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圓明園到底屬於第二期中國文明還是第三期中國文明

（一）

《300余张老照片述说圆明园160年沧桑》（圆明园事务总管 2021-01-19）報道：

2020年底，随着央视报道圆明园罹难160周年、马首回归特展、文物局回覆复建之争……“圆明园”一度冲上网络热搜。相较于这些热点，相较于研究者对圆明园古建筑、文物细节变迁的考证，我们不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座园林。 先来看几张老照片：这张照片是圆明园规月桥残迹，是一个叫穆默的德国人于1901年拍摄的。而1879年的规月桥是下面的样子：穆默这次来圆明园游览，虽然所见都是残迹、遗址，但毕竟万里迢迢，大概就像小长假的游客一样，本着「来都来了」的心态，穆默还是拍了不少照片，比如下面这张杂草丛生的养雀笼残迹：而1877年的养雀笼是下图的样子： 1901年是农历辛丑年，此前一年的8月，八国联军已经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跑了。而这位穆默，就是积极促成大清与十一国签署《辛丑条约》的核心人物——德国驻华公使。他的前任，则是去年6月被义和团枪杀的克林德。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穆默曾说到：“我们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对部下说，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大错特错的。卸任回到德国后，穆默整理自己在华拍摄的照片，出版了《穆默的摄影日记》，专门向德国人介绍中国。不知作为德国驻华公使，同时也作为一个侵略者，漫步在这万园之园的废墟上，拍下一组组照片时，穆默心里有何感想？虽然他未必知道圆明园最美的样子，但他一定知道，四十年前的1860年，闯入这里并将其付之一炬的两位强盗，如今已是他的盟友——英吉利和法兰西。而从1840年以来，凭借「船坚炮利」向大清提出不合理要求，并一一得到满足的，又岂止英、法、德呢？ “（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前的远虑，二十年后终成现实，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大沽登陆，长驱直入，对付清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咸丰皇帝仓惶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京师沦陷，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并遭到纵火焚毁…… 说来就如同大清气数未尽一般，圆明园经此一劫，虽已一片疮痍，但还是有少量建筑幸免于难，比如廓然大公、海岳开襟。同治年间，曾勘查海岳开襟，并试图重修，后因经费拮据而作罢。光绪二十二年（1896），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曾三次游览至此，并修缮过这里的几处桥梁。不过此时的大清，甲午溃败于日本，1895年签署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后来又追加3000万两赎辽费）……不但不可能再修复圆明园，且已没有「可充饷之银」，距离覆灭也只有区区十余年了。

中国摄影师赖阿芳于1879年拍摄的廓然大公内的静嘉轩、峭茜居等建筑。

法国驻华公使馆秘书谢满禄（罗伯特•德•赛玛耶伯爵）1882年拍摄的海岳开襟正殿。

这位谢满禄不但拍了不少照片，还收藏了十二兽首中的五个。刚刚回归的马首，最早就是他带到欧洲的。

话题扯远一点：大清的「囊中羞涩」早已有了征兆，道光二十五年（1845）紫禁城延禧宫遭遇大火，建筑化为灰烬，住在这里的恬嫔富察氏葬身火海。但延禧宫就这么荒废着，一直到宣统元年（1909），端康皇贵太妃（光绪皇帝的瑾妃，珍妃的亲姐姐）才计划在这里修座西洋式的水殿，不过还是没钱，最后成了紫禁城里的「烂尾楼」，大家今天去故宫参观，还能看到它。

言归正传，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狼狈逃亡西安。不知逃亡路上，她还记得四十年前避难承德的情形么？庚子事变，给了大清重重一击，此后它已是气若游丝，命悬一线。《辛丑条约》索要的本息合计9.8亿两赔款，赔到抗日战争爆发都没赔完。别说拨款修园子了，此时的圆明园连管都没人管了，开始不断有人去盗取有用的木材、石材……待到大清覆灭之后，圆明园彻底荒废，被拆毁的建筑无数，干脆有附近村民搬到园子里去住，一面种地，一面给游园外国人做「导游」，讲点野史逸闻赚钱……

佩克哈墨尔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奥匈帝国的军人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并长期在中国服役。这是他1920年代拍摄的海晏堂东部残迹。

照片中的房子是陆元纯家，此人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居住，知道很多园子里的故事，几乎每位到西洋楼游览的西方人都愿意请他当向导，这也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佩克哈墨尔后来定居德国，同样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整理出版，引起轰动。

曾在清华任教的美国人麻伦1924年拍摄的养雀笼。一群人为盗取石材，正在拆毁养雀笼。

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曾派人管理过圆明园，照片右下角这间小房子，就是管理员的值班房。不过，随着抗战爆发，这种象征性的管理也放弃了。 

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各国得以在京城派驻使节，新开设的中国海关等处则有外国人任职，还有不少怀着淘金梦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大概是对圆明园的壮美有过耳闻，这些人纷纷到此游览，最开始只限于西洋楼一带，不过他们买通了看守园子的太监，得以深入中式园林地区，并用他们随身携带的当时的高科技产品——照相机——为这座皇家园林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德国人奥尔末是最早来到圆明园拍照的西方人，他怀揣淘金梦而来，后在大清海关任职。照片是他1873年来到圆明园游览时拍摄的迷宫大门，透过门洞能隐约看到黄花阵中心的石亭。门下坐的是和奥尔末同游的朋友。

八国联军的德军军医佩特斯1900年底和朋友们一起到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谐奇趣游览，拍照留念。回国后，他也如穆默一样，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圆明园兴建之时，最出彩的建筑群之一当属欧洲传教士郎世宁等人主持建造的西洋楼，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水法、十二生肖铜兽首，就是他设计的。而150余年之后，它又毁于来自欧洲的列强之手。不过，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部分150年前景观，却又得益于西方摄影技术的发明，以及来此拍照留念的西方人。

1840年是庚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20年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又逢庚子年。这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刻度。或许，一座圆明园的兴衰，也是国运的兴衰，更像是18世纪以来东西方交流与冲突的缩影。它的沧桑，仅仅留在一本《圆明园旧影》当中是不够的，更应该为每个国人所铭记。

（二）

《1882年圆明园老照片首度面世，再现皇家园林辉煌气派》（南方都市报2021-02-25）報道：

2月24日，圆明园管理处在正觉寺最上楼举办圆明园老照片发布会，一批拍摄于1882年的圆明园老照片首度面世，它们再现了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真实样貌。一帧拍摄于1920年代的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全身照片也首次向公众展示。

圆明园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在圆明园罹难后的一百年间，并没有很多文字记载，但是不少摄影师携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对遗址进行拍摄，包括中国香港摄影师赖阿芳、德国摄影师奥尔末、法国人谢满禄、瑞典人喜仁龙，这些早期影像也成为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这一次发布的老照片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相关建筑，这些罕见的老照片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从世界各地收集的。

在发布会上，刘阳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正觉寺文殊亭文殊菩萨全身像电子版老照片一张，由圆明园档案馆收藏。

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全身照片（1920年代拍摄）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因文治武功卓著，常常被外藩王和外国使臣尊奉为文殊菩萨，乾隆本人也对文殊道场尊崇有加，故在圆明园正觉寺建了一座文殊亭并供奉文殊菩萨。

从这张老照片上清晰可见，亭内文殊菩萨骑青狮之像，总高三丈；左右立二童，左为狮奴，右方为韦陀，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二童均五彩拨金，下承汉白玉石台。此照片为仅存的四张正觉寺山门以内的照片之一，可验证史料记载准确无误，也弥补了学术的空白，对研究、复原正觉寺文殊亭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濂溪乐处 慎修思永殿1882年，谢满禄[法]拍摄

圆明园四十景之濂溪乐处，红框中建筑即为慎修思永殿。

此外，本次发布会还首次公布了谢满禄在1882年前后拍摄的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其中包括圆明园顺木天、北远山村、鱼跃鸢飞、舍卫城、濂溪乐处、汇芳书院（断桥残雪石桥）、鸿慈永祜、魁星楼，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法慧寺多宝琉璃塔等建筑群。

谢满禄1882年前后拍摄的海岳开襟正殿

海岳开襟，张宝成绘

这些老照片清楚地呈现了这些建筑都还未被彻底破坏之前的状况，打破了以往圆明园的中式建筑仅停留在文献记载或是画作中的呈现方式，让人可以一睹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

鱼跃鸢飞，1882年，谢满禄[法]拍摄

圆明园四十景之鱼跃鸢飞（乾隆九年）

谢满禄（Robert DE SEMALLÉ），1849年出生，1880-1884年间，任法国驻大清国“法兰西全权大臣公署”属使一职。1882年前后，谢满禄对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建筑、法慧寺琉璃塔、西洋楼谐奇趣、方外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西门、圆明园舍卫城、濂溪乐处知过堂、断桥残雪、鸿慈永祜华表、宫门等处进行拍摄，是目前已知拍摄过圆明园木构建筑在1900年被彻底破坏前遗存最多的一位摄影师。

濂溪乐处知过堂

圆明园四十景之濂溪乐处，红框中建筑即为知过堂。

圆明园老照片不仅有助于圆明园历史、建筑、园林等方面的研究及相关建筑的维修和恢复，还对寻找和确定流散文物的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1882年前后，谢满禄买到了十二兽首中的鼠、牛、虎、兔、龙、马、猪等七个，但在运输回国过程中猪首、兔首、鼠首被窃遗失，只有牛首、虎首、马首及龙首被带回法国。谢满禄给它们分别拍摄了照片，其中龙首形象是首次被发现，这批照片对研究圆明园兽首当年的流散过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06年圆明园管理处借助大水法的老照片，确定了在北京西单附近一户民宅中的石鱼为大水法遗物，将其收回并收藏于圆明园展览馆。

（三）

《圆明园首次公布365张珍贵照片，还原你不知道的万园之园》（2021-03-02 北京日报叶晓彦）報道：

 

正觉寺文殊菩萨全身像首次亮相，十二兽首中的龙首现出真容，在乾隆地盘图中只是个圈的“顺木天”清晰可见……圆明园管理处最近首次公布了365张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珍贵老照片，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相关建筑、文物，大多数照片为首次向公众展示。通过这些影像记录，人们得以窥见被称作“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部分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样子，一睹这座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

这些老照片由谁拍摄？圆明园又是如何获得的？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向记者讲述了这些老照片的“来龙去脉”。

“最老”照片拍摄于1873年

1860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在圆明园罹难后的100多年间，不少摄影师带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对遗址进行拍摄，这些早期影像成为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但大量照片资料都不在国内，相对集中在外国的大学、博物馆、研究机构、摄影师后人手中，或散落民间。

今年40岁的刘阳是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他研究圆明园老照片和流散文物已逾20年。截至目前，刘阳收藏的圆明园老照片共有400多张，拍摄年份从1873年到1940年，拍摄者中既有中国香港摄影师，也有德国摄影师以及法国人、瑞典人等。

其中圆明园的木构建筑照片有100余张，西洋楼建筑群照片有300余张，呈现的影像涵盖圆明园顺木天、北远山村、鱼跃鸢飞、舍卫城，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法慧寺多宝琉璃塔等建筑群。其中还包括拍摄于1920年的正觉寺文殊亭内的文殊菩萨全身像照片，1882年前后拍摄的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

这些老照片对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的研究、维修与恢复，以及寻找和确定流散文物的线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世界各地“磨”来老照片

2012年，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者偶然在学校里拍到一张老照片，托朋友发给了刘阳。刘阳一眼就看出这是廓然大公规月桥。这么珍贵的老照片对研究圆明园有重大意义，刘阳坐不住了，他想办法联系上这所大学，发去邮件，寻求老照片的电子版。3天后学校就回信了。“他们需要确认我的身份，确认照片不会用于商业用途等。”半个月时间，沟通了近十个来回，刘阳终于获得了这张老照片的电子版。

不少照片都是这么“磨”来的。刘阳有时会直接去国外登门拜访大学、博物馆或研究机构，犹如大海捞针一般一点点搜集。有一年，刘阳专门去了收藏中国文物的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和洛克菲勒中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圆明园的老照片，我直接登门拜访，当面问人家有没有关于北京的老照片，对方拿出相册来让我挑，挑好再谈价钱。”

在刘阳收藏的老照片当中，有一组1920年到1940年体现西洋楼变迁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1922年摄影师喜仁龙拍摄海晏堂东部蓄水楼时，蓄水楼及南面的西洋线法墙还很完整。但是1940年摄影师莫里逊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已经与现在的模样差不多了，西洋线法墙已经被拆成一条壕沟。“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圆明园几乎没有现存档案，但这些老照片就如同’活档案’，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蓄水楼二楼没了、楼梯没了，走廊没了……全都一目了然地将历史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次偶遇找回大水法“石鱼”

刘阳做圆明园研究纯属偶然。12岁那年，刘阳搭错车误打误撞到了圆明园，“原本想去颐和园，结果到了圆明园。”当时，圆明园里恰好有一个历史展，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圆明园。可惜，这座昔日皇家园林早已改变面容，书上提及的一些文物流散在各处。大学毕业后，刘阳一直在寻访流散在国内外的圆明园文物，同时开始收集圆明园老照片。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街串巷，经过西单横二条的一处四合院门口时，无意瞥见了一对大石鱼。“那是个私人住宅，平时都关着门，我正好一扭头，跟门内的一对汉白玉石鱼打了个照面。”当时，刘阳只觉得这可能是个老物件儿，还没将石鱼与圆明园文物挂上钩。

后来，刘阳偶然翻到了一本名为《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所作圆明园工程考》的书。书中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莫里斯·亚当拍摄了大量西洋楼残迹照片，记录了大水法景点有石鱼的存在，这也是当时唯一掌握的关于石鱼的资料照片。

“当时看完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眼熟。”后来，刘阳又去了趟有石鱼的宅院。沟通后，他给石鱼拍了照片，拿回来跟莫里斯·亚当的照片一对，一模一样，这正是圆明园流散在外的石鱼。这对汉白玉吐水石鱼遗失在外已约80年。2007年，石鱼终于回归了圆明园，这让刘阳感受到了老照片的力量，也坚定了他继续寻找圆明园老照片的决心。

为了“追踪”老照片每晚“大海捞针”

每天晚上10点多，刘阳只做一件事，刷二手买卖网络交易平台，一旦发现有跟圆明园老照片相关的信息，他就会马上锁定……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20余年。

“我经常去的是国外的二手交易网站，外国人一般早上九十点钟上新，基本上就是咱们的晚上十点以后了。”刘阳说，外国人如果在二手交易网站上拍卖老照片，他们会先在网上放出消息，再约定拍卖的时间，全球的竞拍者会在这个时间一起出价竞拍，价高者得。

一旦有人放出老照片，并约定了拍卖时间，刘阳熬夜也会严盯死守，“每一张圆明园的老照片都有可能成为还原这座万园之园的’拼图’之一，虽然我也是个工薪阶层，但是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一定力争拿下。”

老照片里都能看到啥

兽首

在1882年前后，摄影师谢满禄买到了十二兽首中的鼠、牛、虎、兔、龙、马、猪七个，但在运输回国过程中猪首、兔首、鼠首被窃遗失，只有牛首、虎首、马首及龙首被带回法国。谢满禄给它们分别拍摄了照片，刘阳收藏的照片中就有龙首形象，这批照片对研究圆明园兽首当年的流散过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首于去年12月1日回归圆明园。此前，圆明园马首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1985年。而刘阳收藏的关于马首的照片拍摄于1884年，对比照片显示，马首在流失后保存基本完好。

顺木天

在老一辈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中，对顺木天这个建筑是否真实存在有着巨大争议。此前能找到的乾隆地盘图中，对于顺木天的记录就是一个圈，但这个圈究竟长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有专家认为它就是一个平台称不上亭子。刘阳收藏的老照片让人们对顺木天的外观一目了然，照片中清晰可见乾隆御笔“顺木天”三个字。

外国人野餐

清朝末年，每到周末或假日，西洋楼总会吸引一些西方人从城里到此野游，刘阳收藏的其中一张照片就反映了当时一群西洋人在海晏堂北面聚餐的景象。照片中除了西洋人，还有穿着中国服饰、梳着辫子的中国随从。

当时，洋人一般是提前从城里的中国馆子请好厨子和佣人，这些厨子和佣人会提前准备好食物，然后背到西洋楼伺候洋人用餐。

琉璃塔

1901年，圆明园琉璃塔被毁，但刘阳收藏到了1900年12月26日拍摄的一张老照片。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张琉璃塔照片，“以前很多史料都记载塔是1900年被破坏的，但这张照片说明至少在1900年年底塔还在，所以它对塔的变迁和破坏过程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原标题：圆明园首次公布365张珍贵照片，还原你不知道的万园之园）

（四）

《圆明园被毁前 英国随军摄影师拍摄的珍贵照片》（2023年11月16日穆珊综合报导） 報道：

圆明园，中国清代大型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28号，占地350多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140公顷，由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

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圆明园开始兴建。清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乾隆帝继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1860年，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圆明园，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一代名园—圆明园以及附近的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都被烧毁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清朝灭亡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到官僚、军阀、奸商巧取豪夺。

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圆明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圆明园的盛景，我们如今只能从历史文献中看到。相关的文献有：乾隆间唐岱、沈源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伊兰泰绘制的《长春园西洋楼铜版画》二十幅。就在圆明园被毁后的1924年，金勋绘制了一幅《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这是圆明园被毁后第一张全面展现圆明三园盛世景观的复原图。金勋的祖辈曾参与圆明园、长春园营造工程，他曾进入被焚毁的园明三园实地考察。

英国随军摄影师

比托在1860年随英法联军一起来到的中国，从广州一路拍到北京，他是第一个用相机拍摄北京的摄影师。比托在北京期间拍摄了大量北京地区的景物，其中就包括西郊皇家园林,颐和园部分收录的昙花阁、文昌阁、琉璃塔及被毁后第二天的昆明湖及佛香阁遗址，全都是比托拍摄的。

文昌阁。三层，楼顶大钟指向6点30分。据推测这张照片可能就是在此阁被毁当天或前一天拍摄的（网络图片）

文昌阁。三层，楼顶大钟指向6点30分。据推测这张照片可能就是在此阁被毁当天或前一天拍摄的（网络图片）

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比托的任务就是用相机记录英法联军的作战过程，占领圆明园是英法联军很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

圆明园琉璃塔。当时唯一一座铜鎏金覆钟锦罐式的琉璃塔，也是圆明园最高的一座塔（网络图片）

圆明园琉璃塔。当时唯一一座铜鎏金覆钟锦罐式的琉璃塔，也是圆明园最高的一座塔（网络图片）

圆明园的建筑和美景几乎震撼了当时英法联军的每一个官兵，比托也是其中之一，比托不但拍摄了圆明园被毁前的照片，而且数量还不少。

下面这张规月桥老照片是在圆明园被毁前拍摄的，拍摄者有可能是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比托。

规月桥（约1860－1900年间拍摄）（图片据《三山五园旧影》）

规月桥（约1860－1900年间拍摄）（图片据《三山五园旧影》）

福海周围的复原图，可以看到当初的建筑规模。据《圆明园原貌图》

福海周围的复原图，可以看到当初的建筑规模。据《圆明园原貌图》

圆明园局部的复原图，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初的盛景。据《圆明园原貌图》

圆明园局部的复原图，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初的盛景。据《圆明园原貌图》

复原的被毁前的圆明园（网络图片）

复原的被毁前的圆明园（网络图片）

圆明园被毁后的1863年7月，比托在日本横滨定居了下来。第二年他跟沃格曼合伙开了一家以绘画和摄影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但可惜的是，该公司仅开了两年，在1866年10月26日的横滨大火中，比托的早期日本摄影作品的底片和比托在印度及中国的大量作品均被烧毁，有可能大量圆明园被毁前的老照片就毁于这次火灾。

比托现存的照片不是很多，且都是当年比托零散卖出的一些照片。当年，英法联军中的一些官兵会购买照片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打仗和旅行的一种纪念。1861年11月，比托曾将一本集有85张照片的相册带到了伦敦，并将它卖给了一个名叫亨利·赫林的肖像画画家兼商人。亨利·赫林复制了这些照片，并将它们跟比托在印度所拍摄的部分照片一起做成了目录，从1862年夏天开始公开让顾客们订购。有一对名叫迈克尔·威尔逊和简·威尔逊的夫妇当时所订购的一整套比托的中国照片现在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300余张老照片述说圆明园160年沧桑”——我在想“圓明園到底屬於第二期中國文明的產物還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產物”呢？

谢选骏：农民起义还是起底农民

《无差别袭击高发的一年揭示中国的愤怒与沮丧情绪》（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BBC驻中国记者 2024年12月29日）報道：

一名老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在2023年11月20日的北京街头行驶，车上挂着红、白、蓝三色的鸟笼！

是什么驱使人们频频袭击陌生人？这是许多中国人目前正在思考的问题。

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又一次袭击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一个用户写道，“中国人民太苦了。”该用户还警告说，“效仿这种攻击（的行为）只会越来越多”。

另一位网名则写道，“这场悲剧反映了社会中的黑暗。”

随着2024年中国接连发生多起致命的袭击事件，这些悲观的评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是什么驱使人们会以大规模杀害陌生人方式“报复社会”？

澳州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副教授大卫·沙克（David Schak）表示，中国人口众多，此类攻击仍然很少见，但不算是新鲜事。然而，它们似乎是成批出现，通常是模仿者试图吸引注意力。

今年尤其令人痛苦。

从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记录三至五宗肇事者攻击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

但在2024年，数字激增至19宗。

2019年，三人死亡，28人受伤；2023年，16人死亡，40人受伤；2024年，63人死亡，166人受伤。11月尤其血腥。

11月11日，珠海巿一名62岁男子驾车撞向正在体育场外运动的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者对离婚协议感到不满，他在本周被判处死刑。

几天后，在常德市，一名男子驾车冲撞一所小学外的一群儿童和家长，30人受伤。当局表示，这名男子对经济损失和家庭问题感到愤怒。

同一周，一名因考试不及格而无法毕业的21岁男子在无锡市的校园内持刀袭击，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9月，一名 37 岁男子闯入上海一商场内，持刀伤人。6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一处公园里被一名55岁男子持刀袭击。还有两宗针对日本公民的袭击事件，其中一宗导致一名10岁男孩在学校门口被刺死。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持刀攻击事件后，人们在入口附近献花。

沙克教授指出，这些袭击的肇事者主要针对“随机的人”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在这个拥有强大监控能力的国家中，女性几乎从不犹豫地在夜晚单独外出，而这些袭击事件却激起了广泛的不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今年发生这么多大规模袭击事件呢？

中国经济放缓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压力是经济增长放缓。众所周知，中国正面临着高青年失业率、大规模的债务以及房地产危机，这些问题已经耗尽了许多家庭的毕生积蓄，有的甚至颗粒无存。

在大多数主要城市的郊区，整个住宅区的建设都已停止，因为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力完成工程。2022年，BBC曾报导过一些人露宿在自己尚未峻工的公寓“烂尾楼”内，没有水电，也没有窗户，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日本男童深圳遇袭是“偶发事件”吗？民族主义情绪下的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2024年9月20日

“我被刺伤了”：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讲述在吉林公园被刺经过

2024年6月13日

无锡工艺持刀伤人案：8死17伤惨剧如何发生？“职校剥削”是怎麽回事？

2024年11月17日

“乐观情绪确实似乎已经消失了，”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我们可以暂且用‘困住’（trapped）这个词。我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镇压的循环之中。一方面是社会镇压和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经济发展模式。”

研究显示，中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对个人前景的悲观情绪增强。一项中美联合分析调查显示，过去人们经常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或能力不足，但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现在归咎于“不公平的经济体系”。

“问题是，人们真正会指责谁呢？”马格努斯问道，“而下一步则是，这个体系对我不公平，我无法突破。我无法改变我的处境。”

缺乏出路

在拥有健康媒体生态的国家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不公平解雇，或被当地政府支持的贪腐建筑商拆毁房屋，你可能会向记者求助，让他们听到你的故事。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因为媒体受控于共产党，且不太可能报导有损各级政府形象的新闻。

此外，法院——由党管理同时为党服务——运作缓慢且效率低下。社群媒体上有很多估计珠海袭击者动机的说法：他无法在法庭上达成他认为公平的离婚协议。

广州市繁忙的求职市场：青年失业率高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之一。

专家指出，其他发泄不满的渠道也在缩小或完全关闭。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研究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反抗，她表示中国人常在网络上表达不满。

“（他们）会在网上骂政府——只是为了发泄愤怒。或者他们可能会组织一场小型抗议活动，如果规模较小，警方通常会允许，”她解释道。“但这种异议，小小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被封锁了。”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加强网络审查，封锁被视为争议或批评的言论；打压揶揄官方的万圣节服装；还有，当河南省民众因银行冻结账户而抗议时，便衣人员似乎在地方官员指挥下殴打示威者。

此外，对人们情感和心理反应的应对同样十分不足。专家指出，中国的辅导服务极其匮乏，这使得那些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感到孤立、孤独和抑郁的人无法找到出口。

“辅导可以帮助增强情绪韧性。”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郭黎玉晶（Sylvia Kwok）表示，中国需要加大精神健康服务，尤其是针对那些经历过创伤或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高风险群体。

“人们需要找到不同的策略或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情绪??减少他们在强烈的情绪压力时做出暴力反应的可能性。”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显示中国社会的盖子正在捂紧，造成了一个压力锅般的局面。

“并不是很多人在大规模谋杀。但紧张情绪似乎在加剧，而且目前看来，这些情绪不太可能得到抒解。”马格努斯表示。

上海万圣节前夕，警方密切注意任何抗议或批评政府的服装或标记。

共产党担心的，应该是公众就此指责当权者。

以此评论为例：“如果政府真的能够公正无私，就不会有这么多愤怒和不满。政府的努力只是创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看似关心弱势群体，却实际上造成了最大的社会不公。”

王慧玲表示，虽然暴力攻击事件在许多国家都有上升趋势，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很少。

“我认为当局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的本能就是镇压。”

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到珠海袭击事件时，他似乎承认社会压力正在增加。他敦促全国各地官员“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但到目前为止，吸取的教训似乎是加强监控以让警方作出更快反应，而不是考虑对中国运作方式进行任何改变。

王慧玲表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阶段。”她指的是中国重新对外开放并带来巨大变化的时期。

“我们需要为意外事件做好准备，例如大量随机袭击、小规模抗议和社会不稳定。”

谢选骏指出：人説“无差别袭击高发的一年揭示中国的愤怒与沮丧情绪”——我看這是王朝末年的特徵。但這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起底农民”呢？因爲农民起义雖是改朝換代所必需的，但同時也會起底农民、玉石俱焚！

谢选骏：跨國公司脚踩兩船——托庇自由法治、掠食專制政體

《美国公司如何对抗政府禁令，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纽约时报 2024-12-16）報道：

美国公司如何对抗政府禁令，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

2023年5月，应用材料公司的一片晶圆。

今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科技公司代表和政府官员再次发现，在向中国出售令人觊觎的技术时，双方在底线问题上存在分歧。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停止向三家中国公司出售用于生产半导体的设备，因为政府将这三家公司与科技巨头华为联系在一起，后者在中国开发先进芯片的努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受到美国的制裁。

制造半导体设备的应用材料公司、科磊公司和泛林集团辩称，这三家中国公司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两名政府官员说，这些美国公司表示，通过向这些中国公司出售设备，他们已经赚了60亿美元，并计划再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设备。

美国官员将美国技术流向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他们对这几家美国公司的说法感到震惊。在本月发布的规定中，他们最终拒绝了这些公司的请求。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华盛顿，出售用于制造半导体的机械设备的公司与决心延缓中国技术进步的拜登官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官员们认为，中国制造用于人工智能开发、自主无人机引导和网络攻击的芯片的能力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出口做出了限制，包括上周出台的新规定。

但十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半导体行业的许多人一直在努力限制这些规定，以保留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讨论敏感的政府内部互动或与行业的交流，大多数人要求匿名。

美国芯片设备公司辩称，只要更严格的规则也适用于国际竞争对手，他们就不会反对。他们的主要抱怨是，只有美国的行业面临限制，日本和荷兰的公司却可以参与进来，向中国提供技术。他们认为，这既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同时也未能约束北京。

在这一年中，芯片设备公司向国会山和白宫派遣了游说者，建立了倡导组织，并资助智库做出支持其立场的研究，以表明他们的论点。他们给官员们打了几十通电话，并向国会中弱势的民主党人施压，警告他们所在选区的失业情况，并要求他们与拜登政府接触。

2024年4月，中国山东一家半导体工厂的工作人员。有人认为，中国生产芯片的能力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但同时也给出售生产设备的公司带去了巨额收入。

非营利组织“开放秘密”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随着美国收紧技术控制，应用材料公司、科磊公司和泛林集团的游说支出大约翻了一番。

应用材料公司和科磊公司均拒绝置评。泛林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努力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并定期“与政策制定者就贸易相关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以造福半导体产业、国家安全和美国创新经济”。

一些美国官员私下表示，游说削弱了他们最近制定的规则。他们说，游说助长了反对美国单独采取行动的论点，并推迟了对某些中国工厂的限制，从而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销售。

一些官员对行业影响力的担忧由来已久。八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对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安全局与半导体设备行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示担忧。该行业聘用了几名前官员担任高管或法律顾问。

工业安全局副局长艾伦·埃斯特维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游说对他的考虑没有影响。他说，该局与其他机构和美国盟友密切合作，制定了严格的限制，针对的是先进芯片生产，而不是针对中国的整体产业。

“国家安全是我的北极星，”他说。“这个行业做什么都不会让我在这个底线上妥协。”

就如何控制技术展开的争论表明，美国在与中国这个既是军事对手又是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家打交道时困难重重。许多官员认为，芯片行业需要监管，但也需要培育：毕竟，如果没有尖端企业，美国将根本无法对中国施加影响。

在候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企业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局势，特朗普已承诺对中国采取激进行动。

美国官员说，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技术，目前正在新建20多家芯片工厂。北京还对美国最近的限制做出了更加敌对的回应——包括禁止稀土出口到美国，并开始对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进行调查——这可能预示着两国在技术和供应链上的冲突将会扩大。

许多拜登官员同意这些公司的观点——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经过数月的谈判，政府于9月与日本和荷兰达成协议，分别停止向中国出口20多种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12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美国必须与盟国合作，确保其努力不被削弱。“当我制定规则时，我必须确保的是，不能让中国只是转而去日本、韩国或欧洲买东西，”她说。

她说，政府还需要与业界“持续对话”，以找出如何限制极其复杂的技术。“我的意思是，国家安全是无价的。所以如果我伤到你的利润了，那也没办法。”

隐藏的华为工厂

上周发布的出口管制措施禁止某些芯片和制造设备运往中国，其中一些是全球性的。该措施还将140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禁止出口商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他们输出某些技术。其中包括三家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美国设备的中国公司——昇维旭技术、深圳鹏欣旭科技(PST)和芯恩（青岛）。

但一些分析师表示，这些规则包含的豁免条款可能会削弱它们的力度，而且可能来得太晚了。据《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商业市场研究报告称，昇维旭、PST和芯恩已经在中国建成了十几家芯片工厂，可能已经为工厂配备了机器。

虽然这些规定将阻止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运往中国任何地方，但并没有对几家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或美国官员最近获悉的与华为有联系的工厂施加额外的限制。

一家这样的工厂——中国南方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芯片工厂——最近刚刚竣工。根据数据平台Wirescreen的公司记录，该工厂与华为或实体名单上的其他公司没有共同股东——因此在尽职调查中不会引起警觉。但公开记录显示，该工厂位于华为拥有的土地上，与另一家华为工厂直接相邻。

两名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获悉这一消息，并担心华为工厂可能仍在接收美国设备。华为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技术专家格雷戈里·C·艾伦表示，中国企业能迅速找到绕过美国管制的方法，美国的封堵速度远远跟不上。

“美国目前是每年进行一次漏洞封堵，而中国的漏洞识别行动则是7×24小时全年无休的，”艾伦说。

漏洞识别

事实上，许多官员认为，正是这些漏洞让华为得以生存，尽管该公司自2019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的限制。

2023年8月雷蒙多在中国访问时，华为发布了一款搭载中国制造的先进芯片的手机，令美国官员大吃一惊。雷蒙多表示，该芯片“几乎肯定”是用美国禁止的技术制造的，并承诺进行调查。

媒体已经有报道记录一个似乎在向华为提供支持的企业网络——包括昇维旭、PST和芯恩——一些美国官员开始推动将它们添加到实体名单中。

2023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波音上海工厂向记者介绍她的此次中国之行。

2023年末，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官员开始扣押美国向这三家中国公司运送的货物。美国公司表示反对，称这种封阻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据两名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认同该看法的工业和安全局官员主张解除封锁，恢复对这三家公司的发货，并最终得以延续了一年。

官员们还认为，美国设备制造商在通过其亚洲子公司向中国发货来规避监管，并开始调查应用材料公司。

拜登政府一直在敦促日本和荷兰同意限制措施，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担心会损害本国企业，也担心中国的报复。6月，美国威胁要部署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实际上等于不顾其他政府的反对，对它们的出口实施全球限制。

到9月，三国政府达成协议，虽然没有达到一些美国官员的期望，却对全球规则进行了重大扩展。

埃斯特维兹表示，美国并不害怕单独采取行动，但这样做会鼓励跨国公司逐渐将美国技术从其供应链中移除。他说，现在美国与盟友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框架，可以不断更新，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威胁。

“坦率地说，这在更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家安全，”他补充道。

最后冲刺

9月，当拜登政府准备宣布新的限制措施时，科磊公司、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访问了白宫和国会山，辩称单边管制将对他们造成长期损害。

据两名国会工作人员称，他们惊动了国会的多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曾要求工业和安全局提供有关控制措施的简报。在公司和国会的压力下，雷蒙多于10月初要求工作人员重新评估这些限制措施是否会产生过多的单边影响。

一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此举旨在确定是否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限制技术，以确保管制能有效地保护国家安全。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商务部官员主张对一些中国工厂（包括华为旗下的工厂）实行广泛的许可例外，前提是产品可从非美国渠道获得。

他们表示，尽管最终规则包含针对部分中国公司的新许可例外，但该努力基本被否决。还有一些给美国产业带来大量营收的芯片制造商此前曾被考虑列入实体清单，但并未成为目标。

2023年5月，副总统贺锦丽和应用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盖里·迪克森在公司位于加州森尼韦尔的工厂。应用材料将投资超过45亿美元用于建造一座研发中心。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公司如何对抗政府禁令，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我看這些跨國公司，奉行“脚踩兩船”的詭計——它們托庇於自由法治的保持，卻去壯大專制政體，以便掠食更大的利潤。

谢选骏：毛泽东的精神病指南是小説《金瓶梅》

《一本成为习近平精神指南的俄罗斯小说》（高安西, SAM CHETWIN GEORGE 2024年12月16日）報道：

10月底，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逐渐升温的美国选举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抵制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他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伊朗、埃及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动荡和变革为特征”的关键新时代。

“是任由世界继续动荡，还是推动世界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习近平问道。他引用了1863年的一部俄罗斯小说作为未来任务的精神指南，这部小说歌颂了革命斗争，并启发了弗拉基米尔·列宁。

习近平经常引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传统来表达他破坏——并最终取代——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意图。但是，通过在金砖国家——一个正不断扩大以纳入新成员的集团——内部倡导革命牺牲精神，习近平正在表明他有意团结发展中世界，以加强与美国力量的斗争。

随着习近平正准备考验特朗普对支撑美国主导秩序的体制和联盟的承诺，从这本中国领导人作为灵感来源引用的晦涩难懂的激进小说中，可以一窥习近平的心理状态。

这本名为《怎么办？关于新人类的故事》的小说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和1863年在牢房中写成的，当时他被指控与颠覆组织有联系，沙皇当局以“推翻现有秩序的邪恶意图”为由将他监禁。这部小说在西方鲜为人知，也许是因为它蜿蜒曲折、扑朔迷离地讲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缝纫合作社中的三角恋，读起来十分艰难。俄罗斯诗人阿法纳西·费特表示，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的罪行是“形式上最糟糕的有预谋的矫揉造作”，读这本书是一件“几乎无法忍受”的事情。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北京担任记者时曾多次尝试读完这本书，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本书对习近平的吸引力在于其中一个叫拉赫梅托夫的主要人物。他是贵族后裔，16岁时反抗专制的父亲，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强健体魄，并移居圣彼得堡，在那里他被招募到一个地下组织，重生为一个“非凡的人”——终极的革命者。

拉赫梅托夫舍弃了美食、美酒和美色。他阅读哲学、文学和科学经典。他不用床垫，甚至为了考验自己，在钉床上过了一夜，弄得浑身是血。他“完全漠视个人情感，没有私心”，只专注于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本书激进的功用主义思想激起了列宁的共鸣，他借用《怎么办？》作为自己在1920年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的标题，在文中，他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决裂，支持组建一支由积极进取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队。

它还激励了毛泽东的许多激进红卫兵，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农村与中国农民一起生活的城市青年。习近平本人就是这些所谓的下放知青之一。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他住在陕西农村的一个窑洞里。他对拉赫梅托夫的苦行方式感到“震惊”，但认为这是磨练意志的理想方式。习近平曾说过，他以拉赫梅托夫为榜样，舍弃了床垫，洗冷水澡，在雨雪天气进行户外锻炼。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呼吁的正是这种牺牲和坚韧的精神，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拉赫梅托夫“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时代的风暴越大，我们就越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勇气站在最前列”。

也许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在面向西方的介绍中淡化了习近平的计划的激进性质，在习近平讲话的官方英文记录稿中删去了他对拉赫梅托夫的提及。

在削弱美国力量的努力中，习近平一直在不断加大压力。2022年，他宣布与俄罗斯建立“没有止境”的伙伴关系，并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与普京总统保持一致。他还一直在鼓吹他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他的计划的修辞和哲学框架。该倡议拥护“共同安全”和保护各国“正当安全关切”等理想。但它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为那些挑战美国战略利益的人提供掩护（中国曾援引该倡议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辩护），并最终保护中国及其伙伴国的利益和政治制度不受美国的制约。

中国领导人希望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一阵营。在喀山，当金砖国家迎来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新成员，以及古巴、委内瑞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申请国和观察员国时，习近平和普京反复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其中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革命或列宁主义根源，不需要什么鼓励就能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正如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在动身前往峰会时所说：“金砖可以成为摆脱美国极权主义的出路。”

习近平认识到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性，并正在编织一个威权者联盟。他巩固了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在伊朗与以色列的代理战争中加强了对伊朗的支持，并避免批评中国唯一的官方盟友朝鲜出兵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中国努力修复与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国之前破裂的关系，并在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习近平似乎相信目前的势头有利于他。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台正值美国的能力因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而捉襟见肘之际。他的周围既有孤立主义者，也有对华鹰派，同时他的言论也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会坚守对乌克兰和台湾等盟友和伙伴的承诺。

上个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了明显针对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言论，预示了他的强硬姿态。他列出了一系列“不容挑战”的“红线”，包括不介入北京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坚持要求华盛顿“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这些措辞远远超出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承诺。

普京仍然是习近平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国家媒体今年报道称，普京计划在今年6月习近平生日时送给他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旧本，他还把金砖国家峰会放在了拉赫梅托夫的祖居地鞑靼斯坦地区举行。今年10月，两人在喀山克里姆林宫会面，那里位于曾被命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路的道路的尽头。

但是，实际谁说了算是无可置疑的。习近平正在继承拉赫梅托夫的衣钵——“非凡的人”、历史的推动者——并相信他的钢铁意志和高瞻远瞩的领导力将把世界从美国的动荡中解救出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本成为习近平精神指南的俄罗斯小说”——我看“毛泽东的精神病指南是小説《金瓶梅》。毛澤東自己讀了還不過癮，還要偷印内部發行共產黨的匪首階層，建立了“黃俄婬蟲共妻國”——所以説，毛泽东的精神病指南是小説《金瓶梅》，毛泽东學習潘金蓮，接過了“紙老虎”的概念，用虛無主義的態度顛覆一切。他的精神病指南，就是一本小説《金瓶梅》，封皮上寫著“紅樓夢”。

谢选骏：受到内外夹攻的王炳章

《祝王炳章生日快乐！纪念他入狱22年，旧文重贴》（2024-12-28 陈维健）百度：

今年是王炳章入狱22周年，12月28日是他77岁生日（维基百科显示是12月30日）。今年与往年不同，全球发起了自他入狱以来最大规模的纪念与庆生活动。

22年倏忽而过，狱中的磨难是度日如年。

我们对炳章在狱中的情况知之甚少，能见到他身影的只是一张穿着囚衣，坐在小板凳上回头仰望的照片。

炳章是基督徒，他背着中国民主自由的十字架，经过22年的牢狱，曾经遭受过诟病的他已经成圣，成为当之无愧，一致认可的举旗人，带路人，领袖。

在此祝他生日快乐！

更盼望着早日出狱回到我们中间。

怀念战友——纪念王炳章入狱22周年旧文重贴 

陈维健 

祝王炳章生日快乐！纪念他入狱22年，旧文重贴

（炳章住在我家，他平易近人，又会讲故事，还会逗孩子玩，当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只有二岁）

炳章被中共绑架入狱、判了无期，转眼就是三年。这三年来的牢狱生活炳章是如何渡过的，我不敢设想。从中共把他关押在广东的地方监狱来看，中共是想致炳章于死地了。因为象炳章这样在海外颇知名的民运人士，何况又是要犯，一般都应关在北京，以防地方的狱头不慎把他当作普通犯人给打死了，免得上面需要做政治交易时而拿不出人来。可见中共对炳章是铁了心，把他当作心头之大患。因此，他在狱中的磨难更为深重。每想到此，心中的痛就油然而起。

我知道炳章的大名是在认识他的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国内，是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他的名字的。他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放弃了回国等待着他的大好前程，毅然在美举起了反对中共专制的民运大旗。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国内一帮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精神为此一振。经过这么多年在黑暗中与中共的抗争，终于有了民主运动的举旗人。不过当年在国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中国，美国传来的声音，对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遥远。

一九九一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久，我来到了地处海角天涯的新西兰，虽然新西兰在地理位置上与美国依然很遥远，但新西兰是和美国同样的民主社会，由于资讯的开放，新西兰和美国又是十分地接近，我可以时常地追踪到炳章在海外的活动。到新西兰后不久，我和我的兄弟办起了一份报纸《新报》，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批评中共的一党专政。虽然当时我们和海外的民运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我们的精神依托却是中国的海外民运。对于王炳章在海外的活动比之于其他人有着更多的关心。当我得知在美国的民运圈出现倒王风波，炳章不仅被排除出当时民运的领导层，还离开了他所创办的“中国之春”杂志时，我为之扼腕痛惜。但由于当时我和海外民运没有多的联系，所以对事情发生的由来并不清楚。在这以后他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时有他的消息传来。

一九九九年“亚太高峰会议”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召开，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共主席江泽民都要来此参加峰会，而且还要举行“克江会谈”。当时有一位资深的民运人士潘晴已来到新西兰，我们在一起酝酿组织对应的抗议活动。他和炳章是风雨同舟多年的老战友。他告诉我炳章要到新西兰来，参加抗议江泽民的到访，想让我们《新报》接待一下，住到我家。当时我刚刚买了房子，炳章要到新西兰来我当然是由衷的高兴。

在“亚太高峰会”召开的前几天炳章到了奥克兰。我们将他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当时已云集在奥克兰采访亚太峰会的一些媒体。台湾“东森电视台”的两名记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机场去接机。虽然炳章到达的时间已是凌晨二点，但这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却让人尊敬，十二点就到报社来作准备工作并和我们一起出发。那位女记者只有二十多岁，扛摄影机的记者也只是三十零一点的小伙子。他们在采访炳章前，先从我们这里了解了许多他的背景情况。那天我们在机场候机良久，迟迟不见炳章出来，我们怕出事情了，会不会新西兰政府在中共压力下不让炳章入境？为此，我们与东森记者说好，如果一但确定新西兰政府不让王入境，我们马上就在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我们正焦虑之时，炳章从里面出来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穿了一身运动装，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长途旅行的疲倦。我们上前与他握手，他脸上的笑容在随意中显得十分地亲切。虽初次见面，却象多年的老友。我们握手问好后，他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整理了一下衣着立即接受了采访。后来炳章说不知道这么早会有记者前来采访，要不然他在飞机上就换上西服了。炳章是很讲究礼仪的人。他说坐飞机怕弄皱了西服，所以都是穿运动服的，这样在机上可以随意放松、好好休息，这是他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奔波得出的经验。

炳章到纽后，开始了从演讲到接受世界各大媒休采访等一系列的活动。当时奥克兰聚集了世界各大媒体采访亚太会议的记者，由着他的到来，使这次亚太高峰会议以外，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闻焦点。他在三十几个国家NGO组织反对亚太峰会的“自由论坛”上，面对各国代表、新西兰的民众和蜂拥的记者，发表了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演讲，他纯熟的英文水平和演讲的激情迎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大会主持人由此让他演讲延长了十分钟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演讲的风彩。在亚太峰会新闻中心，我们《新报》申请到了三张会议采访的记者证。炳章得知后非常的高兴，他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记者的身份，直接兵临城下，来一次与江泽民的面对面的抗议，面对国际社会，当面向江发难，提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原计划曾考虑在江举行记者会时进行，但后来还是决定在江到达奥克兰机场时给他一个下马威，拉开横幅、撒出传单、制造事件。以此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的关注。

1999 年9月11日这一天，对于中国民运，对于《新报》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天。这一天奥克兰蓝天白云、阳光灿烂、金风送暖，市区的所有大酒店都是彩旗飘扬，车来人往，市区的主要街道比平时也热闹了许多，一队队有着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人权、环境等诉求的队伍开始在市中心集结，并在大街上扯起了横幅、举起了标语，民主和自由的气氛流动活跃在整个奥克兰。

上午十时左右，江泽民乘专机即将到达奥克兰，而江泽民的行程是下午二时，在新西兰总督府与克林顿举行中美高峰会谈。在他还没到达之前，我们《新报》和亚太峰会新闻中心的记者们已乘新闻采访车，从新闻中心出发集体到达了奥克兰机场。这一天的采访保安非常严密，所有到机场的记者，在出发前都换发了特殊的采访证（可以进入禁区）。并经过两道安全检查门。作为《新报》记者进入机场的除了新报社长陈维明，还有为了执行这次行动而变成了“特约记者”的潘晴与另一位摄影师王小选（现在他是新西兰ACT的国会议员）。

潘晴这一天身穿黑色的风衣，拿着盛放传单和标语的黑色手提包，担负第一线的行动，准备在江泽民下飞机时拉出横幅撒出传单。而炳章与我在家中指挥。炳章坐在沙发上拿着电话，一边观看电视播出的欢迎江到访的实况新闻转播，一边与在机场行动的人员联系，大有运筹于帷幢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的将帅风度。我们对江泽民下机那一刻所要出现的那一幕感到兴奋。就在我们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出现时，电视实况转播突然中断、跳出了广告。

我们立即觉得情况不对，再打电话过去时手机出现了录音。我们知道机场那边一定出事了，但当时还不知道是因我们拉开了横幅撒了传单才停止转播的，还是出了其它什么事情。事后才知道，当时潘晴已成功地进入了停机坪迎宾红地毯专区（就在新西兰总理谢普莉丝和香港特首董建华的边上）。在江的专机即将降落前的一刻，他被现场负责保卫江泽民的中共特工发现，由于他并非是《新报》的记者，而是一位资深的、对中共有着很强威胁性的民运人士，而且又发现他手持黑皮包。由于时间紧迫、问题严重，中共特工们立即拉开扇型架势，几个“大内高手”寸步不离地围住了潘晴，并不得不通知江的专机暂时不要降落，现场气氛一度非常紧张。在中共的强烈要求下，由新西兰的警察将潘晴请出机场停机坪。而新西兰的警方要请一位记者离开采访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是请示了最高当局后才执行的任务。潘晴是被新西兰顶级警卫“蓝衣队”请出场的。当警方在机场警卫处要求潘晴打开黑皮包，显出传单和横幅时，新西兰的警官们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对潘晴说：“先生，你的这几张纸片可让我们大大的紧张了一阵，呵呵！我们还以会是炸弹呢！”。不过在一旁的中共特工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们明白如果在江下机时，这些传单和横幅出现在江的面前，当这些画面通过众多国际媒体的实况转播传到全世界时，后果是如何的不堪设想，它起到的政治作用可不比炸弹威力小。当潘晴等人被扣留后，江的飞机才徐徐降落，时间为此比原定的晚了半个多小时，克江会谈也为此推迟了。

事后警方没收了他们的记者证，虽然新闻中心的记者部主任一再声明：没收他们的记者证，是非法的。但是警方在中共的压力下还是没收了。不过新西兰政府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总理谢普莉丝被指为了讨好中共，指使警方干涉新闻自由。最后由国会通过议案让警察部长向公众作公开道歉，不过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了。这次机场抗议江泽民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给了中共一场不小的惊吓（电视中，老江下飞机时脸色铁青，欢迎仪式都从简了。害的一帮亲共马屁侨领白等了几个小时，江与随从理也不理这帮人便匆匆离去。）事后听与中共内部有关系的知情人称：中共大内安全头目由贵喜说：没想到我们差一点儿在新西兰这个小地方翻了船。而在这以前民运的抗议活动都只能远远地站在被警察所设的安全线外，没想到新西兰的民运因为有了报纸这个媒体平台，竟堂而皇之地挂着记者证钻到最前沿来了。想来这次事件也是炳章成为中共心头之恨的一个重要原因。炳章事后也很后悔，他检讨自己说，他心急了一点，如果把这次抗议活动按排在为江泽民专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可能就成功了，效果也会更好。从机场抗议事件中，让我感到炳章是一个有胆识、能抓住时机的人，一但出现问题时，也是一个敢于检讨自己的人。

在炳章访问奥克兰期间，新西兰一份亲共报纸，刊登了一篇攻击炳章的文章，该文说，王炳章在到纽以前访问过台湾，他所参与的“中国民主党”经费来源是台湾政府给钱的，王炳章已是台湾政府豢养的一条走狗。不错，王炳章先生确实在到新西兰前访问过台湾，但他到台湾没有拿一分钱。王炳章告诉我说，他这几年来是靠他在加拿大的弟弟来养他从事民运的。我打趣地说，当年孙中山靠他的哥哥卖牛支持搞革命，你靠弟弟卖什么搞民运呢？你们两人搞革命正是如出一辙，难怪你要走孙中山的路线了。

在民运中王炳章是走孙中山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著有“重建中华民国”一文。王炳章这次来纽经济上非常的拮据，他来纽的飞机票钱也是我们在纽的几个朋友凑的，我们也没按排旅馆，而是住在我家里，虽然他生活上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但是为了民运他却能东宿西住在朋友家中。而民运朋友的家中往往都不宽裕。王炳章住在我家时，我家的一个房客和我老婆都很喜欢他，他平易近人，又会讲故事，还会逗孩子玩，当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只有二岁，他每天总要抱抱他亲亲他的小脸。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身体，他早上不喝牛奶，喝一杯果汁，洗完澡要喷上香水，西服总是熨得毕挺，我老婆还嬉称他是“腐败民运”——真不知道已穷到这份上的民运还能拿什么来腐败？

在谈到民运与台湾关系时炳章告诉过我，他曾经确实受到过台湾方面的支持，不过那时在蒋经国时代。炳章在对我说起当年蒋经国先生对民运的支持时有一种难言的激动。他说当年他在美国招开记者会宣布发刊“中国之春”杂志，蒋经国先生派人来和他联系，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对“中国之春”经济上的支持是无条件的， “中国之春”也可以批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也有许多错误，要不然也不会被共产党打败。当时蒋经国先生已开放党禁、报禁准备进行民主选举。所以蒋经国的代表对他说，国民党的目的是民主统一中国。不过后来由于蒋经国的去世，台湾在政治开始转向台湾独立，而炳章在政治上是坚决不支持台湾的独立路线的。炳章在他的文章中也说到过：“近年来台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从而使台湾政府不再对他的支持。他这次到台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湾政府说我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你们推翻贵国政府，这种说法是非常离谱的，台湾政府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因为台湾当年从中国大陆退守到台时，拿走了大量的大陆黄金，这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中国搞民运了”。炳章说他的采访发言刊登出来后，台湾政府大为光火，把他列入了禁止入台的黑名单。这个情况中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共为了把民运打成台湾独立的支持者，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有意的抹煞这一点。

炳章在我家时，他时常给我讲一些民运的往事，我知道他这些年来因搞民运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他却很少谈到他的这些委屈，在谈到其他民运人士时，他也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的这一品质，在内斗很激烈的民运内部，真是难得见到。炳章在民运中是一位温文尔雅之士，也许这来自他多年的西方教育。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了，他一定能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树立起很好的形象。炳章来纽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他对新西兰是非常有感情的。他早晨起来总是喜欢坐在我家的阳台上，面对园子里的那一块洒满阳光的绿草地说，有一天中共专制政权被推翻了，我要到新西兰来养老，写写回忆录。炳章回去后，我们“新报”因着与亲共报纸的一场官司，涉及到该报对炳章的攻击一事写信给他，他不久就回信：

潘晴、维健二兄：

多谢你们的关心。原本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是不屑一顾的，但读了你们的信，经思考同意你们的建议：诉诸法律，主要以正视听。现在写一封委托书给你们。（委托书另一页）

我目前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内的工作，对海外的纷争深觉厌恶。“民主党”本来是一面新有旗帜，但“民主党”在海外分成二个（或三、四个）之后，我非常难过。我做了大量的劝合工作，但力不从心，我感到对不起国内坐牢的同志们。

今后，我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立的工作，在未来民主中国的蓝图方面下些功夫。

二、国内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络建点。

三、在海外独立自主地搞一些经费，力所能及地支援国内。

当然我也在思考民运的新出路。

十分想念新西兰，………那块海外的民运净土。

问维明小选等朋友好！

炳章2000、11、29

读了炳章的来信，让我感到他对海外民运状况深深地无奈和痛心，也让我感到这位首举中国海外民运义旗的战士，那种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拳拳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炳章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在写了这封信以后去了泰国，在泰国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给我们来过电话，让我们知道他在按照他所说的义无反顾地去做……直到他去越南时被中共绑架。我们知道他去越南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筹措一笔民运经费，而这笔经费也许就成了诱捕炳章的鱼饵？令人叹息不已……

炳章时常为没有做好海外的民运工作，感到对不起国内坐牢的朋友，现在他成为他们的难友了。他为中国的民运已付出了现有的一切。在沉重的牢房里他的心也许会轻松一些。他在监狱中，面对被铁栏栅分隔的天空，也许会很怀念蓝天白云下新西兰的那一方绿草地。虽然他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我在想：吉人自有天佑，他一定不用把牢底坐穿的。

到那时，新西兰的阳光和清风将会迎接他的到来，面对呼吸着自由空气的芳草绿地，为他把酒迎风论英雄。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临。陈维健 26/05/2005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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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28 11:08

谢选骏指出：人説“祝王炳章生日快乐！纪念他入狱22年”；我看到的卻是“受到内外夹攻的王炳章”——他抗議美國轟炸南聯盟中領館而失去了美國的支持，他要求台灣歸還故宮博物院而失去了台灣的支持，他特立獨行而失去了民運各個山頭的支持……因此只能在内外夹攻之下一去不返了！

谢选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六人一房上下铺

《只要过得足够苦，一切都可以是自愿的》（西坡原创 2024-12-27）報道：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谢选骏指出：人説“只要过得足够苦，一切都可以是自愿的”——這讓我想起了，1978年到1981年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六人一房上下铺，完全是延安作风的土匪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領導還在大會上嚎叫——“不信仰馬列主義的人，不能在這裏進行研究，因爲我們這個最高學府，培養的是馬列主義的人才！”……我當時就想，“你們六人一房上下铺，複製延安作风土匪窝，能有研究人才真見鬼！”

谢选骏：橄榄球也成了一个武器

《澳洲开启“橄榄球外交”抗衡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蒂芬妮·汤布尔（Tiffanie Turnbull）BBC记者 2024年12月13日）報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将加入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联盟竞赛 ，这是因为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不与中国建立安全联系。

这个太平洋岛国培养了许多澳洲国家橄榄球联盟（NRL）的明星，并一直在争取加入这个联盟。澳洲已承诺将在十年内提供6亿澳元（约3.84亿美元）来协助该国成立这个队伍，并从2028年开始参赛，同时协助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展基层橄榄球运动。该队伍将以首都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为基地。

作为交换，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协议，并称该协议重申了对澳洲作为其主要安全夥伴的承诺。

双方协议的具体条款是保密的，但BBC了解到，这些协议允许澳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谓的“太平洋大家庭”以外的国家达成安全协议时撤回资金。这一条款被广泛解读为是在排除中国，尽管北京近年来在该区域尝试扩大影响力。

但是，如果堪培拉最后撤资了，澳洲国家橄榄球联盟就必须放弃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队的合作。

在悉尼宣布这项协议时，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乐培（James Marape）称，这对他的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机会，旨在促进“团结”——不仅是为了该岛国的830个语言群体，也是为了促进整个国家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

他向媒体称：“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体育和体育商业，而是……团结这个地球上最具多样性的国家，还有以最重要的方式团结我们国家与澳洲，人民对人民的团结。”

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宣称，这对两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并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上唯一将橄榄球联盟视为国家运动的国家——“应该”在澳洲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尔巴尼斯说：“新的球队将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我知道从第一天起会有数百万骄傲的球迷为它呐喊。”

这对澳洲橄榄球联盟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是该竞赛首次扩展到海外，试图吸引国际观众。该联盟唯一的其他外国队伍——新西兰勇士队（New Zealand Warriors），是在30年前成立时就已参与该竞赛。该联盟负责人彼得·弗兰迪斯（Peter V'landys）一直在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申请，认为这对其联盟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发展都是巨大的机遇。

新的队名和制服将在日后决定。

澳洲体育外交“前所未有”的胜利

澳洲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国际关系副教授斯图尔特·穆雷（Stuart Murray）告诉BBC说，虽然澳洲使用体育作为外交策略并不新鲜，但这项协议是前所未有的。

他解释说，过去十年来，澳洲一直在“创新思考如何将体育与政策结合，以对抗传统安全威胁，但在这种情况下，规模、范围、资金，以及两国领袖在如此高层次上表示支持，这在之前是从未发生过的。”

穆雷又补充说，“基本上，透过这一合作，我们将开启20或30个其他合作渠道——包括商业、贸易、执法、教育交流、性别工作、气候变化……我认为这太棒了。”

事实上，澳洲和中国近年来都在争夺在太平洋地区的更大影响力。2022年，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重大执法协议后，坎培拉花了数年时间试图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达成排他性安全协议，包括去年与图瓦鲁（Tuvalu）签署的执法协议，以及本周早些时候与瑙鲁（Nauru，诺鲁）签署的条约。

有些人称赞澳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的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5年宣布从澳洲独立），认为这是澳洲的另一项重大战略胜利。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兴趣和参与度的提高，许多其他中等强国和大国都难以让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排他性的安全夥伴协议，”奥利弗·诺贝托（Oliver Nobetau）说。诺贝托曾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一名律师，后来转型成为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政策分析师。

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称，协议签订两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并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在澳洲国家橄榄球联盟（NRL）中占有一席之地。

双方总理都试图淡化协议的安全层面，将其视为诺贝托所称的两国之间“日益稀薄”关系的促进。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乐培强调，该协议“并不妨碍我们与任何国家，尤其是我们的亚洲邻国建立关系”。

“例如，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夥伴和双边夥伴，”他说。

马乐培又补充强调称：“但在安全方面，离我们更近的……我们的共同领土需要被保护、捍卫和执法……需要一起合作。”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些协议并未赋予澳洲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协议的否决权。但其框架确实使几乎所有其他潜在夥伴消失，而诺贝托表示，这一公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部可能被视为“澳洲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主权施加的影响”。

然而，他和穆雷教授也指出，这个双边协议反映了太平洋关系中出现的“交易性”动态。

穆雷表示：“那些谈论善意、认为体育与政治不相容的人，这是20世纪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没有理由无条件地放弃我们的文化资产。这在外交中是行不通的。”

穆雷和诺贝托都同意，这些协议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时刻，并可能预示着澳洲将如何继续在该地区推进其议程。

“中国在体育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正是中国擅长的领域……但中国不会在这方面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诺贝托说。

“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穆雷教授补充道。“我们需要利用它，尤其是在像太平洋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地区。”

谢选骏指出：人説——澳洲开启“橄榄球外交”抗衡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我看——橄榄球也成了一个武器；這是模仿毛狗的“乒乓外交”呢？還是毛狗偷學了澳洲土人？