

 

至此我们也许能够回到本文开头所引渎神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在雅典人乃至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宗教崇拜与城邦政治是交融在一起的。神明是城邦秩序的守护者，敬事神明和城邦政治秩序的稳固息息相关。因而凡敬神祭神之事，城邦都须过问。城邦是宗教崇拜的引导者与管理者，反过来，宗教崇拜亦强化城邦政治秩序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用克里斯梯娜·苏维奴—英伍德的话说，“希腊城邦表达了宗教，亦为宗教所表达”。(49)对神像的破坏、对神明的亵渎是对城邦与神明关系的破坏，因而同时也是对城邦政治秩序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元前415年的渎神案被雅典人看成是政治颠覆的阴谋，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苏格拉底被控腐蚀青年、不敬城邦神明和发明新神，都涉及危害城邦根本的政治秩序，雅典人是不可能等闲视之的。我们看到，敬事神明是城邦最重大事务之一部分，亦即城邦政治的一部分。乃在于，古代希腊人的“政治”概念大不同于源于现代（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概念。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兴盛后形成和俗权分立的局面，宗教逐渐脱离政治权力，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局面。而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中，“政治”(ta politika)意为“城邦事务”，即所有涉及城邦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宗教在根本上是城邦宗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家和宗教这一对区分开来的概念也许并不能适用于对古代希腊宗教的分析。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第90-98页

 

 

注释：

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27.1-28.1。除特别说明之外，本文所引古希腊文文献均系笔者根据古希腊文原文译出。此处括号内文字为笔者在原文外增加的说明。

②修昔底德：前揭书，VI,53.2.

③修昔底德，前揭书，VI,60-61。

④R.Meiggs and D.M.Lewis (ed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修订版（1969年初版）,no.79.

⑤Jane Harrison,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第三版（1903年初版）.

⑥例如Martin P.Nilsson,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 （德文初版为Geschie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载Handbuch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Teubner,1906）; Wal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Oxford:Basil Blaekwell,1985（德文初版为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1977）.

⑦该词亦指“敬奉父母”。

⑧见Jan N.Bremmer,Greek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2; 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A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3-4.

⑨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What Is Polls religion," in Oswyn Murray and Simon Price (eds.),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3-37。此前希腊宗教研究的专家、瑞士学者Walter Burkert已经使用“城邦宗教”一词，见Waher Burkert，前揭书，277。

⑩Franois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法文版题为La naissance de la cité grecque,Pari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1984）.

(11)巴特侬神庙建于公元前438—前447年间，建于公元前480年被波斯人摧毁的老巴特侬神庙之上，后者可追溯到古风时期；埃瑞克特昂神庙建于公元前421一前407年间，用于取代亦被波斯人毁坏的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娜神庙；胜利女神雅典娜神庙同样建于一座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娜神庙之上，建于公元前435—前420年间。

(12)参见Robert Parker,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256.

(13)关于分配肉食的规定，见IG Ⅱ[2],334。

(14)Walter Burkert，前揭书，286-287。

(15)有关雅典到埃琉西斯的游行的记载，见公元前220左右的一件铭文(IG Ⅱ[2],1078)。关于秘仪节的详细过程，可见Margaret Miles,The City Eleusinion (The Athenian Agora:Results of Excavations Conducted b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vol.XXXI) ,Princeton: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1998,2; Kevin Clinton,"The Sanctuary of Demeter and Kore at Eleusis,in Nanno Marinatos and Robin Hagg,(eds.),Greek Sanctuaries:New Approach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88-98; Walter Burkert，前揭书，287-289。对于埃琉西斯秘仪的详细分析，见Walter Burkert,Homo Necans:th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k Sacrificial Ritual and Myth,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Chapter V.

(16)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A History,73.

(17)Robert Parker,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58.

(18)参见D.Roussel,Tribu et cité:études sur les groupes sociaux dans les cité greeques aux époques archaque et classique Paris: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 université de Besanon 193,1976.sociale athénienne-périodes arch

(19)古希腊文中的“兄弟会”一词为ψρατρα通常谬译为“胞族”，乃是运用人类学的部落、胞族、氏族等血缘组织概念来解释古代希腊社会状况所致。

(20)对于“宗族”的细致考察，参见D.Roussel，前揭书；F.Bourriot,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du génos:étude d' histoire aue et classique,Lille:Champion,1976.

(21)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一件铭文记载了德谟提奥尼斯兄弟会(Demotionidai)审查成员资格的程序，见IG Ⅱ[2]，1237，英译文见David G.Rice and John E.Stambough,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9,corrected edition,106-108；参见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A History,105及其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23.

(22)对于“兄弟会”的详细讨论，见Nicholas F.Jones,The Associations of.Classical Athens:the Response to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7,"The Phratires".

(23)对于村社的详细研究，见D.Whitehead,The Demes of Attica 508/7-ca.250 B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对于村社政治作用的探讨，见Robin Osborne,Demos: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关于村社祭礼活动，见S.C.Humphreys,The Strangeness of Gods: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thenian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Chapter 4,"A Sense of Agency:Religion in the Attic Demes"; Robert Parker,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64.

(24)见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Further Aspects of Polis Religion," in Richard Bnxton (ed.),Readings in Greek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38-55.

(25)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A History,Chapter 5,"Archaic Priesthood:the Problem of the Gene"详细讨论“宗族”的宗教崇拜功能，Appendix 2则列举并描述了所有“宗族”的详情。

(26)《雅典政制》，57.1。

(27)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4.6-7。

(28)Aescbines,Against Ktesiphon,18.

(29)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revised edition,no.44.

(30)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前揭书，no.71.

(31)IG Ⅰ[3]，6.铭文的英译参见，Charles W.Fornara,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second edition,no.75.

(32)IG Ⅰ[3],32.英译文参见Charles W.Fornara，前揭书，no.106.关于法令的定年，见B.D.Meritt and H.T.Wade Gery,"The Dating of Documents to the Mid-Fifth Century-II",Journal of HeUenic Studies 83 (1963),100-117，尤111-114; Russell Meiggs,"The Dating of Fifth-Century Attic Inscription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86(1966),86-98，尤96。

(33)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前揭书，no.73.

(3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6.3-5。

(35)普鲁塔克：《客蒙传》，8.7-9。

(36)Demosthenes,On the Crown,120.

(37)Aeschines,Against Ktesiphon,154.

(38)Isocrates,On the Peace,82.

(39)Simon Goldhill,"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c Ideology",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1987),58-76.

(40)埃斯库罗斯：《祈援女》(Supplionc Women)，368-369行，600-604行。

(41)分别见埃斯库罗斯：《美惠女神》(Eumenides)，681-684行和977-987行。“美惠女神”为“复仇女神”的雅称。对城邦正义的歌颂见Paul Cartledge,"'Deep Plays':Theatre as Process in Greek Civic Life",in P.E.Easterling(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35，尤见21页。

(42)欧里彼得斯：《祈援女》，399-408行。文中的“统治者”(tyrannoe)通常译为僭主，但此处译为“统治者”或“王”更为准确。

(43)Simon Goldhill，前引文；W.R.Connor,"City Dionysia and Athenian Democracy",Classica et Mediaevalia 40(1989),7-32.P.J.Rhodes,"Nothing to Do with Dionysus:Athenian Drama and the Poli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3(2003),104-119则提出，狄奥尼索斯节所展现的主要不是民主政治的观念，而是雅典城邦的伟大和令人自豪之处。

(44)详细的讨论参见Nicle Loraux,The Children of Athena: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s Les enfants d' Athéna:idées athéniennes sur la citoyenneté et la division des sexes,1984),Chapter 1.

(45)普鲁塔克：《客蒙传》，8.5-7；《忒修斯传》，36.1-4。

(46)Pausanias,1.17.2-6; 3.3.7.

(47)关于葬礼演说如何成为城邦政治话语的深入剖析，见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s L' invention d' Athènes :histoire de l' oraison funèbre dans la cité classique,1981).

(4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37。

(49)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What Is Polis religion," 1990,13-37.

谢选骏指出：人説“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我看“破壞城邦宗教就是破壞城邦秩序”，所以雅典人鎮壓破壞國教的行爲，就像共產黨“鎮壓現行反革命”、“禁止顛覆顛覆國家政權”。至於這個國家宗教，其實就是“國教”，既可以是城邦宗教，也可以是普世宗教，還可以是無神論宗教、唯物論信仰。

谢选骏：與俄羅斯核戰難免論

谢选骏：與俄羅斯核戰難免論

《普京再次威胁动用核武 有核国家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BBC 2024年9月26日）報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9月25日）晚间在讲话中表示，正考虑改变该国使用核武库的指引和条件。

他说将把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支持下发动的攻击视为“联合攻击”，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对方威胁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乌克兰是无核国家，接受美国及其它有核国家的军事支援。

普京的言论正值乌克兰寻求批准使用西方国家远程导弹之际，基辅希望打击俄罗斯军事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已前往美国，将于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预计基辅的请求将是会谈的首要议题。

乌克兰军队今年已进入俄罗斯境内，并希望将目标对准俄罗斯境内的基地。乌克兰称这些基地正在向自己境内发射导弹。

针对普京的言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Andriy Yermak）表示，俄罗斯“除了核恐吓，再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恐吓世界了”。

普京曾威胁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批评说这是“核武恫吓”，目的是阻止其盟国提供进一步支持。

俄罗斯的盟国中国也呼吁保持冷静，有报道称习近平已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

但本周三，普京与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后宣布了激进的提议。

他警告，新的核指引将“明确为俄罗斯过渡到使用核武器创造条件”，并表示这种情况包括对莫斯科的常规导弹袭击。

他说，如果俄罗斯发现开始向其境内大规模动用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对国家主权构成表示“严重威胁”，俄罗斯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

他又说：“建议将任何在拥核国家的参与或支持下的无核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

他形容，俄罗斯的核武器是“我们国家及其公民安全的最重要保障”。

自二战结束以来，拥有核武的国家一直奉行威慑政策，其基本理念是，一旦交战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将导致相互毁灭。但也有一些小型战术核武器，旨在摧毁目标而不会产生广泛的放射性尘埃。

今年6月，普京向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发出警告，称俄罗斯拥有的“战术核武器”比欧洲大陆上的多得多，即使美国把他们的核武器带过来也一样”。

他又说：“欧洲没有发达的‘预警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处于不设防状态。”

他当时暗示将修改俄罗斯的核指引，该份文件规定了莫斯科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40多年来首次，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意味着什么》（黄思琪（Kelly Ng）、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发自新加坡 2024年9月26日）報道：

中国官方证实本周在国际水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射，这引发了许多邻国抗议。周三（9月25）的洲际导弹发射是40多年来的首次，但是北京称此次行动属“例行性安排”，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或目标。

中国官媒也报导，政府也对“相关国家”发出了通知。然而，日本表示未收到任何警告，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纽西兰）一同对此表达了担忧。

有分析称，此次发射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这突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远程核能力。

美国去年便曾警告称中国已经扩充其核武库，作为国防升级的一部分。而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超过5,500公里，让中国的打击范围涵盖美国本土和夏威夷州。

不过据估计，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仍不到美国和俄罗斯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长期以来坚称其维持核武只是为了威慑。

北京在周三宣布，当地时间上午08:44（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4:44），发射了一枚长程导弹。这枚导弹搭载了一枚假弹头，并在指定区域着陆——据信落点位于南太平洋。

北京2019年阅兵式上展出的东风17中程弹道导弹。 据称东风17装备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飞行途中可以变换弹道。

中国国防部补充说，这次试射是“例行性安排”，属于其“年度训练”的一部分。

不过，分析人士向BBC指出，中国上次在领土外测试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80年代。过往中国通常会进行内部测试，之前曾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类测试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来说并不罕见，但对中国而言却是非常特殊的，”核导弹分析师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告诉BBC。

潘达分析称，中国的“持续核现代化”已经导致了重大变化，这次发射似乎也显示出其战略的变化。因此，昨日的导弹试射立即引发了许多国家反应。

东京表示未收到任何通知，并对北京的军事扩张表达了“严重关切”。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表示此行动“不稳定，增加了区域内误判的风险”，并已向北京寻求“解释”。新西兰则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且令人担忧的发展”。

潘达认为，他不同意中国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发出政治讯息，“但毫无疑问，这将对该区域和美国构成明确的警示，因为亚洲的核动态正在迅速改变”。

其他分析人士则进一步指出，这是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的又一警钟。

“对华盛顿而言，讯息是，若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将使美国本土暴露于攻击之下，”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莱夫-埃里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向BBC强调。

他又说，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这次挑衅性的测试…显示了中国能够同时在多个战线作战的能力，”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时机是关键。”

他解释：“（中国的）这个声明称此次发射并未针对任何国家，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台湾的持久紧张，都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有些改善，但中国在区域间日益增强的强硬姿态仍然是个障碍。随着中菲两国船只在争议水域中屡次碰撞，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此外，上个月东京在指控一架中国间谍飞机侵犯其空域后，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并称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另外，北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紧张源头。

譬如，台湾国防部在周三早些时候表示，中国近期进行了“密集”的导弹发射和其他演习。该声明提到，台湾侦测到有23架中国军用飞机在台湾周围执行“远程任务”。

中国解放军还经常向台湾水域和空域派遣舰艇和飞机，这被称为“灰色地带战争”策略，旨在使这些侵扰行为正常化。

在今年七月，中国因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而暂停与华盛顿的核武军控谈判。美国2023年就曾警告称中国的核武现代化，尽管中国的数量仍远远低于华盛顿的核武库。

五角大厦估计，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其中约350枚为洲际弹道导弹。

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超过1,000枚；而美国和俄罗斯各自表示拥有超过5,000枚核弹头。

此外，中国军方的火箭军，这个管理其核武库的精英单位，近期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一场激烈的反贪腐运动导致该单位的两位领导者在去年被罢黜下台。

分析：减少误判或剑指美国？

BBC中文

虽然东京及坎培拉等都对中国此次导弹试射表达事先不知情，并对北京此举表达担忧。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随后证实，中国在试射前其实通知了美方。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Sabrina Singh）在美东时间周三的记者会上说：“这是朝着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的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

但美国国防部也同时表示，期待中国针对弹道飞弹和太空火箭等发射行动明订出一套更有规范的双边通知机制。

辛格称：“我们也会继续推动与中国针对核武扩张的问题进行实质双边对话，并开始采取应对中国核武扩张风险的措施”。

在今年七月，中国因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而暂停与华盛顿的核武军控谈判。美国2023年就曾警告称中国的核武现代化，尽管中国的数量仍远远低于华盛顿的核武库。

不过，中国军事专家、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林颖佑助理教授则向BBC中文说，此次解放军发射导弹有给美国下马威的意味在里面。

他提到，在中国“十一”国庆前夕，并传出“习拜会”可能举行的背景下，中南海此次试射最大射程能覆盖美国本土的东风31甲改（AG）型洲际弹道导弹，中南海其实有向美国“秀肌肉”的战略考量。

林颖佑指出：“中共也希望透过此举反击近年来外界对火箭军的种种质疑及谣言，展演火箭军的实力。”

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智库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Neill）便向路透社称，考量到中国火箭军近来深陷贪腐丑闻，习近平应该也想借此表态“中国的战略威慑手段仍可发挥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普京再次威胁动用核武——有核国家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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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商人的失敗主義助長俄羅斯侵略

《打仗發大財？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續命的「戰爭財」》（2024/09/19 徐子軒）報道：

近來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接受台灣媒體專訪，他以璦琿條約為例，闡明中國對台灣的領土野心。關於賴總統涉及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言論，各方可依自身立場解讀，如俄國是以2001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駁斥，但賴清德提到「現在俄羅斯是最弱的時候...中國可向俄羅斯要...（領土）」，此言則有待商榷。

首先，賴清德秉持自由民主陣營的思維，他的發言應基於美歐等西方國家對俄國施加的經濟制裁，包括減少對俄國的能源依賴、凍結俄國海外資產等。雖然俄國在西方普遍不受歡迎，但在亞非等開發中與最低開發國家仍有許多朋友，像是普丁剛出訪蒙古，而蒙古未遵循國際刑事法院對其發出的逮捕令。

再者，俄國入侵烏克蘭不久後，美歐制裁發揮了一些效用，在2022年俄國GDP成長為-1.2%。但由於中國等國協助，到2023年就迅速回彈至3.5%，其經濟狀況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糟，甚至到今年，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俄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俄羅斯雖是軍事大國，經濟表現卻不出色，容易受外部影響，如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遭受西方制裁，GDP在隔年就驟降。但最新數據顯示其人均GDP已超過2013年的歷史高峰，因此，說俄國處於最弱時期並不精準，那麼，俄國是如何在西方制裁下成功突圍？

一言以蔽之：「打仗發大財」。

2024年9月18日，俄羅斯特維爾地區（Tver）的托羅佩茨（Toropets）在烏俄雙方交戰中發生爆炸。 

▌讓俄國在制裁下續命的石油財

要知道，過去十多年之間，俄國一直採行緊縮預算政策（除了軍事現代化），同時囤積資金，並償還債務。不管是不是為了戰爭做準備，這些舉措很大程度上都為了應對「美國霸權」——入侵烏克蘭之前，俄國央行的資料顯示，俄國有相當於5,500億歐元的儲備資產（真實數字難以估計），其中美元資產可能只佔8%到10%。

在俄國的儲備資產中，最多的是歐元資產，約有3,300億，目前被G7凍結約為2,600億。其他的資產包括日圓、人民幣（但人民幣有額度限制，難以自由兌換）等，以及黃金與IMF帳戶，當中最重要的是黃金，俄國擁有超過2,300公噸（估值約為1,700億美元），且俄國還是世界第二黃金生產國，2023年產量有320公噸。

除了出售黃金，俄羅斯還有黑金——石油等資源可賣。由於歐洲對俄國石油禁運、G7也對其石油出口設定的價格上限，2022年之後，俄羅斯從化石燃料獲得的出口收入銳減。不過到了今年2024年，俄國正逐步恢復產值，雖然還不到戰前的水準，但中國大量採購，達到其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使俄國得以續命（再加上印度，出口到中印兩國的石油是俄羅斯出口總量的90%）。

此外，雖然現在俄國石油受到美歐制裁，但漏洞百出。如先前希臘獲准可合法海運俄國石油，當歐盟採行更多禁令，希臘船公司就賣舊船給俄國使用、俄國也建立所謂的幽靈（ghost）油輪，和伊朗、委內瑞拉等國一起運輸石油到他國，讓美國正在考慮採用二級制裁對付這些油輪。

制裁唯一比較有成效的是天然氣，雖然天然氣不在歐盟設定的品項中，但歐盟國家經過數年努力，成功分散天然氣來源，俄國所占份額從40%降到8%，擺脫了對俄國的能源依賴。這也讓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宣布2023年虧損69億美元，出現20年來首度虧損。

為了資助戰爭，俄國動用了國家財富基金（Russian National Wealth Fund）的流動資產。基金規模在戰前，流動資產部分大約有1,100億美元，到今年初下降44%，只剩560億左右。

俄國一面以國家財富基金支持戰爭，一面又用來彌補國家預算赤字，能夠為基金開源的正是油氣所得，今年6月時其總資產規模約有1,400億，相較5月的1,389億美元增加不少，但是當中能輕易動用的流動資產是562億美元，低於前一個月的564億美元。加上由於俄羅斯法律規定，若石油或天然氣價格下跌，俄國財政部會依法從國家財富基金中撥款來彌補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的缺口，形同基金與油氣收入緊緊綑綁，因此外國購買油氣的金援行為牽動俄國繼續戰事的能力。

▌軍事凱因斯主義

自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丁政權為國防開支注入大量資金。2021年俄國國防支出約380億美元，到了2024年已暴增至1,400億美元，佔政府總開支35%。這種將巨額資源轉移到國防部門、使經濟軍事化的政策，稱之為軍事凱因斯主義（Military Keynesianism），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

當普丁政權把錢花在軍事生產，以及各種與軍事相關的設備，包括電子、光學等高科技產品，既能促進技術發展，更有助民間部門的經濟活絡。然而，最有利改變國民所得的，應屬支付給士兵的薪餉（包括向受傷或陣亡士兵家屬的撫卹），深刻影響了少數民族與貧困階層。

過去冷戰期間，蘇聯在圖拉（Tula）、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等州設立許多兵工廠生產軍火，但蘇聯解體後，對國防的需求倏地下降，工廠被迫關門、工人多失去生計。如今因應戰事又大量啟動軍事生產線，讓這些地方獲得意外之財，且因為徵兵造成勞動力短缺，也使薪資隨之飆升。

在軍隊方面，據報導指出俄國士兵起薪可以達到20萬盧布（近7萬台幣），但由於戰死的人數實在太多，兵源越來越少，今年已經漲到40萬盧布。個別區域還提供津貼誘因，如莫斯科有190萬盧布的一次性補助，假設能夠在軍中撐過一年，就有機會得到5百多萬盧布的薪資與獎金。

2021年俄國人民平均月薪約為7萬8,000盧布（約2萬7,000台幣），士兵薪資已是平均薪資的兩倍多，這讓民間企業也得漲價搶人——2023年俄國平均月薪已上升到10萬4,000盧布（約為3萬6,000台幣）。今年調查顯示，儘管俄國通膨達到9%，但名目薪資成長更快，達到18.7%，創十年以來最高增幅。

即使扣掉通膨，俄國實際薪資的成長仍很明顯，實際可支配所得也隨之增加，使俄國人能夠購買更多進口產品或投資國內房地產，這些商品和服務消費有利GDP成長。也就是說，國防支出的增加改善俄國工人的生活條件，同時透過增加總需求推動了經濟成長。

▌後果

只是，這種戰爭經濟，並不能指向未來俄羅斯經濟的暢旺，甚至近憂已經在眼前——雖然俄國人得到高工資，但企業會提高產品價格以抵消勞動成本，帶來巨大的通膨風險。購買進口消費品也會帶來影響，因為這將侵蝕貿易順差，導致盧布貶值。高通膨和盧布貶值促使俄國人將儲蓄換成外幣，並想辦法將資本轉移，普丁政權就實施貨幣管制與價格限制等政策應付。

此外，為了阻止貨幣貶值與嚴打通膨，俄國央行持續祭出升息，最新關鍵利率已上調至19%，是歐洲央行利率的4倍。俄國央行認為除非通膨受到控制，否則仍有可能會繼續升息，而升息的代價就是經濟將急遽收縮，央行預測2025年的GDP成長只有1.7%，這也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察預測（預測2025年的俄國GDP成長率是1.5%）。

最後，依靠軍事凱因斯主義的成長具有隱憂，因為偏向於國防的經濟必然意味著教育、衛生等支出大幅減少，嚴重影響國家建設。迄今為止，普丁政權利用提高薪資，某種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國家財富，取得不少俄國人的支持，也激勵著俄國人對戰爭的熱情，忽略其他層面的未來發展。

一般來說，這種透過犧牲世代生命和轉移資源而放棄均衡的方式，恐怕無法持久。但入侵烏克蘭讓大量低薪階級與社會底層獲利，這些人的教育程度偏低，容易受到宣傳影響，只要薪水越多，就會越挺普丁。再加上低外債、高黃金儲備，以及出售石油等助力，可以讓俄國贏得相當長的戰爭時間。

軍事凱因斯主義在初期確實能帶來工業化的高潮，問題是，一旦經濟放緩，俄國可能面臨停滯型通貨膨脹，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復甦。然而，普丁政權仍堅信可透過與西方的「永恆戰爭」（forever war）創造持久的物質基礎，繼續大量挹注國防，而這種政策的後果在2025年後會逐漸浮現，也將是這場侵略戰爭的轉捩點。

谢选骏指出：人説“打仗發大財？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續命的「戰爭財」——而這種政策的後果在2025年後會逐漸浮現，也將是這場侵略戰爭的轉捩點。”——我看這是一種“商人的失敗主義論調在助長俄羅斯侵略”……它們不讓烏克蘭反擊俄羅斯，卻指望俄羅斯自己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