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安樂死可否避免死後凌遲

《瓊瑤非自然死亡須刑事相驗　遺體已移至殯儀館冰存》（2024/12/04 塗豐駿）報道：

知名作家瓊瑤（本名陳喆）今（4）日下午被發現陳屍淡水住處，享壽86歲，警方調查瓊瑤兒子陳男（63歲）發現母親留有遺書，並通知擔任秘書的兒媳婦「中午回家看看」，家人趕到其淡水住處開門，發現瓊瑤輕生，立刻撥打119求救，救護人員到場確認瓊瑤已明顯死亡，故未送醫通報轄區警方到場依規定處置，目前遺體已移至殯儀館待檢警相驗。

警方獲報抵達封鎖現場並進行採證，初步排除外力介入，雖然瓊瑤是輕生死亡且留有遺書，但依規定非自然死亡仍須刑事相驗，下午3時許警方通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後，遺體在家屬陪同下移至北市第二殯儀館暫時冰存，後續將由檢警會同法醫相驗釐清死因，開立死亡證明後才能將遺體發還給家屬處理後事相關事宜。

谢选骏指出：人説“瓊瑤非自然死亡須刑事相驗　遺體已移至殯儀館冰存”——我看所謂的“刑事相驗遺體”，就是死後凌遲、遺體在“尸檢”名義下遭到千刀萬剮了。

《瓊瑤通知兒媳「中午回家看看」 開門見她已成冰冷遺體》（中天新聞網 2024年12月4日）報道：

知名作家瓊瑤（本名陳喆，86歲）今（4）日下午被發現陳屍淡水住處，警方初步調查，瓊瑤兒子陳男（63歲）表示母親留有遺書，並通知擔任秘書的兒媳婦「中午回家看看」，家人趕到其淡水住處開門，發現瓊瑤輕生，立刻撥打119求救，救護人員到場確認瓊瑤已明顯死亡，故未送醫通報轄區警方到場依規定處置，警方已到場採證後續由檢方相驗釐清死因。

《琼瑶儿子讲述母亲自杀全过程，最后影像流出，死前一句话信息量大》（2024-12-04 博士观察）報道：

2024年12月4日，这一天注定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天，著名作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琼瑶女士去世，终年86岁。令人震惊的是，琼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

根据台湾媒体最新披露的消息称，琼瑶是于12月4日中午1点22分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家中轻生身亡的。事发当天下午，琼瑶63岁的儿子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母亲自杀的全过程。

他称，母亲确实是于12月4日下午1时22分在淡水区家中轻生的，轻生前，母亲留下了八百多字的遗书。

琼瑶的儿子透露，母亲在自杀前特地嘱咐秘书中午回家看看，现在回头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母亲提前筹划好的。

他称，秘书进入房间后，发现母亲轻生，于是立即拨打119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后，经现场确认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再送医抢救的必要，之后医护人员离开了现场。

12月4日下午，台湾淡水警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事发后，警方也派出警员赶到现场，经勘验，排除外力介入的可能，基本确定琼瑶女士是自杀离世的。

琼瑶去世的消息刚披露不一会，台湾媒体就曝光了琼瑶遗书的全文，800多字的遗书，没有流露出一点对生的眷恋和对死亡的畏惧，反而都是对活着人的安慰，以及对人世间的感悟。

琼瑶在遗书中还特地强调，她要说的话，都录在《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了。希望朋友们，多看几次视频，了解我她想表达的一切。目前，这段视频也已经在网上曝光。

细心的网友发现，琼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的8月19日，当天，《当那一首歌响起》创作60周年演唱会在小巨蛋盛大登场，包括古巨基、动力火车、高胜美、李翊君等在内的众多明星献唱演唱会。

身穿白色裤子，黑色外套的琼瑶与古巨基牵手走出场，当时她满脸笑容，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当听到有人称赞她身体硬朗时，她还谦虚地回应道：哪里哪里！

实际上，琼瑶自杀前并不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就在11月28日，也就是自杀前一周，琼瑶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追忆亡夫，但是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不如归去”，现在回过头仔细来品读这四个字，可以说含义深远，信息量颇丰，为她一周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琼瑶去世后，众多明星纷纷发文悼念。林心如回应称，发生太突然，还在整理情绪之中，无法回应。

陈志朋发文说：突闻噩耗，悲感万分。感谢您在多年前选择了我成为“尔泰”，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认识我。琼瑶阿姨，您走好。愿您如雪花般翩然飞舞，自由自在。

另外，苏有朋、黄奕、赵薇等明星也纷纷发文，表达悲痛之情。

现年86岁的琼瑶本名叫陈喆，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南衡阳，她11岁随父母由大陆到台湾生活，中学时开始写作生涯，一生著作颇丰，有《窗外》、《烟雨濛濛》、《庭院深深》、《一帘幽梦》、《碧云天》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很多都被拍成了影视剧，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琼瑶当小三被佣人鄙视，为离婚骂老公床单有病毒》（2024-12-05 老土历史）報道：

琼瑶写了一大堆爱情小说，赚足了文艺青年的眼泪和钞票。然而，她自己生活里的爱情，却充满了背叛和占有欲，毫无美感可言。

琼瑶和她后来的老公平鑫涛都是二婚。1959年，21岁的琼瑶与文学青年马森庆结婚。当时琼瑶还只是个文坛新人，急等伯乐发掘。1960年，琼瑶的短篇爱情小说《情人谷》被皇冠杂志社出版，引起轰动，琼瑶开始初露锋芒。

随着生活的改善，琼瑶看还是小职员的老公马森庆越来越不顺眼。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琼瑶阿姨反其道而行之，她看上了为她出版小说的皇冠杂志社的老板平鑫涛。

琼瑶当然到处跟人说，自己抛弃前任投奔平鑫涛是因为爱情，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一个是急需出版资源的新锐作家，一个是出版界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他们二人的结合很难让人相信纯粹是因为所谓的爱情。

平鑫涛1954年创立皇冠杂志社，出于重视市场、重视大众品味的考虑，皇冠的选稿偏重通俗文学作品，很快在台湾打出一片天地。在当时的琼瑶眼里，平鑫涛就是她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她开始闹离婚。

琼瑶闹离婚的手法就是“作”，“作”的手段相当离奇。举个例子，有一回，琼瑶约了几个作家朋友到家里玩。朋友敲门后，琼瑶没下来，而是佣人来开门。朋友刚在客厅坐下，琼瑶突然慌慌张张从楼上跑下来，手里抱着被单大叫被单有病毒，她要跟马森庆离婚。

这样的日子谁也过不下去，二人终于在1964年离婚。但是琼瑶没能立刻跟平鑫涛在一起，因为男方有老婆。平鑫涛当时还跟前妻林婉珍在一起，后者常年掌管皇冠的财务，是皇冠的老板娘。

林婉珍为人温柔贤惠，琼瑶第一次签约皇冠的时候，平鑫涛就带她到家里做客，林婉珍热情款待，还觉的琼瑶是个令人亲近的人。

后来，琼瑶的长篇处女作《窗外》在皇冠出版，一跃成为畅销书作家，她干脆从高雄搬到台北，租住在平鑫涛家对面，那时她还没离婚。而二人的关系从那时开始就变得不正常，林婉珍发现，丈夫每天下班竟然都先到琼瑶家。

有一回，琼瑶来平鑫涛家里，讨论小说《紫贝壳》的封面。聊着聊着，琼瑶突然大发脾气，揉烂了平鑫涛设计的封面，趴在桌上抽泣。平鑫涛则温柔地拍着琼瑶的肩膀，轻声安慰。这一切，都是当着林婉珍的面发生的，林婉珍意识到二人的关系不对。

还有一次，琼瑶新买了一件中式上衣。趁着林婉珍不在家，琼瑶上门找平鑫涛，问他衣服好不好看。平家的佣人都看不上琼瑶的做派，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婉珍，还气愤地说：“莫名其妙，有新衣服，为什么要跑来叫别人的老公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谁都看得出来，琼瑶就是摆明了要当小三，而且还当得理直气壮，压根没把林婉珍放在眼里。但是林婉珍一直隐忍，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琼瑶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林婉珍赶走自己上位。但是见林婉珍不为所动，她干脆蹬鼻子上脸。她经常打电话到平鑫涛家里，跟他打情骂俏，林婉珍在家也照打不误。平鑫涛经常在琼瑶家呆到后半夜，琼瑶还会嚣张地给林婉珍打电话，让她把老公接走。

终于，林婉珍在自家橱柜里发现了琼瑶给丈夫写的情书，平鑫涛也干脆跟老婆承认自己出轨（即便不承认别人也知道）。林婉珍试图挽救自己的家庭，但平鑫涛居然在琼瑶遇到车祸后，让原配带着小三去换药。林婉珍苦劝丈夫回心转意，平鑫涛转眼带着琼瑶去欧洲一月游。

就这样，琼瑶当小三一直当到1979年，终于把林婉珍逼走，自己与平鑫涛成立了新的家庭。

回看整件事，你如果非要把琼瑶当小三的事情说成是爱情，我也无话可说。但在我看来，琼瑶的手段太过卑劣，我宁愿用另一个词给他们的事作一个总结——搞 破鞋。

谢选骏指出：人説“琼瑶在遗书中还特地强调，她要说的话，都录在《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了。希望朋友们，多看几次视频，了解我她想表达的一切。目前，这段视频也已经在网上曝光。”——我看這個瓊瑤，可能缺乏法律知識，不知“非自然死亡須刑事相驗”，否則或可選擇合法的安樂死，或許可以避免死後凌遲。

《琼瑶16年小三上位史，最毁三观的爱情，还有她毁三观的作品！》（2022-04-08 品鉴史官）報道：

2018年林婉珍出书“往事浮光”，揭露了琼瑶16年的小三上位史。

而林婉珍是谁呢，林婉珍就是琼瑶第二任丈夫平鑫涛的原配，并且与平鑫涛有三个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原本美满安宁的家庭，在遇到琼瑶后一切都变了。

往事浮光

琼瑶的三段爱情史，一段比一段不堪

琼瑶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当时是战乱年代，四处都在打仗，父母领着他们逃难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两个弟弟遗失了，幸运的是让当时和他们同行的军人找了回来，失而复得后，本就重男轻女的父母，对两个弟弟就更加疼爱了，而对琼瑶却是漠不关心，后来有了妹妹，琼瑶本以为自己可以多了个贴心的人，可是没想到的是妹妹长大后，学习成绩特别好，而自己却是经常不及格，在这样的对比下，父母对她就变得更加冷漠，父母对琼瑶的忽视，也让琼瑶变得敏感，自卑，没自信，更缺乏安全感。

琼瑶与平鑫涛，林心如

那年琼瑶16岁，在经历过一次自杀后，性格变得更加孤僻，很少和人交流，朋友就更少，就在琼瑶极度需要关爱的时候，她遇到了第一个他。

他叫蒋仁，是她的国文老师，两人相差25岁之多，放在现在应该叫老少恋吧，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大琼瑶25岁的老男人，走进了琼瑶的心里，他懂她，关心她，安慰她，鼓励她，琼瑶就这样在蒋仁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沦陷，尤最初的仰慕，变成爱慕，但这时候的琼瑶可不是第三者，因为蒋仁的妻子在战乱中离开了，所以二人也顺利成章的在一起了。

窗外小说拍成电影

可是这样的爱情即便是现在也很难被世俗接受，更何况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师生恋是禁忌，两个人虽然遮遮掩掩了一段时间，可是最后还是被琼瑶的母亲知道了，琼瑶的母亲找到学校去，闹得沸沸扬扬，蒋仁也被学校开除了，就这样两个人的爱情也不了了之了。

不堪重负的琼瑶又一次选择自杀，可能上天也见她可怜，并没有收她，她再次被救了回来。

可是被救回来的琼瑶人生仍然坎坷，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琼瑶连续两年都没有考上大学，老天爷为她关了一扇窗，又为她开了一扇门。

正在琼瑶对人生越来越绝望的时候，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他叫马庆森，马庆森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和琼瑶有共同的爱好，马庆森在文学方面又很有才华，两个人没多久就结婚了，婚后在马庆森的帮助下，琼瑶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大，这时候的琼瑶想起了自己和国文老师蒋仁的约定，“如果两个人没有能够在一起，就把他们的爱情写成一本书，让众人知晓”……琼瑶结婚后几年内，都不见蒋仁出书，于是就决定自己来写一本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

这本书就是琼瑶的第一本小说“窗外”

这本小说就是根据琼瑶和蒋仁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两个人的故事，可以看下这本小说。

窗外是琼瑶的第一部成名作，琼瑶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也同样因为窗外，结束了她和马庆森的婚姻，因为窗外里面都是描写琼瑶和蒋仁恋爱时期的点点滴滴，亲亲我我，不知马庆森是因为吃醋，还是觉得丢了脸面，总之不像以前那样呵护琼瑶了，反倒是三更半夜才回家，而且常常一身酒气，见到琼瑶就是又打又骂。

窗外剧照，女主与国文老师相拥

最终琼瑶实在忍无可忍，选择和马庆森离婚，1964年两人分道扬镳。

（1959年4月，两人结婚。1961年7月,二人的儿子陈中维出生。1964年夏，琼瑶与庆筠结束5年婚姻生活。15年后与平鑫涛结婚。）

琼瑶的第三段感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狗血剧情

林婉珍在“往事浮光”中写到“琼瑶会穿着新买的衣服，来问平鑫涛好不好看，特地打电话问男方：我在吃牛干，要不要从电话里送一点给你吃”？更令人恶心的是，据说琼瑶当年还这样要挟林婉珍：“我的三个孩子有爸爸，她的孩子也有爸爸，四个孩子都有温暖的家，如果改变现状，大家就都不幸福了”，要林婉珍接受二女侍一夫的状态。

林婉珍出生于富商巨贾之家，她不仅长得光彩照人，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

林婉珍与平鑫涛和孩子们

而平鑫涛却是个十足的穷小子，但最终平鑫涛通过自己的不断追求讨好，抱得美人归。

结婚后，林婉珍让自己的父亲出资，帮助丈夫开办了皇冠杂志社。

就这样平鑫涛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有钱人，并有了自己的杂志社

1964年平鑫涛认识了琼瑶，并读了她的“窗外”——平鑫涛喜欢琼瑶的文字，并且作为一名商人，他敏锐地察觉到，琼瑶以后肯定会大火

于是平鑫涛讨好似地帮助琼瑶出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就在这样频繁的接触中，两个人互生情愫，两个人一个写书，一个出书，看似天作之合

然而平鑫涛是有家室的，有一个每天帮助自己操持家务，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的妻子，可是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平鑫涛和琼瑶的“爱情”

琼瑶更是大胆地直接搬到平家对面住下，就好像和原配林婉珍正式宣战一般，就这样三个人在一起生活并纠缠了16年

而在这16年里琼瑶的作品中多以小三为女主，美化小三，爱小三才是理所应当，歌颂小三和男主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而原配往往是刻薄，不懂浪漫的母老虎

如在“浪花”里，琼瑶是这样力挺小三的，原配的女儿如是说：“妈妈，秦雨秋（小三）不是贱女人，她是个充满智慧和灵性的女人，她满身的诗情画意，满心的热情和温暖。她不见得漂亮，却潇洒脱俗，漂移清新。她又思想，有深度，有见解，她是那种任何有思想的男人都会为她动心的女人！”

浪花剧照

林婉珍的隐忍并没有换回丈夫的真心，三个人纠缠了16年后，最终平鑫涛和林婉珍离婚，1979年平鑫涛和琼瑶结婚，最强小三成功上位！

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印证了林婉珍的话“她是个厉害的角色，我怎么斗得过她”！

谢选骏指出：人説瓊瑤多次自殺——我看她可能擁有自殺基因；人說“她是个厉害的角色”——我看她七十年前就活膩味了。

谢选骏：歐洲殖民者後裔不敢面對祖先的罪惡

《印第安人的千年之“病”》（2002-12-23 朱步冲）報道：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都好，我们百病全无，而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们的贫穷开始了，战乱开始了，受苦受难开始了。”这段由17世纪初玛雅人写下的诗句，被频繁引用，作为欧洲对美洲灾难性征服的有力佐证。

墨西哥印第安人身穿民族传统服装庆祝圣母显圣467周年

考察队累计研究了发掘自南美洲北部至东部的12500具印第安人遗骨，开始怀疑欧洲人的到来，并非是这场浩劫的惟一肇因。具讽刺意味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健康衰落的根源，恰恰在于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早熟性：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都好，我们百病全无，而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们的贫穷开始了，战乱开始了，受苦受难开始了。”这段由17世纪初玛雅人写下的诗句，被频繁引用，作为欧洲对美洲灾难性征服的有力佐证。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更具杀伤力的，是随他们而来的完全陌生的疾病。据估计，在欧洲移民初到美洲的100年里，因染病而死的印第安人占印第安人数的90%至95%，人口由5000万下降至400万。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怀疑，欧洲人的到来，并非是这场浩劫的惟一肇因。美洲印第安人的健康状况，早在1492年哥伦布到达之前就开始逐渐衰退。这是一支由美国俄亥俄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斯科特博士与阿肯色大学经济学家杰罗姆.罗斯博士领导的人类学、经济学与病理学家组成的考察队伍经数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考察队累计研究了发掘自南美洲北部至东部的12500具印第安人遗骨，对它们的发育、疾病感染状况，并配合同时出土的文物，作详细而广泛的研究，力求勾勒出社会与地理环境对他们健康状况的影响。

共有50余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研究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菲利普·科廷教授，称赞这份报告是一部详尽的美洲传染病与健康史。工作人员重点分析了7个能够反映人体长期健康状况的部位的病变情况:关节变性病、牙科疾病、残余软组织与外伤痕迹。据理查德.斯科特博士与杰罗姆.罗斯博士的说法：“这是人类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比较性健康调查。”

具讽刺意味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健康状况衰落的根源，恰恰在于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早熟性：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美洲印第安人从事农业耕种的历史长达5000年，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有2000年之久。理查德·斯科特博士指出，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这一最低限度，而巨大的社会等级差异，又使绝大多数印第安平民的食物供应不足，结构趋向单一化。根据骸骨中疏松的蜂窝质判断，绝大多数人长期饱受蛋白质与矿物质摄入不足之苦。而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与相对落后的城市卫生系统，则为各种流行病传播提供了最好渠道。也许正是如此，健康状况最差的地区，就分布在古代美洲文明最发达的部分，例如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以及濒临的的喀喀湖畔的帝华纳科地区。据X光透视显示，来自这些地区的居民骨龄绝大多数不超过35岁。

作为这一论断的旁证，工作组成员，古灵长目学家乔治.阿米拉各斯教授通过比较后发现，在12500具骸骨中，最健康的族群反而来自仅处于前农业文明时期的沿海地区。由于缺乏层床叠架的国家机器，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且免于繁重的劳役之苦。海洋提供的鱼类与贝类，也丰富了他们的食谱，定居点的星罗棋布与相对隔绝，降低了传染病危害的规模。分布于自南卡罗来纳州至巴西圣保罗的14个定居点中，11个定居点的居民健康状况在这次浩大的统计中名列前茅。

研究小组在解剖秘鲁安第斯山中发现的一批1000年前的木乃伊时，发现其中近1/3患有肺结核，这个发现不但说明这种致命疾病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就广泛流行于美洲，也证明当时印第安人免疫系统的极度脆弱及医药卫生条件的极度落后。因为如果处置恰当及时，肺结核不过是一次危害甚小的病毒性支气管感染。

不论玛雅人，还是阿兹台克人，相对他们光辉的艺术、天文、数学成就，他们的医学卫生发展始终处于襁褓状态，与巫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曾给初到美洲的欧洲人以深刻印象，圣多明我派神父佩雷斯·埃尔南特曾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墨西哥地区原始的医术：“村中的巫师往往兼任大夫的职责，他用酒调和蝰蛇的剧毒治疗瘟疫，用煮熟的兔脑摩擦牙床来减轻牙龈疼痛。对关节炎，他们用一种所谓的蒸熏法，即收集6块大小相仿的火山石，浇上搀和香料烧过的开水，然后把石头夹在病人的大腿中间。”

如果这些描述属实，无怪乎在研究小组所分析的骸骨中频频出现牙周炎、骨折等病症。除了落后的医疗卫生措施，城市环境的落后，也充当了隐形杀手角色。那些宏伟的都市，无论是特诺奇提特兰还是墨西哥城，尽管它们拥有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与宽阔的道路，但肮脏的环境使居住其中并非是一件幸事。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排污设施，垃圾与污水随处可见。18世纪初期，新西班牙总督布卡勒里花费了10年时间，才得以将墨西哥城内囤积几个世纪的污染物清除干净，并添设了照明与排水系统。特诺奇提特兰的情况更为糟糕，由于阿兹台克帝国频繁举行的活人祭祀，使这座首都宛如一个巨大的屠宰场，由此引发的空气饮水污染，无疑成为居民健康的一大危害。斯科特博士推断科尔特斯抵达后，特诺奇提特兰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很可能就是未经处理的人畜尸体在作祟。

法国历史学家萨格·古辛斯基认为应把这场悲剧的起因归咎于古代美洲文化本身的一个固有缺陷，即精英阶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缺乏交流。印加与阿兹台克的僧侣们沉湎于复杂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学、天文，完全忽略了支持他们存在的大众的物质生活需要。正如杰罗姆.罗斯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存环境的恶化与文明的内在缺陷导致种族衰亡，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由于殖民主义的倒行逆施，使我们在研究美洲历史时常常忽略这一点。”

科尔特斯描述他到达时的特诺奇提特兰，活人祭祀对城市环境的污染。

印第安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那座可憎的大神庙（蒂奥——卡里）高踞在城市其他建筑物之上，殿前的114级台阶上都洒满了牺牲者的鲜血，结成一层黑色的硬皮，散发出一股恶臭，我敢打赌哪个卡斯蒂略屠宰场里都没有如此难闻的味道。在神庙顶部的木制神龛里供奉着一尊丑恶的半人半鳄像，在神龛前的巨大祭坛上也满是血迹，摆着许多阴森恐怖的东西，例如已经烧焦的人畜心脏。在另外一座名为维奇洛沃斯的巨大神庙前的广场上，摆放着许多坛坛罐罐，被杀死的活人祭品的肉就放在这里煮，然后被祭司和显贵们分食。大腿献给君王蒙特祖马，其他部分与玉米混在一起煮。不远处还有一口大水池，煮肉的水就从这里经过管道注入，然后又被倒回这里。在广场后面的大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上万个牺牲者的骨骼。”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

西班牙人笔下的印第安人巫术

“我受好奇心的驱使，由一个仆从陪同，跟随印第安人上了山，想看看他们的迷信怎样驱灾除病。山洞里烟雾弥漫，点着无数蜡烛与树脂，几个印第安人匍匐在地上，前面躺着即将接受驱魔的病人，看样子似乎是疟疾之类的疾病。山洞里的台子上摆着几尊偶像，有的像人，有的像盘着的大蛇，巫师在那里念念有词，并焚烧了病人家属带来的衣服。然后戳破自己的手指，将血滴落在病人的额头上。他们对我说每次进山洞来找巫师前的几天，都要斋戒，并且不和妻子同床。这位巫师的工作还包括主持婚礼与祭祀，并根据儿童的出生日期给他们取名字”

——佚名氏著《新西班牙散事录》

谢选骏指出：人説——印第安人的千年之“病”……现在，科学家们开始怀疑，欧洲人的到来，并非是这场浩劫的惟一肇因。美洲印第安人的健康状况，早在1492年哥伦布到达之前就开始逐渐衰退。这是一支由美国俄亥俄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斯科特博士与阿肯色大学经济学家杰罗姆.罗斯博士领导的人类学、经济学与病理学家组成的考察队伍经数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看——這些歐洲殖民者後裔不敢面對祖先的罪惡，因爲他們已經由於腐敗而變得軟弱，不再像早期殖民者那樣窮凶極惡、喜歡殺人取樂了。

谢选骏：杀人如麻的产科终于自我毁灭了

《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产科迎来寒冬，医生呼吁“救救产科”》（BBC 2024年11月8日）報道：

在2020年初开始，程医生在医院产科工作，如今定岗在河南一家市级妇幼医院。在过去短短几年里，随着新生儿数量逐渐减少，她见证了中国产科随着新生儿数量减少缓步进入寒冬的过程。

她回忆，二胎政策出台时，她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彼时志向为产科的学生心怀澎湃，认为自己赶上了“时代的需要、来得正是时候”。

2016年，中国迎来1883万新生儿，彼时，产科专题纪录片《生门》在中国引起轰动，妇产业务相关私立医院近乎疯狂地膨胀发展，生育相关产业和社会议题欣欣向荣。

但事与愿违，多孩政策带来的红利短短几年里逐步消失，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2022年，这个数字是956万；2023年，出生人口降为902万。

在近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然是负数。

作为迎接新生儿的第一站，产科是最早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地方，也是最早承受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冲击的地方。

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仅是2023一年里，中国多地就有数十家医院合并或直接关停了产科部门，这些医院包括综合性三甲医院、乡镇医院、私立医院和中医院。严峻情势之下，多位医师公开发文呼吁“救救产科”。

程医生的同学和同事里，一些人开始备考公务员、随时准备永久离开医疗行业；程医生自己面对每月渐低的工资条愁眉苦脸，她也开始寻找跳槽的机会；新生代医学生里，有意产科的学生仅有寥寥几人。

“我上周在访问河北省一家规模还不错的医院，当地的生育率跌到此前三分之一的水平还不止，这样的情况下，产科要怎么活？已经不是产科业务量下降的问题，而是产科如何活下来的问题，”中国妇产科专家龚晓明博士这样对BBC中文表示。 “业务量降低到很少的情况下，医院维持科室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新生儿数量不足，导致产科形势严峻。

程医生说，她所在的市级妇幼医院是当地孕产妇的首选去处，但依然能感受到“来访业务量逐渐下降，显出颓势”。

在与中国媒体《澎湃》的对谈中，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段涛表示即便在专门服务孕产妇的妇幼保健院，一些地区的业务量也已经下降了50%到60%，过半业务量的流失会导致“发不出绩效奖金，也留不住医生们”。

今年2月，他在微博上公开发文，呼吁“救救产科”，这条收穫两千六百多条转发、且逐渐引起“破圈讨论”的帖文，陈述了部门调整导致有资历的产科主任被迫转型、新入行人数不够、产科地位不被承认等一系列难题，而新生儿的逐年减少是压垮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在今年初起也逐渐停止产科业务。 2017年，赣州市迎来14.4万新生儿，但去年已跌到6.36万。

但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袁石海在接受多家中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去年全院分娩量已下降到只有45人，院长助理魏小微解释称这意味着平均每周只有不到1位产妇来医院生产，但产科却要为此维持10多名医护人员。

定南南方中西结合医院的遇冷不是少数，根据中国媒体已经披露的报导，产科“关停潮”影响的医院以中医院、乡镇医疗机构为首。

程医生表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孕产妇在生育问题上更信任全面的综合大医院，或者专业的妇幼，总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下，中医院和乡镇医疗机构一定是最早受影响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多家媒体在2023年末即已收到政府禁令，将“产科关停”相关议题提上红线，不允许触碰或报导，这导致相关新闻和数据缺失，仅有寥寥几条一经发出、即引起公众广泛讨论的碎片报导，中国产科关停的具体数据也无从得知。

三甲等综合类医院也不能逃过“关停”危机。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但今年3月11日起，该院也已停止产科服务。副院长周观林对媒体表示，平时医院产科住院病人只有个位数，医护人员则有十来位，妇产科成立以来，每年稳定亏损300万元。

为了应对“产科关停潮”，中国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在今年3月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必须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30万以下的县市起码要有1家公立医疗机构。

这项通告也特别提到，产科医护的薪酬不得低于医院的薪酬平均水平，且“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产科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勾”。

尴尬的产科地位

中国卫健委提出的关于产科医护收入的通知和产科在医院的尴尬地位直接相关。

程医生对BBC中文表示，以她的工资结构为例，尽管由于规定不便详细展开，但“绩效”是工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公立医院皆是这样。

“但今年5月起，我的绩效就已经发不出来了，四月的绩效到现在都没发，”程医生这样说。“工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离谱地低，不是只有我低，大家都低。”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产科医师的收入都普遍低于其它科室。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中仅有不到20%来自固定收入，其它均来自绩效，和业务量直接挂勾，目前这个情形下，产科医生的收入是稳步走低的。

享受地方拨款兜底的公立医院尚且如此，完全依赖业务量的私立妇产医院更是深陷囹圄。根据中国媒体报导，私立妇产医院曾风光一时，2003年到2014年间，民营妇产专科医院从23家扩展到460家，其龙头企业和美医疗更是在2015年于港交所挂牌上市。

但随着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跌，市场快速缩水，和美医疗2021年退市，上海艾尔贝佳、长沙百佳玛丽亚医院等因经营状况较差、陆续关停。

“一家医院的决策投资周期至少3至5年，二胎放开后的一个周期内，大家赌需求量会上涨，所以加大了投入。结果，医院分娩量越来越少，业绩下滑，无法保证员工薪资，医生流失，运营状况越来越差，”段涛对媒体这样分析。

此外，在综合性医院内部，产科也处在一个“尴尬位置”。

先前在上海某顶尖医院规培的医学生丁女士表示，产科在该院向来热闹，也是上海市民在生育业务上最为信赖的医疗机构之一。但外界的高声望并不影响医院内部仍以学术技术创新研发来限制产科发展和资源。

“产科讲究临床经验。这里是靠病人的信赖搭建起来的科室，没什么基础研究，所以没有什么科研产出，这也就意味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资金、青年才俊——和产科无缘。”

在段涛的“救救产科”贴文里，他解释，在当下中国公立医院的考核标准里，高难度手术、解决疑难杂症的技术创新是最突出的两个指标。

但对产科来说，首要原则是保障母婴平安、而不是主动寻找呈现高精技术的机会，漫长的产检过程已经筛去大多数风险，这样情况下，“自然产”（中国称“顺产”）是最好的结果，是产科的荣光，但这样的荣光使得医院认为产科“什么都没干”，并因此容易出现关停产科的想法。

程医生高中时在电视上看到了几部轮播的产科纪录片，她大恸，并立志成为一位产科医生，“生命的降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你只会在产科经历和参与这个过程，这是一种荣耀”。

但随年岁渐长，现实问题很诚实地在她面前铺开：产科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是“性价比不高”的一份工作。

“举个例子，现在留在我们科室都是没有养家压力的新生代或已婚女士，这是个比较传统的城市，实话说我们是经济压力很小的一群人。”

身为临床医师的新生预备力量，丁女士表示自己最不希望定岗的部门就是产科。

她直言：“如果定岗在产科，我会直接放弃临床，转去别的方向。在我规培的三甲医院，为了保证产科有人，会强制新人先在产科做一定时间，再去意向部门。 ”

和别的科室比起来，产科的业务相对更难预料，因为分娩发作的具体时间难料，加班、倒班、长夜班是常事。

此外，“钱少、事多、纠纷多”是所有产科医护都抱怨的临床问题。

“年轻的情侣在病房哭闹感情问题要分手，年稍长的伴侣要考虑家庭因素，我有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他们的内部矛盾。此外，产妇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人，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程医生这样说。

与此同时，程医生罹患严重职业病——腰肌劳损。程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产檯边做助产工作，器械设计要求她在动辄3个小时时间里维持半蹲或弯腰姿势，长久下来，她腰肌劳损非常严重，以至于体检时，别的医生会警告她调整工作模式。

“我们也试过用小凳子调整姿势工作，但不好用。产房的最高要义是母子平安，进了手术室，我顾不上这些的，”程医生这样说。

丁女士在中国顶尖的医学院就读，一届医学生有近两百人，仅有两位选择产科，且这两位并不选择医院和临床，而是以学术和实验室为志向。

“现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是经验丰富、从业多年的产科主任医师）要么转去妇科，要么转去别的专业，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龚晓明这样说。

程医生表示，和她同一届的产科学生里，一部分人已经在着手备考非医疗岗公务员职务，有人已经考上、离开了一线。

“没办法，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从“一孩政策”到鼓励生育

程医生多次表示，没有人比产科医生更期望更多小孩的顺利降生。

问及未来的打算，程医生只是表示自己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她热爱的科室，而且“国家已经在出台很多政策鼓励生育”。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并在2021年开放了三胎生育政策。过去几年里，鼓励生育政策在各地层出不穷，一些省市选择直接发钱刺激生育，婚育主题的策展活动近年来也逐渐增加。

这样的刺激政策有一定效果，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7年，二孩及以上在所有新生儿里占比达到58%，2019年达59.5%。

但二胎带来的红利也很快消失。

程医生回忆，在二胎开放后，她所在的妇幼保健院一个病区就容纳了70多位孕产妇，短短几年过去，如今这个数字“早已是对半砍”。

她感叹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时代的焦点”，因为生育过程的焦虑、新生儿数量的焦虑都诚实地集中呈现在这里。

在上海一个培训中心，妇女们拿着塑料娃娃参加月子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课程。

五家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医院的产科医护对BBC中文表示，产科当下能承接的业务里，最传统的“适龄”且婚育的比例在逐步下降，高龄、高危险产妇是主要孕妇群体，然后是堕胎、流产等业务，随后才是常规产检和分娩。

高龄高危险产妇居多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多孩政策逐步放开直接挂钩。

2023年起，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莆田市、广西省来宾市、广东省广州市等地都相继有医院宣布关停或合并产科，丁女士表示这和疫情带来的人员再分布有关。

“以上海为例，外来务工人口曾是上海贡献分娩量的主力军，疫情后回到原籍，上海的生育率就要降低了。”

程医生说自己对于生育率走低这件事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是她所在的产业学科因此进入寒冬，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面对由于性教育缺失以及社会对孕产妇不甚友善的就医病患。她坦言，能看到政府大力推广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的原因也很明显。

“你看看诊室门口排队的孕妇，有的还是未成年，有的是意外怀孕，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庭纠纷，你能直接感受到这里对孕妇不友好、对女性不友好，这样的社会是不会、也不应该迎来它想要的很多小孩的，”程医生这样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科陷入困境后，产业下端紧随其后的月嫂、幼教业也即将迎来寒冬，未雨绸缪的相关讨论也逐渐点燃中国社群媒体。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社会阵痛正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每个产业。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产科迎来寒冬，医生呼吁“救救产科”……我看這個杀人如麻的产科，终于自我毁灭了！它們以前的墮胎殺嬰的成就，都是以後關門停業的前奏。杀人如麻的产科终于自我毁灭了——這也算是歷史力學的體現。

谢选骏：“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之説不能成立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2008年11月30日金羊网 孙立平）報道：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我看作者沒有説明，“赢者通吃”是否意味著“獨裁統治”。如果是的，那麽“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只説便不能成立了。如果不是，那麽“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之説就更不能成立了！

谢选骏：凍結存款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纽约时报：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的》（纽约时报 2024-12-03）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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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二十年前，中国还几乎没有生产小汽车的能力，拥有汽车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奇事物。如今，中国生产和出口的汽车比任何国家都多。

候任总统特朗普承诺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本来就已经在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然而鉴于中国在汽车制造上拥有的种种优势，这些抵制不太可能影响该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土汽车销售市场——规模接近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总和。

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中国的产能也在大规模政府投资和领先世界的自动化进步推动下步步高升。不过近年来，经济下行之下的消费支出出现疲软，导致中国的销售放缓。这样一来，中国眼下的汽车产能，就达到了消费者所需的近两倍。

为了应对这种过剩，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着眼于将汽车销往海外。

中国在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中处于领先，其电动汽车出口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品牌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出售先进电动汽车，也因此正在全球建立知名度。中国正在迅速转向电动车辆，汽油动力汽车在中国的需求大幅下滑，有许多车辆被转而销往国外。

然而中国的贸易伙伴认为，中国的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出口令数百万人面临失业，对大企业构成威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政府的关切是因为汽车产业在国家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生产坦克、装甲运兵车、货运卡车等等车辆。

此外，中国还通过高额关税和其他税费建立了汽车进口壁垒，这样一来，在中国销售的汽车几乎完全是由中国制造的。

下文介绍中国是如何在全球汽车市场中领先的。

多年来对电动汽车的投资获得回报

去年，中国出口了170万辆电动汽车，比第二大出口国德国多出将近50%。出货量从2020年开始出现猛增。

头号出口目的地是欧洲，这里的消费者偏好中国销售的那种小而紧凑的车型。

东南亚是另一个大市场，这里的买家越来越多地选择价格更便宜的中国汽车。

中国还出口了数量不多但增长迅速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一些地方尚未建立广泛的充电网络，但人们仍然希望在短途出行中使用电动汽车，于是混动车格外受欢迎。

中国大举投资电动汽车开发已有15年以上，这是为了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2003到2013年间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将电动汽车作为他的重点事项。2007年，他任命一名党外人士——上海出生、曾在德国供职于奥迪公司的万钢——执掌中国的科学技术部。温家宝实际上等于给万钢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只求让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如今，中国的购车者半数选择电池或插电混动汽车。购买电动汽车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大额补贴，这一政策直到不久前才取消。车厂可以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低息贷款，以修建众多工厂，还能得到税负减免和廉价的土地与电力。据一项估算，北京自2009年以来对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扶持价值超过2300亿——这也是欧盟加征反补贴关税的原因之一。

中国预计会继续其大举投资的策略，以保持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先。

以大幅折扣倾销过剩汽油车

由于中国向电动汽车转型，车厂只能将滞销的油车折价倾销到海外。去年，中国出口的汽车大部分是传统的汽油动力汽车。

俄罗斯是去年的头号目的地。销量在入侵乌克兰后开始大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品牌撤出俄罗斯市场。

中国的油车因物美价廉，在拉美和中东等中低收入国家也颇受青睐。

中国有超过100座工厂，加起来一年可以生产将近4000万辆内燃机汽车。这是中国人购车需求的两倍以上，随着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这些车的销量在急剧下滑。

一些组装厂因此闲置或停产。然而汽车生产商不愿意关闭生产设施，于是以大幅折扣向海外出售汽油动力汽车。

关税能否让中国慢下来？

中国汽车涌入全球市场，已经在世界各地引起警觉。除了欧盟，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在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的基础税费之上，向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收额外的关税。

各国的关税形式有所不同。美国政府采用统一税率。欧盟会估算各车厂从中国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获得的补贴，分别计算出一个税率。印度和巴西还在着力于保护本国产业。

但关税可能无法完全抵消中国车厂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的汽车出品，在质量上与全球竞争对手相当，成本却更低。据瑞银分析师的计算，比亚迪组装一辆汽车的成本，要比西方企业生产类似汽车低30%。中国企业的成本节省相当一部分来自电池。中国实际上控制着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整条供应链。

中国在汽车制造上掌握如此大的优势，即便世界的抵制加剧，在未来许多年里也不太可能改变它在这一产业的统治地位。

谢选骏指出：人問“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的”？——我看這個纽约时报不懂，“凍結存款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多地银行取款需证明资金来源》（自由亚洲 2024-12-02）報道：

中国部分银行要求存户在取款时提供派出所开具的资金来源证明，引发社会广泛质疑。银行方面表示，此举是为加强反诈骗措施，确保客户资金安全。然而，存户普遍认为这些措施过于繁琐，可能侵犯合法取款权。

近日，广东东莞发生了一起关于银行与储户之间因资金来源证明问题引发的争执事件，相关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显示，一位大叔在银行办理取款业务时，被银行工作人员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这一要求引发了大叔当场质问工作人员：“我就问你，这里面的钱是谁的？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主不了？这些钱是我儿子从上海汇过来的，现在我想转回去行吗？我的钱现在要汇回去不行吗？要么叫公安局叫侦缉队来。”

据现场目击者说，大叔原本打算从银行取出一定金额的资金，但银行工作人员却告知他需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大叔对此感到愤怒，当场质问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称，这是根据相关规定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

对此，网民评论道：银行不应该让客户去证明钱的来源，而是应该由银行去证明这个钱合不合法。

银行客户网银转账也受限

江苏居民徐先生12月3日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孩子需要交学费，银行却在手机银行设置了每天转帐低于五千元的限额：“我小孩子上学要交学费，七千多元都转不了，最多只能转五千元，通过手机银行，还不是取现金，银行转账3900元，还有2900元一笔转账，一天转不了帐，要分两天，不是两次，一天最多转五千元。”

对此，银行方面表示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银行取款限制门槛不断升高

数年前，中国央行发布公告，对到银行取款超过万5万元需要预约。银行则表示，储户在预约时留下个人信息，即可在指定时间取款。不过，根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吉林省一银行曾要求客户在提取高于2万元人民币的存款时，提供辖区派出所的证明，其后，青岛一男子因银行柜员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而无法取款；沈阳一女子欲取5000元，却被要求其丈夫到场；邢台一女子为支付丈夫的医药费，因被银行长时间盘查而受阻。

江苏居民陈先生认为，在银行限制居民取款的背后，是银行现金量不足。他告诉本台：“原来是限制五万以上，现在可能有降低了，我估计银行现金不多，现在经济不景气，超市、大商场顾客购买力都没有了，营业员比顾客还多。大型超市以前结帐要排队，现在你到柜台直接结帐。”

陈先生说，随着民众收入减少，绝大部分家庭省吃俭用，花销大为减少：“现在老百姓收入低，有钱就存一点，有的去银行取钱家用，你要过日子总是要花钱。”

公众对银行措施反应强烈

公众对此银行的新措施反应强烈，不少人质疑其合法性与必要性。有网民留言，存款时手续简便，但取款却需层层审批，这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也有人批评银行此举是为了减少资金流失而采取的不当手段。

網民嚎叫：

摩诃笨蛋

“可能”侵犯客戶取款權？“可能”二字去掉！2024-12-03 09:34

衡山老道

以后存进银行的钱先要证明来源！2024-12-03 07:40

谢选骏指出：爲何凍結存款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因爲凍結存款政府就有錢從事戰場經濟，以便壓低汽車價格、進行全球傾銷，一舉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了！

谢选骏：不如王莽的拜登凸顯了第四美國的個人統治

《拜登执意特赦儿子亨特恐酿3严重后果》（中时新闻网 2024-12-02）報道：

美国总统拜登12月1日特赦次子亨特（Hunter Biden）非法拥枪及逃税等2案件罪行，美媒评论，此举恐为拜登的政治生涯记上污点，甚至对美国政坛带来3大深远影响。

拜登一改先前屡次称不会特赦亨特、不为他减刑的说法，1日晚间突然宣布对他特赦，炮轰“司法不公”，政治影响司法，认为自己的总统角色，导致儿子被政敌针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7月裁定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具有豁免权、为川普任内卷入的刑事诉讼增添变数时，拜登当时才批评最高法院做出“危险前例”，他强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家庭忠诚 比个人政治资产重要

CNN记者泽伦尼（Jeff Zeleny）撰文评论，拜登在任期尾声选择以父亲的角色行事。泽伦尼指出，一直以来，家庭在拜登心目中几乎比任何事都重要，这项决定反映了拜登对家庭的忠诚，凌驾于政治遗产之上。一名长期幕僚透露，拜登显然留意到会遭致严厉批评，不过这项决定并不是和顾问长时间商讨后做成，而是更出于家庭的决定，他将维持终生的父亲头衔凌驾于一切之上。

拜登政治生涯记上污点 对美国政坛造成3大深远影响

不过在政治上，CNN资深白宫记者柯林森（Stephen Collinson）认为，拜登推翻承诺、特赦儿子的举动，可能被视为个人政治遗产与声誉的一记“污点”，导致败登以不光彩的方式结束总统任期。

除了个人政治生涯受影响，柯林森评论，拜登的举动将进一步深化美国政治与法治的纠葛，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在川普第2任期中会持续恶化，《纽约时报》也有类似评论，以下为拜登特赦令将对美国政坛带来的影响：

第一，柯林森认为，共和党可能团结起来，支持川普提名的心腹巴特尔（Kash Patel）成为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巴特尔此前有诸多争议言论，曾扬言肃清对川普不忠诚、泄密的政府官员，还威胁告记者。文章指出，川普忠诚者已誓言上任后追捕政敌，因此合理预期，韩特可能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目前已经有共和党人呼吁利用此机会，增加参议院批准部分争议内阁人选的机会，共和党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在X发文指出：“当川普提名邦迪（Pam Bondi）及巴特尔来清除腐败时，民主党就无法针对法治来对我们说教。”邦迪是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

第二，柯林森评论此举将为美国政坛带来深远影响，目前共党人已批评拜登政治化司法系统，未来川普再度动用赦免权时，他届时也能强调拜登也做了同样的事，这件事尤其重要，因为川普恐受支持者施压，特赦2021年1月6日冲撞国会大厦而遭定罪的人士，当中许多人仍在监狱服刑。

《纽约时报》白宫首席记者贝克（Peter Baker）评论，拜登的特赦令将让民主党更难以捍卫司法部的公正性，以及反对川普利用司法部来达成政治目的，甚至动用特赦令来赦免大量盟友。

民主党籍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Jared Polis）发文指出，作为父亲，他理解拜登希望帮助儿子的心愿，“但我对于他将家庭置于国家之上感到失望”，“这是一个糟糕先例，可能被后续总统滥用，也会令人遗憾地玷污他的名声”。

第三，部分共和党人认为亨特犯下的罪行不只非法拥枪及逃税，拜登特赦可能为他们后续进一步调查亨特添加柴火。不过拜登签署的赦免令涵盖“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犯下或可能犯下、参与的”任何罪行，不只是前述2宗罪行。

網民嚎叫：

must

特赦只覆盖2024年12月1日以前。从此以后，败家子就被所有的人盯上了！"老拜登是要彻底毁掉儿子，从此以后，亨特吸毒、藏毒、买毒，没人管了！"2024-12-02 19:41

suoliweng

特赦本就属于封建特权，居然在号称民主、法治的国家存活这么多年。该取缔了！2024-12-02 18:15

奥维尔

左媒撒谎早已成性，再次被自己的谎言大脸，只能撒新谎圆旧谎。2024-12-02 17:46

g2j2

老拜登是要彻底毁掉儿子，从此以后，亨特吸毒、藏毒、买毒，没人管了！2024-12-02 17:38

谢选骏指出：人説“拜登执意特赦儿子亨特恐酿3严重后果”——我看這個拜登還不如篡漢自立的王莽。因爲王莽爲了篡奪政權，不惜大義滅親殺掉了幾個兒子；而退選的拜登心如死灰，只能依靠罪犯兒子來聊以自慰了。拜登的行爲，凸顯了第四美國正在進入可以不負責任的個人統治，別説國家，就連黨派也非個人所顧及的了。

——這就是第四美國的尾大！

——這也是美國三百年壽命的尾聲！

谢选骏：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

《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陈岩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2月2日）報道：

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易战再起，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在两圈涟漪的交汇处，则有一类崭新的观点，在舆论场愈发常见，即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将重回“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不仅将破解西方的围堵，还能加速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从表象而言，似乎趋势确实如此——特朗普威胁对所有国家加关税，中国则连续主动对多个国家实施免签。

深入表象之下，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的强势不能单用“孤立主义”进行粗暴地归纳，它跟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特朗普独特的行事方式，将使中国获益，背后逻辑同样值得探究。

“单边开放”的利益考量

贯穿今年全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操作——从今年1月起，中国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政策，到十月底，已经对16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对54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在特朗普再当选三天后，又对斯洛伐克、挪威、芬兰、韩国等9国免签。

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实施的是单方面免签，意味着中国公民到这些国家依然需要签证，反之则不用。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实施的“对等原则”迥然不同。

此外，12月1日起，中国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减，制造业基本“清零”。

这些措施在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总结为“单边开放”，作用似乎立竿见影，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818.6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78.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总结称，加入WTO、自贸协定则是多双边开放的举措，向众多行业的外资企业开放中国市场、举办“进博会”便是典型的单方面开放措施，两者共同助推了中国和全球贸易的良性循环。

“中国担心的是外商投资，”经济学人智库（EIU）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释，因为在整个2024年，外商投资都在下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因为这次疫情而变差，至今仍未真正恢复。单方面开放签证是重建其中一些关系的一种方式，其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够真正帮助稳定经济和外交关系。

“我们同意这种逻辑，但问题是，至少在西方鹰派决策者看来，这可能太少、太晚了”，马志昂称。

“开放”为什么促进经济

“单边开放”并不是新鲜事，郑永年也承认，二战后美国正是践行单边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地缘嵌入性世界级经济枢纽或者平台”——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这些要素都想进入这个枢纽，来了也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只能在这个枢纽中得到发展。

当时英美国家盛行贸易自由主义，背后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两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观点——即使其他国家设置了壁垒，政府也应该开放边境，允许进口，因为自由化国家的居民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品种，而企业则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相比之下，关税会纵容低效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

郑永年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缘政治两极化，竭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重塑国际秩序。而单边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将美国的“两极化”努力引向“自我孤立主义”。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担忧，也令其他国家感到忧虑。中国的单边开放力度越大，越能够在国际层面吸引更多生产要素，从而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构成压力。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

虽然美国是二战后，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但特朗普上台，舆论提到“孤立主义”，往往再前面加上“重回”，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

“一般说来，所谓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应避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的主张和政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在其论文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情绪，超越了党派、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不介入欧亚大陆爆发的战争，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一种友好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7个月后，罗斯福的行为迎来反扑，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确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该法案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的胜利”。

甚至在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大陆，直逼英国本土之时，罗斯福希望伸出援手，再次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从上到下，民意大转弯，摆脱孤立主义，全面介入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从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布莱顿森林体系，从政治、安全，再到贸易、金融，美国深度参与整个国际体系的构建，为了维护这个体系，美国也对他国事物进行干预，并因此被批评为“世界警察”。

但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全球体系下，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关税的显著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平均超过10%的进口关税到如今的3%，关税的降低推动了国际商业的繁荣，使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三番。各国越开放，就越繁荣。

“全球化”反噬

中国的崛起，也受益于美式全球体系的成功运转。中国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孤立主义者”，开始改变自身，适应这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介绍，原来中国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世贸组织（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

但是繁荣的国际贸易也迎来反噬——虽然全球贸易总体大幅增长，但在结构上并不平衡。

不少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还有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工具，反过来也带来了政治影响。“许多西方政治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本国的就业、制造业竞争力和传统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冲击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美国“铁锈地带”的小镇之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斯敦的炼钢炉照亮半边天，再加上南边的匹兹堡，共同构成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铁矿石从伊利湖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长长的列车满载着钢材在美国东西穿梭。然而仅仅一代人，这里的人口已不到当年的一半，钢厂倒闭，居民愤怒。同一时间，中国的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57%，美国仅占4%。

无数个类似小镇的居民成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不足为怪了。特朗普威胁要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10-20%，对中国更是要加征60%，从而使制造业回到美国；他还警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支付更多的国防开支，减少美国不必要的负担。

赵学功表示，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力主美国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发展美国经济，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在对外关系、经贸、移民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

他同时提出，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许仍是在两者间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如果从表象上看，未来数年，美国将愈发孤立，中国将愈发开放，两个强国势必此消彼长。但也有专家指出，需要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

“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岳健勇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虽然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岳健勇认为，“美国优先”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片面主张，提出用“互惠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并通过关税壁垒实现均衡贸易。尽管这种“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但它通过强制性“平衡市场准入”迫使贸易夥伴开放市场，显然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

马志昂也同意，特朗普将使美国回归到更加 “美国优先 ”的议程，迎来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并激起盟国对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夥伴的安全承诺的担忧。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世界，尤其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况下。预计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这可能仍将涉及与美国外交夥伴的协调。

“然而，这种协调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单边协调，从而迫使国际社会遵守美国的制裁、出口管制、投资禁令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考虑美国外交夥伴遭受经济或政治打击的风险。”

近期在香港举行的一场公开论坛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之孙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表示，特朗普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个生意人，热衷于达成交易，即便展现出一些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在为达成更好的交易而进行的要价。

相比之下，拜登不由分说地给中国施加100%的电动车关税，完全不给谈判留下空间，在贸易上的“孤立主义”更盛。

“习近平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孤立主义’的美国对中国也是灾难。”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政治学者向BBC中文表示，当前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开战，因为核威慑以及核不扩散尚且有效，其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制裁、条约等手段来实现的。

该学者表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世界还算和平，现在则糟糕得多，如果美国真的搞“孤立主义”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退出，甚至从各种同盟关系中退出，那么很多国家可能会快速称为拥核国家——伊朗、以色列、朝鲜、日本、韩国等等，然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就越想拥有核武器，发生失控危机的风险就越大。“中国要问问，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吗？”

这种焦虑已经开始浮现，比如最近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表示，如果不继续武装乌克兰，可能会把盟国推向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2024年1月10日，成排的比亚迪汽车等待被装上该公司旗下的运车船“比亚迪探索者1号”。

“单边开放”的中国，真的开放了吗？

上述学者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贸易，但同时却坚决奉行利己的贸易和工业政策。“中国日益把安全放在核心位置，很多外资企业面临以前不曾考虑的政治风险，比如几家外国管理顾问被当作间谍对待。”

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4年度的调查报告显示，超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在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

“中国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均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此前向BBC中文表示，从政治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某些对中国的“不健康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这种矛盾仅仅是目前阶段，未来“经济需要”可能会服从于“政治需要”。

对此，总结认为，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恶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是真实的，这些动态将决定本十年后半期的格局。

“尽管如此，很多最坏的情况都被夸大了。”马志昂举例称，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在改变，因为供应链在拉长，尽管存在关税和贸易管制，企业仍能找到继续开展业务的方法。尽管如此，现在全球一体化面临的威胁比2010年代要严重得多，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我看這是“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可能大大改變全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